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呼唤并催生新的文明观，新的文明观指导并引领世界秩序的重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3月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4年4月访问布鲁日欧洲学院、2014年5月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2014年9月在纪念孔子诞辰2 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上、2017年5月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等国内外许多重要场合，都对“文明”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更是明确指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59这些论述凝结着中华民族在长期文明交往中形成的思想智慧，反映了我们对人类文明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思考，是新时代中国文明观的集中表达。

一、问题的提出

放眼历史之维，中国明朝杰出的航海家郑和于公元1405—1433年间先后七次下西洋，而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于公元1492年才开始他的航海之旅，比郑和初次远航整整晚了87年，而且哥伦布航海使用的是中国发明的指南针，但是，在世界航海史上，哥伦布被载入文明史册，而郑和仅仅被看作是中国出使西方的一个使者。为什么同样是航海家，郑和的壮举被排斥在世界文明史之外？在近代，1894年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对中国而言，这是日本发动的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但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却硬生生被塑造成一场野蛮与文明之战。毫无疑问，在西方人眼中，日本代表着文明与进步，而清政府则代表着落后与野蛮。那么，究竟是什么宰治了人心？是什么让西方媒体、让世界分不清野蛮与文明、分不清善与恶？再者，为什么后来日本发动的一系列侵华战争，如“七七事变”“九一八事变”，一直使用“事变”这样的中性词而不是战争呢？究竟是什么遮蔽了人类的双眼，让我们看不到“战争与事变”的截然不同，甚至无意识地失去分辨的自觉。

归根结底，是西方文明主导下的世界秩序。在这样的文明体系中，谁占领了文明的制高点，谁无疑就拥有了世界的话语权。而谁拥有了世界的话语权，谁就是文明的制定者和言说者，其他文明就会被否定、被排斥甚至被抹杀。今天，这样的霸权文明观，依然像幽灵一样在世界飘荡，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对自身文明以及文明本质的认知。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历史与时代背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时代不同文明摩擦对抗、交融互补的制高点上，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的文明观。那么，新时代中国的文明观与西方的文明观有何不同呢？究竟什么是文明？文明的本质何在？今天的世界秩序源自哪里又去往哪里？等等，对这些问题，不同的文明观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二、西方文明观及其主导下的世界秩序

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形成的有益于人类自身发展、代表人类精神追求的一切发明创造、风俗习惯与人文精神的总和。在人类漫长的时空发展中，由于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文化的区隔，涵养孕育了不同的文明。不同文明在传承、演变、竞争与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人们关于文明的不同看法，即不同的文明观。而不同的文明观不仅造就了不同的国家制度，而且塑形了不同的世界秩序。

在西方，文明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s”, 原意是城市的居民，与“野蛮”一词相对立，意指一种社会进步或开化的状态，后引申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发展形态或文化发展状况，以及达到这一状态所代表的物质、文化、科学、技术等各文明要素的发展水平。简言之，西方世界对文明的认知和判定主要是以国力的强弱、生产方式的优劣、科技的发展水平等外在的“物化”程度为依据。凡是国力强盛、生产方式先进的一方往往代表着文明，而生产水平低下、技术落后的一方则意味着野蛮。这样一种文明观在近代西方各国中备受推崇。所以，当西方列强高举屠刀对非洲、美洲、亚洲等地区进行屠戮时，总是被冠以“文明对野蛮”的胜利，而他们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才是真正的野蛮行为。

从本质上看，这样一种文明观实际是一种文明等级观，是一种不平等、一元至上、唯我独尊的文明观。哥伦比亚大学刘禾教授在其主编的《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一书中，从全球史角度对这一文明等级观进行了多维解读，她认为，欧洲人在瓜分世界的过程中，同时也在世界各地发现了大量落后民族的存在，于是便按照自己的文明标准，把世界各地的人群进行了由低到高的划分：“野蛮的、蒙昧/不开化的、半开化的、文明的、明达的五个等级。”^[2]7这一文野之分，直接构成我们理解西方文明治下的现代世界秩序的思想基础。

尤其是当这一“文明大发现与地理大发现”相结合，文明便成为一种资格，文明程度越高，支配世界的权力就越大，占有自然资源的资格也就越强。例如，在美洲，只要是没有被耕种的土地，就会在地图上被标为无主的荒地，殖民者就可以合法占有，而无论这里有没有印第安人的部落^[2]22。在亚洲、非洲则更甚，不仅有主的土地照样被瓜分被掠夺，就连人种也被分出三六九等。非洲人被划分到“野蛮”一族，中国则介于“不开化和半开化”之间，欧洲人自然占到了文明的制高点上。在“文明”的欧洲人看来，“野蛮”和“不开化”是文明发展的重大障碍，而清除这些障碍，则是他们的责任和权利。于是，世界便按照欧洲人的文明等级标准被瓜分，同时也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体系，新的世界秩序就这样诞生了。

