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央以“一号文件”的形式表达了对该问题的重视，截至2017年已发布了19次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农民工、失地农民、农业村落等是“三农”问题呈现出的新时代的新主题，目前党的十九大又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国家社科基金作为中国唯一的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项目，为“三农”问题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持，资助项目及成果也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近年来，已有研究人员从学科角度出发，统计分析国家社科基金对学科发展的影响，如：哲学(黄华伟，2011)^[1]、社会学(姜霖，2016)^[2]、法学(韩玉亭，2017)^[3]。与此类“学科取向”的研究不同，“三农”属于“问题取向”的研究^[4]，本文以广义视野为标准，选取符合“三农”问题语义的项目纳入研究，保证从最广泛的角度理解“三农”。此外，也是对许治(2008)^[4]、王军洋(2011)^[5]、陈琛(2013)^[6]、成华威(2015)^[7]等学者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以往研究都是针对立项信息的分析，并没有把项目成果纳入研究视野，所以从立项信息与项目成果两个层面进行研究显得十分必要。

一、研究数据的获取与研究方法 (一) 研究数据的获取

数据有两个获取渠道：其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项目数据库，从项目(1991—2015)中人工筛选出符合“三农”问题语义和研究范畴的项目3 375个，样例见表 1。其二，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与CSSCI引文数据库，根据项目名称与编号，获取成果论文18 770篇(CSSCI论文6 561篇)，样例见表 2。

(二) 研究方法

在相关数据获取与清洗后，使用SQLserver、Python、Excel等软件进行计量分析。具体步骤是先将获取的数据导入SQL数据库进行统计设计，Python编程获取相关数据信息，再通过Excel进行统计。在数据统计分析基础上，笔者从立项信息、成果信息与研究热点及评价等方面进行研究。

二、“三农”问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本信息的统计分析

笔者从“三农”问题项目年度立项数量、项目类型、项目学科分布、项目负责人工作单位、项目负责人职称、负责人主持项目频次等6个方面进行统计分析，总结“三农”问题研究的重点与热点、优势与劣势，以此探究其研究前景与发展趋势。

(一) “三农”问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年度立项数量分布

将3 375个“三农”问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按照年度进行排序，得到图 1。

由图 1可见，“三农”问题项目总体上逐年增加(1995年例外)^[8]。从立项数量角度看，2005年是重要分界线，年项目数量首次超过100项，之后稳步上升，2009年突破200项，2011年升至300项，增长势头迅猛。这一发展态势与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直接相关，“一号文件”是党中央重视“三农”的体现，19次“三农”主题的“一号文件”，除了5次发布于20世纪80年代(1982—1986)，其余均发布于2004—2016年。在此期间，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发布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当成中国未来发展建设的重要议题；2012年十八大报告提出了蕴含“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总布局与“美丽中国”建设，这都与“三农”具有密切关系。

(二) “三农”问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类型分析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分为重大、重点、一般、青年、西部、后期资助、成果文库与中华学术外译项目8个类型，“三农”问题研究覆盖了所有类型(表 3)。

由表 3可见，一般项目是“三农”问题项目中数量最多的类型，占所有项目总量的51%左右。青年项目仅次于一般项目达26%左右，表明国家非常支持年轻学者，也说明年轻学者具有旺盛的科研生命力与创造力，是学术研究群体中的活跃因素，国家社科基金向青年项目倾斜也是为了未来发展的需要。西部项目位居第三，占12%左右，反映了国家对西部、边疆地区发展的重视，并且西部“三农”问题也是研究的重点与难点，尽管西部项目自2004年才开始设置，其发展态势却极为强劲，年均立项数量达40项且超过青年项目。由于重大、重点项目主要涉及比较宏大的主题，重大项目需要招标且只能在指南中选题，对研究人员的要求相对较高，两类项目立项数量较少(7%左右)，但后文可见两类项目成果产出的量与质都遥遥领先(表 8)。重视学术专著的后期项目、成果文库合计43项，仅占总量的1.3%左右，说明“三农”问题研究更倾向于具有时效性的对策与报告，在学术理论体系建构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且成果文库仅有6项入选，少于外译项目的9项，表明“三农”问题研究中较有影响意义的专著较少，学界在这方面应有所突破。

