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以来，中国粮食总产量连年增收，并于2013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6亿吨，与2006年相比多出了1亿吨。同一时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也由2006年的1 931.0元，增加到2013年的3 793.2元，几近翻了一番^①，农业增收、农民收入水平变化引起了政府和学界的高度关注^[1]。统计显示，工资性纯收入则正以更大的幅度逐年增加，由2006年的1 374.8元，增长到2013年的4 025.4元，并在2013年全面超过家庭经营纯收入，成为中国农民收入中占比最大的一部分。这充分说明家庭经营收入的主体地位早已逐步动摇，工资性收入悄然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依托和重要来源^[2]；农民的收入渠道由原先仅以农业收入一家独大，逐步趋于向合理化、多样化、多渠道的鼎新格局发展^[3]。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随着经济增速转换时代的到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而从21世纪以来历年一号文件我们可以推知，解决“三农问题”仍将是今后中央政府战略谋划的重中之重。

^①数据来源: 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劳动力的行为选择倾向日渐清晰，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选择脱离农业生产，迁移到城市从事务工劳动，这种现象在2006年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收之后表现更加明显。农村劳动力的务工行为选择现象可通过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来体现。由表 1可得，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性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重由2006年的38%，提升至2013年的45%。近年来中国农产品产出比重持续下滑，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逐步下降，中国农村劳动力越发频繁地在城镇与乡村之间流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非农”产业转移，越来越多的农民放下锄头，走出田地，以寻求更多的劳动报酬与社会福利。对于山东省这样一个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农业大省而言，这种收入结构变化现象更为明显。早在2012年，山东省农民人均工资性纯收入就以4 323元赶超经营性纯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结构中占比最大的一部分。从就业人口产业分布情况看，山东省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自2006年以来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比例已经下降7.4个百分点，同一时间，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比重则分别上涨了3.1%和4.3%^②。这充分说明了山东农民正逐步脱离农业生产的现实情况，而城镇化、信息化和工业化必然是导致此现象发生的重要原因。截至2014年，山东省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推进，城镇化率已达到55%，并且山东省不断加快六大传统产业信息化改造，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进而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蓬勃发展。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昭示着山东省农民收入结构变化的可观现状与丰硕成果，可见，山东农村劳动力在面临行为选择问题时，选择脱离农业，迁移到城市务工，已经成为其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结果。

^②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年鉴-2014》。

表1(Table 1)

表1 中国与山东农民收入构成比较 中国(农民人均) 山东省(农民人均) 纯收入 经营收入 工资收入 纯收入 经营收入 工资收入 2006 3 587.0 1 931.0 1 374.8 4 368.3 2 409.8 1 671.5 2007 4 140.4 2 193.7 1 596.2 4 985.3 2 700.5 1 950.8 2008 4 760.6 2 435.6 1 853.7 5 641.4 2 963.0 2 263.5 2009 5 153.2 2 526.8 2 061.3 6 118.8 3 129.3 2 496.6 2010 5 919.0 2 832.8 2 431.1 6 990.3 3 456.9 2 958.1 2011 6 977.3 3 222.0 2 963.4 8 342.1 3 935.2 3 715.3 2012 7 916.6 3 533.4 3 447.5 9 446.4 4 234.4 4 383.2 2013 8 895.9 3 793.2 4 025.4 10 619.9 4 525.2 5 127.2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

表1 中国与山东农民收入构成比较

本文所记述的JJB村隶属山东省烟台市。烟台市是山东省的副中心城市，位于山东半岛中部，是山东半岛黄海之滨、环勃海经济区与黄海经济区的交汇处，也是中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其对山东乃至全国经济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近年来，由于烟台市的地理优势(北与北京、大连隔海相望，南与青岛陆路相通，东与日本、韩国遥遥相对)与扶持政策，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以寻求更大的经济利益，获取更多的劳动报酬，而农民收入结构变化也证实了这一现状。烟台市2006年农民全年人均纯收入为6 072元，其中家庭经营纯收入占52%，工资性纯收入只占40%，但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家庭经营纯收入为7 011元，占人均纯收入的47%，而工资性纯收入则为6 789元，其比例已经上升到45%，并且逐步拉近与家庭经营纯收入之间的差距。从2006年到2013年，工资性纯收入由年均2 420元增长到6 789元，增长近两倍，而家庭经营纯收入相比之下只由2006年的3 148元增长到2013年的7 011元，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由此可见，从事“非农”劳动所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增长幅度显著，增收动力迅猛。

通过上述实例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农民的收入结构的确发生了明显变化。而导致越来越多农民离开田间，走向城市的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又是如何影响着农民对“务工”还是“务农”问题的思考、判断与选择？带着这些问题，以及对中国“三农”发展前景的忧思，本文将以笔者家乡为实例，利用实地问卷调查、数据统计整理等方法，分析现实生活中农民收入结构变化，评价“务工”或“务农”行为选择与收入之间的作用路径，进而重新审视行为选择对农民个人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与绩效，探讨行为选择对农民家庭经济与生活的作用效果，并求解导致农民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为各级政府制定相应的制度与政策提供明确的发展方向与确凿的现实依据。

农业建设关系到整个社会乃至国家的经济命脉，牵一发而动全身，粮食问题更是当今世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农业发展呈现出风险与机会并存的发展态势。由于中国拥有庞大的农村人口，因而保障农民的根本利益、促进农业的稳步向前对推动中国社会和谐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必须对农村劳动力的行为选择高度重视，这既是时代进步的要求，也是国家发展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认识到农村劳动力流动这一现象对国家发展的影响，研究成果斐然。现存文献大多是对农村劳动力行为选择进行研究与探讨，虽未得到一致的结论，但对本文的研究意义重大(表 2)。

表2(Table 2)

表2 农民收入、务工、农民工以及农业增收研究中文献数时间分布 农民收入文献总数 务工文献总数 农民工文献总数 农业增收文献总数 2006 919 1 513 7 258 42 2007 821 1 627 8 866 35 2008 788 1 478 7 685 29 2009 773 1 099 11 573 22 2010 722 1 035 7 372 35 2011 772 1 018 6 967 28 2012 591 826 5 330 9 2013 648 868 5 258 19 2014 488 753 4 354 11 2015 113 150 1 029 7 合计 6 635③ 10 367④ 65 692⑤ 237⑥ 注：查询时间，2015年4月26日，笔者整理制表。网站：http://www.cnki.net/。

表2 农民收入、务工、农民工以及农业增收研究中文献数时间分布

^③按照研究层次划分(括号内为文献数)：行业指导(社科)(3 654)、基础研究(社科)(1 608)、政策研究(社科)(749)、职业指导(社科)(118)、工程技术(自科)(41)、经济信息(27)、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自科)(22)、政报、公报、公告、文告(20)、大众科普(13)、大众文化(13)、专业实用技术(自科)(13)、行业技术指导(自科)(11)、党的建设与党员教育(8)、基础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5)、高级科普(社科)(4)、高等教育(4)、政策研究(自科)(2)。

