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Vol. 27
表1(Table 1)
明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重要转型，其中白银在与国家发行货币、民间私钱的角逐中脱颖而出[1]。明代是宋以后白银货币化向货币白银化演进的成型阶段，白银作为货币体系的价值基准地位牢固确立，与之相对，铜钱的价值基准地位不断消退[2]。明代铜钱体制处于式微状态。不过，清代的铜钱体制却呈现出重整态势，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铜钱的流通地位，不少地区出现了"钱进银退"的现象。关于这个问题，学界论述较少。然检视学者对明清铜钱问题的研究，已或明或暗地体现这一转变。
彭信威、王裕巽等对明代铜钱政策及铜钱流通做了很好的梳理工作[3-4]；万志英系统分析了明代银钱钞的变迁关系，并对历朝货币政策、银钱比价、私钱问题、银进钱退等问题进行了比较[5]；张瑞威先后探讨弘治(1488—1505年)至万历(1573—1620年)铸钱的始末，认为明朝铸钱主要源于财政压力，但铜料匮乏使铸币难以持续；地方市场多不接受官钱，导致铸币不断失败[6-8]；刘光临估算了明代铸币数量，认为官钱仅占私钱的1/8，侧面说明政府在货币制度层面的缺位，以及货币供给方面的匮乏[9]；张宁认为铜钱流通体制危机引发明代货币制度转型，并指出铜钱危机表现为流通区域分为"行钱之地"和"不行钱之地"，"行钱地方"内部私钱不断衍生演化，替代官钱[10]；邱永志系统探讨了明代的货币转型问题，并将其置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动态演化背景中考察。具体到铜钱问题，他认为明初货币体制及长时间的禁钱政策，不仅带来了货币制度的缺失问题，而且使得明代钱法出现了先天不足的缺陷。成化(1465-1487年)以降历朝疏通钱法、铸行铜钱不断遭遇挫败，私钱泛滥成灾，行钱之地不断萎缩，"银进钱退"等表明钱法遭遇很大困境[1]187-283。
对于清代制钱制度的研究，李强、王德泰等都曾著有专著。李强考察了清代铜政的运行问题，认为严密的运输路线和官员管理制度设计源自政府对铸钱的高度重视；王德泰在系统梳理清代铜钱政策的同时，更注重挖掘清廷铸币的获利情况，认为清廷铸钱能否获利是政府铸钱与否的关键[11-12]。在铜钱流通方面，燕红忠利用前人研究数据和清代铸局记载数据等，大致估算了清代铜钱流通数量及货币总量。此外，燕红忠还认为铜钱与白银相辅相成，白银流通量增加时铜钱流通量随之增加[13]；和文凯对比了清代和欧洲国家的货币制度，认为乾隆年间(1736—1795年)小额铜钱的稳定流通是中央政府与地方铸局的良性互动，铜钱广阔流通是基于清政府因地制宜的政策，并肯定了清政府有力的货币政策[14]；戴建兵等估算了清朝铸钱量在GDP中的占比数，认为清廷的铸钱活动为社会经济增长贡献了动力[15]；黑田明伸认为，清代中叶是铜钱渗透下层的过程，形成"一体性低而稳定"的特点，银钱各自服务于层级化的市场体系，有利于市场秩序的稳定[16]；彭凯翔从流通实态角度对货币的多样性及其内在运行机制进行揭橥。地域市场上虽存在着铜钱短陌、虚实相参以及多种货币并用的"紊乱"现象，但是比价不一的短陌钱法以及虚拟货币制度却能够通过自发改变比价关系达到以虚御实的效果，节约交易成本，同时形成了一种富有弹性的货币结构，维持着市场秩序的某种稳定状态[17]。面对前朝遗留的货币问题，清廷励精图治，努力整顿铜钱体制，通过日渐严密的铜政及稳定的开设铸局等，不断解决铜钱供给不足的问题。持续有力的货币政策使得行钱范围不断扩散，并渗透至民间下层。在货币不足的地区，通过虚实结合的方式解决日常交易问题。
此外，郑永昌、张宁等横跨明清两代对铜钱问题进行分析。郑永昌主要着眼于银钱比价与民间思想，认为两朝银贵钱贱的原因不同，明末源于铜钱劣质，清初则是白银短缺[18]；张宁从银钱币制入手，分析了明清几个世纪中银钱关系演变的内因，并着力探讨清代铜钱与白银实际流通状况[19]。
综上所述，学界关于明清铜钱问题的研究虽取得不少进展，但仍存在两点不足：其一，学界关于明清铜钱流通体制的比较研究较为匮乏，没有深入揭示两者的主要差异；其二，学界对于两朝制度层面、流通层面由式微到重整的转变原因分析不足。鉴于此，本文试图论述这些问题。
二、明代铜钱流通体制的式微明初朱元璋建立的实物劳役型财政体制与"画地为牢"式的社会经济体制深度挤压了商业市场的发展空间，货币制度失去良性发育土壤，大明宝钞彻底沦为名目空心化的新型纸钞类型[20]。作为单一纸钞体制的配套措施，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廷开始颁行禁止铜钱流通的"禁钱令"。实行半个世纪之久的禁钱令，对铜钱信用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打击。纸钞崩溃后，政府并未有效重整货币制度，国家在货币层面的缺位，导致民间货币秩序紊乱并自行演进。铜钱供给不足及信用崩塌，不仅导致宋金以降实现货币化的白银进一步被民间及政府所倚重，也带来明代铜钱流通体制整体式微。
(一) 铜钱制度层面的式微明代币制的混乱，究其根本在于政府管理的缺失。由于禁钱令的存在，明前期铜钱制度长期处于缺失状态，禁令解除后，政府默许铜钱流通的同时并未规范其流通制度，也无相应的铸币举措。自弘治(1487—1505年)开始，明廷着手整顿铜钱，然铸币数量不足和官员推诿令货币制度建设举步维艰，至明末也未竟其功。故铜钱流通体制呈现明显的式微特点，具体体现在铜钱制度变化无定及其对货币市场干预不足两个方面。
其一，铜钱制度变化无定。明代以铜钱流通体制为标准大约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洪武年间流通铜钱时期(洪武元年至洪武二十七年，即1368—1394年)、禁钱且不铸钱时期(洪武二十七年至景泰年间，即1394—1457年)、不禁钱且不铸钱时期(景泰年间至弘治十六年，即1450—1504年)、大力整顿钱法时期(嘉靖年间至万历年间，即1522—1620年)、趋向滥铸时期(天启崇祯年间，即1621—1644年)。初期货币制度的不健全是探究明代铜钱行用起伏不定的起点，洪武初年限于铜料匮乏等因素，钱法日渐式微，铸局屡开屡罢，如史载：
