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史学界，由于考古学发展及以“殷墟甲骨”为代表等古文物的发现，上古史成为研究热点之一，出现了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等学术大师及以顾颉刚为领军的“古史辨派”。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纷纷投入巨大精力，一时间，中国上古史领域观点纷纭，蔚为大观。

就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中国上古史研究来说，长期以来，由于革命化学术叙事，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后古史分期讨论基本上以五种社会形态论^①为基本框架，以中国上古为奴隶社会的“有奴论”^②基本预设编写各种教材，教育人民，因此当代学界主流往往下意识地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路数皆是如此^③。其实，这种统而论之、等量齐观的看法有问题。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研讨中国上古史有“无奴论”与“有奴论”等多种视野。郭沫若虽以五种社会形态论为依托，在“有奴论”视野下研究中国上古史，这种研究路径虽引人注目并一度成为主流，“它例示了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是值得后来史家遵循的”^[1]；但由于学术训练差异及对唯物史观多样性的不同理解，有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并不把“有奴论”奉为圭臬，相反提出大量质疑。比如嵇文甫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重要成员及研讨中国上古史的先驱之一，就通过探讨“奴隶”标准界定、区分存在奴隶、奴隶制与奴隶社会定性两个问题之差别、考察殷商西周社会劳动者身份、思考宗族制度在中国上古社会演进中重要地位等问题，超越“有奴论”，进而从“长期封建论”走向“中国古代社会的早熟性”，最终以中国国家形态发展的“初形成时代”和“原始国家封建时代”来重构中国上古史，否定了中国上古“有奴论”的基础^④。

① 由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关于社会形态的划分，也是众说纷纭。就马克思主义来说，除五种社会形态论外，还有“两形态论”“三形态论”“四形态论”“六形态论”等。一般认为，由于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颁布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巨大影响，五种社会形态说才超越其他形态说成为理论界阐述中国乃至世界历史演进规律的基本法则。参看季正矩：《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形态理论研究综述》(《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4期114-119页)。

② 由于存在奴隶、奴隶制与奴隶社会定性是两个虽相关但毕竟不同的问题，因此，本文所言“有奴论”或“无奴论”中的“奴”，一律指“奴隶社会”，而非指“奴隶”或“奴隶制”。

③ 对中国奴隶社会阶段论争的回顾与展望，参看陈民镇《奴隶社会之辩——重审中国奴隶社会阶段论争》(《历史研究》，2017年第1期159-178页)。

④ 嵇文甫与郭沫若共有三次比较大规模的争论，除本文论及的关于中国上古奴隶社会有无和中国古代是否“早熟”争论外，还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有所争论，参看何刚《嵇文甫与郭沫若的三次学术交缘》(《中州学刊》，2013年第2期128-132页)。

一、从旧学传人到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嵇文甫的学术生涯

嵇文甫(1895—1963年)，学名明，字文甫，以字行。河南汲县人。他一生学术生涯，完成了从旧学传人到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转向。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版图上，嵇文甫是仅次于李大钊及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马列五老”的重要领军人物之一^[2]。他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自觉把唯物史观用于中国历史研究，并且基于旧学方面的深厚积淀，在明清理学史、中国上古史等领域卓有建树。在明清理学史领域，其研究具有世界级影响。他用唯物史观指导阳明学研究，率先打出“左派王学”旗帜，以《晚明思想史论》《左派王学》等的开创性研究，为20世纪阳明学、晚明思想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范式”。特别是为日本二战后“中国研究重整旗鼓”提供了史实基础，对日本汉学家后藤基已、宫崎市定、岛田虔次、沟口雄三等晚明思想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嵇文甫研究理路，日本著名汉学家京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岛田虔次给予高度赞许^[3]，日本汉学家山下龙二就认为岛田的研究无非是以嵇文甫《左派王学》为基础的“中国的左派王学论”和内藤湖南的“宋以后近世说”加以糅合的结果而已^⑤。在船山学领域，嵇文甫率先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其《船山哲学》《王船山学术论丛》具有里程碑意义，不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船山学研究“第一人”，而且也是学界公认的与熊十力齐名, 民国时代船山学研究的标志性人物^[4]。在中国上古史领域，区别于主流学界的“有奴论”，嵇文甫基于“无奴论”，提出颇有影响的“中国古代社会早熟性”，为学界瞩目^⑥。

⑤(日)山下龙二《阳明学の终焉》第一章《明代思想研究史》(东京：研文社，1992年，第50页)，转引自吴震《十六世纪中国儒学思想的近代意涵——以日本学者岛田虔次、沟口雄三的相关讨论为中心》(《复旦哲学评论》第二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⑥ 嵇文甫学术生平及学术地位，参看《嵇文甫文集·前言》及《嵇文甫文集》上册第1-24页；张岂之主编《民国学案》第1卷《嵇文甫学案》(湖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60-479页)；尹达《悼嵇文甫同志》(《历史研究》，1963年第5期183-185页)；嵇道之《嵇文甫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8-344页)；嵇立群《我的祖父嵇文甫》(《河南文史资料》，1992年第3辑总第43辑第29-50页)；赵俪生《忆述嵇文甫前辈的学术风貌》(《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2期27-30页)；蔡尚思《嵇文甫同志的治学和为人》(《文史哲》，1985年第6期30-32页)。

嵇文甫一生身处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大变局。在原籍的经正书舍、卫辉中学堂等“新式学堂”和新文化运动笼罩的北京大学完成早期学术启蒙。其中，经正书舍为当时豫北教育近代化的中心，图书馆为近代河南规模最大^[5-6]。1915—1918年，学习于北京大学哲学门，蔡元培为校长，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全班学生共13人，冯友兰、孙本文、黄文弼等同班同学及与之交好的范文澜等，后来皆成为20世纪著名学者。

