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出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青年志愿者事业是我们党领导的共青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工作领域、服务社会需求的一大创举”，“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要坚持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社会服务需求为出发点”^[1]。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提出，要“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强化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奉献意识”^[2]。中国青年志愿服务走过了近40年的发展历程，得到了广大青年的高度认可和广泛参与。志愿服务行动作为青年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有助于改善社会治理结构，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考察志愿服务过程中青年文化价值观的变化情况，比较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代青年文化价值观的演变脉络，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志愿服务的文化价值功能和时代对青年价值观的深度影响，正确认识新时代青年价值观变化轨迹，从而对其施行恰当的思想疏导和价值引导，通过志愿服务培育新时代青年积极向上的社会文化价值观，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推动社会治理从“硬治理”向“软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一) 文化价值观研究的学术进展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和魂，文化价值观是人们对各种文化现象和文化行为的看法和态度^[3]。价值观是构成文化的核心要素，而人们的日常行为表现及价值选择则能反映出各文化间的价值观差异。本尼迪克特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每种文化模式都有一种主要目的、一种主题、一种主导观念，表达着一种文化心理趋向，也可称之为文化价值观^[4]。杨中芳认为，文化价值观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被灌输的一整套价值体系，这套价值体系是该文化背景下主流群体所共有的，并且也是其他成员普遍认可的^[5]。杨国枢把文化价值观分为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其中物质层面是指一些具体的文化实体，制度层面是指行为规范、活动准则和规章制度等，精神层面则是指大脑中的一些价值观念和道德情操，显然精神层面是文化价值观的核心部分^[6]。文化价值观是历史沉淀而成的一种共同信念，是不同民族的历史积淀，是物质文明的一种展现，不同传统背景下的国家，踏上了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取向之路^[7]。文化价值观背后是集体的深度认同，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习俗、行为习惯、文化礼仪、风土人情等之所以被身居其中的个体所承认并遵循，其根本原因是认同才能产生归属感和身份感，否则就会被其他成员所排斥和边缘化，并且可以通过认同提升自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许多学者都从跨文化研究角度对世界各国公众的文化价值观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比人们价值观的差异来探寻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异。影响较大的有霍夫斯泰德的五维度文化价值观、邦德的中国人价值观、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文化价值观、施瓦茨十维度文化价值观等，其中又以霍夫斯泰德和英格尔哈特的文化价值观研究影响最为广泛。霍夫斯泰德在1980年出版的《文化之重》中提出从“权力距离、不确定性回避、个人注意与集体主义、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8]等四个方面建构“文化价值观维度”模型，邦德等人又增加了第五个维度“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五维度文化价值观理论在文化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认可，最大的贡献在于从复杂的文化变量中提炼出了一个简洁、清晰、统一和可以进行实证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

物质与精神的博弈一直都是不同研究领域关注的重点。经济学研究认为，“仇富”的本质是针对不公平^[9]；社会心理学研究认为，财富与精神的落差更容易遭到嫉恨^[10]。马斯洛“人类需要层次”理论提出，当人们满足基本生理与经济安全的需求后，就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更强调社交、尊重及自我实现的精神需求^[11]。这就是希望人的精神世界能从物质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正是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重要转变。美国政治文化研究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根据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理论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根据其对工业发达国家40余年的跟踪研究，在1990年出版的《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12]、1997年出版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13]等专著中系统建构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14]。该理论认为，当经济安全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保障时，人们会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更注重生活质量，强调自我表达和自主选择，在价值引领、秩序构建中渴望更多发言权。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文化价值观是价值观变迁研究最具影响力的理论研究之一，他以“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了经济发展与文化和政治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及相互作用^[15]。该理论明确提出世界文化价值观的变迁存在两个维度^[16]：一个是“现代化”维度，它反映的是从“传统价值观”向“现代价值观”转变的程度；另一个是“后现代化”维度, 它反映的是从“生存价值”向“幸福价值”或称“自我表现价值”转变的程度，后现代化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后物质主义文化价值观也被称为“代际价值变迁理论”, 因为该理论认为代际人口更替是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的主要方式和途径^[17]。英格尔哈特用资源匮乏和社会化两个假设来论证价值观代际变迁的条件，文化价值观的变迁具有代际特征，年轻一代与年长一代的价值观将出现差异。英格尔哈特从1988年开始的调查发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确实存在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变。越年轻的一代，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所占的比重就越大，出生越晚的一代人，就越重视言论自由、环境保护、在政府决策和工作中的发言权。