^④按照研究层次划分(括号内为文献数)：行业指导(社科)(3 829)、政策研究(社科)(2 324)、基础研究(社科)(1 333)、基础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556)、职业指导(社科)(419)、工程技术(自科)(273)、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自科)(178)、大众文化(151)、大众科普(128)、行业技术指导(自科)(122)、政报、公报、公告、文告(82)、政策研究(自科)(70)、高等教育(61)、文艺作品(28)、党的建设与党员教育(25)、专业实用技术(自科)(15)、经济信息(14)、高级科普(社科)(3)、高级科普(自科)(1)。

^⑤按照研究层次划分(括号内为文献数)：行业指导(社科)(22 643)、政策研究(社科)(17 483)、基础研究(社科)(14 381)、职业指导(社科)(2 336)、大众文化(1 469)、基础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681)、大众科普(671)、工程技术(自科)(597)、高等教育(489)、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自科)(415)、行业技术指导(自科)(372)、政策研究(自科)(305)、文艺作品(268)、政报、公报、公告、文告(246)、党的建设与党员教育(205)、经济信息(150)、专业实用技术(自科)(81)、高级科普(社科)(16)、高级科普(自科)(2)、标准与质量控制(自科)(1)。

^⑥按照研究层次划分(括号内为文献数)：行业指导(社科)(184)、政策研究(社科)(12)、专业实用技术(自科)(7)、基础研究(社科)(5)、职业指导(社科)(5)、大众科普(4)、工程技术(自科)(3)、行业技术指导(自科)(2)、经济信息(1)。

农民收入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柢与保障，也是衡量农村经济发展状况的晴雨表。随着农民收入渠道的不断丰富，农民的收入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农民收入增长是否稳定，对于保障中国经济转型与社会和谐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当下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依然存在着诸多矛盾与问题，如农民收入增长迟缓，政府政策成效有限等。要真正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摆脱农业生产的束缚已成关键。协调农业与非农业之间的生产关系，使广大农民不仅可以在非农行业中获得预期收益，而且在农业生产中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农业收入，以此进一步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与城乡优化发展。中国农民的收入类型主要分为四种：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由于性质和来源不同，这四项收入具有不同的地位与影响。但随着中国加入WTO和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以及收入结构都潜移默化地发生着改变。农村家庭逐步脱离农业生产，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而非农就业的工资性收入比重却稳步提升^[4]，农民收入结构着实发生着显著变化^[5]。

利用家庭成员内部分工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和说明农村居民选择外出务工的现实情况。在先前以传统文化理念为主的时代，“男耕女织”思想深入人心，但伴随着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一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白叟、儿童、妇女留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高速发展，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农村劳动力大批涌入城市务工，继而促使整个社会经济水平大幅提升、产业结构更新换代，第二、三产业逐渐取代基础农业成为高利润高产值的新兴行业，导致传统家庭内部分工模式也相应地发生变革，“男工女耕”“男主外，女主内”等一系列传统家庭模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与革新^[6]，人们逐步意识到收入来源日渐宽泛的现状，进而引致无论男女老少都存在外出打工的实例。美国经济学家Becker^[7]曾利用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工具，成功地分析了家庭成员内部分工问题，为家庭成员内部分工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其研究认为所有家庭成员都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而充分地利用这种比较优势和相对效率原则，将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源合理地配置到相应的经济活动中去，不仅会有效地优化人员配置，而且能极大地增进家庭收益^[8]。在现实生活中，农村家庭成员分工的不同主要取决于外出经验差异和人力资本禀赋，外加一部分生理因素^[9]，劳动力数量越多，意味着家庭可支配劳动力越富足、家庭负担压力越少，农村居民选择外出务工的可能性越大^{[4, 10]}。由于分工程度的好坏决定着产出效率的高低，完全家庭的效率远高于不完全家庭的效率^[7]。已有研究多数忽视了家庭内部成员劳动能力差异的现实情况，忽视了家庭成员内部分工对家庭生产决策所引致的影响^[11]，而事实上家庭往往是利用内部成员的比较优势，在农业和非农业生产之间进行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以此促进家庭收入朝最大化的方向发展^[8]。

通过对比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影响程度，探求农民外出务工的决定性因素，分析决定性因素的传导机制，为今后的政策制定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农民选择外出务工的现状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而这些决定性因素可以归纳为三方面：个人因素、家庭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就农民个人而言，由于人力资本的激烈竞争决定了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现状^[12]，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调节也成为影响农民外出务工的决定性因素^[13]。但是经历了20多年“民工潮”洗礼之后，农民外出务工的动因逐步趋向多样化与个性化，越来越多的打工者旨在获取更多的就业机会与前景未来，而不再仅仅局限于解决基本的温饱与生活问题^[14]，子女的教育问题、自身的养老保障等一系列问题逐渐成为驱动农民走向城市的不竭动力。对于家庭而言，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下，家庭利益成为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最大驱动力，即最终目标为获取最大化的经济收入^[15]，家庭相对剥削感与市场流动性差则决定了农民外出务工的新常态^[13]。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通过“新迁移经济学理论”研究指出，家庭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主体，是决定内部成员作出迁移或外出决策的关键因素^{[16, 17]}。一些学者从社会经济学角度出发，指出经济因素对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劳动、转移就业目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8, 19]}。近年来，中国学者如蔡昉、陈宗胜、宋洪远、贺雪峰、董磊明等，一致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城镇居民拥有更多的机会获取高工资、高收入，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意在寻求更多的社会福利与劳动报酬，这种区域间的经济差异、经济驱动力极大地推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20, 21]}。传统理论在解释农民外出务工行为时认为，外出务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户的绝对收入水平，进而改善农户生存条件、提高家庭消费水平，而这也正是驱动农民外出务工的最根本因素^[22]。外国学者从Duesenberry到Clark与Oswald，再到后来的Frank、Luttmer和Charles等，均证实了相对收入比绝对收入对农民个体影响程度更深的结论。蔡昉和都阳基于中国农村发展现状与国情，利用2000年4个贫困县市的调查数据，同样得出相对收入对农民个体的边际影响程度更高的结论^[23]。李强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中国农村收入水平过低、发展机会匮乏等“推力因素”和城市收入水平高、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等“拉力因素”与Bague提出的人口迁移“推—拉”理论完全吻合^[24]，而随着城市资本的累积，城市中一系列的惠民政策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了更多的生活保障与制度支持^[25]。

农业补贴政策与农民收入息息相关，其效用实现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与基层政治、文化、社会制度等其他领域相互交织。农业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据统计，农业GDP与农业财政支出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正相关性，农业GDP增长率与农业财政支出增长率基本保持一致，且前者总是大于后者，呈现经济学中的“杠杆效应”。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分析，通过适当的农业补贴政策，不仅可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同时还可以增强本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进一步增加本国经济福利，提高本国居民整体福利水平。农业补贴不仅能够稳定农产品市场，而且还可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增加农业投资收益、拉动边远地区经济发展，继而改善农业投入成本上升造成的农民收益下降的现状。当前中国日益精进的经济实力和财政状况为加大农业补贴力度提供了可能，使得在维护农民既得利益的前提下，保障和改善了贫穷者的福利水平，进而增进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26]。据统计，通过2004年降低农业税收政策分别促使河北、河南、山东农户种植业收入增长4.00%、3.99%和3.74%，而在2006年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后，更使河北、河南、山东农户收入进一步增长了7.58%、8.54%和7.81%^[27]。基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家财力蒸蒸日上的现状，中国政府应当进一步加大农业补贴力度，转变补贴方式，变间接补贴为直接补贴，变生产补贴为收入补贴，促使农资价格和农产品价格日趋市场化，以此改变农产品价格饱受抑制的窘境，进一步对农业发展实行有条件的鼓励与支持^[28]。

