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改革开放40余年以来，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发展不仅取决于中国选择了正确的发展道路，也依赖于上一轮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良好外部环境。一方面，中国承接了来自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实现了产品供给能力的大幅增长；另一方面，在繁荣稳定的市场环境下，中国面临着世界范围内的强劲需求。在供给和需求相得益彰的国际大循环之下，中国已由改革开放之初的“小国”，转变成为一个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强大内需潜力的巨型开放经济体。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市场持续低迷、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进行深度调整，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的出现，逆全球化浪潮日渐兴起。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更是给本就不稳定的世界经济环境雪上加霜，不仅全球经济进一步陷入低谷，以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凌主义为特征的逆全球化甚嚣尘上。在此背景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受到剧烈冲击，世贸组织预测2020年全球贸易将缩水13%至3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预测全球经济将下降3%^①。

① 数据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2020.6; WTO, Annual Report, 2020.

在用单边或双边主义替代多边主义，用逆全球化掩盖全球化，用霸权对抗差异，用冲突取代合作等错综复杂的外部经济形势下，中国不仅丧失了原有的良好国际经济环境，还面临着主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经济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内部压力，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如何在变局中开新局，在危机中育先机，挖掘下一轮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强调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新动能，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2020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中适时给出了正确答案。会议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②。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强调“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根据中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③，“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靠国内市场”^④。因此，如何深刻理解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科学内涵？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经济发展乃至下一轮经济全球化有何重大意义？双循环背后的理论逻辑是什么？有哪些国际经验可以借鉴？中国如何构建双循环的内生动力？对上述理论问题进行深层次的讨论，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而且对世界经济复苏也具有重大意义。

②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习近平主持，2020年5月14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20/0514/c64094-31709431.html。

③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2020年9月1日。http://www.gov.cn/xinwen/2020-09/01/content_5539118.htm。

④ 习近平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2020年8月24日。http://www.gov.cn/xinwen/2020-08/24/content_5537091.htm。

一、理解双循环的科学内涵

毋庸置疑，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基于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发展态势作出的重要科学判断和重大战略抉择。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国内与国际各自形成一个小循环的同时，两者之间也必须形成一个大循环，小循环保障大循环的运行，大循环推动小循环的发展，两者共同构成双循环，打造一条生机勃勃之路。一方面，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要求中国人民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充分挖掘强劲内需潜力和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优化经济结构，以科技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繁荣国内大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为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世界经济复苏增添动力。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水平，通过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形成国内大循环带动国际大循环，国际大循环促进国内大循环的双循环模式，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繁荣与安全提供保障^⑤。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体现了辩证思维，既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范围，也涉及需求侧与供给侧两个维度，具体来说，包含以下四个各方面的核心要义。

⑤ 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2020年7月25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20/0725/c419242-31797437.html。

(一)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加快，经济增速令世界瞩目。然而，随着进一步的对外开放，中国也遭遇过三次经济危机，分别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冲击。由于中国已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三次冲击以国际大循环的方式严重影响了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给中国消费者和生产者带来的危害无疑是巨大的。其实，自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1998年就曾提出过要“立足扩大国内需求，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这次危机使中国意识到完全依靠国际市场和国外需求存在巨大风险，首次将“扩大内需”作为一项政策提出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不仅具备全球最完整且规模最大的工业供应体系，同时还拥有超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巨大和需求多样的国内消费市场，早已具备了大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条件。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全球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增强，加上新冠疫情的爆发给全球生产网络造成猛烈冲击和破坏，中国在全球生产中的地位受到极大挑战。因此，通过提高国内需求规模、增强国内需求质量和扩大国内需求多样性，以此弥补外部需求周期性和结构性疲软，减轻国际大循环动荡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冲击。同时，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保障供应链的稳定性与安全性，构建更加完善且更高质量的供给体系，不仅是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需要，也是促进国际大循环的根本。

