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也正经历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国内外复杂多变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广泛存在的严峻深刻的风险与挑战，都对党的执政能力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这一时代背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肩负起为公共决策提供理论与实证研究支持的重任，成为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以及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可以认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成为了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

自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4月作出“关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批示之后，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正式确定为国家战略。2014年初，教育部印发了《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后文简称“两办《意见》”)。从中央到地方，从部委到高校，在国家大政方针的指引下，在一系列政策文件的递进式推动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抓住发展机遇期，如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发展，智库规模连续数年迅速攀升。与此同时，智库发展的热潮迫切需要相关研究与实践提供有力支撑，实践中智库建设及其相关智库研究同步升温，一时间引发了国内各界的关注与追捧。

由于受智库建设现实需求的牵引，在国外智库评价的带动下，中国的智库评价获得了迅速发展。事实上，智库评价与智库建设相辅相成。构建科学合理的智库评价体系，通过开展公正、客观的智库评价，可以帮助智库从业者和研究者运用评价指标对标智库发展现状，以宏观视角审视全球智库的发展动态与趋势，以微观视角辨析智库自身的发展问题与瓶颈，达到“以评促改”“以评促建”的效果，促进智库不断提升与自我完善，从而有效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与发展^[2]。鉴于此，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构建符合中国国情与现实需求的“中国特色智库评价体系”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二、智库及其智库评价 (一) 对全球智库的综合性评价项目及其进展 1.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球智库报告》

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智库研究与智库评价工作，无论是社会基础还是发展环境，都是在智库体系相对趋于成熟和稳定之后才产生的^[3]。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詹姆斯.G.麦甘(James G. McGann，后文简称“麦甘”)博士主持的“智库与市民社会项目”(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简称“TTCSP”)课题组，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Index Report》^[4])截至2020年1月已连续在官方网站发布了11年，它对全球智库的发展情况作出的评价与排名具有较强代表性和社会影响。《全球智库报告》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专家主观评价的方法对全球范围内智库进行定性评价，主要依据的指标体系是“资源-效用-产出-影响力”^[5]。

麦甘的《全球智库报告》主要有两方面的形成动因^[3]：(1)为了提升自身在智库研究领域以及智库实践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2)为了协助美国进行良好的国际形象和外交关系的塑造。《全球智库报告》在连续十余年的发布过程中，较为全面地呈现了美国智库在规模数量、地区分布、研究领域等各方面的动态发展情况，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美国智库对国家政策的影响领域和影响程度。作为一位美国的智库学者，麦甘在《全球智库报告》中对于美国智库的论述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然而对于其各类智库排名及对全球智库格局的把握，特别是其关于中国智库的研究，《全球智库报告》的观点和结论还需要加以谨慎的审视，值得商榷的内容较多。自《全球智库报告》发布以来，国内外社会各界对其的认知与评价各异，国内智库界对于此报告也经历了从学习借鉴到追捧热议，再到回归客观辨析的转变过程。显然，中国的智库评价发展至今，迫切需要能够准确把握中国智库现实问题，客观反映现实情况的科学合理的智库评价体系。

2.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的“全球智库评价研究项目”

我国智库评价虽然起步比美国晚了十几年，但呈现出后来居上的势头，在经历了模仿跟进、反思改进、探索创新阶段后，国内在智库评价方面，逐步实现从评价方法、评价模型到评价指标的体系化、专业化的自主研创和自我完善，致力于开展科学、客观、公开、公正、独立的智库评价，旨在打造智库评价与智库建设良性互动的评价生态，现已形成多家机构齐头并进、各具特色的局面，标志着我国对智库评价体系的探索进入了新阶段。