(三) “三农”问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学科类型分布

“三农”问题属于综合性多学科交叉研究，尽管经济学科类型下“三农”问题较为集中，但若仅从应用经济与理论经济两个学科角度研究分析“三农”问题，虽有一定的代表性，却不能全面展现中国“三农”问题的本质^[4]，而且经济学科的项目数量并不具有绝对优势。其中14个重大项目没有明确学科类型，这里不参与统计。通过数据分析，“三农”问题学科类型分布参见表 4。

由表 4可见，“三农”问题研究涵盖了国家社科基金26个学科类型的22个(交叉学科除外)^①，覆盖面极广。从数据来看呈现以下特点：首先，经济类立项数量最多，应用经济与理论经济合计1 196项，占总立项数量的35%左右，充分说明经济问题是“三农”研究的核心。其次，社会性问题的关注度也很高，除社会学外，管理学、法学、人口学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三农”问题合计1 081项，占总数量的32%左右。其三，政治性问题如民族问题、政治学、党史·党建、马列·科社研究也有一定分量，合计621项，占总数量的18%左右。第四，文化类项目较少，包括历史学、哲学、语言学等学科合计462项，占总数量的13%。这一分布状况基本与“五位一体”总布局相一致，既符合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兼顾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

① 数据显示“三农”问题没有覆盖“军事学”“艺术学”“外国文学”与“教育学”4类，前两类项目总体数量较少，且与“三农”的关系不大；“外国文学”与“三农”基本没有交集；“教育学”虽与“三农”相关，但由于此类项目2013年以前没有项目编号，不便于统计与获取相关论文，所以“教育学”并未纳入研究之中。

(四) “三农”问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负责人主持项目频次分布

根据同姓名同单位原则，对“三农”问题项目负责人主持频次进行统计，参见表 5。

由表 5可见，绝大数研究者(近90%)仅主持过1次项目，其中绝大数为一般、青年或西部项目，极少第一次就主持重点或重大项目。主持过2个以上项目的人数急剧下降，合计303人占11%，这些学者首次大多主持一般、青年或西部项目，第二次即主持重点或重大项目，其中主持过3次以上的学者表现尤为明显。说明这些学者在“三农”问题研究方面具有延续性，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家与同行的认可。以主持4次以上的9位学者来看，30个项目中重点、重大项目合计10项，比例高达33%，远远高于这两类项目占总数量7%的比例(表 3)。

(五) “三农”问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负责人职称分布

文中所指职称是项目负责人申报时的职称，由于项目数据库信息提供不完整，未标明负责人职称的项目没有统计在内，参见表 6。

由表 6可见，“三农”问题项目负责人涵盖了正高、副高、中级与初级4类。其中正高、副高级承担项目数量方面差距不大，合计2 500人，占82%左右，是“三农”问题研究的绝对主力；但是在承担项目级别方面两者差距较大，重大项目负责人全部为正高级，重点项目负责人大多是正高级。中级职称人数相对较少，仅有535人，初级职称仅有7人，说明“三农”问题研究对科研人员的职称要求比较高。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具有高级职称者具备较强的科研实力，值得委托研究项目；另一方面也表明广大青年学者没有得到必要的关注，后文可以看到青年学者在研究成果产出方面，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优于其他项目类型(表 8)。此外，中级、初级职称人员一般与青年项目直接相关^②，表 3显示青年项目有897个，项目负责人中高级职称人数多于中初级职称人数，说明青年项目负责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具有高级职称。统计显示，共有403个青年项目负责人具有高级职称(其中正高级59人)，基本与中初级职称人数和青年项目数量的差额相符，这种情况与设置青年项目的初衷并不吻合。

