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已成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治理的主旋律。当前经济运行分化趋势明显，互联网⁺产业、生物技术、材料技术、新型服务业发展迅猛，而一些传统高耗能产业发展低迷；东部沿海地区经济企稳回升势头强劲，但东北和中西部地区一些资源型省份的经济依然比较困难，形成反差巨大的“两元世界”。在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同时，国内庞大的市场没有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化解这些问题，需要创新思维与方法。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单纯依靠刺激内需难以解决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必须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供给侧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需要从供给侧发力，找准在世界供给市场上的定位。”^[2]这是党中央从引领经济新常态的战略高度，主动回应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客观态势，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严峻挑战的新认识、新判断、新举措和新方法。“从供给侧发力”就是从主攻需求侧定位向主攻供给侧定位的历史转移，是坐标系框架的整体变换。这是通过坐标系变换实现动力转换的新方法，是推动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的基础性工作。

供给侧改革中坐标系变换方法的运用与实施：(1) 从以消费端为坐标点转移到以生产端为坐标点。很多时候，不是中国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产品质量、服务跟不上。恩格斯认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3]。通过产业优化重组，建立以提高有效供给为横坐标轴和以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为纵坐标轴的坐标系，定位经济发展走势。(2) 从关注生产力总量到关注生产力结构。“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2]。尽管科学发展理念已经成为国家战略，但以扩大需求量入手的片面追求GDP的现象尚未得到根本遏制，存在大量的低端重复供给，先进生产力体系亟待建立，特别是生态环境改善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首要发展任务。(3) 从仅关注生产力到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随着生产结构的深度调整，低端劳动向高端劳动转化、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创新创业普及，就业量、就业方式、劳资关系、就业者之间的关系都将发生深刻变革，劳动者的主体性、服务的自助性也将进一步凸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更加独立、平等。

尽管供给侧概念在西方已有多年，但并未成为破解西方经济困局的良方。中国供给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比较，都运用了供给侧概念，但由于内涵和实施方法不同，因此成效也不同。运用坐标系变换方法对于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影响包括：(1) 面临和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从有效需求饱和到满足日益增长的有效需求。尽管西方供给学派也是从供给侧入手，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有效需求小于供给不可逆转的关系，特别是资本主义晚期，有效需求饱和的危机已经成为常态，无论从需求侧还是供给侧都不能创造有效需求空间。供给学派以为“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2]，违背经济规律，试图通过增加生产、扩大供给，人为地增加需求增量，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带来更多的产能过剩，使危机进一步加剧，西方国家长期经济不振的事实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中国由于生产方式的不同，需求空间巨大而且不断生成新的需求空间，面对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是如何提高生产率，提高供给水平，满足日益增长的新需求。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2]。(2) 从企业家创新到建立国家创新体系。西方国家近代以来所取得的工业成就主要依赖于资本推动的企业家创新所带来的企业发展活力，但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世界各大企业的研发成本大幅提升，更多的企业难以为继。而中国采取的是培植国家创新体系，以国家创新发展战略为引导，协调各创新主体，有序推进国家整体创新进程，可预见性地展望创新成果。(3) 从滞涨型发达国家短期需求管理到发展型国家的长期总体发展战略。从经济统计数据不难看到，大部分西方国家已进入不可逆的滞涨期，各种社会矛盾加剧，而采取的治理模式是用短期性、局部性需求管理方案解决系统性病变，失去了有效性。中国仍处于快速发展期和战略机遇期，尽管各种矛盾凸显，但这些矛盾仍属于结构性和发展中的问题，可以通过结构调整予以化解。特别是，基于供求之间、市场与国家调控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经济规律建立的发展型国家的长期总体发展战略是治理结构性矛盾的利器。

市场经济是无数分散主体进行经济决策所形成的“秩序”。亚当·斯密通过“看不见的手”的隐喻方法，解释了资本主义“个人行为的非故意的结果”的必然的秩序。对此，马克思解释为，资本主义“全部生产的联系是作为盲目的规律强加于生产当事人，而不是作为由他们的集体的理性所把握，从而受他们支配的规律来使生产过程服从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4]465，而作为必然秩序的“价值规律不过作为内在规律，对各个当事人作为盲目的自然规律起作用，并且是在生产的各种偶然变动中，维持着生产的社会平衡”^[4]583。不同于资本主义通过资产者之间的竞争、互相施加的压力来实现的内在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可以通过一种牵动各要素的整体波变盲目的必须秩序为受支配的必然秩序。