先是元年七月，命户部及各行省罢铸，未几，复开。至是行用宝钞，遂罢宝源局铸钱。明年六月，并罢各省宝源局。十年五月，复命各省设宝泉局，铸小钱与钞兼行……二十年又令停铸……二十二年六月，收废铜铸钱，更定钱式，並置各省宝源局……二十六年七月，以铸钱扰民，复罢各布政司宝源局，在京则仍旧鼓铸①。
① 嵇璜：《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十一《钱币考》，四库全书版，第475页。。
政府发行宝钞后，短期内不仅解决了财政匮乏问题，而且在政治层面打压了江南富豪[20]。为避免铜钱妨碍宝钞流通，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严令禁用铜钱："有司悉收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铜钱行使。限半月内，凡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者，罪之。"②。此后，专行宝钞。
②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四，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第3417页。
景泰年间(1450—1457年)，宝钞体制崩塌已成定局，无奈之下默许铜钱流通，"景帝时，以钞法不通，复申钱禁，旋听民相兼行使"③。碍于祖宗成例，景泰一朝仍未铸币，除解除钱禁外再无铜钱制度构建。弘治十六年(1504年)，明廷在财政压力下开炉铸钱[6]，由于准备不足，两年后，铸币进度仅完成2/10，铜钱解禁后的首次官方铸钱行为以受挫告终[6][1]151-155。
③ 嵇璜：《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十一《钱币考》，四库全书版，第479页。
到了大力整顿钱法的嘉万时期(1522—1620年)，铜钱颓势也难以挽回。嘉靖皇帝欲补铸历朝铜钱以便民，庞大的铸钱计划远超宝源局的铸造能力，至隆庆朝(1567—1572年)都未曾补铸完成[7]。万历初年(1573年)，正值一条鞭法快速展开的时期，白银逐步成为赋税及交易的主体，为稳定国家经济，张居正于万历四年(1576年)再次大规模开局铸钱[1]108-136。铸币运动从京师扩展至全国，各省积极响应申请开炉。但随着各省铜料匮乏和地方货币投放不利，明廷进退维谷，且不产铜的地区"未得钱之利，已被铜之害也"④。无奈之下，罢铸各省铸局，明代又一次大规模的铸币活动至此终结。天启崇祯年间(1621—1644年)，受制于军费财政压力大量收缴小钱用以扩铸，官钱质量急转直下，最终与民间私伪钱的质量趋同，"自天启崇祯广置钱局，括古钱以充废铜，于是市人皆摈古钱不用……而新铸之钱弥多弥恶，旋铸旋销"⑤。崇祯六年(1633年)罢除钱法侍郎一职后，政府再度放弃了钱法管理。据刘光临估算，截至隆庆六年(1572年)，明朝的铸钱规模在400万贯至600万贯之间[9]。全汉昇估计，明朝到16世纪末为止的200多年间铸钱数额恐不会超过1 000万贯[21]。铸量稀少，可见一斑。
④ 嵇璜：《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十一《钱币考》，四库全书版，第508页。
⑤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全校本》卷十一《钱法之变》，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64页。
在允许铜钱流通的时期，铜钱也逐步被税收体系所排斥。弘治十八年(1505年)，规定课税缴纳铜钱，并要求历朝旧钱与本朝钱各半缴纳，如没有洪武等本朝钱则旧钱价值折半征收⑥。当时，明制钱稀少，民间多用唐宋旧钱，势必难以满足纳税要求。为了不损害自身利益，民间多仿造制钱。
⑥ 胡我琨：《钱通》卷一，第8页。
嘉靖年间(1522—1566年)，铜钱私铸严重，缴税时官员仅收取嘉靖钱，严重破坏了其他旧钱的信用地位，"三十二年，以钱法不通，定为轻重二则：凡嘉靖制式，以七文易银一分，为上则；洪武诸式，若前代杂钱，倍之，为下……阁臣又言，去岁禁止铅锡薄劣诸钱，只许用嘉靖及本朝制钱，税课抽分诸厂专收嘉靖钱，不收他钱"⑦。此后，嘉靖通宝也趋于被仿铸，课税专用白银，"七文准银一分之令，听民便，不定文数，宣课司收税官俸俱用银，穆宗初言者谓，钱法不行，由税课征银而不征钱"⑧。万历年间(1573—1620年)，御史冯应凰指出：
⑦ 张廷玉：《明史》卷一百二，清抄本，第1360页。
⑧ 张廷玉：《明史》卷一百二，清抄本，第1361页。
钱法犹以公私不相流布为言，谓官给之民，则银钱并用，民输之官，则尽去其钱。宜通行内外，官司一切收支征解，银钱相兼云云，然则前此收钱之令屡下，而折银者，固自若也⑨。
⑨ 嵇璜：《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十一《钱币考》，四库全书版，第499页。
现代货币理论认为，税收对于货币流通具有很强的推动力，其背后机理在于以国家信用来支撑货币本身的信用[22]。然而，明朝官员收税时对铜钱的挑拣及排斥，加剧了铜钱市场的混乱。对此，任源祥精辟道出：
行钱之法，则惟曰钱粮纳钱……古者赋出于田，曰粮，其折征而纳以铜钱，故谓之钱粮，钱粮纳钱其来已久，有不必见之于议论者，自明季以来，钱粮课程尽数纳银，不纳钱，钱于是铸而不行⑩。
⑩ 贺长龄：《清经世文编》卷五十三《户政二十八·钱币议》，清光緖十二年思補楼重校本，第1398页。
其二，政府干预货币市场能力较弱。由于缺乏良性货币体制的支撑，明廷对货币市场的调节能力有限。弘治三年(1490年)，为缓解民间通货紧缩的压力，命天下所有储币局倾发存积货币，令洪武、永乐、宣德钱与历代钱共同行使。但弘治七年(1494年)司礼监张永却上奏道："洪武等钱即历代钱例得兼行，但内无关给，外无征收。"⑪说明其政策并没有贯彻执行，原因如下：