回顾先前文献可知，学者们对农民外出劳动，从事“非农”活动的行为分析已经形成了初步的认识与理论基础，可以看出收入是影响行为选择的最主要因素。鉴于此，基于笔者对JJB村的熟知，采用微观调研数据，通过描述昔日JJB村的情景与近几年乡村发展的蜕变，力求将JJB村作为中国农村劳动力行为选择的一个缩影，对农村劳动力务工或务农行为选择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号角已吹响30多个年头，这期间，快速而集中的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浪潮扑面而来，农村结构、乡土文化、教育水平、人均收入、耕种模式等都悄然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过去或现在所遗留下的记忆已所剩无几，唯有“改变”二字深入人心，或繁荣或消逝，故土依在，乡土不在。本文将对笔者家乡村庄概况及人民生活变化进行描述，通过不同时期村落境况与农村劳动力行为选择差异的前后比较，从中挖掘发展道路中的曲折以及当今农村发展存在的问题，试图探索与推动中国农村的发展与转变，以期可以抛砖引玉探索出更多有利于农村、农业发展的方式方法，制定出更多有利于农民保护自身权益、维护自身利益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方针政策。

JJB村是山东省烟台市观水镇西部的一个小山村，20世纪70、80年代的户籍数量只有180户左右，人口仅有600余人。村里大多数家庭仍以小户型模式存在，80年代后期农户家庭增至200多户，但人口依然是600人上下。村子较小，耕地也较少，人均占地约8分左右。JJB村地貌属半丘陵地势，耕地一半是丘陵，一半是平原，尽管水资源匮乏，却仍然没有建立自己的储水塘或水库，农作物的灌溉仅依靠60年代以前人民公社集体修建的远在5公里之外的水库资源。由于北方气候变化多端，以及严重干旱缺水，给农民的生产灌溉带来诸多困难与不便。80年代中期之前，人们沿袭着旧的耕种模式，大部分农民种植小麦、玉米、地瓜、花生还有少量豆类作物，除此之外，苹果种植在本村一直有悠久的历史和较先进的技术。胶东的改革开放是在1983年前后。改革开放之前，是生产队形式的集体耕种模式，产量不高，生活也不富裕。本村的情况是除了上交公粮和赋税之外，只有在好光景时才能勉强自给自足，收成不好时连基本的温饱都解决不了。1983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农村的每一个角落，土地承包责任制政策落实到千家万户。起初村民们并不适应联产承包的劳作模式，烟台地区只能依靠落实政治责任的方式，把原有的人民公社制逐步推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自此，土地完全分给农民，种植管理权由农民自己支配，种植的作物种类也由农民自己决定。刚开始时，农民还是以固有的方式种植农作物，由于浇地、施肥、打农药等管理手段复杂且辛劳，加上粮食价格萎靡，导致农民种粮收入微薄，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严重受挫。

由于烟台地区拥有先进的苹果种植技术，并且有着悠久的苹果种植历史和管理经验，天然的纬度自然条件和丰裕的丘陵山地资源，有利于苹果的生长与培育。自90年代开始，本村的农民慢慢青睐于苹果的大量栽培与推广，农民将更多的精力投入更新果种、提高技术和加强管理等方面。国家加大落实农村公路建设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村内的道路几经投资改造，以前泥泞的小路扩成了较为宽阔的公路，而后实行的“村村通公路”政策，使原先的土路硬化成了水泥路，给农民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为蔬果运往城镇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从此，本村的农业结构逐步转变为以苹果种植为主、粮食作物种植为辅的新模式。伴随着社会物价指数的上升，每斤苹果由90年代的1.20元左右上涨到了2000年代的1.80~2.50元，现如今苹果的价格更是达到了每斤3.50元甚至4.00元，因而农民的收入水平也稳步提升，农民不再是日日夜夜“面朝黄土背朝天”，取而代之的是拥有更多的收入渠道和获取更多的劳动报酬。现在每亩地的苹果产量平均能达到4 000~5 000斤，由于土地拥有量的差异，最近几年JJB村每户获得的务农收入从几万至十几万元不等。不过这其中绝大部分收入来自中壮年劳动力劳作所得。有的老年人失去劳动能力，不能从事果蔬的生产与管理，他们便把自己拥有的土地转让给子女或亲戚管理，或者租赁给有能力并且需要土地的农民耕种，导致这些老年人的收入微乎其微。加之农村人对养老文化的理解与认识参差不齐，医疗改革政策落实效果有待考究等一系列现状，导致低收入老人的养老问题、就医问题成为当今农村发展的敏感话题和亟待解决的社会矛盾。

随着当地农村生产结构的改变和农村信息、交通条件的改善，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受“民工潮”的影响，到城市寻找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宽广的创业路径，加上种植管理技术的提高和各种农业机械的推广使用，导致农业生产存在下列现象：一是劳动力剩余，许多青壮年劳动力赋闲在家；二是由于农业生产存在交替周期性，许多勤劳的农民不甘待在家里消磨时光，见缝插针地到机会较多的城市寻找创造更多财富的机会；三是许多80后、90后不愿意待在乡下管理果树和农作物，他们认为农业生产十分辛苦，并且付出与收入不成比例，因此宁愿外出独自打拼，也不愿意学习或者从事农作物的生产与管理。这样，农村便出现了“没有春夏秋，人气只旺冬”的特殊景象，因为大部分青壮年选择离开老人、孩子到城市创业，甚至想尽一切办法留在城市，唯独剩下老年人和儿童看守“空心村”。掌握一技之长或有特殊能力者在城市立足，有的年轻人从事运输行业，有的经营、贩卖果蔬，年纪稍大一点的从事电工、瓦工或建筑行业。而绝大部分没任何技能的农民工，只能依靠打一些短工来维持自己和家人在城市中的基本生活。据调查，他们通常会选择一些少用脑力、多用体力的工作，比如餐馆服务员、保洁人员、送货员、收银员等，有的按小时计费，有的按月发放工资，这些工作中鲜有能签订就业合同的，更不用提“五险一金”等福利保障。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是受家庭生活条件所迫也好，是向往城市生活也罢，在这些农民工眼里，只要能迈出田地，走向城市，就会有更大的利益等着他们去创造、去获取。

