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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Vol. 25Issue (5): 111-122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pj.2019.01.001 RIS(文献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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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赵国栋, 马瑞敏. 世界一流大学五大评价指标体系的比较、改进及其启示[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5(5): 111-122.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pj.2019.01.001
ZHAO Guodong, MA Ruimin. Comparison, improvement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f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s of world-class university[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9, 25(5): 111-122.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pj.2019.01.001

基金项目

山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山西省本科高校社会科学类学科竞争力评价研究"(2016309)

作者简介

赵国栋(1983-), 男, 山西平遥人, 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 博士, 硕士研究生导师, 海南师范大学学校德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 Email:zgd2014@sxu.edu.cn;
马瑞敏(1983-), 男, 山西榆次人, 山西大学管理学院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科学评价研究。

文章历史

修回日期: 2018-09-12
世界一流大学五大评价指标体系的比较、改进及其启示
赵国栋a, 马瑞敏b     
a. 山西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b. 山西大学 管理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 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历时性概念,也是一个共时性概念。回应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是建设一流大学的根本问题,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既有对标国外先进大学的涵义,更体现出奠定我国大学发展基础、超越和引领未来大学发展模式的根本性目标。本研究选取了ARWU、THE、QS、RCCSE、USNWR五个国内外具有较高知名度的评价体系,通过消解一级指标中各评价体系的价值偏好,运用比较二级指标中的指标权重和全球可比指标权重的方法进行分析,发现国内的评价体系还没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评价认识,国内外不同的评价体系将全球可比指标看作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准,量的可比性指标关注超过了其他类属,质性与主观性评价指标具有文化性差异,教学水平和办学声誉的关注度正逐渐提高。在中国大学从跨越式发展到内涵式发展的进路上,我国"双一流"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更应该注重国际标准与中国标准的协调;客观评价与质性评价的协调;大学质量与大学内在逻辑合理性的协调;科研能力评价与育人功能评价的协调;强、弱功利性评价的协调。最后,笔者认为我国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应当警惕唯数据与唯排名的思维,坚守求异发展作为大学本质,兼顾学术市场与大学变革等内容。
关键词: 世界一流大学    评价指标体系    大学评价    质性指标    大学质量    “双一流”建设    
Comparison, improvement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f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s of world-class university
ZHAO Guodonga , MA Ruiminb     
a.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P. R. China;
b. College of Management,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P. R. China
Abstract: World-class university is a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concept. Responding to the standards of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is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f building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Build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not only has the meaning of marking advanced universities in foreign countries, but also embodies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surpassing and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future universities. Five high-reputation evaluation systems such as ARWU, THE, QS, RCCSE, and USNWR were selected, and an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hrough eliminating the value preference of primary indicators in the evaluation system and comparing the weights of indicators in secondary indicators and global comparable indicators. The study found that, domestic evaluation system has not formed an evaluation understand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t evaluation systems at home and abroad take global comparable indicators as important criteria of first-class university, quantitative comparable indicators are more concerned, qualitative and subjective evaluation indexes have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attention to level of education and reputation of school are gradually increasing. In the course from leap development to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hina's double-first class construction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Chinese standards, between objective evaluation and qualitative evaluation, between university quality and internal logical rationality, between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evaluation and educational function evaluation, and between strong and weak utility evaluation. In the course of build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we should be vigilant about the statistic-only and ranking-only thinking, keep our differences as the university's essence, and take into account the academic market and the university revolution.
Key words: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university evaluation    qualitative indicators    university quality    double first class construction    
一、发展背景与学术研究动态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1]。对于大学的建设与发展而言,科学客观的评价标准具有两方面的显性功能:一是通过科学的评价方式找到一流大学办学水平高的客观因素;二是通过评价找到大学之间的差距,在实现良性竞争的基础上弥补不足,促进大学的发展与提高。显然,梳理一流大学的发展背景和相关评价研究的基本情况,能够让我们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真正内涵和着力方向形成共识。

(一) 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背景

自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诞生之后,每个时代都有备受世人关注的大学,无论是西方的博洛尼亚大学、柏林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斯坦福大学;还是我国近代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等,都处在当时的塔尖地位,成为其他大学和后来者不断模仿和研究的对象。近十几年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呼声在很多国家持续升温,世界一流大学成为惯用词汇。然而,西蒙·马金森认为,那些名列前茅的大学极少使用该词汇,该词汇在新兴国家更受关注。按照这样的理解,我们认为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历时性概念,也是一个共时性概念,应当是某一时期在某些方面表现更为优秀的大学。

