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6日，自我标榜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双胞胎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了”，引发全球科学界、伦理界关于科学精神与伦理道德论争的大地震。显然，由宗教神学的“神造人”向“人造人”与“科技造人”的所谓“进化”的这一“现代弗兰肯斯坦”疯狂之举，事实上加剧了技术圈不断控制生物圈的可能性，人不断成为被科学技术控制的“人”，而非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下的现实的、社会的、实践的人。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实则是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时代新表征，是新时代科技异化、人的异化的新表现，并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产生了严重阻碍。马克思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775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是“忧喜之共门，吉凶之同域”的矛盾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成长于这样一个科技高速发展新时代的青年，如果成为像贺建奎这样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人，必将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时代新人将成为时代异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也将遥遥无期。

一、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下对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新审视

马克思在对传统人学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在人的本质与人的发展等方面全面系统构建了马克思主义人学观，从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考察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可以深度认识和认清该事件对人和人类带来的重大影响。

(一)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对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理论形成新挑战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探索，批判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观点，认为“现实的人”不是片面、抽象、单向度的存在，而是具有无限多样性和丰富性的整体性存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现实性的人、社会性的人、实践性的人。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现代科技的进步使“人造人”取代“神造人”，让人类看到科技进步带给人类解决不可能问题的希望，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这种危险的“自我进化”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现实性的人、社会性的人、实践性的人的本质理论的新挑战。

作为历史前提的“现实的人”，“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的、离群索居状态下的人, 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2]153。人是处于一定社会现实中的人，其实践活动不仅受到现实历史条件的制约，更受客观的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制约。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表面看是实现了“人对人的创造”，然而没有经过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编辑出来的人，其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目前尚不清楚，违背自然规律很可能会受到规律的惩罚。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确证着人的主体性，使人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深化对世界的认识，但是不能夸大人的主体性，因为“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3]，“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是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4]。一味追求科学技术的进步，忽略或者漠视甚至试图超越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的束缚与制约，就极有可能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关系不是费尔巴哈所谓的爱和友情，而是“人在积极实现自己的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关系、社会本质”^[5]。在马克思看来，“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6]。作为基因编辑出来的人，可能就是一个孤立的存在物，他如何建构起现实的社会关系，也对马克思人学理论提出了挑战。现实的人是特定种族、社会、职业中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必须依赖于特定的社会规范、社会秩序进行交往和协作，其实践活动受现实的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价值标准与行为规范约束并作出价值评价，判断所从事的实践活动进步不进步、科学不科学、妥当不妥当，当然要以是否促进人类社会发展、是否增进人类福祉为基本准则。作为科学工作者的贺建奎无视科学规范，要让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不仅想要创造第一例，更要使之成为范例”，既是对科学精神的僭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背叛。

(二)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造成新阻碍

人类社会历史是从人的依赖性阶段、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到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阶段的进程，“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会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422。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与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根本价值目标，现实个人的完善、丰富与和谐的发展是人的最高理想、追求和信念。“现实的人”是自然、社会、精神三方面有机统一的存在，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完整的发展、和谐的发展、个性化的发展。

人的首要属性是自然属性，同动物一样有满足最基本的生物性的需求，其生存与成长有客观的自然规律。基因编辑企图通过改变人内在的基因，而改变人的发展方向，但是，基因编辑技术不仅不能真的保证出生的婴儿天然地免疫艾滋病，由于技术的不完备性容易产生“脱靶”，导致基因编辑婴儿很有可能发生基因突变引发其他安全性和疾病问题。同时，被随便修改编辑的基因进入人类基因之池，可能会引起人类所不知道的某些灾难性的突变，打开潘多拉魔盒。人的社会关系在根本上表现为在劳动过程中结成的生产关系，社会分工更加精细化、社会合作更加紧密化，人的社会关系不再以“血缘关系”或“家族关系”为主要形态，而是在社会交往与社会实践中构成的劳动关系，经过基因改变的那部分人，因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被社会其他人排斥和孤立，降低了自由自觉参与社会实践的可能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良好而稳定的社会关系，需要被认同、被接受、被尊重，但是那些经过基因修改的人群由于自身是与社会上的“大多数”不同的“异类”，不仅形成良好社会关系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而且因为异乎寻常而被主流孤立与排挤，由此引发人的身心失调，道德、审美、意志脱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不和谐关系，这将不利于“健全的个人”的塑造。人的“自由发展”，即人自主的、具有独特性和富有个性的发展。马克思把个人定义为“从事活动的，在一定物质条件下能动的表现自己的生命和个性的存在物”^[1]72。社会关系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个人发展变化的多样性，在此基础上表现出个人各种能力、天赋和才干的差异，才适应了不同行业领域的多样化、多层次需求。假设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愈演愈烈，有意者设计和编制衍生出越来越多的“完美后代”，可能产生的结果是破坏人类基因的多样性，人类的可遗传基因将变少，个体多样性将会丧失。

