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崇尚“投桃报李”、“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样的感恩、报恩美德,并将感恩教育作为品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感恩能够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和团队精神。然而,当前一些大学生感恩观念淡漠、感恩意识弱化、感恩行为欠缺的现象客观存在,并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现有的研究表明青少年是感恩意识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时期,开展感恩教育,实施感恩干预能有效促进大学生的积极发展[1]。良好的感恩品质有助于培养大学生健全的人格和社会责任感,有助于提升个人幸福感并为他人带来福祉,有助于提高个人的学业表现,对于培养和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增强青年一代的社会责任感,传承传统美德,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感恩是个体在认识到施恩者所给予自己的恩惠或帮助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感激并力图有所回报的情感特质,是知、情、意、行的有机统一,是一种积极的、具有社会道德意义的人格特质[2-3]。Rosenberg认为,情感可以分为特质性情感和状态性情感。特质性情感(trait feeling)是比较稳定、持久、内隐的主观体验;状态性情感(state emotion)是即时、冲动、外显的主观体验。感恩也可以分为状态性感恩和特质性感恩。所谓状态性感恩是指个体在受到他人帮助后产生的一种即时性情绪体验,往往体现在特定的情境中,人们在接受某种有价值的礼物或恩惠时就会产生状态性感恩情绪体验,是一种即时、冲动、外显的情感体验[4]。状态性感恩更多地基于环境因素,其行为具有冲动性、偶然性,对感恩更多是基于对社会规范的考量。所谓特质性感恩是在特定个体身上经常出现、渐趋稳定,并已镶嵌到个性个性结构中的情感[5],具有跨情境性。McCullough认为,具有感恩特质的个体总是倾向于在各种情境中更容易、更频繁、更强烈地体验到感恩情绪[5]。特质性感恩水平高的个体对他人的帮助具有高敏感性,在接受帮助时对受助者产生强烈的感恩心,在受助结束后对帮助者的感恩之情铭记于心。特质性感恩高的人更容易、更频繁、更强烈地经历和表达感恩,比其他人有更多的亲社会行为[6]。因此,特质性感恩培养是感恩教育的目标和主要发展方向。
Wood 认为,利益评价在特质感恩与状态感恩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是状态感恩转化为特质感恩的内在心理机制[7]。在特质性感恩测评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由McCullough 等人编制的6 项目感恩问卷(GQ-6)和国内学者何安明等编制的6因素结构《青少年特质感恩量表》。国内对于当前大学生特质性感恩的研究并不多见,本研究采用McCullough、何安明和喻承甫等人修订编制的《感恩问卷》,对当前大学生的特质性感恩水平进行测评。
关于感恩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指出,感恩是自我实现者的核心特征,自我实现者更多表现出感激;积极的主客观经验能诱发感恩情绪;感恩源于对获得他人支持帮助的知觉[8]。Fredrickson认为积极情绪有助个体拓展认知地图,自尊可能是影响感恩提升主观幸福感的因素[9],高自尊的人体验感恩情绪更强。舒亚丽等人的实验研究发现自尊是感恩提升主观幸福感的关键中介因素[10]。自我效能感指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行为所进行的推测与判断。Bandura认为,人们对自己处理应激能力的信念会影响到其身心调节系统,自我效能感较高者因控制应激源感到满意,在归因时提升感恩水平,并在行动时调节他们的感恩决策。领悟社会支持指个体在社会中对受尊重、被支持、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11]。感恩的社会认知理论、拓展建构理论和层面理论均认为感恩水平高的个体更易领悟社会支持。实验研究也发现,感恩可提高个体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12],反之,领悟社会支持水平是否对感恩具有积极正向的影响?