在21世纪的语境中,世界一流大学就是指以美国研究型大学为样板[2]的大学,也就是说,世界一流大学应当是以学术研究为核心并表现杰出的大学。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炙手可热的缘由在于:无论从教育发展还是人类历史的视角,国家的经济增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依赖于教育的作用[3]。就教育的经济和社会价值而言,20世纪的舒尔茨、罗默、卢卡斯和21世纪以来的希克斯、巴罗等学者的研究对此已经进行了充分的论证。事实上,除大学一以贯之的超越性发展内核外,经济全球化、高等教育国际化和高等教育在国家软实力竞争中的价值正是其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三个重要原因。

随着大学对科学技术发展、人文精神引领等与社会进步、国家战略相关事业贡献率的逐渐提升,建设卓越的大学已不仅是关乎大学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许多国家不约而同的共同的主动选择与战略决策[4]。对于中国而言,除了高等教育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性日渐增强,并以此受到国家和政府的积极推动外,也有新时代给予了大学难得的发展空间等因素,大学因此有机会进行发展逻辑的理性反思,更有寻找建设大学路径并使其不断卓越的雄心壮志。

(二) 世界一流大学评价研究动态

为了考察学术界对世界一流大学评价研究的基本动态,笔者通过中国知网CNKI这一检索工具,以世界一流大学评价为主题,检索得到相关文献246篇;以世界一流大学评价为篇名,检索得到相关文献53篇,文献的发表年度基本上都在2000年以后。基本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世界一流大学内涵、科研竞争力评价、基本科学指标、评价研究等领域。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对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评价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在已有研究中,可以分析出四点共识:其一,指标体系方式,实质上是把大学的所有工作归结为客观的、单一的可比性统计,在某些学科领域意义显著,而在如人文社科类的学术领域意义甚微,甚至可能出现负效应;其二,大学排名研究是舶来品,我国的大学排名指标体系属于“洋为中用”,我们从“双一流”建设名单及其相关信息,看到了诸多国外大学评价体系的核心内容,或者说目前的评价标准以国外一流大学的评价标准为基础;其三,国内的研究更多将焦点放在了指标的合理性上,强调本土意义上的学术可比性求同,关注指标与质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其四,大学排名的社会影响外在因素大于大学内在的纯粹意义。

结合教育部倡导的大学动态调整策略,我们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双一流”建设和评价标准仍需进行持续不断的探索。正如清华大学史静寰教授指出:中国顶尖大学已经逐步从形似(科研产出等硬性指标)向神备(中国特色)的方向迈进[5]。这其中包含着无数教育者和研究者的美好愿景:到21世纪中叶,中国有若干所真正达到神形兼备的一流大学,无论是基于国际的软硬评价指标,还是在人们的感性理解中,我们都能做到一流[6]。从目前世界大学发展趋势而言,欧美的顶尖大学是无可否认的世界一流大学的象征和存在,所以,我们的大学评价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寻找和学习它们的共性,求同与同质化超越仍是新时代中国大学发展的长期目标与主题。

正是基于以上背景,我们选取了国内外认可度较高的五种世界性大学评价体系作为研究对象,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进行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简称ARWU)、Quacquarelli Symonds世界大学排行榜(简称QS)、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的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Science Evaluation(简称RCCSE)、《泰晤士报高教副刊》(简称THE)、《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 & World Report,简称USNWR)。本研究运用比较分析法指出各评价体系数据分析下的特点和差异,并对现有评价标准的优势与短板以及以后的发展方向提供建议。

二、五大评价体系的基本情况及其目的

大学排名最早可追溯到1870年[7],截至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超过45种[8]较大影响的大学评价体系。今天学界广泛关注和讨论的大学评价则开始于1983年的USNWR,此后大学评价逐渐成为大学提升办学质量的全球化风向标,形成了当代独特的以技术理性方法为主导思想的高等教育评价范式,至今已有35年历史。在此期间,各种评价机构在世界范围内日渐增多,不同评价标准与评价理念的指标体系经过创新与完善的积累,已经成为大学办学质量鉴定和社会反馈的重要参考依据(表 1)。