② 就一般情况而言，中初级职称与青年项目并非完全吻合。统计发现，中级职称有承担一般项目及以上者，但是数量很少，仅有30个一般项目负责人为中级职称，2个重点项目负责人为中级职称者；而青年项目的职称覆盖面相对更广泛。

(六) “三农”问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负责人工作单位分析

经过统计分析，共有约700所科研单位承担3 375个“三农”问题项目，平均每个单位承担4.8个项目，超过平均数的单位共有196所，说明“三农”问题研究颇具普遍性，全国各类科研单位都有所涉及。其中承担项目数量20项以上的单位共有32所，10~19项的单位共有66所，5~9项的单位共有98所。为了便于统计，研究选取承担数量20项以上的单位进行分析，参见表 7。

由表 7可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与华中农业大学位列前三，项目数量都超过50个，在“三农”问题研究方面拥有绝对优势。综合来看，“三农”问题项目主要由三类科研单位承担：农业类高校、财经类高校与综合性高校。其中农业类高校具有天然优势，其表现也很突出，虽然这里仅有5所单位上榜，后文会发现农业类高校在成果产出数量与质量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由于经济问题至关重要且立项数量最多(表 4)，所以财经类高校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而综合性高校则可以发挥自身综合实力强的优势，加之基本都拥有与“三农”问题研究相关的重点学科与科研平台。此外，一些上榜单位主要得益于青年项目、西部项目的支持，表 3显示二者分别占项目总量的26.58%与12.80%，而有些单位的比例则远超这个数字，如华中农业大学59个项目中有21个青年项目，约占36%，安徽财经大学22个项目中有10个青年项目，比例高达48%；贵州大学24个项目中占有9个西部项目，比约38%，云南大学23个项目中有8个西部项目，占比约35%。青年与西部这两个具有倾斜性的项目，的确在许多方面实现了其价值与意义。

三、“三农”问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论文信息分析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成果有多种，包括专著、译著、论文、研究报告、电脑软件等，学术论文往往是成果中最直接且数量最大的部分，目前在国内科研考评机制中学术论文也更受关注。尽管专著、研究报告等更有体系，也是大多数项目的最终成果形式，但其出版周期长，加之不便于检索，故而选择从学术论文的角度来考察项目成果，以此来揭示中国“三农”问题25年的研究现状、热点并预测其发展趋势。本研究根据项目名称与编号，从CNKI数据库中检索筛选相关论文18 770篇，从CSSCI引文数据库中检索筛选相关论文6 561篇^③。

③ 需要说明的是，有些论文同时获得多项课题资助，所以从项目类型、学科类型的角度统计时，这些论文会被重复计算，论文数量会稍高于实际论文数量，但由于这类情况较少，最终统计结果并不受影响。

(一) 不同类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发表“三农”问题论文数量分析

项目类型不同发表论文的数量与质量也有所差别，根据项目类型统计发表论文情况，参见表 8。

表 8与表 3对照可见，发文数量的多少与项目数量基本成正比，两表前三位的排序都是一般、青年与西部项目。表 8还显现出以下四个特点：首先，“三农”问题论文发表在CSSCI期刊比率很高，每个项目都超过30%，重点项目甚至超过50%，这一数据远远超过其他研究主题^[8]，说明“三农”问题对于国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也说明与“三农”相关期刊的数量较多、层次较高。其次，重点、重大项目表现突出，尽管两类项目数量只占总数量的7%左右，而其成果数量都占总成果数量的17%左右，并且重点项目的CSSCI论文比率最高超过50%，足见这两类项目的分量。其三，一般项目的各项指标皆不佳，尽管其成果总量最多，但是仍与其项目总量有差距，表 3显示一般项目占总立项数的51%左右，而其成果仅占总量的40%左右，并且其高质量论文的比率很低，仅高于以著作为主的后期资助、成果文库等项目。第四，西部、青年项目表现不俗，不仅成果数量多且CSSCI论文比率高，其中西部项目的比率仅次于重点项目达44%，青年项目也达到40%，表明在“三农”问题研究方面青年学者与西部学者的科研水平较高。

