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与学术动态

作为教育部"四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文科"这一概念最早在2018年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对接会上被提出，于2019年教育部联合科技部等13个部门共同启动的"六卓越—拔尖"计划2.0中被正式推出，进入政策实施阶段。事实上，新文科建设提出的出发点一方面来自我国高等教育的现实改革需求，关注人才培养模式、专业结构、课程体系和教学质量的完善与提升；另一方面，新文科建设也是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学术体系背景下的应然之举，关注的是知识生产以及知识的效用问题。从这两方面来讲，关注新文科建设，探寻其内涵本质及实践路向，对我国高校推动文科教育改革，进行新文科建设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学界对新文科建设所进行的讨论十分热烈，不同学者从自身的学科背景出发，争相阐述对这一热点问题的理解。整体审视我国学者对于新文科建设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内涵释读、宏观路径探索以及某一具体专业人才培养三个方面。(1)在内涵释读方面，王铭玉等认为新文科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传统文科的转型升级，具备战略性、创新性、融合性、发展性四大特点^[1]；张俊宗将中国语境与立场视为新文科建设的重要前提，他从学科维度、历史维度、时代维度和中国维度分别对新文科的内涵进行了阐述；操太圣通过对全球化、智能化和个性化生活世界的分析，认为新文科建设的焦点在于使科学研究与教育教学回归人的生活世界^[2]。(2)在宏观路径探索方面，宁琦从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两个维度分析了新文科建设的路径，认为重点在于分层分类培养以及打破学科壁垒；周毅等认为新文科建设要以现有文科专业为基础，同时根据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新需求推动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的变革^[3]；张江认为进行新文科建设、打破学科界限的关键在于将自然科学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融入新文科建设的实践中；陈凡等指出，新文科建设不应是文理交叉的老调重弹，更要在立德树人方面彰显中国文化的内涵^[4]。(3)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顾洁、莫梅锋、唐衍军等分析了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新闻传媒学科的创新路径^[5-7]，姜智彬、王军哲等则探讨了新文科背景下外语学科面临的新形势与新任务^[8-9]，此外，马世年从中文学科、王兆璟从教育学的角度也分别进行了相应讨论。

综上可以认为，国内学界就新文科建设的理念与路径已进行了初步探索，在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的理念方面形成了一定共识，但仍存在以下几点不足：一是在概念释读上，看到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现代技术结合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却未能认识到新文科与传统文科发展脉络之间的深刻联系，未能同时立足于历史与现实，在较高站位上对新文科建设的概念内涵进行精准概括说明；二是在具体的路径探索上，多以宏观层面的理念设计为主，缺乏具体可落地的建议，且未能与国内已有的高等教育改革实践相结合。鉴于既有研究存在的不足，笔者期待通过厘清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脉络，对新文科建设的本质、特征及其核心要素进行界定与说明，同时结合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实际，提出几条具体的、具备可操作性的新文科建设路径。

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脉络

前工业时代，文科(arts)与人文科学(humanities)、文学或美文学(belles-etters)、哲学(philosophy)、道德科学等许多称谓都是社会科学的名称和不同叫法^[10]。中世纪大学兴起后，"文科"作为一种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在大学中作为"自由七艺"而存在，除以罗马法为主体的法学外，社会科学几乎没有进入大学的视野。此时的文科知识体现出经验化、零散化的特征，并笼罩在神学的庇护之中。直到17世纪中叶以前，欧洲学者几乎所有关于社会的讨论都以一系列持双重标准且非常强有力的假设为指导。这些假设阻止人们在理解和解释人类互动的任何尝试中，使用那种用于理解自然的解释性策略^[11]191。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继承，人们相信人类的行为制度与自然界的规则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因为支配前者的是"审慎的"知识，而支配后者的是理论知识或确定的科学，因为自然界不存在意愿。此外，犹太教—基督教传统认为人类是上帝以自身为形象创造的，因而人类并非自然界的一部分，而是大自然恩赐的受益者，这种根深蒂固的认识也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分裂的强化。虽然一些古典思想，包括原子唯物主义者伊壁鸠鲁及其古罗马时期的追随者卢克莱修，试图将人类视为宇宙的一部分，另有一些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例如尼古拉·马基雅维利以及让·博丹，试图对人类的一些制度给予自然的解释，但他们终究只是少数，人与自然的分离在这一时期占据了人们思想的主导。

