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及其文献述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国运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文化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自信的精神支撑，是“四个自信”中“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人们将难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历史必然性、独特意蕴与卓殊特点，难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夯实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文化根基，而优秀传统文化则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坚定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与“精神标识”，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若抛弃了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底色将被抹灭，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将被切断。因此，文化自信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坚定优秀传统文化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生成的前提与根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文化自信”“传统文化”两个方面的内容作出了许多重要论述，既深刻阐释了“文化自信”之于“四个自信”的基础性地位，也高度强调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发展”之于重塑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对此，学界围绕文化自信的科学内涵、战略意义，文化自信视阈下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定位，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实现路径等问题展开了系统探讨。陈先达将“文化自信”的内涵定义为“是对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3]；赵付科、孙道壮认为, 文化自信思想“具有传承性、方向性和发展性三个层面的意义, 为弘扬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做出了新贡献，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指明了方向，为推动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4]。在涉及优秀传统文化之于文化自信的地位与功用问题上，林志友认为, “优秀传统文化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涵养了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5]；吴增礼、马振伟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提升文化自信的丰厚滋养，国人文化自信的重塑要正视传统文化与文化自信的关系，要对传统文化积极因素进行深入挖掘”^[6]。为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彰显优秀传统文化的永久魅力与时代风采，以优秀传统文化厚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学界还对为何要“两创”，如何“两创”等问题进行了阐释。刘京臣认为，“传统文化唯有经由‘两创’，才能做好时代转型，实现超越提升，‘两创’是继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依循”^[7]；王莹^[8]、李维武^[9]指出, “传统文化‘两创’要立足时代、实践与全球，以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内容，抛弃其消极因素，从而在继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人文精神中增强人们的文化自信”。综上所述，坚持“两创”方针，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定优秀传统文化自信是培育与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基础与关键。那么，当前主要有哪些错误的思想观念影响人们继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并妨碍优秀传统文化自信的生成？人们如何破除错误观念并坚定优秀传统文化自信？对此，学界目前还鲜有涉及，有待进一步研究拓展。

二、文化场域中的传统文化

“场域”是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他将“场域”定义为“不同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10], 认为“场域”是一个关系性概念，而这种关系是外在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存在。他指出，整个社会是一个“大场域”，社会的高度分化则演化出了许多具有相对独立运行规则的“小场域”，譬如政治场域、经济场域、文化场域等。其中，文化场域作为社会“大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以思维模式、价值理念与行为习惯为核心的思想文化交织而成。处于文化场域中的人们，以“文化”为标准，规范着自我的思想观念与言行举止，形成了与“文化”相一致的道德情感与行为方式。

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各种文化交融和碰撞的机会日益增多，文化的多样性持续推进。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社会呈现出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形成了多元文化场域。所谓“多元文化场域”是指在一个国家、民族或是区域内同时存在着多个文化场域；每个文化场域有着不同的历史渊源、社会背景、时代特色与价值诉求；每个文化场域在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相互竞争、相互融合中形成了多元文化场域的客观关系。当前在我国的多元文化场域中，既有传统文化场域，也有现代文化场域；既有民族文化场域，也有域外文化场域；既有主流文化场域，也有大众文化场域。以上这些文化场域时刻处于不断交流与交锋中，综合性地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承、传播、发展、弘扬。

传统文化场域是多元文化场域存在与发展的历史根基。文化场域中占据特定位置的主体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其在文化场域中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必然带有传统文化的印记。“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11]。在我国，传统文化场域是指中华民族经由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积淀所形成的文化场域，是中华多元文化场域形成的基础与前提。在传统文化场域内，既有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囿于时代背景与历史条件限制而形成的文化糟粕；既有先进、积极、进步的一面，也有落后、消极、守旧的一面。传统文化场域作为我国多元文化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深刻地影响着主流、现代、域外文化场域的存在与发展，另一方面在与其他文化场域交流、交锋、交融中促进着自身向更高的阶段发展，促进着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那么，在多元文化场域下，传统文化场域与其他文化场域如何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呢？

