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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Vol. 23Issue (2): 129-137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2017.02.014 RIS(文献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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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清平, 赵楠, 王婕. 志愿服务对志愿者政治认同的影响研究——基于全国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的大数据调查[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23(2): 129-137.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2017.02.014.
PU Qingping, ZHAO Nan, WANG Jie. Research for the impacts of voluntary service on volunteers'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of the National Voluntary Service Projects Competition[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7, 23(2): 129-137.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2017.02.014. .

基金项目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大数据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研究”(2016YBMK002);教育部思想政治教育中青年杰出人才支持计划(教思政司函[2015]7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青年公益慈善意识培养与行为塑造研究”(14CSH016)

作者简介

蒲清平 (1969-), 男, 四川南部人, 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公益志愿服务研究;
赵楠 (1982-), 女, 重庆江津人, 重庆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王婕 (1981-), 女, 湖南永州人, 河南理工大学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博士, 讲师, 主要从事公益志愿服务研究。

文章历史

修回日期: 2016-05-19
志愿服务对志愿者政治认同的影响研究——基于全国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的大数据调查
蒲清平1a, 赵楠1b, 王婕2     
1a. 重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0044;
1b. 重庆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 重庆 400044;
2. 河南理工大学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河南 焦作 454000
摘要: 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及各种社会思潮冲击下,中国政治认同面临严峻挑战,而志愿服务是提升政治认同的有效途径。本研究通过对全国505个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获奖项目的大数据调查发现,志愿者政治认同总体水平较高,非建设性认同高于建设性认同;在自愿参与的情况下,随着参与次数(卷入度)的增加,政治认同显著增加,但并非简单线性关系,有认同拐点;志愿者政治认同的性别和政治面貌的差异显著,男性高于女性,而党员高于非党员;强制参与者的政治认同显著低于自愿参与和朋友/他人介绍参与者,并且不受志愿服务卷入度影响。
关键词: 志愿服务    政治认同    志愿者    
Research for the impacts of voluntary service on volunteers'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of the National Voluntary Service Projects Competition
PU Qingping1a , ZHAO Nan1b , WANG Jie2     
1a.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P. R. China;
1b.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P. R. China;
2. School of Energ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 454000, P. R.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impact of various social thoughts,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meets an unprecedented challenge in China. However, it is an efficient method to improve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by promoting voluntary services. By analysing the figures from 505 award-winning voluntary service projects, results were found that volunteers had high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in total, and the level of unconstructive identifica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constructive identification; in voluntary condition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participation, the figures for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rose dramatically, but the relationship was not simply linear, there's an identification inflection point; the level of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of males and Party member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s and non-Party members; the level of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of constrained participator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people who participated voluntarily and were introduced by others, and the results were irrelevant to the involvement.
Key Words: voluntary service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volunteer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 认同与政治认同

个体成长的过程就是社会化的过程,个体社会化的过程本质上是自我认同、社会认同和政治认同的过程。认同的中心问题就是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到哪里去”统一起来[1]。政治认同是人们从内心深处产生的一种对所属政治系统情感上的归属感或依附感, 本质上是社会公众对政治权力的信任、对政治价值的信仰[2]。“政治认同以政治认知为基础,以政治感知为体验,通过一定的政治意志,藉以实现政治主体对政治客体价值体系的承认、认可和赞同”[3]。在政治认同的过程中,个体一方面会思考:我属于哪个政治群体?我和其他政治群体中的成员有何区别?一方面也会进行“情感倾向”——我承认政党的正当性吗?这种政治统治值得我服从吗?强调的是社会公众对政治权力及其产生的政治统治和政治秩序的认可、赞同和同意[4],政治认同直接关系到政党的合法性和政党执政的社会心理根基[5],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二) 政治认同面临的挑战