国内学者张利华、徐椿梁与郭广银等认为，文化价值观是人们在培育文化氛围过程中，形成民众的集体价值意识，并借助于文化价值观的各种载体和符号表达，从而形成文化价值领域中的价值认同、价值理想以及价值信仰等^[18-19]。文化价值观属于文化变迁研究，文化价值观因受外部经济、政治等社会影响而发生的“历时性”变化^[12]。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历改革开放40年的社会转型期，经济获得迅速发展，社会物质条件空前繁荣。成长于这一时代的青年群体是80后和90后，他们身上所反映出来的价值观已经明显不同于前辈们偏重于物质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周晓虹用“文化反哺”来指代在急速变迁时代所发生的传统文化传承方式的颠覆现象^[20]；魏莉莉研究认为，90后和80后的价值观存在代际差异，90后比80后更具有后物质主义价值倾向，表现为对金钱的重视程度更低，对政治上自我表达的需求更高以及利他行为的参与度更高^[21]。可以认为，安全感和幸福感是影响青年群体文化价值观的重要变量。

(二) 志愿服务对青年文化价值观的影响

志愿服务是一种“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和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向社会或者他人提供的公益服务”^[22]，具有自愿性、计划性、长期性、组织性、非营利性、互动利他性等特征。志愿服务行为因承载“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文化价值观，能够通过志愿者认同的价值需求或动机对志愿行为起间接引导作用。魏娜等人研究认为，志愿服务的发展有利于社会道德文化的重塑^[23]。当志愿服务日益成为青年日常生活中的自发主动行为时，其承载的文化元素会对全体社会成员形成潜在的、内隐性的行为塑造，从而根本上改变社会整体的文化价值、道德观念，成为人们自觉的文化价值观。

调查显示，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目的大多是“服务他人”或“锻炼自己”。从社会价值角度考虑，“服务他人”可以理解为“公民文化”，志愿服务能够促进公民文化发展，提高社会责任意识及其凝聚力。从人类发展的角度考虑，“锻炼自己”可以理解为“自我实现”，志愿服务可以体现为“个人对生命价值、社会、人类和人生观的一种积极态度”。作为公民参与国家建设或治理的一种形式，志愿服务可以尽可能地整合民间资源，号召更多的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可以有效地提升公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感和社会归属感^[24]。实证研究表明，青年在志愿服务中充分感受劳动带来的自尊、自信等积极情绪体验，参与志愿服务对志愿者的生活满意度、自尊心、掌控力以及其他幸福指数都有积极促进作用^[25]，“志愿服务次数越多，志愿服务累积时间越长，志愿者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就越高，志愿服务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26]。参与志愿服务还能提升政治效能感和促进政治认同^[27]。众多研究表明，志愿服务对于社会融合、社会信任和社会认同都具有促进作用，而这样的社会环境又会反过来激发、培育更多的公民参与志愿服务^[23]。这说明青年参与志愿服务将影响整个社会的文化、思想和观念，改变人的行为取向，其对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和塑造功能将最终造就新的社会形态。