(二) 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间的联系与互动

实际上，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关系是国内经济运行和对外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两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一方面，国内大循环是国际大循环的根本，国内大循环要深深融入国际大循环当中去，推动国际大循环的发展。国内需求的增加不仅可以提高国内供给能力，也可以扩大进口，进口规模的扩大又进一步为扩大出口创造条件，最终推动国际大循环；当国内需求从低端向高端转化时，人们追求更加多样化、更高质量和更富技术含量的产品，过时的产品逐渐被新兴产品所取代，形成一个新的产品市场，这个过程将不断循环下去，国际大循环也将持续被优化。另一方面，国际大循环为国内大循环向更高层次发展提供动力和支撑。首先，国际循环可以缓解国内就业压力，增加居民收入，进而扩大内需；其次，国内生产投资规模中的很大一部分由国际循环拉动；最后，技术含量较高的国际循环可以通过学习效应、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等提高国内供给能力，扩大国内需求多样性和提高需求质量，进而推动国内循环结构升级。概言之，中国经济循环不是单一的国内或国际循环，而是两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关系，它们相互影响并相互促进，犹如两个相互咬合的齿轮，共同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

(三) 主动双循环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并非是中国在全球冲击下的被动之举，而是依据新的发展阶段、环境和条件变化，作出的一项主动选择、长期谋划和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决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进而实现了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尤其是依托加工贸易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然而，不容否认的是，中国前期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具有“低端嵌入”和“大进大出”的典型特点^[1]，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其弊端不断显现出来。究其原因，中国在过度消耗资源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下，严重依赖国外需求，本身存在不可持续发展的固有缺陷，当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不确定因素增加时，国内大循环的主体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是应对世界经济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需要，更是中国经济能量积聚、厚积薄发的结果。从GDP内外需的构成上看，除1990年因国内投资突然下降导致外需对GDP的贡献率超过内需外，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内需对GDP的贡献率一直高达90%以上，远高于外需的作用(图 1)。从经济发展周期看，中国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如下3个阶段(图 2)：第一阶段是科学技术不发达，农业占据主导地位，此时国内消费需求占主导；第二阶段是工业化初始阶段，投资率上升，由消费主导向投资主导过渡；第三阶段是经济持续增长，现代化技术成熟，投资扩大，国际贸易发展，此时国内投资占主导。如今，中国产业结构基本完善，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显著改善，投资趋于饱和，以消费为主导的内需结构已基本形成^[2]，中国内需规模和内需结构已完全具备了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此时恰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双循环的主动提出不仅符合中国基本国情和长远发展战略，也是一项应对当下并前瞻未来的全局性战略部署。

(四) 动态双循环

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不是一蹴而就和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实践经验中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不断改进和完善，一直处于动态调整的进行时当中(图 3)。1988年，王建提出了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认为应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纳入国际大循环，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实现农业和工业的循环关系。该战略构想的提出促成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为中国从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到发挥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战略提供了依据^[3]。然而，实践证明，国际大循环战略尽管为中国经济腾飞创造了条件，但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中国技术和资源的双重约束下，国际循环采取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出口带动战略，不仅承担了巨大的外部风险，丧失了大国经济优势，还导致经济结构失衡和低质量发展^[4]。随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为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敲响了警钟，中国也首次提出“立足扩大国内需求，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主张。“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也分别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及“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这充分说明中国依靠出口导向的国际大循环思路已发生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重心逐渐从国际大循环转向国内国际双循环协调发展。2015年，中国首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与之对应，立足于解决深层次矛盾和结构性问题，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供求衔接的角度，强调“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其中畅通指的就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尽管会议没有明确区分国内和国际循环，但从具体表述看，中国政策重心已进一步向国内经济循环方面倾斜。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爆发，加之中美关系愈发紧张，逆全球化浪潮来势汹汹，中国经济虽面临较大外部压力，但国内基本盘总体稳定。在此背景下，2020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至此，国民经济循环从空间上被进一步扩展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⑥，双循环的战略思想也将会与时俱进，不断进行更新和完善。

⑥ 徐奇渊:如何理解双循环？2020年8月4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4056837752649497&wfr=spider&for=pc。

二、双循环的重大意义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为中国经济在危机中育先机指明了方向，也为世界各国共渡难关给予重要启迪。通过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联动发展，不仅有利于统筹经济效率与经济安全，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有助于稳定和繁荣国际经济，彰显大国风范。