在智库评价热潮中，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后文简称“评价研究院”)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研究机构，自2013年12月成立以来，着力构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权威评价体系，制定科学、透明的评价规则、标准；积极参与国际学术评价标准制定，努力掌握国际学术评价话语权；探索构建中国评价学科框架体系^[2]。评价研究院运用自主研创的“全球智库评价AMI指标体系”，基于自行建设的“全球智库数据库”，以全球智库评价为突破口，通过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客观梳理全球智库发展现状以及相关智库评价工作中的问题与难点，通过智库建设与智库评价的国际比较研究，带动中国智库评价工作的完善与创新，进一步引导中国智库产业的健全发展，打造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新格局。2015年11月，评价研究院发布《全球智库评价报告(2015)》。这是中国在全球智库评价方面的首度发声，为我国国内乃至其他各国了解全球智库发展的现状与趋势、特色与问题，开辟了新的窗口，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在争夺智库研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报告受到中央领导人、政府主管部门，以及国内外智库界、学术界、媒体的高度重视^[2]。

2019年评价研究院全球智库项目组以四年为周期，推出了第二轮“全球智库评价研究项目”，并于2019年11月发布了《全球智库评价研究报告(2019)》。项目组基于国际智库发展现状，更有针对性地选取了美国、日本、德国等智库大国以及非洲、拉美等热点地区的相关数据，运用AMI评价指标对全球5个国家和6个地区的智库开展评价研究，着重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对上述国家和地区的智库参政议政情况进行实证分析。评价结果淡化了智库排名，转而通过案例研究展示各国智库发展的规律，在总结和梳理全球智库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提供有效建议，以推动中国智库健康发展^[6]。

评价研究院通过两轮全球智库评价项目的开展，在全球智库评价体系的构建以及破除智库评价唯排名论的误区中发出中国声音，介绍中国经验，传播中国理论，提升中国地位，为增强中国在智库评价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全球智库评价研究项目在开展过程中也进一步促进了国内外智库在智库评价与智库建设方面的国际比较研究和良性交流互动，拓展了中国智库从业者和智库评价研究者的全球视野和国际思维。

(二) 对中国智库的评价及研究

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我国智库建设获得了巨大发展，目前总量规模已攀升至世界第2位。在政府政策主推和全国各界掀起智库建设热潮的大环境下，对智库建设工作具有认定和考核意义的智库评价也随之升温。以下仅就持续两年以上连续发布的相关智库评价项目加以评价研究。

1.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的“中国智库评价研究”系列项目

评价研究院在2016年承接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委托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国家高端智库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并在2016年度末，以“国家高端智库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为指导，研创了“中国智库综合评价AMI指标体系”，旨在更为广泛地服务于全国的智库建设工作，引领中国智库产业健康发展。基于“中国智库综合评价研究”项目，评价研究院于2017年11月发布了《中国智库综合评价AMI研究报告(2017)》，这也是国内对中国智库作出综合评价的首份专门报告。2020年度，评价研究院根据“四年一周期”的原则，继续推出了第二轮“中国智库综合评价研究项目”。

2018年度，评价研究院开展了首届“中国智库咨政建言奖”“中国智库学术成果奖”和“中国智库创新人才奖”的评选工作，聚焦智库在“国策与地方贡献方面的咨政成果”和“研究报告、著作、论文等学术成果”以及“领军人物、青年标兵、领域先锋等智库人才”，通过遴选具有代表性的智库成果和人才，从不同维度对中国主要智库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研究，并从更微观的层面对智库建设的特点和规律进行总结归纳，从而为我国智库的建设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示范。

评价研究院采用每四年为一个项目周期，每年完成一个主打智库评价项目，同步推进配套研究项目的方式，形成从全球智库评价到中国智库评价，从国家高端智库评价到分类智库评价，从智库综合评价到智库成果与人才评价，以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为代表的智库评价与研究机构系统性地深入推进国内外智库的评价研究与建设工作，形成了环环相扣、互补完善的智库评价工作体系，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成体系地连续推出了具有原创性和实用性的高质量智库研究系列成果，经过多年跟踪研究，在智库理论研究、智库数据信息、智库网络建设等多个方面都有了较丰厚的积累。