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作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说明时指出：“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5]在马克思病理学分析看来，各利益最大化主体的矛盾和冲突造成整体利益的最小化，最终引发市场秩序的“混乱”。在新常态下，为了推进供给侧改革和维护市场秩序的良好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总设计、总需求、总判断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要既注重供给，也关注需求；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关注人的发展；充分体现经济发展的速度、结构和动力的深度结合和创新性转型升级；进一步突出战略方向、重点内容和关键领域的系统性；加强主线、标准和阶段的适应性。这些重要节点和要素共同构成了供给侧改革和市场秩序的矩阵，各要素之间相互牵引的关系和内在张力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波。

总设计(五大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总要求(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和总判断(五个搞清楚：搞清楚现状是什么，搞清楚方向和目的是什么，搞清楚到底要干什么，搞清楚谁来干和搞清楚怎么办)是维护市场秩序总布局的三个主要关键点。

速度指在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下行压力加大的新常态下，主动调低经济增长率，但“十三五”期间不能低于6.5%；结构是调整硬性扩大需求向提高供给能力转向，低端供给向中高端供给升级，无效供给向有效供给转型；动力是转换传统的投资驱动为创新驱动，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一次次的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一次次生产力提升，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供给能力。

战略方向，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中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重点内容是提振实体经济；关键领域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电力、房地产等行业的产能过剩和农业、农村的出路。

主线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逐渐从价值链的较低端向高端环节转移，在生产系统上游的要素中取得更多的话语权；标准是制造竞争力=产品质量/成本，这是评价供给侧改革质量和成效的主要指标；阶段是“十三五”时期和更长一段时间的主攻方向，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激活市场经济创新活力，需要优胜劣汰的正当市场竞争秩序。市场秩序与供给侧改革是辩证统一的互嵌关系，良好的市场秩序是供给侧改革成功的保证，供给侧改革是推进市场秩序良性发展的重要手段，彼此需要共同推进。因此，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供给侧改革必须采取一种提高要素矩阵整体性和秩序化的新方法，它能够“增强发展统筹度和整体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提高要素配置效率”^[6]。这种方法可以被称为核心要素矩阵波秩序方法，它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7]的根本要求。

供给侧改革中矩阵波秩序方法的运用与实施：(1) 它不同于传统的一因一果的逻辑思维和直线上点与点之间的相关性方法，而是次集合构成的集合，富有更多的层次性、差异性和相关性，体现一果多因、一因多果的交叉性思维、转折思维和复杂性思维，形成四行三列核心要素矩阵相关性方法，通过全面观照各核心要素及其多重关联性体现供给侧改革总体布局的整体同步性；(2) 一般的点排列矩阵是点到点之间的机械性联系，还属于粒子性质，而矩阵波不仅具有矩阵的粒子属性，还具有波属性，通过研判和强化各要素点之间内在的逻辑链和连续性，凸显各要素更多的整体质、张力、和谐质和潜在因素，整体制约性更强，更具协调性、一致性和冲击力。

图 1(Figure 1)

图 1 侧改革中的矩阵波秩序

运用矩阵波秩序方法对于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影响：(1) 矩阵的秩(秩序)，反映了矩阵行或列中的各行之间或各列之间的独立性，矩阵波的整体协调性与矩阵的秩有关，满秩矩阵更有控制力、牵引力与活力，因此，对于供给侧速度、结构、动力等各核心要素的定位、功能和边界提出更高的要求；(2) 矩阵波方法，反映了我们对市场秩序的理解从一级秩序向二级秩序跨越，一级秩序是一行或一列的独立行动力，二级秩序是行和列的独立性的一致性，反映矩阵各个点之间关系、显在因素与潜在因素之间、次秩序之间的内在统一性。这种秩序的秩序是供给侧秩序的本质，也是市场秩序的高级形态。矩阵波秩序方法推动供给侧改革向中国经济升级版跨越，实际上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人的发展秩序的升级版跃进。