(三)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是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时代新表征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这一经济事实出发，研究在私有制社会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己的、强制性的劳动对人的本质的否定，对人的肉体的摧残，对人的劳动成果的掠夺，以及人的非人化。今天科技正在成为强大的统治力量，主宰着人类，对科学技术的盲目崇拜衍生对科学的迷信，一味地追求科学技术进步而忽略人文关怀的科学实践既是劳动的异化，也产生了对人的异化。

科学是对真理的正确认识，其性“本善”，内在具有真善美的品格，“真”意在与客观规律相符合；“善”意在与人文精神相一致；“美”意在增进人类美好幸福生活。技术是科学在实践活动中发挥作用的方式、方法与手段，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技术都是由人类的手所创造的人类头脑的器官，都是物化的智力，从本质上来说各种技术无非是人体器官的延长，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延伸和强化，是人类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手段，而不能成为恣意妄为、破坏人类美好生活的加速器。传统的理性主义科学观将科学视为理性的化身, 使科学家们拒绝人文关怀，逃避应承担的责任, 科技与人性相分离的现象十分严重，错误地认为科技完全是“自主”的，能够“自我调节”，而看不到科技是非人类的，或者是具有自身固有规律的纯粹的“事物”。科学真理不再是整合的，科技认识主体和客体、人性和认知、真善美都已分裂，科学技术变成了与人无关、独自运转的事物，变成了反人性的东西。基因编辑婴儿这一“颠覆性创新”，企图以基因的剪辑或组合，在实验室环境下直接作用于人的胚胎，实现所谓的“人类幸福”，实则是丧失了对于科学技术的敬畏之心、畏惧之情，“人类已经被一种虚幻地、自满自足地考虑实践构造的科学遗弃了；这种科学所从属并为之服务的实践, 就好像某种在科学界限之外的东西一样; 这种科学满足于思想与行动的分离”^[7]。最终的结果是科学技术改变过、塑造过和实践过的对象物，或者利用科学技术创造出来的对象物，不但不是对实践主体和科技主体的本质力量及其过程的积极肯定，而是反过来抑制人、否定人、报复人，成了阻碍人发展的异己的力量、敌对的力量。

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类本质，劳动本身的异化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了仅仅维持肉体存在的手段，人的类本质变成了异己的本质，人变成了丧失自己类本质的人。如学者孙正聿所言：人无法忍受无意义的存在，人无法忍受有限的人生，人无法忍受自我的失落，人无法忍受现实的苦难，人无法忍受冷峻的理性，人无法忍受彻底的空白^[8]。人的存在是关系的存在，科学技术的异化、人的异化，最后的结果就是导致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包括基因编辑技术在内的科技异化，对人与人身份关系的确证方式、人与人的分配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等人的社会关系产生重大变革，科学技术不断加强对人的控制、奴役，一部分人作为科学技术作用的客体，丧失了人的历史主体地位，弱化了自我意识、能动意识，以及人的生命活动的多样性、多维性与能动性。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才能使人幸福快乐，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所涉科研人员在物质利益或名誉声望的内外驱动下病态地追求科学技术进步与创新，导致科研伦理与科研道德缺失，异化了对劳动的正确价值评判，在科技异化的驱动下成为异化的人。

二、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对新时代人才培养带来新反思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什么样的人才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是像贺建奎那样一味追求科技进步而异化的人？是基因编辑出来的人？还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对新时代“培养什么人”提出了新课题，也对新时代“怎样培养人”带来新反思。