⑪ 嵇璜：《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十一《钱币考》，四库全书版，第201页。
弘治正徳间，大学士刘健等屡奏，司钥库铜钱该部奏请支用，内官展转推延，至今不发，是其明证矣。然则张永非内官乎？何以独请发，曰争利相倾，往往而有司钥库太监忌承运库之擅利而请收钱，承运库太监忌司钥库之擅利而请收银，俱正得二年事，如此者不一而足也。京师之病，内官为梗矣，外省谁实为之，曰辇毂之下，虽令不从，外省尤鞭长不及。自皆泄泄从事，而诏命多废格矣⑫。
⑫ 嵇璜：《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十一《钱币考》，四库全书版，第485页。
内府宦臣及外省官员的推诿，导致投放铜钱的诏令时隔四年仍未落实。
万历铸钱时期，由于利不酬本，各省争相申请罢铸。如南京官员上奏请求明廷在"不行钱地方"遵从习俗，但并未得到批准[23]。虽然明廷诏令强硬，但地方行省却不一定严格遵从，如福建省官员说："地方原有钱处，则不必开局费事，余巡延平地方自有旧钱，余不敢迎江陵意，虚开一局，然亦不闻嗔恼。"⑬以上两例，足见明廷干预民间货币市场何其困难。
⑬ 李乐：《见闻杂记》卷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99页。
此外，民间不愿接受官钱也使政府的调控能力大打折扣。弘治十六年(1503年)铸钱受挫，原因不仅在于各省入不敷出，民间也较为排斥新钱，"铺户关领物价中，有洪武等钱，市不通行，负累未便"。投放受挫、负债增加使工部及各省铸局难以持续执行政令[6]。嘉隆万等朝也面对同样的尴尬局面。民间排斥新钱也是嘉万铸币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所铸铜钱难以流向市场，政府对货币市场的干预也就无从谈起。"京师水衡日铸十余万钱，所行不过北至卢龙，南至德州，方二千余里耳。而钱不加多，何也？山东银、钱杂用，其钱皆用宋年号者，每二可当新钱之一，而新钱废不用"⑭。受初期货币制度缺失的影响，明中后叶大力整顿钱法，但效果始终不佳。铜钱制度建立的迟滞与混乱和政府对铜钱市场的干预能力不足，无不体现着明代铜钱制度的整体式微。
⑭ 谢肇淛著，郭熙途校点：《五杂组》卷十二《物部四》，辽宁教育出版社，第257页。
(二) 铜钱流通层面的式微政府在铜钱制度层面缺位，导致铜钱供给不足，好钱在市场竞择中不断被窖藏与熔铸，铜钱价值持续下跌，民间的持有动机也随之下降。政府对货币市场的干预能力微弱，导致铜钱流通层面呈现式微态势。
其一，铜钱流通范围萎缩。成化年间(1465—1487年)，民间分化出"行钱之地"和"不行钱之地"。其中"行钱之地"指仍在流通铜钱的区域，"不行钱之地"指不流通铜钱的区域[10, 24]。"行钱之地"范围远小于"不行钱之地"，且其范围持续缩小。
弘治十七年(1504年)，为了顺利疏通钱法扩大流通范围，诏令："其原不行钱地方，责令巡抚、按及有司督行之。"⑮但九年之后，政策实施不利，给事中张文建议："臣以为自来钱法不通之处，势难骤变，且诸司职掌不开云贵闽广四处，宣德年亦止行浙江等四处，必有深意。宜先将两京样钱发前地暂一行之，势能渐革，开铸未晩，若习俗难变姑聴顺之。"⑯弘治皇帝听从，放弃了扩张"行钱之地"的举措。
⑮ 《明孝宗实录》卷一百九十六，弘治十六年二月丙辰，第3622页。
⑯ 嵇璜：《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十一《钱币考》，四库全书版，第486-487页。
由于货币供给不足，"行钱之地"内的货币行用也出现复杂的演化并逐渐沦为"不行钱之地"。嘉靖年间(1522—1566年)，命"行钱之地"所有新旧铜钱并行流通，并规定新钱价值为历朝旧钱的两倍⑰。此令扰乱了市场中的货币秩序，引起民间盗铸新钱，法令难以持续。且民间沿用旧钱已久，各地有自己自律性的货币使用机制，"行钱之地，习於旧钱之贵，而新钱之贱。一旦闻以铸钱行之，则必以新钱不可久用"⑱。政府的强硬干预不但没有使新钱被接受，而且导致旧钱价值降低。万历初年多地开设铸局疏通钱法，最终由于铜料不济失败，"行钱之地"萎缩，"钱者，泉也，如水行地，无之而可壅也，今各省直部邑，行者不能以十五"⑲。
⑰ 范钦：《嘉靖事例》，书目文献出版社，第156页下栏。
⑱ 康海：《对山集》卷二十一《擬状议》，第165页。
⑲ 張萱：《西园闻见录》卷九十二《钱法》，明文书局，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哈佛燕京学社印本，1940年，第621页。
随着嘉万改革的推进，白银不断嵌入贡赋体制之内，并很快成为社会的主要货币，"自大江以南，强半用银。即北地，惟民间贸易。而官帑出纳，仍用银。则钱之所行，无几耳"⑳。甚至在偏僻乡村，白银都替代铜钱成为主要货币，发生了从"乡村自少至老有不识银，一村之中求一银秤无有也"到"今民间皆用银，虽穷乡亦有银秤"的转变㉑。到明末崇祯年间(1628—1644年)，"行钱之地"进一步萎缩："铸通宝，惟东过关宁，北过沿边，南不越徳州，西阻于山东，山东一省或行或不行，河以北则纯用杂假钱，河以南则纯用古钱"㉒。明中后叶铜钱流通范围大体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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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明中后叶铜钱流通范围示意图㉕ |
㉕ 图 1源自Richard von Glahn, 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
⑳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十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09页。
