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Vol. 25
表1(Table 1)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1]大学生作为青年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必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征程中留下自己华丽而浓重的一笔，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自己的人生华章。新时代大学生要承担人生的这一重任，必须努力促使自身的思想和行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以担当民族复兴大任为起点。然而，近年来校园暴力事件、欺凌事件、网络攻击等行为频繁发生，且这种攻击行为模式一旦确立，通常将会持续到成年，并伴随诸多消极后果出现[2-3]。它不仅导致大学生学业能力障碍、学习成绩不良、高退学率、精神药物使用等现象出现，严重影响大学生的身心健康、人格发展、社会适应等[4-6]，而且也会增加大学生犯罪风险，对大学毕业之后的成年行为产生不良影响[7]。上述现象的出现，使大学生攻击行为成为近年来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研究的热点，对大学生攻击行为以及其背后潜在的作用机制的研究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核心，其研究成果对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法制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需要注意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大学生在其人生发展历程中都能积极地发展与同龄人的人际关系，积极参与同龄伙伴的各种互动活动，以此加速自身社会化品格的成熟和发展。但事实上，仍有部分大学生明明知道针对同龄人的攻击行为是不恰当的，是不被社会所允许和认可的，对同龄人的攻击是不道德的，以及由此可能带来严重的伤害后果，但他们依然实施对同龄人的攻击[8]。同时，在大学生实施攻击行为活动中，他们趋于攻击的道德立场会引起相应的情绪情感反应。尤其在欺凌或殴打其他同龄人时，大多数大学生都会感到有某种程度的羞耻、内疚或后悔情绪出现[9]。然而，尽管持有反对攻击行为的道德信仰以及在对他人的攻击和欺凌后会遭受自我良心的谴责和社会制裁，但依然有一部分大学生继续对他们的同龄人实施攻击行为[10]，这是因为虽然欺凌和攻击同龄人通常被人们视为严重的事件，但受害者和实施者仅仅认为这是适应不良结果的表现，如情绪困扰、外化行为、社会孤立、学校回避和学业失败等[11]。这些不良行为发生的频率以及与攻击行为相关的各种负面影响，都警示人们需要探讨对导致大学生间攻击行为的产生过程及其内在机制进行更全面的解释和更深层次的理解，需要弄清大学生对同龄人攻击倾向的相关程序启动是自身信仰还是把攻击理解为一种有害的、不道德的行为。然而大量相关研究表明，个体从道德信仰角度认为是适当行为和如何与同龄人在现实中相处(道德行为)之间存在着矛盾[8]。对于部分大学生而言，他们可能通常认为攻击是错误的、不道德的，但尽管如此还是在特定情况下实施对同龄人的某些攻击行为。因此，为了有效地阻止大学生攻击行为的发生，重要的是要了解大学生在何种情况下实施攻击，哪些因素影响着这些攻击行为，以及这些因素在导致大学生攻击行为中是如何发挥其效用机制的。
一般攻击模型理论认为，攻击行为产生机制是以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作为输入变量来激活个体的内在信息加工模式，从而对输入变量进行认知处理，激活攻击图式，引发攻击行为[12-13]。在这一机制的运行中，出现道德推脱现象，并影响攻击行为的产生[13-14]。道德推脱概念源自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是指作为一种在个体内部产生的一些特定的自我保护认知倾向，这些自我保护认知倾向可使个体内部的道德标准失效，并将个体的某些不道德行为重塑为道德行为，其包括重新定义自己的行为使其伤害性显得更小，最大程度地减少自己在行为后果中的责任，降低对受伤害目标痛苦的认同和个体对自己作出伤害性行为而产生的不愉悦的情绪感受[13, 15-20]。社会认知理论认为，大多数人都建立了个人道德行为标准，这些标准起着自我调节作用，可以引导良好的行为和制止不良行为，在个体产生外部问题行为时首先会通过道德推脱机制来摆脱心理的内疚和自责[17-19, 21-22]。当前大学生道德推脱的研究工作越来越多地强调道德推脱这一独特形式的社会认知在预测大学生社会行为中的作用，特别是欺凌行为和攻击行为。相关研究表明，具有较高道德推脱水平的个体更可能或更易对同龄人实施攻击行为或欺凌行为，较少产生亲社会行为以及更倾向于对欺凌和攻击行为有积极的认知态度[10]。道德推脱对大学生的攻击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预测和中介调节作用，能显著地预测其成年期的攻击行为和暴力行为发生的频率，且大学生行为问题发生的频率与其道德推脱水平的发展几乎趋于一致[10, 18-20]。