经济学有三层楼：基础理论、历史制度分析、政策。供给侧改革既有基础理论，也有历史制度分析和对策，是贯穿一层到三层的系统性理论与方法。基础理论层面，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思想根基，吸收新古典主义积极元素与避开西方供给学派的理论缺陷为衬托；历史制度分析，是把经济关系与供求矛盾放在人类历史进程的新阶段与中西方不同制度下进行纵向与横向比较与反思，以“动力转换”为原理论证供给侧改革在中国道路中的历史定位和中西方供给侧理论的“前提”差异。政策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以“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宏观政策框架，以“一系列政策举措，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2]作为中观政策主干，以推动各级政府部门的责任主体充分体现，所有利益主体的创造性充分激发的系列政策群为政策微观系统。

联结政策体系中宏观、中观到微观的是各要素，各要素参与生产的程度与方式决定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因此，全要素动员和优化要素配置，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供给侧改革中提出的新战略和新方法。

在市场经济中，全要素可以分为主体要素、客体要素、中介要素，也可以分为内因要素和外因要素，也可以根据具体内容分为人力要素、资本要素、环境要素、文化要素、动力要素、政策要素等。对于主体要素，供给侧改革强调市场主体除了投资者和职业经理人外还有普通劳动者、国家和各级政府。市场经济从亚当·斯密的1.0(市场主体是私人企业，国家是市场的守护者)到凯恩斯的2.0(市场主体是私人企业和国家，国家成为投资方和福利国家的设计者)，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3.0(市场主体是私人企业、国家和竞争性的地方政府体系)，实际上反映了中西方市场主体要素的不同，竞争性的地方政府体系是中国市场经济极其重要的主体要素，它对于激发地方经济活力和协调平衡地区发展差异，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客体，供给侧改革强调除供给侧外，还必须注意需求侧，因为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能创造新的需求。“西方供给学派的思想方法比较绝对，过分突出税率的作用，只注重供给而忽视需求、只注重市场功能而忽视政府作用”^[2]。西方供给学派在主客体两个方面未能动员全要素。对于中介要素，既要发挥新技术中介的高效功能，也要注重传统中介要素的积极功能。大数据开辟了全新的生产、消费、交换模式，对于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拉动作用明显，比如电商模式，但传统的实体店体验模式仍具有一定的存在合理性和市场潜力。

供给侧改革中全要素动员方法的运用与实施：全要素动员方法通过建立一个初始条件不确定的多元方程组，实现生产能力最大化和生产质量最优化。全要素动员方法本质上是一种全新的创新机制与模式，从生产方式看，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各种以前未被发现或被我们忽略的生产要素及其组合引入生产或创作体系。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着力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推动创新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发挥积极作用。”^[8]除了互联网⁺以外，还要实现X⁺，就是低碳⁺，健康⁺，文化⁺，智能⁺……全面快速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要素本身也是动态的和生成的。

运用全要素动员方法对于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影响：在传统发展模式下，我们重视原理，忽视环节；注重主客体，忽视中介；看重内因忽视外因；强调资本的量的要素，忽视资本存量周期、折旧周期等质的要素；注重劳动力的技能、年龄要素，忽视文化素养和跨界适应力等要素；看重劳动力现有存量和现有消费力要素，忽略未来劳动力和购买力要素；注重劳动力的团队合作，轻视劳动力分工的精细化；关心外资引入的产出要素，漠视环境要素；高估企业家在资源配置中的创新力与支配力要素，藐视普通劳动者的创新与贡献要素。全要素动员方法的实施，是把传统上被忽略的上述要素全部放在更加重要和突出的位置，“通过技术进步和要素配置效率两方面增加绿色全要素生产率(TFP)”^[9]，并且促进其相互作用，激发和动员新的要素，形成强大的发展合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2]。这是供给侧改革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也是供给侧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方针。其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心，“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和“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分别是两个基本点。一个是立业之本，一个是强业之路。

在此基础上，中央提出，通过“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实现GDP和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生产方式转型升级、金融风险下降、经济基本面和生态持续向好。去产能就是去产能过剩，而产能过剩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造成资源浪费和流动性下降；去库存就是化解房地产、钢铁等部分行业的产品积压；去杠杆就是去除引起产能过剩和库存的经济杠杆，比如有些地方出台的首付贷，通过此杠杆诱使人们去购买超出他们支付能力的不动产；降成本就是让企业减少不必要的制度成本，使企业把资金用于研发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比如通过税收的营改增制度有效减轻企业的税负；补短板就是增补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比如补扶贫开发、民生建设等方面的不足。

