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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Vol. 24Issue (5): 182-191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2018.05.017 RIS(文献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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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刘顿. 新时代中国绿色发展思想的哲学意蕴及实践价值——基于马克思实践理性的阐释[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24(5): 182-191.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2018.05.017
LIU Dun. The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 and practice significance of green development idea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An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Marxism practical rationality[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8, 24(5): 182-191.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2018.05.01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问题研究"(14BZX018)

作者简介

刘顿, 陕西安康人, 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 Email:liudun711@163.com

文章历史

修回日期: 2018-06-22
新时代中国绿色发展思想的哲学意蕴及实践价值——基于马克思实践理性的阐释
刘顿     
西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9
摘要: 新时代中国绿色发展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弘扬与发展,是中国面临世界问题——生态危机风险所开出的有效药方。绿色发展思想既是理论也更是实践,蕴含着马克思实践理性意蕴,具体表现为公正性、趋善性、合效性以及整体性。四者有效地推动着绿色发展思想在实践层面成为可能,并引导着人类在人与自然的实践中由单向度的"黑色发展"转变为"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所外化的绿色实践,表征着绿色发展思想之实践价值即绿色实践的理性考量、伦理关怀。因此,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发展"的理论经纬及其实践价值的发掘无疑将为生态风险与资本主义困境找到可行的出路,也为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找到真正可选择与替代的共同价值观。
关键词: 习近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绿色发展思想    实践理性    生态危机    绿色实践    
The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 and practice significance of green development idea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An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Marxism practical rationality
LIU Dun     
College of Marxism,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Xi'an 710129, P. R. China
Abstract: Green development idea of China is a promotion of Marxism ecological thought and an effective prescription made by China in combating the global concern of eco-crisis. Green development idea is in nature both a theory and a practice, carrying the practical rationality connotation of Marxism in manifestation of equality, perfection, validity and integrality. These characteristics allow the idea to become practicable and breed a leap from the one-dimensional "black development" to "green development" in the course of human's practice involving themselves and the nature. Green practice, an external result of green development, demonstrate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green development idea:rationality, ethical concern and win-win benefits. Accordingly, an exploration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significance of green development will provide solutions to eco-crisis and capitalist's quandary, as well as provide alternatives of shared values to extreme individualism.
Key Words: XI Jinp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green development idea    practical rationality    eco-crisis    green practice    

201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详细阐释“五大发展理念”是这次会议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航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灵魂。这五大发展理念中给予绿色发展思想很高的地位——它是发展的方向。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同志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向世界各国发出真诚呼吁:“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迎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1]在这一背景下,笔者从马克思主义实践理性维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发展思想进行研究,并阐释其实践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同志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反复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因为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最为基础的条件,是我国持续发展最为重要的基础。‘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报复。这是规律,谁也无法抗拒。”[2]13绿色发展思想无疑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延伸,以往学者研究生态文明多从概念入手,并未看到生态文明的深层价值。绿色发展理念和思想的内在理性逻辑旨在多样共融的现代文化秩序中,探求生态文明的理性实践路径,力求将生态文明的实践理性表征内化为人类理性意识,并应用于社会发展与风险治理中,最终促进单向度客体化的社会发展治理向主体和谐的公共性社会发展治理转变,实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照与构建。

