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紧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目标，围绕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发展的新课题，多次提及文化自信并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提出并对其作出特别阐释，明确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1]36，凸显了文化自信的重要地位。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再次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40-41，进一步明确了文化自信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重要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方位，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如何坚定文化自信，仍“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3]，正确处理“义与利”“新与旧”“内与外”“同与异”“前与后”等五对关系，是回答和解决好这个问题的关键。

一、义与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做到“两个效益”相统一

“义与利”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基本范畴，义指的是道义，利指的是功利。所谓义利关系引申到文化建设上就是“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这是决定文化发展性质和方向的根本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4]42。这即是说，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根本立场和价值追求。近代以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就是始终站在道义制高点上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这决定了作为党领导下的全部实践活动的集中反映，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然贯穿着依靠人民、服务人民的价值立场。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文化建设必须把人民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价值导向，培养“有文化”的公民；江泽民指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推进包括文化建设在内的各项事业的根本目的；胡锦涛强调文化发展必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则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无不表明，社会主义文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同时也深刻说明，只有始终坚持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才能获得充沛力量、保持正确方向。

习近平明确指出：“发展文化产业，首先是文化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当代文化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产业的竞争，软实力、文化力必然要通过文化产业的竞争力来加以体现。”^[5]这是对现代社会文化发展一般规律的深刻把握，为我们指明了新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由路径。历史上，资产阶级何以能“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比过去一切世代“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用现代化大工业代替了“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4]32以及工场手工业，实现了物质产品及精神产品的产业化大生产。究其根源，逐步构建并不断完善的现代文化产业发展模式，正是资本主义文化得以借助市场向全球扩张的生产力动能。

文化与经济的双重属性是文化产业区别于其他产业的根本特征，这决定了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既要遵循市场规则，追求经济效益，实现经济价值，又必须注重文化的精神消费，发挥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导向作用，保证先进文化对社会精神文明的引领。显而易见，由资产阶级掌控并为其统治服务的文化产业必然以攫取经济利益，以及用资本主义文化禁锢人民头脑为根本发展目的。与之相反，由人民创造并为人民服务的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则必须在积极扬弃西方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让人民在日益兴盛繁荣的社会主义文化中收获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党和政府在“十三五”规划中特别强调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明确指出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因此，新时代发展文化产业必须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既是当代中国文化产业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生动显现，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然选择。

关于文化服务，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6]14的战略目标，坚持和完善了十六大以来关于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战略部署，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其列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的重点任务之一。据统计，“十二五”时期前三年全国文化事业费达到1 400亿，超出“十一五”时期五年的总和(1 220亿)^[7]。党的十九大在科学总结过去五年我国文化发展成就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发展文化事业的重要内容，必须加快建设步伐，按期保质完成既定目标。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文化民生、实现文化公平，进一步增强全体人民的文化自信，不断创造和满足人民对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的期待。

关于文化产品，习近平深刻指出，只有被人民群众主动选择的文化产品，才能在潜移默化中达到提升群众文化素养的效果，才能发挥文化对人的激励作用。只有那种既结合实际、贴近生活、心系群众，融先进性与群众性于一体，又能将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很好结合起来的文化产品，才能经得起人民与时间的检验^[8]。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进行文化生产与文艺创作树立了重要标准，提供了基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它表明，新时代进行文化生产与文艺创作，既要遵循市场规律，也要对其有所批判，在市场面前有所作为。要用“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1]320的优秀文化产品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使人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历史观、审美观。通过市场消费主体良好消费观念与健康消费习惯的养成，培育具有先进价值取向的思想文化市场，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完美统一。

二、新与旧：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近代以来，新旧之争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主题词。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直至新文化运动，以“新”自诩的文化激进主义与以“旧”自命的文化保守主义一直占据这场关于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论争的中心。

