一、 文献回顾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套解释“发展状态持续滞后地区及成因”的边际化理论得到创立与发展。边际地区是指发展要素或其综合发展状态滞后的区域^[1]，具有远离区域行政中心、处于山区或丘陵地带、经济基础脆弱、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边际化特征^[2-3]。在边际地区边际化成因与理论解释上，Pigozzi借鉴传统的时间序列分解法，提出根据空间过滤确定空间边际化等级^[4]；Tykkylainen和Neil建立了描述空间重构和压力响应过程的“四因素”模型^[5],为边际化过程提供了多因子解释；Schmidt从空间维度与时序过程、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客观边际化与主观边际化、边际化表征与边际化程度多维视角出发，建立了边际化研究的总体框架^[6]。在实证研究方面，学者们针对特定边际地区——转型国家^{[5, 7]}、干旱生态脆弱区^[8]、喜马拉雅山区^[9]，开展了边际地区类型划分、边际化特征与问题识辩、边际化动力机制研究，山区因其边际化的典型性而成为实证研究的重点。全球化对边际地区产生积极和消极影响^[10-11]，不利的发展环境会加重边际地区边际化^[12]。在对策方面，环境管理^[13]、教育培训^[14]、边际地区旅游^[15]成为边际地区从“边际化”到“反边际化”的基本途径。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城市社会群体分异与城市空间边际化程度在加重^[16]，中国乡村边际化、进城务工人员边际化、贫困地区边际化问题突出^[17]。目前国内学者针对“边际地区边际化过程”的系统研究较欠缺，相关研究集中在边际地区土地利用^[18]、农地边际化^[19-20]、边缘化地区特征^[21]、历史时期边际地区问题^[22]等方面。总体上看,国际学术界对边际地区边际化研究已有一定的积累基础，对边际地区边际化的概念、类型、特征、问题、成因已有初步揭示^[23]。然而，不足之处在于：重视空间极化与全球化的地区响应，对边际地区的内部边际化与内部反边际化研究不够；注重边际地区边际化影响因素分析，但地方垂直综合研究与空间水平关联分析相脱节；尺度研究上已有的成果集中于大洲、国家和地区层次，对县乡等小尺度地域研究较少。本文基于空间极化与空间边际化耦合关系，对空间边际化机制及其作用分量进行了理论解构，并利用甘肃古浪县和浙江宁海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构成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

二、 理论建构

边际地区边际化程度是基于两个或多个地域单元发展状态的比较，具有相对性。相比较的地域单元，既可以是空间分离的，也可以是空间毗邻的。为简化研究和便于实证，本文主要聚焦于空间关联体(同一区域内)不同边际化地域单元某一发展要素的分析与比较。为创建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和定量分析体系,进行以下一系列理论设定和分量解构。

第一，空间边际化理论总体表述为，空间关联体内不同地域单元的边际化程度，是由空间水平关联作用与区域垂直综合作用耦合形成。这一耦合关系由四项作用分力构成：外部边际化作用分力(F_om)与外部反边际化作用分力(F_oum)；内部边际化作用分力(F_im)与内部反边际化作用分力(F_ium)。进一步，依据作用力对边际地区发展程度产生的正负效应的不同，将外部反边际化与内部反边际化的作用分力之合力称为反边际化作用力(F_um)，将外边际化与内部边际化的作用分力之合力称为边际化作用力(F_m)，见图 1。

第二，与外部边际化、外部反边际化、内部边际化、内部反边际化的作用分力相对应，四个作用力在边际地区形成四种不同的功能响应：外部边际化效应(E_om)、外部反边际化效应(E_oum)、内部边际化效应(E_im)、内部反边际化效应(E_ium)。前一组概念是对空间极化、回流/扩散效应的嫁接，后一组概念则是对边际地区内部发展要素或条件产生的约束—限制、支撑—激励机制的表述。外部边际化效应主要是在极化区域的极化作用下，导致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发展要素流出，进而加重了边际地区边际化程度，削弱了边际地区的发展能力与发展水平。外部反边际化效应，主要是由于极化地区的回流/扩散作用或国家政策性投入，导致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发展要素的流入，进而提升边际地区的发展程度。对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的边际地区而言，因技术层次低和资金缺乏，外部边际化主要表现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外部反边际化主要表现在外出务工收入和政策性投入。内部边际化效应源自于边际地区发展条件/要素支撑的不足产生的强烈限制，阻滞了边际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内部反边际化效应，是边际地区在外部边际化效应与外部反边际化效应作用下与区域发展要素支撑下所实现的内生性发展程度。与边际化作用力与反边际化作用力相对应，把外部边际化效应与内部边际效应统称边际化效应(E_m)，外部反边际化效应与内部反边际效应统称反边际化效应(E_um)。

