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Vol. 22
在进入“互联网+”时代并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背景下，为了总结“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建设经验，重建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的新秩序，利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学术传播方式，加强学术传播能力建设，通过跨区域合作和协同创新，推动学术期刊专业化、集约化、数字化转型及体系化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改革与繁荣发展，由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主办，重庆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协办，重庆大学期刊社《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承办的“学术期刊专栏出版暨学术平台建设研讨会”，于2016年4月15-18日在重庆大学隆重召开。
参加会议的领导和代表有教育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有关领导, 相关文摘和部分评价机构负责人, 重庆市委宣传部、社科联、文化委员会有关领导, 70余家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和名刊学报的主编、编辑，以及重庆大学相关领导、专家，共计130余人。
会议围绕学术期刊专栏出版与在线出版平台建设、期刊跨区域合作与协同创新、学术传播与学术评价、学术新媒体建设与学术服务功能拓展等等内容进行了专题学术研讨。
二、 会议主题发言和专题报告 (一) 主题发言发言人：卓宏勇(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报刊司报刊处处长)
目前，我国共出版期刊10014种，按照内容划分为综合、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文学5类。我国期刊业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取得了长足进步，全国以“百强社科期刊”“百强科技期刊”、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奖期刊为代表，初步形成了一批品牌名刊。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中华医学会、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等为代表的期刊集群将企业化经营与集约化发展相结合，学术影响和经营业绩都取得佳绩。但是也还存在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一是期刊“小散弱”现象突出，办刊能力亟待提升。由于历史沿袭及体制机制等原因，我国学术期刊总体呈现出“小散弱”的发展状态，编辑部体量小、人数少，编辑部之间欠缺整合、分布“散”，“小作坊”式的运作多。目前，我国平均每个期刊出版单位只出版1.6种期刊，70%的出版单位为非法人编辑部。我国最大的科技期刊出版单位——中科院科学出版社出版280余种期刊，其余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出版134种期刊，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7种期刊，卓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18种期刊。与之相对比，国外斯普林格集团出版3 231种期刊，爱思唯尔集团出版3 186种期刊，泰勒·弗朗西斯集团出版2 500多种期刊，威利集团出版2 376种期刊。
二是期刊出版模式落后，期刊数字平台建设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国际大型出版集团开发应用便捷高效的期刊平台，能够满足新型出版模式下期刊的优先出版、快速发布、知识挖掘、深度交流、互联互通等需求，并能为作者、编者、审稿者、读者提供个性化、可定制的服务。为什么现在中国许多期刊要加入到大的平台，特别是科技期刊要加入到国外的期刊平台，因为国内目前仍然缺乏先进的期刊数字化平台，不加入国外平台无法与世界上的大刊、名刊、一流科技期刊交流。目前，国内如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中国学术前沿期刊网”、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的“中华医学网”、中科院的“中国科学数据”等少数平台已开始探索实现论文数据的结构化和期刊的开放出版。但是这些目前都处于起步阶段，而且更多的属公益性质，不像国外都是由企业运行，所以国内平台的长远发展面临很大的问题。
三是国际大型出版集团占据学术传播霸主地位，我国学术期刊发展面临严峻国际竞争。目前，国际学术出版界大型出版集团的霸主地位已经形成，严重挤压了我国学术期刊发展的空间和时间窗口。他们不断创办子刊、细分市场，形成以一流期刊带动的品牌刊群；新兴大型开放出版(OA)期刊的出现，每年能够承载数以万计的论文，加速了对国际稿源的争夺，比如爱思唯尔推出的新的OA期刊一年能发表约一万篇论文，而国内有些纸质期刊一年才发表几十篇论文，因此对OA期刊要引起高度重视；此外，国外出版集团、协会学会直接到中国办刊，到中国市场上争夺学术资源和人才资源，由他们提供平台，请中国专家学者担任主编，直接用国际刊号，绕开中国现有管理模式，所以我国期刊优质稿源外流的情况非常严重。
四是我国学术期刊的评价、管理、人才机制尚不完善，亟需各方协同解决、推进发展。总局、中国科协、中科院等部门正在开展调研，下一步会推出关于学术期刊发展的一系列政策。目前我国学术期刊评价机制尚不完善，唯影响因子、唯SCI状况严重，编辑出版人员处于边缘位置，在职称、待遇、发展空间等方面受到很多限制，不利于吸引优秀人才从事编辑出版工作，阻碍了办刊水平的提升。
针对学术期刊特别是社科学术期刊，总局2016年的重点工作有以下几点。
一是严格导向管理。对报刊的导向管理是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导向管理就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正确的出版导向，不能出现任何偏差。要服务好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到不留盲区不留死角，确保导向要求全面有效覆盖。决不允许刊载违背党中央精神的错误观点，不允许出现所谓的“舆论飞地”，不允许出现管理盲区。
二是规范学术期刊出版。总局去年按照《关于规范学术期刊出版秩序促进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通知》要求，组织开展了学术期刊认定工作，第一批认定学术期刊5 700余种，2016年将完成第二批学术期刊认定，形成完整的全国学术期刊名录并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同时，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要求学术期刊加强论文内容审核把关，防止论文造假、抄袭、粗制滥造等问题，抵制学术不端行为。继续开展学术期刊发表质量低劣论文治理，打击非学术期刊偏离办刊宗旨，以牟利为目的收取费用发表质量低劣的论文，进一步净化学术期刊发展环境。
三是强化报刊质量监督。近期，有些报刊出现一些严重的编校质量问题，引起社会的批评。这反映出传统媒体转型中的浮躁作风，会对传统媒体的公信力与权威性造成极大伤害。总局今年将开展报刊编校质量专项检查，公开通报一批质量低劣、出版差错不断、事故频发的报刊。同时，制定《报纸出版质量管理规定》《期刊出版质量管理规定》，深入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研究制定报刊企业社会效益评价考核办法和指标体系，健全确保两个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
四是推动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三个重要讲话(“2·19讲话”“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均强调，要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现在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受众对象、传播技术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对报刊业来说，加快发展的首要任务就是推动融合发展。这既是加快产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建设舆论主阵地的需要。学术期刊也是如此，如果在大的环境下不能实现数字化传播，期刊将会被彻底边缘化；专家学者如果仅在纸质期刊发表论文，几乎相当于未发表。目前，总局已进一步完善报刊融合发展案例库、专家库，推荐了全国报刊融合创新案例30强，下一步将开展融合发展创新经验宣传推介。总局还将完善扶持政策和绩效考核体系，加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推动报刊在内容、平台、渠道、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媒体内部建设发生“化学反应”，实现由“加”阶段向“融”阶段转变。
五是促进报刊集约化发展。目前很多学术期刊在集约化、集团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农学、光学、力学及航空领域的集群化期刊已经初步呈现，很多大学也在开展相关工作，比如上海大学正在推动建立社会学领域的期刊联盟，这是总局今后鼓励的一个重点方向。总局将加强报刊平台建设，探索推动多模式集中办刊，着力培育报刊集群。结合“十三五”规划，以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奖期刊、百强报刊为龙头，打造具有强大实力的新型报刊传媒集团，形成舆论引导骨干体系。
发言人：田敬诚(教育部社科司出版管理处处长)
非常高兴能参加这个会议，我讲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关于网刊。我们是网刊的“始作俑者”，因为最早开始搞网刊我们就参与进来。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反思一个问题，就是提倡专业化、数字化、集约化，究竟错了吗？因为在推进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经过反思我们认为这样做没有错，因为专业化是学术研究对学术期刊的要求；数字化是大势所趋，今后互联网、“互联网+”将全面推开，包括在教育领域；集约化旨在解决当前期刊“小散滥”的问题，以前是“小作坊”、“小农经济”，当前大工业时代，仍然“一家一户”单打独斗很难成气候，必须走联合之路，走集约化之路，所以我们经常讲在期刊改革方面鼓励一切形式的探索。当然，也必须承认网刊的推进非常艰难，不同的声音很多，所以我们就在想为什么一个大方向很正确的事情推进过程中阻力那么大。经过几年的反思，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的事情不能只想应该怎样，还必须考虑可能怎样。因为中国高校学术期刊在改革开放前寥寥无几，经过35年的发展膨胀成几千种，而从它出生之日起，学报的定位和定性，学报的结构和布局以及管理体制已经固化，想突破这种几十年形成的东西、传统的东西、惯性的东西非常困难，所以网刊的推进过程非常艰难。下一步怎么办？还是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高校学术期刊改革，因为不改革没有出路。也可以不改革，保持现状，保持目前的结构和布局，保持现有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但问题在于，期刊质量将很难得到提高，教育现代化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今后期刊改革的大方向就是融合发展。融合发展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不是一夜之间将几千家学术期刊都“消灭”，这样做不可能。没有现存的传统的编辑部体系，新媒体平台根本建不起来。没有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数字化平台就只能是空中楼阁。融合发展的概念就是既保留传统媒体同时又发展新兴媒体。
二是关于导向。现在导向成了重中之重。过去我们讲要提高学术质量，这句话没有错，学术期刊的历史使命就是提高学术质量。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只谈学术质量，不怎么提政治质量，一提政治质量就引来“左”之类的评价。从教育部管理期刊的角度，我们一个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导向管理。学术研究提高质量是永恒的事情，100年以后都可以讲要继续提高学术质量。导向管理是从政治的角度对学术期刊的要求，因为导向错了，一切皆错，导向错了，学术质量高，也没有什么用。我们主要往三个方向引导：第一，加强党的领导；第二，推进改革；第三，保持社会稳定。比如今天参会的很多民族、宗教类期刊，就不能煽动民族仇恨、不能煽动宗教矛盾。从政府的角度对期刊提这些问题是很合情合理的。另外，为什么要推进数字化、专业化、集约化，其实它本身就有政治方面的考虑。因为在期刊审读的过程中发现，出问题都是按学科出的，比如“新帝国主义”一定在经济学，“历史虚无主义”一定在历史学，“普世价值”都在哲学，“宪政民主”在政治学。一个包罗万象的综合性学报，审读工作很难开展，所以从这个角度也要继续推进专业化、数字化发展。今后的审读既要讲证据又要把握度，要很好地把握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既保证导向又促进学术的繁荣发展。
发言人：张耀铭(《新华文摘》原总编辑)
