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根据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半年报》：2010年东亚至少有十分之九的人口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这些国家将面临着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严峻挑战。中国从2001年进入“下中等收入”行列，2010年步入“上中等”行列^[1]，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是仍然没有摆脱中等收入阶段的一些问题。在当前经济状况下，从收入分配角度看，中国初次收入分配出现了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这将成为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障碍^[2]。面临这种困境，再分配中坚持公平原则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但对于收入差距过大的矛盾力度还很不够，亟需以企业和个人为参与主体的第三次分配即慈善和捐赠来帮助实现缩小收入差距的目标。

事实上，第三次收入分配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根据《2015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所发布的信息，中国社会整体的捐赠总额逐年增加，2015年已经达到1 108.57亿元。同时期美国的捐赠总额达到3 732.25亿美元，由此可见中国的第三次分配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017年8月8日四川阿坝九寨沟发生了7.0级地震，给人民生命和财产带来了巨大破坏。灾后重建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除了政府拨款和个人名义的捐赠，企业在提供重建物资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严重的自然灾害会增加贫困人口的数量，这无疑会阻碍脱贫工作的顺利实施。捐赠作为第三次分配方式，对于帮助受灾群众应对巨大损失和扶贫济困有着积极的作用，这极大缓解了政府再分配的压力，同时也是企业推动社会公平，承担社会责任，扩大企业社会影响的主要途径。因此，关注捐赠对于处理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次分配的主体包括个人和企业。随着商业社会的发展，企业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且企业能够调动的社会资源也更加庞大。根据中国慈善联合会在京发布的《2015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2013—2015年，中国企业的捐赠占社会捐赠的比例保持在70%左右；2015年，中国企业捐赠额达783.85亿元，占捐赠总额的70.72%。由此可见，企业捐赠在第三次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经历了几次较大的经济跨越，在未进入“上中等收入”行列之前，企业更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这也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在进入“上中等收入”行列之后，企业的持续发展更多依赖于在社会责任中的角色转换，社会更加关注企业是否履行了社会责任。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是企业在中等收入阶段发展壮大的重要支撑力量。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企业在第三次分配中扮演的具体角色，对此本文以企业高管为切入点展开了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5—2015年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为样本，研究上市公司高管教育背景(接受教育的年限或选择不同的专业方向)与企业捐赠的相关关系。

本文的贡献可能有以下几点：第一，本文进一步研究了高管特征对企业捐赠的影响，而既有文献侧重于研究高管的特征，如早期贫困经历产生的“移情”效应^[4]，以及高管性别造成的捐赠差异。研究高管教育背景对于今后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第二，CEO作为企业决策者，要面临复杂的选择，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自身利益之间往往存在着矛盾^[5]。本文从CEO的教育背景(特指专业背景)的角度分析了企业抉择的内因，丰富了这一领域的内容。第三，本文引入汶川地震这一事件作为自然实验，研究发现教育背景对企业CEO的行为倾向具有长期稳定的影响，这有利于规范引导企业长期履行社会责任，从而促进社会公平，为中国从第三次收入分配视角研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提供微观基础。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过去的研究主要从个人层面分析捐赠的动机，研究内容涉及市场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生物心理学及神经脑科学等学科^[6-7]。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企业在慈善捐赠活动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企业本身就是由个体组成的团体，其行为受到个体动机的影响，且企业由于自身能够调动庞大的社会经济资源，企业捐赠行为的动机也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

就企业整体而言，进行捐赠可能是为了获得政府补助以弥补亏损^[8]，或者是通过捐赠的广告效应来提高公司的声誉^[9]，或者是为了建立政治关系以获得政治资源^[10]，或者是为了通过捐赠转移社会对企业内部社会责任的关注^[11]。西方学者对企业捐赠的研究由来已久，很多学者认为企业捐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12]。然而，高层梯队理论^①的提出让学者的视角从公司整体转移到个体层面，即从高管的个人特征研究企业的捐赠行为^[13]。企业捐赠的“利他”动机从管理者的个人个性心理特征来解释似乎更加具有合理性。CEO在企业的经营决策中往往具有最终决定权，研究CEO的个体特征在预测公司的经营决策方面具有更好的结果^[14]。