表 1 五大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概况
(一) ARWU

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和高等教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首次独立发布一流大学评价信息,也是全球首先公开发布世界大学排名的机构,主要针对综合性大学尤其是理科和工科大学的科研成果与学术能力进行评价。数据来源主要为美国期刊和论文平台,只关注国际认同且可比的科研成果和学术声誉,基本上采用可以完全量化、重复验证的客观数据作为主要数据,随后的几次改革,开始探索不同学科的可比性排名,但是仍然以可以量化的学术成果为唯一的评价方式。ARWU建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数据化呈现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间的距离(尤其是科研差距),客观呈现中国大学在国际大学体系中的位次,目前主要作为政府、大学、国际间留学人员了解中国大学办学水平的窗口,以及政府和高校制定政策的重要参考,引导中国大学向世界一流大学看齐。

(二) QS

QS先后与不同的机构合作,目前形成了包括亚洲大学排名、拉美大学排名等四大跨国型大学排名体系,也是唯一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IREG)国际专家认证的排行榜[9]。QS因涵盖范围极少[10]和极其注重声誉评价而饱受争议,其评价指标比较简单,雇主评价和同行评价指标权重达到50%。在历年来的指标调整中,QS始终坚持主观评价的重要性,赋予了较高的指标权重。QS更重视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瞄准了全球性高等教育服务市场,以及国家级的国际性贸易服务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和认可,比如: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将“学术引用”“网络影响力”作为重要的指标依据,力求其评价范围更为接近雇主的需要和社会的朴素期望。近5年来,中国部分高校因为国际化程度和人才培养质量的不断提高,声誉指标进步相对显著。

(三) RCCSE

RCCSE创立于2002年,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在吸取其他评价体系成功经验的基础上,2006年开始进行以科研竞争力为主要内容的世界大学评价。2016年,在高校“双一流”建设背景下,RCCSE打破过去的科研评价局限,对评价体系进行了方向性调整,着重对大学的综合实力进行评价,此次改进主要体现在通过分类分层的方式对大学进行综合性评价,通过分析指标中既有存量和增量间的进步,以此体现大学的发展状态。目前,该评价体系主要作为我国政府分析科技创新与进步形势的决策定量支持依据,也是我国大学管理部门进行大学竞争力分析的参考依据,当然也是学生国际留学的信息依据和其他国家与地区大学发展的数据依据。

(四) THE

THE评价机构的前身可追溯到1992年的《泰晤士报》(The Times)。2004年,THE与QS合作第一次发布了大学排行榜,2009年后双方因理念不同正式解散,并各自独立进行大学评价。此后THE对评价方法和评价标准进行了较大的调整,通过与汤森路透科技信息集团合作获取相关信息数据,新的评价指标体系更为复杂,但仍保留了同行评价指标,增加了部分新指标,降低了主观评价指标权重。2015年之前采用web of science作为数据来源,2016年后开始使用爱思唯尔Scopus数据库。在2016年发布的评价指标中,THE降低了同行评价的权重,科学研究的权重达到60%,增加产业收入为一级指标,突出大学知识转化的能力,更直观体现出大学产学研结合发展的态势,以及大学对现代生产、经济和科技的正面影响能力。THE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各个国家、地区的学生甄别出不同大学之间的差异,进而从中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大学。

(五) USNWR

USNWR是公认的首先开创现代大学评价的组织,从1983年开始通过邀请美国国内的校长同行评议的方法,对美国本土大学和机构实施排名,全部采用主观评价的方式。2009年开始与QS合作,运用卡内基基于促进会构建的高校分类办法对大学进行分层分类,针对同类型大学进行综合比较,使用了更为科学的调查分析办法,2014年扩展为全球500强大学排名。在历次的指标修正中,从最初的完全定性评价——声誉调查,逐步过渡到定量指标权重占75%,其中对于教学质量——毕业生、优秀生源保有率的表现更为关注,之后增加了校友表现、生源质量和市场对毕业生的认可程度。USNWR最早的服务对象是给学生和家长提供选择大学的信息依据,此后在保留了这个功能的基础上,又逐步成为政府、雇主、大学和社会制定政策、了解大学发展状况的重要参考。