一、生态危机的出路:绿色发展的价值诉求及内在特质

生态和谐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幸福发展的生命线,20世纪技术理性带来的跨时代飞跃,刺激了人类贪婪的欲望,抛弃了原始时期敬畏自然的神圣思想,转向了征服自然的单向度发展,技术理性带来幸福的同时也将潘多拉的魔盒悄然打开,人类遭遇了生态破坏、心灵异化和社会失序等发展困境,现代性将人类卷入风险社会。这种困境直接体现着当代社会单向度发展所造成的“发展困境与生存末路”的时代境遇,充分暴露出一味追求经济社会的物质发展已经无法满足人类的需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存安全被破坏,人类开始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而生态危机成为了直接制约人类命运共同体自我实现的枷锁。显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绿色发展思想的出场就成为了社会的一种公共性价值诉求,因为当代人类在工业时代的催化下进入了“物的包围”之中,在物的包围和人的异化中深刻意识到了人的生态性生存的艰难,人类的生态性价值成为了形而上学的虚空。人类的生态性生存已经被“物的包围”摧毁,像镜像般虚幻飘渺,尽管每个人都能看到美丽的镜像,但并未能够触及核心。生态危机是工业文明时代解放人的价值追求的异化表现,呈现出单向度,主客二元对立,人们沉浸在对自然的征服之中,忽略了主体与自然的关系,打破了共生共融的和谐关系。技术理性世界观的诱导与物质进步模式的普遍性发展,让人类成为了主宰世界的主人,同时也成为了与世界背离的孤独存在者。“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果的较远效果,则完全被忽视了”[3]385。过度重视经济增长的价值观彻底诱导了人类的行为,抛弃了生态和谐的可持续性发展价值观,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日益严峻,恶劣的生态环境不仅仅造成了对人类健康的危害,更为重要的是导致了人类精神价值与心灵层面危机的同步展现,从而形成了整个命运共同体的危机。一方面,现代性技术理性的进步价值带来了物质丰盛的真切体验;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生态危机价值的恶性体验。自然生态危机、社会生态危机、精神心灵生态危机、文化生态危机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生存安全的公共性危机。事实上,生态危机已经不再仅仅单纯地引发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而是将会连锁反应地引起一系列的社会公共风险危机。

① 这个表述主要是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让·鲍德里亚在其著作《消费社会》中对于消费社会的批判所提出的理论,他认为从物质匮乏到物质丰盛时期,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已经不再是马克思批判时期的方式,而是通过大众传媒等手段,将人类引入物品与广告联合制造的陷阱中,因此,人们生活的时代称之为“物所包围的社会”。

近年来,生态危机风险日益加剧,人类的生态性存在成为了一种价值实践诉求。自然资源的加速枯竭;环境污染的多样化表现,例如:雾霾、酸雨、食品污染、噪声污染等;人口的迅猛增加;生态危机所引起的社会风险危机,包括:公共安全事件,动植物虐待等刑事案件等。这些要素包括显性的生态危机和隐性的精神生态危机,两者共同出现在社会场域中。究其原因就是“征服自然”的价值观念导致了生态危机,证明了单向度的占有将人类安全引入了一个生态危机的体验中,“征服自然”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更为可怕的是带来了人的异化,把一切衡量人类幸福的指标都归结在了“评价它的成果对于人的价值的一切合理性标准却遭到了破坏”[4]4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已经开始深刻意识到了以往为了获得物质的丰盛,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上秉承“增长第一”“效率第一”主张的局限性。我们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盲目照搬了西方的“理性自由经济”思想,对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开发与攫取,忽视这种错误实践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先污染后治理”的观念,事实上成了诱发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深刻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实质,习近平同志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这是值得我们自豪和骄傲的,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羡慕我们的地方。同时必须看到,我们也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成为明显的短板,成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比如,各类环境污染呈高发态势,成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这样的状况,必须下大力气扭转。”[2]11

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关键性时刻,习近平同志告诫全党:“在人类发展史上特别是工业化进程中,曾发生过大量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事件,酿成惨痛教训。马克思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曾列举了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等由于砍伐树木而导致土地荒芜的事例。古今中外的这些深刻教训,一定要认真吸取,不能再在我们手上重犯!”[2]14由此,中国共产党人抓住问题核心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生态发展思想,将绿色发展上升到了事关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福祉的高度。绿色发展是一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全新阐释,强调在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作出的全部努力和全部成果,它蕴含着人与自然关系的质的飞跃。绿色发展扬弃了以往仅仅把生态的治理作为核心,而是将生态破坏的连锁风险效应也纳入到了体系之中,综合考虑从生态危机到人类心灵精神危机,再到社会治理风险危机,最终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危机的全面治理,全面地提升了绿色发展的关键性作用。可以认为,绿色发展是解决后工业文明理性与异化失衡的密匙,体现着中国对后工业时代文明的深刻反思,是人类发展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进步。