嵇文甫在学术启蒙期间，受到严格的旧学训练。在原籍读书期间，受经正书舍创办人、晚清民国中州最后一位理学大儒、近代河南新式教育先驱李时灿(1866—1943年)及其助手、同盟会河南支部领导人刘纯仁(1881—1912年)深刻影响^[7-8]。求学北京大学期间，又受任教于此的、晚清民初“浙东学术”重要领军陈黻宸(1859—1917年)马叙伦(1885-1970年)师徒深刻影响^⑦。一定程度上，在旧学方面，嵇文甫根植于深厚中州理学积淀，是李时灿、刘纯仁等中州理学家的现代传人；也兼采浙东学术精华，是陈黻宸、马叙伦等“浙东学者”的现代传人之一。

⑦ 陈黻宸民国成立后受聘北京大学，为讲授中国哲学史第一人，他承浙东先哲遗绪，为学宗尚陆王心学，注重新旧融合，中西会通。参见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157-1235页)；马叙伦早年先后从学于陈黻宸、章太炎，讲课一尊陈黻宸、章太炎教导，新旧兼容，参见林辉锋《从史学到文字学:马叙伦早年学术兴趣转变的内在思路》(《中山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52-57页)。

正是李时灿、刘纯仁、陈黻宸、马叙伦等的教导，嵇文甫旧学素养深厚。在旧学方面，他以清代中州理学大儒孙奇逢、湖湘学术领军王夫之及清代“浙东学术”重要领军全祖望为学术偶像。孙奇逢的“刻厉、庸行、实用”，王夫之的“贞晦、博学、皎志”，全祖望的“渊博无涯，于书无不贯串”，“都是他师法的榜样”^⑧。河南学界更把他与河南籍的冯友兰并称为“南冯北嵇”。李时灿更以嫡传期许^⑨。反应于中国上古史，嵇文甫紧紧抓住该领域关键问题用力，对传世文献进行多方面解读，与其作为旧学传人深厚素养不无关系。

⑧《嵇文甫文集·前言》(《嵇文甫文集》上册，第9页)。

⑨ 闇斋(李时灿)《书扇赠嵇子文甫》(《河南教育月刊》，1934年第4卷第11期第119-120页)；李时灿《闇斋家书》(1957年李在谦开封自印本，第50页)。

在经历严格旧学训练的同时，嵇文甫也积极寻求新知，推进新旧交融。早在北大求学时，1918年3月4日，他与冯友兰、陈钟凡、孙本文等十余位同学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并“以商榷东西诸家哲学，瀹启新知为宗旨”^⑩，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哲学研究团体。1917年大学三年级时，与冯友兰、黄文弼等共同选修胡适开设的《中国名学钩沉》课程^⑪。毕业回到河南后，又联合冯友兰、徐旭生等十余人创办《心声》杂志，以“输入外界之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为宗旨。从1918年秋到1920年1月共出版10期，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学知识。《心声》杂志是“五四”前夕在河南发行的唯一的新型刊物，并作为《新青年》《新潮》等新刊物的河南代理^[9]。其后，先后在《河南教育公报》《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告同业》《注重天才教育底线》《怎样发现疑难》《听了推士博士讲演以后》等文，推进“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以提振河南教育风气^⑫。正是带着寻求新知，推进新旧融合的期望，在1926年，经学生，时任共青团河南省委书记的刘英介绍加入中共不久，即被派往著名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启留苏生涯^⑬。

⑩《集会一览：北京大学哲学会》(《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1917年第174-175页)。

⑪《记事·哲学门研究所》(《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第12期第2页)。

⑫ 嵇明《吿同业》(《河南教育公报》，1922年第2卷第2期第11-14页)；《注重天才敎育底我见》(《河南教育公报》，1922年第2卷第4期第11-15页)；《听了推士博士讲演以后》(《河南教育公报》，1923年第2卷第7期第11-13页)；《杂録:怎样发现疑难》(《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第1351期第2-3页)。

⑬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联共(布)中央在孙中山去世后为纪念他而开办的培养中国革命者的大学，包括王明、博古、张闻天、邓小平和蒋经国等对中国革命产生巨大影响的国共两党高层皆为其校友。关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情况，参看〔美〕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奚博铨译，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孙耀文《风雨五载莫斯科中山大学始末》(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年版)；嵇立群《一代政治名星的摇篮——莫斯科中山大学》(《党史博览》，1994年第2期30-32页)。

作为20世纪世界潮流的一部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产生伊始，就受到世界学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大影响^[10]，因此有学者称之为“唯物史观的中国历史研究学派”^[11]。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为数不多留学苏联并有所成就的代表性学者，在嵇文甫学术生涯中，1926年冬至1928年3月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一个重要阶段。

20世纪20年代，无论对于中国还是苏联，都是新旧转换的重要时期。就中国来说，北洋军阀与革命党之间斗争激烈，中共成立后国共两党从联合到分裂，中国革命从高潮进入低谷；新旧文化转型进入关键时期，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整理国故运动推进，中国现代知识体系应运而生，新旧文化冲突此起彼伏。就苏联来说，也处于社会主义探索的关键时期，随着布尔什维克政权逐步稳定，一方面“军事共产主义”终结，“新经济政策”实施，苏联经济不断恢复发展；另一方面经历列宁去世，斯大林干部派与托洛茨基“反对派”、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联盟、布哈林等党内各派就如何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斗争激烈，较之此后斯大林模式统治下，20世纪20年代思想界活跃，为苏联史上难得的“黄金时代”^⑭。身与两国新旧转换大变局，嵇文甫思想迅速升华，不但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且自觉开始以唯物史观指导相关研究，文风为之一变，而且也深受当时苏联思想界影响^[12]。