到目前为止，依然不清楚导致大学生对同龄人实施攻击行为时使用的道德推脱机制的具体情况是什么。班杜拉认为，通常个体的某种行为方式与他们的道德标准是相一致的，个体道德行为方式是被自我监控流程所引导的，如积极自我评估的预期、自我谴责和自我制裁的避免，包括消极情绪情感反应等[23]。然而，对不道德行为自我制裁的预期被认为是有意识地激活规避对不道德行为的不愉快反应的认知过程，因此会导致当个体因处于个人压力或情境压力下迫使个体从事不道德行为时，道德推脱可能被用来减少消极的自我评估以阻碍个体对不道德行为反应预期的产生。与此相应，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为确定大学生可能在什么情况下脱离道德标准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和指导，该理论认为道德推脱机制是在当个体想采取反对其道德标准的行动时被激活的[17]。依据这一理论观点，当前研究旨在验证道德推脱被大学生应用于其有意识脱离道德标准情况下，通过大学生自我社会目标来解释其从事不道德行为或反社会行为，或避免反社会行为的缘由。
此外，帕普勒等人研究认为，社会目标似乎对个体如何与同龄人相处产生较大的影响，并且社会目标在个体的社会交往中起到重要的、动力性作用[24]。虽然并非所有的社会目标都能反映出明确的社会动机，但具有具体取向的社会目标却能明确地反映出社会动机。因此研究选取有反社会定向、以引起伤害为特征的复仇目标和有亲社会定向、以保持积极的社会交往和与他人的关系为特征的关系维持目标为研究变量，把这两种社会目标视为大学生在给定的社交情境下会出现的两种希望达到的理想结果，使得两种目标背后隐藏的动机可以解释为大学生想要实现预期结果的欲望和选择实现这些预期结果的行为背后的驱动力。另外，鉴于动机和目标之间存在着隐性的交替重叠现象，社会目标提供了潜在的途径来检验可能使大学生产生脱离道德标准倾向的一个特定因素，从而增加他们参与攻击性行为的风险。因此，当前研究又旨在测试大学生的社会目标是否与道德推脱相关联，进而确定道德推脱在大学生社会目标和攻击行为二者之间是否产生中介调节作用。
道德推脱理论认为，在一个涵盖道德价值知识或严禁违反道德价值的认知环境下，当大多数个体想去做那些他们认为是背离道德标准或社会习俗的反社会目标时，道德价值要求个体必须在实施目标或制定目标导向行为之前要与目标协调一致，否则就可能会出现某种失调。因此，当大学生理解或关注反社会目标且想实施这一目标时，他们必须应对因自身的理解力而造成的对这些反社会目标与道德或社会习俗格格不入感而带来的失调，通过脱离禁止反社会行为的道德价值来减少自身的认知失调，从而不会体验到由此产生的羞耻、内疚或后悔情绪。相比之下，亲社会目标的构建是不可能产生失调的，因为它们与道德信仰是一致的；相反，在大学生构建亲社会目标情况下，可能会因使用道德推脱策略或接受趋向欺凌的态度而产生认知失调。因此，亲社会目标可能会阻止大学生对道德推脱的使用，从而减少其攻击同龄人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基于上述理论观点，当前研究首先假设大学生对蕴含反社会动机的社会目标越认同，其道德推脱水平越高；对蕴含亲社会动机的社会目标越认同，其道德推脱水平越低。其次，假设道德推脱将允许(在反社会目标情况下)或抑制(在亲社会目标情况下)大学生对同龄人实施攻击或欺凌行为。最后，假设大学生的道德推脱在其社会目标与攻击行为间起到部分的中介调节作用。梅内西尼等人研究发现，大学生的道德信仰在其自我提升动机和欺凌行为关系间起到中介效应作用[25]。然而，这一研究结果尚不清楚道德推脱是否在其他社会动机情况下同样激活或消减大学生社会目标和攻击行为之间的直接联系，特别是当大学生希望对同龄人造成伤害或保持和谐关系时。另外，班杜拉认为道德推脱是一个即时处理的形式，它的改变取决于社会互动的环境或社会冲突的事件[17]。同时推脱倾向也可能随时间的推移发生相应的转变。因此，当前研究倾向于通过探索大学生道德推脱、社会目标和攻击行为之间的内在关联，以便解决道德推脱作为一个中介变量是如何解释大学生对同龄人的攻击行为变化的问题。
二、研究方法 (一) 研究被试通过对全国4所高校的大学生进行随机分层抽样选取大一、大二和大三学生750人为研究对象，经过对调查问卷进行有效性筛选，最终获得有效问卷为695份，其中男生355人，女生340人；大一230人，大二227人，大三238人；平均年龄为21.67岁。
(二) 研究工具社会目标量表依据Chung和Asher编制的《社会目标量表》[26]为母版，根据中国社会实际和文化背景对其插图情节进行改编，量表由4幅不同情节的插图构成，每幅插图的情节涉及复仇情景和关系维持情景。量表对每幅插图的情节评定采用李克特5点评定标准，1为很不赞同，2为不赞同，3为既不反对也不赞同，4为有点赞同，5为很赞同。本研究整体量表的a系数为0.92，各分量表的a系数为0.79~0.84，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X2/df=3.14，IFI=0.93，NFI=0.93，GFI=0.92，CFI=0.95，RMSEA=0.05。
道德推脱量表采用Bandura等人开发的《道德推脱量表》[23]，原始量表分为8个因子，共32个条目。本次研究因为是针对大学生展开的，因此只保留了有关大学生对欺凌推理的20个条目来反映不同形式的与攻击行为和反社会行为相关的道德推脱，共分为5个因子，分别是道德辩护、委婉标签、扭曲结果、责任转移和责备归因。量表采用李克特5点评分标准，1为很不赞同，2为不赞同，3为既不反对也不赞同，4为有点赞同，5为很赞同。使用本量表的研究者们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本量表为单维结构[10, 23, 27]。本研究整体量表的a系数为0.90，各分量表的a系数为0.67~0.78，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X2/df=3.15，IFI=0.95，NFI=0.93，GFI=0.93，CFI=0.94，RMSEA=0.05。