① 高层梯队理论由Hambrick和Mason于1984年提出，他们指出企业管理者特质影响其决策，从而影响企业行为，本文基于该理论背景提出了CEO教育背景对企业捐赠的影响。

在CEO的个性特征(如年龄、性别、教育背景、职业路径等)中，高等教育占有重要的分量，而且高等教育相对于其他特征，其可变性也较高，从而研究高等教育对于引导企业行为具有更好的实践价值。从教育学的角度而言，高等教育对于塑造个人价值观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高等教育塑造了个人本位、知识本位和社会本位三种不同的价值观^[15]，从而影响个人的长期选择倾向。教育背景塑造了个人的性格和对社会的认知方式，比如接受正式教育的年限会影响管理团队的创新^[13]。除此之外，相关学者认为正式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一个人的价值观、认知偏好以及其他方面的指标，一般而言，可以预期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差异。作为CEO，其教育背景对企业的经营决策是否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影响，高等教育塑造的价值观是否能够影响CEO的行为进而通过捐赠促进社会分配公平，从而推动社会公平和稳定，目前还没有充足的研究成果。

在社会心理学的众多研究成果中，道德原则和共情^②都会对个人的行为倾向产生影响。相对于道德准则而言，共情由于受到特殊的场景和经历的影响，其作用发挥受到具体事件的局限^[16]，往往会产生偏见等后果，因此共情具有两面性。而作为普遍适用性的道德原则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对个人的行为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高等教育是个人的心智和价值观完全成形的阶段，因此，高等教育的教化作用对于培养个人对外在世界的态度，塑造个体的道德原则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高等教育背景不同可能会使不同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作出不同的行为抉择。Bekkers在其综述性的文章中总结了慈善捐赠的影响机制，他提到了价值观对捐赠行为的重要影响，人文主义、平等主义、社会态度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6]，所有这些价值观的方面都可以和高等教育产生联系。

② 共情是人本主义创始人罗杰斯(Rogers)提出的，是指体验别人内心世界的能力。

CEO在企业经营决策中具有绝对的影响力^[17]，并且高管特征对企业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比如CEO的个人职业经历会影响企业的金融决策^[18]。基于这样的作用机制，不少学者开始从高管的特征出发去研究企业的捐赠行为，并且取得了相应的成果。曾建光等^[19]发现宗教信仰会影响高管层的捐赠行为，高管为了内心的安宁会增加慈善捐赠的数量。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身份和经济条件在企业捐赠中产生较大的影响^[20]。除此之外，CEO的职业路径会显著影响其财务行为^[14]。在已有的文献中，我们发现研究高管教育背景对企业捐赠影响的文献较少，因此，本文从高管的高等教育背景研究高管的行为特征对企业捐赠的影响。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分为文科和理科两大类，两者由于各自的特征，在教学过程中其授课内容和授课方式有着较大的差异。文科教育关注人类的教养和文化，理科教育关注的是事实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21]，我们确实能够感受到文理科教育塑造了不同的个体特征。因此，CEO在接受不同的高等教育之后，他们的思考方式、对待社会问题的态度以及自身的价值观都具有较大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在企业层面会呈现出不同的经营决策行为，包括对社会捐赠的倾向。在结合了社会心理学、教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基础上，本文认为接受文科教育的CEO会更加倾向于增加企业的捐赠支出，以缩小社会差距和促进社会公平。据此，本文提出了假设1。

H1：CEO接受文科高等教育，其所在企业的捐赠水平会更高。

共情导致的心理倾向可能会让有过类似经历的CEO在面临地震等灾害时增加企业的捐赠支出^[4]。汶川地震之后，许多企业为抗震救灾捐赠了大量的物资。灾难触动了人们的情感，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显著地增加了自己的捐赠支出。但是从企业层面而言，地震等外生冲击不一定是出于利他动机而作出的选择，更有可能是为了维护企业的形象而作出的广告投资^[9]。共情导致的捐赠行为是短暂的，企业的利他动机可能并不纯粹，然而仍然有许多企业在没有灾难和有灾难的时期都有积极捐赠的行为。我们认为这可能受到了CEO的个人特征的影响。教化道德包容是利他主义的社会化的重要方式^[16]，由高等教育塑造的价值观、社会态度和道德原则具有持久稳定的影响力。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高等教育背景对CEO的捐赠决策具有长期稳定的影响，地震等突发事件对CEO的捐赠决策不具有冲击性。

