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Vol. 23
表1(Table 1)
创业能提高经济效益、带来市场创新、增加就业机会和维持就业水平[1]。Krueger明确指出:“理解创业内涵的关键就在于探究隐藏在创业者的认知结构、创业意向和创业行动背后的深层次的信念因素。”[2]在众多与创业过程相关的认知因素中,创业自我效能感作为一种深层次的信念因素成为揭示关键创业活动的重要变量[3-4]。创业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活动,存在显著的文化差异和个体差异[5]。文化的差异会导致个体形成不同的自我概念,个人对于自身创业能力的信念与信心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紧密相关。海峡两岸文化虽然同属中华文化,但在政经分离半个世纪以来,在文化、价值观和工作态度等观念上均有显著差异[6]。海峡两岸区域亚文化差异背景下的创业者自我效能及对其影响是否显著不同呢？这一问题尚没有答案。创业自我效能研究起源于西方创业研究领域,在中国的研究起步不久。从海峡两岸现有相关文献看,创业研究各自独立,较为疏离,考虑亚文化差异的比较研究极为缺乏。研究方法上,实证研究主要以直接借用西方自我效能量表为主,创业自我效能的内涵、结构、维度、影响因素以及对创业行为的影响研究也均局限于各自的样本范围领域,缺乏可以同时用于测量海峡两岸潜在创业者创业自我效能的测量工具。
在世界范围内,鼓励大学生创业成为促进社会创新、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的重要手段。无论是中国大陆地区还是台湾地区均十分重视大学生创业教育,两地实践领域的大学生创业项目合作日渐频繁,各自的创业研究领域亦对大学生创业认知心理及行为甚为关注。厘清新时期海峡两岸大学生对创业的认知差异既能促进两岸创业研究的合作与交流,也能为两岸大学生创业合作实践提供理论参考与管理启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海峡两岸大学生这一潜在创业者群体作为调查对象,以创业自我效能为切入点,构建适用于海峡两岸大学生的创业自我效能量表结构,对两岸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创业意愿及两者之间的影响机制开展比较研究。
一、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美国社会心理学家Bandura[7]首先从认知的角度提出了自我效能感的概念,并指出,自我效能感强调的是对完成某项任务和实施某项行动所需具备能力与技能的自信程度,而不是个体所具备的实际能力或者掌握的技能或知识。Boyd和Vozikis[8]将自我效能概念引入创业研究领域,提出创业自我效能(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ESE)这一新概念。在创业情境中,创业自我效能作为个体基于对自身创业行为能力的判断和评估并由此形成的对自身能力的信心或信念[7-8],被认为比实际能力能够更好地预测个体创业行为和创业成功的可行性,因此,在创业领域中创业自我效能这一个体变量被认为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1]。关于创业自我效能的测量,西方研究者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开发了不少测量量表[9-14]。其中,De Noble 等[8]对创业自我效能的测量在西方学术界较具代表性,通过对创业者创业行为和创业过程的调研,从中提炼出区别于管理技能的核心创业技能,包括产品创新与机会识别、创新环境、资源获取、定义核心目的、风险与不确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这6个维度。近年来,国内学者亦尝试构建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创业自我效能量表,例如,韩力争等运用扎根理论建立了包括创业能力效能感、创业个性效能感和创业环境效能感3个一级维度(含15个二级维度)的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结构[5];丁明磊等运用创业者角色理论模型,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提取了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的测量量表,包括三个维度:管理事务性工作(创业管理)、领导团队与应对挑战(创业领导)和把握自我与坚持创业(创业坚持)[15]。然而,迄今并没有任何一种量表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13-14],国内外对于创业自我效能感的维度划分及结构创建仍存在分歧。
没有效能就没有行为[16]。创业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创业意愿是个体对自身主动参与创业活动的期望程度,体现为个体对待创业行为的主观态度,受到创业自我效能感的激发。Boyd等[8]认为,鉴于在个体创业过程中所包含任务的复杂性(比如识别机会、获取资源、经营管理等),创业自我效能感是决定创业意向和最终采取创业行动可能性的关键预测变量,在创业意向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着工具性的作用。实证研究[8, 10, 15-22]表明,创业自我效能与创业意愿、创业行为和创业绩效存在显著相关。例如,Krueger[16]指出,创业意愿的一种重要前导变量是个人对成功实施创业的能力的感知,即创业自我效能感。