(一) 时代新人培养要符合马克思主义人学对人的根本要求

从马克思主义人学关于人的本质规定看，时代新人必须是现实的人、社会的人。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时代新人不能是孤立存在的抽象物。时代新人的成长应立足于现实社会生活，其发展应与社会命运共生共存。基因编辑出来的人显然有违此现实，而作为时代新人则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也意味着与他人建构着关系，要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时代新人还要与国家、民族建构关系，把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关联，建构命运共同体，养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时代新人更要与人类社会、大自然成为朋友，不能把人类社会和大自然作为自己随意的试验田，要遵循规律、心存敬畏，不能破坏自然规律和社会法则。而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审视时代新人的培养，既然人是现实社会的人，就应当遵循马克思“改变人们的社会意识就要首先改变人们的社会存在”的基本观点，应当防止时代新人培养陷入脱离现实社会条件而空谈理想的“纯粹理想主义”的困境，应该通过时代新人成长的生活世界教育引导其成长，提升时代新人培养的实效性。

从马克思主义人学关于人的发展观看，时代新人要努力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新人。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包括人的全面能力的发展、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和自由个性的发展。人的全面能力既包括智力因素也包括非智力因素的发展，力求“身”与“心”、真善美协调发展，培养的人既要有科学精神亦要有人文情怀。“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人的社会关系发展要求时代新人要发展社会关系，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做到“做人”与“做事”协调发展。个性自由发展，让每一个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都获得自由发挥才能的机会，个性自由发展应以尊重他人的自由发展为前提，遵守社会规范、尊崇道德伦理、敬畏自然法则，而不是为所欲为，无法无天。

(二) 高校培养时代新人面临的主要问题

马克思主义人学要求新时代培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而非异化的人，但是当前高校培养人的过程距离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要求还有巨大差距，其主要表现有三。

1. 重视知识理性，轻视人文关怀

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的是对科学技术的膜拜，现代技术已部分地成为对社会的控制力量，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套标准参照系和专家系统，技术标准和技术系统对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部分渗透，形成技术化生存的社会秩序，知识理性得到普遍尊崇，人正在成为手机、电脑等技术产物的俘虏。技术令社会井然有序，整齐划一，乃至社会陷入一种技术专制或技术暴虐之中^[9]。大学教育者往往仍固守“主体-客体”“灌输-接受”等传统教育观念，忽略科技给学生身心带来的极大影响，轻视学生身心发展需求的新变化，主要强调工具理性成为知识的传授者，而忽略价值理性，人文精神常常丢弃一旁，甚至培养了一些冷漠者、冷血者，近年来出现的虐猫、虐狗事件实则是科技对人的心灵异化的结果。

2. 重视科学真理，忽视道德善恶

求真、守真是人类追求理想目标的第一个境界，真善美的统一或者说真理与价值的高度统一才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在知识经济时代，推进科技文明固然重要，但教育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追求真理的层面上，而应该追求“善”和“美”的境界，推进人类文明不断向更高的程度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无奇不有、无所不能，解放了双手、便捷了生活，但容易使人们更多地聚焦于“物”的层面，歆羡于技术的便捷、物质的丰厚、福利的完善，却忽略了“人”的方面，人的理想信念、个性发展、美德养成等方面逐渐淡化，人的异化代替了人的全面发展。高校往往过度追求知识技术和文化成绩，导致部分学生竞相追逐自己的最大利益，异化为学习的工具和机器，却忽视了对家庭关系、师生关系、朋辈关系、社会关系的维护。当前部分高校片面追求就业率、升学率，异化了人的价值判断，把学生培养成高智商、现实世俗、曲意逢迎的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基因编辑事件的策划人贺建奎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典型代表，为了追求出名成功而藐视法律法规，违背学术伦理。