第一,认同危机是风险社会来临的世界性难题。乌尔里希·贝克引入“风险社会”来评价现代性和全球化给人类生存境遇带来的改变[6]。“对某些人而言,‘全球化’是幸福的源泉; 对另一些人来说,‘全球化’是悲惨的祸根” [7]。“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全球化让风险社会成了一个责任主体模糊和缺位的社会[8],原来建立起的信任和安全机制受到威胁,产生了新的焦虑,人们需要在变化的社会与文化之间探索认识自我的新的内在参照系和外在参照系,重构自我认同[9]。贝克、吉登斯等人认为反思性是风险社会的一大特征,认同被置于普遍的反思之中,原有的认同主体被质疑并被批判,破坏了原有的社会和政治认同,特别是全球化浪潮,削弱了民众对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忠诚度,导致全球化的认同危机,政治认同日渐式微。

第二,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政治认同的现实性困境。中国历经改革开放30余年的经济发展,逐渐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现代化距离中国愈来愈近。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和社会持续稳定基本满足了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关于后物质主义的匮乏假设和社会化假设。英格尔哈特根据40余年对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追踪调查发现,在现代化后,人们的追求从经济增长、公共秩序、财富占有、国家稳定等物质主义取向转向生活质量、生态环境、政治参与、公民自由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于国家和政党的治理价值、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提出更加广泛、更加苛刻的要求,“批判性公民”越来越多,必然对政治认同带来巨大的挑战[10]。在当前中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各种潜伏的社会矛盾显性化,而利益表达不畅所滋生的被歧视感、利益整合不力所滋生的被抛弃感、利益分配不均所滋生的被剥夺感[11]形成负面情绪,伴随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裹挟“批判性公民”自以为是的伸张正义之声,形成中国政治认同的现实性困境。

第三,西方社会思潮对中国政治认同提出的挑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经济成绩的同时,也带来收入差距拉大、教育医疗矛盾突出、局部领域腐败现象严重等系列社会问题。一些社会思潮以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另类解读,把社会热点和现实利益有效契合,成为部分阶层的代言人,获得了一些社会成员的认同,并成为一些社会成员人生发展导航的“良师”、个人反叛解释的“良方”、解决社会问题的“良药”[12],而这种逆主流的认同成为社会政治认同的强大阻抗。现代化进程一定程度上是以西方的现代性主导着世界历史的主流叙事,伴随现代化进程而来的系列社会思潮,以西方的话语解释中国的现实问题,总是自我标榜为科学而正确的,使得西方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发展模式诠释出怀疑和否定。近年来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宪政与民主问题等屡屡被提及,西方社会思潮对中国政治认同形成的冲击在网络政治参与的推波助澜下,往往形成巨大的浪潮,冲击主流政治认同。

(三) 志愿服务对于政治认同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公共领域资源配置不当引发政府失灵论和合约失灵论的争论,诞生了哈贝马斯定义的以志愿服务为主的非营利部门——第三部门的强势崛起。“世界正在兴起‘全球结社革命’,在全球各个角落,有组织的私人志愿活动风起云涌”[13]。志愿行动的诞生是公民精神的觉醒,即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政治价值诉求。在托克维尔看来,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最主要的弊端,人与人的对峙减弱了社会凝聚力,帕特南认为,通过志愿服务等结社和合作可以建立互助共同体创造社会资本,成为公民社会的粘合剂。制度的参与性是制度认同的前提和基础,政治参与的过程是组织和制度内化形成公民政治文化的过程,政治参与的深度与广度体现着政治关系的本质和内核[14]。志愿服务为公民提供了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机会,正如亨廷顿所述“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离异化及大众参政化构成了现代政体和传统政体的分水岭” [15]。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青年后物质主义价值诉求的总体趋势下,志愿服务或许可以成为化解社会矛盾、凝聚社会共识、解决政治认同危机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因此本研究假设,个体通过志愿服务,进行政治参与,提升了个体的政治认同水平,对于改善个体的政治认同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理论假设。

假设一:不同人口学变量的志愿者政治认同水平存在差异。

假设二:参与志愿服务能够提升政治认同,志愿服务的参与形式和次数共同影响志愿者政治认同。

二、研究设计与实施 (一)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大样本、全覆盖取样的方法,调研对象为首届中国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获奖的全部505个获奖项目的志愿者,项目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全国铁道、全国民航、中直机关等6大系统共38个省级单位。问卷采取网络调查方式向全国505个获奖项目的志愿者发放,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填答。共收回有效问卷12 823份,其中男性为5 017人,占39.1%,女性为7 806人,占60.9%;中共党员2 616人,占20.8%,共青团员占8 249人,占65.5%,群众1 738人,占13.8%。