根据中国志愿网实时数据，截至2020年3月8日，全国注册志愿者1.46亿人，注册志愿团体69.95万个，志愿服务项目349.42万项^[28]，对比《中国志愿服务发展报告(2017)》公布的数据，志愿服务组织比2012年的9.3万个增加了近8倍，比2017年的34.21万个增加1倍。青年群体是中国志愿服务的绝对主力，大学生是青年群体中参与志愿服务的核心。这一群体是伴随改革开放时代而诞生的群体，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新型社会群体。中国正在经历由工业型向知识型大国转变，知识型青年最基本的文化需求就在于，一切存在都需要被纳入人类的文化网络之中。尽管有学者关注中国青年文化价值观的特征及代际变迁，然而基本都是理论阐述和宏观调查。青年群体因受教育程度、年龄等不同而造成群体之间文化价值观差异较大，显然特定群体的文化价值观特征能够更好建构多层次文化价值观需求模型。因此，本研究的根本目的首先是调查受教育程度大学本科以上的80后和90后青年群体的文化价值观特征，以更精确的社会群体视角为构建文化价值观多层次需求模型提供证据。目前志愿服务与文化价值观的直接相关研究很少且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实证研究的数据支持，因此本研究的另一个目的是探索志愿服务对志愿服务青年群体文化价值观的影响。

于此，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通过英格尔哈特的世界价值观调查问卷，调查当代青年群体的价值观特征，比较80后和90后的价值观代际迁移特征。同时，结合英格尔哈特在1984年和2007年的中国调查数据，纵向对比青年群体的30年文化价值观代际变迁特征，通过探索志愿服务对志愿服务青年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为志愿服务行为塑造文化价值观，进而为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实证证据。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全国范围内采用随机抽样形式抽出13 918名志愿者，并以从中筛选出的7 642名大学本科以上青年志愿者(1980—1999年出生)为研究对象，具体人口学特征如图 1所示。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对全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获奖的495个项目志愿者进行志愿服务和文化价值观的调查，采用网络调查平台发放问卷，并对焦点问题进行个体深入访谈。调查数据对每个项目的累计频次进行初步统计，因为有些变量取值波动范围较大，为了保证数据结构稳定，故采用标准化处理，通过SPSS19.0软件处理分析。

调查问卷分为两部分：志愿服务青年文化价值观调查问卷和世界价值观调查问卷。第一部分志愿服务青年文化价值观调查问卷：根据已有志愿服务调查，本研究自编此问卷，包含个人基本信息和志愿服务现状。个人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政治面貌、主观经济状况等，志愿服务包括志愿服务参与方式、服务时长、服务频次、志愿者身份等信息。第二部分为世界价值观调查问卷：采用英格尔哈特“世界价值观”问卷，提取了生存价值观和幸福价值观这两个维度解释世界各国的文化差异，生存价值观倾向(物质主义)的人把经济和安全放在首位，而幸福价值观(后物质主义)倾向的人把自我表现和生活质量放在首位。

英格尔哈特的世界价值观调查包含以下12个重要项目，这12个目标项旨在揭示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本质内核。表 1表明了各项指标所代表的基本需求，其中6项强调生理需求，“物价上涨”“经济增长”“稳定经济”旨在强调经济安全，而“维持秩序”“打击犯罪”和“强大的国防力量”旨在强调人身安全。经济安全和人身安全都属于生存价值观(物质主义)需求，因为它们直接与生理、生存需求相关。其余6项解释幸福价值观(后物质主义)需求，即自尊、审美和求知的好奇心。进一步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将生存价值观分为2个子项目，即“经济安全(M)”和“社会稳定(M)”，将幸福价值观分为2个子项目，即“归属、自尊(P)”和“自我实现(P)”。

三、研究结果 (一) 青年文化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1.总体特征：处于生存价值观和幸福价值观共生阶段

研究发现，青年群体的文化价值观可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划分为一级维度生存价值观和幸福价值观，方差统计结果差异不显著(F=0.794，P=0.894)，生存价值观倾向人数为51.74%，幸福价值观倾向人数占48.26%，这说明青年群体处于生存价值观和幸福价值观基本持平状况，处于共生转变阶段。二级维度的结果显示，青年的价值观念排序为人身安全(34.66%)、归属与自尊(30.85%)、经济安全(19.08%)和自我实现(15.40%)，这说明青年群体的价值观目标顺序为社会稳定、自尊、归属感追求。三级维度显示，青年群体排前四位的价值观是：保证我国有强大的国防力量(21.84%)；建设更有人情味、更人性化的社会(21.81%)；维持国家秩序(10.73%)；努力使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更美丽(8.50%)。这一结果表现了青年价值观受“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观念影响较大(图 2、图 3)。

