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小微企业是实现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中坚力量。随着打造“双创”升级国家战略的提出，中国的创新创业形态将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迈进，追求创新质量也成为当前小微企业创新转型所追求的核心目标。小微企业的转型过程嵌入于经济制度与市场规则之中，嵌入于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关系之中。理论上，小微企业借助“结网”行为实现网络嵌入是获取商机和创新资源的重要来源。然而，“新进入缺陷”和“合法性门槛”的存在使得上述策略在实施时困难重重^[1]。一旦借助网络嵌入获取创新资源的路径受限，依托有效的政策供给来跨越“合法性门槛”则成为小微企业创新转型的重要战略洞见。政策供给是打造政商关系的重要内容，企业间的交易关系构成了企业网络的基础。政策供给与企业网络分别从良好的政商关系以及开放性的合作关系的层面，试图为小微企业的成长搭建一张“庇护网”。尽管宏观政策与微观企业创新行为之间的作用机理一直是学界和业界热议的话题，而企业间的合作网络也被视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但政府政策供给、企业网络构建以及小微企业转型之间的交互作用规律却鲜有论证，政府、社会网络及企业之间的互动过程依然存在黑箱。由于小微企业的社会位置、行动策略和它们之间的结盟方式共同决定了市场的运作逻辑^[2]，对宏观政策供给、中观网络结构与微观企业行为之间的作用机理进行揭示，不仅有助于分析小微企业的转型路径，还有益于对政策供给与企业网络之间的桥接机理和匹配策略进行梳理与呈现。

基于此，本研究关注双创背景下的小微企业创新转型过程，旨在回答以下三个核心问题：企业的网络嵌入行为如何推动小微企业转型？政府政策在小微企业转型过程中产生哪些综合效应？政策供给如何与网络嵌入加以匹配以更有效地推动小微企业转型？上述问题的解答不仅能够为搭建小微企业的“庇护网”提供基本思路，梳理小微企业转型的路径选择策略，还能够为“双创”升级背景下的政策创新与企业网络的升级提供实践参照，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网络嵌入与小微企业转型

与合作伙伴建立联盟网络是小微企业参与竞争的重要方式。联盟网络的构建基于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嵌入多样化的经济联结和社会联结，形成结构相对稳定的合作网络^[3]。小微企业需要借助网络平台的优势，获取关键资源，掌控市场信息，提升合法性，而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则是有效融入网络平台的主要方式^[4]。由于小微企业的平均生命周期较短，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对小微企业的转型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常，产品升级、增长方式转轨和产业转行是小微企业实现转型的基本路径^[5]，转型的基本目标是实现价值创造、盈利能力提升和创新能力提高^[6]。小微企业的网络嵌入能力对企业的转型创新将产生直接影响。一方面，如果小微企业在网络平台中占据中心位置，或者承担结构洞的角色，则更有益于获取丰富的资源、掌控更有价值的信息，在扩大合作范围的同时提高议价能力^[7]。上述结构嵌入特征能够帮助小微企业拓展业务辐射能力，有效探索潜在市场，推动资源集聚。尤其是处于中心位置的企业能够在较短的时空范围内获取非冗余资源，小微企业在网络中的相对位置越有利，则越有益于推动小微企业顺利转型。另一方面，如果小微企业能够与合作企业建立信任，维系有效的互动与信息共享，则能够推动对汇集资源的整合与优化，引导资源流向更具竞争性的商业机会。上述关系嵌入特征能够帮助小微企业与合作伙伴建立默契的合作关系，提高合作效率。但是与结构嵌入特征不同的是，关系嵌入对资源聚合的引导容易滋生惰性，虽然互动提升了合作效率^[8]，但过度信任以及由此引发对特定资源的过度依赖会使小微企业产生认知偏差和投机行为^[9]，外在的默契增加了内在的创新惰性，抑制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小微企业的关系嵌入与小微企业转型存在倒U型关系。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1：小微企业的关系嵌入水平与小微企业的转型绩效呈倒U型关系。