他在其后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创业效能感对创业意向具有正相关的促进作用[17]; Zhao等学者间隔两年对同一批MBA学生进行实证研究,结果也验证了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向具有正向强相关性[18]; 国内丁明磊等[15]、范巍等[20]、周勇等[21]均发现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意向存在正向影响。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个体关于自己能够成功扮演创业角色并完成各项创业任务的信念强度会受到创业者个体和外部环境的重要影响[22-23]。个体要创业,必须要从外部环境中获取和整合资源,环境越宽松,资源、信息和外部机会的获取数量和质量越高,潜在创业者和创业企业获取所需资源的可能性越大,创业自我效能感相应越高,越能刺激个体创业行为的发生[23]。Jung等学者[24]从跨文化视角在美国和韩国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考察了创业自我效能、创业意愿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现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和创业意愿不同,且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意愿的正向预测作用亦存在差异,相对于高度不确定规避、集体主义的社会文化背景,在低度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个体创业自我效能感较高,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愿正向预测作用更强。在一个崇尚创新、个人奋斗与冒险精神、鼓励创业、宽容失败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创业行为为社会价值所推崇和认可,创业资本更具可得性,创业活动更易被孵化。古语云“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可见,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创业自我效能及其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作用可能存在差异。
虽然海峡两岸同属于集体主义的中华文化价值观,但研究表明,海峡两岸文化价值观在权力距离、个人主义、男性作风、不确定性规避和长期导向等维度均存在显著差异:相对于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大陆地区权力距离较大,集体主义较高,男性作风和长期导向较强,但不确定性规避程度较低①。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相比于大陆地区,台湾地区更多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个人主义导向更强,创业环境更为宽松有利。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① 参见: The Hofstede Center(2013) http://geert-hofstede.com/China.html。
H1:台湾地区大学生的创业自我效能高于大陆地区大学生。
H2:台湾地区大学生的创业意愿高于大陆地区大学生。
H3:大陆地区大学生的创业自我效能正向影响创业意愿。
H4:台湾地区大学生的创业自我效能正向影响创业意愿。
H5:相比于大陆地区,台湾地区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作用更强。
二、 实证研究 (一) 调研样本调研选择了海峡两岸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大学生(主要为本科生)作为受试对象。调研工作主要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预测试工作,本研究在厦门理工学院和台湾醒吾科技大学高年级本科生中分别发放200份问卷,其中,厦门理工学院回收189份,台湾醒吾科技大学回收175份问卷。经过筛选后,获得有效问卷共330份,主要用于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意愿测量量表结构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正式调研采用经过预测试检验和提纯后形成的正式调查问卷,分别在台湾地区的2所高校(醒吾科技大学、元智大学)和大陆地区的2所高校(厦门理工学院和福建工程学院)派发问卷。一方面,在相关创新创业课程教师的协助下在大陆高校发放问卷; 另一方面,委托研究同行在台湾高校进行问卷调查。台湾地区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37份; 大陆地区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31份。总回收率为78%。在问卷整理工作中,总共剔除严重信息缺失(缺答5个题项以上)15份和问卷填写具有明显规律性(连续多个题项同一答案或题项回答呈现“Z”字形规律)9份,经过筛选,获得大陆地区有效问卷220份,台湾地区224份,共444份,总有效回收率为74% 。样本分析情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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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正式调查样本描述 |
为保证信效度,本研究主要以国内外文献中已开发并经过验证的量表作为蓝本来进行测量。研究邀请了2名美国华裔教授和2名管理学博士对量表题项进行背靠背的双向翻译,其中台湾卷由1名台湾博士就表述习惯和繁简体进行适度转换,反复探讨形成初试问卷。经过小规模初步测试修改后,形成正式问卷发放。变量的测量均采取5点李克特量表,从1表示“非常不同意”到5表示“非常同意”。