二、实践理性与绿色发展思想的内在维度契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发展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很关键。”他同时多次重申:“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2]8可见,绿色发展思想首先是与社会主义本质相一致的,站在广大人民立场,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深刻反思了生态危机的问题。同时,它也与马克思主义实践理性维度高度契合,理性是实践的表征,如何在实践活动中既符合人的主观之所想,同时又符合人的主体之所需成为了关切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有效地关照了这一关切点,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扬弃了黑格尔的“无人身理性”,重新定义了实践主体即“现实的人”以及“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的人”[5]29-30,必须要从“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5]80,并进行分析与把握。理性的本质应该是实践主体在实践活动过程中呈现出主体的本质力量,“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5]72。马克思在跨越了理性与实践的沟壑后将实践与理性结合,定义了实践理性即现实的人从事实践活动时,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呈现出的所有感性的实践活动及历史生活过程,同时,形成某种关于对象性的普遍性认识,最终将这种人凝聚提炼为一种具有可靠性的价值评价指标及能力。绿色发展就是实践行为的具体表现,体现了人类在寻求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对于自然价值、人与自然关系的共识性认识。因此,新时代中国绿色发展思想与实践理性有着高度契合,这种契合具体表现为绿色发展思想表征着实践理性的公正性、趋善性、合效性以及整体性维度。

(一) 绿色发展思想以公正性为前提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发展思想表现为人们在实践中处理对自然态度的关切之点,逻辑层面首先体现了实践理性的合法正当性维度。绿色发展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更重要的是思想外化的一种实践行为,因此,首先体现并涉及正当性,判断和评价实践结果的“对”与“错”及其“好”与“坏”的标准就在于是否合乎相关的正当性或规则性:凡是合乎规范性、正当性的行为即“正当”,反之则为“非正当”。在这一维度上,正当性涉及关乎行为的伦理价值性质,表现为一种“社会的认可以及实践的认可”。实践活动的正当性,其本质意味合乎观念上层建筑的相关性规范或原则。换言之,这种实践活动在更广的社会实践生活范围内得到肯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合乎所涉及整个社会生活范围的行为原则和规范。

实践行为的“正确”体现了更高价值层面上的实践检验与认同。通过符合规范、遵循原则的实践活动,一方面,社会共同体中的行为多样表现出有序的形态,在实践过程中体现出有条不紊的秩序;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组成要素的个体将更快融入群体及社会,伴随其行为被社会接纳,从而更进一步促进共同体和谐发展。

② 该观点借鉴杨国荣教授《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一书中有关实践理性相关原则中对于实践评价“好”与“坏”概念的阐释。

习近平同志告诫全党,“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的关系,也就是我说的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2]22。绿色发展理念是一种科学地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原则,它合乎整个社会发展的普遍原则和要求,外化为指导经济发展实践的双重认可即社会认可和实践认可,不再是一味追求经济与物质发展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单向度发展。在具体的实践及行动中,绿色发展也在普遍层面规定了人类在发展实践中应当如何做,在绿色发展的公正性维度中规定着行为的内涵,又指引着行为的发展。

(二) 绿色发展思想以趋善性为取向

新时代中国绿色发展思想作为一种实践,必然要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目标。体现着实践理性的趋善性维度,这里的“善”是更高层次上的,作为正面或积极意义上的价值。从形式上看,它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判断,从内容上看必然包含着正当、合乎事实与主观的正当合理性规范。所谓趋善,就是引导行动结果合乎人的合理需要。从基本层面看,趋善至少包含着满足维持社会所有成员生存发展的合理需要;从终极目标看,趋善则应该呈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幸福与自由。就像习近平同志所期望的那样,“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2]33。既要符合人类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也要符合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历史情况。绿色发展不仅仅从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更重要的是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关照到了人类心灵危机、文化危机、社会危机,最终上升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发展之上,使得人类发展实践最终在基础上满足了维持促进生命存在的需要,同时,更高层面地促进了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走向了终极目标——人的自由存在形态。为此,习近平同志向世界各国呼吁:“我们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到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2]131显然,这既符合了当下的发展实践,也扬弃了功利主义“最大化”价值追求的抽象理解。

(三) 绿色发展思想以合效性为保障

实践在实然层面涉及一定手段、程序和方式,实践理性表现为合理有效性原则。如上文所说,公正性要求实践合乎普遍原则和规范,从而判定实践结果的对错;趋善性的依据则看其是否满足主体的合理需要,最终体现实践的价值追求。相较之下,合效性维度则指涉价值实现途径、方法,其目的在于为实现具体的价值目标提供有效的支撑与保障。

