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与文献回顾

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是普遍存在的客观经济与社会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建设在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随着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引导，中国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出现了世界上少见的“一个国家，四个世界”^[1]的地区间发展差距。各地区间不仅在经济发展上，同时也在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社会发展上的差距日益拉大，尤其是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尤为显著。虽然一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是普遍、客观的，但发展的过度失衡，尤其是社会发展水平的过度失衡会带来社会矛盾激化、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剧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而影响一国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为缩小中国日益严重的地区间发展差距，尤其缩小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间的发展差距，2000年中国开始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重点向西部地区倾斜，优先支持西部地区各类经济社会项目发展，并将促进地区间尤其是中西部地区间的均衡发展作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的重要目标。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政府追求的终极目标。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发展的认识也在不断演变。传统经济发展观认为，发展主要表现为经济总量的增长，而现代社会发展观的发展不仅表现为量的增长，还对社会发展提出了质的要求，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必须保持协调关系。一国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除了经济发展的支撑，还需要作为社会组织者和管理者的政府通过规范社会制度，提供各项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满足人们对社会发展多方面的需求。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政府的财政支出也日益由生产性支出向公共服务性支出倾斜。

随着人们需求的日益多样化，以及对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化，较之单纯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从1990年开始，联合国计划署以包含了人均GDP、教育、健康三个维度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取代了单纯的经济发展指数GDP，作为评判世界各国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人类发展指数已成为世界上影响力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人类社会发展测度指数。中国学者杨永恒、胡鞍钢等也利用这一指数对中国各地区社会发展水平进行了研究。杨永恒等^[2]利用人类发展指数进行聚类分析，将中国1982—2003年各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分成了“四个世界”，东、西部地区间的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十分显著。吴映梅等^[3]的研究结果则进一步指出西部地区处于中国各地区人类发展水平的中下级主要是由中国经济发展格局的东高西低造成的。赵志强、叶蜀君^[4]指出：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东、中、西部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显著且日益扩大，但由于东、中、西部地区间教育和预期寿命指数差距逐渐缩小，使得西部与东、中部地区间人类发展水平间的差距开始呈现出收敛的迹象。胡鞍钢等^[5]、靳友雯和甘霖^[6]等对人类发展指数的后续研究发现，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人类发展奇迹，不仅实现了各地区人类发展水平大进步，而且实现了全中国大趋同。

财政作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活动，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作为多级政府间处理财政关系和再分配的主体，直接影响公共产品的供给及公众需求的满足，进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关于财政转移支付对中国地区间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尤其是对西部地区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的研究，则多集中于分析转移支付对西部地区经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基本公共服务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的影响，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大多数研究成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由于经济发展、居民收入差距的加大，财政收入的不均衡等原因，中国东、西部地区间经济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呈扩大的趋势；西部大开发后，随着中央对西部地区的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持续增加，不仅大幅提升了西部地区的可支配财力，而且推动了西部地区经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大幅提升^[7-10]。

而对财政转移支付对人类发展综合影响的研究十分少。霍景东、夏杰长^[11]，姚明霞^[12]等对政府财政支出与人类发展指数间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财政支出对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存在较为显著的影响。姚明霞^[12]研究指出，相较于经济增长，财政支出的增长更有利于保证经济社会的综合、全面发展。财政转移支付作为财政再分配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手段，其对地区间社会发展差距影响的研究尚较匮乏。

若仅以经济发展指标衡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仅仅反映的是社会发展一个维度上的差异；如若采用更加综合的指标，则将更有助于贴近社会发展的现实。因此，为更全面地揭示财政转移支付对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影响，本文借助地区发展差距的收敛性分析方法，不仅对以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发展差距，而且对以人类发展指数HDI衡量的社会发展差距进行了综合分析。

二、人类发展指数的改进

自人类发展指数诞生的20多年来，其三个基本维度始终保持着一致性，而人类发展指数指标的选取、阈值的选择、测算方法则经过大大小小近10次修订^①。2010年的人类发展指数无论是在指标选取、阈值的选择，还是测算方法的选择上都进行了修订，是历年来变动最大的一次。

① 汪毅霖.人类发展指数测度方法的改进路径与方向[J].西部论坛, 2011(7):35-45.