H1-2：小微企业的结构嵌入水平能够提升小微企业的转型绩效。

(二) 政府政策与小微企业转型

小微企业转型是基于企业的转型动机、转型目标和转型行为的共同产物^[10]。政府政策作为企业极为重要的外部环境，能够直接影响小微企业的决策过程、实施行为与实践绩效^[11]。通常，国家制定的相关政策主要围绕激发企业创新动机、识别市场机会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来展开制度设计^[12]。自2014年双创战略提出以来，中央政府主要基于普惠性的税收优惠、直接的专项资金支持(如专项补贴)以及提高政府服务水平等三种模式来制定各项政策，国内学者大都将上述政策划归为资金支持政策与公共服务政策^[13]。资金支持政策的目标主要在于直接降低小微企业运营成本，精准弥补企业的资源短板。公共服务政策的目标主要在于直接提高政府效率和服务水平^[14]。

由于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期，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对资金支持政策和公共服务政策的评价也一直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认为资金支持政策能够纠正市场失灵，推动小微企业提高运营效率和创新绩效^[15]。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资金支持政策可能是导致企业寻租行为的直接诱因，扭曲了政府的补贴动机^[16]。由于现阶段的小微企业多处于新创期和成长期，生存周期普遍较短，面临更为严峻的资源约束和生存压力，使得当前小微企业中出现的资源配置扭曲现象较为常见。相对而言，公共服务政策以提高政府效率和服务水平为直接目标，虽然间接为企业提供资源扶持，但更能有效提升企业的盈利水平与创新能力^[13]。政府服务水平的提高能够为小微企业转型发展提供有利的营商环境，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降低组织创新的风险。政府效率和服务水平的改善，能够帮助企业更倾向于作出引进新设备和新技术的决策，更愿意主动拓展新兴市场。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政府借助资金支持政策和公共服务政策，可以有效引导产业活动聚集和创新链的构建，不仅能够提高知识的溢出效应，帮助企业谋取“创新租”，还能够使小微企业形成较高的创新收益预期，推动转型进程。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1：政府的资金支持政策有助于推动小微企业转型。

H2-1：政府的公共服务政策有助于推动小微企业转型。

(三) 政府政策、网络嵌入与小微企业转型

资金支持政策主要包括税费减免、专项补贴和政府采购政策^[13]。税费减免和专项补贴政策能够直接缓解小微企业转型过程中的资源瓶颈，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和创新门槛，减少资金压力，推动小微企业在新兴市场中的拓展能力，帮助小微企业提高自身在网络中的地位，逐渐获得中心节点的位置。政府采购能够直接降低新产品的市场准入门槛和市场进入壁垒，不仅能够为小微企业提供更多的商业机会，催生更多的创造性的商业模式，还能够有效提升小微企业的市场认可度和网络知名度，更易于占据网络中的结构洞位置，掌握更多的异质性资源，更为敏锐地感知市场机遇。小微企业在网络中的位置优势和地位优势能够借助资金支持政策直接转化为先发优势，帮助小微企业在技术、管理、资源、顾客锁定等方面获得有效提升^[17]。换言之，资金支持政策能够使小微企业在网络中的地位优势更为明显，帮助其提高对非冗余信息和关键资源的获取，提高资源的整合与控制能力，洞悉更多的合作空间和市场机会，有效地抢占先机或率先规避和对冲风险，从而有效推动小微企业转型。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1：资金支持政策对网络的结构嵌入与小微企业转型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资金支持政策水平越高，结构嵌入与小微企业转型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

