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严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1]9-10。既坚持了老祖宗，又讲了很多新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既回答了历史之问、时代之问，又回答了人民之问、世界之问，“以崭新的思想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1]256-257。理论的力量是真理的力量，它是不可战胜的。“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2]。只有站在理论的高度，在系统全面、融会贯通上下功夫，才能“准确把握这一思想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才能“做到知其言更知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才能“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1]36，才能既“学进去”，又“说下去”“做下去”，才能真正做到学懂弄通做实。

一、从历史维度构形“理论体系”的源流

理论，是“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具有全面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特征”^[3]2338，它给了我们一种具有科学性质的世界图景；体系，是“若干有关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3]3867；理论体系，“是一种学说的概念、范畴、规律、理论的系统”，“能够更敏锐、更准确、更深刻地从理论上表达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它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时代的旗帜”^[4]。

“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5]。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体系。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其演变就是一个不断理论化、再理论化，体系化与再体系化的“积累性”过程。这种积累性，既体现在历时性上的坚持，又体现在共时性上的发展，真正体现了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源流不乱知归趣，篇什无多见苦心”^[6], “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就是坚持与发展的历史”^[7]16；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就是一部源远流长, 但万变不离其“宗”的历史，这个“宗”，就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对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8]67，是“一块整钢”。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戴维·麦克伦说：“他建立起了一个来源于哲学、历史、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体系。”^[9]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吸引人类全部知识的基础上产生并且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的，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体系。”^[7]21陈先达说：“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为他们后继者所发展的，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使命，以建设共产主义为最高目标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是“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以实践为检验标准的学说”^[7]31，是彻底而严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运动的普遍规律，从唯物论、辩证法与认识论等角度，论证了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认识是发展变化的，“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8]68。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及其运行机制，再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科学社会主义则是以前两者为理论依据，论证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的及其相互关系的学说，“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10]，“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11]。

这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提供了揭示社会历史规律的钥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学说为核心，建立了科学的经济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以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为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说的主题。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它不仅只是一种写在纸上的文本，而且是一种实践，更是一种运动，它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和指南。因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12]。

针对过去那些僵化对待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经验的现象，毛泽东于1938年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针对“右的悲观主义”与“‘左’的急性病”这两条错误路线，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3]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分清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马克思主义”, “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14]的过程，就是“民族化与时代化”相结合，“既要使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具体化，又要使中国独创性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化”^[15]的过程，就是针对“中国问题”，开出“中国药方”，树立“中国经验”的过程。

1943年王稼祥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党的七大正式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刘少奇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分析、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八个方面概括了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体系不仅包括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而且也包括它的活的灵魂部分。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回答了毛泽东思想从哪儿来的问题；“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回答了毛泽东思想是什么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回答了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我们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的问题。同时，从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加强党的建设等六方面，以其“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6]。同时，还将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明确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强调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其三个最基本的方面。毛泽东思想，致力中国“站起来”这个主题，集中回答了关于“为什么革命、为谁革命、如何革命”等重大问题，并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设作出了革命性、独创性的贡献。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实践与时代特征相结合所形成的理论成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其经历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党的十二大，逐渐凝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主题；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三大，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轮廓；从党的十三大到南方谈话，以及党的十四大，邓小平理论日臻完善，党的十四大报告从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九个方面，初步构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并确立为全党的指导地位；党的十五大确立了“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概念，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如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统一战线、军队和国防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战略、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重要理论”^[17]。邓小平理论，集中回答了“富起来”的时代课题，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第一次、第二次飞跃，都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等重大主题不断结合，及时回应人民呼声、社会同声、世界回声，不断调适与完善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看，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就是衡量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也只有理论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最新成果，才能立足中国大地，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望远镜与显微镜，才能既立足时代又超越时代，既尊重人民又引领人民，既指导实践又推动实践，实现中国从落后时代到跟上时代的伟大跨越。

二、从文献维度建构新思想理论体系的现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典范，既是被实践已经证明了的科学的理论，又是继续指导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作为思想体系，这“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系统化的思想观点的总体”^[3]3690，已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新修改的《党章》及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法律文献中，但作为理论体系，其建构还在不断地演进之中。