(一) 指标的改进

考虑到平均受教育年限所使用的国家在增多, 统计上具有可比性，且预期受教育年限与从年限上重构知识维度的吻合度更高，2010年版人类发展指数以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预期受教育年限取代成人识字率和综合毛入学率作为知识指标。而经济的全球化使得一国的居民收入与国内产值之间的差异日益增大，GNI较GDP更能反映一国居民的真实生活水平，新版人类发展指数以人均GNI代替人均GDP作为代表体面的生活水平的指标。新版人类发展指数仍继续保留预期寿命指标作为健康长寿维度的代表性指标，并保留了体面的生活水平指标的对数形式。

(二) 阈值的改进

早期人类发展指数的阈值是从数据集中产生，为了避免由于其他国家变化而对另一国造成的影响，从1994年起采取外在预先设定最大最小值的方法, 设定最大最小值固定不变。2010年版的人类发展指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选择采取两者折中的方式:最大值为1980—2010年各国实际观察指标的最大值, 而最小值是能被视为最低生活标准的合适的数值或自然的零值。这一方法在采用几何平均算法合成人类发展指数时，可以做到对阈值的处理既避免了阈值设定时的主观性, 又不影响不同单位和不同时期间的比较。

(三) 计算方法的改进

在2010年版HDI中, 人类发展指数的合成方法的变化是最为颠覆性的, 由原三个维度指数的算术平均数(公式1)，变为三个维度指数的几何平均数(公式2)。所有人类发展指数维度不完全的可替代性，是针对线性合成公式最严重的批评之一，而几何平均数(公式2)则允许各个维度之间完全的可替代性^②。

② UNDP. 2010b. A 20th Anniversary Human Development Discussion with Amartya Sen [EB/OL]. UNDP Homepage.(2011-06-01). http://hdr.undp.org/en/media/Amartya-Sen-interview-transcript.

$\begin{eqnarray} HDI=\frac{1}{3}M_{1}+\frac{1}{3}M_{2}+\frac{1}{3}M_{3} \end{eqnarray}$

(1)

$\begin{eqnarray} HDI=M^{\frac{^{1}}{3}}_{1}×M^{\frac{^{1}}{3}}_{2}×M^{\frac{^{1}}{3}}_{3} \end{eqnarray}$

(2)

三、西部地区省级人类发展指数测算^③

③ HDI指数的测算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3各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国研网《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库》及中国知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鉴于2010年HDI颠覆性的变革，为描述长时间跨度下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类发展指数组别的人类发展水平变化，UNDP在新旧版本的人类发展指数之间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做法，构建了所谓的“混合人类发展指数”(Hybrid HDI)，采用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的全新函数形式，即新算法，而所用指标则与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完全相同(包括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综合毛入学率和人均GDP)，这就保证了指标和阈值的稳定性。

与杨永恒等^[1-2]不同，本文采用“混合人类发展指数”(Hybrid HDI)的计算方法对2001—2012年中国各省市的人类发展指数进行测算。鉴于中国各省的统计数据未有对GNI的统计，本文仍旧以原人类发展指数的GDP指数作为衡量体面的生活水平的指标。因此，本文所测算的人类发展指数与新、旧人类发展指数及混合的人类发展指数都不具有可比性，是运用中国现实可得的数据和最新的方法对中国各省市人类发展水平的重新测度。

(一) 指标及数据

在计算中国31个省区市的各维度指数时，首先要确定人口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预期受教育年限以及人均GDP。

1.人均GDP

根据国家统计局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GDP及年末人口数测算。

2.出生人口的预期寿命

2000年和2010年为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根据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公布的出生人口的预期寿命。其他年度的出生人口预期寿命则按照内插法和外推法估计。其中，2000—2010年间各年的预期寿命指数按内插法推算，2010年以后的数据按外推法计算。

3.平均受教育年限

根据国家统计局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各省市受教育程度按公式(3)进行估算。除2000年和2010年为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外，其余年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根据统计年鉴公布的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

$\begin{eqnarray} PE=\frac{6×P_{小学}+3×P_{初中}+3×P_{高中}+4×P_{大专以上}}{P((P=P_{小学}+P_{初中}+P_{高中}+P_{大专以上}))} \end{eqnarray}$

(3)

其中，$P$为人口数。

4.预期受教育年限

根据朱清香等^[13]提出的预期受教育年限的改进计算方法(公式4)进行估算。

$\begin{eqnarray} YE=∑\limits^{4}_{i=1}w_{i}×h_{i} \end{eqnarray}$

(4)