2.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的《中国智库报告》

除评价研究院开展智库的综合评价外，国内其他智库评价机构也纷纷推出了各种研究成果。比较而言，这些成果更加聚焦于“智库影响力”评价。例如，作为国内第一家开展智库评价的机构，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从智库影响力入手，针对中国智库的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进行评价排名，在后续评价指标的完善过程中又增加了智库成长能力，形成了现在的“4+1”模型。2014年1月，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首次发布《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以及中国智库排名榜，此后每年年初发布上一年的《中国智库报告》，并在历年报告的评价指标、评价方法、评价结果等各方面不断进行调整。该系列报告采取多轮主观评价和部分客观指标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将问卷调查(主观排序)和专家评议相结合，针对中国智库的不同分项影响力进行打分和排名，近两年还新增重大议题影响力排名。事实上，《中国智库报告》已成为国内智库评价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报告之一^[7]。

3.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中华智库影响力报告》

《中华智库影响力报告》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合作，从2015年开始推出。该系列报告不仅将评价对象进一步扩展到港澳台智库，而且在继续关注智库影响力的同时，将影响力的内涵重新界定为决策影响力、专业影响力、舆情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五个方面，对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的智库进行综合评价、分项评价和分类评价。报告采用层次分析法对评价指标进行赋权，在对智库进行综合排名、分项排名和分类排名的同时，采用CiteSpace、Sci2等数据分析工具通过知识图谱直观展示智库和智库研究人员在年度热点议题和重大活动中的实际贡献，并进一步挖掘智库的行为信息，从而为中国智库建设提供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的参考建议^[8]。

4. 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的“中国智库索引(CTTI)”

不同于依托社科院的智库评价研究，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作为高校科研机构，充分发挥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研究优势，联合主流媒体——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于2016年9月推出“中国智库索引(CTTI)”，以大数据为手段支持中国的智库研究与评价。该项目运用结果导向的MRPA智库效能测评体系，分别从M(治理结构)、R(智库资源)、P(智库成果)、A(智库活动)四个方面以及通过资源占用量、资源的运用效果两大维度来测评智库。项目不仅发布《中国智库年度发展报告》，还发布CTTI来源智库发展报告、CTTI高校智库暨百强榜报告、CTTI-BPA智库最佳实践奖评选报告。

5. 其他相关智库评价与研究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智库大数据评价研究”课题组为中国智库评价开辟了全新的研究领域，从2017年开始发布的《中国智库大数据报告》基于微博、微信、手机App等各方面的数据，建构“中国智库大数据指数”，生成中国智库微信引用影响力、中国智库微博专家影响力和中国智库微信公号影响力等各级指标，以客观数据对智库的日常行为活动进行展示与评价，有力推动了各类智库对大数据的开发与应用。

浙江大学信息资源分析与应用研究中心的“全球智库评价”项目组于2017年12月首度发布了《全球智库排行评价报告(2016)》。该报告在2018年1月被更名为《全球智库影响力评价年度报告》，2019年6月第二次发布。项目组采用全球智库评价指标体系(RIPO)，包括智库资源、智库影响力、智库公关形象、智库产出四大模块，是全部由客观指标组成的三级指标体系，完全基于公开数据进行定量评价。

此外，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编著的《“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虽然不是专项智库评价研究成果，但是该报告对“一带一路”倡议进展与成效的八大评估指标中包括了“一带一路”智库影响力指数，运用大数据技术对智库参与“一带一路”研究的实际情况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评估，通过测评遴选并发布了“一带一路”方面的国家级智库、地方性智库、社会智库和高校智库四大榜单，以及“一带一路”研究的著名智库和专家名单^[9]。

三、中国智库评价问题分析

作为新生事物，智库评价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还处于探索阶段。上述的每一种国内外智库评价体系，都是进一步开展研讨与创新的必要基础和前期积累。综合来看，以上几个智库评价相关项目在评价周期、评价方法、评价对象、评价结果呈现形式等多个方面都存在差异，而这些区别点也恰恰反映了我国智库评价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 热衷排名而忽略了智库体系的整体建设和布局

智库评价结果以排名和榜单的形式呈现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较高的关注度，但是其中不乏炒作、博热点、过度宣传等行为，破坏了智库评价与智库建设的良性互动生态，导致劣币驱除良币现象频出，根本原因在于智库评价热潮下对智库自身内在建设的忽视，为排名而排名、为评价而评价，没能基于评价结果为智库发展提供针对性建议和指导方向。