三、五大评价指标体系的比较分析 (一) 分析方法

本研究所选取的研究内容,如指标体系构成、权重分配等均来自各评价机构的官方网站或者已发布的相关报告[11]。如表 2所示,不同的评价机构虽然使用了不同的标准进行排名,但是主要涉及了教学水平、师资质量、科研能力、知识转化收入、国际化水平和声誉等6个维度。其中,教学水平被4个评价机构纳入一级指标体系,科研能力被5个评价机构纳入一级指标体系。从各大评价体系的指标发展和完善历史看,体现了大学质量观的发展和进步,评价的目的从以社会因素为主向大学的内涵式发展转向趋势明显。五大评价体系的指标虽然各不相同,从不同方面体现了评价的权威性,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找到不少有意义的比较内容。

表 2 五大评价体系的一级指标[12]

根据五大评价体系各自发布的二级指标及其权重分配,为了能够客观地表现出世界一流大学所关注的主要评价内容,消解评价机构的价值偏好,以及受一级指标对应不同二级指标的困扰,本研究将各大评价体系的二级指标按照教学水平、师资质量、科研能力、知识转化收入、国际化水平和声誉等指标数和权重予以统计,同时,引入了全球可比指标个数和权重作为参照,得出各类型指标个数及权重分布(表 3),以便更直观地比较各大评价体系间的不同特点。

表 3 五大评价体系中各类型指标个数(个)及权重(%)分布

全球可比指标是指能够反映大学在世界大学中的竞争力的指标。比如:诺奖或菲尔兹奖人数、进入ESI排名学科数、被SCI和SSCI收录的论文数和高被引论文数等是评价一所大学教学水平或科研能力的标准;国际教师和国际学生比例等国际化程度指标则被当作全球竞争性的标准;而研究经费、专职教师数量、师生比等指标,在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统计学意义,作为全球性可比指标在一定程度上是片面的;出版物、学术会议和书籍因为语言、版权等问题,各国评价指标并不相同,也缺乏全球性可比意义。

此外,各类声誉调查虽然被各大评价机构所重视,但是因为其信息和数据来源不同,比如THE和QS的声誉调查,基本上是以发达国家的雇主评价为主,并不能体现国家间的平衡和平均标准,相比较而言,RCCSE注重网络影响力的指标方式较为客观,QS的学术同行评价实质上体现了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间的互相认同,具有客观的借鉴意义。

(二) 分析结果与讨论

通过表 4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五大评价体系所认同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表 4 各类型指标个数(个)及权重(%)分布

第一,从各类型指标数量和相对应的权重来看,五大评价体系中,科研能力指标所占的比例最高,达到42.6%,被赋值的权重比例甚至超过了指标比例,是教学水平指标的2.86倍,指标权重之比更是达到了4.25倍,反映出科研产出是各大评价体系最为关注的内容,也是大学评价的最重要指标。然而,五大评价体系基本上采用了国际可比的收录平台,科研能力在总指标权重和国际可比指标权重中分别占44.2%和36%,差异不大。但是,各大评价体系采用的数据库外的信息摄取显然是不够的,并不能客观体现大学真实的科研特征,只对某些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成果具有客观的评价意义。

第二,国内的评价体系还没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评价认识。通过消解一级指标的价值偏好,以及结合ARWU和RCCSE历年来对评价指标的调整历史发现,政策的长效影响对于评价指标的干预较大,评价标准力图呈现评价体系的主要关注点,个别维度偏好显著[13],如语言偏好、刊物偏好[14]。在师资质量指标上,ARWU和RCCSE把教师获得的荣誉称号作为评价标准,而其他三个评价体系则更为关注教学水平。事实上,师资质量应该更加关注教师教学水平的影响,荣誉称号与科研能力的关系更为紧密。

第三,全球可比指标被看作是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准。从分析可以看出,全球可比指标个数总比例达到68.2%,全球可比指标权重总比例占到70.4%,ARWU和RCCSE的全球可比指标所占权重更是达到80%和88%。反映出国内外评价对一流大学建设存在普遍的共识。然而,其中也存在一些争议。比如五大评价体系基本上都采用国外的数据来源,似乎难以体现我国大学学术研究与教学的某些特殊性。同时,国外的评价体系基本以欧美国家的调查和语言为主,他们的主观性评价被纳入到全球性可比指标中,显然缺乏足够的可信度,这也间接造成了我国的评价体系几乎以客观化标准为主的问题。

