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们普遍认为，除了正式制度能够影响个人行为和组织行为之外，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同样影响到个人行为和组织行为^[1]。几千年来，儒家文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受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企业越来越重视建立各种各样的关系。在中国，政商关系自古就受到关注，贯穿于整个商业发展的历程中，秦国吕不韦提出奇货可居、徽商和晋商的辉煌、红顶商人典范胡雪岩等无不印证了政商关系的重要性，在商业时代政企关系是一个永远都不过时的话题，是一种充满谋略的商业哲学。目前，中国正在稳步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化到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行为经常受到交易成本过高、市场制度不健全、政府强势干预等问题的困扰，所以为了保护自身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企业不得不寻求正式市场和法律制度的替代机制——非正式制度的庇护。高管的政治关系作为一种重要的替代机制，在市场机制不太健全的环境下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2, 3]}。

基于此，国内外社会学、管理学领域的学者对高管政治关系进行了大量的探讨，通过一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分析高管政治关系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也取得了一些颇有价值的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是，学者们研究高管政治关系产生机理的文献却不是很多，专门针对民营企业进行研究的文献也不是很丰富^[4]。其实，组织的不同特征、所处行业特点、市场力量的强弱等因素都会或大或小地影响高管政治关系的产生。那么，高管的政治关系是否与制度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呢？高管的政治关系又是如何影响企业的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呢？本文试图研究这些问题，以期能够丰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关系的理论研究，从而能够为政府的各种社会资源市场交易机制的完善提供理论支持。

民营企业是我们国家特有的一个经济概念，是政治经济体制不断更替出现的产物。“民营”这一名词最早追溯到1931年王春圃所著的《经济救国论》中，认为“民营”这一概念是和“官营”相对应的，是指由民间资金投资创办经营的企业，而“官营”是指由国民党政府创办的企业。

随着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化，“民营”和“官营”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随之发生了变化。“官营”主要是指国家所有且直接经营的那些企业，即国营企业。当今意义上的“民营”这一概念来源于1980年，陈春先等人在中关村率先成立了中国首家民营科技企业，开创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先河。但直到现在，中国从没有在官方文件中对“民营”进行明确的界定。关于民营的内涵，学术界仍然进行着广泛的争论，主要有三种基本观点：(1)从经营权视角进行界定，认为民营企业就是经营权归个人所有，而不是属于国家所有；(2)从生产资料所有制视角进行界定，认为民营企业就是那些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作为经济基础的个体私营企业；(3)相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认为民营企业是除了国有企业之外的所有企业。

笔者认为，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私营企业，不是直接或间接由国家掌握支配权，而是其产权归属于自然人或者具有民营性质的法人。私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私营经济和民营经济等概念实际上都是同一意义的不同表述。

高管政治关系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但对于高管政治关系的内涵问题学术界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学者Brenner、Douglas从资源基础论的角度出发解释政治关系，认为政治关系实际是各种资源要素的一个集合体，这些要素能够影响政府制定决策、获取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从而使企业获得较强的自身竞争优势。因为政府可以制定各种产业政策和行业规制，控制着很多资源特别是垄断资源。基于此，企业高管觊觎这些资源和权力，会积极主动采取各种措施与政府及其政府官员建立并保持一种良好的关系，尤其是在在制度环境较不完善的背景下。根据资源基础论的相关观点，高管政治关系是重要的政治资源，能够成为企业一种潜在的核心竞争力。还有部分学者从社会资本论的角度出发解释政治关系，认为政治关系实际上是企业借助于企业高管与社会各界之间的关系，从而获取社会上一些稀缺资源的能力，对于企业高管来说，政治关系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其维持也需要长期的经营，所以政治关系也是企业或高管的一种公关行为。企业之所以谋求政治关系就是要借助于股东、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以及经理层人员的关系网络寻求横向的社会资本，促进企业自身市场价值的提升，增加其直接收益和间接收益。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政治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独特的社会资本，即实际或者潜在资源的集合，在转型环境下借助于政治关系，企业把自己和政府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改善企业的绩效。