事实上，如果单凭武力征服和强势威压，则无论什么势力都难以建立一个普天下共同认可的世界秩序。那么，新的世界秩序靠什么赢得人心呢？问题还是要回到欧洲人建立的那套文明等级论，这套文明等级论带给世界非常复杂的情感体验。一方面，对西方人而言，这一文明等级论自带文明优越感，对于他们而言不仅意味着西方在经济技术、政治制度、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先进性，更赋予了西方人自诩为“世界领导者”的自信以及掳掠干预世界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另一方面，这一合理性还体现在，经过长期武力征服、文化渗透以及经济科技等全方位的优劣比较，对亚非拉等落后地区的民众来说，也产生了一种愿意接受改造的文化自卑心理。中国近代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对西方科学技术、政治体制的盲目推崇和学习等，都是这一文化自卑心理的表现。

显然，这是西方的文明等级论。它不仅建立了地理版图意义上的世界秩序，而且宰治了人心，确立了西方文明的话语霸权，奴化、消解了其他文明的存在价值。这一霸权文明观到20世纪90年代发展到顶峰。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日裔美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对这一文明主导下的世界秩序作出终结感言：美国模式打败了苏联模式，说明自由民主制度将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和“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自此之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3]。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历史终结论”。此后不久，已故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也大胆预言，冷战结束之后，未来世界秩序的冲突将不再是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也不会是福山所乐观预期的前景，而是围绕在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等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一观点被称为“文明冲突论”。

进入21世纪，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席卷下，无论是“历史终结论”还是“文明冲突论”，都陷入了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于是，新形势下西方又出现了一些新说、新论，如“霸权稳定论”“全球治理论”“普世价值论”等滑稽可笑的理论。结果，这些所谓的新主张新努力依然没能挽救西方世界于水火。直到今天，当今世界经济存在的三大突出矛盾——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全球发展失衡——都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由此引发了高失业、高赤字、高负债，以及骚乱、罢工、游行示威、暴力冲突、恐怖袭击等一系列复杂的全球性难题。对此，作为现有世界秩序的主导者却无能为力。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今天的世界秩序面临失序？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比如说，自由主义的市场原则、资本的无限扩张、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局限性等等。但其深层根源是，西方文明的内在逻辑出了问题。纵观西方文明观几百年来的发展，从“文明等级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到“霸权稳定论”“全球治理论”，无论怎样演变，披着何种外衣，其实质都是一元至上的霸权文明理论，都奉行截然对立的文野之分，认为只有西方文明才是人类真正高级的文明，其他文明都要以西方文明马首是瞻。否则，被教训、被制裁，自然都是情理之中的事。这样一种霸权文明逻辑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和平与发展，而是政治动荡、经济低迷、社会失序。长此以往，世界秩序将难以维系，人类文明将无处可走。

与西方文明发展理路截然不同的是，中国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走出了一条迥异于西方文明的和平发展再生之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文明的途径。美国新生代政治家理查德·哈斯认为，面对恐怖主义、核武器扩散、气候变化、网络空间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和影响，旧有的规则体系已不足以应对，这个世界越来越凸显其失序态势，“失序比其他任何词语都更好地抓住了当前和未来形势的特点”^[4]。美国前国务卿、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基辛格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上“从来不存在一个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 ^[5]序言Ⅸ，一个可以让所有国家都参与其中的世界秩序。今天，世界的发展又迫切需要这样一个世界秩序，否则我们就可能面临被摧毁的危险。而新秩序的建立，不是一个国家能够主导和完成的，它需要新的文明、新的理念、新的制度。对此，西方文明显得力不从心。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呼唤新的理论和新的文明。

三、新时代文明观的丰富蕴涵

新时代的文明观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与西方文明观的等级、一元、冲突截然不同，新时代的文明观是在考察人类数千年文明发展史与文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对人类文明的本质特征与发展趋势进行深刻揭示和科学研判，进而提出“文明交流互鉴”与“文明超越”主张，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现状与未来的深刻思考，集中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思想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所秉持的文明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文明是多样的，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价值