(二) 不同学科类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发表“三农”问题研究论文情况分析

学科有差异，立项数量也有多寡之分，发表论文的数量也有所显现。其中重大项目由于没有明确的学科分类，所以该类论文不统计在内。根据不同学科类型发表论文数量的统计，参见表 9。

对比表 9与表 4可见，论文数量基本与立项数量成正比，排序也大致相符，应用经济、社会学在两项统计中都位列前两名。把项目总量(3 375项)与论文总量(18 770篇)放在一起，可知平均每个项目产出论文5.5篇，而在平均数以上的学科只有应用经济、社会学、政治学、理论经济与法学，其他学科均在平均数以下。可见在“三农”问题中经济、社会、法学、政治等问题最受关注，相关研究最为充分，成果最多，也说明这些问题至关重要。事实上，综合性研究“三农”问题需要立足于多维度的视角，所以其他学科的研究也必不可少。如民族问题研究就是与“三农”密切相关的学科，其立项数量(220项)很多，但是相关研究并不充分，学术论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低于平均数，这需要特别关注。

(三) “三农”问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发文高频单位分析

通过对发文单位的整理，合并了二级单位保留一级单位，统计出发表论文较多的单位，这一统计能较为全面地展现中国相关科研机构在“三农”问题领域的水平与区域分布等。本研究综合考虑选取了发文100篇以上的61所科研机构进行分析，参照在CSSCI刊的发文量，参见表 10。

通过与表 7对比可以发现，发文量的多少与承担的项目数量大致成正比，所以表 7中的单位基本也出现在表 10中，如农业类、财经类高校。表 10显示，“三农”问题研究分布较为平均，各类型、各区域单位都有不错表现。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首先，农业类、财经类科研机构表现突出，占1/3左右，华中农业大学的两项指标都位居第一，另外几所农业类机构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南京农业大学CSSCI论文的占比高达70%。其次，论文数量与质量基本与科研机构的层次直接相关，“211”、“985”类高校不仅发文数量多，而且CSSCI论文的占比也较高，最高可达70%，如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等；相较而言，其他层次高校的情况则不容乐观，如石河子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宁夏大学等。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高层次科研单位的研究水平较高，更易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另一方面也说明低层次科研单位在论文发表方面也受到某些制约。通过后文(表 15)还可以发现，“三农”问题研究高被引论文的作者大多来自高层次科研单位，且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第三，通过比较发现，表 7中一些获得立项数量较多的单位并没出现在表 10中，这需要特别关注。

(四) “三农”问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发表论文高频作者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三农”问题研究的现状，本研究综合考虑选取了发表基金项目论文在30篇以上的54位作者进行分析，参见表 11。

表 11选取的54位作者都是在“三农”问题研究领域取得重要成就的学者，发文超过100篇的有1人，为来自广州大学的谢建社。统计发现，发文数量与承担项目次数基本成正比，表 11中的学者大多主持过3个左右的项目，他们是“三农”问题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除表中学者外，发文在20~29篇的学者有121人，10~19篇的学者有505人，可以看出“三农”问题研究队伍庞大且成果产出较多。但是经过对所有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许多论文高产作者仅主持过一次或没有主持过项目，他们多是以参与者的身份发表相关论文，对于这些学者在未来的项目评审中应给予关注。