第三，与四个作用分力和四种效应相对应，存在四个可识别可测度的分量：外部边际化分量(X_om)、外部反边际化分量(X_oum)、内部边际化分量(X_im)、内部反边际化分量(X_ium)。进一步，可将外部边际化分量与内部边际分量并合为边际化分量(X_m)，外部反边际化分量与内部反边际分量并合为反边际化分量(X_um)。

第四，若空间关联体内有i个地域单元(S_i)，其发展状态值(X_i)由j个组分构成。设定空间关联体中发展态中最大的地域(S_imax)为“基准单元”，同时将其定义为“非边际化地域单元”，其发展状态值(X_imax)及其各组分(X_imaxj)为基准值。可以设定，空间关联体内的不同地域单元(S_i)的要素发展值(X_i),是内部反边际化与外部反边际化合力作用的结果,等同于单元i的反边际化量(X_i-um)。单元i的反边际化量为内部反边际化分量(X_i-ium)的各组成部分(X_ij-ium)之和与外部反边际化分量(X_i-oum)的各组成部分(X_ij-oum)之和的和。用公式表达：

${{X}_{i-ium}}=\sum\limits_{i,j=1}^{n}{({{X}_{i,j-ium}})}$

(1)

${{X}_{i-oum}}=\sum\limits_{i,j=1}^{n}{({{X}_{i,j-oum}})})$

(2)

${{X}_{i-um}}={{X}_{i}},{{X}_{i-um}}={{X}_{i-ium}}+{{X}_{i-oum}}$

(3)

${{R}_{i-um}}={{X}_{i-um}}/{{X}_{i\max }}={{X}_{i-ium}}/{{X}_{i\max }}+{{X}_{i-oum}}/{{X}_{i\max }}={{R}_{i-ium}}+{{R}_{i-oum}}$

(4)

式中：R_i-um为反边际化率，R_i-im为内部反边际化率，R_i-oum为外部反边际化率。

第五，设定基准地域单元(S_imax)的内部反边际化各组分分量(X_imaxj-ium)与相应的某单元(S_i)的内部反边际化各组成分量(X_ij-ium)之差的累计之和,为单元i的内部边际化分量(X_i-im)。基准地域单元的外部反边际化各组成分量(X_imaxj-oum)与某单元(S_i)的外部反边际化各组成分量(X_ij-oum)之差的累计之和,为单元i的外部边际化分量(X_i-om)，两者之和为边际化量(X_i-m),用公式表达:

${{X}_{i-im}}=\sum\limits_{i,j=1}^{n}{({{X}_{i\max -ium}}-{{X}_{ij-ium}})}$

(5)

${{X}_{i-om}}=\sum\limits_{i,j=1}^{n}{({{X}_{i\operatorname{maxj}-oium}}-{{X}_{ij-oum}})}$

(6)

${{X}_{i-m}}={{X}_{i-im}}+{{X}_{i-om}},{{X}_{i-m}}={{X}_{i\max }}-{{X}_{i-um}}$

(7)

${{R}_{i-m}}={{X}_{i-im}}/{{X}_{i\max }}+{{X}_{i-om}}/{{X}_{i\max }}={{R}_{i-im}}+{{R}_{i-om}},{{R}_{i-m}}=(1-{{X}_{i-um}}/{{X}_{i\max }})$

(8)

式中：R_i-m为边际化率，R_i-im为内部边际化率，R_i-om为外部边际化率。

第六，假设存在一种理想的空间关联体，各地域单元的发展值(X_i)随空间距离变化呈现出从最小(X_imin)到最大(X_imax)的序位排列，对应地其反边际化分量与边际化分量也呈现出梯度式变化。在发展态(X_i)已知条件下，空间关联体内诸地域单元的边际化程度/边际化率与反边际化程度/反边际化率具有此增彼减的反比关系(图 2、图 3)。