文化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是现实政治、经济生活的呈现，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所以，“文化不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现实政治的问题”^[12]。在阶级社会，文化的内涵意蕴、存在样态、表现形式、传播模式等均是某种意识形态在特定条件下的具体反映。把文化当成“是一种自足自决的过程，人们只能根据文化自身来解释文化”^[13]的观点，无疑是对文化的误读。它割裂了文化与意识形态间的关联，忽视了意识形态对文化的制约、规箴作用，否定了文化的意识形态性。文化人类学家泰勒认为, “文化不是天下掉下来的，不是人为杜撰出来的。文化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人类文化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前一阶段发展的产物”^[14]。文化随时间衍化所积累的历史成果会为文化的当下与未来发展提供思想资源，人类文化在这种“前后因循”中不断向前推进。因此，时间是考量文化的一个重要维度，历史性是文化的另一重要属性。现代系统论认为，“人类文化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同地区、民族、国家的文化只是人类文化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文化唯有在不断地交流、碰撞、融和中才能得以存在与壮大”^[15]。文化的系统性表明, 文化发展不是基于某一类型文化系统内的自我调适、自我更新，而需不同种类文化间的交锋互鉴，彼此学习，取长补短。

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历史性与系统性决定了传统文化场域与其他文化场域的共存共荣，因而必须澄明与处理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现代文化以及域外文化之间的关系。然而，当前人们在认识与对待传统文化与其他三者之间的关系时，出现了文化复古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文化中心主义的思想偏向，阻碍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羁绊了优秀传统文化自信的形成与确立。为此，在多元文化场域下，厘清传统文化与其他三者之间关系，克服其中的思想偏弊，无疑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华文化繁荣发展，培育国人文化自信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厘清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应该并且能够互济会通、相融和合，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执政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1]，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创新自然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6]。这里所说的“中国具体实际”显然包涵了中华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传统文化蕴涵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资源。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社会的思想引领，传统文化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去粗存精、推陈出新；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中的优质因子可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充盈的文化滋养。但是，文化复古主义以古非今、厚古薄今，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以儒学代表的传统文化关系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无视两者辩证统一的关系，导致了两者的割裂与对立。

(一) “厚古薄今”“以古非今”的文化复古主义错误

中华传统文化历史悠远，博大精深，蕴藏着丰富的哲学智慧、人文精神、价值理念，对中国人民的思想和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然而，时至近代，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与优质元素不仅被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及其文化所包裹而难以辨别，还被西方殖民文化所扭曲阉割而近乎窒息。传统文化的没落预示着其已经无法担负起引领中国人民拯偏救弊、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也预示着处于其核心地位的儒学必将走出主流意识形态舞台，让位于其他思想学说。众所周知，中国人民在存亡续绝和文化创新使命的驱动下，经历诸多社会变革，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中国人民获得自由解放，传统文化得以重新构建，中国人民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自信得以重新确立。至此，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走出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异军突起，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所以，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不是并列关系，更不是域外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而是指导与被指导，主流意识形态与其文化资源的关系。

近年来, 在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推动下，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和重视，学界研究传统文化的热情高涨，民间国学热、儒学热、读经热、祭孔热等活动持续升温。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儒学重新成为显学本是为了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以古鉴今、涤故更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然而，一些文化复古主义者误判形势，拔高之论迭出，鼓吹“以儒代马”“儒教立国”，叫嚣将马克思主义请下指导地位的“圣坛”。他们在有意无意间向人们传递着这样的讯息：如果要继承与弘扬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就必须摈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反之，如果坚持与强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就是贬抑与否定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种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观点不仅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的内在差异，而且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的辩证统一关系，本质上是意欲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其危害在于，阻碍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偏离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从文化层面动摇了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合法性，动摇了党执政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

(二)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促进“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互融通

文化复古主义美化历史、主张复古，拒斥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的割裂与对立。对此，我们一方面需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社会及其对传统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在传承与创新传统文化中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另一方面应明晰马克思主义和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促进两者相互融通、共同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双向偕行。