(二) 调查工具 1. 政治认同的理论构想

政治系统由政治主体、政治规范、政治过程与程序、政治意识形态等要素构成, 政治认同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16]

政治主体认同,政治主体指向政党和国家。政治认同首先是对政治实施者和组织者——政党的认同。政党认同是指政治主体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对政党所产生的一种思想、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是其对政党做出的一种肯定性的心理反映和行为表达[17]。国家认同是指人们对自己祖国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 是人们对自己国家身份归属性的一种心理体认。它不考虑这个国家的具体政治经济状况、发展道路、制度选择等因素, 只是认定自己是某一国家的公民[18]

政治规范认同,包括对政治制度和政策以及其运行机制的认同。“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 更规范地说, 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契约” [19]。制度、政策的合法性、有效性是保证社会成员公平感的基础,而程序公正及制度的运行机制是否科学、规范是正义的基石,即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表达的观点[20]

政治意识形态认同,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社会整合手段,为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并节约社会的交易费用[21]。意识形态最终体现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它既为政治变化提供动力,又决定着政治发展的方向。公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认同该政治价值,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这样政治价值就有效支撑了政治认同[22]

2. 政治认同问卷编制的维度及设计

本问卷拟从上述三个方面来建构政治认同的对象维度,并基于社会认同的理论来建构政治认同的理论维度。国外学者基于社会认同的理论构建了包括去个性化、吸引力认同、建设性认同三重政治认同结构[23],国内学者刘涵慧根据该理论编制问卷对北京市大学生进行了调查[24]。本研究结合国外学者J.W.Jackson和国内学者刘涵慧的研究基础,在重新梳理社会认同理论的基础上,从“去个性化”“吸引力认同”和“建设性认同”等三个方面建构中国政治认同的问卷编制维度。

在社会认同理论看来,“去个体化”是认同的关键,认同群体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满足了个体的归属感需要,同时会带来“去个体化”冲突。个体行为与价值观与群体不吻合时,个体需要抛弃自己的行为和价值观,即“去个体化”,即个体认同某个群体和政党后,放弃自己的个性特征,把所依附的群体和政党的共有特征加于自己身上,遵守群体规范,维护其主体地位,并会在外群体攻击本群体时奋起还击,以此获得群体的认同[25]。设置“听到谁讽刺中国共产党,我会据理力争 (执政党)”“听到谁贬低中国形象,我会据理力争 (国家)”“中国共产党党员典型特点我基本拥有 (成员身份)”“谁批评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会觉得很难过 (制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我的价值诉求具有一致性 (价值观)”等条目就是把群体共有特征与自己融为一体,并维护群体声誉,是认同的典型表现。

内群吸引在于把自己范畴化到某一类就会产生群体偏好。与建立在个体习性癖好基础上,根植于亲密关系的人际吸引不同,这是一种社会吸引。社会吸引受到群体刻板相似性影响,比如群体的信念和态度,而这种相似促进了社会交往和行为、互惠,进一步增加了吸引,内群吸引刻板化本群的优势特征并产生自豪感、提升自尊[25]。“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执政党 (执政党)”“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很自豪 (国家)”“现行的国家政策能保障我的利益 (政策)”“我认为现行的国家政策是公平合理的 (政策)”“中国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制度)”“我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比西方价值观好 (价值观)”等条目体现为执政党、国家、政策、制度和价值观等对个体的吸引力认同。