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文科发展迎来了转机，这种转机是由三种因素所共同推动的：首先，宗教改革以原子式的个人聚合社会概念摧毁了人我一体的社会制度概念，每个人都必须单独地和上帝打交道，个人的灵魂获得了拯救。自此，亚里士多德宇宙瓦解，世界开始接受理性解释，这从思想上为社会科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次，由资产阶级主导的新的经济力量出现了，中世纪的社会哲学再不能满足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要求。以土地和对人身劳役传统的勒索为基础的经济不得不让位于以贸易和小规模制造业为基础的经济。货币的使用或者毋宁说是为使用货币而进行的榨取居然从放高利贷的罪恶一变而为"堂皇的"按利息贷款。劳役不再是凭借土地契约对领主效忠的问题，而是必须付钱去买^[12]。最后，作为现代社会科学产生的先导，科学革命最深刻的影响之一就是促进了世界图景的"机械化"，以此为基础，人们开始"设想有一种关于社会的科学——一种关于政府、个体行为和社会的科学——将在凯歌高奏的诸科学之中占有一席之地，产生出它自己的牛顿和哈维"^[13]。科学革命的发起者们相信，纯粹无偏见的观察和实验是发现自然真理唯一的、最终的方法，在17世纪中叶的几十年里，人们无数次地尝试将自然科学方法与概念运用于人类社会，例如斯宾诺莎与莱布尼茨开始将几何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问题研究中，霍布斯将心理学的方法引入了政治生活的研究中，詹姆斯·哈林顿则在政治哲学分析中引入了哈维的生理学分析方法。以约翰·贝彻为代表的皇室顾问，将炼金术的经验方法和理论应用于解决君主所面临的国家财政危机问题，从而创造了财政科学或官房学^[11]222。随着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大获成功，人们对于人与社会的科学，即关于个体行为的"人的科学"和关于群体行为的"社会科学"的期望更加强烈。

法国大革命后，社会科学作为社会重组工程的一部分而正式出现，民族国家为实现更好的国家治理，需要更加精确的知识作为制定决策的基础^[14]23，因此，对知识进行系统化、条理化的重组成为当务之急。借助对于牛顿物理学的效仿，孔多塞基于数学概率论，试图发展出一套统计社会科学，从而为政治学中的理性决策提供工具。斯密跟随牛顿，致力于寻找千变万化的现象之下的简单法则，但是他也在关于促成并延续商业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的历史记录中进行解释。赫尔德提出一种由心理学和语言与文化研究推动的经验的历史的科学，并主要通过教育来实现^[15]7。孔德则通过开创"社会学"这一学科并对其研究范式进行规定，确立了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传统中的主流地位。到18世纪，社会科学开始成为一种成熟的、制度化的知识体系，成为一种以民族国家为分析框架、以实证主义为主要分析范式的科学。

"社会科学在其初始就抱持着对历史的新理解和对现代性的高度期望"^[14]22，对于现代社会科学而言，现代性始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主题，以至于现代性的发现直到今天仍然是理解社会科学的基础背景。现代性以理性、主体性、科层化等要素为主要特征，在现代社会科学的体制化进程中，科层化、按专业体系运行的知识生产模式都是现代社会科学中关于"现代性"的外在表征。一方面，现代性的产生发展与社会科学的兴起是耦合在一起的，现代性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学科阐释与批判的主要对象，另一方面，现代性也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科学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各个领域与层面，学科组织结构的科层化、学科专业目录的行政化、学科知识生产的功利化、人才培养的标准化、学科专业文凭的符号化以及学科评价的量化等一系列现代性风险也随之裹挟而来^[16]，学科发展面临着异化的危险。

三、新文科建设"新"在何处

相比于传统文科，新文科是一个包括理念、标准以及行动框架在内的系统工程，要理解新文科之"新"，需要在理解传统文科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对其概念内涵、建设动力以及核心要素进行界定。

(一) 新文科建设的概念内涵

新文科建设的提出与传统文科的发展脉络之间不是割裂的，它一方面深深地根植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脉络之中，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自我更新与调适；另一方面，新文科同时也深深根植于外部世界的变化之中，是人文社会科学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认为，新文科建设的实质正是对现代社会科学之现代性的克服与超越。它的出现预示着后工业时代的人文社会科学即将迎来自零散化阶段、实证主义阶段之后的第三种发展形态，这种新的发展形态形成了自身新的特征。