关于创业自我效能的测量,为保证测量工具的效度和信度,从代表性、成熟性、应用广泛性和操作性这几个方面考虑,主要以De Noble等[10]的创业自我效能(ESE)量表作为基础,考虑到其在中文情境下所存在的不足,综合借鉴大学生访谈结果和其他研究,对题项进行提炼和修订。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最终提炼了包括32个题项、划分为6个维度的创业自我效能测量量表。值得注意的是,这6个维度与De Noble 等[10]的量表中的6个维度并不完全一致,这也侧面说明了针对西方潜在创业者的测量量表需进一步修订才能用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创业研究。研究得出的6个维度分别是:机会识别效能、领导能力效能、人力资源管理效能、产品创新效能、意志力效能、风险容忍效能。
关于创业意愿的测量,本研究主要根据Kickul和D’intino[11]以及国内学者李永强等[25]结合大学生特性从多方面归纳的大学生创业意愿量表进行维度提取与修订,探索性因素分析提取到单个维度,主要包括如下5个题项:“我经常思考自主创业”“我认为我将来会创业”“如果我有机会且能自由作决定,我会选择自主创业”“即使遇到实际困难,我仍会选择自主创业”“我认为我在未来5年创业的可能性很大”。创业意愿测量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52。
三、 实证结果 (一) 创业自我效能的测量 1. 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e Factor Analysis,EFA)本研究采用SPSS19.0对测量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值为0.95,Bartlett球形检验卡方值为8 243.58,显著性水平p＜0.001,初测量表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本文采用正交旋转法提取出因子,并将不同测量题项在各个因子中的因素载荷水平从大到小顺序排列,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表 2) 。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出6个公因子,各题项因素载荷量基本都达到了0.45以上②,而且6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解释率达到62.57%,这说明这6个因子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从旋转后的结构矩阵可以看到:因子F1包含6项,根据题项含义可以命名为“机会识别效能”; 因子F2包含8项,可以命名为“领导能力效能”; 因子F3包含6项,可以命名为“人力资源管理效能”; 因子F4包含5项,可以命名为“产品创新效能”; 因子F5包含4项,可以命名为“意志力效能”; 因子F6包含3项,可以命名为“风险容忍效能”。
② 根据吴明隆关于EFA因素载荷量选取标准[26],考虑到本文样本量大小,本文选取0.45作为因素载荷量的选取标准。
2. 测量信度评价本文采用Cronbach’s α系数对创业自我效能及各维度进行内部一致性信度评价,为了能够更好地测度量表题项的一致性和可靠性,考察各维度的“题项条目删除的Cronbach’sα系数检验”。结果发现,所有测量题项在其被删除后所对应的维度或变量的信度系数并没有增加。而且,所有维度或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7(见表 2) ,说明通过上述步骤得到的测量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3. 验证性因子分析本研究利用结构方程建模软件Amos20.0对创业自我效能的机会识别效能、领导能力效能、人力资源管理效能、产品创新效能、意志力效能、风险容忍效能6维度因素结构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以检验经探索性因子分析所得量表结构的拟合能力。结果显示,各题项在所属因子的标准载荷都大于0.45,且模型内估计参数均达到显著水平,表明模型内在质量理想。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整体模型适配情况显示(表 3) ,探索性因子分析所提炼的6维度的创业自我效能测量模型整体适配指标达到适配标准,模型结构得到了较好的验证。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测量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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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创业自我效能旋转因子载荷矩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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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创业自我效能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