㉑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福建备录·漳浦志》，《顾炎武全集》第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118—3119页。
㉒ 嵇璜：《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十一《钱币考》，四库全书版，第532页。
其二，私钱驱逐官铸钱。在"行钱之地"，私钱问题严重。在明前中叶，在制钱供给有限的前提下，基层交易多用宋钱，然宋钱数量始终有限，难以满足市场日益增加的货币需求。"然宋钱无铸者，多从土中掘出之，所得几何？终岁用之，而钱亦不加少，又何也？南都虽铸钱而不甚多，其钱差薄于京师者，而民间或有私铸之盜"㉓。通货紧缩使得私铸钱成为民间自发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盗铸的存在始终影响着明制钱的运行。由于嘉靖年间(1522—1566年)规定的钱价远高于市场价值，新钱发行不仅遭到民间抵制且引起趁机牟利者仿制盗铸[25]，官钱极高的购买力吸引私铸钱源源不断涌入，"近京在年买卖，惟用永乐钱，其余不用。以致在外苏松等处纷纷伪造，来京货卖，其钱大小不一，俱各杂以锡、铁等物，致使在京军匠人等亦私铸造，日趋于诈"㉔。
㉓ 谢肇淛著，郭熙途校点：《五杂组》卷十二《物部四》，辽宁教育出版社，第257页。
㉔ 《明英宗实录》卷二六八，景泰七年七月甲申，第5684—5685页。
私铸的涌入使铜钱质量迅速下跌，嘉靖十五年(1536年)京城铜钱掷地即碎，铜钱表面笔画模糊，甚至不是铜料所铸㉖，质量差得令人惊诧。在利益的驱动下，各类群体纷纷加入私铸群体中，"时王府皆铸造私钱, 吏不敢讦"㉗。以至于私铸之风愈演愈烈，"钱之弊，官铸者不一二，而私铸者已千万，新以混旧，薄以混厚，轻以混重，铁锡以混真，巧伪日滋，虽法有死禁不息"㉘。
㉖ 嵇璜：《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十一《钱币考·钱》，《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6册，第248页下栏。
㉗ 转自：王祥玉《明代"私钱"论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
㉘ 夏良胜:《东洲初稿》卷六《泉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9册，第833页下栏。
官钱受制于私铸力量的强大，出现各种问题。尽管官钱发行时质地精良但使用未久就被私铸替代，新钱购买力极高，即使仿铸钱短期内也难以辨别，导致新钱多为民众所斥，"甚且美恶不分，公私溷杂，于是民间营利者，每多其数以求售，夫喜贱而恶贵者，人情也，恶贵则新钱愈壅"㉙。私钱的蔓延速度远远超过官钱发行速度，且其名目极多，"铜钱挑拣，巧立名色。洪武、永乐、宣德、开元、庆钱、沙版、圆眼、洗背俱称二样，下脚、新钱等项，三分折一分行使挑拣，一色、双迈、大样方准一文"㉚。正德至嘉靖时期(1491—1567年)，行钱之地大多为私钱所占据，货币市场进入"私钱时代"[24]。
㉙ 毕自严：《度支奏议》新饷司卷十八《覆钱法堂条议三款疏》，第157页。
㉚ 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一三《户部类·钱钞相兼行使例》，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第343页。
其三，银钱比价波动较大。受明初禁钱令的影响，明前期银钱比价少有记载。景泰默许铜钱流通后，好钱价值稳定，银钱比价不仅显现分层，且好钱围绕1:700的价格上下波动。但好景不长，至正统年间(1436—1449年)，民间私钱快速蔓延至多数"行钱之地"内，私钱价值快速下滑：
国初至弘治以来皆行好钱，每白金一分，准铜钱七枚，但拣择太甚，以青色者为上。正德丁丑，余始游京师，初至见交易者称钱爲板儿，问焉，则所使者皆低恶之钱以二折一，但求如数，而不视善否，既而南还则吾乡皆行板儿矣，好钱遂阁不行，不知何以神速如此㉛。
㉛ 倪模：《古今钱略》卷三十一，清光绪倪文蔚刻本，第445页。
由于私钱铸造成本和工艺不同，在不同的"行钱之地"使用的铜钱不同，各类私钱出现严重的价值分层："我朝钱法，遇改元即随年号各铸造通用，但民间使用则随其俗。如闽中福、兴、汀、邵、福、宁皆不用钱。漳、泉、延、建间用之。泉、漳所用之钱与延、建异，泉又与漳异，或以七八文，或以五六文，而各准银一分。"㉜此时，好钱价值仍旧稳定，但此后嘉靖万历大力整顿钱法，工艺精美的新铸币流入市场，冲击了此前稳定的好钱体系，嘉靖皇帝诏令："嘉靖钱以七文准银一分，洪武等钱与前代杂钱上品者，俱如嘉靖钱例，其余视钱高下或十文或十四文或二十一文准银一分，一切私造悉行禁止。"㉝生硬的指令加剧铜钱市场的混乱与私钱体系的分层。万历年间(1572—1620年)好钱也出现分层现象，火漆、金背、旋边价值各不相同。在1578年，金背的比价为银1两:800文，火漆的比价为1:1 000，其他好钱的比价为1:1 200。图 2为明代银钱比价示意图，其中显见银钱比价的波动与铜钱的价值分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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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明代银钱比价示意图(单位：每两)㉞ |
㉜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五《福建备录·漳浦志》，第1774页。
㉝ 嵇璜：《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十一《钱币考》，四库全书版，第494页。