在评价结果的应用方面，需要警惕的是智库排名的过度关注，甚至将智库委托研究项目、建设资金、人员配置与硬件支持等相关政策与排名挂钩，这会使得智库排名直接关系到智库发展乃至个人的切身利益，可能导致激励机制扭曲与寻租问题出现。目前国内智库评价普遍以排名为抓手不能不说与上述倾向有关，而不断加入到智库评价大军中的各家机构层出不穷的智库榜单又加剧了智库以排名论英雄，甚至可能引发智库评价与智库发展之间关系的恶性循环。

智库应当把重心放在智库体系的整体建设上，智库评价也应当把重心放在对智库发展规律和基础理论的研究上，不应过度追逐排行榜。相较于一时的名次，更应着力于智库体系的长远战略规划与整体建设布局，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体系化发展。

(二) 聚焦影响力而忽略了“智库体”的健全发展

目前国内的智库评价中智库的“影响力”因素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除了智库功能的应然逻辑之外，这一情况也与国外智库评价的方法倾向密切相关。在智库评价领域，国外同行相对而言先行一步，其主要聚焦智库影响力的评价与研究，也值得借鉴。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国内外智库在运作机制、发挥作用的渠道、体现价值的方式等多个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简单效仿甚至完全照搬国外的智库评价模式，过度聚焦影响力而忽视智库整体综合发展，只会对中国智库的健康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在智库评价中，还是需要将“智库”的发展要素与各项功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正如一个人要健康成长，不仅需要有好胃口，获取足够的营养和能量，还要有良好的脏器机体加以消化吸收，不仅要有健硕的体格、敏捷的思维，还要有强大的运动能力和表达能力，健全的“智库体”需要均衡发展才能长久地持续发挥影响力。因此，在开展智库评价之前，先要构建契合智库工作流程的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从多维度切入智库运行的各个环节，从宏观和微观不同层面对智库的内在机制与运行方式、工作特点与发展规律等展开多层面的分析与研究。

(三) 评价周期相对较短，忽视了智库发展的全局观和长期效应

在麦甘《全球智库报告》影响下，国内的智库评价除了评价研究院一家将评价周期原则上定为四年之外，其他智库评价项目周期均为一年。一些智库评价项目启动之初缺乏长远规划，也未能严格遵循智库建设与发展的规律，评价周期和发布频次极易受到评价对象规模、评价主导机构本身人财物情况等因素干扰，评价指标应用、评价方法选取、数据质量等方面的专业性、严谨性、体系性等难以得到稳定保证。

智库开展学术研究和对策研究都存在一定的时长，很多重大项目的研究周期长达3~4年，学术成果的发布、咨政成果的转化、传播应用的实效等在反馈上都存在一定的滞后现象。因此，每年开展智库评价，甚至是一年一排名，在客观上存在将智库发展、智库成果“断章取义”甚至是片面、孤立看待的风险，特别是咨政成果需要经过时间的积淀与实践的检验才能给出客观的评价，切忌智库研究追热点、忙于跟风，关注“出镜率”或“上热搜”，而忽视了专业化、特色化、开拓性的创新型研究。

(四) 评价方法较为简单，评价结果缺乏特色与公信力

目前国内外的智库评价都处于摸索阶段，还没有形成一套被普遍认可的方法体系，在评价方法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上都有较大的改进空间，这也是导致智库评价领域内存在诸多问题的客观原因。总体来看，当前智库评价方法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外部型”，即从智库社会影响力入手，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球智库报告》和其他许多西方智库评价研究^[10]都采用这种思路；另一种是“内部型”，从智库能力和成果质量入手，国内的许多评价方法采用这一思路。这两种思路各有利弊：前者着眼于智库已经获得的声誉和地位，较为直接准确，但是不适用于评价那些成长型智库的能力，而且对于已有的社会评价而言信息增量较小；后者着重智库的实际能力和发展潜力，具有更大的信息增量，但是在智库能力和实际社会绩效之间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因此评价结果不易获得公认。现实中许多评价方法是两种思路的结合，例如在层次分析法(AHP)框架中为智库能力和社会影响力设置各自的指标体系，但是这种指标体系的简单组合往往难以揭示两方面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因此并不能真正做到在两种思路上扬长避短。由于评价方法的简单化与同质化，一方面导致了智库评价结果的趋同，另一方面也使得评价结果的公信力不足。