一方面实践有其目的所指,另一方面实践的开展也要遵循其自身的规范与依据,即社会和自然共同的规则。实践过程都要以法则、规则为前提。因此,实践理性的维度呈现,有效性内涵特征展现着遵循合理之法与实践之责。实践与行为环节的合乎规则,即表现为实践行为与客观规律的高度契合性。习近平同志指出:“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无法抗拒。”[2]32绿色发展要求人类实践行为要在遵从主体目的与计划性的同时体现客观规律及法则的高度一致性,是实然因素与必然因素的统一。人类在实践过程中体现出对“目的”与“规律”的把握,合效性首先表现为对“目的”与“规律”的把握与认识。人类实践的开展与结束都离不开对合效性的理解与遵循。因此,合效性原则的内涵表现为通过对“目的”与“规律”的深层认识和把握,促使实践合乎客观法则,为实践效果的实现和评价提供有效性的保障。人类实践内在层面上体现了人的价值诉求,但价值诉求是与客观性相联系的,价值诉求首先是实践主体需求的体现。实践理性并非仅仅涉及主体性的价值诉求,同时也体现了将“需求”与“规律”统一的客观法则。如果单纯强调主体需求,而忽视客观法则,将会导致实践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愈加抽象。康德要求理性自我立法, 而对客观存在的“他律”却甚少关注,而实践理性的合效性原则克服了价值层面的抽象,以合乎存在法则为指向,有效性原则在兼顾“目的”与“规则”的同时,引导着人类实践的正确进行,绿色发展思想就是要求人们在进行自然改造的实践中兼顾好“主体性价值诉求”与“客观性规律约束”的关系,引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而更好地实现对后工业时代”单向度发展“思想的超越。

(四) 绿色发展思想以整体性为归宿

整体性将和谐作为自身最终的归宿。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大力保护生态环境,实现跨越发展和生态环境协同共进”[2]24。显然,协同共进就是一种整体层面的和谐共生。

首先,整体性体现着理性与非理性的和谐。人类实践不能过度张扬主体性而走向非理性,也不可单纯追求理性而让实践变得抽象,不可否认现实的人必然是理性和非理性的共同体,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活动”是感性能动,感性是“一切科学的基础”[6]89-90。作为实践理性的整体性绝非是对非理性的坚决反斥,而是将非理性与理性相互结合、相互制约,因此实践理性绝不仅仅是任由理性摆布,“与一切非理性的东西对立”,那么“纯粹理性变成了非理性,变成了错误的、没有内容的行为方式”[7]83。过去理性的缺陷就在于将纯粹的逻辑方法与非理性完全对立。然而,事实上,整个实践中需要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共同作用。绿色发展理念有效地协调实践主体能动性与实践主体本能需求的非理性,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既要最大化地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同时也要尽可能保持理性以避免对自然的破坏。换言之,理性地对待生态就是理性地对待我们自身。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就是幸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2]12

其次,整体性也体现着个体与群体理性、社会与人类理性的统一。马克思唯物史观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个人是构建社会历史的基础,但绝非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单子式的个人。马克思说:“从事一种我只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进行直接联系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6]83-85。换言之,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没有纯粹抽离社会性的个人存在,这就使个人的实践理性要与社群的实践理性保持内在的契合,但也并非是对于社群的一味服从,三者之间相互促进,良性互动。从这个层面上讲,个体与群体、社会与人类共同体在理性层面是高度统一的,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变得具体而非抽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生态层面的共同价值就是从个人到社会再到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起绿色发展理念的意识与觉悟。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微观公民层面要养成合理的生态文明意识,即“倡导推广绿色消费。生态文明建设同每个人息息相关,每个人都应该做践行者、推动者。要强化公民环境意识,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消费,推广节能、节水用品和绿色环保家具、建材等,推广绿色低碳出行,鼓励引导消费者购买节能环保再生产品,推动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2]122。与此同时,中观社会层面也要积极宣传生态文明理念,即“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把珍惜生态、保护资源、爱护环境等内容纳入国民教育和培训体系,纳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风尚”[2]122。同时,中国也积极为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绿色健康发展贡献出集体的智慧与力量,将绿色发展的价值诉求深入人心。