2.代际变迁特征：90后比80后更注重追求幸福价值观

从总体描述统计看，青年文化价值观代际变迁明显。相比80后青年更追求生存价值观(54.49%>52.43%)，90后(47.57%)比80后(45.51%)更追求幸福价值观(后物质主义)，尽管方差检验结果差异不显著(F=7.915，P=0.871)，但依然可以说明90后对生存价值观和幸福价值观的追求处于共生阶段。

进一步分析二级维度，年龄差异达到显著(F=34.484，P=0.028)，90后的价值观优先排序是社会稳定(175.00±18.01)、归属自尊(165.01±17.81)、经济安全(88.41±12.61)、自我实现(73.67±15.41)，80后的价值观优先排序与90后虽然相同(156.33±17.92，126.33±15.59，78.33±10.74，69.67±18.85)，但比较90后对社会稳定和归属自尊的价值追求效应量差异很小，80后对社会稳定和归属自尊的价值追求差异较大，这进一步说明90后的生存与幸福价值观追求处于共生阶段，而80后更追求生存价值观。从具体题目选择看，90后认为“确保我们国家有强大的国防力量”(21.40%)和“建设更有人情味、更人性化的社会”(21.34%)同等重要。

(二) 近30年中国青年文化价值观的代际变迁

1984年结果显示，中国的青年比年长者更倾向于强调生存价值观(物质主义)目标。这一时期中国人的价值观在“社会责任”和“个人满足”之间呈两极分化，“有成就感的工作”“丰厚的薪水”生存价值观与“更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在工作中更多的发言权”两项成为对立的两极。当时追求生存价值观与幸福价值观的人数比例约10:1，大多数青年比年长者更追求物质主义^[29]。2007年中国文化价值观的研究结果表明，青年群体中追求生存价值观(物质主义)和幸福价值观(后物质主义)的人群比例是4.3:1，青年群体从重视经济议题转向日益重视生活质量和自我表现议题。

2019年本研究结果表明(图 4、表 2)，90后中国青年群体处于追求生存价值观(物质主义)和幸福价值观(后物质主义)的共生期，共生的两个追求目标是“建设更有人情味、更人性化的社会”和“拥有强大的国防力量”。青年群体中追求生存价值观(物质主义)和幸福价值观(后物质主义)的人群比例约为1:1。为了进一步分析原因，我们随机选择了34名90后青年做个人访谈。结果表明，最高频率(27人)出现的原因是“如果国防稳定，就选建设更有人情味、更人性化的社会”，“国泰则民安”，“根据我国国情决定，国防稳定就不用担心外患，就应该解决内忧，建设人性化、人情味的社会”。还有7人表示：“我们国家的人性化、人情味社会建设还处在稚嫩期(建设初期)，迫切需要加强建设。”调查组进一步询问做出这个价值倾向判断的原因，结果是：16人是“根据实情”，15人认为“自己判断”，3人说“没想过”。

(三) 志愿服务对大学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

1.参与方式

3参与方式(自愿参与、他人介绍、强迫参与)×2文化价值观(生存价值观、幸福价值观)的数据结果显示，参与方式主效应显著(F=19.769, P=0.006)，文化价值观主效应不显著(F=0.815，P=0.617)，参与方式与文化价值观的交互作用达到边际显著(F=10.752，P=0.074)，进一步分析简单效应发现，自愿参与的青年(18.95±8.69)比他人介绍(15.69±7.87)和强迫参与(3.24±5.58)的青年更倾向追求幸福价值观。