基于Emmons和Shelton关于感恩起源的理论构想,以及王建平、喻承甫、蒲清平等对感恩影响因素的研究,本研究将自尊和自我效能感作为自我实现者和积极情绪体验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将领悟社会支持作为“对因他人的支持和帮助而使自己获得积极结果的知觉”的主要指标,对大学生特质性感恩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本研究旨在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当前大学生特质性感恩的现状,以把握大学生特质性感恩整体水平,分析影响特质性感恩的因素,有针对性地对感恩教育提出建议。
二、 研究方法 (一) 研究对象本研究采取随机抽样方式调查全国30所高校的5 103名大学生,共收回有效问卷4 420份。研究对象构成见表 1。
| 表 1 研究对象构成 |
特质性感恩量表由McCullough 等人( 2002) 编制问卷,结合何安明等人的青少年感恩量表进行修订。采用7级评分,1 表示“完全不同意”,7 表示“完全同意”,所有项目的平均得分越高,表示青少年的感恩倾向越强。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16,各因素与问卷总分之间的相关介于0.700和0.854之间,各因素与问卷总分具有中高程度的相关,说明该问卷的结构效度较好。
2. 自尊量表采用Rosenberg 编制的自尊量表。包括10个项目,采用4级评分,1表示非常不符合,4表示非常符合,对反向题反转处理后计算所有项目的均分,分数越高表示自尊程度越高,本研究中的Cronbach’sa 系数为0.84[1]。
3. 自我效能感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由Schwarzer等人编制,王才康等人(2001)翻译并修订该量表。此量表共有10个题项,被试在四个等级上评分。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重测信度为0.83,分半信度为0.90。修订后的中文版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4.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由Zimet等人编制。PSSS含12个项目,采用7级计分法。其中“家庭内支持”量表分由其余各条目分累计。“社会支持总分”由所有条目分累计。该量表信效度良好,来自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和全量表的a系数分别为0.87、0.85、0.91和0.88,重测信度分别为0.85、0.75、0.72和0.85[13]。
(三) 数据处理采用SPSS19.0和Excel2013软件进行数据整理与分析。
三、 大学生特质性感恩现状特点 (一) 总体现状(表 2)| 表 2 大学生特质性感恩总体现状表 |
调查发现,大学生的特质性感恩在7点量表的得分均值为5.19,与社会所期望的感恩状态略高于“比较符合”,尚未达到“相当符合”、“极其符合”的程度。调查结果与国内已有研究的结果相互印证。刘力才(2015)对青少年特质性感恩的调查发现,青少年感恩品质在5点量表中的总平均得分为3.788[14]。调查结果说明,中国大学生的特质性感恩水平的总体情况较好,但由于当代大学生自我意识较强,感恩水平离社会希望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当前部分媒体所报道的部分青年大学生感恩水平不高的现象。
(二) 性别差异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不同性别大学生的特质性感恩水平进行差异性检验。在特质性感恩量表的得分上,男生为4.99,女生为5.37,独立样本t检验t值为-11.16,Sig=0.00(P<0.01),说明在特质性感恩量表得分上,女生极其显著地高于男生。这与国内其他学者的调查研究结果一致。刘力才(2015)的调查发现,女生在感恩品质及各因子上都优于男生[14]。蒲清平(2011)关于感恩意识、感恩情绪和感恩行为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在感恩重要性评价上,女生对感恩重要性的评价显著高于男生;女生在感恩情绪的强度上显著高于男生[15]。女生的高感恩水平可能还有感恩强化的因素。女生在表现出较高的感恩水平后可能会获得更高的社会赞许或额外的帮助,这是对女生感恩行为的反复强化,使其感恩水平不断提升。
(三)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差异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特质性感恩水平进行差异性检验。在特质性感恩量表得分上,独生子女为5.18,非独生子女为5.19,t=-0.26,Sig=0.798(P>0.05),说明在特质性感恩量表得分上,独生子女的得分略高于非独生子女的得分,但是两者差异不显著。本研究的调查结果与已有研究一致:王庭照(2007)对80后大学生感恩意识的研究指出,总体感恩程度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相当[16]。何安明(2013)对大学生感恩效应的实验研究发现:大学生普遍具有积极的内隐感恩,内隐感恩不存在性别、生源地和独生与否等人口统计学指标上的显著差异[17]。显然,特质性感恩作为一种人格特质具有长久的稳定性,一定程度上受内隐感恩的影响。研究证明独生子女大学生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无论是内隐感恩还是特质性感恩都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一些学者所担心的独生子女教养中的溺爱可能导致的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心理行为差异在大学生感恩特质上作用并不显著。