3. 夸大主体自由性，轻视客观规律性

正如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所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的自我意识愈加强烈，我们在物质生产领域和精神生产领域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和发展，这是人的主体性得以充分发挥的体现，但也因此逐渐在人的潜意识里形成唯科学主义的观念，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无论是西方工业革命还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都曾盲目夸大过人的主体性，轻视客观规律性，给人类社会的生产发展造成灾难性后果。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一方面是具有自然力、生命力的能动存在物；另一方面，人同动物一样是受动的存在物，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人类生命健康的自然伦理，是人类必须遵循的自然法则。同样，人作为社会存在物，也受到周围社会活动的制约和限制。当前高等教育片面强调人的主体意志和能动性，忽略对大学生进行自然规律的制约性以及社会法律和道德要求等外在环境的规定性教育，导致部分大学生没有敬畏心，欠缺底线意识。

三、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下时代新人培养的新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广大教师要肩负起“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这一论述明确规定了新时代高校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和总体目标，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下时代新人的培养要求，即时代新人培养需要“情”“理”耦合、“真”“善”融合、“天”“人”和合、“知”“行”结合，防范异化风险，引导其真正成人成才。

(一) “情”“理”耦合，培养时代新人成为有情怀的人

在科技革命迅速崛起的时代，生物合成、人工智能、基因编辑、自动驾驶等新兴技术登上历史舞台，科技理性、人文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问题成为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的时代之问。科学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物化形式本身就蕴涵着属人的伦理本性。科技产品理应成为改善人类生存发展现状并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助推剂”，而不应该成为妨碍社会进步、人类文明的“帮凶”。人类创造科学技术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科学技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也可能成为奴役人的枷锁。科技越发展，我们越要防止成为科技的奴隶而导致人文精神的丧失，而使作为人的创造物的科技反而成为统治人、压抑人的一种异己力量，扼杀人的自由和个性。换言之，伦理并不是超脱于科学技术之外的东西，而是科技实践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规范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指导着科技成果的合理运用。因此，要把人伦之“情”有机融入到科技之“理”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要求培养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时代新人。高校是立德树人的主阵地，必须把立德树人的大道理与人生发展的小逻辑、家国命运的大情怀与心灵港湾的小家庭耦合，培养理想信念坚定、爱国主义强烈、品德修养良好、个人情感温暖的时代新人。高校教育工作者首先要坚持以身作则，以良好的品行示范学生，引导学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在学生中树立先进典型，把品德修养放在首位，树立德育“标杆”。其次要强化人文关怀，增强人的价值自觉，教育者要把人文关怀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支撑点，与学生之间进行深层次的沟通交流，关爱学生的生理需求和生活质量、关切学生的社会交往和人格尊严、关照学生的理想追求和自我实现、关注学生的前途发展和终极命运，使时代新人自觉主动地关注人类及社会的重大问题，明确自己在新时代的责任和使命，对自身进行“我应如此做”的自我引导与自我警醒，既要在知识的海洋求真理，还要在人生发展路上悟道理，更要在处理社会关系时明事理，不做冷血事，不成冷漠人。此外，要顺应时代变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高度发达的网络社会，不要丧失自身主体性，进而成为高科技产品所控制和压抑的奴隶，成为异化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要坚持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把为民族谋复兴、为国家谋发展、为人民谋幸福的责任与担当牢记心间、扛在肩头，做一个有梦想、有理想、有担当、有情怀的时代新人。

(二) “真”“善”融合，培养时代新人成为有善心的人

从科学技术对社会的意义上说，现代科技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的强大引擎，但不应该成为工具理性完胜价值理性的诱因。换言之，无论知识技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扮演多么重要的角色，我们都不应被工具理性所支配，而应坚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和实践手段，具有工具性，就其本身而言具有价值中立性。但科学技术作为人的创造物，归根到底还是要受制于人、为人的力量所掌握和控制，如果变成人受制于科学技术，就变成了科技的伦理异化。因此，必须坚持真理与价值的统一，即真善美的统一。一是求真理。时代新人在求知过程中，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严谨的科学精神和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求得真学问，增长真本领，掌握事物发展规律，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二是向善道。科学技术无意识，但是使用技术的人有道德。不能把冷冰冰的数据作为指挥棒，把人内心的善丢弃，搞唯科学至上、唯分数至上、唯技术至上，忽略了真与善的统一，在求真的过程中要融入善意，充分关注人的发展，培养时代新人关爱他人、关心社会、关怀人类的善意，以人内心的善开展科学研究、报效国家、服务社会，就不会成为技术的奴隶和异化的对象。三是逐美好。时代新人要在求真与向善的基础上成为内在美与外在美相结合的新人，热爱美、追求美、展现美，唤起社会成员主体心理愉悦感受，逐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求。