第七，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存在空间水平关联作用与区域垂直综合作用的耦合关系，外部边际化、外部反边际化、内部边际化、内部反边际化的作用分力及其各分量并非完全独立关系。假设两个地域单元处于完全封闭状态，则两单元的反边际化分量仅限于内部反边际化分量，边际化全由内部边际化产生。然而，在开放条件下，空间水平关联与区域垂直综合作用形成了两种基本的耦合关系：一方面，外部资金等发展要素的流入直接构成两个单元的外部反边际化分量(X_oum)及其外部边际化分量(X_om)差异,同时注入的资金与区域发展要素耦合作用，形成了一个内部反边际化分量增加值(X_oum-ium)，即在内部反边际化分量中已经包含了外部反边际化所贡献的一个量，用集合术语表达为X_oum-ium∈X_ium。另一方面，在空间极化作用下，劳动力等发展要素的流出或多或少会对边际地区发展程度产生负面影响，存在因发展要素流出而导致内部边际程度加重的分量(X_om-im)，即内部边际化分量中包含了外部极化边际化产生的一个分量,用集合术语表达为X_om-im∈X_im。

第八，以上分析框架可以拓展到空间非关联的两个或多个地域单元的边际化分析与比较。需要说明的是，不管是外部边际化分量还是内部边际化分量，均是基于与基准单元值的比较，具有相对性。对此，进一步将内部边际化分量(X_im)分成两部分：一是内部绝对边际化分量(X_ima)，它是边际地区因“内部自身发展条件不足”而对发展态形成的约束或限制程度；二是内部相对边际化分量(X_imir)，它是内部边际化分量中扣除内部绝对边际化分量剩余部分，用公式表达为X_imir=X_im-X_imia，其含义可表述为因“相对基准单元的发展要素与条件的差距”而形成的相对边际化程度。

三、 研究区域与资料处理

目前国家公布的不同行政级别的统计年鉴中，县级农民人均纯收入具有最详细的分类数据，相对省(市)地域尺度，县级单元在自然生态、社会经济发展要素与环境方面具有更多同质性，因此，本文以县级单元进行实证研究。选择地处西北内陆、县域经济发展落后、垂直地带性分异明显的甘肃古浪县作为案例研究区，以揭示边际地区不同自然环境条件下的空间边际化特征。进一步，选择地处东南沿海、地方经济和区域经济发达的浙江宁海县作为与之比较的参照系，以揭示边际地区与发达地区的边际化程度及其主要成因。

(一) 研究区域的基本特点

古浪县位于祁连山东延支脉乌鞘岭北麓，地处中国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三大自然区的交汇地带。海拔在1 550～3 469米，从北部的腾格里沙漠荒漠草场带、腾格里沙漠南缘半荒漠草场带，到中部的祁连山北坡黄土丘陵沟壑半荒漠草场，到南部的中山山地草场带和高山草甸草场带，自然景观的垂直地带性分异明显。与自然景观变化相对应，农业景观呈现出沙区牧业、平原绿洲农业、沙积高丘旱作农业、绿洲农业—浅山干旱农业、低山旱作农业景观带、中山二阴农牧林景观带、亚高山高寒牧农林景观带的变化格局。无疑这一地区是研究“自然环境限制、自然景观与农业景观分异下的空间边际化”的理想区域。

2012年古浪县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9 034元、3 559元，远低于全国同期的两个指标值38 354元、7 917元。全县35.75万农村人口中有16.83万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高达47.1%。全县劳务总人数9.71万人，劳务总收入10.52亿元，占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的29.90%。古浪县是全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近年来在甘肃省86个县市中人均GDP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排位在60~66之间，属于典型的边际地区，边际化特征与边际化问题突出。除上海市和北京市外，在省级行政区中浙江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3年居全国首位，2012年宁海县人均GDP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54 483元、16 547元，经济实力在浙江省69个县市中排位在30左右。选择宁海县作为参照系，一是避免高度工业化、城市化的大都市地域，二是能够代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偏上的水平。

(二) 资料来源与处理

本文的基础数据来源于甘肃古浪县和浙江宁海县统计年鉴中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及构成”数据。选择农民人均纯收入这一指标研究边际地区边际化程度，主要基于以下考虑：(1)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据来自农民家庭调查户的收支流水账，具有详实性和良好置信度。(2)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反映农民家庭各项实际收入水平的综合性指标，该指标对揭示农村边际化地区及其边际化程度具有指示性意义。(3)更重要的是，农民家庭纯收入既包括家庭经营性收入,又包括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收入结构数据与上述理论框架中的反边际化和边际化分量具有良好的对应和契合，能够支撑边际化程度分析。