⑭ 20世纪20年代苏联历史及思想界状况，参看郑异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苏联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张建华《苏联知识分子群体转型研究(1917—1936)》(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嵇文甫留学期间，苏联正处于党内激烈争论的高峰时期，中国也处于国共合作到分裂的关键时期，由于主张不同，各派对马克思主义及唯物史观有多样性理解，莫斯科中山大学更是注重因材施教：(1)在课程开设上，“学校的目标在于有效地训练高度熟练的政治工作人员，而不是主要地培养学者和科学家。鉴于此点，在课程中，完全不设置自然科学课”^[13]，而“由于中国革命形势发展迅速，需要完成的课程多，功课非常紧张。中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理论和实践并重，学生不但要学理论，还要参观、访问、旅行，了解考察实际情况。历史课程有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俄国革命运动史、东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哲学课程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原来打算以《资本论》为课本，但因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便改学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政治经济学大纲》。其他课程还有经济地理、列宁主义、联共(布)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以及军事学”^[14]27-28。(2)在教师配置上，既有职业革命家，也有理论家。领导层中，“反对派”的拉狄克担任校长，斯大林干部派的米夫担任副校长。“中大教师很多，比较著名的有拉狄克，他教中国革命运动史。米夫讲授列宁主义。东方大学校长米罗谢夫斯基也给我们上过课，他教东方革命运动史和列宁主义。教经济地理的是马丁诺夫、利浦曼。教西方史的是瓦克斯”^[14]28。另外，莫斯科中山大学还翻译了不少马列名著，并开设了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机构。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嵇文甫与乌兰夫、师孟奇等同学，和河南同乡、著名翻译家曹靖华同居一室。他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还担任过“中国问题”课课代表，兼任中大学生向国内报道消息的刊物《中国通讯社》总编辑。1927年5月13日，亲自聆听了斯大林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即《对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反应于他以后的中国上古史研究，就是深受当时苏联主流史家意见影响，认为中国上古是“无奴”社会而非“有奴”社会。

与后来斯大林模式下认识有很大不同，1920年代苏联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及唯物史观有多样性理解，反映于对中国上古社会性质的认识，当时苏联主流史家意见是“无奴论”而非“有奴论”。如苏联著名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Mikhail Pokrovsky，1868—1932年)编纂并受到列宁高度评价且在20世纪20年代发行广泛的《俄国历史概要》，就是以“无奴论”来建构蒙古征服以前的俄国历史^[15]。反映于中国史，诸如拉狄克(Karl Radek.1885—1939年)《中国革命运动史》、沙发诺夫(G. Safarov，1891—1942年)《中国社会发展史》、马札尔^⑮ (Ludwig Madyar，1891—1937年)《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等直到20世纪30年代还是颇为流行的、备受称赞的中国史“名著”^⑯，他们具体观点虽有所差异，但在中国“无奴论”问题上也众口一致^⑰。

⑮ 马札尔有多种汉译，有译为“马扎亚尔”，嵇文甫译为“马加尔”，参见嵇文甫《对长期封建论的几种诘难和解答》(《嵇文甫文集(上册)》，第595页)。

⑯ 据朱谦之观察，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时期，“那些世界历史学者用唯物史观的眼光来分析中国社会史的名著，如马札尔亚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拉狄克的《中国革命运动史》、沙发诺夫的《中国社会发展史》等，均己次第译成中文，给我国青年学者，以很大的刺戟”。参见黄夏年编《朱谦之文集(6)》(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⑰ 20世纪20年代，不但苏联史学界主流，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森谷克己1934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也认同中国“无奴论”，参见李孝迁《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04-208页)。

作为据说是西方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的第一本书^⑱，拉狄克《中国革命运动史》本是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担任校长期间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课程的讲义，该课是最受中大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讲义也在1927年由莫斯科中大出版社出版。全书把中国社会发展分为农村公社时期、封建时期、商业资本—过渡时期三个阶段。拉狄克认为周以前为农村公社时期，处于自然经济，土地尚未私有，农民生产自给自足，直到井田制度实行后才告结束，井田制度表示旧的农村公社屈服于封建制。西周处于封建时期，封建诸侯占有许多土地，农民专事耕种，武士负责战争。官吏多为贵族子弟所占据。诸侯、武士、官吏等皆以剥削农民为生。其剥削的形式，一是利用农民无报酬的劳动，即以井田制度来剥削；二是以征收农民自然物品或金钱的形式。周朝末期，中国社会产生一种新的以秦始皇为代表的商业资本阶级，随着秦统一六国，中国社会进入商业资本—过渡时期，此后中国国家发展终徘徊于专制与资本主义统治之过渡中，直至外资侵入，开始组织诸如修建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工厂等现代式工业，才发展到资本主义^⑲。

⑱〔苏联〕拉狄克《中国革命运动史·序》(克仁译，新宇宙书店，1931年版第1页)。

⑲《中国革命运动史》由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带回国内，在上海新宇宙书店出版，1929年11月初版印2 000册，1931年4月再印1 000册；1932年6月在辛垦书店再版，易名《中国历史之理论的分析》；1933年8月3版，印5 500册。短时间内一版再版，足见其受欢迎程度。

沙发诺夫《中国社会发展史》一书共分三编二十五章，范围从上古中国人种起源直到20世纪中国。全书把中国上古至3—6世纪的中国都看成“封建社会”，只在第二编提到“汉朝的封建奴隶私有制”^⑳。

⑳〔苏联〕沙发诺夫《中国社会发展史》(李俚人译，新生命书局，1933年版)。

马札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一书共二十七章，“导言”部分以“亚细亚生产方法与帝国主义”提纲挈领全书。马札尔把氏族的、农村的、宗教的公社之存在、永佃制度的发达等都归入亚细亚生产方法特质，但认为奴隶只是居于附属的范畴而非主要特征。“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一般的已有了奴隶，即使现在，在各种形式中，仍有奴隶，然发达的东方社会，奴隶只是附属的范畴而已。东方社会之发展的出发点，亦是氏族制度”^㉑。