㉞ 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470页；Richard von Glahn, 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 106-109；黄阿明《明代货币比价变动与套利经济》，《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全汉昇《自宋至明政府岁出入中钱银比例的变动》，《中国经济史研究》(一)，第411页；郑永昌《明末清初的银贵钱贱现象与相关政治经济思想》，第3-4，第31页。
尽管明廷屡次强调法定的银钱比价，但囿于货币市场干预能力的不足，多无成效。到崇祯年间(1628—1644年)铜钱管理更加混乱，私钱质量趋于恶滥，甚至好钱的价值也急剧下滑。明末受战乱影响，为弥补军费，政府大量收缴好钱熔铸制钱，导致银钱比价进一步紊乱，"癸未(1643年)而后，每千兑银不过三钱有奇。而钱之所重，每千不过三斤有零而已"㉟。明中后叶，民间交易与朝廷赋税基本改用白银，铜钱的流通范围反复萎缩。在"行钱之地"，铜钱最贱的时候甚至达6 000文值白银1两，这与明代所规定的1:700的官定比价相去甚远，足可见银钱比价之波动状况。
㉟ 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钱法》，第194页。
三、清朝铜钱流通体制的重整明清易代后，面对式微的铜钱体系，清廷励精图治，着力重整失序而混乱的货币制度，在清中叶实现了铜钱体制的重整。清代承继了明后期的货币经济体制，从国家财政到民间交易，都无法离开货币。为了社会稳定、宣示权威，铸钱势在必行。不过，清初也存在铜料匮乏、好钱不足等问题，为了保证铜钱供给充足，清廷制定严格的铜料政策，并由皇帝直接问责[12]59。政府对重整铜钱制度锐意十足，最终使得清代的铜钱流通重现繁荣。
(一) 铜钱制度层面的重整清初税收收入不足，国家财用捉襟见肘。海外银流入减少，纸币有大明宝钞失败的前车之鉴。顺治八年至十七年(1651—1660年)这10年，清廷每年少许引进过12.8万贯纸钞，但想要解决财匮危机只有铸钱可行，正如湖南巡抚高光斗所言"足国裕民，舍鼓铸外，别无长策已"㊱。为实现鼓铸的扩大，清廷着力建设制钱制度，钱法不断复苏。
㊱ 《顺治年间(1644—1661年)制钱的鼓铸》，顺治四年六月十二日高光斗题亟请湖南开炉鼓铸事本，第164页。
其一，钱法制度日趋完善。与明朝反复无定的设罢铸局不同，清廷铸钱政策较为稳定，铸钱活动从未完全停止。各省铸局也根据地方钱价选择开铸与否，年铸币量有严格的规定。铸造单位通常为卯，闰年加铸。持续的铸局开设，为铜钱供给奠定了数量基础。表 1为清初顺治年间(1644—1661年)铸局设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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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顺治年间(1644—1661年)铸局设立情况统计 |
据表 1可知，顺治年间(1644—1661年)清廷铸局设立的数量稳步增加，顺治七年(1651年)达到顶峰，后稳定在17个。除铸局开设稳定之外，清廷对于经理钱法官员的管理也较为严格。顺治年间(1644—1661年)主要由户部汉右侍郎掌管钱法，宝泉局由满汉官员各一人管理，各地方由该省布政司管理。康熙十四年(1776年)，主管钱法的官员增加满右侍郎，满汉右侍郎共同管理钱法。为了防止官局私铸等问题，户工二局都有专门的官员管理，并设置监督官员，每两年更换一次。钱法事宜全部由皇帝直接问责[12]。铜料方面，顺治年间(1644—1661年)主要依靠库储废铜、旧钱及民间铜料，其后派遣官员大量购买洋铜，后期自行开发滇铜[11-12, 19]。采买铜料的脚银、滇铜的运输路线都有详细规划，为方便运输铜料减少运费，清廷多次修建水路㊲，足见其制度设计之严谨。如图 2所示，顺康时期(1644—1722年)的制钱投放量达年均超87万贯，远超明代任何时期，乾隆朝(1736—1795年)的铸币量更是直抵1.5亿贯[19]131-132。如此巨额的铸币量侧面衬托出清代铸币政策之完善。
㊲ 有关滇铜运输的详细论述参见:王德泰《清代前期钱币制度形态研究》，第67-146页；李强《金融视角下的康乾盛世——以制钱体系为核心》，第64-130页。
为保证民间铜钱正常流通，避免重蹈明代钱法阻滞的覆辙，清廷决定在部分税收领域强力推行银钱并纳制度，比例为银七钱三：
十四年，户部疏言，直省征纳钱粮多系收银，见今钱多壅滞，应上下流通。请嗣后征纳钱粮，银钱兼收，以银七钱三为准，永为定例, 从之㊳。
㊳ 《清通典》卷十《食货》，商务印书馆发行，第57页下栏。
除了规定税收领域广泛纳钱外，清廷还令军饷也搭放制钱，国家储备米谷的采买不时用铜钱支付㊴。政府在税收体系强力纳入铜钱，先期为铜钱的流通提供法偿保障。有了强力的法偿基础，铜钱的流通阻力必然会减小。对此，清朝官员指出：
㊴ 李红梅：《清代和江户时代货币政策比较试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第12页。
皇上允该部疏请，着为银七钱三分之令刊入大粮由单，使上可行于下，而下亦得行，上下通行，全无阻碍。固宜钱贵银贱，民用日舒，而国储日裕也㊵。
㊵ 魏源：《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六《户政一》，岳麓书社，2004年，第546页。
对比两朝铜钱流通情况，不难看出税收纳钱是否成功存在重要差异。明代税收排斥铜钱带来的影响，谭纶早有所论："夫今之钱，惟欲布于下，而不欲输于上，故其权恒在市井，而不在朝廷耳。"㊶反观清代，叶梦珠指出："令民间完纳钱粮……当官纳收，于是钱价顿长，价至每千兑银九钱有奇，民间日用文作一厘，谓之厘钱，公私便之。"㊷可见税收纳钱政策的重要性。
㊶ 嵇璜等：《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十一《钱币考》，四库全书，第207页。
㊷ 叶梦珠：《阅世编》，来新厦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71-172页。
