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扩大中国话语权”这一重要任务。中国话语权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在中国人民群众中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国际公共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解读中国话语权可以有不同的向度，从近年发表的文章、出版的著作以及立项的课题来看，包括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教育学、法学、哲学等视角，见仁见智，但大多停留在中国话语权本身。笔者认为，中国话语权不是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实现的，而是在全球化的挑战和迎战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为此，笔者试从全球化的视角分析中国话语权的重要性和面临的挑战，探讨新时期扩大中国话语权的路径选择。

马克思、恩格斯毕生都在研究和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积极捍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话语权，他们曾经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提到“话语”，阐明了思想意识、科学理论对主客观世界的建构功能。研究中国话语权的重要性，需要坚持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话语权的重要观点。

马克思指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1]161“语言”可以理解为“话语”，本质上是一种主体意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思想意识在改造人的过程中具有强大的力量。对于思想意识的考察，马克思同样是从“对别人的意识——语言”出发的，思想、观念和意识“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2]525。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话语权既是思维符号又是交际工具。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话语权的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以《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为思想武器建构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革命时期的话语权。正是借助革命的话语权，中国共产党驳斥了资产阶级专政、“左”倾空谈主义以及顽固派的各项主张，向广大人民群众描绘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毛泽东认为，无论是革命的阶级还是反革命的阶级，如果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做思想方面的工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他反复强调：“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3]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邓小平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行改革开放，主动争夺和维护社会主义话语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渗透。邓小平多次指出：“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4]325“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4]305针对西方的“和平演变”，江泽民进一步强调：“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5]正确的舆论导向是中国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一个强大的话语权是赢得民心、引导人民群众为共同目标而奋斗的最直接因素。

马克思认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9理论是“软实力”，物质力量是“硬实力”，二者相辅相成。通过理论表达来说服和教育人民群众，把群体意识上升为总体意识。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能引导理论潮流，引导社会变革。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话语权，便没有人听它说话，没有人为它辩护，必然引起社会动荡，甚至导致政权更迭。

苏联解体有很多因素，国家话语权的丧失是其中之一。“堡垒是在内部被攻破的，苏联解体与苏联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丧失是苏共自酿苦酒的结果”^[6]。面对西方的“和平演变”，苏联共产党主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戈尔巴乔夫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了科学社会主义。苏联意识形态出现混乱，新闻媒体完全倒向西方，国家政权失去了理论和舆论的自卫能力，最终亡党亡国。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经济发展缓慢，难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西方自由主义、俄罗斯民族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此起彼伏，国家话语权一直处于极端的无序状态，国家政权缺乏权威。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把话语权作为实现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相继在中亚、东欧、北非、西亚的众多国家实施“颜色革命”。他们通过强大的新闻媒体，高举所谓“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标语，渲染社会矛盾，制造政府危机，煽动部分民众游行示威。无论是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栗子花革命”，还是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一个普遍的原因是西方大国的干预。“颜色革命”本质上是西方一以贯之的“和平演变”，这不得不引起中国的高度警惕。由此可见，话语权事关国家生死存亡，一个强大的话语权可以为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马克思提醒我们：“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7]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共产党纷纷下台，国际社会主义事业几近崩溃。除中国外，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作为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全面落后，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西方政界和学界相继出版《1999：不战而胜》《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等，鼓吹“社会主义失败了”“共产主义崩溃了”，宣称西方自由主义是唯一的世界图景，妄图资本主义“一统天下”。

国际话语权正处在深刻变革时期，国家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话语权之争。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肩负着扩大国际社会主义话语权的历史重任。中国话语权不仅是中国自身的话语权，还蕴含着社会主义的全球意义。虽然国际共产主义事业正处在有史以来最低谷，但苏东剧变只是“苏联模式”的失败，社会主义在21世纪有着广阔的前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凝聚民心，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世人瞩目。实践证明，中国能够探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能够在全球化进程中坚守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在资本主义霸权的话语中打入了离心化的楔子，能够为全球治理提供有效的“中国方案”。中国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引导国际格局演变和国际体系变革。“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上海合作组织”“杭州G20峰会”“博鳌论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等热门词汇，不仅反映了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巨大贡献，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社会主义国际话语权，不断消解由资本主义所引导的全球一体化倾向，极大地推动全球化向着多维度的方向发展。