“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背离或者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迷失方向”^[17]。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源流形态，其创新发展作为党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引。只要细心观察，我们不难发现传统文化中许多思想资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已经注入了新的内涵。譬如，传统文化中“革故鼎新”思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彻底批判精神的改造，形成了党和国家的革命和改革理论；“天人合一”思想汲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相关论述，已经祛除了天命论杂质，解决了原命题中“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的内在矛盾；封建社会中停留在口惠而实不至的“惠民利民”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指导下，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工作路线。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是因为其不单纯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指导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变革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中国社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获得了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伟大成就，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华丽转变。马克思主义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立身之本，全国各族人民合力同心、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掌握了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和话语权。在走向与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仅挽救、复兴了中华民族，也挽救、复兴了传统文化。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为传统文化重构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方法指导。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得到了整体性的科学评价，得以保护拯救、批判继承、发掘创新，实现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吐故纳新、古为今用。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被注入了生命活力，中国人民获得了强大的理论武器，在思想与精神上得到空前解放。诚如毛泽东所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18]

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传统文化就是一种历史性存在，必将难以与现实社会相适应。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丰富发展也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的人文底蕴。“任何科学的理论和制度，必须本土化才能真正起到作用。马克思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能够在中国取得胜利，关键是我们不断推进其中国化，紧密结合中国实际”^[19]。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党和人民就不断地将其与包含着优秀传统文化因子的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动其中国化，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应用于新的实践，从而获得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实践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创新给予了理论指导，而优秀传统文化则为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发展提供了丰厚沃土，如中国知识精英最初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和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异质同构，高度契合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价值诉求。因而，我们在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关系时，必须促进两者有机融合、协同发展，一方面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赋予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内涵与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应借助优秀传统文化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增强其感染力、说服力和影响力，彰显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具体来说，需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着力解答四个问题，寻找两者融通之处：(1)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有哪些契合中国人文化心理的思想内涵？(2)马克思主义可为优秀传统文化守正创新提供哪些理论指导？(3)优秀传统文化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哪些思想资源？(4)优秀传统文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进程中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与教训？二是明确两者融合具有长期性与复杂性，不会一蹴而就，一劳永逸，会随着时代不断发展而发展，随着实践不断推进而推进，呈现出不同的思想旨归与表现形式；三是两者融合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谁取代谁，更不是马克思主义和优秀传统文化将不复存在，而是为了在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过程中增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在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坚定优秀传统文化自信。

四、厘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的文化沃土”^[20]。文化固然会随着社会的更替与变化而不断演进与发展。然而，新文化是基于旧文化基础上的延伸与再创造，新旧文化间必然保持着历史的关联。文化建设需要正视文化发展的历史性特征，“通古今之变”，做到“前后因循”，促进“古”与“今”的有机衔接。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血脉关联，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石与泉源。但是，文化虚无主义者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由落后生产力和腐朽社会制度所造成的种种不良局面统统归咎于传统文化，漠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割裂中华文化的古今关系，导致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间的二元对立。

(一) “全盘否定”“割断历史”的文化虚无主义错误

中华文化是人类文化史上唯一长期延续、没有中断的文化，“世界上其他古代原生文化因各种原因大都相继夭折，而中国文化则是罕见的古今绵延的文化类型”^[21]。中华文化的这种连续性之所以成为可能，自觉的传承意识和传承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孔子的“述而不作”，到韩愈为应对外来文化冲击而著书《原道》，坚持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再到宋以后的儒者们面对“学绝道丧”的忧患，倡导将文化和价值传承作为第一要务，以儒家为代表的古圣先贤们对文化传统的自觉传承，保障了五千年来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发展，为中华文化的久远传承树立了根本性示范。

进入20世纪，在由古向今的社会转型中，尤其是在积弱积贫的社会背景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间的矛盾日渐凸显，一部分人对是否应该继承传统文化产生了质疑。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相继爆发更是影响到了国人对于“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态度。新文化运动高扬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倡导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全面批判传统文化，以反对封建糟粕，走向现代化。中国自此开启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文化维新、文学革命运动。新文化运动启迪了民智，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推动了新思想的传播普及，但是也激化了新旧文化间的矛盾，导致一些人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缺乏辨证思考，出现了“将孩子与洗澡水一同倒掉”的偏误。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严峻的革命斗争形势决定了当时的文化主张和态度必然是以服从革命斗争为根本。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虽然也肯定革命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但是其本质上仍是为资政育人服务的学问。所以，在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理所当然地，传统文化不仅不受重视，而且遭到了批判，甚至是否定。新中国成立以后,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延续了革命斗争年代的文化方针，强调以“批判”为前提与主导，以期彻底清除封建旧思想、旧制度的残余。显然，这并不利于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面继承和创新。

