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think tank)，又称智囊团、思想库，是一种专门从事决策咨询、提供思想产品服务的机构^[1]。在战争年代智库多是为获取军事情报、提供战事决策支持、制订作战方案的军事战略顾问机构；在和平年代，智库大多是为政府的社会公共决策系统生产公共智慧思想产品、提供创新方案以满足公共利益需要的社会组织。二战结束后的二三十年间，世界局势总体处于和平状态，在政府的鼓励和倡导下，各类智库机构慢慢浮出水面，从幕后走到了前台，开始了对社会公共领域的关注。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智库已经作为一种高速发展的社会事业成为社会公共决策管理系统中的重要成员。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公民与社会项目组发布的《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2014》^[2]指出，全球现有智库6 600多家，其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洲有1 989家，以英国、德国、法国为代表的欧洲有1 822家，以中国、印度和日本为代表的亚洲有1 106家，全球智库事业已经进入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发展中国家快速跟进的高速发展时期。在现代社会，智库在国家战略部署和社会公共决策系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具有“资政”、“启智”、“制衡”、“聚才”、“强国”^[3]等多项功能，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在全球智库事业高速发展的时代，回头认真研究现代智库事业的发展历程，总结智库事业的发展规律，对推动智库事业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学术研究视角，通过研究与“智库”主题相关的学术研究内容来揭示智库事业发展的多阶段历程及发展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智库事业的发展进行探究。

一、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Web of Science(简称WOS^TM)是国际学术同行普遍认可的检索国际核心学术成果的重要索引库。为保证所获文献数据的权威性，本文选择WOS核心数据库(即WOS^TM核心核集)作为检索源，具体检索策略=“主题: (“think tank^*”) OR 主题: (“think factor^*”) OR 主题: (“brain trust^*”) OR 主题: (“brain tank^*”)”；时间跨度: 所有年份；索引范围: SCI-Expanded、SSCI、A&HCI、CPCI-S、CPCI-SSH、ESCI”。共获得了1 136篇相关文献。为进一步保证所获取文献的针对性，对该结果进行精炼检索，剔除文本类型为Software Review、Art Exhibit Review、Poetry、Note、Correction Addition、News Item、Correction、Book Chapter，并通过“Web of Science类别”方式精炼剔除了与生物学、医学直接相关的多篇文献，最终得到809篇学术文献，以此文献集合作为本研究工作的数据对象。检索时间为：2015-12-26。

(二) 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计量法分析发文数量随年代发展的变化特征，通过不同的变化特征判断并划分现代智库事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运用CiteSpace Ⅲ(4.0.R5)^[4]对809篇文献的题录数据(含参考文献)进行词频统计，并在知识图谱展示的基础上通过内容分析的方法将现代智库事业不同阶段的特征——研究主体(国家、机构和人)和研究热点特征——进行逐一揭示，并对中国目前的智库事业发展现状进行理论分析，以期更好地认清全球范围内现代智库事业的发展历程及规律和当前中国智库事业的发展状况。

二、 学术研究活动规模与社会事业发展阶段的对应关系

学术研究活动的根本目的与意义是创新^[5]，创新是引领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第一驱动力。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的不断发展，社会事业进步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多变，在深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创新方法、方案成为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关键，国家层面依靠各类学术研究活动来解决这些重要问题变得越来越普遍。因此，学术研究活动对于解决社会重要问题和推动社会事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作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由此同样可知,事物在处于稳定发展期之前也需要经历几个重要的成长阶段，即事物形成初期、低速调整期、高速成长期，而且事物在这些不同阶段所拥有的外在环境、内在结构和发展特征等均不尽相同，因此，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状态也不一样，需要通过学术研究活动来解决的问题数量和难度也会不同。因此，学术研究活动的规模与其所对应的社会事业规模、发展阶段等均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且可以通过建立如图 1所示的关系模型将这种对应关系揭示出来。此处以A社会事业的发展历程对图 1的关系模型进行阐述。

A事业形成初期：因社会事业的发展与变化，与A事业相关的主体活动开始进入社会公众视线，被公众所认识和了解。与此同时，在社会需求、政府刺激等相应驱动力的作用下，与A事业相关的主体规模呈快速增长趋势，但此时期A事业活动范围和形式均处于探索阶段，事业活动相对简单，影响力较弱，事业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浅层次问题，会伴随有少量学术研究活动的引入，且随着公众对A事业关注程度的增加，与A事业相关的学术研究活动规模会有所增长。