其中，$h$$_{i}$、$w$$_{i}$分别代表学龄儿童、小学、初中及高中升学率和受教育年限的权重($w$$_{1}$=6, $w$$_{2}$=3, $w$$_{3}$=3, $w$$_{4}$=4)。学龄儿童的升学率为小学毛入学率，其余各级升学率则根据升入学校的招生人数与毕业学校的毕业生人数的比值进行估算。

(二) 无量纲化

需要说明的是，按照2010年版人类发展指数的无量纲化方法，教育指数的自变量$X$$_{ij}$为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预期受教育年限无量纲化后的几何平均数，而体面的生活指数的自变量$X$$_{ij}$及其阈值$\text{Max}X$$_{ij}$和Min$F$$_{i}$要首先进行对数处理。为便于国际比较，除人均GDP的阈值采用2009年HDI的阈值外，本文其余指标的阈值均采用UNDP2010年HDI的阈值(表 1)。

④ 为便于进行国际比较, 我们使用与2009年UNDP采用的最大值40 000美元、最小值100美元相对应的人均GDP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根据UNDP的统计，按汇率计算的2007年的中国人均GDP为20 169.46元, 按PPP计算的总额为5 383美元，这样按汇率计算的GDP和按PPP计算的人均GDP的最大值40 000美元和最小值100美元折合成按汇率计算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149 875.24元、374.69元。

(三) 中国省级人类发展指数

各指标经无量纲化处理后可得到相应的维度指数，根据公式(2)，可计算得到2001—2012年中国各省市的人类发展(HDI)指数及经济、教育、健康各维度指数^⑤。

⑤ 由于文章篇幅有限未附HDI计算结果，如需计算结果可与作者联系。

由2001—2012年中国各省市人类发展指数及其各维度指数的均值和标准差可见(图 2—图 4)，全国和西部地区人类发展指数及其各维度指数的均值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就人类发展水平而言，全国及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大幅上升。2001年西部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均值为0.55，刚刚越过UNDP的分类标准中^⑥0.5的中等人类发展国家与低等人类发展国家的分界线，而到2012年西部地区人类发展指数的均值上升到0.73。12年间，西部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上升了32.78%，已接近UNDP的分类标准中0.8的中等人类发展国家与高等人类发展国家的分界线，处于中高等人类发展水平。而同期全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均值均高于西部地区，但其增长幅度为29.51%，低于西部地区的增幅。由于人类发展水平快速提升，西部地区人类发展指数均值与全国人类发展指数均值间的差距也呈现出持续缩小的趋势。2012年这一差距已缩小到0.046，西部地区人类发展水平基本达到全国人类发展平均水平，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

⑥ UNDP将所有国家按照HDI值分为三类：HDI值在0.8~1之间为高人类发展国家，HDI值在0.5~0.799之间为中等人类发展国家，HDI值在0.5以下为低人类发展国家。

就人类发展各维度指数看，全国和西部地区三大维度指数中体面的生活指数均值的上升幅度最大，达到52.79%和65.17%；其次为教育指数，分别上升了31.23%和28.30%；健康指数的上升幅度最小。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成就巨大，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升，而健康和教育虽然也取得了不小的发展，但其提升幅度则要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幅度。但还应看到，无论是全国还是西部地区的教育指数各年度的均值都要低于体面的生活指数和健康指数的均值，教育是中国人类发展进步中的一块“短板”。而就西部地区与全国人类发展各维度指数的均值差距看，西部地区体面的生活指数与健康指数平均水平与全国的差距不断缩小，尤其是体面的生活指数差距缩小了33.25%，健康指数的差距也缩小了18.39%。但西部地区教育指数与全国教育指数均值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还出现了进一步拉大的趋势。中国教育资源，尤其是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以及西部地区人才吸引力差，都影响着由预期受教育年限和平均受教育年限决定的中国西部地区教育指数的提高，而教育指数差距的拉大，也影响了中国西部地区人类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间差距的进一步缩小。