中华传统文化绵亘不断、一脉相传，具有历时性、延续性与传承性。如果丢掉了，就等于割断了精神命脉，抛弃了活水源头。以儒学为主导的传统文化虽然不是为革命服务的，但是却可以为和平时期的治国理政、道德建设提供有益思想资源。汉儒叔孙通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意即儒学虽然不是马上得天下的学问，却是马下治天下的学问。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工作重心转移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和国家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作用，人们开始客观公正地评价传统文化，逐渐恢复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自信。然而，受思维定式与惯性影响，部分人在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始终未能转变批判为主的思维模式，存在着全盘否定、割断历史的文化虚无主义错误倾向。

文化虚无主义否定历史及文化传统内在统一性和连贯性，将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过渡视为新旧文化的彻底决裂，无视传统文化中“求真、向善、追美”的价值观念、传统美德与人文精神。近年来，更有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打着“还原历史”“反思历史”的幌子，篡改、歪曲文化史实，解构、抹黑优秀传统文化，以期消解、铲除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文化底蕴。文化虚无主义否定传统、割裂历史，片面、静止地对待传统文化的危害在于，将继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定优秀传统文化自信变成一个伪命题，切断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纽带，削弱中国人民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认同。

(二) 坚持“两有”方针，推动中华文化“传统”与“现代”有机衔接

传统文化中固然存在着落后愚昧、不合时宜的封建糟粕，但也蕴含着“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22]的思想精华。基于传统文化良莠共存的特质，我们要拒斥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谬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辩证、联系、发展地看待中华文化的古今关系。一方面反对“全盘否定”的文化主张，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不能因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糟粕和历史局限而遮蔽其思想精华和时代价值；另一方面批判“割断历史”的错误倾向，正视中华文化一脉相传的文化演进规律，构筑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谱系。

文化作为社会存在的观念形态，一方面与社会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紧密关联，构成了一个彼此联动的社会整体结构；另一方面蕴含着超越时空的文化基因、文化价值与文化精神，具有很强的相对独立性，不会因为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变化而断流、湮没，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因而，在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中，人们首先要认清一个事实，受时代背景、认知水平、社会制度局限性的束缚和影响，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已陈旧过时、沦为糟粕，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格格不入。基于此，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传统文化的欠缺之处，尤其是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匮乏使其不可能在新时代再散发出过去拥有的光芒。尽管如此，这并不表示我们可以完全否定传统文化，抹杀传统文化中代代绵延、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对当下社会发展具有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历史等多维价值”^[23]。事实上，传统文化“孝悌忠恕、仁者爱人、恭敬谦卑、与人为善”等优秀品德可为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有益资源；“为政以德、革故鼎新、居安思危、礼法合治”等政治智慧可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天人合一，俭约自制”等生态哲思可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思想启迪。为此，对待传统文化，我们要“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24]，既不能原封不动保留，也不能一股脑儿照用；既要撷取合理的优秀的内容，又要剔除陈旧的消极的因素；既要对带有自然经济、等级社会背景底色的文化糟粕给予充分批判，又要以时代性为现实关照，深入挖掘和阐发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髓，让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出永恒魅力和时代风采，实现中华文化的古今贯通。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核心文化基因、独特精神印记，是中国人民坚定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它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的传播兴起提供了适宜土壤，为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形成发展给予了营养源泉。近代以降，中华民族面对着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最终选择了能够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通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先是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中，创造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革命文化，为中华民族注入了红色文化因子；又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基础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创造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输入了强大精神力量。优秀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引，以及由此对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开启，为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挥了关键作用。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1]这一论述明确了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将其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历史地、逻辑地联系起来，视为一个前后因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构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谱系，为批驳文化虚无主义思想偏误，推动中华文化“传统”与“现代”有机衔接提供了理论武器与指导。