依据已建立的分析框架和各组分的内在特点，对两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构成数据作以下处理：(1)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应于内部反边际分量(X_i-ium)，由三部分构成。一是第一产业(种植业、林业、牧业)，反映农业在反边际化中的贡献率；二是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反映农民家庭经营中工业和手工业在反边际化中的作用大小；三是农民家庭来自第三产业(批发零销、餐饮业、服务业、运输业)的纯收入，反映农民家庭经济中服务业支撑的程度。(2)各乡镇的外部反边际分量(X_i-oum)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转移性收入，主要是国家财政救济、补贴和来自非家庭成员的外来收入，反映政策投入资金在反边际化率中的贡献量；二是财产性收入，主要由银行存款利息组成，由于存款大部分来自外出务工收入积累，因此列入外部反边际量中；三是家庭成员的工资性收入，包括在非企业组织、本乡地域内、外出从业收入。

四、 古浪县边际化分析 (一) 古浪县内部边际化时空分析

择定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永丰滩乡为基准单元。将古浪县各乡镇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按降序排列，这一排序总体上与绿洲—灌溉农业区、绿洲—旱作农业混合区、旱作—二阴农业区的空间分布一致。利用公式(1)-(8)，求算出各乡镇的内部反边际化分量与外部反边际化分量、内部边际化分量与外部边际化分量、边际化率与反边际化率，见图 4、图 5及表 1。

从平原绿洲农业到祁连山低山旱作农业、中高山二阴高寒农业，随着发展种植业和非农产业的适宜性降低和限制性增强，内部反边际化分量及组分、外部反边际分量及组分总体上表现出梯度递减、边际化程度加重的特点。同时，外部反边际化分量从明显低于内部反边际化分量转到高于内部反边际化分量，反映出边际化地区力图通过提高外部反边际化来减弱边际化程度的努力。在反边际化总量中，国家政策性补贴所占比重不到10%，说明靠政策补贴难以解决边际地区的生计与发展问题。在边际化量中，内部边际化分量占了绝大部分。旱作—二阴农业区的八个乡镇平均边际化率为61.79%，其中内部边际化率为53.51%，外部边际化率为8.46%。在内部边际化率中，农业边际化率占了35.72%。表明自然环境尤其是发展农业条件的差异是导致边际地区内部空间边际化的主要原因。

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所有乡镇即使是重度边际化乡镇，农民人均收入构成中非农收入均高于农业收入。这一现象内含了中国农村发展诸多特有的问题：这是农业与非农业收益差异在农民收入构成、乡镇经济构成上的体现；用三次产业结构来分析乡镇或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严重偏差；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已将中国整个乡村经济拖入到对其的高度依赖中，一旦这一进程受阻，必然会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难以估量的冲击和影响。

以永丰滩乡为基准单元，依据古浪县2003-2012年各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构成数据和边际化值，选择绿洲—灌溉农业区的海子滩镇、绿洲—旱作农业区的民权乡、旱作—二阴农业区的横梁乡，进行古浪县内部空间边际化变动分析(表 1)。数据分析表明：(1)10年来各年份的边际化量、内部边际化分量、外部边际化分量、边际化率四个指标值，均表现出明显的海子滩镇大于民权乡、大于横梁乡的梯度变化特点。(2)除个别年份外，三乡镇的内部边际化量与内部边际化率均高于外部边际化量和外部边际率，并呈现出从绿洲—灌溉农业、绿洲—旱作农业到旱作—二阴农业其差值增大的趋势。(3)2003-2012年期间，海子滩镇的边际化程度呈下降趋势，边际化率从2003年的0.12%降低到2012年的0.08%，多年平均边际化率为0.10%，其中，年平均内部边际化率和外部边际化率分别为0.11%、-0.01%。民权乡的边际化加重明显，同期边际化率从0.26%增加到0.49%，多年平均边际化率为0.36%，其中，年平均内部边际化率和外部边际化率分别为0.25%、0.11%。横梁乡的边际化呈现持续加重的特点，同期从边际化率从0.53%增加到0.65%，多年平均边际化率为0.55%，其中，年平均内部边际化率和外部边际化率分别为0.36%、0.19%。(4)总体上看，受自然环境的强烈限制，内部边际是各乡镇边际化差异的主要动因；绿洲农业区的边际化程度有所减弱，其他类型农业地域则表现出边际化持续加重的态势。