2.参与身份

3参与身份(参与者、组织者、兼任者)×2文化价值观(生存价值观、幸福价值观)统计结果表明，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参与身份主效应显著(F=20.933，P=0.006)，文化价值观主效应不显著(F=0.815, P=0.615)，参与身份与文化价值观的交互作用达到边际显著(F=7.813, P=0.068)。进一步分析简单效应发现，兼任者(既是组织者又是参与者)青年(21.67±14.57)相比仅是参与者青年(20.36±12.54)或组织者青年(15.37±10.23)更倾向追求幸福价值观。

3.志愿服务总时长

3志愿服务总时长(半年前、1年前、5年前)×2文化价值观(生存价值观、幸福价值观)统计结果表明，青年的志愿服务总时长主效应显著(F=16.037，P=0.010)，文化价值观主效应不显著(F=0.815, P=0.615)，志愿服务总时长与文化价值观的交互作用达到显著(F=7.814，P=0.018)。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志愿服务总时长为5年中倾向追求幸福价值观的青年(20.16±10.42)比志愿服务总时长为1年(12.87±11.24)和半年(8.23±9.35)的更多。

4.每年志愿服务频次

在统计数据将青年在1年内参与志愿服务的频次分：0~1次、2~5次、6~10次，结果表明，尽管3志愿服务频次(只有1次、2~5次、6~10次)×2文化价值观(生存、幸福价值观)方差检验结果表明，志愿服务频次、文化价值观主效应都不显著，交互作用也不显著。但是在志愿服务频次为2~5次的时候，青年对文化价值观的效应量达到最大值，这说明志愿服务次数并非越多越好。

5.年志愿服务时长

5志愿服务时长(小于5小时、5~10小时、10~30小时、30~50小时、大于50小时)×2文化价值观(生存价值观、幸福价值观)统计结果表明，志愿服务时长的主效应显著，文化价值观主效应不显著，志愿服务时长与文化价值观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后面不再讨论。

四、讨论与结论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反映和作用于人的思想行为观念，并深刻改变和塑造了人们的文化价值观，特别是对青年人的影响巨大。分析和探讨这些变化及其影响这些变化的因素，从而理性分析判断并形成正确认知，有助于正确认识青年文化、青年现象，并因势利导，引导广大青年健康成长成才，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进而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 近30年青年文化价值观与时代水乳交融并呈现明显的代际变迁趋势

从近30年中国青年群体文化价值观变迁结果发现，经济、技术、政治环境都会导致文化价值观的变迁，但是文化也会反过来影响变革的环境，引领青年的思想态度与价值观念。1984年中国的60后青年群体强调生存价值观(物质主义)目标^[12]。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勤劳致富”是新兴的文化价值观，这一时期的文化价值观导致青年在“社会责任”和“个人满足”之间呈两极分化，这也是当时个人追求和官方政策(一切服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两极分化。总体来说，改革开放初期，青年更倾向生存价值观，更倾向“下海经商”的创业行为。2007年的80后青年群体从重视经济议题开始转向日益重视生活质量和自我表现的议题。80后是生于改革开放后的一代，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享受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然而80后的成长伴随着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引发了持续几年的经济动荡，所以他们依然以生存价值观为优先追求目标。这一结果支持英格尔哈特的社会化假设理论。2019年本研究结果表明，90后中国青年群体处于追求生存价值观(物质主义)和幸福价值观(后物质主义)的共生期，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为追求幸福价值观的前提条件，并认为“建设更人性化、更有人情味的社会”，以及“努力使城市和乡村更美丽”是目前更需要做的。近30年中国青年文化价值观总体呈现出的形态是从生存价值观(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幸福价值观(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型，这与时代变迁分不开，也基本与英格尔哈特关于文化价值观的假设一致。即免除了物质匮乏和经历完整的代际更替，人们的价值观会随之变化，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人更加看重稳定的生存价值观，因为他们历经灾难和饥饿，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的物质生活还不富裕，还面临生存的巨大压力。而2007年的青年基本免除了物质匮乏，但是他们在幼年时代的灾难和饥荒经历给他们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哪怕他们现在的生活比较幸福稳定也会以生存价值取向为主。而90后、00后青年基本免除了物质匮乏，也没有经历任何饥荒和面临过生存压力，所以幸福价值观成为他们的主要取向。