四、财政转移支付对西部地区社会发展的收敛性分析

早在20世纪初期，根据Solow^[14]和Swan^[15]的开拓性工作，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边际报酬递减和规模报酬不变的理论前提下，推导出了“经济增长收敛假说”。为考察经济增长是否具有收敛性，学者们提出了σ收敛、β收敛、俱乐部收敛、γ收敛等不同的经济收敛方法，其中使用最广泛的是σ收敛、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对地区差距的研究不仅要重视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的程度与变化趋势，而且要注意不同地区对总体经济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变化的贡献程度。收敛性不仅侧重于对经济发展差异现象进行描述，还通过剖析不同地区发展的初期水平与其增长率间的关系，以及各地区间的异质性条件，揭示发展趋于稳态，即指出发展差距缩小的内在原因。因此，下文将采用σ收敛和β绝对收敛、β条件收敛对全国及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均衡性进行研究，以揭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及其发展差距缩小的内在原因。

(一) 模型设定与数据选取

中国学者马拴友、于红霞将转移支付引入β趋同模型，提出了财政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β收敛的计量分析模型：

$\begin{eqnarray} \frac{[\text{log}(y_{i,\text{t}}/y_{i,\text{t}-\text{T}})]}{\text{T}}=α-(\frac{1-e-β\text{t}}{\text{T}})\text{log}(y_{i,\text{t}-\text{T}})+γTR_{i,\text{t}}+μ_{i,\text{t}} \end{eqnarray}$

(5)

借鉴财政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β收敛的计量分析模型，同样可将此模型用于分析财政转移支付与地区人类发展指数β收敛。$y$$_{i,\text{t}-\text{T}}$和$y$$_{i,\text{t}}$分别为观测期的期初和期末GDP值或人类发展指数，T为观测期，$TR$为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转移支付额。

相关分析数据采用中国31个省区市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分析数据选择2001—2012年人均真实GDP对数($\text{LN}Y$)，人类发展指数($HDI$)，及人均真实财政转移支付额对数($\text{LN}TR$)。变量统计描述见表 2。

⑦ 离散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nce)：标准差与均值之比，常用统计指标之一，主要用于反映单位均值上的离散程度，离散系数=标准差/均值。

由表 2可见：2001—2012年间，西部地区人均真实GDP对数值的均值为9.437 1，低于全国9.775 3的平均水平，西部地区的整体经济实力较全国平均水平和其他地区而言较为落后，经济实力较差。但西部地区人均真实GDP对数值的差距要小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人均真实GDP对数值的标准差为0.639 1，最大最小值差异为3.058 5，离散系数为6.771 9，均低于全国0.723 2、3.435 8、7.398 1的平均水平。2001—2012年间西部地区人类发展指数的均值为0.659 5，低于全国0.711 3的平均水平，西部地区人类发展水平仍较为落后。但西部地区人类发展水平及变动间的差距小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人类发展指数的标准差为0.063 5，最大最小值差异为0.316 6，离散系数为9.621 9，均低于全国0.081 7、0.473 7、11.492 5的平均水平。2001—2012年间，全国和西部地区人类发展指数的离散程度都较高，这一方面是由中国各地区间人类发展水平差距大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各地区人类发展水平大幅提升使得地区间不同年份间差距较大。而就西部地区人均真实财政转移支付总量的水平而言，西部地区人均真实财政转移支付总量均值的对数值为7.65，高于全国7.22的均值水平；其离散程度达到12.33%，虽然2001—2012年间西部地区人均真实财政转移支付总量的离散程度较高，但仍低于全国12.57%的离散程度。

(二) 财政转移支付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收敛性分析

1.σ收敛

由人均真实GDP来计算的全国及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标准差和差异系数看(表 3、图 5)：若以标准差作为衡量全国及西部地区经济发展σ收敛的标准，则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西部地区内部经济发展都不存在σ收敛，全国各地区及西部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还在不断拉大；若以差异系数作为衡量全国及西部地区经济发展σ收敛的标准，则全国各地区间经济发展存在σ收敛，而西部地区内部的经济发展则不存在σ收敛，即虽然西部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不断缩小，但西部地区内部各省市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却不断扩大。而之所以会出现标准差与差异系数间σ收敛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中国各地区人均真实GDP增长迅速，样本间的绝对差异大造成标准差的值较大，但标准差与样本均值间的相对变动差距却不大。因此，差异系数较标准差更为准确。