攻击行为量表采用结合Juliance Callegaro Borsa的《同龄人攻击行为量表》[28]和Ladd等人编制的《个体行为量表》[29]进行编制，整个量表共7个条目，采用李克特3点评分标准，1为一点也没有，2为偶尔使用，3为经常使用。本研究整体量表的a系数为0.95，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X2/df=3.16，IFI=0.95，NFI=0.96，GFI=0.96，CFI=0.98，RMSEA=0.05。
(三) 研究程序和数据处理本研究由各高校的心理咨询中心教师担任主试，按随机分层抽样调查方式在其所在高校进行班级和被试选择。数据处理和分析使用SPSS16.0和Amos17.0统计软件。
三、研究结果 (一) 大学生社会目标、道德推脱和攻击行为的发展特点通过对大学生社会目标、道德推脱和攻击行为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表 1)，在复仇目标、道德推脱和攻击行为得分上，均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和年级差异，男生得分均高于女生，且复仇目标得分随着年级的递增而增高，道德推脱得分随着年级的递增而降低，攻击行为得分大二最高，大一次之，大三最低；在关系维持目标上，也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和年级差异，男生均分低于女生，大二高于大三，大一与大二和大三差异不显著。以性别、年级为自变量，以攻击行为为因变量进行2×3多因素方差分析(MANOVA)，以探索三个年级段男女生的攻击行为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发现，性别主效应显著，F(1, 694)=3.894，P＜0.05；分年级段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每个年级的男生攻击行为均显著高于女生。年级的主效应显著，F(2, 689)=4.484，P＜0.05，事后检验发现，大三学生的攻击行为(M=1.24)显著低于大二学生(M=1.30)和大一学生(M=1.27)，性别和年级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2, 689)=1.595，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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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 |
通过对大学生社会目标、道德推脱和攻击行为各因子进行双变量相关分析，结果发现(表 2)，在不同年级段上，社会目标均呈显著相关，复仇目标和关系维持目标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在-0.25~-0.50之间；复仇目标与道德推脱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在0.23~0.49之间，除大一年级外，复仇目标与攻击行为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在0.07~0.22之间；关系维持目标与道德推脱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在-0.24~-0.35之间，除大一年级外，关系维持目标与攻击行为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在-0.09~-0.16之间；道德推脱与攻击行为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在0.15~0.26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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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社会目标、道德推脱和攻击行为之间的相关分析 |
对大一、大二和大三共三个年级段的大学生社会目标通过道德推脱对其攻击行为的间接影响进行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技术考察在各个年级段上道德推脱是否对大学生社会目标和攻击行为间的关系产生显著的调节效应。以社会目标为自变量，以道德推脱为调节变量，并对各变量数据进行中心化处理[30]，检验社会目标和道德推脱的交互项是否对攻击行为产生影响。结果显示(表 3)，在各个年级段上，各调节作用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均较好：RMSEA＜0.05、NFI＞0.90、IFI＞0.95、CFI＞0.95、SRME＜0.03，这表明调节作用模型可以被接受。模型结果表明大学生复仇目标能预测其更高水平的道德推脱，而大学生关系维持目标只能预测其较低水平的道德推脱，道德推脱能积极地预测大学生的并发性攻击行为。另外，在各个年级段上的间接影响检验结果表明，道德推脱对大学生的复仇目标与高攻击行为、关系维持目标与低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均有显著的间接影响。因此，总体结果显示在每一个年级段，道德推脱对大学生社会目标和攻击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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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年级段社会目标、道德推脱和攻击行为的并行中介模型 |