A事业的低速调整期：这一时期，随着事业活动范围的不断拓展，A事业的主体规模依旧不断快速增长，但与A事业原有的内部结构和管理规则相比，事业主体的规模在经过形成初期的快速增长后显得有些“庞大”(但并非真正“庞大”)，与A事业相关的事业活动会因参与主体的快速增长而变得无序，此时阻碍A事业发展的诸多有关内部结构和运行体制、机制问题浮出水面，此过程会持续性地引入一定数量的学术研究活动。但A事业因受到事业结构、体制机制层面的局限而受到阻碍，事业影响力有限，其学术研究活动规模不太可能出现高速增长。

A事业的高速成长期：经过低速调整期在事业结构升级和体制创新层面的努力，A事业规模在此阶段还会继续增长，但经过前两个时期的快速增长，此阶段的规模增长速度开始放缓。在此阶段，新的事业秩序和市场规则已经基本升级完成，事业活动会向着更加广泛、开放、专业、有序的方向发展，事业影响力有了较大提升。与此同时，随着该事业活动体量的不断增多，与活动实施相关的具体实践问题变得多样和复杂，因此，A事业的高速发展态势也必然引发与之相关的学术研究活动的大规模增长。

A事业的稳定发展期：经过前三阶段的发展，A事业的主体规模在数量上已经保持稳定趋势，已经形成了完善的事业主体准入-淘汰机制，各类事业主体均形成了各自稳定的特色和优势，事业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比较完善，事业活动频繁、有序，对社会公共事业体系影响较大。在这个时期，虽然在短时间内不会出现结构性或体制上的深层次问题，但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也会伴随着新问题的出现，便会有较活跃的学术研究活动长期存在。

三、 国际智库事业发展阶段的划分

从相关历史记载^[6]看，智库最初出现于20世纪初期，并在二战中被频繁用于军事作战计划的研制，但在二战中及战后的十多年里，智库并没有真正进入公共社会领域。作为一种社会事业，必须满足两个必要条件：其一是被公众所熟知，且以公众服务为目的；其二是必须有一定数量规模，且对社会公共领域产生一定社会影响。智库满足这两点，作为一种社会事业出现应该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当时“智库”一词开始频繁出现在西方国家各大主流媒体上，并迅速成为西方政治社会的流行话题。与此同时，西方各国经济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均处于低迷状态，智库在帮助西方政府解决经济危机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智库规模开始持续性高速扩张。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如图 2数据所示，1968年是“智库”主题学术研究的开始——在WOS^TM数据库中记录的第一篇有关“智库”的学术研究文献是出自1968年《Science》杂志上的题名为《Hudson Institute:Think Tank’s Civil Defense Work Criticized》的学术论文，作者Boffey P.M.在该文中详细探讨了哈德森研究所作为智库在民防工作中的特殊作用——此后国际上有关“智库”的学术研究正式拉开序幕。由此可见，智库专家和学者从事“智库”主题研究的开始时间与智库作为社会事业进入社会公共事业领域的时间基本上一致。

图 2为1968-2014年(2015年的文献统计不完善，没有显示出来)以“智库”为主题的学术研究文献数量随着年份的变化曲线。虽然折点线起伏无常，但从趋势线看，1968以来该主题的年学术文献数量呈现明显的三阶段式发展，即第一阶段为1968-1980年，该阶段主题的学术文献数量保持缓慢上升的趋势；第二阶段为1981-1993年，该阶段学术文献数量虽有上升迹象，但总体保持平台式发展态势；第三阶段为1994年至今，该阶段在经过了前一阶段的平台式发展后表现出异常快速的增长态势。按照上文学术研究活动规模与相应社会事业发展阶段对应关系的理论模型可知，“智库”主题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数量随着年代的变化曲线能够反映“智库”事业发展情况随着年代的变化特征。“智库”主题学术研究的三个阶段应该同时也是现代智库事业发展的三个不同时期，即分别对应为现代智库事业的形成初期、低速调整期和高速发展期，且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全球智库事业的总体发展仍处于高速发展期阶段。