三、研究方法 (一) 样本与数据

从2006起年上市公司的捐赠数据开始正式被披露，因此本文搜集了2006—2015年A股交易上市公司的捐赠数据，并且对数据作了如下处理：(1)考虑到金融类行业不属于实体经济，选取的上市公司不包括金融类；(2)剔除了在研究期间捐赠支出为0或空值的样本；(3)剔除了ST、*ST以及退市的样本；(4)剔除了控制变量中空值的样本。初始样本包括了1 021家上市公司，在处理数据之后共保留了740家公司，有效观测样本为3 777个^③。企业的捐赠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数据库。值得注意的是，捐赠数据中包括了企业之间的捐赠，这会影响捐赠数据的有效性，但是由于企业间捐赠的比例和频率较低，并不影响我们的研究结果。高管的教育背景主要来源于WIND数据库，部分高管信息来自新浪财经信息。为了避免极端值的影响，我们对相关连续变量在1%~99%水平上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③ 每个公司的捐赠数据有10年，初始样本有7 400个，但是有些年份企业没有参与捐赠导致空值，剔除空值后保留了3 777个样本。

(二) 定义变量 1. 企业捐赠

为了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借鉴了山立威和许年行的做法，用以下三种指标来度量企业的捐赠水平：捐赠金额的自然对数(lndonation)，捐赠总额占期初总资产的比例(dona_ta)，捐赠总额占全年营业收入的比例(dona_rev)。

2. CEO教育背景

CEO的教育背景数据是从WIND数据库手工整理所得。教育背景分成两部分：文理科之分和教育年限。若CEO就读于文科或者拥有经济师、会计师等职称，则解释变量cultivation取1，否则取0。部分CEO没有给出明确的专业背景，但是根据其所参与的具体工作或者相应的经历可以推断其专业背景，比如有的CEO获得过技术发明奖励，我们将其背景设定为理科。

3. 企业价值

本文度量企业价值采用的是托宾Q值(tobinq)。相较于企业的资产收益率而言，托宾Q值体现市场对企业的价值的估计，能够反映出人们对企业潜力的期望。托宾Q对于上市企业的价值评价具有广泛的运用。

4. 控制变量

本文借鉴了许年行等的做法，在模型中设置了以下控制变量：国有控股(state)，公司上市年龄(listage)，货币资金持有量(lncurrency)，企业绩效(roa)，资产负债率(debt)，企业规模(size)；CEO的教育年限(eduyear)根据其学历计算，初中毕业赋值为9，中职或高中毕业赋值为12，专科赋值为15，本科赋值为16，硕士为19，博士为23。此外，在模型中加入了时间趋势项及行业哑变量，控制了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

(三) 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假设1，本文设定的模型(1)为式(1)：

$ {\rm{Donatio}}{{\rm{n}}_{i, {\rm{t}}}} = {\beta _0} + {\beta _1} \times {\rm{cultivatio}}{{\rm{n}}_{i, {\rm{t}} - 1}} + \gamma \times {\rm{ControlVariable}}{{\rm{s}}_{i, {\rm{t}} - 1}} + \varepsilon $

(1)

Donation_{i, t}包含lndonation、dona_ta和dona_rev。我们认为，各变量对捐赠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因此解释变量均使用(t-1)期的数据。我们设定了一个线性模型，cultivation代表高管的专业类别，β₁×cultivation表示的是高管专业背景对企业捐赠的影响，若假设1成立，则β₁应显著为正。

为了检验假设2，本文设定了模型(2)：

$ \begin{array}{l} {\rm{Donatio}}{{\rm{n}}_{i, {\rm{t}}}} = {\beta _0} + {\beta _1} \times {\rm{cultivatio}}{{\rm{n}}_{i, {\rm{t}} - 1}} + {\beta _2} \times {\rm{cultivatio}}{{\rm{n}}_{i, {\rm{t}} - 1}} \times {\rm{earth}} + \\ \;\;\;\;\;\;\;\;\;\;\;\;\;\;\;\;\;\;\;\;\;{\beta _3} \times {\rm{earth}} + \gamma \times {\rm{ControlVariable}}{{\rm{s}}_{i, {\rm{t}} - 1}} + \varepsilon \end{array} $