(二) 以宁海县为基准地域单元的边际化分析

以浙江宁海县为基准单元，利用古浪县和宁海县2003-2012农民人均纯收入构成数据，完成古浪县边际化程度变化表(表 2)。计算结果表明：(1)10年来古浪县与宁海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绝对差值即边际化量快速加大，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1.33%，呈现出重度边际化特点。(2)在边际化分量中，各年的内部边际化分量和内部边际化率均低于外部边际化分量和外部边际化率，且随着时间变化其差值有加大趋势。2003-2012年期间年平均边际化率为0.77%，其中，年均内部边际化率和外部边际化率分别为0.21%、0.56%。(3)内部边际化分量中，农业的边际化量所占比重较低(年平均值为31.48%)，非农产业所占比重大(为60.52%)。近年来古浪县农业边际化的绝对值和相对值均表出现较明显的增加趋势，表明伴随宁海县的整体经济实力的提高，非农产业对农业的反哺作用逐步显现，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与落后地区农业发展水平的差距。(4)外部边际化分量中，工资性收入中占了绝对主体，各年份占外部边际化比重在82%~97%之间，同时也是边际化总量中贡献率最大的一项，多年来平均占边际总量的64.15%。值得关注的是，在工资性收入构成中，古浪县本乡地域内收入所占比重从2003年的11.24%下降到2012年的9.45%，同期宁海县本乡地域内收入所占比重从79.81%上升到83.53%，表明农村乡镇地域层次上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达地区持续增强而落后地区相对减弱的变化特点。

与乡镇经济、县域经济和区域经济发达的宁海县比较，古浪县除面积有限的绿洲农业外，干旱、半干旱、阴凉的黄土低山中高山自然环境刚性地制约了农业生产和非农产业的发展；县城和县域经济弱小，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低下(分别为25.16%、18.96%)，难以带动农民非农产业收入增加；同时由于劳动力整体素质和外出率相对较低，远离经济发达地区，到东南沿海务工人数少、本地劳务市场工资相对低廉等原因，客观上加重了边际地区及其发展条件不错的乡镇外部边际化程度。

五、 结语

空间经济非均衡发展中的边际化是空间极化与空间边际化耦合作用的结果。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状态持续滞后”这一现象，现有的一些理论——增长极理论、循环积累论、核心—边缘模式等，侧重从“极化/核心区域”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进行解释，忽视并缺失了边际地区内部边际化和内部反边际化的基础性作用，显示出其理论解释力的不足。空间边际化理论以“边际地区”为研究基点，力图将区域比较与空间分析、地方垂直综合作用与空间关联作用、空间极化与空间边际化整合于理论建构中。与“核心区”的“空间极化”相对应，“边际地区”的“空间边际化”提供了一套耦合的互补的理论解释，展现出空间差异和空间非均衡研究的新视角。

在经济全球化、经济转型、多级城市经济极化背景下，中国空间经济呈现出持续而强烈的梯度差和边际化特征。边际地区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滞后、“三农问题”突出、经济发展不平衡极端化、潜存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大的“问题—危机区域”，凸显了对边际地区理论与实证研究的重要性。古浪县边际化的案例研究表明：不同地域单元之间的发展条件，尤其是农业发展条件的差异，是形成边际地区内部空间边际化的主要因素；受自然环境及其弱化的经济环境的双重约束，抑制了总收益，减弱了生产要素投资及其效益，内部边际化以一种持恒的力量阻滞了边际地区的内生增长，并具有一种难以逆转的刚性特点；与中国经济发达区域比较，非农产业发展环境和发展水平，尤其是工资性收入和第二第三产业收入的差异，成为边际地区边际化的主要原因。

基于农民人均纯收入构成的边际化分析方法，具有结构性分析、相对比较分析、黑箱分析的特点，无疑可成为研究农村边际地区边际化有用的工具，但同时存在研究方法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据自身的缺陷。基于已建立的研究框架，需要进行长时段、多类型、复合性指标的实证分析，有几个关键性问题有待深入研究：地方垂直综合作用下即人地交互作用下的边际化机制如何？如何测算并剥离出外部边际化效应带来的内部际化增量？如何测算并剥离出外部反边际化效应带来的内部反际化增量？中国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对边际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