(五) 刊载“三农”问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论文的期刊分析

为了展现期刊发表“三农”问题研究论文情况，综合考虑选取发文(基金项目论文)在50篇以上的54种期刊进行分析，参见表 12。

由表 12可见，《农村经济》发表相关论文最多，也是唯一超过300篇的期刊，发文量几乎是第二名《农业经济问题》的2倍。通过分析期刊类型也可以看出“三农”问题研究中的热点与特点：首先，经济是“三农”问题研究最热门的主题，有18种期刊直接与经济相关，占1/3，并且发文量前5名几乎都是经济类期刊。其次，“三农”问题相关期刊数量大且层次较高，使相关研究成果可以有较多较高的平台得以展现。第三，研究注重追逐热点，多维度综合性研究不充分，表 4可以看出，“三农”问题立项的学科类型很多，如民族问题研究、政治学、中国历史等，但是无论学科发文量还是期刊发文量都无法呈现出“三农”问题研究的其他维度，如此势必会带来新问题，如农民工、失地农民、农业村落等问题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难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仅依靠某一学科研究。

四、“三农”问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的热点及评价分析

为了更准确地呈现“三农”问题研究的现状、热点与评价，本文把项目名称关键词与成果论文关键词放在一起比较分析。这样既可以全面展现研究的热点并展望其发展趋势，也能对比研究预期与研究结果之间的关系，从而为“三农”问题研究以及项目评价考核提供必要参考。

(一) “三农”问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名称关键词分析

本研究首先对项目名称进行人工分词处理，如项目名称“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民工消费研究”，分为“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民工”“消费”“研究”等6个词。完成这项工作后，通过计算机对所有项目名称进行词频统计。统计结果显示，出现频次最高的词汇分别是“研究”(3 038次)、“的”(1 657次)、“与(和)”(1 418次)等词。根据齐普夫定律，高频词传递信息的能力差，中频词传递信息的能力强，所以在统计分析时剔除了这类无实际意义的泛滥词。同时为了统计更加合理，人工合并了一些同义词，如“农村”与“乡村”、“我国”与“中国”等。以下选取出现50次以上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参见表 13。

由表 13中的关键词可以看出，项目基本涵盖“三农”问题研究的主要方面。相较而言，农村、农民更受关注；近年来出现的新问题也受到关注，如新生代农民工、新型城镇化等。地区性、民族性“三农”问题也备受关注，如出现西部、西南、西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新疆等高频次。不过总体而言，项目名称只能显示出较为宏观的视野，对于具体问题的关注不太明显，这种情况在成果中会有所改进。

(二) “三农”问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论文高频关键词分析

根据项目名称与编号，通过CNKI、CSSCI数据库，获取相关论文18 770篇(CSSCI论文6 561篇)，提取论文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同样剔除无意义的泛滥词，合并同义关键词，最终选取出现100次以上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参见表 14。

通过与表 13比较可见，二者既有重合之处，也有所差异。农村、农民、农业一如既往是最受关注的问题，并且农村、农民问题占据前4位。同时成果论文也呈现出不断深化与细化问题的特点，与项目名称的宏观笼统不同，论文关键词往往表现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及时代性新问题。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首先，经济问题再次得以体现，与经济学科立项数量遥相呼应，农村金融、经济增长、农民收入、人力资本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经济之于“三农”的重要性。其次，“新”突出了“三农”问题研究的时代特征，新农村、新生代农民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城镇化、制度创新等都是近年来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如表 13中农民工是高频关键词，但在成果中已被新生代农民工取代。其三，研究成果更加细化也更具针对性，如农村问题被细化为新农村、农村金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乡村治理、城乡一体化等，农民问题被细化为新生代农民工、农户、失地农民、农民专业合作社、村民自治、农民收入等，农业也被细化为土地流转、农业现代化、粮食安全、农产品、农业保险、现代农业等。其四，转型性问题是“三农”研究的难题，当前正是农村向城市(城镇)转型的关键时期，其具体表现为城镇化、城市化、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等；农民向市民转型，表现为失地农民、市民化等；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表现为土地流转、农业现代化、现代农业等。

(三) “三农”问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论文高被引用情况分析

文献被引用率是当今国际比较通用的衡量论文质量与期刊影响力的标准，被引用次数越多，作者的学术权威性越高，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也越大。经过统计，本文选取了被引用频次排序前10位的文献进行分析，时间截至2017年10月31日，参见表 15。