“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建设会议，我出席了昆明会议、南开会议、西安会议，讲过“互联网+”，也讲过微信出版。“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已经走过5年的历史，在与“中国知网”合作的5年中，不仅仅实现了纸本论文的在线重组，形成了以学科为边界的专业期刊群和以问题为中心的专题期刊群两大体系共20多个网刊，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学报自身的转型和学术传播秩序的重建，凝聚了人心，锻炼了队伍，寄托了学报人的人文情怀和对新媒体融合发展的渴望。虽然“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在技术上还存在局限，如朱剑主编所说：一是始终执着于“期”和“刊”，二是合作没能推进到编辑出版的全流程。但是，“网刊”毕竟是对高校学术期刊专业化转型和集约化、数字化发展道路的主动探索，是应对体制困厄而自发进行的“底层设计”。我们面临一个变革的时代，任何控制和权威都失去了意义。
“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计划与北京超星集团合作打造升级版，构建一个新型的“专域学术在线出版平台”(暂定名“超云”)，这无疑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值得点赞。有两点需要特别提示，供各位参考：第一，必须坚持开放获取，体现信息交流和学术传播的自由和共享理念。“超云”不能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步“中国知网”后尘。第二，必须创新学术评价平台，真正建立以学术共同体为依托，以同行评议为基础的，公正、民主、开放的学术评价体系。在座的许多主编都写过批评学术评价的文章，我在《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上发表过一篇3万字的文章《学术评价存在的问题、成因及其治理》，火力比较猛，带着被评价的伤痛，带着被排行榜绑架的蹂躏，我们表达了正义的呼声，也得到了同行的支持，因为我们很多学术期刊深受其害。假如“超云”开张之后，孵化出一个不三不四、不阴不阳、不伦不类的东西，岂不是自打嘴巴，令人笑掉大牙？所以，必须集思广益，精心设计；必须头脑清醒，慎之又慎。创新就像一道门槛，迈过去了，就是门；迈不过去，就成了“槛”。不过，不管过程如何艰辛，只要大家共同努力，“超云”的前景就会一片光明。
发言人：仲伟民(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
我首先代表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向本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我还要向这次会议的主办方，重庆大学校领导、重庆大学期刊社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这次会议组织得非常好、非常周到。下面我谈个人的三点想法，供大家参考。
第一，目前学术期刊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学术期刊再次成为学术界瞩目的中心。下面几个现象值得大家重视：第一个现象，学术评价机构成为学术界批评的焦点。学术界对学术评价机构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一是评选核心期刊的做法正在遭到学者的批判。大家可以看朱剑老师刊发在《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的文章《歧路彷徨:核心期刊、CSSCI的困境与进路——“三大核心”研制者观点述评》。二是学术评价机构做排行榜的举措越来越遭到大家的厌恶。在这里我对国内一些学术评价机构热衷于做排行榜的做法表示个人的不同意见。我在多处场合、多篇文章中明确表示我们坚决反对期刊排行榜。第二个现象，学术期刊成为学术评价的核心和焦点。无论是各科研机构及各高校的学术评价，还是各学术评价机构所依据的评价数据，无不是以学术期刊为中心。在目前学术评价的漩涡里，学术期刊正在成为大家瞩目的中心。第三个现象，数据库面临学术界的拷问，突出表现在高额收费成为大家批评的焦点。在传播为王的时代，学术期刊应该怎样看待数据库的垄断做法？学术论文免费传播有没有可能？如果有可能，学术期刊应采取什么行动？我认为学术论文的免费传播最有条件实现，因为绝大多数期刊是单位或者国家拨款，经费来自于国家，因此没有理由不向公众和读者免费开放。数据库不开放将来只有死路一条。第四个现象，学术期刊走出去应该怎么办，就是应该怎样走出去。目前最通常最常见的做法就是“练外功”，所谓“练外功”就是把中文的论文翻译成英文。但是真正有效的办法应该是“练内功”，也就是应该设法提高中文学术期刊的学术质量，凭借高水平的学术成果走出去。我认为只有练好内功，中国学术期刊才能真正走出去。把中文换成英文并不是真正走出去，目前期刊同仁也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第二，学术期刊依然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这种危机并不是源自经济压力，而是因为受到了“内外夹击”。也就是说，学术期刊面临外在压力和内在压力。外在压力来自于数字化的压力，具体来说就是来自于数据库，目前读者读库已养成习惯，纸本期刊几乎已成为一种标志性的存在，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似乎只具有纪念意义和象征意义，基本丧失了传播意义，而目前传播恰恰是学术期刊的命脉，但我们期刊人对于传播几乎无能为力，尽管大家都非常努力在做期刊网站、微信公众号，然而这种传播的效果非常有限。不仅如此，在数据库中，编辑部所有的努力都丧失殆尽，编辑的劳动成果毫无体现，读者只能看到无数的上线论文。这样愈发显得我们将主要精力耗费在纸本期刊上似乎已成为一种无效。内在压力来自于传统学术期刊(尤其是综合性学术期刊)在内容上严重不适应学术界的需求，专业化、专题化是综合性学术期刊的发展方向，在现有体制机制下如何实现转型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在以上两种压力下，我们多年来一直没有放弃探索，5年多前创办了“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专业网刊)，实际上就是为了摆脱危机、突出重围的一种尝试，虽然影响还比较有限，但这个举措的首创之功以及摸索出的宝贵经验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尤其应该指出的是，通过专业网刊的协作，全国众多学报已经团结起来，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学术期刊共同体，这为将来的发展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第三，学术期刊摆脱目前的生存困境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手段，尤其需要与数字出版公司真诚、友好、深入合作。学术期刊有内容和人才优势，数字出版机构有技术优势和资金优势，多年的实践证明，合则两赢，分则两输。所以这次专栏出版(或称“域出版”)的尝试从一开始就与超星公司密切合作，在进行了良好的沟通之后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并逐步开始落实和实施。尽管前面的路还非常漫长、非常艰难，但只要大家精诚合作、共度难关，就一定能够实现梦想，一定能够实现学术期刊的数字化、专业化、集约化转型。
发言人：杨清明(重庆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
重庆市社科联作为本次大会的协办方，我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为什么要协办，我汇报三句话，也就是为什么要协办的三大理由。
第一，社科联是群众团体，具有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今天这个会议，不管是规模还是规格，特别是眼界的战略性、问题的前沿性、专家的代表性，都充分体现了“三性”的本质特点，符合社科联的工作要求，开好了对我们今后的发展很有好处。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协办。
第二，社科联是学术性群众团体，致力于学术研究和学术普及。一方面，要推进学术研究，即遵循问题导向，认识社会规律。要透视现象背后的本质，并且把握其今后运行的规律，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只有提高，才能普及。我们研究的水平越高，我们普及的程度也就会越大，我们只有“入木三分”，才能够“入脑入心”。二者都需要不断强化和深化学术研究，并且还要不断增强技术和艺术内涵，通过对学术的技术含量的提高和艺术水平的提高来帮助我们把学术搞好，也就是做到学术、技术和艺术的统一，做到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要用我们的刊物去培养更多的人物，从而使自己成为文物。所以，我们需要努力协办。
第三，社科联是党政领导下的学术性群众团体，是联系学术界专家学者的桥梁和纽带。我们一边是行政权力，一边是学术权威。这就是我们发挥作用的领域和空间。我们要明确党政的要求和专家学者的需求，把其作为我们的一种追求。要明确领导需要什么，群众需要什么，专家学者又需要什么，这就要求我们做好供给侧改革，把我们的作品、产品做好，去满足他们的需要，然后做好我们的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以保质保量的学术成果，为科学决策提供学理支撑和方法咨询。所以，我们必须要认真协办。
发言人：严兵(重庆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处长)
这次会议的主题和内容设置得非常好，会议聚焦“互联网+”和媒体融合发展背景下学术期刊专栏出版和学术平台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探讨学术期刊专业化、集约化、数字化转型及体系化发展的路径和方法，抓住了当前学术期刊发展中的瓶颈和关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前瞻性，充分体现了学术期刊界和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强烈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危机意识和担当精神。
融合发展是包括学术期刊在内的传统媒体面对的一场输不起的硬仗。传统媒体只有与新兴媒体深度融合，才能真正实现转型，才能生存发展。因此，当下期刊界要重点探讨的不是要不要与新兴媒体融合的问题，而是如何推进与新兴媒体深度融合，以确保和提升传播力、影响力，防止被边缘化的问题。在数字变革时代，包括期刊在内的传统媒体人必须真诚面对现实，勇敢否定自己，自觉投身变革，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生存的要求。重庆市委高度重视媒体融合发展，按照中央关于推动媒体融合的重大战略部署，于2014年制定出台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大力推动包括期刊在内的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取得了积极进展。我认为，学术期刊在拥抱新兴媒体、推动融合发展过程中，要把握好五个问题。
首先，学术期刊必须坚持正确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党的新闻舆论媒体的所有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做到爱党、护党、为党；都要增强看齐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都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学术期刊也是媒体，必须始终坚持正确导向；意识形态属性鲜明的哲学社会科学类期刊，更是要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学术期刊无论如何转型发展，都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舆论导向、价值导向，这是必须坚持的原则问题，不能逾越。
其次，学术期刊必须坚持内容为王。坚持渠道为王还是内容为王？我认为学术期刊首先应该坚持内容为王。编发高品质有价值的学术稿件，是学术期刊存在的理由和根本。学术期刊不同于新闻类、商业类、文化娱乐类期刊，不能走“网红”“标题党”的路数，不能热衷于“吸引眼球”“轰动效应”，而要坚守学术严谨理性的底色和求实创新的品质，靠高品质的稿件赢得口碑、提升影响。因此，学术期刊应该始终坚持内容为王，多编发高质量的学术稿件，成为展示推介学术研究创新成果的优质平台。当然，学术期刊并非只有“高冷”，也能“亲民”，可以立足自身特点，尝试让学术期刊的部分内容通俗化，提高读者兴趣，增强期刊黏性，扩大读者受众。还有，特别要加强编审把关，提高期刊编辑出版质量，尽最大可能杜绝差错，尤其不能出政治性差错。因为在信息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任何差错一旦上网，传播的速度会极快，传播的范围会很广，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会很大。
第三，学术期刊必须创新体制机制。融合发展本身就是一种体制机制创新；解决期刊目前小、散、滥等突出问题，必须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学术评价体系、加强期刊队伍建设、改进期刊管理等都必须依靠体制机制创新。再有，建设期刊矩阵，推动集约化、集群化、专业化发展，也必须推动体制机制创新。
第四，学术期刊必须重视队伍建设。互联网+和融合发展，对期刊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离开了高素质的队伍，期刊转型发展便难以实现。而这恰恰是我们的短板，迫切需要加强。我认为，期刊队伍应该是既要红又要专，就是既讲政治又懂业务；既要精又要潮，就是既业务精湛又紧跟潮流。
第五，融合发展必须注意量体裁衣。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无论国外，还是国内，融合发展目前都处于探索阶段，没有现成经验和模式可用，需要各期刊单位瞄准趋势，立足实际，探索适合自己的融合发展模式。同时，要遵循规律、循序渐进，不要指望“一口吃成大胖子”，不要不切实际地“贪大求洋”。