(2)

模型(2)引入了汶川地震这一外生事件，旨在检验在面临这种重大社会事件后，CEO的捐赠倾向是否会发生重大改变。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影响，为了维护企业的声誉，企业会在捐赠后增加捐赠以达到广告效应。在CSMAR数据库中企业捐赠在财务报表附注中的统计时间是12月31日，因此，本文对2008年5月12日之后一年以及当年的样本增加了一个虚拟变量。模型(2)中，若样本期间属于2008—2009年，则设定earth=1，否则取0。式(2)中cultivation×earth这一交叉项表示的是CEO的专业背景对于地震是否具有交互作用，即文科背景是否会让CEO在面临灾难时增加捐赠支出。如果假设2成立，那么β₂无论正负都应该不显著。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样本与数据

为了能够看出所研究样本的总体特征和样本的趋势，我们对整理的数据进行了描述统计。

表 1列出了全样本的描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平均而言，上市公司捐赠总额占期初总资产的比重为0.06%，而捐赠总额占全年营业收入的比例为0.106%。在CEO的教育背景分布上，拥有文科背景的CEO占总体的60%，CEO的平均教育年限为18年^④。值得注意的是，roa的最大值为108.352，tobinq的最大值为192.9，这也表明使用winsorize处理数据是有必要的。

④ 考虑到本文研究的是高等教育背景，因此平均教育年限会相对较高。

表 2给出了CEO教育背景分组后的描述统计数据。数据显示CEO不同教育背景下企业的捐赠水平，无论是平均水平还是中位数，都显著表明文科背景的CEO会更多地进行捐赠。描述性统计初步显示假设1的合理性。表 3显示，理科背景的CEO会显著提高企业的价值，我们在稳健性检验中会做进一步分析。

(二) CEO教育背景是否影响企业的捐赠

表 4给出了stata软件运行后CEO的教育背景与企业捐赠的回归结果。从(1)—(3)列的回归结果来看，cultivation的系数分别为0.446、0.000 13、0.000 28，并且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计量结果验证了假设1的合理性。从经济意义上解释，相对于理科背景的CEO，拥有文科背景的CEO倾向于进行更多的社会捐赠，企业捐赠总额在取对数后有较大的差异；由于捐赠占总资产和营业收入的比重不高，捐赠比重的绝对差异在回归系数上不是很大，但是这种差异在经验上是显著存在的。(1)—(3)列的结果表明，CEO的教育(尤指专业背景)对其走上社会后的价值选择和行为倾向都有明显的影响，文科背景的CEO会更加关注捐赠这种社会分配问题，他们在拥有企业决策权时愿意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热心于促进社会公平。

考虑到部分CEO同时具有两种教育背景，本文引入了交叉专业(multimajor)这一变量，当CEO兼具文科和理科两种教育背景时取multimajor=1，否则取0。表 4中(4)—(6)列给出了将multimajor这一项加入回归模型后的结果。结果显示，专业背景对lndonation、dona_ta、dona_rev的作用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除此之外，相对于lndonation的回归结果，multimajor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对其他两个被解释变量，multimajor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值得注意的是，cultivation的回归系数均变大了，我们认为，两种专业背景下，CEO受到了理工科思维的影响，所以在加入了交叉专业项之后纯粹的文科背景对应的捐赠影响会增加，这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设1。据此，我们认为，相对于交叉专业背景的CEO而言，单纯的文科背景会使CEO的捐赠倾向更加强烈。

通过对控制变量的分析，可以看出，教育年限(eduyear)对企业的捐赠无论在哪种变量指标上都不具有显著性的影响。企业绩效(roa)与企业捐赠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说明企业的盈利能力好会加大对外捐赠。国有控股(state)与捐赠有显著负相关性，这可能是受到政府拨款的挤出效应影响。企业的负债率(debt)与dona_ta、dona_rev有显著的负相关性，说明在债务增加时企业会约束自己的捐赠行为^[22]。