在JJB村有这样一个家庭，户主叫JSQ，今年50岁，马上面临退休，他是全村最早的外出打工者。早在90年代初，其儿子刚刚出生，由于当时农业收成很不理想，再加上从事农业活动资金占用性大、周转性差的缘故，JSQ毅然决然地独自一人前往县城寻求谋生之策。起初的寻工之路并不顺利，由于从小在农村长大，文化水平有限，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更没有一技之长，除了一身的力气与拼劲儿之外，毫无任何竞争力，再加上初来乍到，与城镇居民的思想和行为都存在着一定的隔阂，以致刚开始寻求工作时屡屡碰壁。直到后来村里有人介绍，JSQ多番打听来到与自己村距离不远的一个钢厂，厂长出于可怜接纳了他，于是，JSQ便开始了他的务工之路。家里的地卖掉一部分填补家用，剩余的土地多由妻子照料，但一到公休时JSQ就会扛起锄头到田间干活。他所工作的钢厂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成立，起初是一家国有企业，在整个烟台市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90年代中期，由于钢铁产业不景气，此钢厂面临倒闭，随后因一位港商投资而成为一个民营企业，在原本钢铁生产的基础上，还增进了水泥制造加工等新兴产业。在此期间，JSQ一直从事钢铁生产活动，虽然没得到晋升，但却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定的收入与福利。转折点发生在2005年，由于经营不善等原因，钢厂宣告破产，一大波农民工失去了工作，年龄稍大的回家种田养老，年轻一点的流向其他城镇企业，而JSQ很幸运地留在了水泥厂，从事水泥加工的工作。如今JSQ已经年过半百，很难再去从事长时间的搬运、搅拌等体力劳动，他计划退休后申请看管仓库，在厂里工作一辈子。其妻子在孩子上高中之后就一直在水泥厂的食堂工作，很少从事务农劳作。2009年儿子大专毕业，可能是深受父母的影响，从大二时他就选择在学校附近打工赚钱，毕业后顺利进入烟台一家装潢材料公司上班，并于2013年结婚，婚后由于夫妻二人一直在外打工，即便有了孩子也没有时间与精力照料，他们打算等母亲退休回家之后，自己的工作也相对稳定再要孩子，并且会把孩子先送回农村老家让爸妈照料。JSQ希望自己的儿子以后可以留在烟台市区，并在市里买房定居，通过他儿子这一代完成其家族由农村转向城市的重任。

改革开放之初，JJB村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农业和种植业，当时村里的经济模式比较死板与单一，缺乏灵活的经营方式和自由的发展空间，大部分家庭仅靠种植粮食赚取微薄的收入，苹果的种植不广、产量不高、品种不多，销售的路径也没有今天这么通畅，每亩地的收入仅有几十元。而现在的境况与之前相比大不相同，随着苹果产业的大力推广发展和技术革新，以及充分利用广告效应推销村内的苹果等手段，每年有近200万斤的优质苹果通过畅通无阻的销路运往全国各地，平均每户家庭的苹果收入能够达到3~4万元，个别苹果种植大户收入能超过10万元。大部分家庭都拥有各种农业机械设备和轻便灵活的交通工具，本村的农民大都翻新了房子，收入较好的家庭还配置了家庭轿车。网络的开通将小小村庄与外面的世界连接起来，有利于搜集各种资源和传播最新信息。而带来一系列好处的同时，也让农民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与城市人生活的差距，导致大量农民向城市流动，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去城市工作。而由于山东经济发展迅猛，劳动力市场需求旺盛，再加上山东人有一点“保守”的特质，导致村里绝大多数农民选择在省内务工，其中选择在烟台市内务工的最多。他们选择在省内甚至市内务工的主要原因有：(1)山东的二、三产业快速发展，许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出现劳动力缺口，极大地吸引了农村劳动力，使JJB村及周围邻村的农民纷纷加入务工的行列。(2)出于家庭因素的考虑，农民不愿意背井离乡去遥远地区务工，因为一旦发生意外，他们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回家并处理解决突发状况，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得不偿失。(3)由于山东人比较“保守”，可能很难适应并生存在一个陌生的新环境，与其耗费时间精力将自己融入一个全新的境地，不如采取就近原则，着眼于家乡周边的地区。

1954年刘易斯在其《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书中对二元经济结构模型进行了典型分析，阐释了劳动力在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之间的转移现象。刘易斯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出发，通过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差异分析，阐释了劳动力在两部门间横纵结合的流动方式，具体表现为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流向现代工业部门，这一劳动力流动趋势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但这一模型的实现必须依赖于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无限接近于零这一基本前提，这恰恰是社会实践所否认的。再者，该模型认为经济发展投资力度与就业机会数量成正比，这一观点与资本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相违背。而事实上，这一模型的提出是基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现实情况，而并不完全适用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

随着研究理论的发展和研究层次的深入，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哈里斯－托达罗模型”(Harris-Todaro Model)^[29]被提出，该模型很好地修正了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先验假设。模型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城市自身就存在大量的失业人员，倘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势必会加剧城市人口问题，不仅给城市的基础设施带来巨大的压力，而且不利于农村的经济发展。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必须以理性经济人的身份存在，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是否迁移到城市的理性决策。

根据“哈－托模型”，城市化的发展必定要与其自身的工业化程度相匹配，发展中国家现有的工业化程度很难提供与之相对应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发展水平。所以单一地推进城市化进程并不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唯一途径与最优方法，反而会陷入畸形发展的误区，对国民与国家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应着重于农村自身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升农民生活水平，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在中国，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人口数量众多、消费水平不高，并且都是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但城市却截然不同，其经济模式是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且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相比农村更完善，人均消费水平远高于农村。而农村想要消除这种经济结构的矛盾和相对贫困落后的现状，就必须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实现现代化生产的经济结构。

现在的中国农村还存在另外一种劳动方式：农闲时，农民选择外出务工；农忙时，农民回家务农。这种劳动方式极大地带动了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满足了城市市场要素的需求，使当今农业、农村朝着现代化、繁荣化的方向迈进。在此基础上，加之以政府宏观经济引导与政策扶持，必将对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产生积极作用。

本文分析的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观水镇JJB村农民的务工或务农行为选择问题，不仅具备“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的特征，还具有其特殊的社会和文化因素。根据360搜索提供的铁路春运大数据分析，与四川人最爱外闯相反，山东人则最恋家，山东人大都在省内流动。可见社会和文化因素影响了山东农民微观主体行为的选择，在后文的实证检验中将对社会及文化因素的力量进行验证。

1.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的设定

本文重点考察的是影响农民务工或务农行为选择的相关因素，农民务工或务农行为选择问题的实质是家庭内部分工的内生选择问题。本研究中的重点问题是选择外出务工往往只是一部分农民，若把样本期内没有选择外出务工的农民样本剔除，将出现估计结果的偏误。现实状况是，因为那些旨在获得更高收入的农民会选择外出务工，即农民选择务工还是务农并不是随机事件，而是受收入的影响，以及农业补贴对其行为选择的冲击，因此，将那些选择务农的农民排除在外，仅对选择务工的农民进行回归，是一种自我选择样本而非随机样本，这种非随机的数据筛选本身就会导致估计结果有偏。

针对样本选择的偏差问题，本文借鉴了Heckman的两阶段选择模型^[30]。因此，本文的研究将农民的务工或务农行为选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因变量为二分变量，即农民是否选择外出务工；第二阶段研究农民行为选择对其收入的影响。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模型的设定基于托达罗^[20]针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劳动力流动模式，其认为当劳动力在城市部门的预期收入大于在其农业部门的收入时，即会产生就业转移。