重庆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区位优势突出，战略地位重要，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连接点上，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月初视察重庆时充分肯定了党的十八大以来重庆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为重庆把脉定向，明确提出了“四个扎实”的要求，为我们进一步做好各项工作、推动重庆实现新的更大发展指明了方向。重庆的发展离不开各方面的大力支持，真诚希望各位嘉宾、各位专家多为重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加油鼓劲，多为重庆改革发展出谋划策。
发言人：李炳仁(重庆市文化委员会新闻报刊处处长)
本次研讨会在重庆大学举办，体现了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的眼光，同时彰显了重大期刊社的实力和影响。重大期刊社是“渝刊”重镇，共出版5种期刊，其中，三刊入选核心数据库，2015年有两刊进入全国百强报刊行列，这在全国高校中并不多见。虽然我市期刊资源配置仍是重庆直辖前的水平，仅130多种，但经过数代期刊人的不懈努力，“渝刊”以整体实力强劲的面目立足于业界，2015年就有5种期刊入选全国百强(列西部第一、全国第六)。《传媒》杂志2015年第9期推出“渝刊”研究调查报告《“渝刊”崛起引广泛关注》。所谓“渝刊”现象，我认为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悠久的办刊历史。重庆期刊发祥于20世纪初风雨如晦的岁月。1900年前后，《川东学生会周刊》《川盐特刊》在此问世，成为渝版期刊的先声。抗战时期，作为战时首都，重庆共出版期刊400多种，为全国期刊之翘楚。以《抗战文艺》等为首的重庆期刊同仇敌忾，竭诚纾难，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奏响抗日御侮的主旋律，在民族血脉的创痛和搏动中铸就了中国期刊史诗式的丰碑。二是优异的办刊质量。在每两年举办的全市期刊综合质量考核中，均有一半以上的期刊达到一级标准。三是优秀的办刊队伍。重庆市各学术期刊共有超过百位的一流专家加盟，而“名家”办刊正成为重庆市期刊新风尚。四是有力的政府推动。重庆市持续抓品牌报刊工程和重点学术期刊建设工程，每年投入200万元的专项资金，用于打造品牌名刊。在传统媒体整体低迷的情况下，重庆市场化期刊逆势上扬，学术期刊健康发展，多种学术期刊进入核心行列，重庆期刊整体实力跃居西部前列。五是卓越的品牌影响力。重庆市期刊业界具有影响的名刊超过50种，包括《党员文摘》《课堂内外》《商界》《中国眼镜科技杂志》等一批市场化品牌大刊；还包括《改革》《功能材料》《第三军医大学学报》等一批学术大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市高校文科学报名刊济济，包括《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现代法学》《探索》《西部论坛》《外国语文》《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一大批优秀学术期刊，它们共同支撑起重庆期刊的天空。
期刊是我国出版业重要方面军。但是，百年来，中国期刊的地位和作用并未得到公正认知。实际上，近代以来，几乎所有先进思想和理论都首先在期刊上刊登，而100年前创刊的《新青年》更肇始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期刊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方面，其发展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科研水平和学术水准。当前，传统媒体正遭遇“严冬”考验，都市报率先出现断崖式下滑。学术期刊因其小众化固有特质和体制因素，目前并未体会到“严冬”的残酷。但学术期刊的生存模式本身十分脆弱，如果不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情况会非常不妙。但我们欣喜地看到，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一直在做这方面的思考，本论坛的主题设置显然出于一种与时俱进的战略考量，契合了媒体融合新形势，同时紧扣了当前文科学术期刊的紧迫任务。目前，一些市场化期刊在媒体融合方面已经做出了实绩，但学术期刊如何通过与新媒体融合实现转型升级，仍然处在探索过程中。我们相信，本次论坛将取得丰硕成果，这些成果将对中国学术期刊的未来产生深远意义。
重庆是世界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悬挂在联合国大厅的世界地图上，重庆是标出的四个中国城市之一。重庆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战略节点，承担着西部经济发展引擎的重任。近年来，重庆大力实施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取得成效，已经连续三年领跑全国地方经济。根据市政府“十三五”规划，未来将加快建设国家重要现代制造业基地、国内重要功能性金融中心、西部创新中心和内陆开放高地，充分发挥西部开发开放战略支撑功能和长江经济带西部中心枢纽功能，基本建成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在这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及红岩英烈们用鲜血浇灌的红岩之花，至今仍鲜艳夺目，光耀汗青。重庆是一座热情好客的城市，真诚希望各位专家和朋友为重庆和重庆期刊发展指点迷津。
发言人：朱剑(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主编)
这次会议将载入史册，道理有三。
首先，这次会议是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召开的。我们正处在一个媒体更迭的时代，所谓媒体更迭也就是传统的媒体可能面临退出，新的媒体即将问世，我们要在告别传统媒体的同时成为新媒体的主角。
其次，以下专题报告将会给大家描绘未来高校学术期刊的蓝图，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示一种路径。这个路径值得大家重视，也值得大家讨论，更值得大家学习。
第三，会议和专题报告都经过了精心准备。准备工作至少在一年前就开始了，2015年春天我们就开始为现在的突破做准备，这一年来，大家就高校学术期刊未来的发展做了很多的讨论，设计了很多方案，最终形成了这样一个成果。经过这次会议，高校的学术期刊一定会掀开新的篇章。
(二) 专题报告1. 通往学术共同体之路
报告人：叶娟丽(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副主编)
从我所经历的学报研究会的六次会议说起：1994年的西安会议，1998年的福州会议，2000年的海口会议，2006年的武汉会议，2010年的第一次重庆会议和2016年的第二次重庆会议。通过这六次会议我想向大家介绍：一是我个人的成长，二是学报研究会的成长，三是在这个过程中学术共同体的成长。
我把所经历的学报岁月分成六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我把它称为编辑等于校对的时代；第二个时代是我个人开始融入、进入青年委员会的时代；第三个时代是清华光盘版的时代；第四个时代是名刊工程的时代；第五个时代是网刊时代；第六个时代就是即将进入的超云时代。
第一个时代我选取的一次代表性的会议是1994年5月6号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标题叫“全国社科期刊编辑规范研讨会”。这次会议给我留下的是一种黑白色的记忆，当然，黑白色也跟西安这个古城有关，因为它是一个历史的古城。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讲编辑规范，具体内容就是讲标点符号、字词句怎么使用。这就是我经历的第一个时代，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编辑等于校对。
直到1998年我开始走进青委会，代表性会议是1998年5月在福建师大召开的第三次青年编辑学术研讨会，但我更愿意把它定位为青年联谊会。这次会议给我留下了彩色的回忆，在这次会议上我结识了对我人生非常有影响的一帮朋友。通过这样一个机会，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世界。而且，这次会议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是，当时的研究会领导参与到青年编辑研讨会中，两代人之间有对话有沟通，而且更重要的是我第一次对于我的伙伴，对于我们的这个命运共同体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我才知道我们的队伍中不仅仅有北大、清华，其实还有大量的小学校和一些小学报，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感觉到自己的伙伴很丰富，他们的命运跟我连在一起。
此后，就是互联网开始对学术期刊的冲击，我们进入了一个很特殊的时代，我称之为清华光盘版时代。在座的很多老师都经历了这个时代。我选取的是于2000年3月在海口召开的第四次青年编辑学术研讨会。但是这次会议的主题已经开始发生演变，学术研讨开始变成了关于规范化的讨论。因为清华光盘版的出现，1999年之后学报的内容、工作、会议都发生了一个重大改变，一切工作都开始围绕清华光盘版的规范化来进行。为了介绍这次会议，我特地介绍几个背景：背景之一就是1999年2月1号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关于印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的通知”(新出音(1999)17号)；背景之二就是1999年12月13日在教育部社政司的主持下《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通过专家评审；背景之三就是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要求全面贯彻执行清华光盘版规范，其在此后四年对学报的影响、对研究会的影响不容忽略。在这四年里，什么叫编辑？编辑就等于编辑规范，编辑规范就等于清华光盘版的规范化，而所有的学术研讨都等于编辑规范化培训。2000年7月在呼和浩特组织了一个中国高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研讨班，会议的主题再次聚焦于清华光盘版的规范化。在这个时期，除了各种会议之外，每一个地方学报研究会的工作重点都是围绕此进行。北京市高教学会社会科学学报研究会2000-2005年总结中，列举了2000年举行了三期规范化培训活动。安徽的文科学报研究会也办了培训班，全国研究会暑假开展的培训也是为规范化举办。
清华光盘版时代因为教育部的一项制度创新而终结。学报开始进入名刊工程的时代。我选取了2006年11月在武汉大学召开的第三届名刊主编论坛。关于这次名刊主编论坛的来历就是2003年11月教育部印发的一个文件《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实施方案》。启动名刊工程动作很快、效率很高，在2003年12月就迎来首批入选名刊的11家刊物。2004年2月26号教育部召集首批名刊主编举办名刊学报建设座谈会，这是一次务虚会，这次会议对于整个学报发展历史非常重要。第一，它通过了一个《建设高校学术理论名刊，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首批入选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的11家学报联合倡议书》。联合倡议书的形式已经有了共同体的萌芽，更重要的是一些共同体理念的萌芽。在这次会议上，从部长的讲话到主编的表态，强调了这样几个内容：一是名刊工程是系统工程与整体工程，系统表现在名刊、名栏、名文章和名编辑相统一；整体表现在名刊之间要良性竞争、优势互补，成熟经验与制度创新为各刊共同财富，目的是为了发挥11家学报的整体效应，做整个高校约1 000家学报的排头兵。我认为这个理念非常重要。二是行业自律，倡导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学术共同体尤其是像学报这类学术共同体，它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倡导或者坚持学术行业自律。三是设立具有联络性质的“高校社科名刊主编论坛”，各名刊定期轮流主办。
首届名刊主编论坛于2004年3月在复旦大学举办，这次名刊主编论坛是一个工作会，涉及的是高校社科学报名刊评选标准、名栏建设、名刊学报在高校学术成果评价体系中的地位、双向匿名审稿制度的实施、特约栏目主持人制度建设、专职编辑与教师互动、学术期刊规范和版权、名刊学报建设中的规章制度、名刊工程首批入选学报中期检查评估等一些具体问题。第二届论坛于2005年4月在厦门大学召开，这次工作会主要讨论了名刊工程首批入选学报的中期检查评估办法、第二批名刊评选的评审标准、教育部社政司报刊处关于高校社科期刊现状与存在问题的调研、交流名刊工程建设新举措和办刊经验。第三届论坛于2006年在武汉大学召开，务实与务虚相结合，谈到了一些理念上的问题。如哲学社会科学期刊的历史和现状、如何办好名刊与名栏以及学报的发展趋势等。随后的几届名刊主编论坛，我将之定义为将务虚进行到底。尤其是2008年5月在复旦大学举办的这一届名刊主编论坛，它开始从技术性的问题追溯到制度层面，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名刊如何实现创新与发展，这对于整个学报(包括学报研究会)无论是会议制度，还是名刊建设都非常重要，而且这次会议花了很大篇幅讲学术评价与期刊评价的问题。2009年5月在中国传媒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名刊主编论坛，内容包括名刊工程建设的成效和影响力分析、学术评价机制与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学术期刊在防止学术不端行为方面的责任和作用。文摘期刊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和评价机构南京大学CSSCI中心首次参与名刊主编论坛。在这次论坛上，共同体理念得到进一步明确。在讨论名刊工程建设的成效和影响力时，清华大学仲伟民主编提到要充分利用名刊这个平台做更多事，山东大学刘京希主编提到要以名刊为龙头整合相关学报以组成学报集团。会上还讨论了评价机制问题，CSSCI中心王文军主任提出学术评价一定要强调多元评价和分类评价，南京大学朱剑主编提出公正的评价应由评价机构、专家学者、期刊编辑三方共同完成，他还提到学术期刊在防止学术不端方面应有的责任和作用。会议曾发出过有关防止学术不端的倡议。这就是名刊工程时代。