第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中国根据国际形势新变化、全球供应链新挑战所作出的一项中长期战略部署，为中国在危机中育先机、在变局中开新局指明了方向。新冠疫情的全球性蔓延使全球经济陷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这一流行病通过投资疲软、人力资本流失以及全球贸易和供应链中断等方式，削减全球90%国家的人均收入，降低生产率，对中国及世界经济产生重大且持久的影响^⑦。譬如，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紧张对中国产业链的稳定造成了严重冲击，疫情冲击及持续性的地缘政治紧张对全球贸易格局的重新调整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各国将更多考虑经济安全因素，进而加剧逆全球化趋势。面对疫情所带来的种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化危为机”辩证法，强调要用长远、全面、辩证的眼光看待此次危机，认为危和机总是并存的，克服了危便是机^⑧。以辩证思维认识危机，就是要积极主动应对危机，牢牢把握危机中的转机，努力提高在危中寻机、化危为机的能力，适时释放中国强大内需潜力，抓住机遇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因此，从辩证视角出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孕育而生，则是危机下的一线生机，这不仅为我国战胜危机指明了方向，也为世界各国共渡难关给予重要启迪。

⑦ World Bank. Global Productivity: Trends, Drivers, and Policies[R].2020.

⑧“危和机同生并存，克服了危即是机”。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2832582456832776&wfr=spider&for=pc

第二，实现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不仅是兼顾经济效率与经济安全的必要之举，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国内大循环是国际大循环的根本，只有掌握了国内大循环的主动权，将国内需求长效机制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中国人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不仅是拥有14亿人口的经济大国，也是一个具有1亿多市场主体、拥有1.7亿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各类专业人才和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同时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飞速发展的阶段，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为外向型企业提供出口转内销的机会，并进一步开发国内消费市场，为国内企业寻找更多更安全更持久的利润增长点，这是确保国内供应链和产业链安全的关键环节，也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另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只有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联动发展，才能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规避风险，统筹经济安全与经济效率协调发展，为国内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⑨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5月23日看望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经济界委员时的重要讲话。

第三，中国参与和维护国际大循环，通过国内循环带动国际循环，稳定和繁荣了国际经济形势，彰显大国风范。稳定和发展好国内大循环将会推动国际循环，通过“国内生产力提高—国内供给规模和质量增强—对外贸易和投资—全球产业链延长—国外就业和收入提高—优化国际大循环”的路径，在实现中国扩大内需，稳定和延长国内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同时，刺激和推动国际生产，进而繁荣和稳定国际经济形势，使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中国作为贸易和投资大国，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有责任和义务与这些国家维持良好的经贸合作关系。随着欧美等其他国家经济复苏，作为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关键一环，中国保持国内生产领域和消费环节畅通，特别是个人防护用品等医疗设施的畅通，对欧美等国家抗击疫情和重启经济有着重要作用。

三、双循环的理论逻辑与国际经验 (一) 理论逻辑 1. 大国经济发展理论：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

大国经济发展理论主要沿着斯密经济学范式和马歇尔经济学范式两条路径，前者从大国市场范围广阔的特征来分析经济分工的效应，后者利用大国经济规模效应的特征分析竞争优势的形成^[5]。斯密经济学范式认为，大国的国内市场巨大，足以支撑专业化生产与市场分工，且随着市场容量的进一步扩大，劳动分工更加细化，生产成本降低，研发投入和生产技术也将相应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发展。马歇尔经济学范式指出，大国规模性不仅体现在人口和国土面积上，生产要素的规模性和国内市场需求的规模性和多元性才是一国竞争优势的来源。两种范式均暗含大国经济发展具有规模性、多元性和内生性等特征，依托规模性和多元性优势，以内需为主的大国发展模式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在诸多经济大国中，中国以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为依托，拥有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市场需求等多方面的的规模优势，同时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结构多元化的特征，铸就了中国多层级消费市场和多元化产业结构，经济超大规模性和消费市场多层级性是中国国内市场具有的突出优势。经济超大规模性，是一个经济体依托超大规模人口、超大规模国土空间、超大规模经济体量和超大规模统一市场，进而实现范围经济、空间集聚、创新学习和发展外溢等多种效应耦合的综合优势^[6]，而多层级消费市场是由于中国不同区域或相同区域的要素禀赋或产品偏好不同，进而中国消费者收入水平和与收入水平无关的消费习惯存在差异，导致中国存在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别的消费者，铸就了中国多元化的消费结构。“规模大、层次多”的经济大国，不仅为中国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基础，创造了商品的价格及非价格竞争优势，进而提高了该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有助于中国外贸结构的优化和调整，通过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内循环和外循环的相互促进，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7]。