戴维·伊斯顿将政治共同体看作联结政治系统成员的纽带,他认为最基本的要素是情感的联结[26]。去个体化和吸引力认同更多是情感的认同,我们定义为非建设性认同,即从内心深处的认同,哪怕有不同意见也会完全赞成和支持。除了非建设性认同,政治认同还包括建设性认同,即带有批判性的认同。在个体社会认同信念系统中,包括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两个系统,社会流动下的社会认同策略是越过弱势群体趋向强势群体认同;而社会变迁则可能带来社会创造和社会竞争两种策略,所谓社会创造即屈从强势群体,而社会竞争即采取游行、示威、革命、恐怖、战争等策略构建新的社会秩序,而地位的合法性是群际认同的决定性因素[25]。所以建设性认同 (批判性) 关系社会稳定,部分非主流群体和政党的个体能批判性认同主体政党,采取社会创造策略提出建设性意见而非社会竞争策略是风险社会十分重要的政治认同方式。“如果我批评中国共产党,也是出于爱 (执政党)”“即使我批评中国,也是出于爱 (国家)”“我反对国家的某些政策也是因为我希望国家进步 (政策)”“我批评中国社会主义的制度,是因为我希望她更加完善 (制度)”“如果我抵触核心价值观,那也是因为我反对他的宣传方式 (价值观)”等条目来评价建设性认同。

本研究基于上述三个维度构建了由15个项目组成的大学生政治认同问卷。采用5点计分,1表示很不赞成,5表示很赞成,得分越高,政治认同度越高。

(三) 调查实施

2015年8月至12月,对“首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获奖项目的志愿者进行了志愿服务参与者政治认同的调查。本次调研主要采用网络调查平台,共向全国505个志愿服务获奖项目发放网络调查问卷,发放中要求每一个项目组织者要有序组织志愿者填答,设置每一个手机只能填答一次,每一个项目填答率不少于50%,并对焦点问题进行个别访谈。调查数据采用spss19.0和excel2016软件进行处理。

三、研究结果 (一) 志愿者政治认同的总体状况

调查表明 (表 1),志愿者政治认同的总均分为4.17,在政治认同三个二级维度上的得分分别是:去个体化4.19;吸引力认同4.35;建设性认同3.97。该得分说明,志愿者的政治认同总体水平处于“比较认同”与“非常认同”之间;就政治认同的结构而言,志愿者的吸引力认同水平最高,其次是去个体化,最后是建设性认同。可以认为,志愿者的政治认同水平较高,非建设性认同 (去个体化与吸引力认同) 高于建设性认同。

表 1 志愿者政治认同的总体状况 (n=12 813)
(二) 志愿者政治认同的差异分析 1. 性别差异

在政治认同 (表 2) 的总均分和去个体化认同、吸引力认同、建设性认同三个二级维度上,男性志愿者得分分别为4.24、4.25、4.39和4.08,女性志愿者得分分别为4.13、4.15、4.33和3.90;T检验的结果显示,在政治认同总均分的男女差异T值为9.665(P<0.01),在去个体化维度男女差异的T值为7.620(P<0.01),在吸引力认同维度男女差异的T值为5.455(P<0.01),在建设性认同维度男女差异的T值为10.716(P<0.01)。统计结果表明,男性志愿者在政治认同的总均分及三个二级维度得分方面都显著高于女性志愿者,说明男性志愿者的政治认同水平显著高于女性志愿者。

表 2 志愿者政治认同的性别差异
2. 政治面貌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表 3),不同政治面貌的志愿者政治认同的总均分F值为142.35(P<0.01);去个体化维度的F值为254.84(P<0.01),吸引力认同维度的F值为178.79(P<0.01);建设性认同维度的F值为19.73,(P<0.01)。结果表明,不同政治面貌的志愿者在政治认同的总均分及各维度得分均值方面差异显著。因此,要了解不同政治面貌志愿者在政治认同总体水平和各维度水平上的具体差异,还需要做事后检验,结果如表 4所示。

表 3 不同政治面貌志愿者政治认同的方差分析
表 4 不同政治面貌志愿者政治认同差异的事后检验

事后检验的结果显示,政治认同的总均分以及去个体化维度、吸引力维度两个二级维度上,中共党员>群众>共青团员;在建设性认同维度上,中共党员>共青团员>群众。结果表明,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志愿者在政治认同的总体水平以及去个体化、吸引力认同和建设性认同的三个维度水平上,都显著高于非党员 (共青团员和群众)。