㉑〔匈牙利〕马札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陈代青、彭桂秋译，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第32页)。

随着斯大林战胜反对派及“肃反”“大清洗”的展开，主张中国上古“无奴论”的拉狄克、沙发诺夫、马札尔等人备受迫害，1937年马札尔被处决，1939年拉狄克在狱中死去，1942年沙发诺夫在流放中逝世^㉒。受革命史观和20世纪30年代以来学术“中国化”潮流之影响，他们学术成果后来受到批判忽视，但也有不少观点被国内史家“明批暗袭”^㉓。嵇文甫在中国上古史研究中坚持“长期封建论”，以之作为批判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理论武器，为针对“长期封建论”的种种诘责辩护，无疑有留苏期间受到拉狄克、波克罗夫斯基等人“无奴论”成果影响之原因。

㉒ 波克罗夫斯基因为在1932年去世躲过清算，但到1934年，在斯大林支持下，苏联史学界开始对其史学观点进行批判，攻击他对俄国历史的分期和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指责在他身边活跃着一个“史学界暗杀集团”。

㉓ 初步研究参看李孝迁《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第221-238页。

正当嵇文甫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时侯，不幸得了肺病，虽辗转克里米亚医治仍不见效，不得已在1928年3月经党组织同意回国。此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已告失败，入党介绍人刘英已经牺牲，他和党失去联系。1929—1933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并在清华大学、中国大学、师范大学等校兼课。自1933年8月起任教于河南大学，长期担任文学院院长，白寿彝、尹达为其学生。

在国统区20年里，嵇文甫是著名的“红色教授”，除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教学和学术活动，在中国上古史和阳明学、船山学等明清思想史领域不断开拓外，也做了不少有益的革命工作。1936年，他邀请范文澜到河南大学任教，1938年开办“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年底，又将该训练班改名为“河南省抗战教育工作团”，后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护送范文澜到中共中央中原局驻地河南确山县竹沟镇，后辗转延安^㉔。1941年10月，在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中，被逮捕入狱5个月。赵俪生1946年拜访时，发现嵇文甫家的街道上监视森严，街道外墙上还有“由河南警备司令部政训处制的巨幅蓝底白字的大标语：‘纷杂错综的思想必须纠正’(总裁训辞之一)。我心里想, 为什么历代统治者都要给这些无枪无炮的知识分子们如此巨大的钳制呢? ”^[16]1948年6月开封第一次解放后，他率领部分河南大学教员投奔解放区，《人民日报》等党报当时以“文化界名流”“民主人士”、蒋管区“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河南教育界、新闻界著名人士”报道他们，并受到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热烈欢迎^㉕。建国后，嵇文甫位居领导岗位，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河南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长，河南大学、郑州大学校长，河南省文管会主任等职，出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和《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等刊物编委，创办的《新史学通讯》(后改名《史学月刊》)是新中国创办最早的史学专业期刊之一。他积极参与新中国史学争论，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与历史评价问题等讨论方面引人注目，其中，在阶级立场与历史主义的争论中，嵇文甫“‘阶级立场’——50年代的阶级观点——寓于历史主义之中的观点”异常鲜明和突出^[17]。在历史评价问题上，嵇文甫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历史评价问题发表文章最多、论述最为系统和深刻的学者^[18]。

㉔ 范文澜《从烦恼到快乐》(《中国青年》，1940年第3卷第2期)。

㉕《河大教授及开封文化界名流嵇文甫等参加我区工作》(《人民日报》，1948年7月9日第1版)；《嵇文甫等安抵豫西》(《人民日报》，1948年7月16日第2版)；《文化出版消息：嵇文甫教授抵达豫西解放区后》(《新华文摘》，1948年第3卷第8期第15-16页)；《刘邓陈三将军欢宴嵇文甫等华北大学特电慰问欢迎》(《人民日报》，1948年7月29日第2版)；《嵇文甫电复华大决心参加中原民主建设》(《人民日报》，1948年8月28日第2版)。

二、“长期封建论”：嵇文甫探索中国上古社会的起点及对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批评

经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20世纪20—30年代之交革命形势虽进入低潮，但到20世纪30年代初，唯物史观就像“怒潮一样奔腾而入”^[19]，即使连冯友兰、胡适、顾颉刚等也无不受其影响。与郭沫若一样，嵇文甫也是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自觉把唯物史观用于中国上古史研究，并分别在1932年、1934年出版《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先秦诸子与古代社会》，特别是前书，为学界重视。李长之评论说“用新兴社会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上古的思想史，这无论如何是件新颖的工作，却又是需要有人来专费精神致力的工作”。《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恰于此际出现，我们是决不能轻视的”^㉖。郭湛波也认为《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是“用新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思想”“有价值的”重要书籍之一，并列入主要参考书目^[20]。因此顾颉刚把嵇文甫与陶希圣、郭沫若、王宜昌共同列为中国古史研究第三阶段(“系统整理时期”)“促进中国的史学踏入了新的阶段”代表人物之一^[21]。

㉖ 李长之《思想与社会——读嵇文甫 < 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想到思想》(《大公报·世界思潮》，1933年3月16日第92期)。