目前，对于高管政治关系的测度，多数学者比如Faccio、Hsin-YiYu、潘红波、Wenfeng Wu均采用虚拟变量法对政治关系进行测度，但是虚拟变量法对政治关系进行测度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5]。比如同级在职官员和离职官员，影响力存在很大差异，但用虚拟变量法测度的分值却一样；不同层级的官员政治影响力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采用虚拟变量法测度却得分相同。因此，学者们开始探讨更加行之有效的方法测度政治关系，比如Faccio、王庆文、邓建平、梁莱歆提出用层级划分法对政治关系的强度进行度量，政治级别越高，赋值越大，该企业政治关联强度越强^[6]。通常情况下，全国人大代表赋值最高，为5分；其次是省级人大代表，为4分；再次是市级人大代表，为3分；然后依此类推用以衡量企业政治关系的强度。

笔者认为，高管的政治关系不同于传统意义的腐败，而是企业内一项重要的资源，一种核心的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增进企业的价值，尤其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的经济转轨时期。同时，高管的政治关系表现出时效性(现任官员的政治影响力远远高于曾任官员)、层级性(官员级别决定影响力不同)^[7]、范围性(拥有政治身份的高管越多影响力越强)，因此本文将充分考虑当前国内民营企业的状况，结合政治关系的特性，创建民营企业内高管政治关系的测评体系。

对于民营企业绩效这一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的论证，但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但是民营企业绩效实际上是一个涵盖了企业盈利能力、企业成长能力以及企业综合竞争力的多层次多角度概念^{[8, 9, 10]}。根据Makadok的观点，绩效的测度从两个方面进行：(1)盈利指标。这是当前学术界很多学者采用的测度方法，从企业的报表中直接获取所需的相关财务指标，利用这些指标进行计算，得出各种相关的收益率，比如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资本收益率、销售净利润率、每股收益等。(2)成长指标。主要关注民营企业的成长性，其未来的发展潜力如何，用市场占有率等指标进行度量。

民营企业成长测度的难度比较大。不同的学者倾向于选择不同的指标，比如Merz和Sauber、Dunne和Hughes等重视企业销售额的增长率，选择用5年内企业销售额绝对增长的数值进行衡量；Rajan和Zingales、祝继高等选择托宾Q值这一指标；姜付秀等选择了总资产增长率进行衡量；Tong和Reuer、 Alessandri和Tong等选择用成长期权价值进行测度。

笔者认为，民营企业绩效应该借鉴Makadok的观点，采用盈利指标(短期指标)和成长指标(长期指标)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测度，既反映民营企业在一定时间内所取得成绩，也关注民营企业在长时期内的成长状况。

制度一直是政治学研究的范畴，直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学者们开始关注制度自身所带来的效率。根据Coase、张五常等学者阐述的新制度经济学观点，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和一系列规范，约束组织内的成员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决定着组织内所有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制度既包括正式的法律法规，也包括一些像道德、传统、风俗习惯等非正式约束，具有一定的长效性和稳定性。

中国民营企业不是孤立存在的，其生存和发展与周围的环境息息相关，那么民营企业进行组织行为活动时所面临的诸多外部条件和各种境况，就是制度环境应该关注的内容^{[11, 12, 13]}。制度环境是一系列基础规则，涉及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等，用以约束企业的行为，使企业在选择制度安排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受到特定的约束和限制。中国地域广泛，各地区实际状况不一，所以地区间的制度环境也必然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比如各地政府对当地经济干预和支持程度、产品市场发育状况和竞争程度、要素市场发育状况和竞争程度、非国有成分占主导的企业发展状况、地方性法律法规制度的建设状况等存在差异。同时，企业面对的制度环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不会经常发生变动，因此企业应该适应制度环境，才能追求企业自身利益的不断增进。民营企业采取的相关行为与民营企业所处地区内的制度环境有着明显的内生性关系。本文认为民营企业所面对的制度环境实际上就是民营企业的一系列行为活动赖以开展的各种条件和诸多境况，就是约束民营企业寻求效用最大化的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体系。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制度环境的环绕与包围，任何一步的前进都要直接或间接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14]。外部环境中的正式规则或者非正式规则，都会对民营企业的各个环节发挥出这样或者那样的作用，从而塑造出民营企业在中国社会中应该扮演的角色，体现出民营企业的价值取向和根本利益。