全球化既是经济的全球化、信息的全球化，又是规则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变成一个密不可分、牢不可破的整体，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流、交融、交锋。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制度、政治理念、思想文化和发展模式的全球化，这给中国话语权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全球化市场经济是指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伴随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扩展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多重危机。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深水区，经济制度、社会结构、利益格局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种矛盾层出不穷。美国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导致世界经济增长减缓，中国外汇储备部分损失，出口产业受到严重影响。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医疗卫生、社会保障、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增多，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过分重视经济建设，疏于思想管理，致使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放任自流。人们在思想认识、道德选择、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差异性不断增强，各种诉求竞相发声。譬如：由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垄断地位，体制僵化，有些人反对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由于非公有制经济规模的扩大，有些人认为中国是“打左灯，向右转”，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由于收入差距拉大，道德水平下降，有些人反对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由于个别党员干部贪污腐败，脱离群众，有些人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难以稳步开拓。

高校一直以来都存在争夺话语权的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在高校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包括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渠道，已经很难受到教师和学生足够的重视。某些历史学者奉行历史虚无主义，在“反思历史”“重新评价”的名义下违背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否认和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某些政治学者倡导追捧西方“三权分立”“宪政民主”“普世价值”，诋毁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某些经济学者夸夸其谈留学经历，全盘否定《资本论》，照抄照搬英文原版教材，逐步成为西方话语的传声筒。某些高校教育甚至存在着“吃饭砸锅”、随意抹黑中国、灌输各类不负责任言论的现象，他们鼓吹“大学自治”“言论自由”，以学术的面孔来挑战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与此同时，部分青年学生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追求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对国家大政方针漠不关心，对马克思主义的功能和价值存在着片面性的看法，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和逻辑关系缺乏准确的把握，对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和杰出人物缺乏应有的了解，对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缺乏认同感。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落伍，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学习积极性不高。如何反映和引导多样化、多层次的思想意识，无疑成为了高校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权过程中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强大的科学技术，以大批的文化产品为载体，通过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网络等大众媒体，广泛推销其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由于网络具有虚拟性、快捷性、全球性的特点，西方国家利用国际互联网信息的绝对控制权，输出政治理念，诱导中国网民的舆论。夹杂着美国核心价值观的好莱坞大片更是所向披靡，大有占领中国电影市场之势，对中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美国之音”“英国之音”“德国之音”等西方长波电台每天都以数十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宣传所谓的“普世价值”，力图将其发展模式演绎成全球通用的范本，汉语是主要播音语言之一。“普世价值”本质上是西方思想文化的“傲慢”。近年来，“美国之音”相继开通中文国际网站、中文国际电话，定期邀请所谓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围绕中国话题展开辩论。他们以所谓的“公正客观”之名，断章取义地宣传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别有用心地报道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歪曲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倡廉建设成就，极力夸大个别不法党员的恶劣行径。此外，“宗教热”在中国有卷土重来之势，并呈现大众化、世俗化、知识化、年轻化的特点。很多宗教或是外来宗教，或受境外人士控制。某些宗教人士披着“文化交流”的外衣，采用先进的手段和隐蔽的形式，秘密发展教众，传播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严重冲击着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海外学界对中国模式的研究由来已久，绝大多数海外学者认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但也有不少海外学者从“西方中心主义”出发，极大地曲解了中国模式。英国学者柯岚安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但政治选举缺乏民主。”^[8]美国学者狄忠蒲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裙带共产主义”；美国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权威主义”；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哈维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自由主义”；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民粹主义”；加拿大学者贝淡宁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华孔子党”；《江泽民传》的作者、美国作家库恩在《纽约时报》撰文《习近平的中国梦》，直言“中国梦有民族主义之嫌”。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爱国主义如果被外国误解成民族主义，就有可能削弱中国梦的广泛吸引力，引发一些周边国家的敌意。”^[9]这些海外学者虽然只是少数，但在西方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关于中国的阐发直接误导了西方民众。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社会一边兜售“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前途未卜论”，一边拉拢一些国家建立反华联盟围堵中国。基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先发优势，西方发达国家掌握着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话语权”，相关规则已经打下了资本主义的烙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拥有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气候组织的核心权力，在国际贸易纠纷、国际货币流通、国际气候谈判中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日本鼓吹的“自由民主之弧”，还是美国主张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都是意在打压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话语权关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稳定和发展，关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然而，话语权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自发生成，更不会别人赋予，而是靠自己争取才能得来。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落实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积极探索扩大中国话语权的路径选择。