公共服务政策主要涉及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简政放权^[14]。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加速了创新资源的有效聚集，提高了小微企业参与合作的创新意愿，能够引导小微企业主动识别创新机会。简政放权则提高了小微企业对市场变化的响应速度，推动了新产品、新行业和新模式的产生，激发了小微企业的创新活力。当小微企业处于较低的关系嵌入水平，公共服务政策在为其营造更为便利、开放的创新氛围的同时，提高企业的社会资源撬动能力与配置能力，降低了合法性门槛，推动企业与合作伙伴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更为重要的是，当小微企业处于较高的关系嵌入水平，公共服务政策的有效执行有利于小微企业获得异质性资源并推动市场中非冗余信息的高效传递^[18]，保持对市场信息的敏锐度，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过高关系嵌入带来的信息同质化风险。换言之，有效的公共服务政策所营造的公正、开放的网络环境，能够降低合作壁垒，帮助小微企业与合作伙伴快速建立正式与非正式的合作关系，增强企业的协同创新能力，公共服务政策能够削弱关系嵌入对小微企业转型绩效的倒U型影响。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2：公共服务政策对关系嵌入与小微企业转型绩效之间的倒U型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公共服务政策的力度越大，关系嵌入与小微企业转型绩效之间的倒U型关系越平缓。

综上，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 1所示。

三、研究方法 (一) 样本和数据收集程序

以产业集聚为基本原则构建的小微园是当前企业合作网络的重要载体，本研究将小微园视为小微企业的网络嵌入平台。初始问卷的设计主要以国内外文献中的经典量表和焦点群体访谈为基础，结合预调查样本的因子分析，确定最终的问卷题项。正式调查在浙江、湖北、广东等省份的小微园展开。选取的小微企业成立时间超过3年，能够对自身的网络能力和政府政策供给进行有效感知和客观评价。问卷通过两种方式进行收集：一是与各地的经济和信息化工作委员会、园区管理委员会和园区开发商沟通，获得小微企业的联系方式，通过随机抽样确定问卷样本并借助电子邮件推送调查问卷。二是利用各类调研机会，直接对小微企业主分发问卷，并邀请其推荐3名入园的小微企业主参与问卷填答，以滚雪球的方式获取样本。两种方式共发放问卷约850份，经过整理筛选，共回收有效问卷735份，有效回收率为86.4%。样本的基本统计信息如表 1。

(二) 变量测量

除控制变量外，其他变量均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进行测量，5表示非常赞同，1表示非常不赞同。变量定义如下。

1. 自变量

网络嵌入程度的测量主要参考Granovetter^[18]对个体网的嵌入程度的测量方法。关系嵌入主要考察小微企业与合作伙伴(园区内部主要客户和供应商、园区管理部门、园区其他服务中介结构)之间的沟通频率。结构嵌入主要考察小微企业在合作网络中的相对位置及其对合作伙伴的影响，包括合作伙伴对企业产品和技术能力的评价，企业经营行为对合作伙伴的影响等。

2. 因变量

小微企业转型绩效主要从产品(服务)层面进行测量，包括运营绩效和创新绩效两个维度^[19]。运营绩效关注企业成本、产品质量和市场份额，创新绩效关注专利数量、新市场或新产品的推出速度及市场占有率的变化。

3. 调节变量

结合转型期政府政策的供给现状，本文将政府政策分为资金支持政策(政府采购、税费减免和专项补贴)与公共服务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和简政放权)两类^[13-14]。问卷中罗列了近期各地政府出台的各类政策，要求小微企业主结合自身体验和主观感知对每项政策进行评价。

4. 控制变量

本研究选择行业类别(1=传统产业，2=新兴产业)、企业规模(1=20人以下，2=20~50人，3=51~100人，4=100人以上)、企业年龄(2018-企业成立时间)、企业家年龄、企业家受教育程度(1=高中以下，2=大专，3=本科，4=硕士及以上)、网络规模(园区内企业数量)为控制变量^[20]。

(三)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问卷设计中采用反向用语、随机调整题项顺序等方法削弱同源误差的影响。问卷回收后进一步采用Harman单因子分析进行检验，将所有变量放入探索性因子分析框中，观察未旋转因子分析结果。析出的1个因子最大方差贡献率为25.691%，小于50%，说明共同方法偏差在可接受范围。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信度和效度