(二) 高度关注新时代青年文化价值观逐渐向幸福价值观转换的趋势并因势利导

本研究结果显示，青年群体的文化价值观总体特征处于生存价值观和幸福价值观共生阶段，结合分析近30年青年群体的文化价值观代际变迁结果，且90后比80后更倾向于追求幸福价值观，说明中国文化价值观正处于转型期，由生存价值观向幸福价值观代际迁移，也即英格尔哈特所说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调查发现，30年来青年群体的生存价值观需求呈持续下降趋势，而追求幸福价值观的需要呈现增长趋势。总体来说，我国青年群体的文化价值观发展偏向于积极乐观向上，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青年文化价值观务实理性，积极进取精神饱满。虽然当前青年文化价值观表现出利益诉求多元化、需求多样化，但总体以理性、务实为主要特征，更容易产生理性行为，这是3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稳定持续发展的影响结果。二是对当前文化价值观比较满意，对未来发展态度乐观。青年成长于改革开放以后，对我国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等方面比较满意，对各类现实问题的解决持积极态度。对比90后和80后群体发现，90后青年更加追求幸福价值观，两个群体在文化价值观方面具有明显的代际差距。90后出生于中国经济高度发展的时代，享受了优厚的物质条件，因此在满足物质生存条件的同时，有了更高层面的精神追求，如更热衷于参加社会治理、积极参与志愿服务行动。中国教育水平随着经济发展有了长足发展，90后比80后享受到了更好的综合素质教育，文化价值引领更加积极多元发展，引领青年在参与志愿服务等社会行动中寻求自我价值，追求人生成就感和幸福感。这一结果支持了英格尔哈特的社会化假设理论，即物质条件和优先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不能及时调整。个人的价值观取向是其早年成长环境所造而成的，价值观虽然稳定，但也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只是变化时程较长，所以人们价值观的转变主要通过代际的人口更替实现。

90后的幸福价值观(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取向十分明显，近年来90后、00后青年呈现的一些现象值得高度关注。“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说辞职就辞职了，这是典型的随性而为的幸福价值观取向，包括最近几年出现的“佛系化”现象的不争不取、无欲无求均是这种价值观的典型表现。追求自由、张扬个性，在对他们进行价值判断和思想教育时一定要高度关注这一变化趋势，否则会导致错误认知，认为他们是“垮掉的一代”“不听话的一代”，实则是他们张扬个性的背后有其自身的价值主张和价值诉求。应该关注的是，“新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基本符合英格尔哈特关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文化价值观转向的两个基本条件，即免除了物质匮乏，实现了代际更替。在中国社会稳定、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大学生，饥饿、贫穷、战争、灾害等与他们无缘，对他们几乎没有影响，他们开始转向对社会的关注和对政治的关心，对他人的关爱、对环境的关切，新时代大学生的后物质主义文化价值观的倾向性越来越明显”^[30]。青年人对于政治的关注和对于民主自由的关心，可能是未来应该高度关注的议题，在物质主义价值观时代这些可能不是问题，因为他们更关心生存，但是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时代，如果没有很好的政治参与渠道和利益表达机制，可能会埋下社会隐患并带来系统风险。对政治的参与诉求要通过合理的途径来满足，通过青年志愿服务参与社会治理，是目前相对较为科学稳妥的有效路径。当前我国大量的基层社会治理问题，政府既无时间也无精力更缺能力来予以解决，应积极推动青年通过志愿服务组织的桥梁中介参与治理，以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和治理绩效，这无疑有利于促进社会治理从“硬治理”到“软治理”的转变。