目前，中国正处在经济的转型时期，国家或地区的正式制度正在完善，规范和指导市场经济健康运转的各项规章制度还不够健全。在这种环境下，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有时无法从国家的正式制度中寻求到有效的保护或者获取有利的支持，就会借助非正式制度来替代正式制度或者填补正式制度的空缺^{[15, 16, 17]}。高管政治关系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就是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是不同制度环境在民营企业行为上的最终体现。Choi和Thum、罗党论、Qi、李维安和邱艾超等学者认为高管政治关系是法律保护和政权稳定等相关机制的最重要的替代品之一^{[9, 18]}。民营企业借助于高管政治关系，可以应对来自政府的干预、减少行政罚款、减轻税收负担，同时可以寻求到政府庇护、获取到稀缺资源。基于此，在中国特定的制度环境下，民营企业有更大的动力建立政治关系，通过政府和企业的中介者——高管政治关系来实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当前制度环境对企业造成的负面效用。

目前，学者罗炜和饶品贵、张敏等广泛选择采用樊纲的市场化指数对制度环境进行测度，该指数关注5个方面的内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产品市场的发育、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要素市场的发育、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19]。该综合性指标能够比较客观和合理地对市场环境和法律环境进行描述和评价，能够较好地代表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市场制度环境。关于制度环境的测度问题，本文选择大部分学者通用的方法，采用樊纲的市场化指数。

从经济角度分析，民营企业是营利性组织，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一般以企业绩效这一指标体现。在企业内部，影响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是资源。根据Wernerfelt提出的企业资源基础理论，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是企业内的资源，资源分为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其中，无形资源是企业内部核心的要素。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无形资源尤为重要，无形资源中的高管政治关系是重中之重，直接影响到民营企业的绩效，是民营企业中一种重要的战略性资源。边燕杰、贺小刚、罗党论等学者认为政治关系是企业所需的一种政策或政治资源，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可以给企业带来绩效的提高^[9]。

民营企业高管政治关系实际上并不能对企业绩效产生直接的作用，而是通过企业行为(企业融资行为、企业纳税行为、企业成长行为)而实现的间接作用。民营企业高管政治关系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中介过程，企业绩效是一系列企业行为的结果。民营企业高管政治关系通过“高管政治关系→企业融资行为→企业绩效”、“高管政治关系→企业纳税行为→企业绩效”、“高管政治关系→企业成长行为→企业绩效”等三条路径对民营企业绩效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高管政治关系→企业融资行为→企业绩效”、“高管政治关系→企业成长行为→企业绩效”这两条路径的作用更强，而“高管政治关系→企业纳税行为→企业绩效”这条路径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弱。基于以上的相关分析，民营企业绩效对高管政治关系的反应模型如图 1所示。

图1(Figure 1)