以每个年级段的大学生社会目标为自变量，以道德推脱为调节变量，以攻击行为为因变量，放在一个纵向递进时间轴(从大一年级至大二年级再到大三年级)上进行中介模型分析。通过对大学生在三个年级段上的社会目标、道德推脱和攻击行为进行全面板模型分析，分析路径包括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个变量的稳定性估计和变量间所有的交叉滞后路径。所有模型参数在性别上都被限定为对等，分析结果为整体假设模型，适配指标为NFI=0.96，IFI=0.95，CFI=0.95、RMSEA=0.04、SRMR=0.04，这表明整体假设模型具有较好的模型适配性。随后在纵向中介模型中构建一个嵌套模型来检验潜在的性别差异，结果显示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X2(20)=17.68，P＞0.05，因此在后续的纵向中介模型考察中排除性别因素的影响，只考察年级因素在整个纵向中介模型中的影响。通过对限制性数据进行完全标准化路径估计分析，结果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变量都具有显著的稳定性，且上一个阶段的每一个变量均能显著地、积极地预测后一个阶段的相应变量，预测值在0.23~0.55之间，P＜0.000；大一学生的关系维持目标能显著地预测大二学生较少的道德推脱，大二学生的复仇目标能显著地预测大三学生更多的道德推脱，大一学生、大二学生的道德推脱能显著地预测大二学生和大三学生更多的攻击行为，其余年级段的社会目标、道德推脱和攻击行为之间预测值不显著，道德推脱和攻击行为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关系；大二年级的道德推脱在大一年级的关系维持目标和大三年级的攻击行为关系中起到部分调节作用，大二年级的道德推脱在大一年级的复仇目标和大三年级的攻击行为关系中起到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为了进一步检验和验证道德推脱这一变量在大学生关系维持目标和攻击行为关系中起着中介效应的结论，本研究采用AMOS17.0分析技术，分别以大学生关系维持目标为自变量，以攻击行为为因变量，以道德推脱为中介变量进行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检验(表 4、表 5、表 6)。由此可以知道，大一学生的关系维持目标对大三学生的攻击行为、大二学生的道德推脱影响的直接效果分别为-0.304、-0.300，大二学生的道德推脱对大三学生的攻击行为的直接效果为0.230，大一学生的关系维持目标通过大二学生的道德推脱对大三学生的攻击行为影响的间接效果为-0.069(-0.300×0.230)，大一学生的关系维持目标对大三学生的攻击行为影响的总效果为-0.373(-0.304~0.069)，大一学生的关系维持目标对大三学生的攻击行为影响的直接效果(-0.304)小于大一学生的关系维持目标通过大二学生的道德推脱对大三学生的攻击行为影响的间接效果(-0.069)，结果表明大二学生的道德推脱这一中介变量在大一学生的关系维持目标和大三学生的攻击行为之间具有影响力，并起到部分中介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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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标准化直接影响(1—默认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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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标准化间接影响(1—默认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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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标准化总效果(1—默认模型) |
当前研究进一步拓展了大学生不同的社会目标、道德推脱和攻击行为三者间的潜在关联。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可以看出：⑴道德推脱在大学生的社会目标和攻击行为二者关系中显现出显著的部分中介调节作用；⑵道德推脱在大学生复仇目标和关系维持目标的发展和稳定性上起到重要作用；⑶大学生道德推脱与其攻击行为相互影响。