在中国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后，近年来出现“四降一升”(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的经济新常态，是中国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总依据。

回归线指的是地球上南、北纬23°26′的两条纬度圈。南北回归线分别是阳光在地球上直射点的最南和最北分界线。太阳直射线每年在以赤道为中心线的南北回归线之间来回移动。我们可以把“三去一降一补”和“四降一升”分别隐喻为南北回归线。“三去一降一补”北回归线就是向“有效经济、实体经济、活力经济、均衡经济、稳健经济、民生经济、可持续经济、生态经济”的回归，是向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回归；南回归线“四降一升”是向“客观现实”的回归。两条回归是回归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回归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回归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回到“五大发展理念”上。同时，阳光(经济联系的战略统筹)在南北回归线来回照射，实现习近平总书记的“观照全局”^[10]的要求。“四降一升”为“三去一降一补”提供依据；另一方面，“三去一降一补”为“四降一升”提出目标和要求。此外，“三去一降一补”和“四降一升”两条回归线之间形成了一条直射带，阳光直接照射由“去”“降”“补”“增”“升”“好”等直射点扩散的直射面，形成直射效应。“直射”意味着直击问题与直面挑战，提出直接有效的方案。反之，如果失去了回归，或者跳出回归线之外，则走向南北寒带，跌入类似于目前西方经济体的发展困境。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如果路走错了，南辕北辙了，那再提什么要求和举措也都没有意义了。”^[11]针对过去的经济产能过剩、杠杆过多、成本过大和忽视短板等突出问题，中央提出把这些走错的路子纠正过来就是回归方法，再结合习总书记提出的“观照全局”方法，这就形成了供给侧改革的回归线折射方法。

供给侧改革中回归线折射方法的运用与实施：“五大发展理念”类似于地球的赤道，既是太阳直射到达地球最短的地方，也是与南北回归线平行的中心线。光在南北回归线之间的照射过程中，必须穿越赤道，以赤道为回归中轴。这样南北回归线分别是一个本身完整的圆圈，但它的完成同样又是到另一个圆圈的推移；“形成一个漩涡运动”^[12]，它向着这个漩涡的中心回归，形成二重回归，而这个中心又是在一个更高的、吞没了它的圆圈的周线上。“三去一降一补”和“四降一升”的回归与折射中，是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最终回归中心和折射的对称线。因此说，供给侧改革是一种运用直击思维、回归思维和折射思维来把握五大发展理念的新模式。

图 2(Figure 2)

图 2 供给侧改革的回归线折射方法

运用回归线折射方法对于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影响：市场经济存在三大市场(普通产品市场、公共产品市场(基础设施)、金融资产市场)，其中第一和第二市场的运行模式是G－P－G’，第三市场是G－G’，第三市场没有生产过程，直接产生利润。第一和第二市场投资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利润过低，资本就会寻找出路，挤向第三市场，形成泡沫，最后导致金融危机。在此环境下，土地、房产、石油等大宗商品也成为金融资产，共同参与金融市场的“舞蹈”。回归线折射方法就是去资本市场泡沫，特别是去虚拟经济、杠杆经济、舞蹈经济的杠杆、虚胖、虚汗，让经济回到“五大发展理念”的中轴上。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支点是，一个经济系统(整体)是按照一定的模式(规则、秩序)由许多成分(要素、单元)组成的结构，“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混杂的现象背后找出秩序或者结构来，并进行再组织。而“调整哪些结构”以及“如何调整结构”则成为供给侧改革的主要课题和难题。这些结构不仅仅是产业结构、供给结构、生产力结构，还包括所有制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心理结构、需求结构、国际经济结构、企业家结构、房地产结构、劳动力结构、就业结构、人口结构、城乡二元结构、虚拟结构、网络结构、创新结构、杠杆结构、时空结构等，它们都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关。