五、厘清传统文化与域外文化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时特别指出，“各国各民族人民都应该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与精华，这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21]。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自信的重塑与确立，不仅需要基于时代语境和现实问题作出自我调适，处理好古今关系，还需加强不同文化系统间交流融合以取长补短，处理好中外关系。文化中心主义否定文化的多元性与交融性，将某一民族、国家的价值理念、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当作极致，奉行“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文化理念。自清朝伊始，文化中心主义在中国经历了“中国文化中心主义”至“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嬗变。前者导致了传统文化的故步自封、盲目排外，后者造成了传统文化的自我矮化、唯洋是从。显然两者都对优秀传统文化与外来先进文化的交流互鉴，尤其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创新与走向世界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

(一) “唯物独尊”“优于异邦”的文化中心主义错误

鸦片战争以前, 清王朝曾一度以“天朝上国”自居，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条，以中华文化为中心，顽固地拒绝向西方学习。这种唯我独尊、优于异邦的文化中心主义错误，导致了传统文化因循守旧、陷入僵化、走向衰败，中华民族也因此错失了参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良机，陷入了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文化危机之中。自此，文化自卑情绪在国人心中逐渐蔓延，一些人“言必称希腊”，形成了数典忘祖、崇洋媚外的扭曲人格。与此同时，西方世界在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势力支撑下，开始推行文化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妄图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把西方的价值理念、制度规范、发展方式模式化，变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标准。在中华文化自信日渐丧失与西方文化不断入侵的背景下，主张唯洋是从、全盘西化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一时间在国内颇有市场。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日益强大，中国文化影响力的逐步提升，一方面过分夸大传统文化的现实功用，盲目自信的中国文化中心主义又有所抬头；另一方面一些西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不愿看到中国崛起，大肆鼓吹“普世价值”“西方文化优越论”等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谬论，企图动摇、割断滋养当代中国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文化根基与命脉。由此可见，当前人们在处理传统文化与域外文化关系时，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西文化中心主义的交织影响和双向夹击。

人类文化发展要以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为根本前提，这是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同时，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还要虚己以听、兼容并包，不能妄自尊大、盲目排外。系统论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人类文化系统场域里面的一个子系统，不同文化在这一开放场域中相互学习与碰撞、借鉴与吸收，乃至发展与壮大。人类文化的繁荣兴盛、民族文化的发展进步，离不开不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交锋、交融。推崇文化中心主义的国度，必然会受到世界文明的排斥与抛弃，导致自身文化的僵化与衰败。考察中国历史不难发现，正是因为拥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中华文化才能够长时间生机勃勃，历久弥新，对世界各国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与引力力；反之，某些时期的夜郎自大、目空四海，隔绝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互鉴，中华文化便止步不前，落后凋敝。所以，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弘扬, 要求人们在处理传统文化与域外文化关系时，要敢于拒斥各种形式的文化中心主义，走出狭隘的中西文化之争，以维护文化的多样性，促进文化的共同发展。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文化的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每一种文化均有其优势与特色，也存在不足与短板，这是文化场域相互交融的客观事实。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有姹紫嫣红之别。各种文化间唯有彼此尊重，相互借鉴，才能丰富完善自身，促进人类文化的提升与繁荣。文化中心主义违背了文化发展规律，推行“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文化主张，否定文化多元性与交融性发展，本质上是唯我独尊、优于异邦的文化优越论。其中，中国文化中心主义在对待传统文化态度上，形成了故步自封、盲目排外的不良文化心态，主要危害在于阻碍了外来先进文化“引进来”，以及与优秀传统文化交流互鉴，从而影响了优秀传统文化自身的完善与发展。而主张以洋为尊、唯洋是从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则造成了传统文化的自我矮化，消解了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动摇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文化根蒂, 羁绊了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并与世界各类优秀文化一起造福人类。

(二) 坚持“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互动

国家民族有大有小，文化发展有前有后，但绝无高下优劣之分，任何一种人类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发展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25]。“文明交流互鉴”理念的价值旨归是尊重文化多样性，推进不同文化共同发展，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促进世界文明融合、文化兴盛的磅礴气度，深刻揭示了推动世界文明进步、文化发展的规律和真谛。基于人们在处理传统文化与域外文化关系时，所出现的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中心主义错误，我们应坚持文明交流互鉴，一方面倡导兼容并蓄，洋为中用，反对故步自封、盲目排外，善于将外来先进文化引进来为我所用；另一方面需坚定文化自信，反对自轻自贱、唯洋是从，积极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为解决世界性难题贡献中国智慧，从而实现外来先进文化“引进来”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双向互动，促进世界各类文化间的多元互补、共荣共存，构筑“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6]的新型世界文化关系。