(一) 道德推脱在大学生社会目标与攻击行为中作为一个中介变量存在研究结果支持道德推脱在大学生社会目标与其攻击行为关系间起到中介调节作用的假设。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的复仇目标水平越高就预示着其道德推脱水平越高，进而预示着其将更多使用攻击行为。因此，这一研究结果与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认为当整个社会情境促使(或鼓励)个体以不道德方式行事时，个体会积极地采用道德推脱策略以避免其出现诸如惭愧和内疚等消极情绪后果的结论相一致。总之，与复仇目标有关的道德推脱水平越高的个体可能越容易脱离道德标准，从而越可能实施不道德行为。
此外，积极的社会目标预示着较少地使用道德推脱，最终在同一时间和纵向时间不同两种情况下其攻击行为的水平也较低。亲社会目标可能会引导大学生积极地认识到欺凌道德信仰的危害性和社会排斥性，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阻止其对同龄人攻击行为的发生。在进行时间序列纵向研究中，结果发现大二学生的低道德推脱会对大一生的关系维持目标与大三学生的低水平攻击有减缓调节效应。因此，一个在冲突情境下亲社会倾向目标可能会影响大学生以后继续依从他们自身的道德标准行事，从而抑制其以后更多攻击行为的出现。相反，在对大学生道德推脱、复仇目标和攻击行为三者间关系的时间序列纵向比较研究中，结果发现大学生的道德推脱在复仇目标和攻击行为的增加中没有作为一个中介变量来显著地加速二者间的关系。与并发结果的一致模式相比，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纵向研究结果局限于认为道德推脱是一种在呼吁暂时取消道德标准背景下的“即时”认知操作形式有关，这与大家都希望道德推脱在测量一个伴随的社会目标和行为倾向的结合时有一个强大的功能相背离。同时，也可能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大学生在减少道德脱离的可能性过程中不同于当其有某种欲望想通过道德推脱选择参与攻击过程。
(二) 社会目标和道德推脱间的交互影响纵向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学生道德推脱与社会目标的选择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这一结果强调的不是从相关研究结果中得出影响方向的重要性，而是强调一种潜在的、深层次的相互影响关系。一方面，道德推脱的显著中介效应表明大学生最初持有的亲社会目标可能会得到继续维持，而不是远离或弃止；相反，像有关欺凌的道德信仰这样的社会目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得到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研究结果也显示出从大二年级到大三年级，道德推脱的初始水平会降低大学生维持关系目标水平，这表明脱离道德信仰会削弱大学生的亲社会关系目标。同样，类似的效果也在道德推脱的初始水平和大学生的复仇目标关系中被发现，但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的复仇目标水平不是被削弱而是进一步获得加强。
研究结果表明，道德推脱在大学生社会认知某些形式的发展中起到潜在的重要作用。尽管没有其他相关研究结果显示道德推脱影响社会目标本身，但许多研究结果显示道德推脱影响其他形式的社会认知和情感。比如，在整个青春期拥有长期高水平的道德推脱的青年在对欺凌的反应中很少会有自我制裁情感(诸如羞耻、内疚)的出现[10]。因此，频繁地使用道德推脱策略可能会改变大学生对不道德行为的看法以及通常遵循这种不道德行为的预期负面后果。因此，可以推测出长期的道德推脱不仅可能导致大学生转向增加反社会动机的目标取向，而且也会减少其亲社会动机的目标取向。
(三) 道德推脱与攻击行为间的交互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道德推脱和攻击行为间也存在双向影响效应，道德推脱不仅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来预测攻击行为的增加，而且大学生的攻击行为也会进一步提升其道德推脱水平，增加其不道德信仰。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相一致[13, 31-33]。同时研究结果也表明，大学生的攻击行为不一定是由先前形成的道德脱离(先前不道德行动的道德选择意识)造成的，也有可能是在参与攻击行为之后，大学生通过道德脱离改变他们的道德信仰来对其行为进行合理化解释造成的。因此，在以后相关研究中对大学生的这方面研究是道德推脱研究要优先考虑的问题。
(四) 性别差异虽然多模型比较结果表明, 在横向模型和纵向模型中性别并不是一个重要的缓冲路径，但在大学生不同的社会目标、道德推脱和攻击行为均值差异比较中，其结果是与现存相关研究文献关于性别差异的结果是一致的，都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性别被认为是在大学生道德信仰和道德推理、道德行为以及大学生与同龄人社会交往的社会取向中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而存在有关，是受社会性别角色定位影响的结果。比如Crick和Grotpeter研究发现女孩子更可能从事亲社会行为[34]。在本研究中，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在同龄人冲突中更易于支持维持关系目标和不太可能支持复仇目标。另外，相比男大学生，女大学生较少可能出现道德上的脱离并且其攻击倾向更低。这一研究结果与Paciello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10]。