第一阶段中，本文引入一个表示农民务工或务农选择的虚拟变量，使用一个二维变量来表示农民是否选择外出务工，具体形式如下：

d_i=1 if d_i^*>0

d_i=0 if d_i^*≤0

其中d_i^*=α₁w_i+α₂z_i

式(1)是Heckman第一阶段的Probit行为选择模型，p_r(d_i=1)是农民i务工行为选择的概率，φ(·)是标准正态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其中w_i表示农业收入、农业补贴及农民对农业政策的看法等是影响农民务工或务农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z_i是影响农民务工或务农行为选择的其他因素，包括个体特征因素和家庭特征因素。个体特征因素包括：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年龄的平方(age²)、健康状况；家庭特征因素包括：家庭健康费用支出、家庭经济地位、家庭近7年的经济支出情况、家庭最高受教育年限。α₁和α₂是回归系数。

第二阶段的方程是线性模型，具体为：

E_i表示务工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b₁、b₂和b₃表示回归系数，与普通最小二乘法不同的是加入了λ_i(inverse Mill’s ratio)项，用于克服样本的选择性偏误，即通过第一阶段的回归得到λ_i，再将λ_i加入第二阶段的线性估计模型中。

由于存在农业收入与外出务工的双向相关关系，即农业收入的下降会导致外出务工人员增多，相对而言，外出务工人员数量的增多，也会导致农业收入的下降，因此针对这种双向相关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需要选取外生工具变量来解决，即工具变量必须与农业收入密切相关但又独立于农村劳动力行为选择变量，基于这一原则，选取工具变量如下。

(1)JJB村到务工集中地烟台市的距离(distown)。农村到务工集中地城市的距离，不仅与运输成本相关，也影响到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通常离城市越近的农村，由于交通便利等因素，农产品能便利化地运输到城市，增加农业收入，因此农村到务工集中地的距离是影响农业收入与务工行为选择关系的重要因素，因距离又是客观的外生变量，故符合工具变量的条件。

(2) 2014年JJB村所在牟平区的公路密度(denhighway)。用2014年牟平区的公路里程与自身地理面积之比表示，测度单位为公里/平方公里，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电子地图。公路里程反映了一个地区的交通便利程度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发达的公路建设有利于农产品的运输，增加农业收入，但公路密度与务工行为选择相关性较低，因此也符合工具变量的条件。

2.内生转换模型的设定

本文的研究致力于探析在农业补贴的外生冲击下，收入对农村劳动力务工或务农行为选择的影响，即农村劳动力在预期收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务工还是务农的行为选择问题。由于这种自选择无法用明确的指标来体现，因此本文在继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后，以托达罗的二元经济理论为理论基础，参考Maddala和Nelson^[31]、范晓菲等^[32]使用具有内生选择性的转换模型来解决。内生转换模型包含了一个具有二元选择性质的行为选择方程和两个带有自选择变量的收入获取模型。

托达罗1970年提出的劳动力流动模型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城乡人口就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预期务工收益大于其在农村的预期务农收益时，农村劳动力就会产生流动。

假设一个劳动力在选择务工之前的k期净收益贴现值为：

其中，Y_u(t)和Y_r(t)分别表示t期务工和务农的实际工资，r代表贴现率，C(0)表示转移成本。

p(t)表示迁移者这t期前在城市找到工作的累加概率，p(t)和城市就业率v(t)之间的关系为：

假定务工和务农的实际收入不产生变化，则农民个体在城市的时间与其能获得工作的机会和预期收入呈正比。若v(0)>0则表示农民选择务工，当v(0)为正时，具有理性的农村劳动力就会选择去城市务工。

本文将考虑农民个体及家庭特征、自选择、行为选择方程设定如下：

将预期收入差距考虑在内的行为选择Probit模型为：

其中，X_i代表农民个体特征变量，F_i代表家庭特征变量，Z_i代表农民的个人生活状况，ε_i代表随机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lnY_ui－lnY_ri表示务工与务农的收入差距，即用务工还是务农的收入方程系数计算所有样本的务工与务农的预期收入之差。计算方法为先计算出务工者的实际收入方程系数，将务工组的系数带入务农组，得出务农组的预期收入，该收入代表务农组若务工后的收入，用同样的方法求得务工组在务农时的收入。通过该预测可以观察同一劳动力在务工与务农两种情况下的收入水平。用务工收入减去务农收入的差距就是其迁移前后的收入差距，本文将用该数值代表预期收入差距。

务工还是务农的收入方程是修正的Mincer工资方程^[17]，为个人特征和自选择的线性函数，形式分别为：

其中，结构变量u代表农民务工或务农的自选择，采用Maddala和Nelson^[33]的对结构变量估计过程。

课题组在2008年至2014年对烟台市牟平区观水镇JJB村的农村劳动力进行了跟踪问卷调查，内容覆盖了农村劳动力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外出打工状况、生活状况、农业补贴状况等方面，根据研究需要去除异常值及重复样本之后，共选取了45户137个样本个体的2008年至2014年7年连续跟踪调查数据，其中外出务工个体为33个，务农个体为104个。相关变量说明及变量的基本统计描述分别如表 3和表 4所示。

表3(Table 3)

表3 相关主要变量说明 变量 变量说明 受教育水平(edu) 将未受正规教育、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本科分别按照0、6、9、12、15、16年赋值 性别(sex) 男性=1,女性=0 婚姻状况(honr) 已婚=0，未婚=1 年龄(age) 劳动力的实际年龄 健康状况(health) 身体很差=1，比较差=2，身体一般=3，健康=4，身体很健康=5 健康费用支出(ill_spending) 家庭为健康支出的总费用 家庭经济地位(status_economic) 高=1，中=2，低=3 家庭近7年的经济支出最多事项(much_spending) 日常生活开支=1，医疗费用=2，子女教育及其他=3 家庭最高受教育水平(high_edu) 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年限 农业补贴(b_planting) 种粮补贴额 农业收入(argricu_income) 从事农业生产获得的收入 如何看待农业补贴政策(AtitituB) 利好政策=1，给不给都一样=2，并不能明显减轻负担=3 务工与务农收入差距(gap_icome) 务工的工资性收入与农业经营收入之差

表3 相关主要变量说明

表4(Table 4)

表4 变量的基本统计特征 变量 务工 务农 均值 方差 均值 方差 edu 12.370 0.423 8.951 0.341 sex 0.646 0.475 0.667 0.462 honr 0.487 0.483 0.167 0.503 age 30.516 7.823 48.162 10.023 health 3.798 0.935 3.173 0.927 ill_spending 244.262 71.876 732.786 78.968 status_economic 1.457 0.867 2.893 0.834 much_spending 2.456 1.112 3.457 1.244 high_edu 6.787 5.158 11.354 6.423 b_planting 24.128 6.877 72.383 6.412 AtitituB 2.878 1.002 2.987 1.003 gap_icome 1 534．675 111.002 867.567 98.553

表4 变量的基本统计特征

在进行Heckman两阶段模型检验之前，需检验模型变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为此对自变量的相关性进行了检验，各自变量的相关系数均低于规定的临界值，且vif值都小于10，因此模型变量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本文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对方程进行估计，第一阶段的估计为务工或务农行为选择模型，考察农村劳动力是否会选择外出务工，第二个阶段是线性回归模型，进一步考察影响农村劳动力行为选择的因素。根据模型建议的LR值显示，LR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模型存在样本自选择问题，因此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进行检验是有效的。具体检验结果如表 5所示。

表5(Table 5)