(五) 对于国外智库评价结果缺乏批判意识

尽管国外学者在智库评价方面率先做出了努力与探索，但这并不表明其评价结果就必定客观公正和正确。例如，由麦甘领衔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市民社会项目”课题组从2006年开始探索全球智库的评价机制，开创了以“主观整体印象评价法”进行智库评价的先河，已逐步形成其特有的一套智库评价流程，并且以英文版在全球传播十余年。然而，对于《全球智库报告》的内容以及该项目的实施都需要加以全面客观的研判，国际上也早已有学者指出该报告仍存在较多问题，包括评价方法欠缺客观性与科学性、来源智库与数据采集程序没有得到充分披露、专家遴选机制有待规范化与透明化、研究团队有待充实与正规化、工作态度不够严谨、存在较多基本事实错误和自相矛盾的结论、对外宣传内容存在不实之处等等，报告的权威性也因此受到多方质疑。对此，国内很多媒体并没能全面客观报道，甚至有一些机构和媒体盲目跟风炒作，这种错误倾向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四、中国特色智库评价体系构建

在中国智库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智库评价体系将为智库建设提供引导和借鉴，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有助于完善智库内部建设、提升智库研究质量、规范智库竞争秩序，同时也能引导智库用真正高质量、高水平的研究服务于政府决策，对决策部门更好地认识智库、使用智库，从总体上把握智库发展大局，指引智库发展方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智库评价的结果对智库建设具有一定的指示作用，因此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研究成果，确立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一)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坚持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

开展智库评价，首先要搞清“为什么评价”“为谁评价”的问题。智库评价要为有中国特色智库建设，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服务，这是我国智库评价的大前提。因此，智库评价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智库评价的政治方向，科学把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内涵和原则，立足中国国情，确立中国标准，体现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研究导向。与此同时，在本质上，智库评价是社会科学体系的一部分，是诸多社会科学方法的综合与应用，因此不能脱离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能脱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我们要将智库评价的方法与理论探索置于不断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高度上，把本学科领域的发展与更为广阔的理论探索相结合，推动智库评价方法体系不断完善。

(二) 坚持智库评价的本土化发展方向，打造智库评价的“中国内核”

“中国特色”是我国智库建设的关键词，也是党中央对我国智库建设提出的重要要求。我国智库建设的“中国特色”意味着智库评价也必须要有“中国内核”，即以中国的国情为前提，以中国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为目的，以中国智库建设的实践为基础，以中国的文化为气质。智库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其运作机制、价值取向、资政方式等方面都客观存在中西差异，国际经验可在甄别的基础上加以借鉴学习，但不加鉴别地沿用国外评价模式和方法则是不可取的。在不同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下，智库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和发挥作用的渠道都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像某些评价体系那样基于理想化的西方智库模式来考核各国的智库，不仅有失公允，还可能造成南辕北辙的结果。对于我国智库的评价，必须要从时代赋予我国智库的使命出发，基于我国自身的社会治理结构来进行指标体系的设计。即使是对于国外智库的评价，也需要以我为主，首先明确评价的目的，再从特定的视角和维度出发加以评判，而不能人云亦云。我们必须深刻把握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根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现实需要和时代特点，以文化自信为底蕴，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为目标，进而确立中国特色智库评价体系。