一是突破社会科学以物理学为建构标准的唯一性，使其从一种分析的科学走向多种知识的新综合、新体系。现代社会科学的产生源于对自然科学尤其是牛顿物理学研究范式的效仿。法国大革命后，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压力变得异常紧迫，许多人认为，要想在一个牢固的根基上组织社会秩序，社会科学就必须越精确(或越"具有实证性")越好。抱着这样的宗旨，19世纪上半叶许多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者开始转向牛顿物理学，将其作为效法的楷模^[15]9-11。随着现代性的不断深化，理性开始走下神坛，数理分析方法及其背后的实证主义思想成为社会科学从19世纪沿袭至今的学术传统。但同时，这样的学术传统也直接导致了意义遮蔽、主体性束缚、道德危机等一系列"现代性的后果"。另一方面，在现代性不断削减的当前，不确定性成为这个转型时期的时代特征，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愈发复杂。因此，社会科学迫切需要更加多元学科方法的参与，真正走向华勒斯坦等人所言的"开放社会科学"。

二是突破以民族国家为分析框架的唯一性，向民族间性、跨民族性、世界性的研究框架转型。社会科学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紧密相连，现代民族国家曾为社会科学提供了其存在的各种条件^[17]，民族与国家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视为社会科学分析研究的框架依据以及背景起点。当前，全球化浪潮方兴未艾，时间与空间都在这场浪潮中被缩小，民族和国家之间的边界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大的全球政治。对于社会科学而言，民族主体、一元领土国家的分析范畴已经显得捉襟见肘，无力应对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新问题、新挑战。因此，社会科学势必要从带有历史色彩的民族、国家分析框架转向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向的全人类、世界性的问题视角。

三是突破以学科专业为载体的知识生产方式，由单一学科专业向跨学科、超学科转型。按专业体系运行的知识生产模式不仅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并且自科学的体制化进程以来曾大大助推了人类知识的进步与发展。20世纪以来，知识成果越来越多地在应用情景、交叉学科环境下诞生，由此催生了知识生产新模式的萌芽。在吉本斯等人看来，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是一种主要在大学中被制度化的以学科知识研究为特点的生产模式，可以称之为模式1。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模式2应运而生，模式2强调知识应用和以知识为基础的问题解决，具有跨学科性、应用情景、知识生产者的多样性和异质性、生产组织形式的敏捷性和灵活性^[18]。而随着全球本土化的兴起以及由非线性动态创新范式驱动的协同创新集群的兴起，"知识生产模式3"的概念已初见端倪。模式3的核心概念包含了"集群、创新网络、分形研究、教育与创新生态系统"等要素。同时，模式3所处的适应性情景是大学—产业—政府—公民社会所构成的"四重螺旋"^[19]。新的知识生产在更加广阔的空间、场域之中，围绕应用性问题解决，由不同主体、学科、群体紧密互动而形成，这是知识领域的一场重大变革，称之为知识生产转型。知识生产转型对于社会科学的影响是深刻的，它要求现代社会科学超越条状分割的学科体系，持续推进建立一种面向新时代、新经济与新产业，融合理、工等诸多外部学科要素的包容性学科框架。

基于以上三点，我们认为，新文科是后工业时代基于知识高度综合化、信息化、数字化的一种文科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新形态，是文科知识规训的新模式、新手段。

(二)新文科建设的目的与动力

从目的和动力的角度来理解新文科建设，需要更加紧密地联系我国的实际情况。在目的方面，开展新文科建设一是旨在破除人文社会学科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对脱节的现状，通过精准对接国家战略、市场需求，优化专业设置，将人文社会学科建设成为能够主动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二是对高等教育领域既有改革的深化与拓展，通过引导人文社会学科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与新技术、新领域进行结合，实现提档升级，进而保障国家"双一流"建设，尤其是"一流学科"建设的完整性、科学性和可持续性；三是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进行有力支撑，运用新知识新理论，在中国讲好国际故事，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故事，积极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提供智力支撑与人才支持。