(四) 年级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不同年级大学生特质性感恩水平进行均值比较,从一年级到研究生及以上大学生在特质性感恩量表上的得分分别为:5.19、5.18、5.16、5.12、5.38;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F=2.71(p <0.05),结果表明大学生特质性感恩的差异显著。事后检验的结果显示本科各年级学生的特质性感恩水平没有显著差异,而研究生及以上学生的特质性感恩水平显著地高于其他四个年级大学生特质性感恩水平。周元明认为,感恩应该包括三个层次,分别是:认知层面对自身所获得帮助、恩惠的认识、认可;情感层面从认知认可衍生出愉悦感、幸福感,从而转化为感恩意识和回报冲动;实践层面将感恩的意识和冲动转变为回报行为[18]。研究生受到年龄阅历、理论教育、思维方式提升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可能相较本科生有更深层次的自省,对于个人的发展和成功可能会进行更为多元的归因;对于个人能力的弱点以及个人所获得帮助、支持,可能有相较本科生更为全面的认识、了解。在实践层面,研究生可能也具有更强的能力来进行感恩回报,因此,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大学生表现出比本科大学生更高的特质性感恩水平。
(五) 家庭经济条件差异研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考察了大学生特质性感恩的家庭经济条件差异。家庭经济条件从“非常好”到“非常差”的大学生在特质性感恩量表上的得分分别为4.47、5.19、5.2、5.24、4.88;方差分析F=7.778(p <0.001),说明大学生特质性感恩的家庭经济条件差异极其显著。家庭经济条件最好的大学生特质性感恩水平最低,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大学生特质性感恩水平最高,而家庭经济条件最差的大学生特质性感恩水平仅高于家庭经济条件最好的大学生。我们认为社会支持与大学生的特质性感恩可能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社会支持的力度以及提供社会支持的难度将共同决定接受社会支持大学生的感恩水平。即社会支持力度大,但是给予社会支持的难度小,则感恩水平低;而社会支持力度相当,社会支持的难度大,感恩水平高;社会支持力度小,社会支持的难度大,感恩水平低。作为社会关系相对简单,社会阅历较为单纯的大学生来说,家庭的支持和帮助是其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之一,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社会支持,决定家庭对于大学生生活的物质支持。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大学生得到家庭物质支持的难度低,因此感恩水平低;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大学生对家庭物质支持的难度评价高,因此感恩水平高;而家庭经济条件非常差的大学生获得家庭物质支持极其有限,因此,感恩水平不高。
四、 大学生特质性感恩的影响因素 (一) 大学生自尊对特质性感恩的影响大学生自尊与特质性感恩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Pearson相关系数为0.405,双侧检验显著性小于0.001,表明大学生自尊与特质性感恩之间呈现显著的中等程度的正相关,即大学生的自尊水平越高,则其特质性感恩水平越高。“自尊”是对“特质性感恩”最具预测力的自变量,其解释变异量为16.4%,β值为0.451,预测力为正向。
自尊是一种基本的人格特征,指个体对自我能力和自我价值评价后的情感体验。自尊对个体的发展具有广泛的影响和作用。在预测变量中,自尊对大学生特质性感恩的解释力是最强的。其原因可能有二:其一,从自我实现者特征的角度,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相较自我实现,自尊是更低层次的需要。自尊水平较低的个体其自我实现的需要也不高,所以难以诱发较高的感恩水平;其二,较高的自尊有利于个体更好地实现社会适应,获得更多的主客观的积极情绪体验,从而诱发更多的感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解释自尊对特质性感恩的高解释力。
| 表 3 自尊、自我效能感、领悟社会支持与感恩的相关矩阵 |
| 表 4 大学生自尊、自我效能感、领悟社会支持与特质性感恩的逐步回归 |
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特质性感恩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Pearson相关系数为0.003,双侧检验显著性大于0.05,表明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特质性感恩相关关系不显著。自我效能感对特质性感恩解释变异量为4.8%,β值为-0.277,预测力为负向。
行为的动力不仅来源于对过去类似行为结果的强化,更来源于对未来行为的预期,尤其判断自己是否可能达到期望结果的效能预期,这种预期即是自我效能。有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和个体归因风格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自我效能感对特质性感恩的负向影响可能是由于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更倾向于稳定的内归因,认为自己获得某种成果更多源于自身的努力而非他人的帮助,在感恩意识层面上表现较弱,因而在整体上表现出较低的感恩使得自我效能感对特质性感恩产生负向的影响。
(三) 领悟社会支持对特质性感恩的影响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与特质性感恩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Pearson相关系数为0.283,双侧检验显著性小于0.001。结果表明,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与特质性感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即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的水平越高,则其特质性感恩水平越高。领悟社会支持解释变异量为3%,β值为0.188,对特质性感恩的影响为正向。