其二，政府对货币市场具备干预能力。货币的充足供给离不开材料的足量供应，顺治年间(1644—1661年)，清政府在初期收集废铜的同时，积极寻找其他铜料来源，并针对铜料运输和采买设置专门的官员与政策。铜料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获得，即采买洋铜和挖掘铜矿[26]。采买铜料主要方式为官差办铜，主要购买日本铜料，康熙年间(1661—1722年)改为内务府商人承办[12]75-78。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准许云南自行开发铜矿，至此滇铜逐渐成为了清朝铜料的主要来源，铜料供给趋于稳定，铜钱供给能力日益增强。表 2为清初铸局的铸钱数量，顺治元年至康熙十五年间(1644—1676年)铸钱总数为288.486 667 3亿文，年均超过87.4万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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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清初制钱铸造量㊸ |
㊸ 郑永昌：《明末清初的银贵钱贱现象与相关政治经济思想》，第50页。
清政府依照"钱多则价贱，钱少则价增"㊹的原则，通过增减货币供给来调节并稳定社会经济。乾隆七年(1643年)，史料记载"陕省钱少价昂，民用甚艰，亟需新钱出易，以平市价"㊺。这一因地制宜的铜钱调节理念在康熙皇帝批阅谕长麟的评语中最能体现：
㊹ 《清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市籴一》，第5146页。
㊺ 内阁题本：乾隆十三年九月三十日内阁下户部，乾隆十三年九月初七日巡抚陕西等处地方赞理军务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陈弘谋谨题。
朕初阅时，因泉货流通，随时长落，原可听民自便，但该省见在钱价过贱，诸物未免增昂，推原其故，自因银少钱多，以致钱价日贱，物价愈昂。朕即想及该省暂停鼓铸，自可调剂得宜, 惟是钱银互易，务在商民两得其平……推原该抚所称，将江省各营兵饷暂以银两散放，并请来春暂缓开炉一节，系为一时调剂起见，与朕初意相合，应照所请办理……如明岁停止局铸后，钱价不致日贱，仍当照旧办理，即此法亦只可行之江省钱贱之处，而他省情形又各不同，亦不得一例办理㊻。
㊻ 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卷十九《钱币考一》，第601页下栏。
当银贵钱贱时，清廷有意停炉罢铸；当钱价高昂时，清廷通过军饷、俸禄及制钱出易等方式向民间投放铜钱[12]55。货币市场失调时，清廷有较强的干预能力，干预措施多样。清中叶相对完善的货币管理理念集中体现在铜钱铸钱和经济干预能力之上，甚至连同时期欧洲尤其是英国都难以企及[27]。
(二) 铜钱流通层面的重整清廷有序推进的钱法制度，深刻影响了民间的货币行用，铜钱使用范围持续扩大，银钱比价逐步稳定。清廷充足的货币数量和管理手段，为铜钱的广泛流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比明代而言，铜钱流通层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行钱范围大大扩张。在铜钱流通范围方面，清代与明代呈现截然相反的趋势。清代初期海外白银流入大为减少，导致白银短缺问题突出。此时，政府在改铸私钱、铜料供给日益充分的基础上投放制钱，有效弥补货币不足，市场上出现了明显的"钱进银退"现象：
浙江如宁波、温州、台州等府，无论大小交易，往年皆但知用银而不知用钱，故一切小本经营没人皆带有小戥一杆。今则宁波温台各府不特分厘务用钱文，即成两成十亦皆用钱而不用银矣㊼。
㊼ 《广东粮驿道按察使朱叔权奏陈平抑物价事宜折》，乾隆六年二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4-01-35-1231-23。
闽省自二十余年以前，大小交易皆用银，两今自分厘以至田产各项交易，值银数十两曁百两以外，皆用钱而不用银，广东从前则古钱与银兼用，今用银者亦多用钱文，用古钱者亦多改用今钱矣㊽。
㊽ 倪模：《古今钱略》卷首《国朝钱法·大清会典户部钱法》，第27页。
窃见数十年来，银可贸易之物，渐改用钱。即以江浙而论，如松江之布，杭湖之丝，浙东之麻炭楮漆等物，向日收买俱系用银，今则无不用钱㊾。
㊾ 乾隆十年二月二十五日浙江布政使潘思榘折，朱批奏折，第60盒，档号：1603—1606。
近来，张宁利用账本、刑档、碑文等资料详尽分析了全国钱银的演化态势并指出，从全国范围来看，大运河沿线即原"行钱之地"及江西、安徽、浙江、山东等地出现了明显的钱银替代现象。以京城为例，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之前的30份房产交易契约中，29份契价用银决定，而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到同治九年(1870年)之间，26件契约以钱计价的有22件。原不行钱的陕西、甘肃、四川等地，也日渐有铜钱流通，在甘肃地区，道光年间(1821—1850年)47件兰州府河州契约中有36件以小钱计价，四川地区在康熙(1662—1722年)、嘉庆年间(1796—1820年)铜钱使用数量较多，在川东巴县34件私人地契，以钱计价的有22件。同样不行钱的广东地区，日常小额交易多使用铜钱，大额交易使用银钱[19]157-159。刑部档案记载嘉庆朝时期(1796—1820年)福建地区17宗借贷案件，其中铜钱占据12宗。其时，铜钱使用数量与日俱增，白银行用反而消退，福建地区在货币使用结构上趋向于使用铜钱[28]。
在铜钱相对短缺的地区，以制钱为本位，各地或实行短陌制，或衍生出"京钱""宣钱""东钱""津钱""滦钱""保钱"等各色名目的地域货币形式[29]。甚至由于行钱范围扩张迅速，导致铜钱数量不敷使用，"迩年以来，钱价日贵，夫钱之贵，由於泉流日远、用钱日广，从前用银之地，皆改为用钱之区，是以现在之钱，不敷生民之用"㊿。