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文明是多样的、多彩的，“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6]。与生物的多样性一样，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文明，每一种文明都是一个民族、国家的集体记忆，都体现着不同的历史文化特色，代表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民族传统。从茹毛饮血的远古文明到田园牧歌的农耕文明，从突飞猛进的工业文明到瞬息万变的信息文明，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种族的人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明。所有文明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都是人类长期实践创造的精神瑰宝，都有其独特魅力。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我们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理性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7]，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共同进步，而不是自视优越，攻击、排斥甚至取代其他文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实践证明，人类文明是多元、多样的，当今世界正因为有各种不同文明的存在，才五彩斑斓，异彩纷呈。任何企图否认、无视文明多样性的想法和行为都是不可取的。

(二) 文明是平等的，每一种文明都值得尊重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同志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时指出：“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8]在人类文明史上，文明不仅是多样的，而且是平等的。诞生于不同时代、不同境遇的各种文明，都是人类文明百花园中的一支，都有其各自的独特性，都曾对人类的文明发展做出过贡献，都应该受到同样的尊重。国有大小强弱，生产能力亦有高下之别，但文明不应有文野之分，更不应以物质文明的发达与否或一种文明的发展状况为标准，来衡量或贬低其他文明。

在不同文明对话问题上，平等与尊重是非常必要的，而傲慢与偏见只会造成文明的隔阂与交流的障碍。在人类文明交往问题上，中国向来主张“和而不同”。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8]历史和现实更是一再表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文野之分，只有历史、文化、传统差异之别，任何自恃文明优越的论调都是站不住脚的，终将被异彩纷呈的文明发展大势所抛弃。各种文明只有平等相待，相互尊重，才能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和谐共处。

(三) 文明是包容的，不同文明应该兼收并蓄，交流互鉴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8]。习近平同志多次用这句话来强调文明的包容性。本质上讲，文明是实践的产物，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都是人类实践智慧的结晶。因而，基于相同或类似实践而产生的不同文明具有内在的互通性。这一互通性构成不同文明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基础。而文明的多样、平等、独特又使文明的交流互通成为必要。可以说，任何一种文明，无论它诞生于何时、何地、何种民族、国家，都是流动的、开放的。这一点从根本上决定了文明是包容的，不同文明之间可以兼收并蓄，交流互鉴。“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动力”^[9]。中华文明虽然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但同时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文明。从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到现在的“一带一路”；从玄奘西行取经到《马可·波罗游记》；从郑和远航到西方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的积极引进和借鉴，无不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说明。今天，人类在合力抗击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国际金融危机、重大自然灾害等方面都面临着许多共同挑战，尤为需要从各种不同文明中汲取营养，寻求智慧，进而推动各种不同文明在兼收并蓄、交流互鉴中发展进步。

(四) 文明是和谐的，不同文明应该以交流交融超越隔阂与冲突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59这实际上指出了不同文明的发展共生之道。可以说，不同文明有不同的特色，彰显着不同的思想与智慧。这种文明之间的差异是文明存在发展的常态。但是，差异不等于冲突，不代表优劣，更不意味着对抗。相反，如果世界上200多个国家、2 000多个民族，只有一种或几种文明，才是不可能也不符合文明发展规律的幻想。所以，正视文明的差异并超越这种差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时代的呼唤。中国人历来倡导“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实际上就是倡导不同文明之间应该以交流互鉴、包容共生超越冲突与隔阂，实现不同文明的和谐共生。尤其是在全球化向纵深化发展的今天，所有国家和民族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建设、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亚投行、推动世界经济向“创新、活力、联动、包容”发展，目的都是为了推动各种文明主体超越分歧与隔阂，秉持平等开放包容精神，实现不同文明共同进步、和谐发展。

新时代中国的文明观内容丰富，刘云山同志将其进一步概括为：我们倡导多元多样、平等相待的文明观，倡导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明观，倡导以交流交融化解对抗冲突的文明观，倡导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明观^[10]。这一文明观不仅为新时代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指明了方向，更为不同文明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

四、新时代文明观对重建世界秩序的贡献

不同的文明观影响、形塑着不同的世界秩序。近代以来，无论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日内瓦公约》，还是《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宗旨与原则，都主要受西方文明观的影响。对此，美国前国务卿、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基辛格坦言：“长期以来，对世界秩序的探索几乎完全是由西方社会的概念来定义和解释的，而如今作为当代基石的西方秩序观正陷入危机，由西方建立并称颂的世界秩序目前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5]489盘古智库高级顾问、国际关系领域著名学者阿米塔·阿查亚也认为，美国治下的世界秩序是一种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这一世界秩序“主要缘起于西方的政治和知识传统”^[11]120，不过，这些知识体系在其他文明中也能找到；但是，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几乎不承认文明的多重性及其对世界秩序的贡献，甚至粗暴地要求其他国家和地区都遵循其主导的世界秩序，这是美国自由主义霸权时代走向终结的重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西方学者如马丁·沃尔夫、约瑟夫·奈等都对西方文明主导下的世界秩序表示担忧，认为这一所谓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面临空前的危机。