(三) “天”“人”和合，培养时代新人成为和谐的人

和谐的人是马克思主义人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基本要求，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和合，实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社会和谐相处、人与自己内心和谐。培养时代新人成为和谐的人，首先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如果为了满足当代人对美好生活需要而剥夺了子孙后代追求美好理想社会的权利，那结果只会是“人类成为一种被淘汰的生物而与恐龙为伍”的悲剧。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告诫我们：“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10]培养时代新人，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而依据客观存在的规律去实现人的意志，通过人化自然，把客观对象从“自然存在物”改造成为符合人的需要的“属人存在”，从而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正如恩格斯所说：“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1]时代新人要学会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在探寻科学的道路上要有敬畏心，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中消除人定胜天的思想，再也不能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违背规律之事，在为人类社会谋求发展与进步的进程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次要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60。在马克思看来，在人的问题上必须处理好人的主体性和客观制约性的关系问题。要尊重人、关心人、为了人，体现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一切科学实践活动与现实生产活动要以人为出发点，一切以人作为最终目的，个体要融入社会，成为社会的有机分子，成为和谐社会的建设者、贡献者，不能成为和谐社会的反叛者和社会暴民。最后还要追求人与自我的和谐，时代新人应是认知、情绪、情感、行为协调发展的人，应拥有健壮的体魄、健康的心理、健全的人格，善于调节情绪、协调认知、处理人际关系，警惕自我分裂与自我矛盾，促进心与身、理与情、知与行的和谐。时代新人只有自我和谐、身心健康才会有宽容、包容的心理吸纳自然、融入社会，实现天人合一，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担当者和贡献者。

(四) “知”“行”结合，培养时代新人成为守规矩的人

科技实践活动必须遵守社会公共的伦理道德规范，处理好行为自由与道德责任之间的关系。科学技术是人的意志外化的产物，但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道德责任并不是外在于意志自由之外的东西，它在本质上是人的自我完善的精神手段，同时又是一种理想目标，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使时代新人对道德规范由他律转为自律，表现为新人主体自身的行为由外在强制约束变为自身意志约束，从被动遵守到主动遵守。在没有外在监督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更谨慎地坚持自己的道德信念，自觉按照道德要求行事，不会因为没有人监督而肆意妄为，或者如贺建奎那样剑走偏锋。作为肩负着民族复兴大任与使命的时代新人，应将增长知识见识与守规矩重德性相结合，“知”“行”结合，心有畏、言有戒、行有止。

一是时代新人要知规矩。在科技迅猛发展的新时代，培养时代新人的规矩意识、底线思维至关重要，因为科技的强大力量可以改变世界，亦可以毁灭世界，要深刻认识到法律法规、道德伦理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不能成为无知无畏的冒险者。

二是时代新人要有敬畏。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的结论中这样写道：“有两种伟大的事物，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著地思考它们，我们心中就越是充满永远新鲜、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12]人类所掌握的高超的科学技术能力，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谋利又可做恶，要培养时代新人对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科学技术的敬畏心，“敬畏”之“敬”，体现着对自然规律的遵从; “敬畏”之“畏”, 体现着人类在自然力面前的谦卑与警惕，有敬才能有所持, 有畏才能有所防，不能只看到眼前的好处而漠视未来不可控的灾难。

三是时代新人要行有矩。像贺建奎之类的科学家明知基因编辑婴儿不可为而为之，实则反映到当今人才培养中知行脱节的现实。因此，培养时代新人必须在“知”与“行”统一上下功夫，在学校人才培养中从国家法律法规遵守、日常行为规范约束，到对人要诚信、考试不作弊、学术守规范、科技遵伦理等方面全面要求，并以老师的行为示范、学生的朋辈影响、场域的交互促进、文化的感染熏陶、制度的激励惩罚等^[13]教育引导时代新人做到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严于律己、自我约束，防止知行错位，不碰法律红线、不越道德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