此后的网刊直接建立于名刊主编论坛基础之上，依托于名刊主编论坛，借助于互联网，我们走进了网刊时代。代表性会议就是2010年10月12日的重庆会议。这次会议期间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我称之为学报界的“南湖会议”。仲伟民主编、朱剑主编，还有十几位名刊主编开始谋划创办网刊。重庆会议之后仅3天，我们就收到仲伟民主编和朱剑主编起草的各种文本，网刊工作正式启动。
网刊启动之后的2011年召开了若干次小型会议，会议经常在仲伟民主编所在的清华大学进行。我们创立了QQ群在线会议，讨论的问题主要是究竟要不要联合？跟谁联合？怎样联合?此后，正式建立了网刊时代的会议机制。网刊的第一次正式会议由华中师范大学承办，徐维凡副司长出席了这次会议。华中师大的王泽龙主编是典型的学者，他对于自己不理解的问题会质疑，但他又是行动能力最强者之一，在他的带领下，文学编辑已成为这个框架下一个更细分的学术共同体。网刊在整合资源方面取得巨大成功。此次网刊会议讨论了网刊的合法性身份、与名刊工程关系、国家立项经费支持、内部运行机制完善等事项。2012年11月在厦大召开的会议从危机感、存在感和方向感三个关键词入手，分析了网刊的缘起、当时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方向，探讨了专业网刊的实体化和扩容、公共网络采编平台建设等问题。这是在2012年7月总署发布的一个有关转企改制文件背景下召开的，所以会议更加重要的使命就是与相关部门积极对话和进行观念的磨合，专业网刊模式在当时期刊体制改革中具有示范意义。2013年在四川大学召开的网刊会议更多的是讨论一些具体问题，包括扩容后的制度建设(总规模、配额、质量把关、工作衔接)，组织建设(协调小组、编辑小组、各刊负责人)，以及如何应对期刊体制改革等。但到2013年11月在广西民族大学的网刊会议上，主题变成了协同创新研讨会，开始提到要实体化，要建立一个关于网刊的协同创新中心。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蒋重跃主编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讨论成立一个“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协同创新中心，纳入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管理。朱剑主编提出“通过协同创新，创建多个数字化的学科边界清晰的专业期刊或问题边界清晰的专题期刊，为有序传播提供合适的载体”。2014年10月由云南大学《思想战线》编辑部承办的会议也沿用了协同创新主旨，会议主题为“通过协同创新，实现高校学术期刊专业化、网络化、集约化、实体化发展”，探讨协同创新路径。这次会议很有意义的就是提到要吸纳更多青年编辑加入网刊工作队伍，开始把网刊工作和青委会、青年朋友联系起来。
2015年5月在南开大学召开的会议主题为“数字化给综合性学术期刊带来的机遇与挑战”。2015年10月在陕西师大召开的会议探讨了数字化背景下如何突破高校学报固有的综合性、校际化局限，找寻网络时代专业化、集约化传播及“专栏合作”新途径。朱剑主编在总结网刊过去经验的基础上, 分析了网络专栏合作方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南开会议到西安会议，开始转入新的时代，即关于专栏合作的超云时代。
网刊经过多年的发展，学术共同体开始有了理念，有了机构，有了集体行动，于是就有了2016年的第二次重庆会议，让我们期待一个属于共享的互联网时代，一个新的网刊2.0时代，一个超云时代。
2. 超云平台的理念与设计
报告人：桑海(《澳门理工学报》编辑)
首先，为什么要做网刊？网刊是怎么做的？第二，为什么要从做网刊发展到做平台？对于为什么要做网刊，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篇文献就是朱剑老师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上的文章《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设为中心》。其实网刊的诞生是从学术期刊的现实焦虑出发而采取的一个应对策略。那么从网刊到平台的转化其实是从学术传播的角度对学术期刊进行的再审视，这已不仅仅是局限于学术期刊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这样一个比较狭窄的范围，而是扩大到了学术传播的高度上来看待的问题。这个时代标志性的文献是朱剑老师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上的文章《构建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的新秩序——以高校学术期刊发展战略为中心》。第三，我想对平台的理念作展望，就是说不仅要从学术期刊和学术传播的角度看，而要从更大的视野，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因为学术传播其实是媒介发展的一个分支，所以要从媒介本身发展的高度看。如何才能做好学术传播？这不仅仅是学术传播内部的问题，而且也和其他媒介之间有一些关系，可能是相互竞争，也可能是相互吸收。由于新生媒介的诞生时间太短，目前也都在摸索之中，我仅提供一些角度供大家借鉴，这样在关于平台设计的具体讨论时就可以打开思路，形成一种头脑风暴。最后，介绍一下设计思路和平台的几大功能。
网刊的全称是“中国高校专业系列期刊”，它诞生于2011年3月，到现在已进入第6个年头。其诞生最初是由17所高校名刊联合发起，对加盟期刊的文章进行精选，并按专业或专题重组，借助中国知网在线免费传播，这点非常重要。网刊一开始就坚持免费传播、开放获取这样一种思路，而且是把不同期刊，特别是综合学报的文章进行一种以学科和问题为边界的重组，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此。目前已有140多家学术期刊加盟，创办的刊物有《文学学报》等12种一级学科的专业期刊，以及《三农问题研究》等7种专题期刊。现在网刊在知网首页上有界面，可以直接在知网首页上看。网刊创办的时候是处于一个特殊时期，跟现在的情形有点不同，那时正值期刊体制改革前夜，大家都很紧张。其初衷一是在于探索学报走出困境的路径，二是为可能进行的体制改革做必要的准备。当时有哪些焦虑呢？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数字焦虑。这是数字化带来的对纸本期刊的一种压力。纸本期刊订阅的下滑，越来越多的读者通过数据库进行阅读；单刊实现数字化又力量单薄。二是定位焦虑。特别是针对综合性期刊而言，随着学术研究领域呈现细分趋势，综合性学术期刊被指责为“拼盘”，甚至对论文质量也产生了怀疑。不仅是综合刊，就连一级学科的专业刊也面临类似问题，分得越细，刊物可能得到的评价越高。这就是在期刊定位上的一种焦虑。三是改革焦虑。传统编辑部体制使高校期刊普遍分散弱小，期刊体制改革随时可能来临，与其被迫改革，不如自己探索适合自己的出路。所以网刊的应对策略就是专业化、数字化和集约化。专业化对应的是学报的多学科拼盘，集约化对应的是学报的封闭办刊和门户壁垒，数字化对应的是学报的传播困境。这些观点主要的参考文献就是朱剑老师刊发在《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上的文章。网刊的探索虽然是从学术期刊的现实焦虑出发，但并没有多少功利性色彩。有很多人问我，网刊对于你或者你所在的期刊到底有什么作用？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正如叶娟丽老师刚才所说，网刊从一开始就有一点乌托邦的色彩，其实是为了一种学术理想从而建立这样一种方式来努力进行的探索。但是网刊到底对自己有什么好处，考虑得并不多。比如网刊从一开始就坚持免费开放原则，也不去考虑网刊给自己和所在期刊带来什么利益，所有参与人员以义务性的付出支撑了“网刊”5年来的运行。所以有一种说法是，网刊的尝试是学术期刊人前瞻性思考与理想主义情怀的结合。
那么网刊都改变了一些什么呢？一是提高了学报的学术声誉，为学报争取了发展空间，增强了学报在改革中的话语权。有很多从网刊思考得来的观念和做法也被有关主管部门吸纳采用。教育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出版工作的意见》提出：推动符合高校实际的期刊编辑部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探索建立期刊编辑部分散组稿审稿、出版企业统一出版发行的运营模式；依托优质学术资源或优势出版平台，构建统一的学术期刊数字化平台，推动学术期刊数字化升级；鼓励同类型、同地区的出版单位开展联盟合作，共享出版资源和渠道资源，形成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优势出版群；鼓励高校综合性学报向专业性学术期刊转型。这些新的理念几乎都与网刊的实践有关。二是网刊的合作，通过联合编辑部、各专刊编辑小组的建立与运行，打破了高校学术期刊之间的门户壁垒，增强了学报的共同体意识，也发现了一批热心而有能力的人才，为进一步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三是在数字化探索实践中，特别是在与互联网企业的接触中，逐渐接受了一些新的理念和知识，使各刊对数字化从隔膜到熟悉，更加关注新的技术在编辑和出版实践中的应用，为突破传统出版模式提供了可能性。四是增强了学报的影响力。
那么网刊有什么问题呢？在实践上，由于种种原因，很多设想难以实现，比如合作仅限于最终产品的重组，而没能推进到出版全流程；网刊的主体身份暧昧，合作者投入不足，缺少进一步发展的支撑。在理念上，网刊创办针对的是纸本期刊的现实焦虑，尽管运用了数字化和互联网的技术，但在观念上还没有真正转变为互联网思维。比如，网刊始终执著于“期”和“刊”，时间上按期出版，形式上保持传统期刊固有的模式，与纸本刊的区别就是搬到了网上而已，没有真正发挥出互联网的优势。那么这样就需要一种新的突破，就有了一个平台的构想。关于学术期刊到底是什么，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思考。学术期刊的本质是学术交流和传播的平台，学术期刊是印刷媒介时代的学术交流传播平台，而在互联网时代需要新型的在线学术交流传播平台。网刊已具备了在线学术平台的雏形，但亟待模式上的突破，应当在网刊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合作，从学者需求出发，以培养学术共同体为目标，设计充分尊重用户体验的新型在线学术平台，并在实践中不断优化调整(桑海：《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在线学术平台》，《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在印刷媒介时代，学术交流的需要催生了新型的交流平台——学术期刊，自1665年法国的《学者杂志》和英国的《皇家学会哲学会刊》诞生以来，由于对学术交流的贡献，学术期刊在学术研究和传播中的中心地位逐渐得到确立。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学术期刊是学术共同体的中心；另一方面，“一个有生命力的学术期刊背后一定站着一个思想活跃的学术团体，而这个学术团体应该是一个世界性的学术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原祖杰：《学术期刊何以引领学术》，《澳门理工学报》2014年第1期)。
学术传播需要技术的支撑，也受到技术条件的制约。以纸张为介质的印刷技术是传统传播秩序的基础，因此呈现按期出版、单向传播、精英主义等特征。期刊是纸本时代学术传播最基本的单元，不能再拆分。学术期刊体制决定了学术期刊的结构与布局。学术期刊中心地位的获得既来源于体制, 也受到体制的保护。围绕学术期刊形成了投稿、审稿、编辑、出版、发行等一系列规范，以确保学术期刊的有序运行。但是这种方式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出现了一种危机，比如纸本逐渐被数字化所代替，我们读期刊的习惯也要被读数据库或网上阅读而取代，传播中心从期刊变成了单篇论文，等等。
那么，在这个时代，传播秩序的重建成为必然趋势，构建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秩序成为各方共识。朱剑老师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在互联网时代，期刊已经突破了“刊”和“期”的限制，在这个时代最佳的传播单元应该是按照专域(专栏)进行出版。所谓专域，是指学科和问题边界清晰的专栏或专题。它的形式就类似于刊物上的专栏或者专题。纸本时代，专栏就是编辑出版流程中的中心环节。我们的期刊都非常重视专栏的组稿，管理层也很重视，所以才会有名刊、名栏工程这样的一些做法。互联网时代，专栏独立传播的技术障碍已不复存在，“刊”和“期”的概念突破后，专栏(专域)完全可以成为新的传播单元。它既可以保持在期刊时代学术共同体需要的一些东西，同时又可以适应新的互联网时代。其优势有四：第一，专栏学科边界和问题边界最为清晰，可以完美对应学术共同体，是最合适的共同体交流平台。第二，依托专栏可以实现编辑与专家完美结合，由专家担任的专栏主持人可以组织学术研究，甚至引领学术研究，以专栏为单元的学术传播最具影响力。第三，专栏最能体现编辑思想、编辑理念和编辑不可替代的作用。第四，专栏最能发挥综合性学报的优势，以专栏为中心的编辑出版工作能够在纸本期刊和网络出版之间找到最佳接合点，具有持续发展的能力(朱剑：《构建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的新秩序》，《武汉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还要说几个关键词，其实关于这些词，我也没找到比较清晰确定的说法，只是自己目前理解到这个程度。一是“域”。现在用“域出版”，所以经常被提到，但是没有见到关于“域”的比较权威的解释，因为“域”本义为在边境上巡逻，延伸为一定的疆界，在这里主要指一种问题边界。那么这个“域”其实是有褒义也有贬义，好的一面就是它可以把一些学术成果按照话题来进行聚合，但是如果过分强调域的问题，就会产生一种局限，这也类似于综合刊和专业刊的一个讨论，就是到底是综合好还是专业好，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二是“域出版”。我的理解就是强调以一定的问题边界来聚合学术研究和讨论的新型在线出版方式。目前为止，“域出版”的思想是建立在朱剑老师关于“专域是在线数字传播的最佳单元”这样一个判断之上。三是“超云平台”。“超云平台”是目前对新型在线学术平台的命名，“域出版”是在线学术平台的核心功能和特色之一。我认为“超云平台”和“域出版”并不是同一个东西，“域出版”强调的是“超云平台”里成果呈现的部分，而“超云平台”应该是稍微大一点的概念，它涵盖的功能比较多，但有时我们在实际应用中会出现混用，这些可能在使用过程中还会有一个新的界定。