中国除了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以及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25%，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仍处于高位。欧美经济体借贷消费结构的失衡使国际市场有效需求急剧萎缩，贸易保护主义再次升级，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调查及其连锁效应，将使中国出口形势更加严峻；东亚新经济区廉价劳动力供应结构打破了中国劳动力的结构优势带来的产品价格优势；俄罗斯、中东、拉美的全球大循环能源供给结构，既充分印证了世界经济增长远低于潜在产出水平，也将证明世界能源过剩结构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负面影响。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构”是一个大系统的复杂性结构，是一个超结构。超结构中的各结构之间可能存在包含、平行、交叉、对立、互补等关系。

面对超结构中的结构性调整的“两难”“多难”，如何进入超结构内部寻找它的解域，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转变思维和方法，化繁为简、化整为零，“既大处着眼、登高望远，又小处着手、积微成著”^[13]280，“以点带面，从线到片”^[13]289，“越是复杂的工作越要抓到点子上，突破一点，带动全局”^[14]，这可以被理解为化超复杂无解结构为有限元可解结构、化绝对精确的解为近似解方法，通过简单结构的有限解的子域互连近似逼近超结构的解，用有限数量的未知元去说明无限未知量的真实系统。

供给侧改革中有限元逼近方法的运用与实施：对于品牌结构的调整，可以“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对于创新结构，可以“强化创新链和产业链、创新链和服务链、创新链和资金链对接”；对于农业产业结构，应实行“统筹抓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建设”，推广“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推广农业合作社成功经验，因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带动农户增加收入、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组织形式”；对于创业意识结构，要求增强“机遇意识、人才意识、效率意识、拼搏意识、创新意识”；对于行动结构，需要下一番“真功夫、实功夫、苦功夫”和“说一件、干一件、成一件”；对于政策执行结构，应该“让群众知晓政策、理解政策、配合执行好政策”；对于规划结构，则需要“扬长避短、扬长克短、扬长补短”^[15]。这些有限元的解域组成了超结构的解域，尽管它们是一种近似逼近解，但随着有限元的增加，将会越来越接近复杂结构的解。

运用有限元逼近方法对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影响：由于供给侧改革及其动力“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各个领域”^[2]，大结构中蕴含多级小结构，如果把大结构改革创新分解为无数个基本小结构的改革分方案、简单方案、真解方案，最后形成总方案、复杂方案、系统方案、近似解方案和最优化方案，改革的死结就易于打开，改革的阻力就会减小，改革的难度就会降低，改革的进程就会加快，改革的共识就会扩大。以中国能源去产能为例，2016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2.7%，滞涨明显，但新增发电装机却依然保持高速增长。虽然电力产能过剩的风险正在加剧，但各能源供应主体互不相让，内部互相厮杀。发改委与能源局2016年4月下旬连发三份特急文件，严控煤电产能过剩，但还有一些新火电厂正在开工建设和原电厂新上机组。这不仅把大多数火电企业逼近盈亏平衡的生死线，也加大风电、光伏的投资风险和加剧一、二级能源结构之间的冲突。运用有限元逼近方法可以把大能源结构的改革分解为多个细小结构分类改革再综合和再逼近，寻找近似解。对于火电企业而言，结构性调整已刻不容缓，只有摒弃原有“各自为政”单纯“扩张保供”的发展思路，向后“退一步”，才能进两步。而对于化解一级能源结构和二级能源结构之间的冲突，需要建立广义能源互联网，打通石油、燃煤、天然气等一级能源结构之间与电力二级能源结构之间的交互补充，并促进源—网—荷—储结构的协调，消费之前的开发、输送、储存与利用等结构之间的相互协调。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中国道路的理论自信的前提，阐释供给侧改革的思维与方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尽管学术界有人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从政治的视角看经济，或者是政治权力、政治关系介入生产关系的形成理论，都没有真正从人的发展视角去看经济。恩格斯指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6]。供给侧改革的思维、思想和方法创新最终是人的生产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创新。

供给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新方法是以人的发展为逻辑主线，分别从五个不同方面提供供给侧改革的系统的方法论体系，“坐标系变换方法”是定位或起点，“矩阵波秩序方法”是方向或总框架，“全要素动员”是动力体系，“回归线折射方法”是行动原则，“有限元逼近方法”是求解方案。它们既彼此独立，又环环相扣，贯通递进，是一个整体性解决方案。其共同特点或方法论特色是，准确把握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大势，瞄准当代中国问题，贯穿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运用中国式思维，抓住事物本质，反映时代精神。它们既是政治经济学新方法，也是哲学新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