2. 经济增长理论：国内国外两个循环缺一不可

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包括哈罗德—多马的古典增长模型、索罗—斯旺新古典增长模型、干中学模型、罗默和卢卡斯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等，一般从供给侧方面研究经济增长。虽然对需求方面也有探究，但并非主流。事实上，经济增长不仅是资本增加和技术进步的结果，更是需求扩张和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8]。早在19世纪初，萨伊就提出了“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的需求产生理论。穆勒进一步指出消费需求的重要性，认为在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和流通都只是中间环节，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消费，生产者的生产导致了对其他生产者的商品需求，这个社会也就达到了一个循环。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认为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即有效需求不足，因此政府应主动刺激投资和扩大国内需求。一般来说，一国需求分为内需和外需，投资与消费统称为内需，净出口则为外需。首先，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充分发挥内需潜力的经济发展方式是维持大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从经济发展周期来说，罗斯托将经济增长大致分为6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创造条件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高额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中国正处于走向成熟到大众高额消费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必定依靠国内需求拉动，尤其是要发挥民居消费需求的作用。居民消费需求增加可以直接转化为市场需求，扩大未来的市场需求，激励企业进行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同时居民消费的增加也可通过影响要素利用率、资源配置率和市场预期等，进而作用于经济增长^[9]。其次，国外循环对经济增长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总体来说，国际贸易促进一国福利提高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传统贸易理论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促进生产率提高，进而推动世界总体福利水平的提高。二是新贸易理论从供给、需求和技术差距等不同角度，认为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和不完全竞争产业的竞争程度也属于贸易利益的来源，成功阐述了比较优势所无法解释的产业内贸易。三是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通过纳入企业间生产率的异质性与固定进入成本等元素，刻画了贸易自由化引起的产业内资源再配置的影响^[10]。

3. 国际贸易理论：双循环联动发展的深层逻辑

注重国内市场的理论，无论是以专业化分工、相互需求、产品差异化或是以异质性企业为基础，均暗含一个理论共识，即“国际贸易的发展以国内市场为依托”。重叠需求理论指出，国内需求不仅是导致该产品成为潜在出口产品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即对某产品具有国内需求不一定导致该产品成为出口产品，但出口产品一定具有国内需求)，同时也决定了哪些产品可以进口。该理论还认为，虽然语言、文化、宗教和气候等因素影响需求结构，但平均收入水平是一国需求结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两国需求结构越相似，则两国间潜在贸易密度越高。技术差距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均认为，尽管一项发明最先出现在技术先进的国家，但该产品若想进入国际市场，必须具备广阔的国内市场。研究开发要素理论也认为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等要素条件是一国生产的必要条件，但国内市场需求是该产业发展的基础。本地市场效应则通过国内偏好需求确定了该产品的贸易格局，即一国将会成为本国具有较大国内市场规模产品的净出口国。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庞大的国内市场规模对于一国贸易发展至关重要，但国内市场的统一程度也直接影响其对贸易的作用大小。若一国市场分割严重，产品和要素流动将会受阻，这将增加生产和交易成本，国内市场范围将会缩小，进而影响该产品的国际竞争水平。另外，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出口增长模式能更好发挥出口贸易作为“增长引擎的本质作用”。由于出口部门与国内产业部门存在要素流动、中间投入品以及市场竞争实现的广泛关联，出口贸易部门就能通过对非出口部门的技术扩散效应、资源配置效应、产品竞争效应以及市场规模效应等途径^[11]，对工人工资水平^[12]、技术创新活动^[13]、企业生产率^[14-15]、产品质量^[16-17]等产生重要影响，最终服务于国内经济大循环。因此，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实现国内需求、本土供给和对外贸易的良性互动，发展以国内市场为依托的对外贸易，将国际循环内嵌于本国经济，推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循环联动发展，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 国际经验 1. 美国经验

19世纪以前，美国实施进口替代战略，贸易政策目标主要是通过限制进口保护特定产业免受外国竞争，这时期的美国主要依靠国内循环。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的颁布标志着美国开启了自由贸易的征程，国际贸易和投资对美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凸显。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援助计划，凭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利用出口导向型战略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以此确立了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然而，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滞涨”现象使美国对外贸易受阻，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出现逆差，美国逐步将经济转变为以“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并一直延续至今。美国是以居民消费驱动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以较低储蓄率和较高借贷率所维持的超前消费是美国居民消费的典型特征。从1970—2018年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如图 4)，美国内需一直维持在100%以上的高位(由于净出口比重为负)，其中消费和投资占GDP比重分别为80%和20%左右，尤其是家庭消费支出更是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且比重逐年上升，20世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的年均家庭消费支出比重分别为60.55%、42.45%、64.63%、67.10%、67.84% ^⑩。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对美国“超前消费、过度借贷”的消费模式给予了严重打击，适度消费、保持内需结构合理成为美国危机之后的发展目标，但国内需求作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尤其是居民消费在经济活动中的关键性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⑩ 经笔者计算所得，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