体系的建构是一个渐进的、各方持续努力和不断凝聚共识的过程。新思想理论体系构建按照时间划分，可以划分为十八大前的奠基期，十八大后的成长期与十九大后的成型期，各个不同的时期虽各有侧重，但互为因果，共同形成了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新思想体系按照其构建的内容来分，可分为文献性构建、思想性构建和理论性构建三个部分，其中文献性构建主要体现为各种文本的呈现，而思想性构建则是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而理论性构建则是找出文献构建与思想构建的内在逻辑，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关键还要知其所必然。

新思想理论体系构建按照主体划分，可以分为个人早期著作性建构、官方主导性建构、学界阐释性建构以及官方与学界合力性建构四类。个人早期著作性建构通过个人名义的著作，提出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与现实思考，包括对成绩的总结，对教训的探索；官方主导性建构通过重大会议、重要文件、重要政策、重要著作得到体现；学界的主动性建构通过学术刊物、学术交流、课堂教学及相关学术论著等形式呈现；官方与学界的合力性建构则可通过学术研讨会，官方主动采信学界的研究成果，或者官方通过课题合作等方式邀请学术界合力公关的联合成果。

从个人早期著作性建构来看，主要以领导个人名义出版的反映其十八大以前的相关著作为主：包括1992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摆脱贫困》；2007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之江新语》；2013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干在实处走在前列》；2015年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知之深爱之切》。上述著作，主要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浙江、河北等地方工作实践与理论的思考。

从官方主导性建构来看，从党的十八大后至十九大之前，除相关重要会议、重要活动、重要讲话的常规性建构外，主要分五大板块进行。第一，以中宣部为主，编辑出版了系列重要读物。包括2013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读本》，2014年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第二，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为主，2014年编辑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收录了习近平2012年11月15日至2014年6月13日期间的重要著作，分18个专题79篇文献，以及收录习近平各个时期的照片45幅；2017年编辑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收录了2014年8月18日至2017年9月29日期间的重要著作，分17个专题99篇文献，以及这段时间内的图片29幅。第三，以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主体，联合相关单位出版的各种专题《论述摘编》，包括2013年出版的《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2014年出版的《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2015年出版的《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2016年出版的《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2017年出版的《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习近平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第四，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为主，组织编写的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分别有《习近平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系列以及《习近平关于培养“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重要论述摘编》等内容。第五，以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为主，于2016年6月出版的《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机关党建重要论述(修订本)》；以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名义，在2017年8月推出《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从不同的侧面、不同角度进行了构建。

党的十九大之后，官方主导性建构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中宣部为主于2018年5月出版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于2019年6月出版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二是以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的第五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共14本；三是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主编的相关专题论述，包括2018年出版的《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习近平谈“一带一路”》，2019年出版的《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等内容；四是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于2019年3月推出的《习近平在正定》，以及2019年6月教育部推出的《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综上所述，中宣部编写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4年版、2016年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系列，均分别从体系建构方面进行了持续努力，不论是《读本》2014年版(绪论、结语加12个专题)和2016年版(绪论、结语加16个专题)，还是《三十讲》的30个专题，特别是2019年出版的《学习纲要》(绪论、结语加19个专题)，都是在努力围绕“思想体系”构建一种内嵌的“理论体系”。

这种理论体系的构建，在党的十八大后至十九大召开前，其关键词是“五大理念”“四个全面”，特别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等。在党的十九大后则是聚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思想体系，致力于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紧紧围绕“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十大基本问题，以及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17个方面，致力于“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18]18-27的科学内涵而展开的理论体系的构建。以《学习纲要》为例，有学者曾将其总结为六大板块：“第一板块是绪论，阐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第二板块是第一到第四章，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问题；第三板块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展开；第四板块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及各方面重要工作的展开；第五板块是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第六板块是结束语，号召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19]

在中组部组织编写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课程体系和教学大纲(试行)》中，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从三个部分来展开：一是理论主题，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是基本内容，即“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三是内在逻辑，即“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有机融合、有机统一，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战略和战术相一致、认识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理论特色。

在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的《新时代新思想新征程》一书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构建：一是其核心要义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是其核心内容包括“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三是指出“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实现了“四个统一”，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有机统一”^[20]。