㊿ 倪模：《古今钱略》卷首《国朝钱法·大清会典户部钱法》，第27页。
在清廷大力主导下，铜钱沿着白银流通的触角逐渐遍布全国。明代成弘以降形成的"行钱之地"与"不行钱之地"，在清代实现了有效整合，"钱法流行，莫如我朝。南至云南贵州，北至蒙古，皆用制钱，从古所未有也"
其二，官钱驱逐劣质私钱。面对明中叶以降形成的私钱态势，清廷起初严令禁止，"顺治四年，定各处地方不许私铸伪钱，及用前代旧钱通行严禁"。但官钱数量有限，尚不足以压倒私钱，之后更改诏令："题准明季废钱，愿送部者，量给价直如文，到三月仍旧行使者，枷一月杖一百，地方官以溺职论。"
其三，银钱比价可控。顺治二年(1645年)，面对明末以来混乱的货币价值紊乱与货币分层问题，政府规定银钱比价为1:700，试图规范铜钱流通。因官价与市价相差悬殊，顺治四年(1647年)调整为1:1000，后成为定例。在干预比价方面，除增减铜钱投放的方法外，改重也是清廷平抑比价的重要手段，"因顺治十年旧钱壅滞，改铸新钱重一钱二分五厘，十七年，因钱价贱，又改铸新钱，重一钱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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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清代银钱比价示意图 |
当然，清初的银钱比价波动性较大，其原因在于白银的短缺[32]。国内战争导致各地白银大量流向战争前线，民间白银存量渐少，加上海外白银流入萎缩，多种综合因素导致白银购买力不断上升
据上述分析可知，明清铜钱流通体制形成了鲜明对比，出现了从"行钱之地，十不及二"到"钱法流通，莫如我朝"的巨大转变。转变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明清市场发展程度与市场基础存在差异；二是民间对于货币的有效需求存在差异；三是两朝货币政策的力度和坚韧性存在较大不同。
(一) 市场发展程度与发展基础的差别我们知道，市场本身对于货币体系的建立与形成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或约束作用，发育相对较好的市场与市场组织可以帮助政府迅速推广铸钱，而且市场自发机制甚至可以弥补政府制度的僵化与不足，进而加速铜钱流通体制的重整。发育不足的市场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政府政策的开展与实施[33]。
清前期商品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市场网路历经战乱也复兴起来，货币化程度较深。明初由里甲户籍制度以及实物劳役型财政体制等制度，构建起一套逆反市场和商业发展的实物体制。货币经济在此体制下备受排挤，为了实现南北经济的"均贫富"，明廷强制实行移民，并严厉打压富人阶层，致使商业经济遭受打击[1]94-99, 65-72。随着时间的推移，"洪武型"经济体制逐步崩塌，然影响深远。宣正之际，民间财富积累开始加速，洪武体制遭遇巨大困境
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愁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 壶殇罂盒, 交驰于通衡。水巷中, 光彩耀目, 游山之舫, 载妓之舟, 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 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 岁有所增, 若刻丝、累漆之属, 自浙宋以来, 其艺久废, 今皆精妙, 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
市场复苏的同时，作为交易润滑剂的货币需求迅猛增加。然此时明廷不铸钱已多年，纸钞业已崩溃殆尽，基层市场基本依赖唐宋旧钱、私钱、白银及其他实物货币。成弘年间(1487年)也是货币白银化广泛发展的时期，赋役制度折银的改革日渐深入、规模日增[1]163。
明初经济体制的解体，农业经济的发展，使得生产力逐步提高，至成弘时期(1487年)酝酿、发展，传统市场经济稳步发展，并在明中后叶至清代前期走向成熟。农村与城市出现专业分化，以棉布行业为例，农村负责种植、纺纱，城市负责印染和压延加工。17世纪开始，人口增长提高了对粮食的需求，以苏州为中心，通过长江流域和大运河等水运体系，形成了一个辐射范围较广的粮食贸易网络。游离在商业圈、贸易圈之外的农村，各自形成了农村小集市，主要交易小商品[34]。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并非源于技术创新与突破，而是内部不断的分工细化以及人力资本的密集投入[35]。零散农户交易频繁，甚至个体手工业成为多数农户生活收入的主要来源。此背景下，势必需要大量的满足农户日常交易需求的小额稳定通货。
明清市场的另一个重要差别在于民间金融组织的发育程度。明中后叶，金融组织发育迟滞，钱业组织、钱商势力与资本规模都较小，政府铸钱后难以借助其力量散播，如万历时期(1572—1620年)潘季驯谈及钱法推广受挫原因时指出："四方钱商未集，以致各郡县有司持官银求之会省，而省中有司又惧其源之易竭，不敢令流於外郡。"
清代日益繁荣的商品经济更需要价值稳定的小额通货，而称量形态的白银与铸币铜钱相比，并不具有很大竞争优势。明中后叶"白银时代"逐步落地，乡村地方皆讲银不讲钱，但实物形态的白银切割、行用都较为麻烦[14]，交易时需要自备称量与裁剪工具，十分不便，如史料载，"近代以来，始闻用银，为其轻便而易行也。究之零星分厘秤侠琐屑，是用银终不若用钱之便也。而且银色高低动多奸伪，使得银又不若得钱之实也"