表5 Heckman两阶段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1) (model1) 模型(2) (model2) 模型(3) (model3) 选择方程 回归方程 选择方程 回归方程 选择方程 回归方程 argricu_income -0.089***(0.002) -0.099***(0.002) -0.092***(0.003) -0.094***(0.001) -0.095***(0.002) -0.099***(0.002) b_planting -0.088***(0.053) -0.093***(0.044) AtitituB -0.007***(0.001) edu 0.027***(0.003) 0.036***(0.003) 0.025***(0.002) 0.034***(0.002) 0.028***(0.002) 0.037***(0.003) sex 0.107***(0.112) 0.135***(0.113) 0.137***(0.102) 0.157***(0.109) 0.127***(0.102) 0.142***(0.111) honr 0.132**(0.022) 0.156***(0.023) 0.121***(0.015) 0.167**(0.017) 0.122***(0.014) 0.158***(0.022) age -0.075***(0.000) -0.077***(0.001) -0.078***(0.001) -0.057***(0.000) -0.052**(0.001) -0.055***(0.001) age2 0.002**(0.001) 0.010***(0.002) 0.004**(0.001) 0.013***(0.001) 0.002**(0.001) 0.011***(0.001) health -0.197***(-0.023) -0.199***(-0.023) -0.166***(-0.012) -0.186***(-0.019) -0.199***(-0.021) -0.187***(-0.022) ill_spending 0.745***(0.113) 0.835***(0.114) 0.733***(0.111) 0.822***(0.113) 0.811***(0.110) 0.836***(0.113) status_economic -0.093**(-0.002) -0.098***(-0.003) -0.098**(-0.002) -0.092**(-0.002) -0.059**(-0.001) -0.088**(-0.002) much_spending 0.247***(0.114) 0.387***(0.116) 0.258***(0.115) 0.335***(0.122) 0.311***(0.115) 0.385***(0.114) high_edu 1.877***(0.634) 1.897***(0.622) 1.899***(0.622) 1.834**(0.552) 1.886***(0.622) 1.747***(0.602) distown 1.213***(0.013) 3.382***(0.011) 3.213***(0.009) denhighway 1.097***(0.011) 2.089***(0.010) 2.037***(0.047) λ 2.011***(0.017) 4.038***(0.041) 4.061***(0.027) LR 15.31 18.39 20.61 Ch2 (0.000) (0.000) (0.000) observations 959 231 959 231 959 231 注：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的标准差。*、**、***分别代表10%、5%、1%的显著性水平。

表5 Heckman两阶段模型估计结果

在表 5中，分别报告了选择模型和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在模型(1)、(2)、(3)中逐步加入相关变量。在模型(1)中只加入了农业收入变量以及劳动力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变量；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农业补贴变量，以考察农业补贴对劳动力行为选择的外生影响，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又加入了表示农村劳动力对农业政策态度的虚拟变量。由表 5估计结果的LR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可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行为选择方程和收入获取方程相互独立”的原假设，因而行为选择方程和收入获取方程须同时估计。

在模型(1)、(2)和(3)中，通过农业收入变量的估计结果可知，在选择方程和回归方程中，农业收入的系数为负，且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农业收入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行为选择呈现出负向效应，农业收入越高，务工行为选择的概率就越低，可见农业收入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同时，随着农业收入的增加和其对务工行为选择的消极影响，从而削弱了务工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在农业收入增加的过程中，总收入中的农业收入比重也随之增加。在模型(2)中加入了农业补贴变量，结果表明农业补贴变量对农村劳动力务工选择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农业补贴越多，农村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的概率就越低。这与前文的分析一致，因为农业补贴对农业收入产生直接影响，从而影响了务工行为选择。在模型(3)中继续加入农村劳动力对农业政策态度的虚拟变量，以衡量国家的农业政策对务工或务农行为的选择。结果显示，农村劳动力对农业政策越看好，其将会越倾向于选择务农。这表明国家对农业政策的调整，能有效调动和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并调节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农村劳动力对农业政策态度的虚拟变量的负向显著效应，为国家改变农业政策的调整方向和力度，提供了有利的实证支持。

根据上述模型(1)、(2)、(3)的估计结果分析，从个体特征变量看，受教育年限、性别、婚姻状况对务工行为选择表现为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影响着其劳动技能水平，技能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外出务工；在外出务工的行为选择中男性更具有优势，这与男性的体力强于女性以及其在家庭中的分工有关，女性劳动力更多选择务农并照顾家庭；婚姻状况中已婚劳动力在务工选择中更具有优势，已婚劳动力由于通常有较长时间的工作经历及稳定的家庭基础，更容易选择外出务工。个体特征变量中对务工选择表现为负向影响的变量为年龄和健康状况，这是由于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后，往往从事的是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行业，年龄和健康状况具有优势的群体才能适应这种高强度的务工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年龄变量的拐点出现在19~28岁之间，回归调查问卷和农民个体不难发现，年轻时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农村大学生都对城市充满了向往与憧憬，这段时间也是农民外出务工的黄金年龄，无论是适应能力还是学习能力都达到了一种峰值。基于自己年轻力壮、精力旺盛的现实情况，他们大多会选择工作时间长、强度高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并且在保持低出错率的基础上无限度地延长加班时间，以此来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这无疑对打工者的健康人力资本消耗较大。然而随着自身年龄加大、经济危机冲击、就业形势萎缩等多重原因，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不得不“提前”到建筑工地上找活，直至最后迫于生计而回乡。结婚后不仅错过了最佳务工时间，并且许多问题接踵而至，子女抚养、身体状况因素、工作强度选择、劳动收益比率种种问题都会影响和制约农民的外出务工意愿。在与村中农民交谈中了解到，农民们早已把外出打工视为一种“青春饭”，想留在城市结婚生子、买房安家变得愈发遥不可及。而随着年龄的增加，结婚生子的成本越来越高，在城市“生得起孩，养不起孩”的观念深入人心，最后不得不回到家乡农村继续生活。李春光曾在小说《玻璃是透明的》中写道，玻璃如同务工农民和这座城市的精神隔膜，表面上两者亲密无间，农民工可以通过透明的“玻璃”看清城市的一切，领略城市的华美与进步，但玻璃始终是玻璃，无论玻璃再无形，再透明，它终究是一道坚实的墙，把农村和城市隔离开，把不同等级的人隔离开。从农村打工者的言语中，字字句句流露出心酸与无奈，最初的梦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消磨殆尽。

从家庭特征变量看，家庭的健康费用支出、家庭的经济支出费用、家庭最高受教育年限均对务工选择表现为正向影响，家庭经济地位则为负向影响。这是由于当家庭在健康和经济支出的负担更大时，仅依靠农业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开支，这促使有能力的农村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旨在获得更多的劳动报酬。在选择是否外出务工时，家庭的最高受教育年限起到了显著的带动作用，家庭的最高受教育年限越高，其对城市和务工生活的了解越能对整个家庭的行为选择在思想上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而家庭经济地位高的家庭成员由于在村落中已经获得了较高的收入，这部分人更倾向于利用现有财富在周边开展经济活动，获取利益，并兼顾农业生产，以规避外出务工的风险。

本文的内生转换模型包括农村劳动力行为选择Probit方程、务工与务农的收入获取模型。由于收入获取模型中含有代表农民自选择的结构变量，因此本文先估计务工与务农的收入获取模型，在测算整体样本预期收入差距的基础上，再估计农民行为选择Probit方程的结果。