文化保守主义的突出特征在于墨守成规、固步自封，甚至表现出复古倒退的情结。从孔子效法“文武之道”，到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难发现，这种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近代以前，中华民族“领跑”世界，这种“尊祖法宗”“向后看齐”的思维定式因其一定的凝聚作用而未显落后。及至近代，国运不济、民生凋敝，复古守旧之声却仍不绝于耳，可见文化保守主义之根深蒂固。文化激进主义则表现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与一概排斥，其看似同文化保守主义根本对立，实则关联至深。可以说，文化激进主义是文化保守主义在“物极必反”状态下的呈现。近代历史上，几乎所有主张“全盘西化”论者都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甚而之前便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阵营之中。他们对传统文化彻底失望以致彻底否定，将西方文化视作世界上唯一先进的文化，却往往用传统的方式反传统，进退失据又矛盾重重。历史证明，不论是主张推翻传统以开“新”篇的文化激进主义，还是主张尊奉传统以崇“旧”旨的文化保守主义，都是一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9]，都是一种过分急于求成的表现，都不可能为中国文化发展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与政治形态的反映。也即是说，一个社会的文化总是与其经济制度及政治制度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社会经济制度及政治制度的变化必然会引起文化上的变化。同时，人的一切实践活动都是自身的“文化”活动，是把“属人的世界”改造为“文化世界”的活动。因此，与社会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不同的是，文化不仅“是人的生存方式”，更“是人的生活世界”^[10]，因而其具有很强的相对独立性——在原有经济基础及政治支撑受到强烈冲击甚至彻底坍塌后，产生并建构于其上的文化并不会就此消亡。所以，彻底地放弃传统抑或简单地坚持传统都是行不通的。

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470-471。这就是说，历史总是在原有基础上向前发展的，人们只有在主观上自觉地直面现有的历史条件，才能创造新的历史。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1]534。并特别强调这种“总结”应该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11]533。这不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割断历史”的鲜明立场，更指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应该一以贯之地通过批判性总结以承继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原则。

毛泽东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并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强调要区分封建主义文化与封建时代的文化。他认为，封建时代也存在非封建反封建的、人民的文化，即使是封建主义文化也并非全是坏的，封建主义在其上升阶段亦对历史发展起过进步作用；同样，也不能盲目赞同非封建反封建的文化，因为它们也具有历史局限性，也会沾染上封建统治阶级的气息。在毛泽东看来，“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是对待传统文化必须坚持的科学态度与方法。与毛泽东一样，习近平也曾在高度肯定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1]313的同时深刻指出，传统文化因历史与时代条件的制约，不免包含一些陈旧过时或已成糟粕的东西，因而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1]31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一再强调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问题，明确提出了“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1]313。从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代提出“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到习近平在新时代强调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时代发展对总结和承继传统文化提出了新要求。

在当代中国社会，构筑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必然是社会主义的文化形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指导地位就是观念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最本质体现。马克思指出，“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色彩差异”^[12]。因此，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是要将文化的民族特性一概抹杀，以马克思主义取代传统文化。相反，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才能分辨出传统文化中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反映历史发展规律的那部分；也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二者完美融合，才能接续优秀民族文化基因推动文化建设，使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相适应、与新的时代条件相适应、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发展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我们有必要深入理解与领会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作出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2]44这一重要论述的深刻意蕴，它已对新时代为什么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及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作出了回答。

三、内与外：坚决抵制西方错误思潮的侵蚀和影响，不断增强国际话语权

只有御“外”，方能安“内”。这里的“内与外”即是指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并解决的如何防守和抵御外来文化侵袭，以维护自身文化特性，延续自身文化发展血脉的问题。在新时代，只有正确处理文化发展中的内外关系，才能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从根本上保证全体人民牢固树立文化自信。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我国社会转型进程不断加快，社会经济成分、社会组织形式、利益实现形式及利益主体日益多样化，西方顽固势力和敌对势力趁机同国内非党、反党和非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分子互动甚至勾结，在意识形态领域制造各种错误思潮，其中以历史虚无主义和“普世价值”论危害尤甚。历史虚无主义表现为对党史国史、英雄人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抹黑、诋毁和否定；“普世价值”论则大肆宣扬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二者的根本目的都在于消解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政治认同，颠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及方法分析和认清这些错误思潮的实质并进行有效抵制和防范，对维护文化安全、坚定文化自信至关重要。

习近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6]113。可见，由资本主义唯心史观包装而成的历史虚无主义有着极强的理论迷惑性与政治杀伤力。但“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13]。实践证明，我们党总是能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事实具有客观性、历史现象具有相似性、历史规律具有重复性的观点，以坚定的理论底气和政治担当撕下历史虚无主义的假面具，批驳其所谓揭秘真相与“还原史实”的荒谬性，打败隐匿其后的政治阴谋。

不同的经济基础生成不同的文化形态，不同的文化形态塑造不同的价值观念。因此，世界上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只存在共同价值。对于所谓“普世价值”，关键就在于从理论上阐释清楚其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1]522之间的根本区别。我们反对“普世价值”是因为西方将资本主义制度和他们所解释的自由、民主、人权等奉为唯一模式，作为反对甚至颠覆其他不同制度的工具。而共同价值是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形成的价值共识，我们不能把它与“普世价值”混为一谈而陷入“普世价值”论的政治陷阱，抑或为反对“普世价值”而否定人类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的价值共识。