本研究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方法对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两地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与创业意愿进行比较研究。表 4是两地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与创业意愿的平均得分差异比较结果,同时也呈现了创业自我效能6个维度的平均分差异情况。结果显示:(1) 从整体构念上看,海峡两岸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并无显著差异。进一步,从维度层面上看,大陆地区大学生的机会识别效能感要显著高于台湾地区大学生(3.323 5 vs. 3.079 6,p＜0.01),其余5个维度(领导能力效能、人力资源管理效能、产品创新效能、意志力效能和风险容忍效能)均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假设1没有得到支持; (2) 大陆地区大学生创业意愿显著低于台湾地区大学生(3.426 4 vs. 3.663 4,p＜0.01),假设2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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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海峡两岸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和创业意愿比较 |
进一步对两地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与创业意愿的关系进行比较:(1) 将性别、年龄、专业和父母创业经历作为控制变量带入回归模型,建立模型1; (2) 将创业自我效能带入模型1,建立模型2; (3) 将创业自我效能的6个维度带入模型1,建立模型3。表 5显示:在大陆地区,控制了性别、年龄、专业和父母创业经历后,创业自我效能越高的大学生,其创业意愿也越高(β=0.796,P＜0.001) ,假设3得到验证。从维度层面看,领导能力效能、人力资源管理效能、产品创新效能、机会识别效能和风险容忍效能对创业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领导能力效能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只有意志力效能不能正向预测创业意愿; 在台湾地区,在控制了性别、年龄、专业和父母创业经历的影响后,创业自我效能正向影响创业意愿(β=0.574,P＜0.001) ,假设4得到验证。从维度层面看,人力资源管理效能、领导能力效能、产品创新效能和意志力效能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机会识别效能和风险容忍效能对创业意愿无显著影响。对于控制变量,性别和父母创业经历对创业意愿有显著影响。相对于女性,台湾地区的男性大学生有更强的创业意愿; 父母有创业经历的大学生比父母没有创业经历的大学生创业意愿更强。
更进一步地研究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愿的影响在地区间的差异。基于两地区全部样本,本文首先控制性别、年龄、专业和父母创业经历这4个自变量(模型4) ,然后将地区设置为虚拟变量(取值为0表示大陆地区,取值为1表示台湾地区),分别构建创业自我效能及其维度与地区的交互项,将地区和交互项同时加入模型4,分别构建模型5和模型6。表 6显示,从整体层面看,在控制了性别、年龄、专业和父母创业经历后,“地区”和“创业自我效能×地区”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愿的正向影响机制并无显著差异。从维度层面看,只有机会识别效能对创业意愿的影响受到“地区”因素的显著调节作用,“机会识别效能×地区”交互项系数为-0.48,这说明:相对于大陆地区,台湾地区大学生的机会识别效能对创业意愿影响作用较弱。其余5个维度对创业意愿的影响并无地区差异。因此,假设5没有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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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海峡两岸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与创业意愿回归模型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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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大陆与台湾地区间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与创业意愿关系的差异比较 |
本研究提炼出了适用于两地大学生创业研究的创业自我效能量表。本文以海峡两岸高校大学生作为调研对象,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EFA),提炼了包括32个测量题项、6个因子的测量结构。这6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机会识别效能、领导能力效能、人力资源管理效能、产品创新效能、意志力效能和风险容忍效能。正式调研中进一步对量表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结果表明测量模型的各项适配度指标符合模型适配要求,拟合度良好,测量结构得到了较好的验证。本研究所修订提炼的结构内涵与相关文献和理论研究基本一致,体现了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的核心内容,与De Noble等[10]量表的结构既有一定的联系,也有一定的区别。从维度看,二者在人力资源管理效能和风险容忍效能的基本内涵一致。De Noble 等量表的产品创新效能与机会识别效能归属于同一构面,但是本研究中产品创新效能与机会识别效能被证明具有充分的区分效度,并将创新环境构建、资源获取和定义核心目的等核心创业技能统一归并于领导能力效能,此外,还包括一个意志力效能维度。目前,跨越海峡两岸的创业自我效能感研究十分缺乏,不能满足两岸创业交流与研究的发展需求。本研究基于国外成熟量表的本土化修订所提炼的测量结构可以为海峡两岸大学生创业比较研究提供较好的工具参考。