(三) 参与方式、卷入度对政治认同的交互作用

对参与方式、卷入度对政治认同的影响采用两因素方差分析处理,结果表明,卷入度政治认同 (F=4.596,P<0.01) 上的主效应显著;参与形式在政治认同 (F=35.362,P<0.01) 上的主效应显著;卷入度和参与形式在政治认同 (F=4.596,P<0.01) 上的交互作用显著 (表 5表 6)。

表 5 不同参与形式、参与频次志愿者政治认同的描述性统计
表 6 主体间效应的检验 (F)

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在自愿参与条件下,不同参与次数的被试政治认同差异显著;事后检验结果显示“只有1次”和“2~5次”组没有显著差异,两者均显著低于“6~10次”组和“10次以上”组,“6~10次”组同时也显著高于“10次以上”组。在朋友/同学介绍条件下,不同参与次数的被试政治认同差异显著;事后检验结果显示“只有一次”和“2~5次”组没有显著差异,两者均显著低于“6~10次”组和“10次以上”组,“6~10次”组同时也显著高于“10次以上”组。在强制参与条件下,不同参与次数的被试政治认同没有显著差异。

在各频次条件下,不同参与形式被试政治认同差异显著。事后检验结果显示,在“只有1次”“2~5次”和“10次以上”条件下,“自愿参与”显著高于“朋友/同学介绍”,且显著高于“强制参与”;在“6~10次”条件下,“自愿参与”显著高于“强制参与”,“朋友/同学介绍”显著高于“强制参与”,“自愿参与”与“朋友/同学介绍”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四、讨论 (一) 志愿者政治认同总体水平较高,非建设性认同高于建设性认同

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体人民都能参加而且怀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27]。政治认同正是这种意愿的基石,它与政治稳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本研究的调查显示,志愿服务参与者的政治认同总均分为4.17(组中值为3),志愿服务参与者具有较高水平的政治认同。相对于郑建军的调查研究结果 (中国公民政治认同呈现出中等偏上的态势)[28],志愿服务参与者的政治认同水平高于中国公民政治认同的总体水平。阿尔蒙德和维伯的研究表明,公民能力意识对于公民政治态度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能力意识越强的人,他对于政治过程的满意程度也越高[29]。志愿服务参与者是具有较高能力和参与意识的社会个体,参与志愿服务也是参与政治的过程,在志愿参与中提升了对政治的认知和认同。

研究同时发现,志愿者的政治认同中非建设性认同 (包括去个体化和吸引力认同) 得分较高,而建设性认同得分较低。访谈中有志愿者表示:“比起抱怨,行动 (参与志愿服务) 更有利于推动问题的解决。”志愿者在政治认同中有较高的情感卷入,更愿意通过参与志愿服务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此外,志愿者建设性认同较低,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不主张表达不同意见的环境与氛围有关。

(二) 志愿者政治认同的性别和政治面貌差异明显

男性志愿者的政治认同水平显著高于女性。美国学者卡罗·吉里根认为,“分离、独立的生活方式使男人强调公平、规则、权利,家庭和亲友的密切交往使女人看重愿望、情感、需求”[30]。一般讲,男性更关注那些宏大的政治议题, 而女性则更关注政治中的微小细节。访谈中也发现,男性参与志愿服务带有实现政治理想的情怀,而女性参与志愿服务可能更多是基于个人价值满足和生活方式的丰富。

调查发现,志愿者党员的政治认同显著高于共青团员和群众志愿者。政治认同的层次理论认为,在特定政治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占有政治权力的群体总是对特定政治体系表现出充分的信任、强烈的归属和执着的效忠[31]。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共党员志愿者隶属于中国处于主导地位的群体,对政治体系表现出更高的信任度、忠诚度。此外,加入中国共产党本身也意味着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政治体系的充分认可,愿意并承诺为其积极奋斗。共青团员的政治认同低于党员和群众值得思考,可能与当前共青团偏重于组织活动,团的思想教育引导工作不力有关。