结合上述目的不难发现，对于新文科建设的讨论离不开几大背景因素的支撑：一是新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所引发的生产力变革；二是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变化对高级文科人才的需求；三是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文科教育所面临的新挑战和发展的新趋势。基于此，我们认为新文科建设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以下四个方面。

1. 交叉前沿

以学科交叉为手段，瞄准科技前沿是新文科建设的动力。在世界范围内，尽管学科的分化过程一直在持续进行，分化的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也在不断加深，但随着新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出现，不同专业、不同领域的知识之间也逐渐开始走向融合，出现了学科整合的趋势，从而催生了为数众多的跨学科、跨专业研究领域，知识体系呈现出无序而庞杂的特点，包括新文科建设在内的"四新"建设正是顺应这一趋势的中国实践。值得注意的是，新文科并不是简单的文理交叉、文工交叉、文医交叉，而是瞄准科技前沿、国家战略前沿、以需求为导向的跨学科发展框架，它旨在破除的是我国学科专业目录长久以来所试图扶植的体系化、秩序化的知识体系及其所造成的专业壁垒与学科障碍。

2. 战略需求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是新文科建设的指向。我国进入新时代后，新困难、新问题、新挑战不断涌现，在应对国内外环境挑战、破解发展难题、回应人民期待等方面都迫切需要来自各方力量的支持。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总目标，党和国家近年来相继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以及创新驱动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互联网+"、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等重大战略，新文科建设就是要根据上述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需要，服务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主动布局、设置、建设和发展相关新文科专业，致力于培养不同层次与类型的新型文科领军人才^[20]。

3. 现代技术

融入现代科学技术是新文科建设的依托。近年来，随着5G、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智能技术群的"核聚变"，我们正在形成一个新的社会经济运行系统，一个从万物互联到万物智能、从连接到赋能的"智能+"时代即将到来。有学者认为，我们当前正处于一场建立在技术和数字化基础之上的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端^[21]，这场革命将为我们带来物理空间、网络空间、人文空间与生物空间的深度融合。技术革命与社会革命从来都是耦合在一起的，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协同推动社会的进步。每次面临重大技术变革，教育也必随之调整，以期通过教育使人类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科学技术不仅在内部呈现出更强的综合性，而且面临着与人文科学开展更深度整合的内在需要和无限可能，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不仅是文科的时代挑战，更意味着文科不能缺席，一方面要面向新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重构自身的人才培养模式，另一方面也要对技术进步所引发的公众焦虑与伦理恐慌进行合理调控，这正是新文科建设的时代价值之一。

4. 区域优势

充分利用区域优势是新文科建设的外在保障，这具体体现在国际国内两个层面：国际层面，新文科作为后工业时代的学科范式，强调学科应超越传统社会科学以民族国家为分析框架的局限性，突出全球化视域下的民族间性，从而消解现代社会科学中西方中心主义的胎记，并构建一个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终极价值目标的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在国内层面，我国大学尤其是为数众多的地方性高校的优势学科是利用其区域优势发展起来的，但以往这种优势更多体现在理工科，文科更多时候进行的是"全国一盘棋"般的趋同式建设，并未体现出较强的区位特色以及与地方经济发展良好的匹配度。新文科区别于传统文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提倡高校围绕辐射区域的特殊性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结合自身的办学定位与办学条件，坚持走政、产、学、研合作发展道路，打造特色文科和优势文科，从而更好地助力地区产业的升级和发展。

(三) 新文科建设的核心要素 1. 构建新文科专业及课程体系

新文科建设要求在传统文科的基础上，规划和设计新的专业及课程体系。在专业规划方面，重点在于围绕国家战略、市场需求以及自身优势与特色，积极筹划开办面向国家重点需求领域、新兴服务业、前沿技术产业、地方支柱性产业的新型文科专业，例如"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语言+国情复合型专业，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农业+社会学专业，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的哲学+社会学+公共管理专业等。值得重视的是，新文科专业并非等于传统专业之间的简单叠加，而是问题导向、需求导向下的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重组与重构。因此，围绕这些新专业，更重要的是在跨学科的视域下科学凝练其核心课程，并构建起以核心课程为基础，以相关课程为支撑的通识课程体系，创新其培养模式，最终目的是使学生得以在看似纷繁的课程体系中形成其"核心竞争力"。