(三) 坚持智库评价的学术底线，构建有序竞争的评价机构体系

智库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公共产品，要以公共利益为导向，不能够被商业利益所驱使而失去正确方向。为此，必须坚持智库评价的学术底线，确保评价结论建立在科学、合理的方法基础上，有可靠的客观数据作为依据。不过，智库评价的科学性要求并不意味着其方法和结论的单一性。由于智库评价目的和需求的差异，以及智库体系本身的复杂性，智库评价体系也必然是多元化的，需要不同主体的参与。多元化的智库评价体系不仅有助于评价视角的相互补充和完善，也有助于评价机构相互之间的学习和评价方法的创新，与此同时，适当的竞争也能够为评价者改善评估方法、提高评价结果质量提供激励。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要促进智库评价竞争的激励效应，遏制其负面影响，就必须保证合理的竞争秩序，包括评价过程与方法的公正透明，尤其是要明确公布评价机构与被评价智库或其他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关联，避免通过智库评价进行隐形利益输送，甚至成为“设租”“寻租”的平台。另外，智库评价体系也需要一定的进入门槛，确保评价机构具有足够的资质，以维护评价结果的基本质量，同时也避免由于评价机构数量过多而导致的“过度竞争”甚至逆向选择问题。

(四) 加强智库评价理论研究，提高评价方法科学性

科学稳健的评价方法是智库评价公信力的基础，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智库评价体系的信心来源。目前，改进智库评价方法的当务之急是突破线性指标体系，尤其要改变简单罗列指标再简单加权组合的现状，寻求更为精确的指标选择方法和更为符合智库运行规律的指标整合方式。在此方面，除了传统的因子分析、线性回归、聚类分析的方法之外，也需要积极借鉴文献计量学等相近学科的方法，引进新兴的机器学习等技术手段，以尽可能地提高评价结果的精确性。而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要从根本上改善评价方法的科学性与可靠性，还有待于智库特征、社会环境与智库绩效之间复杂关系的进一步发掘。只有真正弄清了智库运行和发挥政策影响力的途径与机制，才能够打破智库评价的“黑箱”，使得指标选择与评价方法建立在明确的逻辑框架之上，这样不仅评价结果会更为准确和可信，不同因素对于评价结果的影响路径也会更为清晰，因此能够有更为明确的政策含义。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在智库运行机制和智库评价方法两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有待学者们进一步的努力。

(五) 加强智库评价人才培养，提高政治与技术素养

智库评价方法最终需要落实到“人”的身上，评价人员素质决定了评价结果的质量与可信度。目前我国的智库评价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的人员也来自各个领域，通过“干中学”逐步熟悉智库评价工作。在未来，随着中国特色智库体系的建立，智库评价工作也将会常态化，这就要求相应技术与人才的专业化。智库评价人员既需要掌握组织行为学、文献计量学等理论知识，也需要对于智库运营和公共政策决策的实践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许多其中的佼佼者本身就是资深的智库专家。这些深厚的学术与政策素养需要一个积累过程，因此要探索专门的学习与培养路径，尽快地满足智库评价的人才需求，也为相关领域储备和输送智力资源。与此同时，智库评价结果对于智库的社会声誉和收入来源都可能产生重要影响，这不仅要求智库评价工作更为谨慎，也对智库评价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政治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智库评价人员一定要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高度的专业素养，在工作中坚持道德操守，避免各种利益因素影响评价结果的公正性和可靠性。

五、结语

过去5年，中国智库内外兼修、量质并举，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在智库运营管理、研究团队建设、咨政能力培养等各方面都不断提升，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与此同时，国内外智库建设与评价的研究相对滞后于实践，相关研究还没有明确纳入专门学科领域，智库建设与评价背后的学理依据和理论基础有待深入挖掘，智库建设与评价的实践过程尚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的认知，故而老问题根深蒂固、尚未破题，又有新情况错综复杂、有待明晰。

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智库评价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进行大量的探索和积累，这是一项极具科研价值的学术活动，也必将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艰辛历程。我国的智库评价体系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遵循正确的政治方向，在科学方法的基础上坚持中国特色，构建有序竞争的评价机构格局，大力加强理论建设和人才培养，继续向着透明、公正、合理、公信的方向努力。

在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与大力支持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迎来了战略发展机遇期，智库建设与智库评价的相关研究应当紧跟中国智库建设的新形势和新要求，持续聚焦智库前沿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研究，充分运用国内外网络开展多样化交流合作，实时把握中国与世界智库发展动态，为支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