尽管大陆地区大学生的创业自我效能感平均分值略高,但差异并不显著。从维度层面看,大陆地区大学生的机会识别效能感甚至显著高于台湾地区。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下多元文化接触与信息传播加速了跨地域文化的融合。研究表明,在目前海峡两岸开放交流与经贸日益频繁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海峡两岸大学生的权力距离导向差异、对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认知差异日渐缩小[27]。在大陆地区经济转型、互联网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社会鼓励“全民创业、万众创新”,大学生创业作为推动创新、活跃经济和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相比于创业发展成熟的台湾地区,大陆大学生创业教育与实践起步较晚,但伴随着大陆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创业教育的大力推动,两岸大学生创业发展差距逐年缩小。大陆地区涌现了大量大学生成功创业的案例,创业无疑成为高校校园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大学生的创业热情得到空前激发,对如何识别和利用商机、创新产品和服务、满足市场需求也更加自信。在创业创新最为突出的互联网领域,台湾地区创业发展相对落后于大陆,大陆方兴未艾的互联网创业高潮和庞大的市场空间甚至吸引了众多台湾地区大学生北上创业。
研究结果也表明,台湾地区大学生的创业意愿显著高于大陆地区。总体而言,台湾地区大学生更多接受欧美文化教育,创业教育体系更加先进和完备,个人主义导向较强,将创业视为比就业更能成就独立自我的现实途径; 相对而言,大陆大学生在集体主义文化浸染下,组织依赖性强,倾向于规避风险,在面临创业经验匮乏、资源不足、市场竞争激烈等问题时,创业往往是排在就业后面的被动选择。此外,相对于台湾地区,大陆创新创业制度与环境尚不够完善,创业基础配套(如政策、法律、金融、风险投资等)欠缺,这些都阻碍了大学生从事创业活动的主观态度的形成。
海峡两岸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均能显著影响创业意愿,影响作用并无显著地区差异。研究验证了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愿的正向预测作用,这说明无论在大陆地区还是台湾地区,要提升大学生创业意愿,创业自我效能感都是关键性的工具变量,其中,领导能力效能、人力资源管理效能和产品创新效能是促进创业意愿形成的3个显著维度。这表明,对创业资源的掌控能力、人际关系协调能力、创业团队管理才能和创新才能是两岸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中最能促进创业意向产生的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大陆地区大学生的机会识别效能和风险容忍效能感能促进创业意愿的形成,而台湾地区大学生的这两个维度对创业意愿均没有显著作用,其中机会识别效能与创业意愿甚至呈现负向相关关系。这可能与近年来台湾地区经济发展放缓、互联网创业步伐落后、岛内创业难度增大等因素有关,大学生对于把握市场商机缺乏足够信心。同时,研究发现海峡两岸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作用并不存在明显地区差异,海峡两岸大学生创业核心能力的自我评价及其对创业意愿的显著促进作用总体上是一致的。这一发现为海峡两岸大学生创业政策与创业教育的相互借鉴学习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台湾地区创业教育与实践起步较早,在创业文化培育、创业管理模式和创业教育实践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先进经验,随着两岸创业合作与交流的深入,大陆地区越来越多地借鉴台湾地区的做法,潜在创业者的创业心理认知趋同为两岸创业领域的深度合作、交流与借鉴奠定了较好的心理基础。
本研究以创业自我效能作为切入点对海峡两岸大学生的创业认知心理进行了实证比较,虽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之前研究的不足,但跨越海峡两岸的创业实证研究几近于空白,因此,海峡两岸的创业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本研究主要关注了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愿的直接效应及比较,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创业机会、创业资源和创业环境等对创业意愿的作用机制及差异,不同认知特征的交互影响也是值得探索的方向; 台湾地区创业教育水平较高,值得我们借鉴,未来还应该进一步研究海峡两岸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心理认知的影响及差异,为有效的借鉴学习提供实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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