2. 建立跨学科师资队伍

任何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都离不开师资队伍的参与和贡献，所有改革的理念与愿景最终都会通过教师的日常工作而呈现，显然，相比于传统文科，新文科建设在师资队伍上的区别主要在于跨学科师资队伍的支撑。对于高校而言，关键是厘清两个问题：一是教师参与新文科建设的能力问题；二是教师参与新文科建设的意愿问题。为此，需要建立行之有效的激励措施，同时辅之以实体的研究中心或虚体的学术松散联合体，设置一定的申请条件，鼓励教师以课题申请、跨学科学术交流、跨学科教学参与到新文科建设的实践中。同时，还要对跨学科教师资源进行延伸与拓展，一方面要面向产业与行业，建立起人才交流互通的绿色通道，将具备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级行业人才、专家引入到常规师资队伍中；另一方面也要鼓励高校专职教师积极走出高校，进入产业行业挂职、兼职或进行课题项目研究，真正做到既"请进来"又"走出去"。

3. 确立新文科教研评价标准

确立新文科教研评价标准是新文科建设可持续性发展的内在保障。对于教师而言，在评价方式上重点需要改变的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单一学术量化评价标准，在评价主体、评价内容和评价标准上则需要将多学科的专家、多学科的评价体系引入进来。量化评价在学术评价体系中的权威地位是伴随着现代性及其理性主义和计算思维在现代大学制度中的不断渗透而加以巩固的，而传统囿于专业内部的评价系统则是学科部落不断分化所形成的"知识—权力"体系的必然结果。正是由于新文科建设对于开放学科体系的倡导与拥护，决定了以数理量化逻辑为方式、以学科内部规训为标准的传统评价系统不再适用于新形势下的学科发展生态。对于学生而言，重点工作在于确立"能力素养为本"的质量观以及形成多元化的评价机制。新文科建设倡导与产业对接，强调问题导向和情景化教学，而所有的改革，都必须以确立学生"能力素养为本"的质量观为前提，除了专业素养之外，更加注重对于学生信息素养、技术素养、团队合作素养的培育。在评价机制上，要打通校内外评价主体，同时更加注重过程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并重视评价的导向功能。

4. 形成新文科建设的运行模式

无论是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跨学科师资的建立还是教研评价标准的确立，最终目的都是建立一个完善的新文科建设的运行模式，而这个运行模式一定是建立在一个运行主体之上的、包括各种支撑性制度在内的总和。关于新文科建设的运行主体，可以是实体的、拥有自己的学生和专职教师的机构，例如"国家治理学院""乡村建设学院"等，在某一领域组织专业集群，针对性地开展教学与研究。此外，新文科建设的主体也可以是虚体的，例如"人文学部""社会科学学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等，主要的作用一是整合全校资源，集中优势教学力量，在各交叉科目群之间建立共享的通识课程，并组织开展教学；二是以提供跨学科科研项目的方式，为全校教师提供跨学科研究平台。无论选择哪一种运行主体，还必须辅之以完善的支撑性制度，并由学校层面直接进行监督和管理，避免出现空头部门的现象。

四、新文科建设"道"在哪里

新文科建设的开展并非要在传统文科之外"另起炉灶"，而是根植于我国传统文科的发展现状之中，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总体战略规划中的题中之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践行新文科建设的过程中要尽量避免在国内一些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中出现的资源浪费问题，更加可行的做法应是基于整体的国家战略部署，最大化地对现有资源进行优化和重组。基于此，结合我国高校的办学实际，本文提出四种新文科建设模式，希望找到我国高校新文科建设的发展之"道"。

(一) 建立健全国内外跨学科联合学位培养模式

联合学位(Joint degree)发轫于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的实践^[22]，是指学生在两所或多所跨境合作机构学习，在完成合作机构共同规定的学业要求后，由合作机构共同为其授予学位的活动^[23]。联合学位区别于双学位(Double degree)，其培养模式及具体课程由合作机构共同开发认定，学生须分别在合作机构完成较长时间的学习，毕业时由合作机构共同为其授予单一学位证书。