(三) 志愿服务有益于提升政治认同,参与形式和频次需要被关注

从卷入度分析,“6~10次”组和“10次以上”组在除强制参与以外的其他参与形式中,政治认同水平都显著高于“2~5次”和“只有一次组”,即参与次数在6次及以上的志愿者,在自愿和介绍两种参与形式下,政治认同水平高于5次及以下者。志愿服务的次数对政治认同有正向影响。政治参与的核心内涵,主要是指公民以自己的合法行为影响政治过程,从事公共事务的治理活动也是公民参与国家运行管理的途径之一[32]。公民的政治信任与其政治参与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关系[33]。本研究中的志愿服务相较通过公共权力机关、政治组织和行业途径等进行政治参与,可能具有其特殊性。同时,研究也发现,在自愿和介绍两种参与形式下,“6~10次”组政治认同水平显著高于“大于10次”的志愿者。志愿服务的高频参与者可能因为更多地接触弱势群体,消解志愿者的执政效能满意度,从而影响其政治认同水平。据此我们认为,志愿服务参与频次对政治认同有正向影响,但两者之间可能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在给定参与形式下对政治认同的影响可能存在“甜点区 (sweet spot)”,即在这个卷入度内,志愿服务对给定参与形式的志愿者政治认同存在最佳的正面影响。

对参与形式、卷入度对志愿者政治认同的交互作用的分析发现,从参与形式看,强制参与的志愿者在各种参与频次的政治认同差异不显著,且均显著低于自愿参与和朋友/同学介绍参与的志愿者;除在“6~10次”自愿参与和朋友/同学介绍的没有显著差异外,自愿参与者在其他卷入度上政治认同水平均显著高于朋友/同学介绍的志愿者。可以据此推论,志愿服务活动要充分体现“自愿”,在自愿基础上的志愿服务对于提升政治认同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而强制参与志愿服务对于政治认同没有明显的正向效果。从政治认同的心理机制分析,政治认同是一种高度自觉的认知、情感、行为系统。强迫可以带来行为上的屈从,但是难以带来情感上的改变[34]。所以着力于提升志愿者在志愿服务行为初始阶段的主动性、自觉性,可能更有利于其通过志愿服务提升政治认同。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第一,志愿者政治认同整体水平较高,特别是在自愿参与的情况下,随着参与次数 (卷入度) 的增加,政治认同显著增加,充分说明志愿服务有助于提升政治认同水平。当前应该高度重视志愿服务这一重要的政治凝聚和政治整合功能,切实推进和做好志愿服务工作,一方面通过志愿服务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成为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让志愿服务成为公民参与政治的方式之一,多元共治,使志愿服务真正成为社会的粘合剂。

第二,政治认同存在各种水平和差异,应针对不同对象进行合理疏导。当前非建设性认同水平高于建设性认同水平,随着“批判性公民”的增加,需要有合理通畅的表达机制,以利于建设性表达,增加建设性政治认同;对于参与志愿服务的男性志愿者,充分发挥其组织作用以利于调动其政治参与积极性,从而维系和保护他们的政治热情,而对于女性应该提升其政治认知和评价;针对共青团员低于党员和群众的政治认同现状,应转变群团工作思路和模式,切实加强共青团员的思想引导,提升共青团员群体政治认同水平。

第三,在强制参与情况下,各参与频次的志愿者政治认同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且显著低于自愿参与和朋友/同学介绍两种情况下志愿者的政治认同水平。高度重视志愿服务的“自愿”特性,尽量避免用强制参与方式组织志愿服务,不要让志愿服务成为一种政治逆反;朋友和同学介绍的自愿参与者高于强制参与者的政治认同,说明合理利用身边榜样引导不太愿意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的个体是十分有效的方式;注意志愿服务过程中的指令和摊派,着力于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内部动机的激发和调动。

第四,10次以上志愿参与者的政治认同出现下降,可能与过多接触社会底层,被弱势群体负面情绪和生活困顿所共情,从而诱发对社会和政治的消极评价。因此,应重视高频次参与志愿服务志愿者的思想辅导和心理干预,对于参与到一定频次的志愿者,一方面要切实加强他们的思想教育,克服认知偏差和负面评价;另一方面要采用团体辅导、谈心谈话等心理疏导方式,化解不良情绪和解除长期服务的倦怠感,提升政治认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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