2. β收敛

由β收敛计量分析模型的豪斯曼检验可见(表 4)，全国经济增长的β绝对和条件收敛的豪斯曼检验的prob值为0，否定了随机扰动项与解释变量不相关的假设，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而非随机效应模型进行相关估计；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β绝对和条件收敛的豪斯曼检验的prob值则大于0.05，无法否定随机扰动项与解释变量不相关的假设，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相关估计。

由经济增长β收敛的分析结果(表 5)可见：2001—2012年，中国各地区及西部地区内部的经济增长都不存在β绝对收敛。引入财政转移支付变量后，中国全国经济增长存在与其相对应的β条件收敛，收敛速度为5.42%。而西部地区内部的经济增长却不存在对财政转移支付的β条件收敛，不仅如此，在引入财政转移支付变量后，收敛系数β的值由0.023 6扩大为0.026 0，西部各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不仅没有区域收敛，反而进一步发散。

一方面，西部大开发后，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有效推动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随着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东、西部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断缩小。随着中央财政对地区的转移支付的增加，尤其是重点向西部倾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在转移支付资金中比重的增加，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不仅规模不断扩大，而且对促进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均衡起也到了积极作用，推动了东、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

而另一方面，西部各省区市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却不断拉大。其可能的原因有：(1)从资源禀赋方面看，西部12个省区市间的资源禀赋条件各不相同，经济发展的潜力不同，就造成了虽同样受益于西部大开发政策，但西部地区内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大不相同。如内蒙古自治区由于地理区位紧靠首都北京，且矿产等自然资源丰富，2001—2012年人均真实GDP(以2000年为基期)增长了6.68倍，是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省份。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最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01—2012年人均真实GDP仅增长了3.2倍，还不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一半。(2)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西部地区内的支持看，2001—2012年西部地区人均转移支付的离散系数就高达12.33(见表 2)，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尤其是缺乏规范分配方式的各类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在西部地区内的分配并不均衡，西部各省区市获得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多少取决于地方政府与中央博弈的能力，以及相应专项资金的配套能力。中央支持资金分布的不均衡也进一步加剧了西部地区内经济发展的差异。资源禀赋差异所导致的经济发展的差异，加之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不均衡，造成西部地区整体虽然与东部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断缩小，但西部各省区市间经济发展水平却不断分化。

(三) 财政转移支付对西部地区社会发展的收敛性分析

1.σ收敛

由人类发展指数测算的全国及西部地区人类发展水平的标准差和差异系数看(表 6、图 6)：若以标准差作为衡量全国及西部地区人类发展σ收敛的标准，则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西部地区内部人类发展都不存在明显的σ收敛，其趋势呈波浪形变动；若以差异系数作为衡量全国及西部地区人类发展σ收敛的标准，则中国各地区间人类发展存在σ收敛，而西部地区内部的人类发展则不存在明显的σ收敛，其趋势也呈波浪形变动，即虽然西部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不断缩小，但西部地区内部各省区市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则呈波浪形变动。

2.β收敛

由β收敛计量分析模型的豪斯曼检验可见(表 7)，全国与西部地区人类发展的β绝对和条件收敛的豪斯曼检验的prob值都显著为0，否定了随机扰动项与解释变量不相关的假设，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而非随机效应模型进行相关估计。

由人类发展水平β收敛的分析结果(表 8)可见：2001—2012年，中国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西部地区内部的人类发展水平都存在β绝对收敛。全国人类发展的收敛速度为16.65%，西部地区内部人类发展的收敛速度略低于全国，达到14.04%。引入财政转移支付变量后全国和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人类发展水平的收敛速度进一步加快。全国人类发展水平的收敛速度提升到45.32%，提升1.72倍，远高于引入财政转移支付变量后中国各地区间经济增长的收敛速度。而西部地区内部人类发展的收敛速度提升到48.66%，提升2.47倍，超过了全国人类发展水平收敛的速度及其上升幅度。

之所以会出现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一致，是因为就人类发展指数较单纯的经济增长或是收入指标而言，提供了一个更为完整的评价社会发展水平的方式。以人类发展指数衡量的社会发展水平，并非单纯以经济增长作为衡量地区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而是在经济指标的基础上又引入了以预期寿命为代表的健康指数，以及以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预期受教育年限为代表的教育指数。这就使得一些地区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如果人民健康水平和受教育水平较高，则这一地区以人类发展指数衡量的社会发展水平将可能会高于其以经济增长来衡量的发展水平。人类发展指数虽然在许多方面仍然存在不足，但就其较单纯的经济增长或是收入指标而言，提供了一个更为完整的评价社会发展水平的方式。当然这并不代表经济发展不重要，经济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其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但从人类发展的角度看，一个国家或地区即使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不高，也可以通过完善政府公共政策设计，提升公共产品和服务水平来推进人类发展水平的提升。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在一定程度上也愿意放弃一定的经济和收入水平的增长，来换取更为优越的社会发展环境。