问题是，今天的世界是否真的需要一个世界秩序？这个世界秩序源自哪里？又往哪里去？怎样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秩序？对于第一个问题，毋庸置疑，当今时代，世界各国史无前例地相互影响、相互依存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环境问题、气候问题、网络安全问题、恐怖主义、地区冲突不断升级等问题的日益突出和蔓延，使人类面临诸多共同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人类面临的这些挑战。所以，基辛格直言：“当今世界，需要有一个全球性的世界秩序。”^{[5]序言ⅥⅩⅩ}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共同使命。对于第二个、第三个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要建立真正的世界秩序，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在保持自身价值的同时，还需要有一种全球性、结构性和法理性的文化，这就是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角和理想的秩序观。”^[5]489美国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清楚地看到“美国自由主义秩序的局限是它只集中在美洲和西欧的一批志同道合的国家”^[12]。所以这一秩序对非成员国而言并不总能产生良性影响，未来至关重要的仍将是美国与他国合作来“创建秩序及生产全球公共产品”。阿米塔·阿查亚也同意上述观点，他认为新的世界秩序是一种复合社会秩序，这种复合社会秩序如同“多厅影院会放映不同类型的电影一样”，是“多样化和去中心化”的，所有国家或地区实体都可以参与其中^[11]11。换言之，这种复合社会秩序是能够容纳不同文明的世界秩序。综合以上西方学者的观点，今天，我们在批判西方文明尤其是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同时，重建新的世界秩序，在避免霸权逻辑、民族国家逻辑的同时，迫切需要一种超越地区、民族国家秩序观而且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明观的指导。

然而，放眼当今世界几大文明体系，没有哪一种文明拥有超越不同文明间冲突与隔阂的胸怀与担当，只有中华文明，尤其是新时代中华文明观具备这样的超越性，能够被不同文明体系的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这也是新时代中国文明观对重塑世界新秩序的重要贡献。

(一) 新时代文明观在思想上引领了世界秩序的变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深刻把握人类文明的本质及中国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高瞻远瞩，纵览全局，提出了一系列独具中国特色、彰显时代精神、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理念新主张，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同。其一，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蓝图，向世界传递中国对人类文明走向的科学判断，表达中国追求和平发展、文明进步的立场与愿望。其二，积极倡导总体国家安全观，既重视内部安全，又重视外部安全，对内建设平安中国，对外建设和平合作、共享共赢的和谐世界，推动各国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其三，创新全球治理观。积极实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战略，摒弃冷战思维，超越零和博弈，积极探索全球治理新模式，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中国智慧。其四，推动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除此之外，在许多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全球性问题上，习近平同志还提出了正确义利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理念、“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等一系列新思想新战略，积极引导国际治理体系变革，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誉，充分显示中国新时代的文明观在思想上为变革世界秩序、引领世界文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二) 新时代文明观在实践上重塑了世界秩序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间，在新时代文明观的引领下，中国不仅在思想上领先世界，而且给世界提供了一系列公共产品。比如，中国成功举办了包括G20、APEC、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亚信峰会等在内的众多国际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主张，为世界秩序建设做出积极努力。中国还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得到全球140多个国家、80多个国际组织的积极支持与参与，目前“一带一路”金融合作初具规模，经贸合作扎实推进，一大批互联互通项目相继实施，各领域人文合作不断深入，为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新动力。不仅如此，在全球治理上，中国还主张通过多边经济外交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一方面，中国加强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密切合作，为防范金融风险做出了积极贡献；另一方面，中国还通过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举措，加强南南合作，以实际行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此外，在反恐问题、气候问题等许多全球性问题上，中国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也越来越凸显。在反恐问题上，中国主张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形成反恐统一战线，标本兼治，发挥合力作用。在应对全球气候问题上，中国在过去五年间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主张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与其他国家一起推进全球气候谈判进程，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气候新体系。事实上，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主要国家，为全球环境保护与治理、为国际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作出了巨大努力。

近年来，中国在引领世界文明发展、重塑世界秩序方面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举世瞩目。但是，需要指明的是，中国所做的一切努力，并不是推翻现有世界秩序，重起炉灶，而是改变现有秩序中不公正、不合理之处，中国仍然是联合国治下世界秩序的坚定维护者，中国愿意与各国一道为世界秩序朝着更加昌明的未来发展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