由表 15可见，温涛等刊于《经济研究》的《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一文，被引次数最高达到1 181次，也是唯一被引超过1 000次的论文，其他论文被引次数也均在200以上。通过分析表 15的数据，还可以发现如下特点：首先，高被引论文的作者多是主持过多次或主持过重点、重大项目的学者，基本也是“三农”问题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如温涛、冉光和、蔡禾、朱信凯等。但是其中也有学者并未主持过项目，如程名望、李锐，就成果质量而言他们在未来项目评审中应该得到更多关注。其次，农民是“三农”问题研究中最受关注的因素，其中10篇高被引论文中有9篇与农民直接相关，而且被引频次前20位的论文都是如此。分别涉及农民工、农民收入、市民化、农民政治参与等方面，其中以“农民工”为题的论文就有4篇。这也反映出农民在“三农”中的特殊意义，三者相较而言，农民是主体，农村、农业是客体与载体，离开农民主体，农村与农业客体也无从谈起，这一特征恰恰呼应了“三农”问题研究的主题。第三，经济问题是学者极为关心的问题，有4篇论文涉及这一主题，这也是对经济学科立项数量最多的一种回应。第四，除《中国农村经济》外，其他都不是以“三农”为主的期刊，而且高被引论文作者没有一位来自农业类科研单位。对比表 10与表 12可以发现，发表相关论文最多的单位(期刊)大多与“农”相关，但是从成果被引频次来看，相关学术成果质量仍有待提高，同时也警示相关期刊与单位除了在数量方面努力外，还应加强质量的提升。

五、结语

本文运用信息计量的研究方法，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与CNKI、CSSCI数据库的相关资料，对“三农”问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其成果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大致揭示了中国“三农”问题25年的研究状况。著名学者陈来说：“无论是国家社科基金还是教育部的基金所支持的项目和课题，都很少出现有影响有分量的著作；而有影响有分量、受到国内外重视的著作大多不是课题项目的成果。在这个意义上说，目前的计划申请和评价体系，对学术成果的优化生产并没有真正显示出积极的作用。”^[9]而对于“三农”问题研究来说未必如此，因为“三农”问题本身就与国家政策、决议等密不可分，问题的研究与解决也离不开国家的支持。总体来看，通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一系列国家政策的扶持与鼓励，“三农”问题研究才取得了长足进步与丰硕成果。主要表现有三：首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数量逐年增加，为“三农”问题研究提供了政策与资金的保障，21世纪以来，每年的资助力度不断加大，进一步促进了“三农”问题研究的繁荣。其次，通过青年与西部两个倾斜性项目为科研弱势群体提供支持，一方面为青年学者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而青年学者的良好表现也说明资助的效果显著；另一方面逐步缩小了由于地域差异和经济发展不均衡造成的科研方面的差距，促进东西部科研水平的相对均衡发展。第三，总体来看研究成果的数量与质量都逐年提高，除传统“三农”问题得到一如既往的关注外，新问题也受到重视；经济问题关注度最高，成果最为丰富，为中国经济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与此同时，通过统计分析也发现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注意：首先，“三农”问题研究比较重视时效性与实证性，成果多以调查数据分析为主，但其思辨性和理论体系建构十分薄弱。其次，尽管“三农”问题学科分布很广泛，但是研究成果却仅突出了经济研究这一主题，而单一研究主题会极大地限制“三农”的发展。第三，特定主题研究不够充分，项目预期与成果之间存在距离，立项方面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新疆等呈现高频次，而成果并没有相应的显示度，表明研究者没有保持研究的前后一贯性，研究预期与成果不协调。第四，农业类高校在立项数量与成果产出方面都取得了良好成绩，但其成果关注度并不高，高被引论文作者既没有来自农业类高校者，也没有出现在农业类高校的学报上，这也为农业类高校未来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实现从数量向质量的转变需要不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