第四,教学水平受到关注。教学水平指标个数所占比例与国际化水平和声誉指标个数所占比例是一致的,但是无论从指标权重(10.4%)还是全球可比指标权重(3.4%)都表明,教学水平并没有得到足够多的关注,教学质量与教学指标间的客观化链接是困扰评价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与国内外大学重视教学问题的事实似乎不符,并没有更精确地表现出国内外大学对于教学的投入和关注。事实上,国内外大学在教学中均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从近年来各大排行榜将本科生、研究生培养质量纳入评价指标体系就可看出其目的,甚至有的评价指标体系尝试将研究生培养与教师的科研产出相区分。就目前来说,各大评价体系并没有反映出大学间教学水平的差距,也难客观表征出大学教育质量的高低。可以预测的是,随着国内“双一流”建设的持续深化,教学质量必将得到更多的重视,从而实现高水平大学人员结构的良性循环。

第五,声誉指标在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性正在逐渐提高。比如QS和THE的声誉指标权重近50%。声誉指标权重超过了教学水平和国际化水平指标权重,达到13.6%,全球可比指标权重达到12.5%,是教学水平权重的4倍,反映出声誉指标既是各大评价体系关注的内容,也是一流大学发展的内涵。RCCSE在最新完善的评价指标中创新性地加入了网络影响力,并作为声誉指标,客观反映出网络全球化时代人们对大学的关注方式的转变。

四、世界一流大学评价指标体系改进建议

从国外大学评价的主要目的而言,它们满足了社会民众对于政府和大学信息获取的需求,具有很强的价值偏好和引导作用,而从中国建设“双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来说,世界一流大学评价指标体系应当作为大学质量保障和提升的重要组成[12]。2017年教育部陈宝生部长曾提出“双一流”建设要实施“竞争优选、专家评选、政府比选、动态筛选”的原则,这四个原则涵盖了在评价的具体实施过程中的标准、内容、目的和主体等关键问题,其目的是科学而客观地制订符合世界一流大学标准和我国国情的指标体系,真正走出一条体现中国特色、展示中国风格、凸显中国气派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路[15]。基于此,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五个方面改进和完善评价指标体系。

(一) 国际标准与中国标准的协调

目前,虽然研究考察的五大评价指标体系在指标设计、权重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基本上是以现在发展“最好的”国外大学标准作为参照,欧美的学术刊物和奖项作为依据[16],但是,从国际和国内各利益相关方的理解来看,似乎对于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并没有形成不可动摇的共识。完全照搬西方的标准对于引导我国大学发展显然存在不利的影响,比如可能出现对潜在生源形成国外大学更好的价值引导,也可能带来外源性的文化自信缺陷。从各大排行榜的评价目的来看,潜在的大学生源和家长或消费者是评价机构认为的最大利益相关方,而缺乏对于政府作为大学投资者利益方的积极关照。比如在国际化水平因素指标上,由于历史、地域和语言的原因,欧美等国家国际化水平同学校的办学质量是否存在正相关仍值得商榷,ARWU和RCCSE并没有进行相应的指标赋予也说明国外标准的适应性问题。根据柏林原则,建议针对不同类型的大学开展不同方式的评价,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评价指标体系建设并不应该将国外大学的标准作为国内大学发展的根本性导向,需要兼顾国际标准与中国标准的统一,关照不同地域和文化属性对于大学质量和内涵的认识,尽可能地为未来大学发展留下想象的方向,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大学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动力[12]。RCCSE在对国内大学的评价体系中,较好地关注了大学的既有存量和一定时间范围内的增量,也是构建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评价指标体系值得借鉴的经验。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强调,要实现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所谓内涵式发展即审慎地面对实际利益的过度追逐,对现有西方主导的大学模式应理性地收敛心态。虽然我们从国外一流大学制度建设和外延式发展策略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然而,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制度是基于国家、文化和学校土壤的结合,是大学自身难以被颠覆的活生生的原则和灵魂。