所有题项源于成熟量表和专家访谈，能够保证量表的内容效度。各量表的KMO均介于0.7~0.8之间，适宜进行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和正交旋转之后，所有构念的Cronbachs’α系数均超过0.7，保证了量表的较高信度。利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测量模型的拟合指数分别为：χ²/df=1.48、RMSEA=0.061、NFI=0.93、IFI=0.95、CFI=0.96、NNFI=0.98，保证了量表的区分效度。各构念组合信度(CR)均大于0.8，变量平均方差提取量(AVE)均大于0.5这一临界值，保证了量表的收敛效度。任何一个构念的AVE均方根都大于与其他构念的相关系数，保证了量表中各构念间的区分效度。检验结果见表 2和表 3。

(二) 假设检验结果

为了降低多重共线性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对核心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由于企业的转型绩效涵盖运营绩效和创新绩效^[21]，本研究采用两类绩效之和来测量转型绩效。

借助多元线性回归的基本思路，依次将控制变量、自变量、调节变量以及交互项引入回归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4。在模型1中，结构嵌入与小微企业转型绩效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β=0.168，p<0.01)，H1-2得到验证。关系嵌入与小微企业转型绩效的正效应并不显著(β=0.109)，在模型2中引入了关系嵌入的平方项之后，与小微企业转型绩效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型影响(β=-0.243，p<0.01)。过高和过低的关系嵌入水平均不利于小微企业实现创新，H1-1得到验证。模型3中，资金支持政策、公共服务政策分别与转型绩效的相关性系数为0.142和0.151，且后者在0.01置信水平上显著，H2-2得到验证，而H2-1未能得到验证。模型5引入了资金支持政策与结构嵌入的调节项(β=0.169，p<0.01)，说明资金支持政策能够显著调节结构嵌入与转型绩效的关系，H3-1得到验证。模型6引入了公共服务政策与关系嵌入平方的调节项(β=0.183，p<0.01)，说明公共服务政策对关系嵌入与小微企业转型绩效之间的倒U型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公共服务政策水平越高，关系嵌入与转型绩效之间的倒U型关系越平缓，H3-2得到验证。

依据Zheng和Yang^[22]的方法，绘制了资金支持政策与公共服务政策的调节效应示意图。在高水平的资金支持政策下，结构嵌入与小微企业转型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更加显著(图 2)。进一步分别验证高/低水平公共服务政策情景下的交互项显著性，层次回归表明高水平公共服务政策下的交互项在0.01水平显著(β=0.262，p<0.01)，低水平公共服务政策下的交互项在0.05水平显著(β=0.155，p<0.05)，高水平公共服务政策使关系嵌入与小微企业转型之间的倒U型关系更为平缓，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过度关系嵌入带来的创新阻力，进一步证实了H3-2(图 3)。

由于入园时间可能会影响个体对网络嵌入关系的评价，继而影响创新行为，为了进一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本研究按照入园时间对总样本进行分类：入园时间小于等于1年(n=396)和入园时间大于1年(n=339)。按照上述研究步骤重新进行层次回归，得到的研究结论与模型1—模型6的结论完全一致。

五、结论和讨论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从政策供给与网络嵌入关系的视角探究推动小微企业创新转型的联动机理，试图挖掘“双创”升级背景下桥接宏观政策供给、中观网络结构与微观企业行为之间的交互机理，提出政策供给类型与网络嵌入形态的逻辑匹配有助于小微企业转型这一理论洞见，并得到以下基本结论。

首先，小微企业在小微园中的结构嵌入有益于提升小微企业的转型绩效，而关系嵌入对转型绩效的提升效应存在倒U型关系。虽然网络平台的搭建为小微企业之间建立信任和履行承诺提供了更为透明和便捷的通道，但过高的关系嵌入水平将导致资源冗余与机会主义行为，进而影响资源获取质量与决策质量。相比之下，获得网络的中心地位将更直接地为小微企业转型带来多样化知识和互补性资源，更能够激发小微企业的转型潜能。研究结果显示，由于当前小微园中的信息冗余现象已然突显，维持适当的关系嵌入水平成为网络平台治理的重点所在。