图1 民营企业绩效对高管政治关系的反应模型

高管政治关系影响最大的是企业融资行为，通过企业融资行为为中介进而影响民营企业绩效。融资难目前已经成为制约中国民营企业快速发展的瓶颈。李斌和江伟、林毅夫和李永军、张纯等学者认为，制约中国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的原因主要有金融市场不健全、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力度不够以及银行体制仍然以国有银行作为主导力量等。在金融制度和法律制度还不是很完善的环境下，民营企业融资的主要途径仍然是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但是，国有银行对民营企业存在着较大的歧视，不愿意贷款给民营企业。正式制度出现局限与疏漏时，Allen认为非正式制度就成为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替代机制。借助非正式制度，社会契约才能更加有效的运行。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来说，高管政治关系就成为了一种非正式制度。Sapienza以意大利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发现政治关系有助于企业从国有银行获取一定的贷款，政治关系越强，贷款利率越低^[15]。Khwaja研究了巴基斯坦的企业，发现政治关系能帮助企业获取更高的贷款额度^[16]。Charumilind在研究台湾地区的企业时发现，政治关系有助于企业更容易获取国有银行的贷款，担保更少，贷款期限更长^[17]。Classens 依据巴西的数据，发现总统选举结束后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债务杠杆系数会有较大的提升^[14]。国内学者余明桂、吴水亭、连军、何镜清等研究了中国的企业后发现，高管的政治关系有助于民营企业的融资行为，能够获取更多的融资优惠，包括贷款利率更低、贷款金额更多、融资约束更少、贷款期限更长^{[4, 20, 21, 22]}。在当前国有银行占绝对控制地位的大背景下，高管的政治关系是一种声誉机制，有助于民营企业的融资行为。民营企业的融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企业绩效，以比较低的成本筹集到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有助于企业抓住机会，促进自身发展，获得较高的绩效。如果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缺乏资金支持，就会失去很多机会，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民营企业高管政治关系与企业成长行为关系密切。中国是一个经济转型国家，是一个新兴市场，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成长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目前，大部分行业都设定了相关的进入壁垒，甚至还有一定的政府管制行业。进入壁垒越高的行业，竞争激烈程度越弱，企业的盈利水平越高，可以获取较多的超额利润。高管的政治关系可以帮助民营企业获得更大的机会进入到政府管制的行业，借此获得较大的垄断竞争优势。Mobarak以印度尼西亚的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与总统苏哈托关系紧密的企业能够更容易获得政府的进出口许可，由此获取多于同类型企业10倍的超额利润^[23]。Wiwattanakantang对台湾的企业家进行研究，发现竞选成功的企业家会影响政府制定行业管制政策，这些政策会促进所在企业的迅猛发展，但会对其竞争对手造成消极的影响^[24]。胡旭阳、罗党论等学者对民营企业进行相关研究后发现，高管的政治关系有助于民营企业进入高壁垒行业，以此获取竞争优势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9]。同时，国家政府在市场上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消费者，每年都会进行政府采购，采购数量比较大，采购金额比较高。高管的政治关系会帮助企业更容易获取政府订单，给企业带来较大的成长机会，促进企业发展。Shleifer认为，政府官员会以政府采购的形式回报支持他们的企业。Goldman通过研究部分美国企业发现，大选结束之后，取胜政党的支持企业会从政府获得更多的订单，而失败政党的支持企业获得的订单会急剧减少^[25]。Bertrand对法国企业进行研究，发现企业之所以支持竞选者是希望其当选后能帮助自己获取政府订单^[26]。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不管是进入政府管制的行业还是获取政府订单，都与企业成长行为紧密相关，给企业带来较大的发展空间，促进企业的快速成长，从而带来企业盈利水平的提高和市场价值的提升。

高管政治关系会直接影响企业纳税行为。目前，中国对企业实施统一的税收政策，但是中央政府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权限，可以依据当地实际情况对税率进行适度调整。高管政治关系能够帮助企业享受到地方政府给予的相关税收优惠，实际税率远远低于竞争对手，企业运营成本会降低，从而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Adhikari研究马来西亚的部分企业，发现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更容易得到政府的税收减免，从而降低企业的实际税率^[27]。Bertrand对部分法国企业进行研究后发现政府会给予有政治关系的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26]。Faccio等通过跨国研究得到结论，47个国家中政治关系会帮助企业降低实际税率^[5]。吴文峰对中国税外负担相对比较严重的地区进行调查，发现高管政治关系会使企业适用较低的所得税税率。

高管政治关系实际上是民营企业对制度环境的一个连续反应过程，民营企业自始至终处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制度环境是民营企业需要面对的最大硬约束，所以企业行为往往倾向于趋利避害^[28]。制度环境影响民营企业的效果，就是在法律制度不健全或者政府干预比较强的地区，很多民营企业会积极主动与政府搞好关系，与政府官员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填补相关制度所产生的空缺，从而影响当地政府相关法律规范和政策的制定，借此改进民营企业的融资行为、成长行为和纳税行为，利用机会或者规避风险，部分抵消所处的制度环境对企业造成的负面效应，从而对提高企业绩效具有积极的作用。对于高管政治关系与民营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大部分文献研究都是关注于行业规模、行业类型等调节变量，但实际上高管政治关系是借助于企业行为(融资行为、成长行为、纳税行为)作用于民营企业绩效的，企业行为是一个中介变量。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没有利用数据对制度嵌入视角下高管政治关系、民营企业行为、民营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没有实证体系和路径的合理性。但是本文所做的分析为下一步深入实证研究制度嵌入视角下高管政治关系以民营企业行为为中介影响民营企业绩效这一问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