1.务工与务农的收入获取模型估计结果

表 6分别给出了务工与务农收入获取模型的估计结果。从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看，受教育的年限对务工与务农两组人员都呈现显著促进作用，但对务工组的正向影响更大。这表明教育程度在务工过程中能提高农民的技能水平，促进工资的增长力度；在农业生产中，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农民进行科学的农业生产，继而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但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村劳动力，有更多的机会和优势由农村务农迁移到城市务工，并且在务工过程中，教育水平对其收入影响更大。

表6(Table 6)

表6 务工与务农收入方程估计结果 变量 务工收入方程 务农收入方程 edu 0.042***(7.008) 0.037***(7.008) sex 0.411***(5.222) 0.387***(5.112) honr -0.089***(-0.003) 0.049***(0.002) age 0.077***(0.112) 0.053***(0.008) age2 -0.001**(0.011) -0.001**(0.003) health 0.060***(0.119) 0.165***(0.117) u -0.044***(-0.332) 0.033***(0.227) constant 5.772***(8.552) 6.778***(7.993) observations 231 728 F 68.225 118.772 R-squared 0.223 0.228 注：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的标准差。*、**、***分别代表10%、5%、1%的显著性水平。

表6 务工与务农收入方程估计结果

从性别角度分析，在务工与务农两组人员中，男性都有显著的收入优势，而这种性别收入优势在务工组中更明显，这与农民工进城务工所从事的行业有关。农民工进城务工大多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因此男性相对于女性而言更具有收入优势。

婚姻对于务工与务农两组人员的收入效应相反。在务工组中，婚姻呈现出负效应，表明在务工组中，未婚人员不具有收入优势，这是由于未婚人员常常是初到城市的打工人员，缺乏工作经验，而已婚人员由于在城市工作时间较长，掌握了一定的工作技能，积累了工作经验，相对于未婚人员更容易在城市中获得较高的劳动收入。未婚人员在务农组呈现正向促进作用，这是由于务农需要较高的体力条件，未婚人员没有婚姻家庭的负担，有充裕的时间和体力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在务工和务农两组人员中，年龄和收入两者之间都表现为倒“U”型，并且年龄对务工的效应相对务农组更显著，这表明年轻的农民工在城市中具有收入优势。通过务工收入方程的估计系数可以计算出年龄“拐点”为39岁。当农村劳动力的年龄低于39岁时，随着年龄的增加，务工的收入会增加；当年龄高于39岁时，务工收入呈现减少的趋势。同样的，通过务农收入方程的估计系数计算得出，务农组的年龄“拐点”为27，表明当农村劳动力年龄低于27时，务农收入会增加，而高于27时，务农收入会减少。鉴于这一年龄“拐点”现象，本文重新回到调查问卷中找寻答案，发现被调查村中选择外出务工的大多数为大于27岁的青壮年劳动力，这和农村的婚姻观念有很大关系，农村劳动力往往选择结婚并有一个小孩后，再外出打工。

健康状况在务工与务农组中均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在务农组中更为显著，主要是由于农业生产对体力的需求相对更多。

从上述变量的分析结果中可以得出，受教育水平对收入的作用小于性别、婚姻和年龄因素，这可能是由于进城务工的工作大多是技能要求较低、体力要求较高的工作类型，因此教育对收入的影响作用小于能反映劳动者体力的其他要素。

结构变量反映了劳动力的自选择对农村劳动力的配置作用。由结果可得，结构变量在务工组表现为负效应，而在务农组表现为正效应，且两组结构变量的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说明所用的调查数据验证了本文的自选择假设，也同样验证了山东的社会和文化因子对农民务工或务农行为选择的影响，山东人最恋家的特征表现为劳动力配置上务工选择的负效应和务农选择的正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实现务工所需要的技能水平要高于总转移人口的平均技能水平，而务农人员所需的技能水平也要高于总务农人员的平均技能水平。这表明，在国家大力支持农业发展的今天，农村务工人员的转移挤压了原本就紧张的城市就业环境，务农人员也相应地呈现出人员配置失衡的状况。这种情况下，农村劳动力面临一个严峻的选择问题：务工还是务农。

2.行为选择的Probit模型估计结果

在行为选择方程中包含了个人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农业政策变量和经济特征变量。其中个人特征变量为受教育水平、性别、婚姻状况和健康状况；家庭特征变量为家庭总收入、家庭健康费用支出、家庭经济地位、家庭近7年的经济支出和家庭最高受教育年限；农业政策变量为农业补贴额和如何看待农业补贴政策变量；经济特征变量为务工和务农的预期收入差距的对数变量。由于Probit模型为非线性模型，其系数不能和线性模型一样代表边际效应，故需计算出变量的边际效应，各变量的估计系数和边际效应如表 7所示。

表7(Table 7)

表7 行为选择的Probit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边际效应 edu 0.288***(0.018) 0.039***(0.003) sex 0.617***(0.047) 0.117***(0.132) honr 1.229***(0.023) 0.143***(0.042) age -0.076***(0.102) -0.043***(0.000) age2 0.001***(0.003) 0.000***(0.002) health -0.861***(-0.123) -0.195***(-0.021) total_income -0.144***(-0.132) -0.033***(-0.057) ill_spending 0.775***(0.116) 0.065***(0.112) status_economic -0.094**(-0.002) -0.003**(-0.001) much_spending 0.265***(0.117) 0.086***(0.099) high_edu 1.889***(0.654) 0.667***(0.089) b_planting -0.088***(0.053) -0.001***(0.034) AtitituB -0.006***(0.000) -0.001***(0.000) gap_icome 6.554***(0.978) 1.553***(0.778) constant -5.062***(-8.222) 0.438***(5.963) observations 231 728 Log likelihood -122.464 LR chi2(12) 55.095 PseudoR2 0.399

表7 行为选择的Probit模型估计结果

首先分析个人特征变量。受教育水平对务工选择的概率为正向影响，表明受教育水平越高越能掌握更高的技能水平，适应城市就业的需求，并且教育水平的提高，促使其眼界开阔，更想在城市中生活，引致这部分人作出务工的行为选择。性别的边际效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男性劳动力选择务工的概率大于女性，这和城市就业机会及工资等方面的性别歧视有关，而女性通常选择留守农村负责务农和家庭劳动。从婚姻状况变量看，未婚的农村劳动力更容易选择务工，这是由于已婚农村劳动力受家庭因素等牵绊，选择务工的概率降低。年龄和健康状况变量对务工选择的概率呈现出负向效应，表明随着年龄增大和健康状况下降，在城市获得工作的机会逐渐减少，年龄较大和健康状况较差的农村劳动力更愿意选择务农，只有年轻和健康状况较好的农村劳动力才能适应城市务工的激烈竞争和生活压力。