目前，国内的联合学位多存在于跨境研究生教育阶段，并且绝大多数项目集中在硕士学位层次^[24]。针对新文科建设中对于跨学科研究、多学科知识的重视，于国内外不同高校的优势学科之间建立健全跨学科联合学位培养模式是一个很好的着力点。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2019年7月发布了《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办法》指出，"具有学士学位授予权的普通高校之间，可授予全日制本科毕业生联合学士学位。联合学士学位应根据校际合作办学协议，由合作高等学校共同制定联合培养项目和实施方案"。根据文件精神，联合学位培养模式可尝试向本科教育阶段"下移"，这对于培养更具国际竞争力以及跨文化领导力的复合型新文科人才至关重要。目前，国内已有高校开始了相关尝试，例如2020年6月，电子科技大学与西南财经大学联合申报的"金融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联合学士学位项目获批，该项目依托两校的优势学科专业，共同建设人工智能和区块链金融相关的系列跨学科课程，是全国率先实施跨校联合本科学位的创新型项目。未来，有条件的国内高校应当将这一本科培养模式拓展到更多的国外一流大学，更充分地借鉴与利用好不同高校的优势资源践行"新文科"建设。

高校建立健全国内外跨学科联合学位培养模式，有三点值得引起注意：(1)高标准选择合作机构，合作办学机构首先必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等法律和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的基本条件；其次，合作机构开展联合办学的专业必须达到国内优秀水准或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最后，开展联合培养的专业领域之间必须是同时瞄准社会某一需求而互联互补的，以最大化地整合办学各方的比较优势。(2)注重区域联动，辐射区域相同或相近的高校应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与互动，以所辐射区域的特色优势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为基础，共同培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紧缺的复合型人才。(3)突破联合学位的认证问题和法律障碍。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传统、法律政策各有不同，开展跨境联合办学的各方势必要在合作项目的合法性以及学位证书认证等方面进行严谨的调查、沟通与调适，对合作的有效性进行合理评估，以提高合作项目的认可度。

(二) 探索以多学科集群为基础的现代书院制度

2020年4月，国内顶尖高校清华大学宣布将以书院模式落地"强基计划"，除新雅书院外，学校计划新成立日新书院、致理书院、未央书院、探微书院、行健书院，书院负责课程的协调、学生管理，在做好通识教育的基础上，引导和激发学生对某一专业领域的志趣，为国家需要的关键领域培养拔尖人才^[25]。根据相关报道，新成立的5大书院没有学科建设任务，没有研究生培养，也没有组织科研的要求，其成立的唯一目标，就是有效地打破院系之间的壁垒，做好学科交叉^[26]。清华大学的此次改革再次将书院制这一在我国兴起了十余载的本科教学实践探索重新拉回了人们的视线，虽然此次改革与新文科建设并无直接联系，但其为国内高校新文科建设的落地实践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实施路径，那就是构建以多学科集群为基础的现代书院制度。

大学书院制度在我国的实践可追溯到2005年复旦大学的书院制改革，总结我国历经十余年的书院制改革不难发现，大体上这些改革都是在借鉴中国古代传统书院以及英美大学住宿书院的办学精神与组织架构的基础上，通过导师制、通识教育、社团活动等形式，构建一个师生共处的学习与生活共同体。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我国大学可以此为一个新的契机，在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大学书院制度的同时，融入一些新的元素，将新文科建设的精神与内涵注入书院制改革的实践中。针对新文科建设对于前沿导向和需求导向的强调，高校可创造性地设立一些相对小众但前沿的书院，例如新媒体、在线教育等新兴行业急需复合型文科人才的供给，高校可针对性地围绕这些社会需求灵活组建相应的学科群，同时借鉴既有的书院制实践经验，并引入校内校外的双导师制，建立对接社会新型需求、瞄准前沿技术的新型书院。此外，不同高校的书院实践方式不应拘泥于一格，应根据自身服务面向、整体优势以及培养特色，建立各具特色的书院模式，例如在书院的文化培育上，传统的书院制实践更加倾向于古典人文精神的培育，而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书院建设应纳入更多的现代元素，将文化创意、现代技术等包容进书院建设的实践中，从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实际的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模式。

(三) 推动"新文科实验室"建设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2020年工作要点》提出，要"重点支持建设一批文科实验室，促进研究方法和学科交叉融合，引领学术发展"。文科实验室在我国不是新生事物，早在1994年就有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经济学科实验室，但长期以来，因为观念上的偏差，文科生被认为不需要像理工科一样进行专业化的实验技能训练，导致文科实验室建设一直处于滞后不前的状态，在实验室平台资源共享力度、实验室建设智能化水平以及实验技术队伍建设等方面与理工科实验室差距明显，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新文科建设的开展可成为高校文科实验室提档升级的一个重要契机，应鼓励高校以现有文科实验室为基础，创新顶层设计，重构运行模式，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将新文科实验室建设成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与学生能力培养并重的综合性文科训练中心。