没有被铸成银币的白银缺乏规范性，在交易中存在诸多不便，然白银却在明后期不少地方排挤铜钱成为主导货币，有一个原因是明代货币市场的混乱导致私钱驱逐好钱，白银成为良币为赋税和民间所需求[36]。不过，这一情形，在清代发生重要改变。清政府提供的铜钱供给量较为充足，为民间选择铜钱提供了数量和质量上的保障。加之政府力推，民间潜藏的铜钱需求不断激发，使得基层市场上出现铜钱替代白银的显现。广东粮驿道朱叔权奏称：
夫钱之贵，由于泉流日远，用钱日广，从前用银之地，皆改为用钱之区……臣筮仕闽广，闽省自二十余年以前，大小交易皆用银两，今自分厘以至田产各项交易，值银数十两暨百两以外，皆用钱而不用银；广东从前则古钱与银兼用，今用银者亦多用钱，文用古钱者，亦多改用今钱矣。以臣阅历所至，凡从前用银之地，皆改而用钱，若臣未至之省，其从前用银而今改用钱者，又不知凡几
规范制钱在不少流通领域驱逐白银，反转了一般认为的"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认识
城九门七市，货卖钱文最多者，莫过于杂粮。每遇秋成时，外来各种粮食，俱系车马载至，店捕发卖所得钱文，即用车马载回，易启贩运囤积之弊
不仅如此，白银的基准货币地位，在部分地区也被铜钱动摇：
鼓铸钱文，原以代白金而广运用，即如购买什物器用，其价直之多寡，原以银为定准，初不在钱价之低昻，今惟以钱为适用，其应用银者，皆以钱代
明清时期小额交易量不断上升，加上粮食贸易的广泛进行，进一步强化了对小额稳定通货的需求。对于日常交易而言，称量银显然不是好的选择，"民间买卖原可以银抵钱，然零星日用，分厘交易，有剪凿分析之耗，有称等低昂之争，有成色高下之殊"
是以天下省分，有旧钱者则用，无者遂只用银。然用银极不便于于小民。且如山陕，即隶卒而下，不得食菜，通衢大邑，无卖饼之家。行路者，必自饮爨而后得食，以不行钱，故也
在传统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背景下，白银显然不适用于日渐广泛日常交易和基层市场，其价值基准也在清前期被铜钱有限剥夺。民间潜藏的对稳定小额通货的强烈需求，实际成为刺激并推动清廷大力疏通钱法、广铸制钱的动因。
(三) 清廷强有力的货币政策重整铜钱流通体制最关键的地方，仍是清政府强有力的货币政策。易代初期，清廷财政捉襟见肘，筹集资金的办法往往仅限于税收及铸币，这点与明初相似。清前期百废待兴，"惟兹兵寇残破之后，百姓逃亡殆尽，所存孑遗，物力无几"[12]2。在税收不足的情况下，铸币成为解决财政问题的方式。等到夺取政权胜利在望，推行统一的币制正是宣示政治权威的有力方式，对于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清统治者而言，更显如此。为了实现以上目标，清廷陆续在各省开设铸局，典型如湖南巡抚高光斗所论：
近产铜之地，铜铅稍贱，出息必多，一善也；山僻之民，不习私铸，财源益浚，二善也；有一镇之兵，便有一镇之局，各就其所铸，以佐粮饷之不时，既免挹彼注此之劳，又无偏枯底滞之病，三善也；常见前代之钱，区域分则，款制各别，殊觉参差。今行之既广，将使顺治通宝，洋溢于穷乡僻壤之间，规制大同不更，昭一统之盛世也哉
王德泰指出，清廷起初的铸币动机源于对铸息的追求以及对建立统一政权的需要[12]2。铜料短缺曾是困扰明朝廷开炉铸钱的头疼问题，因铜料短缺而罢铸的例子不胜枚举。为了有效解决铜料问题，清廷先是使用税银收买民间铜料，随后由内务府商人代为采购，最终定为各省颁发执照采买洋铜，建立起一套采购洋铜原料的供给机制[11]61-65。铜政是清代与明代区别最大的地方，也是清廷重整铜钱流通体制的基石。解决了铜料问题，铜钱鼓铸自然不成问题。也由此，清政府百余年未曾停歇的铜钱鼓铸，拉开了帷幕，为重建铜钱流通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有效解决货币供应机制外，政府对于铜钱标准的规范也加速了其流通体制的重整。政府通过颁行钱法为民间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铜钱标准，并较为宽容地允许各种铜钱并行流通。官铸的制钱则成为民间铜钱的标准且依此形成各种相对稳定的虚货币单位，如京钱等地方钱，并依据此形成相对稳定的比价[36]。政府推广铜钱制度及铜钱纳税等政策，也为疆域内的市场带来铜钱的标准化效应，将各地区隔离的铜钱种类整合统一，为铜钱流通突破"行钱之地"奠定了基础。此外，清廷还通过税收体系，重建了铜钱自宋元以来不断下降的信用基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粮饷、俸禄的发放上，也坚持银钱并给，使铜钱能够无阻碍地流通于政府和民间。针对民间的私销、私铸问题，清政府通过清初高压政策和严酷刑法，在一定程度上予以缓解[31]582。
政府强势主导的铜钱政策以及大规模的铸行铜钱，契合了明清经济繁荣复苏、交易日益频繁的小农及小手工业者、官吏士兵阶层等群体的需要，为清代传统市场经济的成熟提供助推条件。铜钱在不少地区出现取代白银成为本位货币的明显趋势，使得政府在明清"白银时代"的主基调下有限地挽回了不断下移的货币权柄。
五、结论综上所述，明清时期在银钱并行流通的结构之下，铜钱流通体制经历了从式微到重整的转变过程。本文梳理了两朝铜钱流通体制的转变状况，并从市场发展基础、有效货币需求、政府强力政策三个角度分析其转变的成因。笔者认为，明朝自成化弘治时期(1464—1505年)以后强力疏通钱法、屡开铸局试图挽救日渐式微的铜钱流通体制，然效果甚微，明晚期私钱泛滥、铜钱价值紊乱、银进钱退、铜钱流通范围大幅缩小，政府几近丧失对货币市场的干预能力。反观清朝，铸钱制度有序开展，钱价围绕官价上下波动，表现较为稳定。铜钱流通突破明代"行钱之地"的局限，出现广泛的"钱进银退"现象。政府对货币市场的干预能力相对较强。本文认为其转变的原因在于明清商品经济既有基础存在不同，市场组织力量存在差异，民间对于小额通货的需求不断上升，以及最为关键的清廷强有力的货币政策。而铜钱地位的升降及铜钱流通体制的式微与重整，背后折射出明清时期政府组织能力与货币体制存在重要的内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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