可以看出，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国际政治角力已不仅限于军事或经济上的“硬”碰撞，而日益趋向于围绕价值观念、社会文化、社会制度等的“软”较量，国际话语权则是有关各方争夺的焦点。强有力的国际话语权不仅关乎国家文化安全，更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从根本上讲，不论是“普世价值”论还是历史虚无主义，都是西方霸权国家利用其文化上的强势地位，从本国利益与战略目标出发，向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扩张，迫使别国接受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以达到左右国际事务与别国内部发展的目的的西方话语。中国文化在世界话语体系中的主导性话语不多，正是文化话语上西强我弱的态势在国际话语权分配问题上的体现。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与西方相比，中国的话语缺乏学理支撑是不争的事实。“普世价值”论以及以“历史终结论”为代表的历史虚无主义等西方话语大都基于学术研究，单纯地进行道德批判往往收效甚微，只有从学术上对之加以批判才更有说服力。作为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文化形态，哲学社会科学处于文化结构的上层。它既能够丰富和提高一个民族文化的内容与层次，又能够通过各种渠道与方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发挥教化作用。对社会主义社会而言，哲学社会科学还能以其理论创新成果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因此，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就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列宁曾深刻指出，“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些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14]。也就是说，只有充分认识各种不同的文化，才能有所辨别、有所批判、有所扬弃，才能创造出合乎历史规律、顺应时代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只有加强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学习，尽取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长，才能在打造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更好地做到民族气质与时代精神相统一，客观真理与现实实践相一致，说理透彻与生动活泼相结合，进而转“守”为“攻”、别开生面，不断扩大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和世界影响力，为中华文化发展创新而不变质、生机勃发而不萎靡、开放包容而不封闭、传承弘扬而不止息提供坚强保证。

四、同与异：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赓续中华文化发展连续性

文明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在具体实践中所受到的各种影响和制约，必然会对人类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使人类文明呈现出不同的性质和面貌，成为兼具历史性、时代性、地域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体。纵观历史，一直以来，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往从未超越民族与地域之限，直到新兴资产阶级为开拓世界市场奔走于全球各地，“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才“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4]35。普遍的“世界交往”前所未有地“开创了世界历史”^[15]，它不仅使物质生产带有了鲜明的世界性，也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4]35。显然，以资本扩张为前提和基础的“世界文学”必然以资本主义文化为内核，其虽然在促进先进生产力及先进文化传播上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与之相伴而生的文化侵略却“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36。可以说，当今世界文化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强，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的“世界文学”席卷全球的显著表现。文明的延续与发展赖于在取长补短中求同存异而非毫无原则地一味趋同，若在同异关系上忘乎所以以致失去了民族文化的底色，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和民族已失去了向前发展的生命力。

文明与文化是两个既存在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概念。换言之，文明与文化皆源于实践，都包含人类实践创造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但“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值，文化是文明的外在表现形式”^[16]。因此，既囊括了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又浸透着人类文明基因的文化遗产，无疑是帮助我们理解二者关系的最佳注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现实是指一切有内在根据、合乎必然性的存在，事物的这一特性就是现实性。现实或现实性这一范畴不是简单地表示个别事实和现象的当下存在，而是客观实在的事物及其种种内在联系的综合”^[17]。因而从根本上讲，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是其文明的一种现实性存在，是这一文明的历史积淀、民族特色与文化传承的综合呈现。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不同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还内含着中华文明传承发展所独有的连续性，因为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18]。从他者的角度看，这一观点最早由黑格尔在19世纪初提出。他认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同2000年前的中国文化并无本质区别^[19]。梁启超则是中国提出这一观点的第一人。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中指出，西方所称的世界文明发祥地不外乎中国、印度、安息、埃及和墨西哥，然而除中国外，其他四种文明都随着其国家的灭亡而灭亡了。只有中国历经五千余年而屹立不倒，文明传承有序并不断发扬光大^[20]。文化史学家柳诒徵之所以敢于论定唯我中华“增长光大，以迄今日”，正是因为同世界其他古文明“比而观之，中国独寿”^[21]。历史学家李学勤指出，无论中外学者对中华文明抱以何种态度、持以何种观点，他们在一点上却总是能够达成一致，即中华文明拥有其他文明所没有的独特的连续性^[22]。毋庸讳言，这种上承尧舜禹、下至元明清，包融儒释道、联结天地人的“独特的连续性”是其他任何文明都难以企及的，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历经沧桑仍生机勃发正根源于此。全球化时代，弱势文化随时都有被强势文化同化甚至取代的风险，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批判的那种文化从属畸态仍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因此，若失去了“连续性”的特质，不仅文化自信无从谈起，中华文明之河也必然会因而改道甚至断流，这就是我们在新时代必须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根本原因。