其次，政策供给所营造的外部制度环境将引导小微企业形成不同的行为动机，继而影响小微企业的转型进程。相对于资金支持政策而言，当前政府的公共服务政策更能够从内在创新动机层面对小微企业实施有效引导。一旦各类行政手续和服务流程得到简化，小微企业得以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市场拓展和产品创造，结识更多的合作伙伴，扩大企业的网络影响力，合法性的提高又进一步激发小微企业的创新潜能。保护知识产权能够为小微企业营造公平合理的运营环境，引导小微企业构建更为开放的创新网络，从而集聚更为多元的创新资源。而政府采购、税费减免和专项补贴等直接的资金支持政策会导致小微企业产生制度寻租，更加依赖外部的直接补给而弱化内在的转型动机。既有研究证实企业的各类补贴政策的制定多基于资格类的文本门槛或项目类的实践门槛，均是基于对既有成果的确认，难以形成对未来创新行为的有效激励^[23]。本研究从企业的网络嵌入特征切入，再次对基于“门槛性条件”的资质类优惠政策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因此，政府在资金支持方面应适当减少针对特定小微企业的财政补贴，并在公共服务政策方面持续加大实施力度并扩大实施范围。

最后，资金支持政策和公共服务政策对网络嵌入与小微企业转型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资金支持政策水平越高，结构嵌入与小微企业转型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公共服务政策的力度越大，关系嵌入与小微企业转型绩效之间的倒U型关系越平缓。既有研究认为政策供给应结合企业发展阶段、创业者的异质性胜任特征等进行动态转变^[24]，而本研究则基于宏观—中观—微观的协同视角，提出政策供给类型与网络嵌入形态动态匹配的政策供给思路。在关系嵌入水平高的企业网络中，公共服务政策更能够释放情感契约的效力，缓解过度嵌入带来的认知偏差和投机行为，引导企业主动转型。而在结构嵌入水平高、网络密度大的企业网络中，资金支持政策更能够有效释放网络地位对企业行动与绩效的积极影响，帮助小微企业获得网络的核心位置，提高小微企业对资源的控制力度。政府的政策供给和资源投放需要借助特定的网络平台进行贯彻和渗透，政府政策通过推进小微企业的网络资源融合和企业家的认知转换，在经历了网络嵌入过程之后，提高市场化能力，最终作用于小微企业的创新转型。因此，推动小微企业转型目标实现的关键在于借助政策供给与网络特征的合理匹配，实现资源供给与利益驱动的有效融合。

(二) 研究贡献及展望

本研究聚焦双创战略下的弱势群体——小微企业，关注当前小微企业最常见的网络聚集形态——小微园，反思政策供给可能带来的碎片化和效率低下等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既有领域的研究多阐述宏观政策与微观行动的过程黑箱，抑或分析中观平台对微观绩效的影响机理，本项研究不仅梳理了桥接宏观政策供给、中观网络结构与微观企业行动的理论脉络，还提出了政策供给与网络嵌入关系动态匹配的企业转型路径与政策制定策略。在实践中，政府需要开辟具有足够广度和深度的政企互动界面，而以小微园为代表的企业网络平台自然而然承担起这一重要的历史使命。政府行为与网络行为的边界依托政策类型与网络嵌入的协同作用而发生动态调整。企业网络在形成嵌入特征的同时，也间接完成了对政府政策的过程性监管。国家宏观政策依托于中观网络结构，进而对微观企业行动产生约束，这是切实推动双创战略的重要路径。政企互动与企业间互动需要相互关照、细密交织才能为小微企业创新转型提供有利的“庇护网”。

此外，由于企业网络具有动态发展的特征，企业网络嵌入关系在企业网络发展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表现。政策供给通过改变网络嵌入关系的演化轨迹，又进一步推动企业网络的升级重构。后续研究需拓展小微企业样本的取样范围，挖掘度量企业网络升级的关键变量，跟踪政策供给的执行过程与实际绩效，以期获得更为客观的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