四、 不同发展阶段的热点问题及特征分析 (一) 智库事业的形成初期(1968-1980年)

如图 3所示，这一阶段从事智库主题学术研究活动的国家仅有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其中美国从1968年就开始了此领域的研究，加拿大开始于1971年，英国开始于1977年。最有代表性的机构是UNIV MANCHESTER、UNIV CALIF SANTA BARBARA和NEW YORK CITY BAR ASSOC，UNIV TORONTO，最有代表性的作者是GORR L F。此外，研究热点(如高频短语的知识图谱所示)主要集中在政府智囊团、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国际外交政策等内容，与此同时，也有研究因解决经济危机带来的各类社会问题而出现的“影子政府”^[7]话题以及智库在参与社会问题解决过程的影响行为研究。

研究主体和热点的知识图谱组图这个时期，全球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频现，智库数量在“影子政府”无限扩张中迅速攀升，智库活动也开始从战争情报和国际关系局势分析的各类活动中解脱出来，慢慢开始进入社会公众视线，努力参与和影响社会公共问题的决策过程。但智库事业的发展区域仅限于少数发达国际，且智库事业被大众和学者关注的程度还十分有限,这也正是将该阶段划分为全球智库事业形成初期的主要原因。

(二) 智库事业的低速调整阶段(1981-1993年)

如图 4所示，这一阶段从事智库主题学术研究活动的国家除了之前的美国、加拿大、英国外，还增加了澳大利亚和中国，其中澳大利亚和中国分别从1991和1993年才开始关注；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机构有USAF、UNIV CALIF BERKELEY、FRANKLIN & MARSHALL COLL、GULF CANADA LTD、RUSSELL SAGE COLL、CTR NATL POLICY等，研究机构类型涉及军事、高校、企业以及政府政策研究中心等。最有代表性的作者有HOLDEN C和BLAKESLEE S两位。从热点分析看，除think tank(智库)和brain trust(智囊团)外，new policy elite(新政策精英)、think-tank talk(智库会谈)、idea brokers(思想经纪人)、idea processor(思想处理器)、policy analysis(政策分析)、public policy(公共政策)、think tank technology(智库技术)、global think tank(全球智库)均是这一时段的高频短语。从对这些高频短语的分析可知，这一时段智库研究主要侧重于：(1)智库的社会功能和新的角色扮演；(2)智库的社会影响力；(3)智库活动在政策分析、公共决策系统的实践；(4)智库自身的运行方式、智库智慧产品的生产方式、流通方式等内容的探究上。

在这个时段，全球总体处于和平状态，众多的智库活动开始大量转向社会公共问题领域，作为重要的“影子政府”成员努力参与无法完全由政府单独解决的社会问题，并在这些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研究中渐渐扩大了智库活动在社会公共领域的影响力，各国政府也慢慢热衷于依赖智库来为社会建言献策。在这个时期，智库数量依旧不断攀升^[8]，智库活动相对于上一个阶段更加活跃开放，不同类型的智库之间、同一类型的不同智库之间均因关注相同的社会问题而有更多交流和竞争产生。在这个阶段，不同智库较活跃，但大量的智库活动相对比较无序，这种无序会在相互的交流、竞争中通过不断探索、优化，渐趋于有序，并形成智库事业独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等。总体说来，该阶段是智库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内部调整期和内部优化期，这一调整过程实质是为智库事业快速发展的过渡阶段。

(三) 智库事业的高速发展阶段(1994-至今)

