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及其学术梳理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形成的积极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1]，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逐渐形成了以汉族儒家文化为中心并广泛吸收外来文化的兼容并包的文化体系。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形态，既包括承载了传统思想、艺术、工艺的古文献、古文物，也包括礼仪、歌舞、节庆、风俗等非物质文化。自古以来，优秀传统文化在制度层面、思想层面、社会生活层面等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2]，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发展的意义、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以及如何科学对待传统文化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构成了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纲领性意见。

(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首先，习近平总书记从民族意义高度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产生的，它既是民族的根和魂，又是民族的突出优势和最深厚的软实力，既是民族的基因，又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既积淀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又代表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3]；“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5]；“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6]。

其次，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党的建设互相促进、协同发展。一方面，党员干部是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坚力量，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得益于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7]；“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8]。另一方面，优秀传统文化也为党员干部提供思想营养，为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沃土。“(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务必)自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9]；“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1]。

第三，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发挥多方面的时代价值，它既能从总体上有助于道德建设，又能具体地有助于树立三观；既能从总体上有助于治国理政，又能具体地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资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10]; “要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教化人、培育人的作用，塑造中国心、民族魂”^[11];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7]; “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1]。2016年，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12]；2019年3月，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锻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深厚力量”^[13]。可以认为，不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不论是政治层面还是道德层面，优秀传统文化都能充分发挥其时代价值，这是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新的现实意义。

在前三点基础上，习近平同志提出了“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1]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科学回答体现了党对传统文化的方法论探索。“以科学态度对待传统文化”^[2]是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总体方向。所谓科学对待，就是要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同志在各个阶段、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对待传统文化，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4]; “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2]。

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一定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15]。显然，这对于我们思考如何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纲领性的指导意义。

(二) 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学术研究热点

近年来，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其主要成果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针对某一种具体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有对传统思想和传统艺术的研究，也有对传统技术的研究。二是对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学理研究，如李宗桂教授基于概念史和学术史探讨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内涵^[16]。三是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论述，研究其中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方面研究又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向。宏观方向研究立足于从宏观上把握习近平总书记论述的精神和意义，如周向军教授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秀传统文化的论述总体上分为传统文化有何当代价值、如何实现当代价值两个问题^[17]。微观方向研究主要从习近平总书记论述中的某个具体学术问题进行考察，如欧阳军喜教授着重考察了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问题^[18]。

鉴于学术界已有的丰富研究成果，笔者拟在此基础上结合党和国家关于公共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方针、政策、指示，从公共文化的角度探讨如何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二、优秀传统文化与公共文化具有逻辑一致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政治判断。在此判断之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随即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实际上为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其中一个重要方向，就是从公共文化的角度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意见》不仅在“重点任务”中明确指出要“构建准确权威、开放共享的中华文化资源公共数据平台”，而且提出了相关的组织实施和保障措施，即“推动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协同推进、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新格局”，以及“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公共图书馆法等相关法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有关工作作出制度性安排”^[19]。显然，《意见》中的这些意见，不论是开放共享的公共平台，还是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新格局等，都指向了公共文化方向。也就是说，在公共文化视域下探索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正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的新要求。

在公共文化视域下探索优秀传统文发展，是以优秀传统文化和公共文化的逻辑一致性为基础的，具有充分的学理依据。公共文化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萨缪尔森在《公共开支的纯理论》中通过建构数学模型分析认为，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20]387-389。陈鸣根据萨缪尔森的公共物品理论对公共文化概念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所谓公共文化，是指一种由代表国家、社会或社团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向公共领域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公益性文化组织形态。也就是说，公共文化部门是因公共文化物品(包括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的供给而形成的。作为公共物品之一，公共文化物品是与私人文化物品相对意义上提出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文化物品也具有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一方面，公共文化物品的非排他性在于，它不会成为私人独占的文化消费品，个人对公共文化物品的消费, 并不影响或妨碍相关个人同时消费该物品；另一方面，公共文化物品的非竞争性表明，它是一种国家或社团的文化福利，相关个人无须通过出价竞争购买的方式获得该文化物品”^[21]。

在西方，“从文物遗址、博物馆、档案馆等国家文化遗产到歌剧、芭蕾舞、戏剧等民族艺术遗产”都被视为公共文化来加以保护、利用和开发^[20]289。这些国家文化遗产、民族艺术遗产，正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也是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基本消费性质。使用者对传统文化的消费并不会减少传统文化对其他使用者的供应，这就是非竞争性；使用者不能被排除在对传统文化的消费之外，这就是非排他性。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传统文化和公共文化，我们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逻辑一致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民族性特征，而民族性正是公共文化资源的基本特征

一方面，优秀传统文化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产生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突出优势和最深厚的软实力。《中国国情教育手册》第二章第二节“中国的传统文化”指出，“第一(特征)，中国传统文化是多民族传统文化的集合体”^[22]35，强调并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民族性特征。另一方面，作为公共文化资源的文化遗产同样具有民族性。“从文化资源看，文化遗产既是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文明成果，也是一种公共的文化资源”^[20]290，即把民族性视为公共文化资源的题中之义。可以认为，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性是它与公共文化之间具有一致性的逻辑起点。