2. 日本经验

二战后，日本凭借“贸易立国”的口号，利用不到20年的时间，在1968年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同时美国作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为日韩等国家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各国纷纷开放国内市场，为日本“急风骤雨”式的扩大出口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然而，随着日本对美出口在70年代和80年代飙升，而且高度集中在特定产业，美国相关产业受到严重打击(例如：70年代的电视机、电子消费品和钢铁，80年代的汽车、半导体和办公设备等)，导致两国间的贸易摩擦不断^[18]。最终，两国于1985年签订了《广场协议》，日本被迫进入长达10年的本币升值周期，出口受阻，国内消费需求不足，长期偏高的投资率导致经济效率低下，经济开始下滑。此后，日本确立了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鼓励居民扩大消费，优化消费结构，投资向中小型企业倾向，注重提高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因而，日本的消费比重从1970年逐年上升，投资比重逐年下降，两者开口越开越大(图 5)。与美国相似，日本内需比重占绝对优势，一直围绕100%上下浮动。就内需结构而言，日本家庭消费比重虽基数比美国小，但增长速度较快，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的年均家庭消费支出比重分别为62.95%、66.66%、67.77%、73.99%、78.56% ^⑪；另外日本的外需保持一定比重的顺差，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外需拉动，形成了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循环蓬勃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

⑪ 经笔者计算所得，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

不难发现，无论发展何种经济模式或历史机遇相差多大，要想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国内循环是决定因素。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美国和日本内外需比重十分稳定，居民消费保持高位，内需结构较为合理，且一直朝着提高国内居民消费比重和优化投资结构的方向前行。从历史上看，生产资料的扩张是资本主义早期经济增长的关键，这一过程维持了上百年，但终结于生产资料过剩导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二战后，伴随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人们生活水平得到改善，收入水平大幅提高，国内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时至今日，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仍是美国和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同时，国际循环的作用不可忽视。历史上的经济强国无一不是贸易强国，17世纪的荷兰，18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二战后日本也凭借“贸易立国”跻身于发达国家。国际循环本身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同时还能通过学习效应、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等带动国内循环。因此，中国在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时，不仅要坚持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将国内循环深深嵌入国际循环中，推动国际循环更好更快发展，同时还要发挥好国际循环的联动作用，加深和巩固国际循环的发展成果。

四、构建双循环的内生动力

伴随国内国际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和新挑战，历史经验、理论逻辑和中国实践告诉我们：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强调联动循环、主动循环和动态循环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是大势所趋，更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是，要想在这个危、机并存的新发展阶段中转危为安，增强自身竞争力，统筹经济发展与安全，关键还是要构建双循环的内生动力。

(一) 铸就双循环内生市场动力

牢牢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依托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需求、多层级消费市场和国内统一大市场，创造有利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更多依靠国内市场的发展环境，打造中国内生市场新动力，形成供给创造需求、需求引导供给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⑫。首先，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需求潜力，进一步挖掘其所蕴含的一系列新优势，包括新一代青壮年人口优势、科技创新与技术产业化应用规模优势、超大规模消费市场优势、超大规模市场地区收敛优势和超大规模金融市场优势等^⑬，将这些新优势转变为现实发展机会，让人民生产生活质量得到实质性改善。其次，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战略”，争取在三个五年计划甚至更短时间内，将中国当前4亿规模的中等收入人群扩大至8亿。适度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也要不断完善以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和税收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形成合理有序且更加公平的分配秩序。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坚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行农业科技化、规模化和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粮食生产质量，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提升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最后，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破除阻碍要素自由化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提高各类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能力，是畅通和壮大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关键。发挥市场在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继续深化土地要素改革，为城乡融合提供土地保障；改革户籍制度，破除阻碍人才流动的社会性壁垒，引导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加快技术要素市场改革，强化专利等知识产权在市场上的保护与应用，完善技术资源配置方式，促进科学技术迅速转变为生产力；进一步探索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实现数据要素与互联网的有机结合，释放数字经济新产业的巨大价值^⑭。通过依靠超大规模市场需求、多层级消费市场和国内统一大市场这三个特色优势，打造中国独具特色的内生市场动力，为双循环新格局的发展提供安全有效保障。