如图 5所示，这一阶段从事智库主题学术研究活动的国家除了之前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中国外，德国、荷兰、苏格兰、法国、意大利、印度、瑞士、丹麦、威尔士、瑞典、奥地利等国家也加入进来。其中欧洲国家兴趣盎然。亚洲国家除中国外，印度也于2007年涉足该领域。但值得提及的是中国自1992年涉足该领域以来，中间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直到2006年该主题的研究又开始升温，并在学术论文数量上形成了快速增长势头。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机构有Univ London、Univ Western Ontario、NYU、Univ Warwick、Univ Nottingham、Univ British Columbia、George Washington Univ、UCL、Nankai Univ、Harvard Univ和Univ Georgia。最有代表性的作者有Stone D、Pautz H、Abelson D E、Dunlap R E、Zhu X F、Medvetz T、Wyndaele J J、De Wachter S和Oelke M等。从热点分析看，除了think tank 外，public policy(公共政策)、foreign policy(外交政策)、Politics(政治)、conservative think tanks(保守派智库)、policy(政策)、public opinion(公众舆论)、policy research(政策研究)、policy process(政策过程)、policy makers(政策制定者)、climate change(气候变化)、american politics(美国政治)、neoliberalism(新自由主义)、public health(公共卫生)、social policy(社会政策)、policy advice(政策建议)均是这一时段的高频短语。从这些高频短语的归类分析可知，这一时段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1)智库在社会公共政策、外交政策形成过程中的研究、作用和影响能力；(2)智库在社会政治演进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力；(3)智库在社会舆论、公共卫生领域的引导作用；4)智库在解决全球问题(如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这一时期，全球局势总体处于和平发展，全球经济走向多极化发展阶段。现代智库事业已完全将工作重心转移至社会公共事业领域，努力为政府或相关责任机构提供科学、高效的解决方案是这一时期智库事业的重要动力。20世纪90年代末期，由于受到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继续低迷，社会问题依旧突出，智库作为非营利机构在社会问题研究和解决中依旧扮演着重要角色，此时的智库数量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势头^[8]；进入21世纪，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剧，智库事业已初现国际视野，智库活动更加频繁和广泛，智库与智库间的相互交流、项目竞争不断升温，不同的智库会根据自身的人才资源和社会公共资源优势而对自身的智库活动进行结构调整和机制优化，使智库通过市场竞争模式进行自组织分类，明确优势领域，集中优势资源，走专业化的智库发展道路。这一时期，智库被社会大众广泛接受，智库活动对大众生活的影响越发深远，智库数量和智库活动均保持高速增长，在智库事业高速发展的同时，其所面临的新的社会矛盾更加深入，如智库与智库竞争对手间的市场矛盾、智库内部的结构矛盾、智库与新的社会环境间的适应性矛盾，这些不断深化和拓展的矛盾便成为这一时期“智库”主题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

五、 中国智库事业的发展现状分析

当下，无论是从智库数量，还是从智库活动质量，全球智库事业已经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但值得再一次指出的是，目前全球智库事业仍旧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主导地位的事业，而发展中国家近些年虽在智库数量上有所发展，但在智库综合影响力上仍有较大差距。如图 6所示，从WOS^TM数据库的年份发文数据(折点线)可以看出，除了个别年份(1992年^[9])外，中国学者在2006年以前基本上没有关注与“智库”主题相关的学术研究，2006年及以后，相关研究才慢慢开始，很多涉及现代智库事业发展的基本问题才刚刚被提上研究日程，但学术研究成果数量较少，且不稳定，学术研究活动总体呈现缓慢上升趋势(趋势线)，按照上文学术研究活动特征与相关社会事业发展阶段的对应规律，虽然智库数量已经超过400所，但智库事业总体发展水平仍处在起步阶段，与全球智库事业高速发展水平相比，中国智库事业发展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

从WOS^TM数据库收录的29篇文献数据分析，在“智库”主题的学术研究中，国内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有南开大学的朱旭峰和内蒙古大学的金海和教授，最有代表性的机构除了南开大学和内蒙古大学外，还有清华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从热点分析看(如图 7所示)，除了think tank外，policy process(政策过程)、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s(政策研究机构)、sustainable development(可持续发展)、empirical data(经验数据)、complex relationship(复杂关系)、influence(影响)、public decision(公共决策)、public participation(公众参与)、economic development(经济发展)、role(角色)、climate change(气候变化)、politics(政治)等均是中国学者在智库主题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中的高频短语，这些高频短语充分说明，中国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重点关注：智库在解决公共社会问题(经济发展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等)中的参与方式、参与过程和对最终政策的影响力。

由此可见，中国智库事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在起步阶段就已经在重点关注本应在“低速成长阶段”才关注的关键问题。学术研究活动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社会事业中出现的问题，而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促进社会事业向前发展，中国学者在中国智库事业起步阶段所关注的学术研究工作充分说明中国智库事业正在探索一条跨越式发展道路，特别是在十八大以后国家倡导建设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政策的刺激下，中国现代智库事业一定会在不断的学习借鉴和实践创新中快速发展，真正成为社会公共事业决策体系中最重要的第三方力量，成为中国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