(二) 优秀传统文化和公共文化都具有整体性和群体性，由此决定了其全社会共同享有、共同参与性质

一方面，《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纪要》指出，“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在于强调统一性……强调群体”^[23]13；另一方面，荣跃明研究员在论文《公共文化的概念、形态和特征》中论及“公共文化的历史形态”时指出，公共文化具有群体性和整体性。就群体性而言，“社会文化的生产通过仪式化的群体参与……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属于公共文化范畴”；就整体性而言，公共文化也具有整体性，“古代公共文化更多地表现为整体性‘民俗’”^[24]。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整体特征，实质在于人文精神”^[22]13，这种人文主义精神体现在自古以来的民本思想，因为优秀传统文化是由人民创造的、为人民所有的，“是公共领域的文化资源，而这些民族文化成果是社会共同体所共同享有的文化资源”^[20]290；同样地，“公共文化为社会成员共同分享，实际上体现为社会成员对于公共文化的平等参与”^[23]42。也就是说，优秀传统文化和公共文化都具有全社会共享性。

(三) 优秀传统文化和公共文化有着一致的文化主体，都在党的领导之下开展文化的传承与创造活动

作为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弘扬者，党始终把优秀传统文化同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同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内容。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 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指出，“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7]。相应的，国家在公共文化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它既无法通过个别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交易来提供，也不能由任何私人或企业所独占……公共文化物品不仅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甚至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表现出某种‘市场失灵’……因此，以国家所有或国家资助为主导、以非营利为目的而向全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文化物品，便成为当代西方国家在国家文化遗产、公共广播电视等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内的基本模式”^[20]290。

(四) 优秀传统文化、公共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有机关系，是优秀传统文化和公共文化在新时代最根本的逻辑一致性所在

就公共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而言，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一方面，公共文化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主要体现在“具有普惠性特征的公共文化服务有助于筑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群众基础”，“具有贴近性特征的公共文化服务有助于拓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化路径”，“具有寓教于乐特征的公共文化服务有助于增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性与感染力”等^[25]。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也需要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这主要体现在“以标准化、均等化为标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赋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政策精髓”，“以社会性、参与性为标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赋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治理导向”，“以公益性、公共性为标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赋予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价值内核”等^[26]。这意味着，公共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

就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而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命脉、立足点和重要源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4]。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5]。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述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要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思想道德资源，使其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2]

正是由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具有“文化基因”关系，才会要求“树立核心价值观，必须弘扬民族传统文化”^[27]。由此可见，优秀传统文化、公共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者之间形成了有机的、完整的意识形态生态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逻辑上把优秀传统文化和公共文化紧密联结在了一起。一方面，公共文化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作为其根基、命脉、立足点和重要源泉的优秀传统文化，而公共文化又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这种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告诉我们，如果不从公共文化的视域重新审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不仅不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而且也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因此，从公共文化角度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加强和改进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必然要求。

三、“都活起来”：优秀传统文化面临的新挑战与公共文化视域下的应对策略

上文所论传统文化和公共文化的逻辑一致性，分析的是从公共文化的角度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可能性，下文将继续分析其必要性。

李大光教授在《国家安全》一书中，从中华民族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阐明了传统文化面临挑战的紧迫性和严重性。作为“21世纪中国总体国家安全学习读本”，该书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传统文化面临的挑战。即：一是网络技术所培植的消极文化冲击了优秀传统文化；二是美国等信息强权国家推行全球文化霸权，让“传统文化面临被同化、被湮灭的危险”；三是“强势文化给中国文化安全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世界上唯一的信息超级大国”，美国大肆宣传国家意识形态，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搞“文化殖民主义”“网络民族主义”和“网络种族主义”，这严重阻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严重威胁了中华民族的国家安全^[28]158-160。

事实上，外来文化在意识形态阵地里一度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使得“仅存的文化遗产被逐渐同化甚至吞噬，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正在逐渐丧失”^[28]165。针对这些挑战，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文化侵略’是极其危险的，危及民族文化的独立与自存，甚至有可能动摇民族、国家的根基。因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和积极的准备，必须慨然担当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确保中华文化安全”^[28]6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和最深厚的软实力。那么在面临消极文化、外国文化的猛烈挑战之下，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理应在意识形态阵地上发挥强大作用。然而，优秀传统文化在意识形态阵地上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其根本原因在于，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常常忽略了其公共文化性质，没有从公共文化的角度加以重视，从而造成了优秀传统文化在公共文化领域的缺位。正是这种缺位，在互联网等公共空间里给了消极文化和外来文化以可乘之机。因此，从根本上应对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阵地上面临的新挑战，就必须坚持从公共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优秀传统文化，思考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新方向。事实上，针对传统文化收藏在禁宫、陈列在大地、书写在古籍的三种常见的背离公共性的状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29]。所谓让它们“都活起来”，其本质就是在公共文化视域下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事实上，从公共文化视角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则必须坚持人民性、时代性和世界性等三个发展方向。