从学界的阐释性建构来看，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以整体性视角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经检索，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研究以整体性研究成果居多，多数学者以《纲要》精神为指引，主张将其视为“一块整钢”，并从整体上研究其理论体系，但不同的学者分析视角不一。有学者(韩庆祥)指出，“从整体内容结构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由‘八个明确’和十四条基本方略两部分内容构成，这两部分内容各有侧重又相互统一，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完整体系”。也有学者(宇文利)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以推进制度化改革为突破口，搭建了由政策到制度、由思想到理论、由理念到方略、由目标到步骤、由问题到出路的观念体系和理论系统，构筑了一个包含理论要素、理论逻辑、理论模型和理论基础的整体化的理论体系”。也有学者(范文)从主要内容上将其视为“包括历史方位、鲜明主题、奋斗目标、发展方式、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发展动力、发展保障、安全保障、外部环境、政治保证、治国理政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等方面，具有严密而又开放的内在逻辑，构成其理论的四梁八柱及科学体系”。有学者(孙元君)“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实践基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进入新境界的哲学基础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基础几方面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有学者(张传鹤)提出“这个理论体系是由‘九论’构成的，分别是论指导思想、论理想、论新时代、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军队和国防建设、论国家统一、论外交、论党的建设等”。也有学术机构(中央党校中特中心)从历史新变革、历史新方位、矛盾新转化、历史新使命、时代新课题和成果新拓展等角度概括其理论体系，也有学者从理论主题、核心内容、精神实质等角度概括其理论体系。还有学者从逻辑起点、逻辑中项、逻辑终点的逻辑性视角分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也有学者提出其理论体系就是“一个主题+一系列基本问题+‘八个明确’+‘十四条基本方略’的新思想体系”。总体而言，关于理论体系的此类研究成果最多，其研究视角也较为多样，但存在趋同化现象，守正多于创新。

二是以个性化视角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有学者将研究视域聚焦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某一方面进行体系化解读，相对来说解读有一定的深度和新意。例如，有学者(张首映)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着系统的内容体系，即‘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凸显了科学的方法论体系，即‘八个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体现了严整的思维逻辑体系，即包括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在内的‘六大思维’”。有学者(刘进田)从价值结构体系的角度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价值结构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价值结构体系的核心内容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价值结构体系的实现条件是美好社会和强盛国家建构，价值结构体系的建设领域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价值结构体系的实现路径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价值结构体系的现实行动是‘四个伟大’社会实践”。也有学者(胡鞍钢)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建设的系列讲话精神、经济建设的实践，集中分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体系。

三是以功能性视角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有学者基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伟力，集中阐述了其理论体系的功能性影响，此类研究成果以《学习时报》的几篇系列文章影响较大。有学者撰文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引领时代的思想理论体系(辛鸣)，是融会贯通的理论体系(张严系)，是勇于革命的思想理论体系(王懂棋)，是人民至上的思想理论体系(李海青)。

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相关阐释研究多是以十九大报告、《三十讲》或《纲要》精神为指引，进行适当的学理解读，总体而言都较为稳妥宏观，但体系性构建不够。

从官方与学界的互动性建构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中宣部为主，在党的十八大后至十九大前组织开展的“五大发展理念”“四个全面”“治国理政”等系列理论研讨会；在党的十九大后组织开展的“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研讨会”“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理论研讨会”“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理论研讨会”等方面。

总体而言，个人早期著作性建构，主要是对党的十八大前的地方治理实践的总结；官方主导型建构，主要在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为主线，以中宣部的《读本》《三十讲》《学习纲要》，以国务院新闻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重点，以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现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系列《论述摘编》为补充，以及中央党校的系列实录采访报道为辅助的立体体系；学界阐释性建构主要从整体性、个性化与功能性为切入点，对理论体系进行建构；而官方与学界的合力型构建，既体现在主动举办研讨会的显性互动上，也体现在中宣部社科基金项目、各级新型智库成果等隐性互动上。个人早期著作性建构是理论体系建构的基础，对官方主导性建构起着补充作用；官方主导性建构起着导航仪与定盘星的作用，起着定向导航的作用，是对个人早期著作性建构与学界阐释性构建的升华；而学界的阐释性建构，是用学术讲政治的升华，讲清官方主导型建构背后的学理基础；而官方与学界的合力型建构，则是打通政治与学术、体系与逻辑通道的内在努力。

三、从学理维度构建新思想理论体系的尝试

理论体系，作为体系化了的理论，必须致力于体现理论本身的全面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三大特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质和整体功能，体现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性和革命性高度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2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既生动而具体地坚持了” “又生动而具体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鲜活力量，写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版本’”^[1]32，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历史发展逻辑的辩证统一。

如何在新思想体系的指引下，基于理论体系建构的基石，从学理层面进一步加强对新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一项非常有意义且需要学界不断努力探索的重大课题。建构与构建，两者都是用于抽象事物，但“建构”是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建立”；“构建”是指建设的“深入”和“全面”。