推动新文科实验室建设，首先应当充分肯定文科实验室建设的价值。新文科实验室的实质在于架设学科理论与学科实践之间的中介与桥梁，应当定位于学科交叉的孵化载体、人文社科前沿问题的研究站，以及复合型文科人才培养的摇篮。相比于理工科实验室，新文科实验室除了承接科研项目，服务国家、社会、高校发展之外，还不可忽视对于学生的专业技能技术以及学生综合素质的训练，例如创新精神、团队合作能力、沟通能力等方面的培养。其次，受制于人文社会科学自身的性质，文科实验室在数量上显然不可能与理工科实验室相提并论，因此，在新文科实验室的日常运转中，要摆脱传统文科实验室趋同建设、盲目建设的老路，紧密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学科前沿和地域特色，依托高校自身的优势学科，找准定位，凝练方向，将每一个文科实验室打造出自己的核心优势。再次，在新文科实验室的建设主体上，应秉承开放原则，将更多市场主体，例如社会科研机构、企业等纳入实验室建设的谋划运行之中，积极支持校企联合共建共管新文科实验室，积极支持在相关领域拥有丰富从业经验的人员加入实验教学队伍，避免实验室成为"躲进小楼"的自娱自乐式机构。此外，新文科实验室建设更不能忽视与校内外其他各学科实验室的合作，以推进跨学科研究与教学实践的开展。最后，新文科实验室要配套建立相关的硬件设施与特色教学模式。现代技术的运用应当是新文科实验室的核心竞争力，但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技术的运用绝非等同于硬件的堆砌，而要以内涵提升、实现实验室的智能化、科学化运行为主要目的。为此，有条件的高校应充分整合本校既有的计算机资源、网络资源与教育技术资源，以硬件基础设施为动力支撑，通过智能技术、虚拟仿真技术等实现教学过程的智能化，形成包括计算机软件模拟与商业环境模拟等在内的信息化模拟环境教学；通过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等实现管理过程的科学化，建立校内校外实验教学资源的共享平台。

(四) 践行"传统文科+"，助力传统文科转型升级

新文科建设并非要在传统文科之外"另起炉灶"，而是建立在传统文科深厚的积淀之上，并且通过给传统文科"做加法"，用新视角、新范式、新方法来进一步拓展传统文科的外延，进而带动传统文科转型升级。

给传统文科"做加法"，可以有如下几个方向：(1)传统文科+国家战略。国家战略的提出与实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支持，譬如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带来了对于"语言能力+国情研究"的复合型文科人才的需求，传统的外语学科迫切需要重新进行战略定位，在重视语言能力培养之外，拓展社会、历史、文化等通识课程，同时以具体的国别区域为着眼点，增加国别历史文化、国别研究等课程，使学生能够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为国家或跨国组织发挥决策咨询功能。(2)传统文科+现代技术。第四次工业革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冲击着传统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譬如"计算社会科学"的出现标志着以"数据+算法+算力"的智能化决策机制正在成为人类应对不确定性的主要手段之一，这一方面要求传统文科必须拥抱现代技术，通过与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结合和运用，提升自身研究的准确性与科学性。同时，传统文科要利用现代技术加快在线课程、混合课程、虚拟仿真课程等新型课程的建设，并逐步探索文科实验室建设，在建立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人文社会学科新型教育教学方式的同时，培养学生的"数据素养"与"技术素养"^[27]；另一方面，传统文科还要高度重视由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失业、伦理、法律、社会治理等现实问题，在更深层次的人类发展问题上实现与现代技术发展的交汇融合。

可以认为，给传统文科"做加法"，关键的措施在于以科研项目为牵引导向，以教育教学为具体抓手，通过设立跨学科的以国家战略为指向的科研项目，鼓励对于前沿科学技术、先进研究方法的运用，使广大教师、研究人员通过科研实践形成"新文科素养"，最终以多样化的方式落实在教育教学的实践中，使新文科建设回归到培养人的本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