⑫ 习近平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2020年8月24日.http://www.gov.cn/xinwen/2020-08/24/content_5537091.htm。

⑬《2020·径山报告》综合报告：2万字干货阐述“十四五”时期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新优势。

⑭《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2020年3月30日。

(二) 增强双循环产业支撑作用

大力提高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以技术创新催生新发展阶段的增长动能，推动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依靠创新驱动构建双循环强大的产业支撑，实现经济内涵型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径山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中国低劳动成本优势和后发优势均趋于消失，通过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实现经济发展愈发困难，必须通过国内自主研发实现创新驱动发展。通过提升国内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逐步摆脱中国作为世界生产和组装中心，发达国家作为金融、研发中心的传统双循环关系，推动中国向技术中心和消费中心转变。一方面，充分发挥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努力攻克数字经济、生命经济和智能经济等领先技术领域的难题，通过5G网络、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的成熟和产业化发展，将知识、信息、技术、人才等具有服务型特征的要素嵌入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产业融合的过程中形成全社会的知识溢出和技术共享，不仅有利于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强制造业整体创新能力，还能推动制造业服务化，为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重要推力。另一方面，以智能终端为载体，云计算平台为支撑，推动“互联网+”行动，将数字经济与各行业相融合，加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培育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譬如，将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相结合，催生数字经济新实体；鼓励电子商务、文化旅游、研发设计等服务行业企业向制造环节拓展业务；积极开展线上服务，推动线上线下教育相融合，打造智慧医院，鼓励线上办公，增强数字化治理水平等。概言之，双循环的构建不仅要依靠创新驱动促进制造业的发展，推动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相融合，还要加快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打造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以此构建双循环新格局下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 培育双循环企业主体地位

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构成了一国经济活动的微观基础，是社会财富和生产力的创造者。为企业改善营商环境，解决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堵点痛点，突出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进而激发市场活力，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条件。《2020营商环境报告》指出，中国在世界营商环境中名列第31位，较去年上升15个名次，同时在简化施工许可证流程、加强少数投资者保护机制、解决商业纠纷、改善司法质量等方面取得重大进步，中国营商环境得到巨大改善。然而，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中国营商环境中一些薄弱环节愈发凸显，小微型企业生产经营不堪重负，亟需采取改革的办法为企业创造一个便捷的营商环境。具体来说，加强对小微型企业的扶持力度，贯彻落实减税降费，降低小微型企业的经营成本；简化工业产品生产流通等环节管理措施，实现优势企业与终端市场的对接，提升产品竞争力，延长产业链供应链，让优势企业成为参与双循环建设的主力军；废除企业在进入医疗、体育、旅游和教育等领域时所面临的不合理条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使更多企业有机会开拓新领域和开展新业务，让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迸发活力；进一步提高进出口通关效率，减少外资外贸企业投资经营限制，扩大对外开放水平，鼓励外商企业来华经营，推动营商环境国际化。总之，扶持困难企业、突出优势企业、壮大龙头企业，提高企业国际化水平，培育企业主体地位，为企业营造一个开放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激发双循环内生市场活力的必要条件。

(四) 发挥双循环中政府的作用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遵循市场规律，还要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只有两者协同发展才能消除市场失灵，保障经济安全，形成产业竞争优势。一方面，以产业强国为目标，针对特定产业和特定领域作出国家战略性安排，努力弥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利条件，通过重点扶持主导产业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社会资源合理配置，根据时代变化，对新兴战略产业、传统支柱产业、幼稚产业和夕阳产业等作出政策性调整。另一方面，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水平，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形成全方位、多层次、高质量的开放新格局，为国际大循环增添动力。具体来说，就是以中国保税区、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和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作为联系国内和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载体；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解决沿线国家的发展问题，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推动G20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变，使其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长效机制和主要平台；在全面落实RCEP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亚太自贸区的构想，以区域自由贸易安排打造合作共赢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构建高效安全的国际大循环；积极拥护多边贸易体系，大力呼吁和支持WTO改革，推动当前全球贸易治理体系朝着更公平更合理的方向进行，积极引领新兴经济体国家创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因此，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不仅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还要以国家战略作为依托，辅之以必要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积极参与全球经济贸易治理，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从而为双循环持续健康发展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