(三) 社会治理：依托志愿服务行为培育青年健康向上的文化价值观

志愿服务既是一种社会服务行为，也是社会治理的方式之一，良好的志愿服务可以而且必然提升社会治理能力，进而有利于培育青年健康向上的文化价值观。事实上，文化价值观在塑造青年思想态度的同时，也改变青年的行为方式。反过来，志愿服务也能塑造青年行为，完善青年的文化价值观，从而以积极健康的文化价值观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是在志愿服务中建构社会合作，培育互助友爱的文化价值观。研究结果表明，自愿参与的青年比他人介绍和强迫参与的青年更倾向追求幸福价值观。随着全球化、中国社会转型的不断推进，志愿服务作为中国公益事业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式，将会影响中国青年的思想与行为取向，进而提升中国文化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志愿服务是合作社会建构的自觉变革运动。当志愿服务行为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渐呈网状结构扩大，最终发展为覆盖整个社会服务体系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网格结构。越来越多的青年主动自觉参与，通过志愿服务实现了建设一个“人人都可以成为志愿者，人人都会成为志愿服务受益人”的合作型社会，提供了青年借助志愿服务融入社会、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

二是在志愿服务中拓展青年社交网络，培育开放包容的文化价值观。研究结果表明，在青年志愿服务活动中既是组织者又是参与者的兼任者比仅仅是参与者或组织者更倾向追求幸福价值观。心理资源理论认为，志愿服务行为之所以赢得较高的社会认同和社会评价，青年通过志愿服务行为提升自尊水平，获得较高社会赞许，提高参与志愿服务人员的自我效能感^[31]。这一结果鼓励青年广泛参与志愿行为，增加社会互动频率，获得更有力的社会资源，拓展社交网络规模，进而培养积极良好的社会情绪氛围，扩大志愿服务承载的个体自我效能提高和社会赞许的文化氛围，扩大文化辐射力。

三是在志愿服务中增强青年社会融合，培育和谐和合的文化价值观。志愿服务总时长为5年时倾向追求幸福价值观的青年比志愿服务总时长为1年和半年的更多。这说明志愿服务的长效机制是塑造社会道德的重要行为。经济迅速发展让社会物质空前繁荣，但文化价值观发展速度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所以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充斥社会，可能引发社会混乱和冲突，甚至丧失道德底线。志愿者在志愿服务行为中凝聚了助人、乐己的进步文化元素，志愿者之间通过志愿服务理念和行动凝聚了信任、互助、合作的中国文化价值观核心因素。志愿服务行为作为承载着中国文化价值观核心因素的载体，塑造了中国青年群体的良好日常行为习惯，这些优秀的中国文化元素通过志愿服务行为影响了中国文化价值观，从而形成积极健康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

四是在志愿服务中探索青年社会创新，培育主体参与的文化价值观。研究表明，志愿服务的频率并非越多越好，每年的志愿行为在2~5次时效应量达到最大值^[32]。这说明志愿服务的发展不能依靠规模大、人数多的粗放型增长，而是要建构开放合作的行动系统，提高创新服务和科技含量并成为吸引青年群体的文化因素。青年从事志愿服务活动有利于实现资源共享，有利于和社会环境交互融合，这使志愿服务行为能在实现社会治理功能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志愿服务行为可以作为联结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媒介系统。志愿服务行为是随着环境不断演化的构成性行为体系，志愿服务产生的公共效益持续地影响社会环境。

五、总结与展望

青年是社会最具时代标志意义的群体，其行为和价值观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特征。青年群体本身是一种社会政治文化现象，青年群体的思想、行为、生活等都曾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被人们所解读。志愿服务作为青年追求创新、自我实现、政治参与、社会治理等幸福价值观的具体行动，成为研究青年文化价值观的标志性研究对象。本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发展促进了青年对幸福价值观的追求，文化价值渐进式发展代际变迁过程塑造了青年群体的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反过来，志愿服务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能够塑造青年群体积极健康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在志愿服务这种治理过程中建构社会合作、拓展社交网络、增强社会融合，在探索社会创新的过程中培育互助友爱、开放包容、和谐和合、主体参与的文化价值观，从而助力社会治理从“硬治理”向“软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