如何更加“深入”，更加“全面”？

“深入”就是在逻辑性上进一步下功夫。善于运用逻辑思维的力量，通过严谨的论证，“借助概念、判断、推理反映现实的思维方式”，善于“撇开具体形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22]。这种体系的建构必须注重历史逻辑，讲事实，善于从前因与后果中揭示联系的客观性，讲出实然性；必须注重理论逻辑，讲道理，善于从前提与结论中揭示客观的规律性，讲出应然性；必须注重实践逻辑，讲目的，善于从前提与条件中揭示规律的主体性，讲出应然性。

“全面”就是在全面性上进一步下功夫。善于站在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的高度，充分认识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系统性，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全面把握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显然，“深入”是从逻辑性上进行构建，“全面”是从结构性上进行构建。这种构建，既要承袭前有的研究成果“照着说”，更要善于从学理上有所建树“接着说”。

这种理论构建的基石就是从“中国号”巨轮切入。一部中国历史，就是发源于内河、定型于陆地、不断走向海洋的历史，就是一部从郑和七下西洋的主动“走出去”，明清时“海禁”，再到1840年开始数次被外国坚船利炮打败的历史；就是一部从被动面临来自海洋的“敌人”入侵与主动“向海洋国家开放导致和海洋国家的互动”的历史。“近代以来，海洋主导着国际经济，谁主导海洋，谁就主导世界经济”。“中国成为海洋国家的需要，来自中国的开放政策所导致的中国和世界的关联”，中国必须探索自己从“海洋大国”成为“海洋强国”的道路，这勿庸置疑。“中国成为海洋国家是时间上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2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只要我们党把自身建设好、建设强，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就一定能够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18]69。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时指出，“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使‘中国号’这艘巨轮继续破浪前进、扬帆远航”^[24]。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群众游行“扬帆远航”方阵，寓意“‘中国号’巨轮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破浪前进”^[25]。

“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从嘉兴南湖起航，1949年“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1978年及时调正了航向，2012年驶入新的海域，现在正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奋勇前进”。这艘巨轮，见证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见证了“挨打”“挨饿”“挨骂”的伟大征程，见证了落后时代、跟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习近平同志作为党的领导核心、人民的领袖、军队的统帅，掌舵着“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奋勇前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正是指引中华民族复兴巨轮的指南针和定盘星，就是船舶与船长、初心和使命、目标设定与目标实现的有机统一体。

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可以从“中国号”巨轮的静态结构、动态系统、外在条件、内部保证等维度来整体构建新思想的理论体系。

一要准确设定目标，知道为什么出发。党的十九大报告开宗明义就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提及“不忘初心”这个重大的话题，在2015年7月1日给国测一大队老队员老党员的回信中首提“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在建党95周年大会上，又提出了“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26]5-6。为什么要多次提到这个问题，“目的就是提醒全党不要忘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不要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了自我、迷失了方向”^[26]15。为什么出发的问题，这是准确把握和开启中国号巨轮的“金钥匙”，这把金钥匙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1]10。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必须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奋斗，要始终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要“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作为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27]。

二是准确测定船位，知道我们在哪儿？定位指船舶航行中，航海人员通过陆标定位、天文定位和电子定位等形式，随时确定本船的船位所在。只有这样，才可能及时了解船舶周围的航行条件，及时采取适当、有效的航行方法和必要的航行措施，确保船舶安全、经济航行。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全球第二，2012年，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8]10。今天的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新时代，既是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也“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26]41。直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内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的现状，唯有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方能行稳致远，实现目标。

三是准确锚定航道，知道走什么路？航道指沿岸或港湾内可供船只安全航行的通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8]18这个时代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十二大以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的主题，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路走得通、走得对、走得好，“70年来我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充分说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28]。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我们要胜利实现既定战略目标，就要坚定不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这条正确之路、强国之路、富民之路”^[29]。

四是准确定向导航，知道我们要到哪儿？航向是船舶的航行方向。“中国号”巨轮的目的地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在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并在2013年3月全国两会上提出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实质内涵。而早在1983年，习近平在河北正定担任县委书记时，就提出了“人民要富裕，国家要富强，中华要振兴”^[30]的目标，这可以说是“中国梦”的最早出处。要确保航向的正确性和可行性，还要进行航迹绘算。这就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八个明确”中打头的“总任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8]19这个总任务从战略步骤上实际划分了“小三步”：就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把我国建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总任务一是时间提前，比原计划提前了十五年；二是内涵提升，增加了“美丽”；三是质量提高，由“国家”变成了“强国”。要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