③ 参见:关铎论文《马克思的实践理性及其和谐维度》(《学术研究》,2010年3期)。

最后,马克思主义实践理性在其趋善性、正当性、有效性的引导下开始走向最终目标向度即整体性。整体性要求人类在实践活动不仅仅要考虑到实践主体的诉求,更要兼顾好实践过程、结果与他人及社会的效用关系,更多地延伸到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层面。中国绿色发展思想强调发展的整体性,追求人类社会实践与自然的和谐一致,用整体性的实践理性发展模式与思维超越过去单向度的“竭泽而渔”的发展模式,用和谐协调个人与社会、理性与非理性、现实性与理想性的关系,最终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三重维度的和谐纳入到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绿色发展就是一种实践,印证着马克思那句话“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5]14。我们今天的发展虽已超越了过去的形式,但是不能忘记传统文化血脉里的整体性思维和马克思主义实践理性的整体性维度,新时代中国绿色发展思想的提出就是对两者的继承与应用。

三、绿色发展思想的实践价值

新时代中国绿色发展思想的科学提出,其意旨在于协调发展与生态、生态与人类的和谐,最终促进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稳定与繁荣。实现这一意旨,必须充分发掘绿色发展思想的实践价值,并将其融合于公民教育的实践之中,最终让绿色发展思想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内化于心外化于生活。对于绿色发展思想的实践理性考察,有利于有效地归纳出绿色发展的实践理性维度即正当性、趋善性、有效性及整体性,因此,其实践价值也应该围绕其实践理性维度展开论述。马克思认为实践的主体是“现实的人”,如果说前文倾向于绿色发展的理论性(名词性),那么这里将着重阐释其实践性(动词性),绿色发展一旦被人民群众所掌握,必然体现着实践目的的理性考量、实践过程的伦理评价、实践成果的有机共享。

(一) “绿色实践”的理性考量

新时代中国绿色发展思想的实践意义,旨在引导人们在发展自身的同时更好地考虑到与自然的关系,长期以来,中国在加快建设与发展步伐的实践中却忽视了对自然的保护与发展。越来越多的自然灾害与极端污染事件频频发生绝非偶然,而正是绿色发展思想实践价值缺乏的表现之一,因此必须在发展自身与社会实践中,理性地考量实践的出发点、落脚点。具体说来,绿色发展思想的实践价值首先应该是让人们在实践的开始就摒弃所谓的“黑色发展”“极端发展”观念,而以绿色发展思想的正当性维度作为实践的基点,养成对生态的关怀,努力做到在有效发展自身、满足自身合理需求的同时,能够多一点对生态自然的关注与保护。所谓正当性,首先是实践目的与结果的双重正当,绿色发展是一种科学地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它合乎整个社会发展的普遍原则和要求,外化为指导经济发展实践的双重认可,即社会认可和实践认可,不再是过去一味追求经济发展与物质发展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单向度发展。因此,习近平同志强调:“如果经济发展了,但生态破坏了、环境恶化了,大家整天生活在雾霾中,吃不到安全的食品,喝不到洁净的水,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居住不到宜居的环境,那样的小康、那样的现代化不是人民希望的。所以,我们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地位,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2]36同时,在具体的实践及行动中,绿色发展也在普遍层面规定了人类在实践中应当如何做,在绿色发展的正当性维度中规定着行为的内涵,又指引着行为的发展。所以人们在与自然进行交换的实践中,必须注重其个体行为对整个生态环境的影响,努力使自身的实践目的与结果体现其正当维度;与此同时,政府在制定发展规划与决策时,也要注重其行为的结构性与长远性结果,避免单向度需求发展,只重视经济、物质发展,而忽视了自然生态的保护。实际上,所谓实践目的的理性考量,就是让社会各阶层,大到国家小到个体都对工业化带来的“工具理性”和现代化带来的“消费主义”等不良思潮作出否定性的认识与批判,对其实践目的与结果能够做到理性审视,其关键就在于发掘绿色发展思想的实践价值。