尽管各因子在平均水平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本研究最终结果表明大学生性别因素对社会目标、道德推脱和攻击行为三者关系间不存在影响。换句话说，尽管在男大学生和女大学生之间可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支持各种社会目标、脱离他们的道德信仰和攻击同龄人的行为上的差异，但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是相似的。这与先前的相关研究结果一致，表明了尽管在各因子的平均水平上存在性别差异，但道德推脱和攻击行为间的关系并没有因个体性别的差异发生变化[35]，这可能是因为大学生社会目标取向和道德推脱因学校和班级对男女生欺凌行为的制裁标准一致而造成。
五、结论与教育建议本研究认为，道德推脱为大学生攻击行为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释框架。研究结果也同时表明，道德推脱与大学生社会认知和社会行为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对其产生潜在的、深层次的影响。同时，道德推脱在大学生亲社会目标和反社会目标联系中起到中介调节作用，并且会影响大学生攻击行为的发生。研究结果支持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的观点，同时也表明当大学生拥有特定社会目标时道德推脱可能在后续的攻击行为中被激发和被积极地运用。
依据上述研究结论，我们必须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力度，强化反社会行为预防的实践性意义。
第一，在大学生反社会行为的预防教育中，要进一步增强大学生道德自律、道德自觉意识和道德认同的教育与培养，充分发挥大学生在道德生活中的“主体”责任能力，使其把社会规则、道德规范内化成自身对善恶价值的判断标准，主动自觉作出判断并取舍。这就需要在高校的德育教学中，一方面，采用符合大学生理解的方式方法把道德知识植根于他们的道德观念中，真正从内心认同这些道德观念，成为指导他们行动的动机效能[36]。同时，还要对大学生进行相应的角色扮演，在生活中不断践行所学到的道德理论，提升其道德行为的自觉性，消解其道德推脱行为。
第二，在大学生社会目标的教育教学中，应充分把大学生个体社会目标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相融合，积极引导大学生把个体的社会目标培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持一致，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和导向来确立其社会目标，使其社会目标向积极地、健康的、发挥正能量的方向发展。
第三，培养大学生对道德的敬畏意识，因为道德敬畏是道德实践主体内心对道德律或道德法则的敬畏，是“惟一真正的道德情感”[37-38]。在这种情感作用下，个体将会把实践理性活动作为自身的职责和使命，并以道德律为指导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规范自己的道德行为, 只有个体对道德产生敬畏，才会真正实现道德对个体行为的规范、约束作用，消解因道德推脱带来的负性效应[38]。
第四，培养大学生法制意识和规范意识。要把培养大学生法制意识和规范意识贯穿于整个高等教育教学活动中，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方面合力的作用，引导大学生对社会制度、法律制度、社会规范的认同，培养其知法、懂法、守法、维法的意识，并积极内化成大学生的价值观核心，最终促使其自觉维护和遵守社会规范和法治秩序。同时，也应积极在校园内开展各种社团活动，培养大学生的合作意识和沟通能力，以减少因缺乏沟通和合作能力而引发的攻击行为。
第五，构建大学生反社会行为矫正机制。当前大学生的欺凌行为、攻击行为等反社会行为频繁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对大学生反社会行为矫正和制止机制存在缺陷或不足，无法适应当前社会新要求和新情况，亟需构建一套新形势下适应大学生年龄特征的反社会行为矫正机制。同时，进一步加大落实对大学生反社会行为的惩罚力度和制止措施，区别对待大学生反社会行为中的犯罪行为与非犯罪行为。涉及犯罪行为的，应从法律的角度予以惩治；涉及不道德行为的，应从道德的角度进行谴责、行为约束和制止。只有两个方面双管齐下，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大学生反社会行为的发生，才能真正构建和谐平安的校园环境，并为和谐社会的建立与完善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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