但与郭沫若以五种社会形态论为依托，在“有奴论”视野下研讨中国上古史不同，在很长时期，嵇文甫是“长期封建论”^㉗信奉者及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931年，他明确提出“中国历史是一部封建社会演变史。虽然自东周以降，商业资本一步一步的发展，中国典型的封建制度已有相当破坏；但因特殊的历史条件，中国始终没有来一个工业革命，商业资本始终没有转化为工业资本，所以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只是‘一治一乱’的在一个后期封建社会中绕圈子……然而历史上没有完全重演的事情。在这个循环往复的史剧中，依然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逐渐发展。大概从秦汉到五代可以算一个阶段。在这个时期中，自然经济还占居优越的地位，时时有恢复纯粹封建制度的倾向。自宋代以后，交换经济渐占优势，商业资本大为发展，又成一个新局面”^[22]。

㉗“封建”话语在近代中国由于处境不同意涵几经变迁，参见薛恒《中国近代“封建”话语的兴起及其指义处境化》(《江海学刊》2003年第2期167-174页)。

“长期封建论”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但与五种社会形态论及中国“有奴论”有重大区别：(1)反对单线进化论，反对公式主义化的“历史法则”，注重人类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主张因为特殊的历史因缘，不同国家“从氏族时代到国家时代可以经由种种不同的路径……自野蛮期的开端，东西两半球因天然资源之不同，早已分途发展……有的只发展到氏族社会，如美洲诸土著民族；有的只发展到封建社会，如亚洲诸古国。其所以停滞、落后，不能像欧洲几个民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自有其特殊的历史因缘”^[23]595-596。(2)在对社会形态的认定上，并不拘泥五种社会形态说，主张在研究中，要结合各个国家实际情况予以“修正”。反映于中国上古史，就是“无奴论”，“主张长期封建论者，往往主张封建社会可以从氏族社会产生出来，不必经过奴隶社会的一阶段”^[23]592。他们把存在奴隶、奴隶制度与奴隶社会定性两个问题进行严格区分，承认古代中国有奴隶、奴隶制度，但否定中国奴隶社会的存在，认为中国自周朝到晚清都是封建社会。“我向来是主张长期封建论的，把西周春秋时代看作原始封建社会，把战国以后看作封建社会之更高级的发展形态”^[24]。(3)与有学者注意到上古中国与古希腊罗马社会差别，却仍在“有奴论”视野下，认为“中国奴隶社会”是一种与西方有异的奴隶社会“两个阶段”或“两种类型”不同^㉘，嵇文甫明确反对，尤其反对把马克思所说“亚细亚的”及由此衍生的“亚细亚生产方式”^㉙解释为与古希腊罗马不同的东方奴隶社会。他认为“亚细亚的”或“亚细亚生产方式”词意含混，不能用来解释人类历史发展的某种阶段。“说它就是氏族社会吧?和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个社会的内容分明不合。说它也算封建社会吧?它分明在奴隶社会以前。说它就指奴隶社会的初期吧?它又偏偏是一个独立的阶段。说它是亚洲所独有吧?又不成其为各民族历史发展所必经的一个过程了。四种解释都说不通”^[25]。

㉘“两个阶段”论倾向于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视为比西方落后的奴隶社会，“两种类型”论倾向于认为将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罗马视作奴隶社会不同类型。两者都以中国“有奴论”为前提。

㉙ 马克思在《 <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认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着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1937年，面对把长期封建论指责为“停滞说”“循环说”“二元说”“修正说”等诘难，嵇文甫在《食货》杂志发文进行逐一反驳，他熟练引用了《资本论》《马恩选集》等经典著作和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马加尔为柯金《中国古代社会》所作序言、日本山川均《唯物史观经济史》等，并以日耳曼民族及苏联境内少数民族发展史作为事实支撑。在当期“编辑的话”中，陶希圣称颂嵇文甫是当时“中国社会史权威之一”，特别指出“嵇文甫先生对长期封建论的驳难，予以答覆，最值得我们注意”^㉚。

㉚《编辑的话:——嵇文甫先生对长期封建论的驳难》(《食货》，1937年第5卷第5期第38页)。

正是“长期封建论”与中国“有奴论”之冲突，郭沫若、嵇文甫虽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但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古代研究路径的不同理解，必然会产生争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出版不久，1932年4月，嵇文甫基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期间所习得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主流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大公报·时代思潮》刊发书评，对其中“许多理论疏舛论证矛盾的地方”提出全面批评^㉛。嵇文甫认为，郭著对“奴隶”标准缺乏严格把握，从而把西周社会劳动者全部判为奴隶；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续编”自居，但在引用过程中与原文颇有出入。

㉛ 关于此批评，集中见嵇文甫《评郭沫若 < 中国古代社会>》(《嵇文甫文集(上册)》，第245-250页)。

首先，因为古今中外各地区、国家之中确曾相当普遍存在过或大或小、或多或少、各种类型的奴隶个人、群体和奴隶制，但存在奴隶、奴隶制与“奴隶社会”的判定却是两个问题。就唯物史观而言，马克思强调不同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发展阶段都有奴隶制存在，“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26]，而奴隶社会判定的主要依据，关键在于奴隶是否构成一个阶级以及他们在社会生产中扮演的角色，而非只是有奴隶、奴隶制而已。“西周时代之有奴隶，那是无疑的了。不过有奴隶不一定就可说是奴隶社会。汉代大规模地使用奴隶，不比周代更明显吗?与其苦心搜求周代奴隶制的证据，何不直截了当认汉代为奴隶社会呢?”同时，奴隶虽受到非人道的各种待遇，但并非过得差的民众都是奴隶。“秦始皇、隋炀帝那时的徭役还不繁重吗?杜甫、白居易所描写唐代人民征役从军的苦痛还不惨酷吗?难道那时候都还是奴隶社会?”正是由于对“奴隶”概念缺乏严格把握，嵇文甫认为郭沫若所认定的西周社会中的“奴隶”大部分只是作为“农奴”的农民，“并不见得是奴隶制的特征”。