五是准确优化结构，做到结构过硬。船舶的结构由船壳、船体骨架、甲板、船舱和上层建筑等五部分构成，对应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经济建设领域，就是要适应经济新常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要坚持“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着力解决实体经济结构供需、金融和实体经济、房地产和实体经济“三大失衡”问题，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推进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在政治建设领域，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全面贯彻新型政党制度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在文化建设领域，就是要做到“一个高举”，即高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两个巩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进的思想基础；“三个建设”，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影响力的中华文化软实力；提升“四力”，就是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在社会建设领域，就是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切实做好教育、就业、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工作，坚持打赢脱贫攻坚战，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既不能管得太死，又不能管得太松，既不能死水一潭，也不能波涛汹涌。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把绿水青山蕴含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为金山银山，切实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原则，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统筹推进各项工作，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着力建设美丽中国。“‘五位一体’各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不可分割，共同构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1]29。

六是准确调适系统，做到功能优化。船舶包括动力系统、电气系统、消防系统和救生系统，对应了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明确“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31]。要坚持分步推进，前期重点是夯基垒台、立柱架梁，中期重点在全面推进、积厚成势，现在重点放到加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上来，切实解决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政策性创新存在的问题，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要认清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年历程，未来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要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更好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引导经济全球化更加健康发展。全面依法治国，就是要懂得全面依法治国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历史任务，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必须正确处理政治和法治、改革和法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关系，抓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个总抓手，牢牢把握社会公平正义这一法治价值追求，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扎实推进科教兴国等七大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必须做到实打实、不掺任何水分。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坚持标本兼治，德法同行，坚持治标不松劲，不断以治标促进治本，既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也正心修身、涵养文化，守住为政之本。要做到自身必须始终过硬，“怎样才算过硬，就是要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根本意义所在”^[32]。“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又有战略举措，每个“全面”相互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其他三个全面是战略举措，而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方略，全面从严治党是根本保障。

“五位一体”是从结构性的角度进行分类，是相对静态的结构；“四个全面”是从功能性的角度进行分类，是相对动态的系统。二者之间互为表里，互为前提，共同构建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硬核。

七是准确规避风险，做到要素最优。航船所遇到的风险，既有自然环境，又有航行环境与内部操作不当所带来的风险与挑战，包括外部天灾与内部人祸及其相互之间的耦合。具体而言，就是要切实做好内部保障与优化外部条件。就内部而言，要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既要抓住“总体”这个关键，又要突出“大安全”理念，坚持统筹安全和发展两件大事，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抓纲带目，切实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在顶浪前行、横浪前行、逆浪前行、切浪前行中找到最优解。要切实加强军队建设，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努力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世界一流军队，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既要“钢多”，也要“气多”。要坚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要坚持以两手对两手，切实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就外部而言，航行要遵守海洋国际公约，外交要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稳妥处理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关系，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着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内部保障与外部条件互为肌月里，既要坚决防止自然环境风险挑战，又要防止航行风险挑战和内部风险管控，还要防止在逆全球化、民粹主义抬头的当下，切实做好贸易摩擦等风险防范，坚持“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原则，防止茶杯里的风波引发太平洋上的风暴。

八是充分信任船长，做到“两个维护”。船重千钧，掌舵一人。船长作为船舶上的总负责人，负责船舶的驾驶、轮机管理和全船安全，确保船舶沿着正确的航向成功驶向预定的彼岸。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按照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要求建强团队，使“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坚定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31]。又要拿起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与显微镜，及时预见可能发生、甚至难以预见的各种风险，及时掌握船舶的浮性、稳性、抗沉性、摇摆性、快速性、操纵性，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强化斗争意识，提升斗争本领，做到任凭风浪起，稳操方向舵，真正“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1]20。全体船员一定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把稳思想之舵，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要把‘两个维护’体现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动上，体现在履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实效上，体现在党员、干部的日常言行上”^[26]124。

这“七个准确、一个充分信任”，构建起了“中国号”巨轮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牢牢掌握全面理解和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金钥匙，既立足新时代这个历史方位，还突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条主线，更从结构性的“五位一体”，功能性的“四个全面”，保障性的“内外条件”，主体性的加强党的建设，做到“两个维护”等维度，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构建，这个构建的核心要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内容是“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