第三个方面就想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平台应该基于什么样的理念来设计。目前看，平台和网刊其实有很多区别。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重心的转移。在办网刊和纸质期刊时，往往是从办刊者的角度出发，而超云平台更多的诉求是从用户的真实需求出发。网刊还是一个以期刊为中心的团体，而超云平台是一个平台化的，重点已不再是做刊，而是制定规则、建立平台、提供服务，在平台基础上可以有多个产品，产品内容实时更新，突破期刊“期”的概念。从后端合作发展到全流程合作。在网刊的时代是一个有选择地开放的时代，其实就是比较精英化，因为它有门槛限制；而在平台上应该是向所有合格的学术期刊开放，而且向个人开放，欲加入平台的期刊，通过在线申请用户账号、机构实名验证的方式，成为联盟成员。在网刊的时代，衡量稿件的标准还是没有走出“以刊评文”，而在平台时代会努力做到以文章的质量为标准，由统一的审稿平台控制质量，真正做到“以文评文”，进而促进新型评价机制诞生。在内容组合方式上，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聚集转变为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聚集，由打造专业化期刊到打造特色化期刊。在超云时代，内容将以专栏或专题的方式聚合，而网刊相对来说还比较粗糙。从产品形式上，网刊是固化的产品，平台可实现个性化私人定制。从传播形式上，网刊是静态、单向传播，平台可利用大数据算法，依据用户喜好进行主动精确推送，可实现互动化、社交化。从基于纸本思维的简单数字化转向互联网思维的深度数字化、网络化和移动化。
在线学术平台是网刊探索的发展和深化：从数字化时代重建纸本学术期刊传播的秩序到建立数字时代学术传播的新秩序；从数字化、专业化、集约化到网络化、专栏化、平台化；从期刊合作到组建期刊联盟(学术共同体)。在新的产品的背景下，其实也有一个主体的变化，在网刊的时代，合作办网刊的主体相对比较松散，没有特别严密，那么现在在学报研究会的领导下，会组建一个期刊联盟，又称为“全国社科学术期刊创新联盟”，以后新的平台包括网刊的工作都会在这一联盟的主体之下运行。期刊联盟的协作将更加紧密，并将在项目运营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性和话语权。
超云平台和网刊有很多共同的精神，如深度合作、主动创新、服务学术、开放共享，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为学术服务和始终坚持开放共享的原则。
关于媒介，比较基本的概念就是关于媒介的划分。新旧媒介的划分很清楚，就是没有互联网之前所有的媒介都是旧媒介。互联网产生之后，新媒介诞生，但是旧媒介依然存在。旧媒介的特点是有确定的时空定位，而且传播自上而下，并由专业权威人士控制和生产。期刊是一种典型的旧媒介。新媒介是互联网上第一代媒介，它们不受时间的限制，一旦传上网就可以使用和消费，而不必按媒介确定的时间表使用。如电子邮件、网上书店、期刊的网络版等。那么新媒介和新新媒介的区别是什么呢？新新媒介是第二代互联网媒介，兴起于21世纪，如Facebook、维基百科、微博、微信等。其特征是：消费者都是生产者；生产者多半是非专业人士；个人选择适合自己才能和兴趣的新新媒介去表达和出版；通常免费；没有自上而下的控制；人人成为出版人、制作人和促销人(莱文森：《新新媒介》)。从媒介划分的角度来讲，网刊仍属于旧媒介，或者说从旧媒介到新媒介过渡的一个类型。我们现在要做的超云平台，目前的做法属于新媒介到新新媒介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我期待它能吸收更多新新媒介的元素，这样它就会有更强的生命力，可能会做得更大更好。所以，超云平台应该努力按照新新媒介的思路来进行构架。
在互联网时代，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应该从“自己需要什么”转变为“他人需要什么”。我们从期刊的焦虑出发，经历了对学术传播秩序重构的思考，最终还要落实到对新时代乃至未来用户的真实需要的分析上。从趋势上看，只有新新媒介才有可能满足用户多方面的需要。超云作为一种新的产品，已经具备成为新新媒介的基础。我们为什么需要一种新新媒介？为什么会用微信、微博？我自己的体会是，因为在那里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比如说那里的人或知识对我很重要。那么对于超云来说，重要的知识和人已经在那里，就是我们有那么好的文章，有那么多的学术资源，有那么好的学者，学者之间有相互认识的需要，学者和期刊之间同样如此，我们需要的只是建立一个好的框架和规则，让用户有更好的体验。
那么，超云平台的优势到底是什么呢？比如说期刊品牌(在学术评价中的地位)，学术资源(专家和作者)，编辑资源(优秀的编辑)，以及版权。虽然很难说拥有完全的版权，但是至少有办法可以提供期刊全文免费阅读，而且不会被告侵权。网刊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实践基础。具有强大技术和渠道优势的合作方，可以弥补期刊在这方面的短板。所以从这些现实条件看，其实是有可能做一个比较好的平台，而且有可能做成一个新新媒介形式的平台。这样的一种媒介目前为止还处在构思之中，这样一个新新媒介和旧媒介的区别又是什么呢？新新媒介可以涵盖新媒介和旧媒介。新新媒介的魅力和动力在于参与和互动，用户可以选择生产和消费内容，逐渐形成生产/消费的共同体。新新媒介只是提供一种平台和框架，在期刊编辑和用户的共同努力之下才有可能成长完善，就是一个不断在实践过程中成长和完善的过程。在线平台推出后，与知网合作的“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将继续运行。两者关系为同一主体(学术期刊联盟)的两个项目(或产品系列)。
在线学术平台的设计思路和框架是什么呢？具体的演示部分后面会看到。在线学术平台的设计尽管要以学术期刊的现实条件和资源为基础，但更重要的是从用户即读者和作者的需求和体验出发，重新进行架构。基于对用户需求的初步分析，我们目前把在线学术平台划分为投稿组稿平台、审稿平台、编辑运营平台、产品出版平台、传播平台、评价平台六个基本功能板块，也就是六大平台，这个平台提供全流程的学术服务。这样的一个学术服务，其实是在模拟和挖掘我们的学者(包括期刊)在实际学术生活中的各方面需要，而且把这些需要进行整合。在其中几个环节上，比如说联合投审稿、专域的产生以及学术评价等环节上，超云平台具有非常独特的地方，而且可能是其他平台目前所没有的，这是平台的优势所在。叶娟丽老师指出，通过一个简单的渠道，让研究者找到自己心仪的刊物和成果，期刊找到自己相中的成果、作者和专家。
我主要讲投审稿平台的一些特点。在学术现实中，期刊会面临组稿问题，但是最重要的是，作者投稿会面临很多困难，比如作者不能一稿多投，因期刊的审稿周期比较长，有时候没有及时反馈，而作者发表文章的需求很迫切，这就是一种很现实的矛盾，目前没有一个好的办法能够解决。我们提供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建立一个好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作者可以选择同时向平台上的多家刊物进行投稿，就是平台上的加盟刊物都可以作为投稿对象，这样可以节约作者发表论文的时间和精力，大大提高作者稿件的命中率。关于具体的投审稿模式，这里就不再具体叙述。
在线平台上可以依据资源和用户需求，组合呈现若干种产品，“专域”就是其中之一。“专域”的设计是针对现在传播秩序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所谓的信息过多，在数据库里面用引擎来搜索，我们会发现大量的文献，其中有大量的垃圾文献，而且也没有好的办法来进一步筛选。那么，“专域”其实是把一些文献按照不同的知识领域进行了细化。在“专域”的形成过程中有一些特别重要的问题，比如这些知识领域如何产生，在初期应经过很多专家的讨论，然后发掘学科的热点问题和新的生长点，再做出一些专题，制定一定的机制，比如通过开放评论或者是打分，对这些域进行排序，对域里面的文章进行排序。那么好文章就可以被挖掘出来，不好的文章就会被埋葬，大致就是这样一种思路。下一步就是调动读者的积极性，让大家都参与进来，比如每一个用户其实都有资格建立自己的域，就他感兴趣的话题建域，但是建立的域并不是随意的，他是在平台提供的大量文章中进行筛选，对自己觉得比较重要的话题提出的一个域，在这个域里面他觉得某一篇文章较好就可以推荐，然后再进入审核和筛选环节。在调动大家参与的基础之上建立一种动态机制，在新新媒介的时代其实就是要有这样一种参与感。
面对网络时代的海量文献，用户迫切需要经过同行筛选的、知识领域细化的有效学术资源，这正是学术期刊的核心优势所在。因此，平台将融合期刊与网络的优势，强化学术期刊编辑价值，着力打造在线专栏，为读者提供有效、细分、开放的学术资源。这也是在线学术平台初创阶段的核心产品。不同于网刊现有的专业刊和专题刊，专栏是一种更加细致的文章归集方式。比如《哲学学报》是专业刊，《三农问题研究》是专题刊，但其涉及的范围都很大，专栏则是其中更集中的一个知识领域，如“宋明理学研究”和“土地问题研究”等。
关于专栏实现的具体途径有如下规划：(1) 通过专门研讨，在一级学科之下选择若干重要学术领域，以及一些跨学科的重要话题，设置问题边界清晰的专栏，并根据读者点击量和业界评价进行动态调整。(2) 平台初建时就应建立相当数量的专栏(如50－100个)，可以按学科、关注度等不同参数分类排列。(3) 各加盟刊的编辑将加强联合策划，围绕商定的主题共同组稿，甚至以专栏为依托，联合举办相关学术活动，把专栏的合作起点提到编辑流程的前端。(4) 专栏内容实时更新，而不采用周期性的传统期刊出版模式，读者可以按上传时间、订阅数、下载量、被引数、读者评分等各种参数，对专栏内文章进行灵活排序。读者可以自由阅读和下载文章。(5 )每个专栏可以聘请多个一流专家担任主持人，建立本专栏的审稿专家库。(6) 编辑小组将所有通过审稿平台审稿的文章(包括加盟期刊发表的文章和OA平台上发表的文章)，按专栏分类聚合。(7) 在专栏中开放评论功能，作者、编者与读者可以方便地进行互动。一些优秀学术期刊很重视学者间的互动，采用诸如专题笔谈、争鸣文章、读者来信等方式促进学术交流对话，但比起网络与生俱来的互动功能还是逊色得多。便捷的互动是网络媒体聚集人气并对用户产生“黏性”的关键。(8) 围绕专栏文章做必要的延伸阅读服务。比如，专题可以参考不同学科文献的半衰期，收录仍有价值的重要过刊文章；来源期刊之外或未授权的文章，亦可用摘要或文摘的方式进行在线展示，并加原文链接；可以链接与文章有关的作者信息、图书、多媒体文献等。(9) 在专栏中实现优先出版。专栏文章应早于纸版优先出版，所有文章将获得DOI号，并可以在搜索引擎中被检索，以保证在网络内的唯一性和确定性。(10) 在专栏中实现OA出版。如果用户选择“同意OA出版”，通过同行评审但在期限内未被加盟期刊录用的来稿，将作为原创文章在OA平台发表。无论是被纸本期刊还是OA平台录用，论文都可实现快速发表。平台将永久保存每一篇发表的文章，并可为作者出具相关证明。若采用与纸本刊一视同仁的同行评议机制，并将纸本学术期刊的品牌效应延伸到OA领域，则有望打造出品牌化的OA期刊，最终得到学术评价认可。(11) 走向用户自建自创专栏。这是新新媒介时代的必然选择。
所有加盟期刊在线集成出版，让读者自由选择自己喜爱的刊物，进行以期刊为单元的整本开放阅读。现在不少期刊单独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但很难吸引到大量具有“黏性”的读者。把单个期刊的自有网站或镜像链接集成在一起，形成品牌化的在线刊群，则会产生集群效应。除呈现电子刊本身外，还可以增加刊物介绍、征稿启事、特别公告、主推栏目等内容，使得在线期刊内容更丰富。系统可以默认以更新时间为序，有更新的刊排在最前面，这样读者总能看到新的内容，容易成为在线刊群的忠实用户。
平台可向用户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比如针对性的文献搜集整理、专栏或私人定制期刊的按需印刷、学者文集或著作的出版、纸本期刊乃至学术图书的在线销售等。还可为学者提供相关领域的学术动态和信息，如资讯、会议、项目、评价等。借助大数据技术，可以把学者关注的各方面资讯整合起来，快速地推送到学者面前，并可通过链接和互动，提供进一步的细节和服务。
以专栏为单元的个性化私人定制期刊，可能是未来期刊的主打形态。其实现途径有两种：一是由用户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栏，订阅个人专属的期刊。二是利用大数据技术，通过对用户偏好的分析，由系统自动生成主动定制期刊并定向推送。经过系统筛选的学术动态和会议信息等，也可作为定制期刊中的一个版块。在线平台将通过电子邮件、APP、微信等方式，向用户定期发送这种经过个性化组合的期刊，学术信息将由此进入学者和学术大众的日常生活。平台产品内容可同时提供Windows版、Mac版、ipad版、iphone版、安卓版，还要开发APP软件，同步经营微信公共账号等等。多屏互动，实现全媒体传播。
目前学术评价的根本弊端，在于用外在标准而非内在标准评价论文，其深层原因则是学术共同体的缺位。理想的学术评价必须回归到论文本身，使公正的同行评议成为决定性的学术评价标准。公开透明和平等互动的网络环境，使得在线学术平台有可能成为培育学术民主、促生学术共同体的土壤。(1) 平台将引导学者实名注册，并为每个注册用户建立学者博客，其中汇集该作者以往的学术成果，用户可以在博客上发布新作，并可以选择同时发至投审稿平台。(2) 在学者博客中将开设评价和交流功能，并依学科或专栏组织讨论群，从而建立起虚拟的学者社区。培育以学术共同体为依托，以同行评议为基础的，公正、民主、开放的学术评价体系，是未来学术在线平台的目标之一。(3) 以专栏为中心的学术评价，可以实现真正的以质评文。借助网络平台互动的特质，专家和其他注册用户都可以对平台上的文章发表评语并进行评分。评分的具体算法和权重需要专门研究。每到一定周期，可以参照评分及同行专家审核意见，对纸本期刊文章和OA原发文章进行统一排列分区。(4) 如这种评价能保持客观性和学术水准，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不同分区可以争取与体制内学术评价标准对等的地位，甚至成为比当下“以刊评文”的主流学术评价更有公信力的新型评价体系。(5) 在尊重审稿专家意愿的前提下，还可考虑双向匿名评审和单向匿名评审结合，并根据所评审论文的用户评价情况对评审专家打分，从而使专家的评审行为得到监督和评鉴。(6) 在专栏审稿专家和学界忠实用户的基础上，通过在线和线下的交流互动，还可培育学术共同体，逐步改善现有学术评价体系。
总之，构想中的在线学术平台应该是集成果发表、期刊组稿、学术检索、学术评价、学术动态、互动社交、增值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多媒体的、跨屏的学术服务门户，为学者提供便捷贴心的服务。
3. 基于移动应用时代学术期刊出版传播的变化
报告人：汪新红(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副理事长、超星集团副总经理)
学术出版传播30年来，经历了三个时代：纸媒时代(物理空间)、数据库时代(查全查准)和移动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这个时代的出版传播特征，都有其主流出版产品，那么移动APP时代，它的核心特征是社交媒体。