其次，郭著研究方法也有问题：虽标榜是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为理论依据，但在实际研究中却与恩格斯文章并不一致。恩格斯判定古希腊为奴隶社会依据是“雅典全盛”时期公民与奴隶之间比例，从中判定其社会矛盾已经不再是贵族和平民的对立，而是奴隶和自由民之间、被保护民与公民之间的对立，“这样的奴隶社会，交换经济已有高度的发展。统治这个社会的，已不是贵族，而是自由市民”。郭著并非如此，是“把贵族当作奴隶社会的基本阶级，而贵族的破产，与工商业的发达，都成为奴隶制动摇与封建社会将要到来的征兆，这和恩格斯的理论相合吗”?更进一步，嵇文甫认为，恩格斯所言的希腊奴隶社会，只是“指梭伦之后的希腊而言”。郭沫若由于认定封建社会以前必经奴隶社会，而西周时代正和这个阶段相当，就径直把整个西周社会和“索伦之后的雅典”进行对比，“似乎有点不伦不类”。正是这两大失误，嵇文甫认为郭沫若中国上古“有奴论”是一个“最奇特的论断”“旷世的珍闻”，从此结论出发，“就云来雾去，把我们赚入迷魂阵了。他那乌烟瘴气的文章里，会引出多少可笑的结论”。

三、“中国古代社会早熟性”：嵇文甫对中国上古社会性质探索的发展

到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发展，特别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十批判书》、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等新成果不断涌现。与之伴随，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日渐深化，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研究与民国时代居于史坛主流的史料派在20世纪20—30年代形成的研究旨趣有“逆向运动”“合流”的趋势，经历了从强调“一般”到注重特殊，从追求致用到向往求真，从偏重方法到兼重材料等巨大变动^㉜。对于这种新变动，嵇文甫虽身处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心延安、重庆之外，却有充分的理论自觉。1940年2月，他发表《漫谈学术中国化》一文，积极响应中共提出的“学术中国化”运动，明确提出我们再也“不能象小儿学舌似地，专去背诵旁人的言语”了，“我们要‘中国化’”^[27]。反映于中国上古史研究，大约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嵇文甫在吸收最新成果, 特别是郭沫若、侯外庐“新说”基础上，开始对自己中国上古史“旧主张”进行重新审查。首先在史实方面，嵇文甫认识到“周代农业劳动者，是奴隶？是农奴？还是自由人？这个问题对于决定周代社会性质是极为重要的”。1946年，在开封《中国时报》上发表《关于周末农民身份的一点小考证》^[28]，对西周末年农业劳动者身份进行考察。他认为“周代农业确乎使用着奴隶”，但也存在着“不好说是完全独立的自由农民”的农夫。更进一步的，嵇文甫发现周末劳动者身份的多样性：作为“主”的家长、作为“伯”的家族长子、作为“亚”的与家长同辈份“仲叔”、作为“旅”的家族“众子弟”、作为“强”的“有余力而来助者”、作为“以”的“受主人支配的仆佣之类”。总之，“这里从事耕作的人，分子很复杂，自各家长，众子弟，以至奴隶等，形形色色的人都有”。

㉜具体言之，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研究，逐渐从强调“一般”到注重特殊，“30年代后期起尤其是进入40年代后，中国史学界却由原来主要对‘一般规律’的阐述转为侧重对中国史特殊法则的探讨，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一书，更把这种对特殊法则的探讨推向当时所能达到的极限”；从追求致用到向往求真，“唯物史观派史学这时也开始举起了求真的旗帜，史料考订派在被卢沟桥的炮声抛出象牙之塔后，则开始关注致用”；逐渐从偏重方法到兼重材料，“1949年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作为一个史学流派，主要是在与史料学派的对抗中成长起来的。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前者以掌握了‘唯一科学的历史方法’自居，后者则以‘考而后信’‘史学本是史料学’相标榜。一时势若水火，互不相容。但进入4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却逐步突出史料在治史中的意义，而主流派史学也似乎改变了视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海派’的偏见，两大史学流派呈现出显著的合流趋势”。详细研究参见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2-140页)。

周末农民身份多种多样，奴隶只是其中一类，嵇文甫认为关键在于早在上古氏族征服与分化中，中西方就产生不同分流。具体言之，与西方上古奴隶众多不同，中国商周时代在氏族征服与分化中形成了一个规模广大的、混合了地位日益降落的“普通氏族成员”和“被征服部落大众”的“庶民阶层”。“大概中国当殷周时代，奴隶制度早已发生了。然而由于‘贡纳制’的关系，被征服的诸部落，余下一小部分被俘为奴外，其大部氏族成员仍得以半农奴状态，‘继尔居，宅尔宅，田尔田’地存在着。同时征服者氏族中亦起了分化，一部分人因拥有奴隶和贡纳品而财富日益增加，权力日益强大，渐渐形成真正的统治者，至于普通氏族成员，则地位日益降落，渐渐和被征服的部落大众混合起来，而形成一个被统治的广大的庶民阶层”。正是规模广大的庶民阶层之存在，“一方面限制了奴隶制度的发展，使中国历史上不能出现一个古典的奴隶社会；另一方面却促成封建制度的早熟，使中国历史上拖拉出一个很长的封建时代”。