历史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长期领先于世界，为推进民族进步与社会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促进世界文化、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究其原因，就在于它具有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文化品质，善于在吸收和消化外来先进文化中完善与发展自身。事实上，宋明理学之所以能达到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新高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其能够以客观的姿态对待“异质文化”——佛学，鉴别吸纳后“为我所用”，从而使得以儒学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外来先进文化同优秀传统文化一样，以自己独特方式和丰富内涵为世界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外来先进文化所蕴涵的科学精神、理性精神、民主精神、法治精神、自由精神等，是外来思想文化中合乎规律的因子，为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提供了精神滋养。为此，我们当前在处理传统文化和域外文化关系、贯彻文明交流互鉴理念时，首先要反对夜郎自大、孤芳自赏，坚持兼容并蓄、洋为中用，在充分肯定本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不排斥、不拒绝一切优秀的外来文化成果，学习借鉴世界文明中其他有益因子，补己之短、为我所用。需要指出的是，坚持文明交流互鉴是为了广泛引进汲取外来“先进”文化，以促使优秀传统文化与外来先进文化间的互学互鉴，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创新，而并非对一切外来文化不予甄别，来者不拒。

中华传统文化在历史上铸就了诸多辉煌，无论是享誉海外的“四大发明”，还是极具民族特色的哲学、艺术、工艺、医学等都曾为世界文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随着社会的更替与变化，尽管世易时移，但是优秀传统文化在今日依然“蕴含着应对当代人类面临的危机的重要启示”，可同“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一道造福人类”。比如，我们根据优秀传统文化中“民胞物与”“天下大同”价值理念，所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已被正式写入联合国决议，为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提供了中国方案。然而，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强势影响下，国内一部分人妄自菲薄、自我矮化，文化自卑情结严重，妨碍了优秀传统文化重新走向世界，彰显其世界性的文化价值与意义。因此，在处理传统文化与域外文化关系时，我们还要推动优秀传统文化重新走向世界，一方面立足当下时代背景，努力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寻体现人类共同愿望和福祉的元素，完善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传播形式与路径，为解决世界性难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价值；另一方面坚定文化自信，克服以洋为尊、削足适履的文化自卑情绪，积极构建与中国政治、经济相匹配的国际话语体系，坚决抵制西方文化中心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对世界多元文化格局的破坏。

六、结语

多元文化场域由多个不同发展背景的文化场域构成，是由各种既彼此对立又彼此影响的文化场域所形成的相互交流、交锋、交融的文化环境。文化场域的差异性是多元文化场域存在的根本前提，是其发展的内生动力。不同文化场域只有承认差异、尊重差异、善待差异，各类文化才能实现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多元文化场域才能实现繁荣发展。因而，在中华多元文化场域下，传统文化场域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历史与实践已表明，传统文化场域若抵制与主流文化场域、现代文化场域、域外文化场域的联系与融合，传统文化的缺点将无法被发现，优点将无法被传播，最终将陷入一种停滞的状态。在多元文化场域内，传统文化场域唯有与其他类型的文化场域相互开放、相互交流，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得以继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自信才能得以恢复与重塑。

张岱年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只能走‘古今中外，综合创新’的道路，就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源远流长的母体文化，西方先进文化作为激发活力的异体文化，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主体文化”^[27]。事实上，传统文化场域与其他文化场域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共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不断进步和繁荣。然而，文化复古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文化中心主义曲解、割裂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现代文化、域外文化之间的关系，破坏中华多元文化场域共生共荣的格局，对当代中国继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定优秀传统文化自信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基于三种不同类型的错误思想，唯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促进“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互融通；坚持“两有”方针，推动中华文化“传统”与“现代”有机衔接；坚持“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外来先进文化“引进来”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双向互动，辩证地认识与处理传统文化与其他三者之间的关系，传统文化才能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场域才能得以不断优化。可以预见，这将为增进国人多元文化场域共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建设，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