人的语言这种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而是受到了物质的制约，如空气发声器官等等。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综合国力强则话语权强，综合国力弱则话语权弱。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136。扩大中国话语权，首先应该全面深化改革，增强综合国力，夯实中国话语权的社会基础。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开班仪式上，习近平同志首次集中阐述“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宣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总体框架。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第一次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诉求。我们要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把握社会主义制度“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10]。

改革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全面深化改革，方向问题至关重要。首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消费者自由选择、商品自由流动的现代市场体系，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畅通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诉求，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后，落实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全力推进新农村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我们要在改革实践中总结经验，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抢占理论高地和舆论话语权，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理论是强大的思想武器。“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10。历史表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广大人民取得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高校肩负着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在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并强调，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要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广大高校教师和思想政治工作者，应该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学生负责，对事业负责，对国家负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研究和教学全过程，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和坚定的政治信念。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关键在于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核心是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政策有效地转换为大众意识，积极回答大众的疑惑，增强生活场域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权。生活场域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权是马克思主义对生活世界的解释力，在日常生活中所获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1]16。马克思主义只有掌握在人民群众手中，才能成为“精神武器”。首先，广泛了解民情舆论，规范言论自由，并加以科学引导，充分利用国际互联网等新兴的教育平台，传播好声音，弘扬正能量。其次，坚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走向人民大众，从知到行，使老百姓都能了解和把握它，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最后，转变话语风格和文字风格，破除八股文风，把政治话语和生活话语相结合，把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相结合，把宏观抽象和平铺直叙相结合，走出“高大全”“假大空”“自循环”的无用怪圈。

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文化软实力，话语权往往渗透于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并通过文化软实力实现自己的影响力，话语权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因此，我们要把中国话语权与国家文化软实力联系起来。国家文化软实力既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有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方面，坚持文化的民族性，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我们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求大同的有益成分，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强化“文化走出去”战略，主动迎战西方的文化霸权。截至2015年9月，中国已在全世界134个国家建立了495所孔子学院和1 000个中小学孔子课堂。孔子学院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典范，受到海外广大民众的欢迎，但也遭到西方霸权文化的排斥。芝加哥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等西方多所大学相继关闭孔子学院，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今世界的文化交锋。对此，习近平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他明确表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11]坚定的文化自信是中国话语权的重要支撑，有利于中国在与世界交流中挺直腰杆。

“要着力提升话语供给质量，提供主流价值的优质产能，用内容优势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解释力、传播力和认同性”^[12]。价值观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国家话语权最核心的竞争力是其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社会主义内在的制度追求，具有时代感和民族性。扩大中国话语权，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方面，坚守理论阵地，优化媒体话语平台。党报党刊要勇于捍卫自己的话语权。对此，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党的报刊的任务是什么呢？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批驳和推翻敌对党提出的各种要求和论断。”^[1]280另一方面，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立足差异性、多样性的社会现状，正确区分不同性质的社会思潮。“提高中国话语权在国际上的认同度，必须坚持以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具有社会主义属性，也具有世界属性，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全人类的共同追求”^[13]。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原则和“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充分吸收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先进思想，“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名词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

话语权外交是指在处理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的过程中坚持话语权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有机结合，秉承全球的视野来构建自身的话语，运用开放的心态对待国外的话语，营造良好的话语氛围。一方面，要构建好中国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约瑟夫·奈称之为“软实力外交”“魅力攻势”。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就表明，中国故事是成功的故事。面对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国率先走出困境，为全球经济复苏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异军突起，“一枝独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映了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故事必然有自己的特色。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中国话语体系应该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外交活动中，我们要用行之有效的方式述说中国故事，提升应对西方话语权干扰的能力，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发出中国声音。

另一方面，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回应国际关切。我们要通过国际媒体加强宣传，注重阐述中国梦的世界意义，争取世界各国对中国梦的理解和支持。中国基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支持“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倡导“南非对话”和“南南合作”，这是我们搭建中国梦和其他国家梦想的桥梁。“在未来全球话语体系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目的不仅仅是要打破西方话语主导世界的格局，更是要发展体现多元多样原则的全球话语格局，以建设更加公正、合理、有序的世界秩序，推动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享受发展的成果”^[14]。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望和不懈追求。中国不是世界秩序的挑战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参与制定世界游戏规则，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倡导“和谐世界”的理论范式，广泛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扩大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利益交汇点，办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在“一带一路”等重大国际项目中发展交流合作。坚持正确义利观，提高自身的良好声誉与信誉，吸引和说服世界各国人民自愿加入我们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