在理论方面，嵇文甫更充分检讨五种社会形态论及“有奴论”之局限。(1)革命导师对五种社会形态论态度不一致，后来者运用时只能大而化之，不可过度深究。比如，同样对于封建社会特征的定性，列宁与斯大林就不完全一致。“关于封建社会的特征，一般都说是自然经济、超经济的剥削、生产技术的低下等。其实越具体越得不到要点。以上本来是列宁对资本主义说的，在本身上看，这种说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这些特征，奴隶社会是全都有了，所以讲特征，不能凭空来讲。斯大林的说法真简单而扼要，他说在封建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生产工作者”。(2)五种社会形态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各阶段“西方经验”抽象出来的“理想类型”，是对西方特定时期各典型国家历史经验的一种高度浓缩。“讲一般发展法则时，总得找典型的法国，如讲奴隶社会即以希腊罗马为典型，讲原始社会即以易洛魁印第安人为典型，讲封建社会，即以法兰克王国为典型，讲资本主义社会，即以英美为典型。虽然典型，但仍不一般”。(3)因为是基于对西方国家历史经验的高度浓缩，五种社会形态说不能用直线进化论把各阶段前后贯穿，运用到其他国家研究时，也不能忽视他们与典型国家的差异，公式般套用。“社会发展虽为五种形态，但在非典型的民族中，就不一定完全如此，如在半殖民地殖民地等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如我们中国，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29]。正是在理论与史实双重审视的基础上，嵇文甫于1951年在《新建设》杂志四卷一期上正式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的早熟性》^[30]。

作为嵇文甫之前超越“有奴论”相关研究成果之综合与升华，《中国古代社会的早熟性》开宗明义指出，人类社会发展虽具有一般规律性，但具体到各国家却不尽相同。与古希腊罗马国家发展道路不同，中国上古国家发展呈现出“早熟性”，奴隶、奴隶制在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不占决定性作用，“它是在原始阶段中早已奴隶化，在奴隶阶段早已经封建化，前后相函，混融而暧昧，新的混着旧的，死的拖着活的，遂形成一种漫长的停滞状态”。换言之，中国上古是从原始氏族社会直接蜕变入国家时期，以血缘为基础、脱胎于氏族社会传统的宗族制度和“庶民”阶层而非奴隶、奴隶制度在中国早期国家生成中扮演着更重要的作用。

具体来说，夏朝建立国家时^㉝，“传子”与“传贤”斗争几经波折，直到中期的少康、季抒时传子制度才最终确定下来；从殷周铜器兴盛逆推，夏朝应该处于从石器时代刚进入铜器时代、父系氏族，“不过才相当于摩尔根所谓‘野蛮期’的‘中段’，至多‘上段’”，此时，商、周、秦的先人们还处在“从母系氏族转变到父系氏族的过渡期”，处于“传子”与“传贤”并存时代。所以，夏人虽“征服和统治许多氏族部落”建立国家，但这样的国家“还是一种半部落半国家的样子，带有浓厚的氏族色彩”。殷商“还保留着极浓厚的原始色彩”，如“多子族”“殷民七族”“殷民六族”“怀姓九宗”等“显然还是以氏族为社会构成的单位”；同时，因为殷人土地没有分割而归“王”所有，因而从事农业的“众人”也非全部是奴隶，甚至连殷王也参与其中，“这就格外带一种原始味道，而不像后来帝王那样的高高在上，完全与生产事务绝缘”。所以，殷代国家的性质、殷代奴隶制发展程度不能估计得过高。西周从事农业的“农夫”“农人”更非像郭沫若、侯外庐等认为的“凡‘农’皆‘隶’”，而呈现出明显多样性，他们身份至少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生产生活资料被主人完全占有而由“主人用粗恶陈腐东西喂养”的“隶农”^㉞，一种是虽拥有生产生活资料但被主人剥削而与“工商”并提的、处于半自由状态的“庶人”。

㉝ 关于夏朝存在有无及具体情况，学界目前还没有统一意见。嵇文甫根据文献及考古资料，相信夏朝存在。

㉞ 嵇文甫所定义的“隶农”与侯外庐在《中国古代社会史》中的“隶农”是不相干的。侯外庐所谓的“隶农”是指“从奴隶到农奴的一种过渡形态”，本身不具有独立存在属性；嵇文甫所定义的“隶农”不是一种“舶来品”，而是见之于《诗经》等中国古书且独立存在的一种“农业奴隶”。对此区别，嵇文甫予以特别指出，参见《中国古代社会的早熟性》(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辑编《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第71-72页)。

嵇文甫认为，正是以血缘为基础、脱胎于氏族社会传统的宗族制度和“庶民”阶层在中国早期国家生成中扮演着更重要作用。一方面，在中国上古社会演进中，“当氏族制度尚有活力的时候，早就建立起‘国家’。可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当‘国家’成立以后很久的时期，氏族制度很强韧地起着作用”；另一方面，宗族制度和“庶民”阶层限制奴隶制大规模发展，产生出漫长的封建社会，直到周代，奴隶制度尚停留在“一种低级形态下”^㉟。

㉟ 嵇文甫《中国古代社会的早熟性》(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辑编《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第73页)。

约在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的早熟性》的同时，嵇文甫正式超越“有奴论”，准备作文对中国历史划分阶段问题提出新方案，根据他1948年写作的《中国政治思想简史·绪论》，他以国家形态发展提出中国历史发展的“五期说”，认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可以分为原始时代(唐虞以前)，国家初形成时代(夏商至周初)，原始国家封建时代(周初至春秋战国时代)，封建帝国时代(秦汉为一期，魏晋南北朝隋唐为一期，宋元明清为一期)，转形时代(清末以来)，对中国上古以“国家初形成时代”和“原始国家封建时代”概括^㊱。其后，虽然郭沫若1951年刊文从意识形态层面批评嵇文甫“早熟说”是“‘早熟’的，而且本质上有取消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危险”，但其学术回应却明显存在漏洞^㊲，因此嵇文甫超越“有奴论”基本观点仍未改变。比如1958年出版的《春秋战国史话》，他对“有奴说”采取刻意回避态度，而以“‘百家争鸣’的伟大历史变革时代”概括春秋战国时代特征，以“农村公社的瓦解”“工商业的兴起”和贵族没落、地主兴起、市民活跃、小农破产为内容的“阶级关系的变化”作为春秋战国时代变革的“显著标志”^[31]。1959年，嵇文甫在接待郭沫若视察河南时，两人又在一个小接待室就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进行激烈争论。期间，他们竞相整段背诵《国语》《左传》《尚书》等传世文献，引经据典，边说边议，兴致越来越高，以致周围工作人员“十分着急，但又不好意思打断他们的话”^[32-33]。