(二) 客观评价与质性评价的协调

借用评价技术的复杂化和评价指标的科学化来表达大学知识生产的规律是大学评价的前提假设,借用经济生产率的换算办法基本上是所有评价指标体系的共同做法。ARWU和RCCSE更青睐能够量化的评价指标,其中ARWU的所有指标几乎都指向了杰出人才和杰出成果的产出,“硬”指标在比较大学间科研产出量的方面优势明显,却难以体现出大学的历史价值、人文价值甚至是社会认可度,同时将过去的数据[17]作为高低标准并不能体现当下教育质量的水平。竞争优选原则事实上回答了评价特征的发展方向,从大学排名发展的历史来看,主观性评价作为学术共同体内的评价从一开始便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声誉影响几乎都由主观性评价完成,比如德国的CHE大学排名通过对250所高校的教师和学生定期调查,以实现“内部人的选择”声誉评价作为的独立数据。如邱均平教授所说:“没有科学的评价就没有科学的管理。”[18]当然,科学的评价不等于量化的评价,上述五大评价体系都在试图体现自己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大学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大学职能的增加直接带来了社会地位的提高,作为大学本身应该深思扩张的极限,严守大学固有的知识生产属性。因此,大学评价不能运用经济学和市场逻辑[19]来看待其知识生产模式,更应该警惕和避免大学本身的科学逻辑弱化[20],客观评价与质性评价的兼顾与协调是构建科学的世界一流大学评价指标体系的主要方式。

(三) 大学质量与大学内在逻辑合理性的协调

大学评价的核心是大学质量还是大学其他因素呢?国内外学者普遍认同办学质量是大学排名的基本取向,或者作为大学质量保障的有机组成部分,双方互相促进共同提高大学的真实质量。然而,在大学质量的外在表现(指标)和大学内在逻辑合理性理解上却较难体现正相关。比如压力克斯·埃克尔指出:虽然不同评价机构使用了不同的评价标准,但是他们在好大学的评价上却体现出惊人的一致。再如,将就业作为大学质量的外在指标,事实上与大学内在逻辑也是不符的,学生就业既与学校、产业结构和经济等因素关联,也与个人意愿、社会价值观念和区域经济特征相关。大学质量与大学内在逻辑合理性的协调,事实上是要重新反思大学办学内涵、大学知识生产逻辑以及大学自身发展模式之间的关系、大学教育教学文化氛围形成[21]等问题。如果说现代大学的主流模式是成为一流的研究型大学,那么在现有发展模式继续模仿前行的基础上,未来大型的发展模式又会是什么样呢?甚至于我们独有的大学模式应该是什么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持久的内在动力,更需要大学对于本质、内涵等世俗目标之外的坚守。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需要深入思考评价体系与大学内在逻辑的相互统一,以期实现大学评价与大学办学的良性互动。

(四) 科研能力评价与育人功能评价的协调

从前面的数据分析结果看,科研能力仍然是各大评价机构积极认同的“一流”指标。然而,不可忽略的事实是,大学排名对于科学研究的价值偏好受到学者们的广泛诟病,这既与大学的根本目标认同有关,更与大学科研评价的正当性关系密切。比如威廉姆斯批评了ARWU对汤森路透数据库的全面依赖,以自然科学见长的数据库因为有限的期刊覆盖会导致严重的学科偏见[22]。大学发展历史的整体文化表明,大学更像是一种“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organized anarchy),教学和研究方面具有高度的个人自主性,依托大学人高度的自主和自治实现其价值,某种价值性的偏好会导致大学功能性的失衡。我们认为,“双一流”建设应当继续坚持科学研究作为关键性评价标准不动摇,并以我国大学已经成熟、优秀的建设项目发展特征为基本导向;同时更应该秉承育人功能既是大学功能的历史起点,也是逻辑基础,更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原因。令人欣喜的是,一些评价正在作出积极的改变,比如RCCSE将研究生科研成果不再计入学校科研能力指标,而列入研究生培养质量指标,事实上起到了强化大学育人功能的作用,这与我国近年来大力提高教学质量的举措不谋而合。