(三) 偶发事件是否影响企业的捐赠

我们已经验证了CEO教育背景与企业捐赠之间的关系，为了进一步研究教育背景对CEO的捐赠是否具有长期稳定的影响，本文引入了汶川地震这一事件。通过对比发生地震和没有发生地震两种情况下企业的捐赠行为差异，分析地震这种冲击对CEO的捐赠倾向产生的影响。计量结果在表 5中给出。

(1)—(3)列的结果显示，cultivation×earth的回归系数不显著，但是earth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品上显著。可见，地震发生后企业通常会为了应对社会舆论而增加捐赠，但这种舆论不会使CEO的捐赠倾向发生显著变化，因此，CEO的捐赠态度是长期且可以预测的。表中(4)—(6)列的结果表示，在考虑到交叉专业背景的情况下，cultivation×earth的回归系数依然不显著，而且cultivation及multimajor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或许这样的解释是合乎常理的，CEO的专业背景塑造了其自身稳定的价值取向(比如对待捐赠)，即使是发生了地震，CEO仍然会按照自己的长期规划来妥善处理捐赠，并不会为了应对舆论而剧烈变动捐赠倾向。“移情”在面临这种突发灾害时会显得尤为敏感，CEO出于心理原因会加大捐赠，但是在没有发生灾害的年份，仍然有许多地区和人民需要接受社会捐赠，此时，一种长期稳定的捐赠倾向就显得难能可贵。表 5的结果支持了本文的假设2。

(四) 稳健性检验 1. CEO教育背景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CEO作为企业的最终决策者往往面临众多的选择，在面临复杂的选择时CEO会由于自己的社会经历和教育环境而有所侧重。文科背景的CEO会更多关注社会分配公平(第三次分配)、社会责任等问题。相对的，理科背景的CEO在高等教育阶段接受的是事实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21]，所以他们会更加关注技术创新、生产效率以及企业价值等问题。

基于这样的假设，笔者认为，拥有理科背景的CEO会更加积极地去提高企业价值。表 6中cultivation的系数显著为负，因为cultivation取1时表示CEO接受文科教育，文科相对于理科而言，其作用应该为负。值得注意的是，(1)—(3)列中教育年限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可能是因为教育年限越久，CEO更愿意增加研发创新投入，社会对企业的估值会更高。

2. CEO教育背景是否影响企业捐赠

本文的实证部分支持了假设1和假设2的猜想，即专业背景确实会影响CEO对捐赠行为的倾向，而且这种影响具有内在稳定性，不会因受到外生冲击而波动。表 4—表 6的结果是以企业的捐赠水平(包括捐赠总额取对数值、捐赠占期初资产比重和捐赠占营业收入比重)为被解释变量，结果也确实证实不同专业背景的CEO会影响企业捐赠的水平。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设1和假设2，我们将被解释变量由捐赠水平更改为企业在会计期间是否进行了捐赠，若企业在某年有捐赠支出则取donation=1，否则取0。因此，我们加入了原本剔除的捐赠为空值的样本，该部分的回归全样本为4 403(仍然剔除了控制变量为空值的样本)。表 7给出了回归结果。

该部分的稳健性检验过程分为两个对照组。A栏是在全样本下进行的回归，因为是否捐赠不受时间的影响，我们没有考虑时间趋势项。(1)—(4)列中，cultivation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也就是说，有文科背景的CEO在对待是否捐赠的问题上倾向于持肯定态度。我们依然考虑了地震的冲击是否有影响，第(4)列中cultivation×earth的回归系数不具有显著性，这说明假设2具有稳健性。教育背景对CEO的捐赠从捐赠水平和是否捐赠上都造成了可持续性的影响，即使在没有灾害的年份，文科背景的CEO也不会忽略实施参与捐赠行为。

进一步地，我们剔除了CEO具有交叉专业背景的企业样本，得到子样本的回归结果如B栏所示。在单一性质的教育背景(即CEO要么是文科要么是理科背景)影响下，cultivation的相关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假设1依然成立。而且，cultivation×earth显著性没有改变，假设2的结论保持稳健。