(一) 充分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民性

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文化的整体性、群体性和全社会共享性等公共文化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优秀传统文化天然地具有人民性。事实上，人民性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属性，只有把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与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机结合起来，才能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人民、深入人心，避免脱离人民、丢失人心的问题。正因如此，党和国家始终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19]作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基本原则之一。从公共文化的角度来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要激发人民群众在公共空间中的文化创造力。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中，人民群众一向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和弘扬者。因此，必须把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公共文化来传承和弘扬，要充分认识到优秀传统文化是从人民群众中来、到人民群众中去的文化。一方面，一旦脱离人民群众，忽视了优秀传统文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优秀传统文化就会失去生命力。因此，优秀传统文化要在新时代繁荣发展，就必须走出束之高阁的象牙塔，走出供人观赏的动物园，切实把构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和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结合起来，在公共空间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教导我们，要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而能够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创造力，就来自活跃在公共文化空间里的人民群众。因此，把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公共文化来传承和弘扬，积极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进入公共文化空间，也是优秀传统文化自身发展的客观和内在要求。

公共文化视域下的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策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坚持优秀传统文化从群众中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另一方面，要坚持优秀传统文化回到人民群众中去，增强优秀传统文化在公共空间中的“存在感”，让优秀传统文化为人民群众服务，满足其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具体而言：(1)在图书馆、博物馆、剧场、文化活动中心等传统公共文化空间，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积极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以图书馆为例，图书馆馆藏的许多古籍多被束之高阁，不仅普通人民群众难以借阅，就是专门从事古籍研究的专家学者也难以顺利复印。北京大学漆永祥教授指出，“我国目前存在的古籍收藏与利用之间的矛盾，的确不仅仅是个案，而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古籍的‘藏’而不‘用’，或者‘可用’而又‘高价’，严重阻碍了古籍的利用、整理与刊布，使其成为物化了的古董，而失去了文化传播载体的作用”^[30]。事实上，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图书馆把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构建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健全结合起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及联合国《公共图书馆宣言》，依法依规地允许广大人民群众复制、拍摄、拓印、阅览古籍，让人民群众得以更加便利地接触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一手资料。(2)在互联网等新兴文化空间，应加大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的力度。通过新媒体平台、网络文学平台、网络游戏平台、网络电视剧平台积极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对优秀传统文化新媒体及古风类网文、网游或网剧加以科学管理，确保优秀传统文化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健康发展。(3)鼓励人民群众在公共文化空间自发参与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如创建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社会文化团体，推动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社区文化建设，让传统节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入日常公共生活。总之，要坚持优秀传统文化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公共空间中的文化创造积极性，才能从根本上在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中实现“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感、获得感和认同感”的愿景^[19]。

(二) 充分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性

“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31]。从公共文化的角度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要让优秀传统文化正视并解决时代挑战、现实矛盾，避免出现脱离时代、脱离现实的问题，用传统形态积极表现时代精神，扭转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传承工作中重保护、轻发展、传承多、创新少的局面，从而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31]。“剪裁它的旧形式，加入我们的新理想，让他成为一个兼有时代精神和永久性质的艺术品”^[32]不失为发扬其时代性的重要方法。事实上，从公共文化视域审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就会发现，仅靠传承经典、保护遗产是不够的，还要通过表现新时代的社会现实来表达时代精神。

(三) 充分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性

民族的即是世界的。从公共文化角度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要应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挑战，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广泛传播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以公共文化的视域来看，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世界人民共享的性质，不应固步自封，而应有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胸怀和目标。歌剧作为意大利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其传承和弘扬过程中，不断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以至于成为了全世界各族人民广泛接受、乐于欣赏的文化形态。同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完全可以通过加强国际传播能力走向国际化。当前，中华民族在党的带领下正在走向伟大的民族复兴，中国国际地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通过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优秀传统文化所传达的中国精神、价值、力量来为世界人民提供精神指引，这不仅有利于提升文化自信，还有利于提高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1]。那么在世界文化舞台上，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必要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去不断为人类文化作出更大贡献，这是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综上可以认为，在新时代从公共文化角度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根本，重视发扬其时代性和世界性，避免脱离人民、脱离时代、脱离世界，把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成积极面向人民、面向时代、面向世界的先进文化。

四、余论

从公共文化角度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充分的可能性和紧迫的必要性。其可能性在于，优秀传统文化和公共文化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从民族性这个逻辑起点出发，两者在整体性、群体性和全社会共享性等各个方面高度一致。尤其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逻辑上把优秀传统文化和公共文化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公共文化既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又能反作用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命脉、立足点和重要源泉正是优秀传统文化。从公共文化的角度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在于日益严峻的文化安全形势。面对外来文化、消极文化的挑战，优秀传统文化不能仅仅收藏在禁宫里、陈列在大地上、书写在古籍里。只有充分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民性、时代性和世界性，才能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这正是党对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要求。

需要指出的是，新时代的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不能止步于针对某一具体的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或者纯粹的学理性研究，研究者需要把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在文化领域的重要事业，把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两个文化体系——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探索如何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