中国是世界上名副其实的文化遗产大国。截至2019年7月，我国已有55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时，截至2018年底，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已达40个，是目前世界上拥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对于这些文化遗产，我们理应很好保护传承，但现实情况却并不乐观。为给经济发展让路，每年都有大量文化遗产消亡；很多古建筑在保护性拆除的名义下遭到灭顶之灾；现代商业文化充斥于古市镇与古街道；很多非遗技艺因为用途范围及经济价值的缩小而陷入失传的境地，等等。

为此，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2]44。(1)明确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充分认识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持敬畏之心、树科学理念、立规章制度，切实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深入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23]的工作方针。(2)加强立法工作。从根本上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法治建设，推动相关工作法治化、规范化，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3)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各级政府要把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加大对濒危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财政投入，放宽政策限制，积极动员社会力量甚至国际力量参与进来。(4)加大人才培养力度。着力提高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专门人才培养的数量与质量，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理念和技术，必要时可引进国外优秀人才。(5)加强和改进宣传工作。推出更多有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宣传活动，明确宣传主题、精选宣传口号、优化宣传方式，提高民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增强民众保护文化遗产的自觉意识，使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为，切实筑牢全体人民坚定文化自信的根基。

五、前与后：以史为鉴、继往开来，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历史造就现实、现实指向未来，这里的“前与后”指的就是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辩证关系。历史发展是一个前后接续、相互贯通的过程，只有深切地了解“我们从哪里来”^[24]，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方位，进而以坚定的理论底气与文化自信回答好“我们走向何方”^[24]的时代之问。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封建统治者的日益腐化堕落与西方列强的大肆入侵，中国逐渐滑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已从原来的“天朝上国”沦为国力衰弱、任人欺凌的积贫积弱之国，随时都有亡国灭种的危险。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无数仁人志士寻求着救亡图存的真理，以期用正确的理论推动中国的社会变革，但不论是实业救国、改良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民主共和，都无法救中国于水火。历史与时代呼唤着新的理论武器与社会力量指引中国实现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

正当此时，爆发于新文化运动期间的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使一大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竞相涌现的各类思潮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其忠实拥趸。这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迅速发展，进而孕育并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马克思主义便在中国社会深深地扎下了根，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强大思想武器。历史和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才能于大厦将倾之时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带领近代以来历经磨难的中国人民开启民族复兴之门，重新恢复了中华民族生机蓬勃的民族生命力和文化自信心。毫无疑义，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这个选择，“中国改换了方向”^[25]。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之所以可以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从根本上讲是因为其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历史性与世界性，能够同中华民族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它没有同根深蒂固的中华传统文化互相排斥，在于两者间具有一种相融相通的价值契合性。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念与中华传统文化中“杀身以成仁”的革命精神具有相通的意义倾向，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也有着诸多相似之处，马克思主义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价值立场与中华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几乎都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背景中走出来，经过近代西学的启蒙洗礼并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高度文化自信的体现。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不断融合发展中，开启了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强调要使马克思主义“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11]707表现出来。这实际上就是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中国国情、中国文化结合起来，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斗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民成功推翻了“三座大山”，从此站了起来。在此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飞跃的准备(或酝酿)”^[26]时期。在这一阶段，我们党领导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斐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等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思想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宝库。但是，因为“左”倾错误愈演愈烈，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爆发，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误入歧途。

恩格斯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27]。1978年以批评“两个凡是”为中心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使全国、全党出现了一个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让人们彻底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重新确立了毛泽东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深刻指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8]。这指明了新时期党和人民的前进方向，开辟出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路。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伟大旗帜的指引下，中国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跨越。

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9]35。“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29]405，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0多年的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持续探索以及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告诉我们：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创造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若丢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得来不易的宝贵成果，中国就会退回老路甚至走上邪路，当代中国理论、制度与文化的构建和发展就会失去依附、不知所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就会落空。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党举旗定向、继往开来，在各种风险考验面前从容不迫、敢于斗争，接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理论与实践，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功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我们必须以新思想指导新实践、解决新问题，在承前启后中“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2]44，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向文化复兴和民族复兴的光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