领悟社会支持是个体对社会支持的期望和评价[19],相对于实际的社会支持,领悟社会支持更强调个体主观心理上能知觉、感受、体验和领悟到的社会支持,是个体自己对社会支持的主观认识和评价后所产生的情绪体验和内心感受。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越高,个体将更多地体验到对因他人的支持和帮助而使自己获得积极结果的知觉(与客观上得到的支持和帮助不一定一致),而且越容易激起个体快乐、幸福等积极主客观情绪体验从而转化为感恩意识,表现出如“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感恩行为,进而提升个体的特质性感恩水平。
五、 大学生特质性感恩培养的对策和建议 (一) 树立感恩榜样力量,培育良好感恩文化研究结论显示,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大学生感恩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年级,说明文化资本在感恩中具有重要影响力。大学生在校园里生活,社交结构较为单一,朋辈成为了重要的影响对象,学生之间无时无刻不在互相进行着潜移默化的感恩教育。学校应着力树立学生榜样的力量,着力传达优秀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回报社会的事例,通过那些感恩特质较强的学生向其他学生传达正确的价值观,打造整体的校园感恩氛围。针对研究中发现的男生较女生感恩水平低的现象,应特别关注对男生的感恩品质培养,搭建连接本科学生和研究生的活动平台,让在各方面都更成熟的研究生影响本科学生。让他们不仅在学术上有更多的交流,更应该在思想与心理层面与本科生有更多的沟通,从而提高本科学生感恩水平。在校园感恩文化的具体建设方面,可通过体验效用启发大学生“知恩”,建设长期性校园感恩文化;以决策效用促进大学生“感恩”,建设体验式校园感恩文化,以预期效用引导大学生“施恩”,建设系统性校园感恩文化[20]。
(二) 关注家庭环境差异,提升家庭的社会支持力度家庭是大学生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我们应重视学生的家庭环境差异,关注学生的家庭关系和家庭支持。本研究发现,家庭生活特别困难的学生感恩水平低,可能因为这些学生因家庭特别困难获得社会支持的难度大且支持力度未达预期,导致他们对社会支持领悟不足,一方面影响他们的感恩等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对社会可能产生负面情绪和评价。而经济良好的学生感恩水平也比较低,可能与这些学生获得家庭支持难度小力度大,造成他们感恩水平低,不珍惜自己良好的家庭条件,出现如平时疏于和父母联系只有在索取生活费时才和家里打电话这样的现象。感恩水平的两极化发展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对于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大学生,要引导他们的父母以爱和关心来弥补社会支持的不足,通过家庭关系的交流和互动,提升这些大学生的自尊水平和领悟社会支持的能力,进而提升他们的特质性感恩水平,促进他们健康人格的形成,化解他们对社会的消极情绪。对于经济条件较好的大学生,应重视学生感恩父母意识的培养,打造形式多样且意义深刻的活动,使学生加强与父母的沟通、改善与父母的关系、增进对父母的理解,可以通过感恩记录、感恩沉思、感恩表达、感恩辅导等具体策略提升特质性感恩水平[21-22]。
(三) 加大学生心理支持,关注多元心理品质培育本研究发现,感恩特质受到了自尊、领悟社会支持和归因方式等多种心理因素的影响,说明感恩特质并非独立存在,感恩教育应该从单一的感恩意识的培养向系统感恩教育的思路转变,应更加关注学生的多种心理需求,为学生提供多元的心理支持。大学生健康的心理素质和人格塑造事关学生的成长成才,感恩教育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和策略创新性开展,特别注意挖掘学生自尊、领悟社会支持和归因方式等心理调节变量在感恩教育中的价值,并通过这些中介对学生进行系统科学的感恩教育。在学校中应该培养学生良好的自我意识,提升学生自尊水平,通过自尊塑造健康人格,提升学生领悟社会支持能力,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增进亲社会心理倾向,因为特质性感恩是一种移情能力,它反映了个人对利他主义某种程度的认可和欣赏[23]。在大学生里面要特别避免“被迫感恩”,因为感恩情绪往往伴随亏欠他人的感受[24],强迫报恩行为会加剧导致受惠者的强烈的“被施舍”体验,从而严重影响受助者自尊,并产生反感与抵触情绪。在感恩教育中要特别注意引导学生的合理归因,感恩产生于受惠者把自己的积极状况归因于他人的行动或努力[25]。
(四) 建立健全评价机制,强化感恩公益志愿实践McCullough,Kilpatrick,Emmons和Larson等人认为,感恩具有道德计量功能、道德激发功能及道德强化功能,感恩可以作为一个情感读表灵敏地反应出施恩者在道德善行上对受恩者提供的帮助[4],并激励感恩者自己的道德和亲社会行为,以及通过感恩表达强化慈善行为。因此,感恩品质的培养,首先是要求大学生学会以行动践行感恩,特别是大学生随时可以参与、并乐于践行的微公益和志愿服务活动,对于大学生感恩态度和行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中介调节作用,可以通过公益和志愿服务的过程,从自我展示、角色强化、认知调节、兴趣内化、社会仪式等培养特质性感恩[26]。其次,人们品质的培养离不开对其进行合理的强化,通过对感恩榜样、感恩教育活动、感恩文化建立的评价和反馈可以更好的强化感恩特质进一步深入和定型[27]。应建立一套完整的评价机制,对各项活动开展和优秀个体、集体进行鼓励和奖励从而使更多学生在感恩实践中受到感召,让感恩教育落小、落细、落实,提升感恩教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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