(五) 强、弱功利性评价的协调

大学具有强、弱功利性价值共在的特殊性,教育评价在体现其规范性和约束性、功利性价值的同时,也需要考量与发挥制度之善的弱功利性价值。所谓功利性评价的强弱讨论,并非基于价值判断孰优孰劣、孰是孰非的语境。事实上,功利性评价始终存在于大学及其功能的发展历史中,强功利性的评价价值在于激发大学及其发展逻辑中的共性和自觉性,而弱功利性的评价价值在于保护大学潜在的耦性和创造性。目前,科学而客观的评价方法已成为促进现代大学发展的重要内容,大学评价主要通过定量的科学评价指标体系而实现,“发表论文”不断挤压着大学原本存在的弱功利性价值生存空间,大学知识生产的特殊性已经被社会服务的功能压榨到极限,大学的强功利性价值被赋予前所未有的使命,而此种过度消耗的结果便是大学的神圣性几近丧失。近年来,大学出现了影响较为突出的学术道德不端、师德师风败坏等问题,大学的“象牙塔”形象不断受到侵蚀,如果说大学仍然是追求真理的神圣之地,那么,那些作为弱功利性价值的大学利益必须受到关注和保护。在强功利性价值大行其道的时候,必须保持大学主体性的清醒,呼唤和引导每一个知识分子的超越性理想,追求真理的学术信仰和拒绝器化(工具性)的德性节操,消弭其外在性和权威控制,转为回到大学追逐智慧和真理的返魅道路之上[23]。可以认为,构建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评价指标体系应当也必须实现强、弱功利性评价的协调。

五、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启示

从各大排行榜排名来看,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但是,我们还需要冷静地意识到评价只能说明大学在某些方面的成就。因此,在不断完善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应当注意从关注一流的表象向关注一流的内涵转变、从关注一流的量向关注一流的质量转变、从关注一流的科研向关注一流的学生转变。在此基础上,我们应当警惕唯数据与唯排名的思维、坚守求异作为大学本质、兼顾学术市场与大学变革。

(一) 警惕唯数据与唯排名的思维

唯数据、唯排名的做法是将经济学、工业化的投入-产出式的企业化管理思维运用到大学管理之中。近年来,许多大学对本校的排名次序可谓殚精竭虑,想尽一切办法提高自身在各种排行榜中的位次,其中,最常见的也是最典型做法是迎合评价指标体系,以数据和排名论成败。通过分析评价体系中的某些指标,尤其是分析能够短时期内发生显著变化的指标,从而“不惜一切代价”提高排名,不惜挤占大学的其他发展目标、其他学科的发展空间。兹特和菲利亚热奥分析ARWU指标后指出:该指标体系具有难以消除的规模烙印和偏见,规模越大,排名越占优势,即规模大的大学在评价中更为有利。然而,事实却是大学之中杰出成就的产生只是少数人的作为,显然这与ARWU的规模偏好是相悖的。从大学自身的发展逻辑而言,大学质量属于价值范畴,即大学在某时期是否能够反映大学与人的需要的关联,大学是否能够为一流成果的出现提供更为契合的土壤,这才是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东西。事实上,大学排名与大学质量之间的逻辑为非充要的关系。凡·布什曾告诫美国政府和大学:任何以牺牲其他学科为代价的计划都是愚蠢的[24]。可喜的是,我们从教育部清除“三唯”的举措看到,相关部门已经作出积极的调整。

(二) 坚守求异作为大学本质

历史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每个人都具备了成为“完整人”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现代人因为外在世界的变化前所未有地具有独立感知世界的机缘,也因此,即使是关于“学以成人”的教育的使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教育难以继续给人以现成的价值和意义的确定性。显然,求同的做法不可避免抑制了大学的个性建设,一流大学各自的个性化特色在共性指标下遭到了遮蔽,这也是大学评价体系自产生之后便受到不断诟病的主要原因。我们在观察国外一流大学以及反思大学历史之后,能够得出两个明显的结论:一是愈加一流的大学,对于大学教授们的管理愈加宽松,并无严格的时间与成果指标限定,更注重积累之后的勃发;二是一流大学的超越性意义更为深远,即一流大学更为关注未曾发现、未被社会化的领域。我们从大学功能发展的逻辑来看,大学的每一次功能性延展和飞跃都是因为大学自身求异的积极作为,因而求异才是大学得以生生不息的基本内涵。所谓求异并非说大学是独立于社会的存在,而是要从大学使命的自身扬弃出发,扎根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需要,主动消解既有经验的缺陷,坚守大学办学的根本目的。