㊱ 嵇文甫《怎样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史学月刊》，1964年第7期8-9页)。按《史学月刊》“编者按”，该文是嵇文甫遗稿《中国政治思想简史》的《绪论》，作于1948年。

㊲ 如嵇文甫对于郭沫若把西周农人确定为奴隶的质疑，郭沫若回应说嵇文甫列举的《唐风·鸨羽》非农人作的诗，《酒诰》的诰辞对象也非农民，原因是当时农人既无可能有本领来作那样的诗，也不可能有做官的资格。参见郭沫若《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辑编《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第97-99页)。无疑，这样理由太过牵强。试想，如果农人没有本领作《鸨羽》这样的诗，那么《诗经》主体的“风”究竟为谁所作?况且，如果将“王事”解为做官，那么，“王事靡盬，不能艺黍稷，父母何食”一句语义前后矛盾，很难解释顺畅。所以，嵇文甫将其解为徭役兵役一类，应该更为合适。

四、嵇文甫超越“有奴论”研讨中国上古史之意义

长期以来，由于革命化叙事影响，把“那些曾经一度信从过唯物史观的人完全排除在外”，使得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不断庞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被不断缩编，鉴于此，王学典先生呼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进行学术重塑^[34]。依据这一思路，笔者以为，学术队伍的扩大当然重要，对学派内部成员基于对唯物史观不同理解引发的“学术层面”争论，及由此导致的研究多样性发掘也不可或缺。两者有效结合才能在新时期更全面重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重现其发展过程中“殊途同归”“一致百虑”的盛况，更全面评述其成就及丰富遗产。

作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理论体系，因为马克思要对当时所能见到的全部人类思想成果进行批判，所以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单纯的革命学说和政治理论，也几乎集成了当时所有的科学知识，蕴含着大量丰富的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的内容。对后人而言，理解运用过程中必然会引起不同层面的争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壮大不可避免的过程。反应于马克思主义学派内部，争论既有政治路线方面，更有学术思想层面，虽然两者有一定联系，但边界还是比较明晰的。换言之，在处理马克思主义学派内部的争论时，基于不同层面作相对的、适度的分离和切割，让思想学术的归思想学术，政治路线的归政治路线应该是妥当的。就中国上古史研究而言，“有奴论”或“无奴论”之间争论更多的是思想学术之争，而非政治路线之争，赞成或反对任何一方并不构成区分不同政治派别的标准。也就是说，不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派别对中国上古“有奴”“无奴”问题有不同意见，即使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内部也非铁板一块。就嵇文甫与郭沫若关于中国上古史的争论而言，更多局限于学术层面，体现的是对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并不涉及更多政治路线问题，不但不会损害反而会加强双方的学术友谊，比如嵇文甫1956年出任郑州大学创校校长，邀请郭沫若题写校名，郭沫若欣然接受。

上古中国作为中国历史及中华文明的源头，从古至今就备受各家各派瞩目，从春秋战国诸子对三代禅让制、“黄金时代”的追想，直到改革开放以来“走出疑古时代”的呼唤，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清华简等新史料的整理，都受到社会各界极大关注。就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中国上古史研究而言，也呈现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明显的多样性，无论是“有奴论”“无奴论”或早期国家形成视野，都为他们涉及。“有奴论”虽一度曾为主流，并衍生出“西周封建说”“东周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等众多主张，却并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探讨中国上古文明的唯一理路。对于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依照其他理路的探索，只要是建立在坚实理论探讨和材料支撑基础上，言之成理，成一家之言，研究成果及其正反两方面经验都应为当今学界重视。这样，才能更深入地发掘中国历史真实，更深入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更深层次融合。

就嵇文甫中国上古史研究而言，走过了从“长期封建论”到“中国古代社会的早熟性”“国家初形成时代”和“原始国家封建时代”的历程，其成果就目前学界研究来看并非无懈可击、尽善尽美，但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中国上古史研究的“一家之言”及对“有奴论”之超越，成绩却是有目共睹。《中国古代社会的早熟性》一文影响巨大，被收入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争重要成果之一的由《历史研究》编辑部编选的《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后虽由于各种原因，准备写的《中国历史划分阶段问题的一个新拟案》胎死腹中，所作《中国政治思想史》全书直至去世也未能出版，其《序言》直到1963年去世后才在《史学月刊》上以“遗稿”形式发表，其他未发表资料在“文革”中遗失，但对于“有奴论”，嵇文甫始终却是拒绝并予以超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上古社会讨论重新兴起，“中国无奴派”应运而起，早期国家发展理论也被学界更多采纳，他们在运思路径、关注重点等方面与嵇文甫超越“有奴论”之努力不无异曲同工国内“无奴派”运思路径及关注重点，参见沈长云《中国古代没有奴隶社会——对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反思》(《上古史探研》，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96-410页)；沈长云《新时期中国古代社会形态问题讨论的回顾与前瞻》(《史学月刊》，2016年第6期11-15页)。其他学者对中国奴隶社会理论的相关批判，参见何炳棣《商周奴隶社会说纠谬》(台湾《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1995年第7卷第2期77-108页)。在中国早期国家视野内对中国上古史研究，参见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沈长云、张渭莲《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一定意义上，嵇文甫的上古史研究为后来者引领了门径，只不过较之后来者借鉴更多新理论，征引更多新资料，研究更完善，他的研究相对粗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