3. CEO教育背景对企业捐赠水平影响的子样本回归

在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中我们剔除了只有理科背景的CEO所在企业的样本，在面临复杂的经营决策选择时，CEO会由于自身特征而有所偏重，这在捐赠行为上也不例外。考虑到交叉专业对CEO的价值偏好和行为态度造成内在的矛盾，我们单独考察只有文科背景和文理科背景都有的CEO在捐赠行为上的差异。

我们依然使用lndonation、dona_ta和dona_rev作为被解释变量。有必要注意此处multimajor=1表示CEO兼有两种性质的教育背景，取0表示只有文科背景。表 8给出了回归结果，可以看出multimajor的系数显著为负，由此可见相对于只有文科背景的CEO，兼具文理科背景的CEO的捐赠态度没有那么强烈。这种差异可能是受到了理工科思维的影响，因为一般来说兼具文理科背景的CEO，其高等教育的第一学历更可能是理工科(理工科跨界学人文社科相对容易，而人文社科跨界学理工科却比较困难)，而第一学历背景对个人社会态度的塑造相对于跨专业之后的专业背景对个人社会态度的塑造，其影响程度可能更加深刻和持久。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搜集整理了2005—2015年740家A股交易上市公司的捐赠、CEO教育背景、企业价值等数据，研究CEO的高等教育背景是否对企业捐赠行为存在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发现：(1)如果企业的CEO或总经理在高等教育(包括专科、本科、研究生及更高学历)阶段选择的专业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类而不是理工科类，其所在的企业会进行更多的社会捐赠，企业捐赠和高管专业类别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并且，如果CEO或总经理拥有人文社会科学和理工科专业两种知识背景，其所在的企业捐赠水平会低于高管只有文科教育背景的企业；(2)专业背景对CEO的捐赠决策具有长期稳定的影响，而地震等突发事件对CEO的捐赠决策不具有冲击性，CEO并不会因为地震等外生冲击而额外增加企业的捐赠；(3)如果企业的CEO或总经理在高等教育阶段选择的专业属于理工科类而不是人文社会科学类，其所在的企业在其经营之后企业价值会更高；(4)CEO或总经理的教育年限对其所在企业的捐赠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企业的价值有显著的影响。通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我们发现这些结论依然显著。从本文的研究结果而言，CEO的专业背景塑造了自身的价值观和社会态度，从而使其对捐赠和企业绩效产生不同的倾向。人文社科背景培养了CEO的人文情怀，使他们关注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理工科背景培养了CEO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使他们更加在意产出和效率，提高企业的自身价值。

这些结论对于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在中等收入的初级阶段重视经济利益而没有过多考虑社会责任，而在中等收入的更高阶段，企业的社会角色发生了转变，履行社会责任成为社会的要求和企业社会价值的实现方式。关注企业捐赠的影响因素对于引导社会第三次分配，帮助中国尽快步入高收入阶段意义重大。既有文献侧重从企业或高管的经济动机去解释企业的捐赠行为，在CEO特征方面的相关研究还很有限。部分文献提出了CEO的性别、年龄及贫困经历对其捐赠行为具有影响，但是这些特征不具有可变性，因此在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往往不能起到很好的实践效果。而CEO的教育背景除了其自身的能动性可以改变自己的教育经历，广泛的社会变化也可以影响其早期的教育环境。本文的结论表明文科背景会使CEO增加对捐赠这种社会责任的关注，而且具有长期稳定的影响。在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时，应当适度关注CEO的教育背景起到的作用。

我们认为政府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引导企业的捐赠行为：(1)高等教育改革中应当注重价值观的培养，现代大学偏重于专业化的技能，而企业的CEO应该具备综合素质，既要考虑经济利益也要考虑社会利益。三聚氰胺事件就是企业忽视社会利益的一个极端。对高等教育的改革有助于为未来培养合格的CEO。(2)鼓励企业的捐赠行为，对捐赠行为给予精神奖励。研究认为，对无偿捐赠等行为进行精神奖励可以达到正反馈的效果^[23]，相比较于物质奖励，精神奖励的效果更加有效和持久。(3)引导企业培养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文化。价值观通过文化环境的熏陶可以实现转变，而良好的社会制度有利于企业形成积极的企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