移动应用时代学术出版发生了三个变化：一是创造信息过程的变化, 从笔记到专题到域，创造信息将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二是信息组织形式的变化，专题是基本组织单元；三是查找信息方式的变化，从“一搜即得”到“不搜即得”。
基于以上变化和特征，南京大学学报的朱剑老师提出了“域出版”的理念，根据“全国社科期刊创新联盟”老师们的建议和意见，由超星集团史超董事长亲自牵头，搭建“域出版”传播平台，平台呈现效果如下。
第一，顺应查找信息的变化，超星平台提供了域搜索、好友订阅、好友笔记、好友转发、好友分享和域圈子的转发与共享等功能。“域搜索”可实现二级分类导航功能，可即时订阅、置顶、置底。“好友订阅、好友笔记、好友转发、好友分享和域圈子的转发与共享”可实现“不搜即得”。这些功能解决了阅读需求的转变，即实现精准阅读、基于知识系统的延伸阅读和基于专家系统的拓展阅读。通过采集读者阅读行为的大数据，分析搜集读者阅读行为习惯，把产品做到人脑思考的智能延伸，充分运用智能方式分析读者需求，最终实现“不搜即得”，精准匹配，从而达到传播范围的广度与传播内容的精度。
第二，信息组织形式的变化，专题是基本组织单元。以超文本的富媒体形式为载体，通过视频、音频、图片、文字等丰富的媒体表达来呈现有序化的知识体系。运用互联网思维的规则和方法，将原有内容模块组织成具有聚类性、系统性、动态性、多重性、综合性的知识专题模式呈现给读者，更好地服务于读者。
第三，创造信息方式的变化：创建笔记、创建专题。
第四，传播评价：小花，读者的花和作者的星。
第五，出版神经网络雷达(给学科域发通知、消息等)。
总之，“域出版”恢复了出版人在互联网上的出版主体地位；是出版神经网络，是出版雷达；激发了人们的创作热情(笔记、专题和学科域)；改变了传播(社交转发)；改变了阅读。
4. 学术数字出版的法律环境建设与社会价值认同
报告人：武宝瑞(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主任兼党委书记)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成立于1958年，是中国最早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文献搜集整理出版的机构。中心和各刊物的关系是“源”与“水”的关系，“文”与“物”的关系，没有各刊物提供厚重的前沿、有创造性的自由见解以及对前期文章的探索，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对报刊资料或其他学术刊物文献的整理工作就失去了基础。
学术数字出版除涉及技术平台、内容建设、推送、建立互联机制等内容外，还涉及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数字出版所面临的管理环境和社会价值认同环境与传统出版相比有很大差异。简单来讲，一是学术数字出版需要优化的外部环境来尊重其出版；二是学术数字出版需要完善的法律环境来支持其生存；三是学术数字出版的根本是获得价值认同，如果没有社会价值认同，学术数字出版只有死路一条。
学术数字出版首先要求建立优化的外部环境，其基本框架有三：一是厚重前沿的学术内容，这是编辑现在所做的工作；二是行业领先的技术平台，超前成熟的技术才能保证数字出版工作，由于大量互动的要求，这里超前的技术实际上指有超前的技术含量；三是科学规范的运营模式，就是内容的提供者、技术的提供者、平台的运营者和行业的政策管理者之间要建立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四是规范有利的外部环境，要有利于学术数字出版的发展。
目前，学术数字出版的外部环境存在很多问题。学术数字出版的基本特征有四个方面：一有思想深度；二有价值创新；三要创造真正的知识；四要探索真理。关于最后一点，自由探索、自由探讨、互动交流是数字出版不同于传统出版的特点，因为纸质出版的物质载体是有限的、有形的、固化的，而数字出版是自由主义派，人人都是自媒体，人人是读者也是作者，自由发表、互动交流的特点决定了数字出版在运作发展过程中需要另外一种规则，传统的纸质出版运行模式在此行不通。当前学术数字出版外部环境存在的问题有：一是学术数字出版法律体系不够规范健全。我国新闻、出版方面的法律当前都尚未健全，没有新闻法、出版法，只有一部著作权法，所有出台的法律、法规、规定、办法、意见、文件对于出版而言都是为了救火、应急、灭火，旨在想办法弥补问题。要通过法律环境的优化实现学术自由。二是行业标准模糊。在真正的学术数字时代，虽然数字化阅读和数字化发布已经普遍存在，但学术的数字出版跟一般数字化产品的提供应有明显差异，差异的标准和内涵在哪里？目前界限不清。三是社会认同度较低。网络时代数字化发布基本是自娱自乐，这对于学术数字出版来讲也是一个问题，尽管我们有学术共同体，有各种各样的学术群，但这个群本身也是一个自娱自乐的团体，缺乏外部社会、社会应用领域的认同。四是学术数字出版与大众化网络数字传播差异不明显。目前学术数字出版与娱乐媒体采用的数字化手段基本一样，只不过没有他们花哨，这无关优劣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受到了资金的限制。但我个人觉得，学术数字出版首先是学术，然后才是数字化，如果只关注数字化而丢了“学术”二字，那就失去了它的特殊价值。五是行业规范失衡。中国的学术数字出版与国外不同，中国是政府推动，借助运营商绑架，内容提供者只是被动参与，而国外正好相反，其数字出版的推动者是内容提供者，由内容决定技术，决定学科发展的走向。六是数字出版机构主体定位含糊。学术数字出版机构是盈利机构还是公益性机构？学术出版本身有一定的公益性。如果纯粹进行公司化运作，没有一家真正的学术出版机构能够生存下去。在座的各位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主要依靠学校提供的经费。但是数字化出版的数字化运营是一种企业行为。这两者之间如何实现统一、均衡运营，找到一种既有公益性同时又能保证一定程度盈利的运营模式，目前仍是一个问题。
外部环境归结起来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法律环境的建设。现在做的学术数字出版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把传统纸质媒体出版的内容直接移上数字媒体，称之为“介质迁移”阶段，这是完全的介质迁移，不存在法律问题，因为在纸质出版时已经过了合法性检验，政治导向、学术水准和语言规范等问题在纸质出版时都已经解决了，将其直接移到网上不过是转换了载体形式。另一个部分是真正脱离了纸质出版以外的数字出版，这方面没有法律规范，建立和完善适应学术数字出版特征的法律环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建立完善法律环境的前提是规范行业秩序，赋予数字出版产品相应的法律地位，也就是网站上发的文章和纸质的文章有同样的法律地位，同样可以拿到法庭上做证据，达到这个程度，数字出版的法律地位才能确定，现在还达不到。
有关数字出版的法律一定要体现数字出版的特征，满足数字出版的发展空间要求，即互动探讨、自由发表的要求，这是纸媒做不到的。数字出版的根本是要做纸媒做不到的事情，而不是重复纸媒已经做过的事情。
当前要从三个方面推动立法：一是现有法律的度让与移植。尽管现有法律不健全，但仍有可借鉴之处，可将这些移植数字出版领域。二是下位法升格。将国务院包括新闻出版总局、教育部出台的一些规定和文件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或至少上升到国务院条例这个层面。三是根据行业规范和技术标准创制。这是数字出版人的一个核心任务。
除此之外，还要规范数字出版主体与相关机构之间的法律关系。一是和政府的关系，如与教育部、新闻出版总局的关系，明确这些部门要管到什么程度、怎么管。二是与行业管理部门，包括与各类行业协会等的关系。主要处理好与以下三者间的关系：一是运营商。运营商因商机的吸引对数字出版的推动力最强，那么内容提供者和运营商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现在内容提供者和运营商的分成比例基本上是1:40，这种情况是无法维持的。二是技术与技术平台提供商。要处理好内容提供者和技术提供者之间的主次问题，是内容适应技术还是技术为内容服务，是用内容推动技术发展还是让技术绑架内容，其中的主次关系要搞清楚。三是作者。数字出版现在是自弹自唱、自娱自乐，很多作者之所以来到数字出版平台，是因为他们的文章达不到标准或其他原因，纸质发表不了，所以自由发表在数字平台。四是读者。要处理好与读者的关系。
另外关于社会价值认同的问题，数字出版的社会价值认同是决定数字出版生死存亡的关键，文章的社会价值决定稿源情况。就高校而言，只有网站的文章发表和纸质文章发表对评职称有同等价值，数字出版才有价值。还有社会公众的认同，公众认为读网站文章和读纸质文章没有差别，数字出版才有价值。但是，目前两者间差异非常明显，网站文章分量较轻，包括国外的一流杂志也要专门标明网站文章。要转变社会观念，使数字出版成为未来的主流，数字出版要做到三点：一是提高内容质量，规范出版流程，使自身有合法性规范。二是线上和线下、纸质和数字要形成互动和过渡，通过学术标准认定程序，达到数字出版和纸质出版学术标准的统一，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传承学术数字出版的目标。三是数字出版机构要进一步明确自身为学术机构还是公司架构？是公益行为还是盈利手段？是崇高事业还是朝阳产业？这些问题的解决是数字化出版发展的前提。创建公平、规范、晴朗、积极、向上、有活力的数字出版外部环境是当前学术数字出版的一个根本点。
5. 学术传播平台的拓展与创新：永远在路上
报告人：姚申(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杂志总编)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最新一期转载了朱剑老师的文章《构建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的新秩序——以高校学术期刊发展战略为中心》，转载时标题改为《构建学术新平台：打开通往学术传播新秩序之路》，“学术新平台”的确令人充满期待，以下就此谈三个方面的感想。
第一个感想，当今时代，构建学术传播新平台有许多需要我们做的事。
现今仍有为数不少的学术期刊停留在1.0时代，即单向传播时代，编辑处理文章，发表以后接着做第2期文章的准备，文章发表后，无法及时了解学界、读者的反馈情况，目前很多期刊仍然处于这种状态。PC互联网时代推动学术传播升级为2.0版本，所谓2.0时代是一个双向互动的时代，就是利用互联网实现刊物、作者、读者(基本上是学者)和学界的互动。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迅速推广，学术传播已经进入3.0时代，可称之为“交互体验时代”，由于现在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设备和WiFi的普及，使学术传播的移动化、社交化、图像化、视频化能够迅速实现。今天会议讨论的主题，即超云域出版在线平台的建设，标志着学术传播已迈向4.0时代。4.0版吸纳了以前版本包括3.0版本的很多优点但又独具特色。域出版平台的出现，可能是当代中国学术期刊史上非常重要的转折。4.0版本(叶丽娟老师认为这是网刊的2.0版本)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平台，可以作为学术期刊新的平台。至于这个平台今后到底怎么做，已经有了一系列设想，学术界也在拭目以待。我本人乐观其成，我想这个平台一定会做得很好，最终实现平台更有效地传播有价值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这一最终目标。
第二个感想，学术期刊界正在经历一种所谓的"新常态"，存在三种互动，其中一种就是数字化传播和纸质媒体传播的互动。
数字化平台运行后，是不是纸质传媒不能参与，被淘汰了？我们可以回顾这样一个事实，10年以前，高校大概有四五十个数字化学术期刊平台，这些平台建立很早，但是今天它们都转向纸媒了。这个现象非常值得思考，在做数字化的同时怎么对待纸媒？纸质媒体和数字媒体、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关系，究竟应该是博弈的，还是互动的，抑或是融合的？由此想到另一个我个人感觉非常可惜、非常遗憾的问题，即已从纸媒转型为数字化专业(专题)期刊——网刊1.0版本似乎就要落幕。我在上次西安会议上表达过不要抛弃1.0版本的想法，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虽然现在实践上、理念上有一些新的趋势，但这个平台其实还可以做很多事。这个平台运行之始，我非常关注，曾经提出这个平台不要搞成精英俱乐部，但现在我还想说，这个平台也不能做得太大。这个平台要做下去，特别是我们在当今仍处于所谓国际化的游戏规则下，这个平台其实可以做很多事。通过这个平台以数字化专业期刊的形式做大做强，或许有可能冲击SSCI或A&HCI，做到一般综合性学报不可能做到的事。当然，由网刊升级为域出版平台，这本身正体现出学术传播平台不断创新与拓展。
第三个感想，在学术界甚至舆论界对高校学报的评价大家都知道，曾经有人称高校学报是垃圾论文的出产地，这是不好的评价。但是反过来想一想，中国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包括传播平台的创新和开拓都是由高校学报的一批人带头，这个现象是一个悖论，非常值得研究。
包括学术期刊最早的主持人制度的创立，到以后的专业化、数字化、集约化发展，以及现在做的学术传播4.0版本，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高校学报的同仁在做。我有幸或多或少参与了其中的一些设想和讨论工作。曾经有一次在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晚饭后大家开始讨论数字化平台怎么做，一讨论就到了半夜两点多。讨论的主题非常有意思，就是学报前辈在考虑如何把接力棒交给更年轻的一代。新的学术传播平台建设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还需要不断完善和升级，需要年轻一代的积极参与。而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更富于创造性，在开拓中国学术传播新路上，年轻人将不仅是接棒者，他们同时还应该是创新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传播平台的拓展与创新，将永远在路上。
6. 学术传播规律与学术期刊转型
报告人：梁华(《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副主编)