(三) 学术市场与大学变革的兼顾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命题说到底是关于如何提高大学的竞争力的问题。纵观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其卓越的根本原因在于实现了学术市场和大学变革二者的兼顾与平衡。学术市场是每个时代大学都需要面临的现实,从大学功能的发展以及和经济、政治无法剥离的事实足以说明。到了今天,大学的学术市场需要面临的现实则是国际化的自由市场经济,大学需要足够的学术声誉换回发展的资源与竞争的砝码,因此,我们看到一流大学惯用的手段是争夺最优秀的教师和学生,事实上暗含着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而作为大学变革的内部因素来讲,大学的历史及其在历史中积累的文化、传统,以及大学既有的职能、培养目标甚至管理模式,既是变革的主要对象,也是大学独有文化属性的见证。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是深层的瓶颈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25]。因而,如何在大学体制改革的框架下,实现大学对学术市场竞争力的追逐和大学内部变革的协调兼顾,不但关乎是否能够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更关乎我国大学未来发展的深远影响。

观照那些卓越大学的发展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既能感受到它们在历史变革中的果敢与坚毅,亦能体会到始终如一的稳定与保守,循序渐进似乎不足以涵盖它们的历史脉络,但是,我们却能看到循序渐进绝对是其最质性的品格。需要说明的是,基于五大评价指标体系关注的评价内容的简单类比,并不能充分反映出大学在知识创新等内涵建设中与服务国家经济社会重大战略中的实际贡献,也难以反映出大学排行差距产生的更深层原因。因而本文的目标只是为决策者和研究者提供一种客观观察的结果,为“双一流”背景下中国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持续深入建设,以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一种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2]
罗杰.L.盖格. "新美国大学"的前景:对于研究型大学的启示[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7(1): 16-33.
[3]
HANUSHEK E A, WOESSMANN L. The Knowledge Capital of Nations:Education and the Economics of Growth[M]. The MIT Press, 2015.
[4]
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 64号)[EB/OL].(2015-11-05)[2018-07-12].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11/05/content_10269.htm.
[5]
孙海涛. 新时代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挑战[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8(4): 105-110.
[6]
史静寰. "形"与"神":兼谈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路[J]. 中国高教研究, 2018(3): 8-12.
[7]
WEBSTER T J. 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of the US News & World Report tier ranking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J].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001, 20(3): 235-244. DOI:10.1016/S0272-7757(99)00066-7
[8]
刘念才, 程莹, Jan Sadlak. 大学排名:国际化与多元化[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 6.
[9]
IREG认证名单[EB/OL].(2017-04-10).http://ireg-observatory.org/en/information.
[10]
INCE M. QS rankings since 2004: Changes to the global order[R].2012/13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Report, 2012: 19.
[11]
邱均平.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评价研究报告:2016-2017[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
[12]
邱均平, 董西露. 五种世界大学排行榜比较研究[J]. 上海教育评估研究, 2017(3): 1-6.
[13]
冯倬琳. 世界一流大学重点建设项目的评价标准与评价要素[J]. 高等教育研究, 2017(12): 43-50.
[14]
2016年中国出版行业发展状况及行业细分市场情况分析[EB/OL].(2017-02-03)[2018-01-10].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702/497665.html.
[15]
白强. 中国特色"双一流"大学建设的逻辑根据与路径选择[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6): 208-216.
[16]
夏国萍, 管恩浩.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亟待处理好四重关系——基于三大世界大学排行榜的视角[J]. 高校教育管理, 2018(4): 27-35.
[17]
USHER A, SAVINO M. A global survey of university ranking and league tables[J]. Higher Education in Europe, 2007, 32(1): 5-15. DOI:10.1080/03797720701618831
[18]
邱均平. 评价学:理论·方法·实践[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408.
[19]
威廉·克拉克.象牙塔的变迁: 学术卡里斯玛与研究性大学的起源[M].徐震宇,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13.
[20]
伊丽莎白·波普·贝尔曼.创办市场型大学——学术研究如何成为经济引擎[M].温建平, 译.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 185-195.
[21]
别敦荣. 一流本科教育的特征与实践走势[J]. 山东高等教育, 2017(1): 6-14. DOI:10.3969/j.issn.1006-4133.2017.01.002
[22]
WILLIAMS R.拓宽指标: 澳大利亚大学排名的启示[M]//刘念才, JAN SADLAK.世界一流大学: 特征·排名·建设.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7: 159-170.
[23]
项贤明. 论大学的祛魅及返魅的可能[J]. 高等教育研究, 2017(8): 10-17.
[24]
V·布什.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M].范岱年, 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71.
[25]
周川.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之反思[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8(2): 177-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