(二) “绿色实践”的伦理关怀

新时代中国绿色发展思想引领绿色实践,这已经蕴含着对于绿色实践的一种伦理层面的评价,是关乎“善”的价值原则与标准。绿色发展思想决不是无本之木,贯穿着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生态发展的整体性构想,正如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21。这体现了绿色发展思想的趋善性原则,是一种对于过去唯经济利益是从的伦理批判,取而代之的是着眼于生态自然的深层价值。罗尔斯顿曾将大自然的价值分为十余种,认为绝不只有经济价值,绿色实践的伦理评价就是要让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从正当性的考量进一步上升到“善”的伦理层面,看到自然与人类的密切关系。恩格斯早在其《自然辩证法》中就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8]74。可见绿色发展思想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契合,而且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此,习近平同志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这就要坚持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坚持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坚决摒弃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2]36-37这一要求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了逻辑自洽,因此,其引领的绿色实践必然是“善”的关怀,要看到自然和人类是有机的整体,破坏自然就是破坏人类自己,相反对于自然多一份伦理关怀就是对人类永续发展尽一份力。对于绿色实践的伦理关怀不仅有必要而且也是急迫的,就像恩格斯所警告的那样,“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都报复了我们”[8]457。近些年雾霾肆虐中国多个城市,环境污染严重,人们终于认识到到对于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最终是人类自己生命的终结,所以习近平同志才会不断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而绿色发展思想正是其思想的结晶与体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绿色发展思想外化为绿色实践的伦理关怀,关怀自然的这种“善”就是关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之善。

(三) “绿色实践”的人类共享

绿色发展思想所提倡的绿色实践,并不是所谓重返“自然拜物教”,也绝不是彻底否定人类中心主义的极端认识,而是一种实践理性的有机调和,给予生态一定的合理道德身份。这不是一种创新,早在20世纪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辩中它就是焦点之一,但是这个问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然而今天中国向世界提出“绿色发展”思想,这是一种创新,这不仅仅是理想化的概念,而是一种逻辑自洽并且体现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因为绿色发展思想最终体现着实践理性的整体性维度。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世界各国的联系正在日益加强,人类开始发现生态系统将整个世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整体性要求人类在实践活动时不仅仅要考虑到实践主体的诉求,更要兼顾好实践过程、结果与他人及社会的效用关系,更多地延伸到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层面。整体性将和谐作为自身最终的归宿,绿色实践的人类共享就是“绿色发展”整体性的继承。

绿色实践的人类共享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思想共享。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肩负着促进人类整体性发展的重要责任。整个世界都面临生态灾难带来的风险与资本主义的困境,中国适时提出了“绿色发展”思想并试图将其实践于本土从而更好地分享于世界,让更多的国家在面临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的同时能够有效地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避免技术理性与工具理性所导致的生态困境。习近平同志向世界郑重承诺:“我们要践行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加强生态环保合作,建设生态文明,共同实现二○三○年可持续发展目标。”[2]145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发展思想的共享,使人类开始明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然而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首先应该是对于人类环境的关怀与构建,这是人类发展的基础。二是成果共享。所谓成果共享,就是要在清楚认知绿色发展思想之后,积极践行成果的有机共享。人们在绿色实践中逐渐发现其在发展过程中的“真实需要”,即体现人的本质的需要“主体的本真的自由活动”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本真的非异化的关系”,不再是传统发展观念引导下的异化与扭曲。绿色实践成果的有机共享蕴含着“生态关怀”,即对于自然本身给予合理的道德身份及道德关切;蕴含着“代际关怀”,即人与人及其后代的可持续发展。习近平同志强调,“全党全社会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弘扬塞罕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代接着一代干,驰而不息,久久为功,努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为子孙后代留下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优美环境”[2]123。同时,习近平同志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向世界各国呼吁:“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我们要着力推进国土绿化、建设美丽中国,还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多边合作机制,互助合作开展造林绿化,共同改善环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生态挑战,为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作出应有的贡献。”[2]138这蕴含着满满的“整体关怀”,即将绿色实践的成果共享给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共同体的和谐永续发展。

总之,新时代绿色发展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智慧呈现;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响亮发声,它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思辨之经纬,其正当性、趋善性、有效性以及整体性促使其不再是“乌托邦”似的生态理论,而是一个理论与实践互动,逻辑体系自洽、自为的理论与实践。对其理论经纬和实践价值的发掘都将为新时代下世界生态风险与资本主义困境找到可行的出路,也为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找到真正可选择与替代的共同价值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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