在“互联网+”时代，新技术支撑下的新兴媒体迅速成长壮大，对传统媒体产生巨大冲击，传统媒体的影响力持续下降，基于传统媒体构筑的学术传播秩序面临巨大挑战，利用新技术创新学术传播方式，重建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新秩序迫在眉睫。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学术期刊转型成为大势所趋，但是如何转型仍然是疑虑重重。本次会议以“学术期刊专栏出版和学术平台建设”为主题，恰逢其时，更是破题之举。
原因在于，在电子通讯技术造就的海量信息传播中，内容依然为王。而以专题为纲，破解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传播困局，正是传统学术期刊的优势所在。传统学术期刊历来注重栏目建设，在“互联网＋”时代，栏目建设的形式会更为立体化和多样化，但是依然有规可循。因为“内容为王”成为共识的前提下，问题、话题、议题、选题依然是全媒体传播的核心。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这几个概念的区别，话题是更为大众化的、宣传导向的，议题和问题介于大众化和学术化之间，而选题则更具有学术性和学科导向性。在“互联网＋”时代，新的问题、话题和议题层出不穷、生长迅速，给学术期刊破解选题困境带来更多契机。如何利用这些新的问题、话题和议题来设置适合于学术期刊的新选题是目前值得研究的问题。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曾经做过一些统计，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斯密神话”大家都有所耳闻，但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颠覆了以往对它的看法。斯密在1776年出版《国富论》时，当时主要的刊物《每周评论和批评》对此的反应也仅仅是限于礼貌性的祝贺，甚至连斯密的家乡苏格兰的刊物也并没有对此表现出特殊的兴趣。直到25年以后，才有证据表明斯密的这本书在欧洲的主流经济思想家那里树起了权威，这就是斯密神话的传播。那么凯恩斯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也同样滞后了10年，这似乎仅是一个个案。我们又对近现代利用外资文献进行了统计分析，并且把它与用重大历史事件和经济数据表征的实际利用外资历史进程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其高峰期也有一个不算短的时间滞后期，这个滞后差不多有百年之久。在1978年之后同样发现了这样的现象，1980-1988年是期刊发展的一个高峰期，但是利用外资文献集中发表是在1990-2010年，尤其是在2002-2012年之间，这就表明近现代利用外资文献的高峰期和实际利用外资文献的进程存在时间差，只不过这个时间差在缩短。以上介绍的时间差现象的存在提醒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当前时代，新的问题、话题和议题不断涌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术期刊的选题设置应当更加注重科学认识与科学交流的规律，拔苗助长式的选题设置反而不利于学术期刊的长期发展和学术期刊新秩序的构建。
1665年的《学者杂志》是最早的学术期刊，《学者杂志》的创办人当时就指出，创办《学者杂志》其实纯粹是满足好奇心，以为不需要花费多大力气就可以学到很多新知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之间关系的思考，以及对科学认识和学术传播规律的尊重，其实也是向学术期刊初创时期主旨的回归。
7. 新型智库建设背景下的学术期刊转型
报告人：王佳宁(重庆市期刊协会副会长、《改革》杂志总编)
2016年3月17日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关于土地方面的表述，3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关于重庆方面的表述，以及2月提交给重庆市委的《重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九大动因》，都是重庆智库写的，重庆智库背后的推手是《改革》杂志社。《改革》杂志社旗下有两本刊物：经济学刊物《改革》和综合性学术期刊《重庆社会科学》。
今天的讨论主流上突出了“转型”这个话题，《改革》杂志社的转型有别于更多期刊社。当更多期刊社在数字化、国际化以及学报的转型方面做出有有益探索时，《改革》杂志社从2011年开始率先提出拿出一定篇幅、一定专栏和主题向新型智库转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改革》杂志社这一转型与中央重大文献的吻合度比较高。
《改革》杂志社在转型上主要侧重做了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是强化专栏建设的针对性。各类刊物都有专栏化的主题，《改革》作为经济学刊物，围绕中国转型发展的前沿问题设定栏目，我们的发展理念是：《改革》作为经济学刊物不失其学术期刊的特征，让学者看制度逻辑；同时寻找学术与政治界的交集，让官员看解析方法。《改革》近三年发表的文章，每年有接近30%直接服务于重大决策，主要表现就是《改革》每期刊物出版之前，电子版都经中央政研室调阅。《改革》有接近一半的文章经策划产生，另一半从自由来稿中遴选产生。
二是强调专栏建设的前瞻性。我们主要是以智库绑定为推手到互动，例如刚才提到的全国“十三五”土地规划，规划公布前曾拿27个题目向全国招标，土地规划有265个单位投标，接近1:10，最后花落重庆市。可能是因为这么多年《改革》杂志社对于前瞻性问题研究较多，从申报到最后的组织都得到认可。
三是专栏建设结合新型智库建设的储备性研究。近两年《改革》杂志社在文章选择上更注重储备，比如当上海自由贸易区尚未出现，广东、厦门、福建三个自由贸易区也未出现时，重庆智库以及《改革》杂志已经提出了在我国哪些地域设立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去年全国两会之前，重庆智库和《改革》杂志社率先提出全国6.5%的增长率，这一增长率的提出快于北京一家研究机构，包括国字号的一些研究机构，当时我们提供了3万字的报告予以支撑，这一报告被中央政研室专门调阅。有一定前瞻性且与现实接轨的这些研究选题，以及与作者的约写，就体现了一种前瞻性的储备。在储备性研究方面，现在关于重庆自由贸易区设立，重庆建立长江上游航运中心，长江经济带上游、中游、下游的联动能力，也是重庆智库和《改革》杂志社关注的重点。
一个学术期刊转型的路径是多维的，一个期刊转型的目标也是多重的，而一本期刊拿出适度的篇幅、版面和专栏服务于新型智库建设，其期刊建设理念就已经产生了。同时，一本期刊在转型的路上，适度探索与转型的接轨，也是学术期刊大局视野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杂志社、重庆智库愿意和各位携起手来，实现期刊互动，共同探讨、推进新型智库建设。
三、 会议研讨发言 (一) 语言学、历史学、艺术学、新闻传播学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杜敏指出，数字出版从酝酿到统一思想，再到组织实施经过了三部曲。从云南会议到西安会议，再到今天的重庆会议，这几个重要的阶段，每一步对“域出版”、数字传媒都意义深远。这是一个创新的举措，也是代表着未来数字出版的方向之一。今天的演示已经实现了数字传播的部分理念，但大家对移动数据尤其是更大层面的整合仍然存在疑虑，包括有意愿进行“域出版”的人对未来虽然是肯定和充满信心的，但是如何做或者如何才能做得更好，还需进一步展开深入、充分的交流，这样的交流必将对推进以后的工作有一个很好的作用。通过体验了融媒体的传播方式得到启示，纸媒和数字传媒既有合作又有各自功能和分工，这需要在未来的实践中体验。数媒与纸本期刊的关系需要靠未来体制机制的改革才能真正解决。从国外融媒体的经验和过程来看，同一个内容为不同媒体共同传播，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传播优势。超云的模式更适合手机阅读，而纸本期刊还应该是纸本阅读的方式。“域出版”可以形式多样，同样的学术信息可以用不同的传播方式传播出去。这就需要把编辑从繁重的编校规范中解脱出来，因为手机移动终端一定不能放大文章，重头文章只能是学术信息的集中传送。“域出版”可以形态多样，订阅、打印、下载、学术信息浏览，可以多频互动，PC上是全文，手机上是摘要或标题。关于盈利模式，超云若能吸引到大量用户订阅、阅读，流量可以赚很多钱，大家也可通过流量各家提取。另外，还可吸引广告实现盈利。目前首先要凝聚人气。
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副主编原祖杰认为，“域出版”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平台，对期刊没有门槛限制，主要想通过建立一个共同的平台来筛选好的文章。第一步工作是确定专业域名，专业域名不是以一级学科、二级学科来设置，而是以当前的一些热门话题来命名。如历史，这一块目前初步分为冷战史研究、先秦史、医疗社会、环境史。首先要提高关注度，推出什么样的专业域名还需进一步商量，已经做了一些实验性尝试。目前只是迈出了第一步，今后如何做还需大家一起来商量，希望年富力强的编辑都参与进来。此外，各个域之间的边界不够清晰，交叉也比较严重，提倡打破学科限制，抓选题和热门话题的时候，各学科之间如何协调需进一步讨论。“域出版”的文章必须符合专业域和学术标准，必须经过学术平台的审核，刊出的文章应该是精品。“域出版”有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纸本和“域出版”是一个并行发展的过程，这也是多年探索后的可取之路。
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秘书长、《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陈颖认为，在确定域名时要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要有一定的关注度、成熟度，才可能保持这个域的持续性。“域出版”问题有必要让专家、学者多参与，越早让大家知晓，其影响力和传播力就越强。
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主编朱剑指出，目前只是在网刊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关于域的测试产品。将来的域能够自动生成，人工可以干预。当文章的量足够多时，机器就可以按照人工设定的计算方法自动生成域，域以后在平台上非常多，就如帖子一样，没人看可能就沉下去，沉下去不等于不存在。有的域可能国内研究者不超过几十人，这些域永远不可能与热门域排队，但这个平台可以实现搜索，同时也可以订阅，只要订阅后这个域就在你的文件夹了。看完演示之后发现，这个平台可以根据每个人的阅读习惯、兴趣、喜好推荐文章，待文章多了会自动形成域，进行个性化推送。我们的初衷是能用机器做的全部用机器做，人主要做需要智力判断的工作，一旦形成量，域的设定就不成问题。对于域的边界问题，学科边界是一种传统边界，以后的域更多体现在问题边界上，越跨学科越好。当某一个问题或同类问题越来越多时，不同的学科都会参与这些域的讨论，实际上预示着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的出现。其实很多新学科都是从交叉学科衍生出来，从而变成一个专业学科，然后再交叉，再形成新的学科。将来这个平台的发展与学科的发展完全吻合，学科的发展与问题的研究相契合。目前编辑的工作重心和工作习惯都在做纸本期刊，所有的规范都已形成一种定式，如何从以纸本期刊为中心过渡到以网络传播和数字编辑为中心，这对大家来说是一个难关。如果都是办的专业期刊，作者群和读者群相对固定，那么期刊可以长期存在，其数字化转型也非常容易，无非就是介质发生了改变。希望编辑在未来能成为学术传播中一个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现在要抓住机遇，通过联合，搭建一个全新的平台，平台没有先例可借鉴，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应把编辑组织起来共筑这个安身立命的平台。首先，从技术层面而言，所有文章先在平台上发表，属于一次文献，文章编辑好就可上网。流媒体不受页码局限，国外开放获取的期刊，一年上万篇文章都很正常。纸本期刊可能还会存在下去，但绝对不是综合性期刊。平台与纸本期刊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并行的。未来的纸本一定是按需印刷，一本给图书馆，一本给国家相关机构审核，一本给作者留存。即使没有这个平台，纸本期刊也难以得到升级。在学术体制不变的情况下，所有在“域出版”平台传播的学术论文一定也会在纸本期刊上发表。所有“域出版”平台传播的文章必须有编辑部推荐，以前网刊把门坎设在编辑部，期刊拥有推荐权，但这次是对所有期刊开放，但每篇文章都有门坎。域平台的文章必须通过平台的审核。第二，归属问题。目前网络是纸本的副产品，通过联合，要让纸本成为“域出版”的副产品，当然纸本归属各个编辑部。未来期刊的发展一定要符合学术研究的规律、符合学术的发展规律、符合期刊的规律，必须与学科发展完全结合，要让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紧密联系。第三，版权问题。这些年来版权的观念一直在改变，在纸本期刊时代，期刊拥有专业出版权，后来著作权法颁布后废除了。目前的发展有一个明显趋势，作者愿意用版权换取传播，谁传播做得好就愿意拿给谁。开放获取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末，其兴起彻底改变了期刊版权，OA期刊版权属于作者。之所以可以开放获取，就是有了网络技术。“域出版”就是一个平台、一个工具，保证将文章送到最该去的地方，版权归作者，传播权归平台。第四，盈利模式。承诺开放获取是我们与超星合作的基础。超星通过这个平台可以聚集一大批学者，对作者免费开放，同时他们也在探索通过提供个性化服务推送等模式找到他们的盈利空间。超星的优势是把书和刊合二为一，将来超星的文献量是最大的，品种也是最全的，文献的完整性和垄断性是任何一个平台都梦寐以求的。第五，与网刊的关系。只要知网愿意合作就要做下去，要充分发挥网刊的作用，如果知网有进一步合作，我们一定积极争取。超云平台不能取代所有，在未来学术传播空间中一定有多种传播途径和模式，希望域传播在未来有一个无法取代、无可替代的地位，这就是我们想做和能做到的。