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中国中央政府致力于提高西部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得到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支持和倾斜，尤其是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首先，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大幅提升了西部地区的可支配财力，推动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而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为西部地区人类发展水平的提高奠定了物质基础。其次，通过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中央对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转移支付^⑧，以及由中央财政负担的西部地区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等多项财政政策的支持，不仅大力推动了中国西部地区义务教育的普及，也为西部地区培养了大量高层次人才。而义务教育普及的全面覆盖及高层次受教育人才数量的增加，又推动了中国西部地区的以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预期受教育年限衡量的教育指数水平的提升。而教育水平的提升，则又进一步推动了西部地区人类发展水平的提升。最后，随着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推进，以及城镇医疗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普及，中央政府为西部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多项一般和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支持。西部地区卫生机构数和卫生技术人员数不断增加，西部地区每万人拥有卫生机构数和卫生机构床位数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随着西部医疗条件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中国西部地区的人口出生预期寿命也不断提高。而随着西部地区的健康指数水平不断提高，西部地区人类发展水平也不断提升。

⑧ 自2006年起，中国全面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免学杂费资金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中央与西部地区分担比例为8:2；免费提供教科书资金，中西部地区由中央全额承担；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公用经费低于基准定额的差额部分，当年安排50%，所需资金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照免学杂费的分担比例共同承担。

虽然西部地区由于自有财政收入水平较低，使得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缺口较大，但中央财政通过各项转移支付政策，有效弥补了西部地区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缺口，提升了西部地区人民的教育和健康水平。而以人类发展指数衡量的人类发展水平，除了经济发展水平，还加入了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虽然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未能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但中央财政通过各项转移支付政策，尤其是对西部地区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转移支付，大幅提升了西部地区人民的教育和健康水平，从而不仅推动了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间人类发展水平差距的进一步缩小，也推动了西部地区内部发展差距的进一步缩小。从人类发展的角度看，更为优越、公平的社会发展环境对人和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更具有现实意义。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发展成效。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单就经济发展差距看，由于选择的衡量指标不同，2001—2012年中国全国及西部各省区市间以标准差和差异系数衡量的σ收敛的收敛性并不一致；中国全国及西部地区内部的经济增长都不存在β绝对收敛；引入财政转移支付变量后，中国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存在与其相对应的β条件收敛，但西部地区内部的经济增长不仅不存在对财政转移支付的俱乐部收敛，在引入财政转移支付变量后，各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反而进一步发散。由财政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条件收敛可见，虽然财政转移支付有效缩小了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但却使西部各省区市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加大。

以人类发展指数衡量的综合社会发展差距看，2001—2012年中国全国及西部各地区间以标准差和差异系数衡量的σ收敛的收敛性也具有不一致性；中国全国及西部地区内部的人类发展水平都存在β绝对收敛；引入财政转移支付变量后，全国和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人类发展水平的收敛速度进一步加快。全国人类发展水平的收敛速度提升了1.72倍，而西部地区内部人类发展的收敛速度提升了2.47倍，超过了全国人类发展水平收敛的速度及其上升幅度。

中国各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指数引入财政转移支付变量后，都存在与其相对应的β条件收敛，人类发展水平收敛速度为45.32%，远快于经济增长5%的收敛速度。东、西部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不断缩小，尤其是社会发展差距快速缩小。财政转移支付在促进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同时，也有效促进了西部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间的人类发展水平的均衡。由此可见，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的影响力看，中央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政策应在公平性原则指导下，充分发挥转移支付资金的效率，将中央对西部地区转移支付的重点放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在实现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还将有效推动西部地区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这在“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阶段显得更为重要。经济增长虽然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一大重要方面，但并不等于经济增长水平高社会发展水平就一定高，经济落后地区也可以通过政府公共政策设计的完善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来推进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又将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对一地区的居民而言，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愿意放弃一定的经济和收入水平的增长，来换取更为优越的社会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