其次，从家庭特征变量看，家庭总收入对务工选择的概率为负向影响，这是由于家庭收入较高的农村劳动力往往有能力购置更好的农业机械，进行农田承包或开设工厂等，在农村获取经济收入的可能性更大，这部分人往往选择规避城市务工的竞争风险。健康费用支出的边际效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可见较高的医疗支出是农村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的一个重要原因，问卷调查的数据显示，在选择外出务工的家庭中，医疗支出占据了家庭支出的绝大部分。家庭经济地位对务工选择表现为负向影响，这和家庭收入变量的作用相同，具有较高家庭经济地位的劳动力，在农村已经有获取较高收入的先天优势，这会降低其务工的选择概率。家庭近7年的经济支出对务工选择概率起正向作用，为了能更好地负担家庭的经济支出甚至是债务，农村劳动力往往选择外出务工以获取更高的工资性收入。家庭最高受教育年限对务工选择呈正向影响，家庭里最高受教育年限的劳动力通常已经对城市务工有一定的了解，其可以给家庭成员带来更多的就业信息及务工经验等，促使其家庭成员增加对务工的选择偏好。

再次，从农业政策角度分析，农业补贴政策对务工概率有显著负向作用，可见农业补贴的增加激发了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村劳动力如何看待农业补贴对务工行为选择表现为负向效应，表明当农民对农业政策看好时，其选择务农的概率便会相应增加。

最后，从经济因素角度看，务工与务农的预期收入差距对务工选择表现为显著的正向效应，且效应在所有变量中最大，边际效应高达1.553，表示预期务工与务农的收入差距每增加1%，农民选择务工的概率就会增加1.553%。这一结论验证了托达罗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分析，即预期收入差距是影响务工或务农选择的最重要因素。刘易斯认为当务工的工资性收入大于务农的农业经营收入时，农村劳动力会选择务工，但是这一实际收入差距无法解释生活状况较好的农村劳动力选择务工的现象，托达罗的预期收入差距能更好地解释这一现象，本文的检验结果也支持了托达罗的务工与务农的预期收入差距对务工选择产生正向效应的观点。

本文采用中国农村的微观调查数据，构建了农村劳动力的行为选择方程和收入获取方程，分别利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和内生转换模型进行了检验，以分析影响农村劳动力务工或务农行为选择的因素。结果表明：在收入获取模型中，务工与务农组中受教育水平都表现出了显著的正向效应，并且在务工组中表现出了显著的自选择效应，说明农村劳动力会根据其自身的优势选择务工或务农。从行为选择方程看，务工和务农的预期收入差距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行为选择的最重要因素，农业补贴的力度和农民对农业补贴政策的看法对务工的行为选择概率产生负向效应，可见农业补贴和农业政策对农民选择务工起到了显著的负向冲击作用。

从结论分析中可以得出，有诸多因素影响和制约着中国农民的行为选择，其中既有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自身根源问题，也有政府政策执行和制度创新等方面的不足，因此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形势不容乐观。在中国农产品生产成本大幅上升以及农业结构大幅调整的背景下，中国农民收入结构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转变，农民非农收入比重持续上升、农业收入比重持续下降。整体看，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第二、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加之中国农民仍依托于传统的生产格局，农业生产水平不高，缺乏有效的资金投入等原因，使传统农业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与此同时，农民自身文化素质不高和非农就业机会制约，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对农民的行为选择产生显著影响。根据以上分析，结合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JJB村的经济发展现状，从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针对不同行为选择的农村劳动力，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提高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质量水平，强化进城务工人员职业技能培训。

截至2015年10月，中国已实施20项教育扶贫政策，对贫困地区实行全覆盖，其中包括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免学杂费、免教科书费、寄宿生生活补助)、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和补助生活费等，并发布了《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等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旨在努力办好贫困地区每一所学校，遍及每一名教师，培养每一名孩子。

然而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教育问题依然处于以政治和经济为核心的社会的边缘位置，而对教育系统自身而言，农村教育又被高等教育和城市教育无限制地边缘化。与此同时，中国多数地区农村成人教育成效不彰，部分农民思想观念仍较为滞后，加之“经济门槛”较高的涉农培训的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导致农民参与培训的动机相对薄弱、意愿相对淡薄。分析目前调查情况，中国多数农村地区的职业教育依然深处办学质量低下、办学机制呆板、对青少年吸引力匮乏的困境。农村职业教育普遍存在着办学模式单一、片面注重学历教育以及教学内容陈旧脱离实际等偏颇，这些都将是中国政府亟待改进的教育问题。

国家应首先从娃娃抓起，坚决防止新文盲现象的出现，应确保农村学龄儿童九年义务教育的顺利进行，特别是贫困程度较高的西部地区，国家应采取相应的补贴政策，并且加大政策落实和监察力度，确保农村学生能完成学业，为今后的继续发展夯实基础。对于已经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却未考上高中以及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的初高中毕业生而言，应对其进行一定的职业规划与职业技术教育，根据其自身需求加大技能培训力度，使其掌握一技之长。简言之，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促进务工机会的增加和劳动效率的提升，增加农民的务工收入。

第二，加强中国农业支持政策，对选择务农劳动力的生产与生活加以影响与促进。

2006年中国全面免除农业税，中国农民从此告别持续约四千年的皇粮国税，农民收入水平相比从前有了显著提高。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2年聚焦“三农”，解决“三农问题”仍是今后中国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最新公布的国家50项惠农政策中，涵盖中国包括种粮直补140.5亿元、预拨农资综合补贴资金1 071亿元、良种补贴资金203.5亿元等多项实际、具体的惠民政策，政策涉及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等基础产业，这足以彰显出中国政府对深化农村改革、支持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的信心与决心。

但就目前补贴效果而言，中国农业补贴政策存在执行成本高、补贴环节多、补贴力度不足等众多问题，导致农业补贴政策的补贴效率极其低下，这严重制约着国家农业补贴政策的绩效，政策效率损失十分严重。由于农民收入提升程度十分有限，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提升程度相比，还存在着巨大差距，因此在看到农民增收的喜悦背后，仍隐藏着阻碍农民增收的诸多因素。

中国政府应当结合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建设和谐社会、和谐农村为目标，重点以增加务农收入为核心，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和监管力度，改善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采取有效的价格支持政策，建立农产品价格基金等帮扶政策，以规避不确定的农业生产风险。政府增加对“三农”问题的直接投入，保持财政支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支持保护体系，逐步实现农村家庭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收入结构的合理化调整，促进农村消费水平和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真正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三，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农村保障体系完善进程，确保务农者的根本利益。

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与出发点，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十二五”期间，全国大力实施农村饮水工程，累计完成投资1 053亿元，提高了农村供水能力与饮水质量，解决了2.1亿农村人口的安全饮水问题。与此同时，全国大部分农村道路得到了改善，大部分省市完成了100%行政村通水泥公路，实现了“村村通”目标。全国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加快，农村用电得到了基本保障。全国农村通信业务和互联网建设也在进一步加快。

但是，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建设差距却日趋扩大，这是城乡二元体制所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而由于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极不完善的现状导致的农民就医难、养老难等问题仍亟待解决。正因如此，许多务农者忧于当地农村的基础保障水平，越来越多的务农者选择外出务工，给自己和家庭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甚至有的家庭全家外出务工。

中国政府应加快农村基础服务体系建设，健全新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将扶持资金优先投向农业综合治理开发、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等方面。例如，在乡镇设置一些必要的派出机构，负责当地农村的卫生、安全、教育、公共投资等日常工作，以保障务农农民的根本利益与基本权利。相信随着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健全，农民生活的日趋改善，农民收入将会有显著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