(二) 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管理学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副主编付长珍认为，青年编辑应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特长和学术兴趣，积极参与专题平台建设。发现好的问题是进一步努力的方向，要选择更多好的专题。比如哲学问题域设计上，考虑选择三个主题：儒学与现代性、分配正义、民族精神新论。选题时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这三个主题都是热点问题；二是这些都是学报中讨论的焦点问题。儒学与现代性是现代与传统的交汇，分配正义问题切入当下中国变革，民族精神新论是世界性的问题。有些专题还需要大家进一步思考。专题域不应根据文章数量设置，而应根据文章点击情况设置。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副主编洪峻峰指出，筹建的学术平台包括六个平台：投稿平台、审稿平台、编辑平台、展示平台、检索平台和评价平台，展现在大家面前的很重要的是展示平台，要将成果、成品展示出来并按学科及专栏推出。栏目设置要考虑稿源问题，可以把话题放大一点。审稿平台很重要，要建立各期刊共用的审稿专家库，按专业选专家，要进行重点建设。
天津财经大学《现代财经》主编蔡双立认为，应先向大家介绍平台如何展示，以及为什么各期刊要加入这个平台。一是联合投稿。作者将稿件投入系统，可以同时选平台内的若干期刊，就像进超市一样，被选定的期刊需在限定的期限内(比如15天)选择自己需要的文章。二是评审。建立专家评审库，由各专业影响力排名前十、前二十的专家进行评审，评审通过的文章才入库，对文章质量进行严格把关。三是联合发布，集中出版。推送到平台的文章，大家(超云域为100万人)都能看到，打破刊与刊之间的界限，并根据文章下载情况定期出版纸质刊物。四是公共宣传。某个学科的团体与学者团体紧密联系，以群体的形式参与学术活动。五是超星通过点赞、踩、发红包等方式体现对文章的评价(五级评级：学术贡献度、创新度等)，激发兴趣，体现民主办刊的理念。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副编审李新根建议，哲学应从两个大的方向把握平衡，一是关于人的价值，二是关于科技的发展和关于人与自然。建议把科技哲学引入专题，如科技史、科技伦理等。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副主编赵东奎指出，完全参与“域出版”会涉及数字版权问题，涉及与中国知网签的独家协议。当然还有经济利益问题。加入超星没有收入，继续保持知网独家，费用远远高过加入超星，因此编辑部倾向于继续与知网合作，同时积极配合并参与超星域出版工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副编审胡浩志认为，设计经济学专题比较困难，因为涉及范围很广，国际、国内、宏观、微观、政府、市场等等。结合现有文章数量、研究难点热点，最初设计了6个专题：“一带一路”与国际开发合作、经济新常态与结构调整、市场风险与政府监管、企业改革与市场环境构建、收入分配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三农问题与城乡一体化。最终根据文章情况选了三个专题：一是“一带一路”与国际开发合作，“一带一路”是国家大的发展战略，有些杂志有专栏研究，该问题是热点亦是难点，大家对此关注度很高；二是企业改革与市场环境构建，现在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点是市场改革)、如何构建市场环境这方面探讨很多，此类文章各杂志都有发表；三是三农问题与城乡一体化，这是政府很关注的一个问题，每年都有大量文章探讨该问题。在这三个方面优选了一些文章，这是前期已开展的工作。但在如何对接已有和新建的投稿系统、如何选择审稿人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疑问。
还有代表认为，管理学方面可以设计四个专题：薪酬的激励和业绩评价、国资与国企改革、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企业的网络化与创业。另外，由于文章通过手机观看很不方便，建议不要以完整的文章方式展示，而是以摘要方式，通过再编提炼核心观点进行展示。其次，要关注期刊之外应吸引哪些群体去关注文章和参与域的讨论。
(三) 政治学、法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副主编叶娟丽指出，很多学科可以融合，专题在网络上如果关注的人少了自然就会沉下去，新的专题又涌现出来。需要将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放到一起来做专题，要超越学科，选择问题而非选择学科。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刊》副主编王珏认为，学术期刊办刊中确实有很多令人纠结的地方，各刊都在做网站、投审稿系统、微博、微信公众号等与数字化相关的工作，但感觉做了很多工作没有什么影响力，还是有很多人习惯原来纸刊的方式。如果要构建一个新的出版平台，希望大家都能参与进来，随时可以参与讨论，这比单本期刊做新媒体会有更好的效果。网络文学对传统出版有个很大的启示，它的作者和读者可以深入交流，但传统出版基本都是单向传播，缺乏互动。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副主编鲁满新指出，“域出版”是网刊的升级版，应先制定一些规则，担心超星以后做大了会收费。农学期刊很多选题与产业、经济相关，与政治学、法学、民族学等学科也有相关性，不应仅局限于经济。
上海大学《社会》杂志主编肖瑛认为，平台上很多选题不是编辑个人行为，而与学界和编者对自身学科的理解紧密联系。《社会》杂志在办刊过程中极力推进跨学科融合，最近几次选题都与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历史学、心理学、传播学、教育学紧密相联。大家应结合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一起讨论并选择好选题，把所有好的文章放进平台，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传播方式也很重要，要利用好的传播方式来推动学科发展，把好的技术用到实处。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编辑李媛认为，目前公众号传播的学术文章几乎没人看，有点做无用功的感觉，而且现在假网站太多，急需建一个好的平台。建平台资金和人力投入相当大，既然超星愿意做这个公益性事业，那么我们就有信心去把它做好。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以下五点建议：一是要有精确化的定位。目前超星学术域方面的订阅比较少，而轻松的话题订阅的人很多，大概是学术域的10~100倍。可以让界面更简化，不显示用户不感兴趣的内容，比如“美团”客户端，如果你对某个东西不感兴趣就可直接删掉，下次进入看到的就是你更喜欢的产品，这个技术有点难。二是可向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的“壹学者”学习，把这个软件嵌入微信，而不是需要客户端，因为用户的习惯不容易改变，先嵌入一个平台中，方便转发。三是超星的小组功能很好，可以建立作者、编辑、专域群，这与微信群的功能较类似，但可增加一些功能，比如可以共享一些会议信息、小组群里发的文章可以第一时间显示等，这样有利于编辑第一时间发现选题。四是域可以三、五年一换，因为社会热点在不断变化。五是可以新增一个学者热点查询榜，让编辑更了解哪些学者最热，从而进行约稿。另外，也可吸收学者、学生做的笔记。
上海大学《社会》杂志副主任张军指出，专题文章可以点赞、评论的功能很好，如果有作者在平台上提交的文章点击率较高，也可能被某个期刊选中发表。现在这个平台是理想化的东西，如何得到作者、社会的认同还需进一步思考。现在作者论文发表在C刊上评职称有用，如果发表在平台上评职称没用，作者就不愿意投稿给平台。需要与学术评价机构协商来做一些工作。如果学术成果得不到认定，平台就可能发展成一个聊天工具，其学术出版功能就可能被弱化。
云南大学《思想战线》副主编廖国强认为，原来做网刊时很清楚要做什么，回去就分配任务，但目前还不清楚域出版下一步该做什么，感觉还在制订规则的过程中。网刊12个专业刊、7个专题刊的任务非常明确，应该继续做下去。目前有些文章找不到对应的学科，比如一些文化类、交叉学科类的文章，只有放到“其他”里面去。请各位专家制订好规则、明确好任务，我们一定积极支持，尽心尽力落实。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副主编黄龙光认为，传统纸媒的内容很重要，这是源头，从选题策划到最后出刊，编辑应坚持把纸本做好。在数字化传播时代，技术永远都在更新，它只是一种手段，技术可以打破超级垄断，有助于体现社会的竞争机制。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胡宝华认为，超星应制作一个宣传视频，呈现其域出版的强大功能，以吸引大家关注。另外，作为有内容的社交平台，除搜索外还可增加一些个人主页，方便不断充实观点和内容。
《中央名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副主编贾仲益认为，网刊很有意义，值得继续做。对“命运共同体”很认同，一部分先行者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大家对“域出版”有很大期待，其优势有以下几方面：一是通过互动平台可看到读者的关注度，也可从对作者的跟踪看出需求趋势；二是可看出作者创作的内在逻辑，有些高产作者一个题目可以做很多年，发很多篇文章，但实际内容没有变、创新性弱；三是可以掌握相关领域的进展情况。“域出版”中编辑与专家的互动很关键，设置何种域名需要与专家沟通确定。域名有排他性，因此设置应非常谨慎，对问题要非常熟悉，同时对未来要有预见性。
上海大学期刊社社长秦钠提出三点想法，一是要考虑知识产权的保护与管理；二是高校期刊作为强大的学术阵地如何更好实现学术引领作用；三是要有问题意识，每次策划都是要考虑针对哪些读者群，如何满足读者的需求。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李二斌认为，超星域出版等于知网+百度+微信+各刊采编系统，可以找到个人成果、学术简历，是可以互动交流的学术平台。数字出版虽然没有时间和版本的限制，但仍是定时定量出版，在现行出版管理体制下如何认定数字出版成果、如何实现真正的数字化转型尚需认真思考。此外，对域出版发展路径的理解，各刊可根据自身特色、优势在学术平台上开设专题域，充分竞争，探索路子，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各刊可以联合或合作，实现差异化发展。
四、 会议总结 (一) 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管理学小组总结《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副主编付长珍总结中指出，本组一个基本特点是老一辈想把更多机会让给年轻一代，因为经济学、管理学领域的青年人才特别多，他们的思想非常活跃。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管理学四个专业学科的负责人分别汇报了前期所做的工作，小组讨论交流了各自专业领域的思考，主要归纳为两方面：一是问题现状，二是建议。主要建议如下：第一，要打通学科边界。这也是人文教育的初衷。主要从两方面来打通学科边界：一是以问题为中心来整合学科，以问题为中心贯通各个学科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比如关于“正义”问题，哲学、政治学、法学领域都在做，大家对以后出现这种问题时应如何更好合作感到困惑。二是以问题为中心整合各编辑部的力量。比如代孕是当今很热的一个话题，它既是一个伦理问题，也涉及到法学、女性主义，引发众多领域的广泛关注。可采取以下方式合作，如哲学领域准备做一个代孕伦理问题研究，就可以广而告之，不管是在什么领域，凡是对这一话题有兴趣的学者都可以携手共同研究，打通学科界限，通力合作，推出联合专栏。还有一个大家较关注的是问题域的可持续性与生命力。做一个问题域的初衷不是说这个问题的持续性有多长，假设推出的是一个热点问题，点击率高，文章可能一直置顶，不引人关注的问题自然就沉寂了，大家不用太担心问题的可持续性，不像策划期刊栏目之前就先设想好一定要持续多少年。此外，大家提出建议，从有利于学术传播和学者阅读的角度，能否构建一个更大篇幅的摘要，涵盖文章主题、方法和创新性，便于专栏介绍。
(二) 文学、语言学、历史学、艺术学、新闻传播学小组总结中国传媒大学《现代传播》副主编赵均总结中指出，本组主要讨论了四点问题：第一，域的分界问题。学科原来是分界清晰的，“域出版”会出现很多跨界的学科，需要各学科合作，打开壁垒。第二，域的形成问题。域应该是自我形成加上人工干预。关注达到一定量的时候，机器会自动提示，这时就需要人工决定是否需要作为一个域来出版。一方面可以是读者自行订阅，另一方面也可以是发现读者阅读文章达到一定阅读量，机器就自动推出域的版块。域的边界设置是在问题上而非在学科上，因此跨学科很正常。域可以指导学科的发展，域的发展可以与现代学科的发展相契合。第三，“域出版”的意义。编辑如何把纸本期刊的思维转变为数字期刊的思维，这是当前的大问题。做“域出版”是希望年轻编辑在以后的发展中不被淘汰，平台建好了有助于大家安身立命。第四，“域出版”与纸本期刊的关系。“域出版”与纸本期刊可以是同一内容、不同媒体的共同传播，各自发挥自己的传播优势，具体怎么发展，且走且改。“域出版”一个重要的优势是它打破了权威的垄断。
(三) 政治学、法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小组总结黑龙江大学《求是学刊》副主编李宏弢总结中指出，本组讨论总结为三点：第一，认识篇。大家目前对这个平台的认识还很模糊，对这个平台是做什么的、怎么做以及新搭建的平台与原发刊、网刊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等都感到困惑。因此目前急需做的工作就是尽快普及，建议超星尽快做一个通俗易懂的普及宣传片，并使这个平台用户更友好化，操作更简洁，使不论学历水平高低、年龄高低的人都能操作这个平台，这点很关键。第二，期待篇。大家对超星平台充满期待，认为这个平台是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提高学术影响力是搭建此平台最想达成的一个目标，需要不断建设。要打破学科界限，在问题意识引领下开展研讨、提出选题，这也是平台获得成功的最关键点。此外，大家还希望这个学术平台能与学者、作者和期刊紧密联系，构建评价平台，增强传播效果，引领学术发展，应该如何做非常值得关注。大家对于平台的期待度很高，参与意识也很强，都希望能制定好规则，明确任务，然后各司其职。第三，保护篇。有老师提出，这个平台功能这么强大，需要更多关注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才能有助于把平台做得更大更好。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副主编叶娟丽做大会总结时指出，从三位小组代言人的汇报可以看到新生代编辑、年轻主编们不可估量的前景。不管是网刊还是超云，不可估量的前景就在他们身上，超云不是乌托邦，而是可以实现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