四、从实践维度解构新思想理论体系的必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从客观条件来看，有其深厚的实践基础和现实需要。正如《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所说的：“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26]58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影响是其产生的实践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巨大变化，呼唤着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理论的产生，源泉只能是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动力只能是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现实要求。”^[33]从主观条件来看，这种理论就是要能够既做到不丢“老祖宗”而又能“说新话”，能够达到钱学森所说的“离经不叛道”。“离经”，就是要讲出符合时代潮流的新话；“不叛道”，就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俱进地提出和回答时代课题。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需要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34]

孙正聿认为，理论作为规范我们思想和行为的各种概念系统，具有三重内涵：首先表现为“一种知识体系”；其次是“一种思维方式”；同时还是“一种价值规范”^[35]。理论的生命力就来源于其体系、思维与价值规范，不仅能够观察时代，而且能够引领时代，并且能够为时代所检验。“凡是正确的理论，都一定是正确地根据地点和时间、条件，认识出事物的特殊意义”^[36]155。

正如陈先达所总结的这样，“一种学说的生命力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是否有社会需要，这种需要，不仅是它产生的社会原因，还是它能继续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原因；二是是否包含真理性因素，具有超越自己时代的价值，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三是有无实现这种学说的力量和传人”^[7]15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首先体现在现实力量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37]。这种基于时代的社会需要，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所确定：首先，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呼唤新理论。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 ^[18]11。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许多新的时代课题，比如把握社会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关系，如何把握由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执政理念的变化，如何把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机衔接，需要理论上进一步作出回答。其次，经济发展新常态呼唤新理论。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适应经济发展的结构性与周期性碰头，内部性风险与外部性风险叠加，切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经济体系，需要理论上进一步作出回答。再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呼唤新理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38]。如何有效应对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有效处置中美贸易摩擦，需要理论上进一步作出回答。最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呼唤新理论。“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27]，需要理论上进一步作出回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应时代之变迁、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的理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其次体现在真理力量上。有学者将真理分为“事实性、系统性、工具性、道德性和主观性”五类，“事实性真理是真理中的分币”，范围最小；系统性真理是“以复杂的结构形式呈现出来的，由无数的逻辑推进连接在一起的知识体系”；道德性真理对人类社会的福祉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主要回答我与自己，我们与人类同胞以及我们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主观性真理是“个人采取的真实地看待自己、他人以及整个世界的真理”^[39]。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是事实、系统、工具、道德和主观真理的集合体，“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懂得了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能够很好地应用，这就叫做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实质，这才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学习”^[36]145。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三十讲》用了“八个坚持”进行概括，《学习纲要》分别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看家本领、坚持实事求是、提高科学思维能力、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问题导向、重视调查研究、发扬钉钉子精神、依靠学习走向未来”等八个方面进行概括，实际上是从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两个方面进行了回答。综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主要做到了以下几个相结合：坚持战略思维和战略定力相结合，既看得远，又立得住；坚持问题导向和价值导向相结合，既解决工具理性，又解决价值理性；坚持历史意识和世界意识相结合，既能回看过去，又能纵揽天下；坚持辩证思维和法治思维相结合，既能一分为二看问题，也能在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统一中解决问题；坚持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相结合，既敢于创新，又善于守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关键体现在人格力量上。“真理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正确理论，人格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优良作风”^[1]233。习近平总书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其个人的人格力量充分体现在其优良作风上。我们党的掌舵人，是在浓郁革命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是在苦难历史和曲折经历中成长起来的，是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是在新的伟大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是在重大国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是在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他不仅成长于革命家庭，而且在很多革命根据地工作过。他16岁不到就在陕西延安，29岁就到河北正定担任县委副书记，然后在福建有苏区，在浙江有南湖，在上海有“一大”会址，还有“二大”“四大”召开地。他从村支部书记成长为党的总书记，从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成长为军委主席，经历了严格的思想焠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他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的非凡理论勇气、卓越政治智慧、强烈使命担当，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赤子情怀，为创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作出了决定性贡献^[1]7。

“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40]。党的创新理论只有永远面对自己的时代而不是面对既有的结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才能真正体现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才能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同命运，关注和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才能永葆马克思主义生机活力，才能达到列宁所说的“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41]。我们只能用严整而又不断丰富发展的党的创新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才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掌舵“中国号”巨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驶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胜利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