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与人的成长发展固然受到物质力量的决定性作用，但与此同时还受精神力量的共识凝聚、情感激励、目标感召、行为约束等方面的重要影响。骆郁廷教授曾从哲学上对“精神动力”的范畴、形态、结构等进行过深刻且系统的研究，他将精神动力归类为个体精神动力、群体精神动力、民族精神动力三个层次，并划分为精神创造力、精神凝聚力、精神约束力三种形态，其理论观点是分析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动力的重要基础。所谓的精神动力，就是“思想、理论、理想、信念、道德、情感、意志等精神因素对人从事的一切活动及社会发展产生的精神推动力量”^[1]，是主体为了生存和发展，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主要由精神因素激发产生，以精神满足为直接目的，导致主体有目的的行为的精神力量^[2]。这种精神力量的形成发展与作用发挥，源于客观的社会存在与主体的精神需要的双重要求，并通过主体的自觉能动性的发挥而将这种精神力量作用于实践，以达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党无精神不兴。在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精神因素的重要作用，构成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天换地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精神合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凝结着几代人的夙愿和梦想，尤其需要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汲取精神营养, 形成强大的精神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3]，也正是在科学把握精神因素的功能性动力作用的基础上所做出的制度性安排。

“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都是指引和支撑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4]。这一论述深刻彰显了信仰、信念、信心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极端重要性，“共产党人如果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或信仰、理想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5]77。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 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坚信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满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 坚信民族复兴一定能完成。崇高信仰、坚定信念和必胜信心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6]，也正是拥有信仰、信念、信心，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苦难中寻出路、屈辱中谋发展、落后中创辉煌的强大精神动力。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以制度优势保障理想信念、信仰信心的精神支撑作用，助力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

正如邓小平同志曾反复强调的那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7]。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大厦，中国共产党人才能找到正确道路, 突破重重困境并开创美好新时代。在世界发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宏观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要想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更应该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认同，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牢牢掌握精神“定心丸”。

在信仰对象上，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为信仰对象，“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5]77。回顾艰苦卓绝的百年奋斗历史，中国革命能够在大革命惨遭失败后坚持和发展下来，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在被敌人围追堵截的艰难局势下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保存革命火种，中国共产党能够以政治断腕的勇气进行自我革命整顿党风……就是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发展动力，还指出创造社会历史的主体力量是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不仅为中国共产党人带来了黑夜里的曙光，而且为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提供了科学的思想理论武器，还为中国共产党人指明了谋复兴、求解放的科学道路，并帮助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坚定的依靠力量。所以，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置身于革命斗争之中，发动、依靠人民群众完成革命任务。在信仰目的上，中国共产党人树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并非像宗教信仰一样痴迷于个人的原罪救赎或希望死后得以进入天堂，以实现狭隘的个人利益或特殊利益为直接目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希望对外实现民族独立、对内求得人民解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希望对外提高国际地位、对内实现人民富裕；进入新时代，希望对外提升国际话语权、对内实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尽管中国共产党人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任务有所不同，但其根本价值向度在于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民族解放、人民幸福为最直接的精神追求。此外，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追求不是单个人或部分人的解放，而是全人类的解放，最根本的奋斗目标是要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信仰方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8]中国共产党人绝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信仰的教条，而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批判地、实践地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在实践发展中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绝不依靠神的庇佑或绝对精神的力量，而是通过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实践创造，实现个人的幸福、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人类的解放目标。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指导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源于西方，却能在遥远的东方生根开花结果，这不仅仅是因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世界大同、济世救民、辩证思维等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相契合，还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又根据时代特色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化概括，是中国式话语表述，集中体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坚定信念和高度自信，强调既要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又要把崇高远大的信仰转化为具体的信念，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发展好中国的社会主义。

其一，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它既不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是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坚守了中国特色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稳、越走越宽广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道路自信，继续坚定不移走与科学社会主义相一致、与增进人类福祉共命运、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唯一途径。其二，邓小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哪个好？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能够跳出历史周期律，在中西横向比较和古今纵向对比之中彰显了独特优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创造了中国速度、中国高度、中国深度，也为世界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具有自我完善能力，坚持与时俱进，根据时与势的变化发展而不断创新、完善、调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远充满蓬勃生机活力”^[10]。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系统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与重大意义，从13个方面的制度部署擘画“中国之治”的美好前景。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党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它凝结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全部实践探索的集体智慧，也凝结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不懈奋斗历程，还凝结着人类对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成就印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释放出科学理论的强大号召力和感染力，必将把一切积极因素凝聚在一起，成为激励中华儿女团结奋进、开辟未来的精神旗帜。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面临四大危险、四大考验、八大斗争，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成果、理论成果，凝聚共识、汇集力量、形成合力。其四，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11]。深厚的文化基因、优秀的文化传统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与精神世界，提升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困难挑战面前不退缩、有作为的精神支柱，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最深层、最持久的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强调，“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12]。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是“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千百万革命先辈的深切夙愿，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13]，是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阶段性目标，它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接力奋斗、共同奋斗。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胜信心，是民族复兴一定能实现的问题。尽管“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14]。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初心和使命也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矢志奋斗。首先，民族复兴的坚定信心源于中华民族追寻的复兴梦本身是一项正义的、和平的事业。尽管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过帝国主义的压迫、侵略和屠杀，但是历史积怨没有让民族复兴走向民族复仇。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实现强起来的奋斗进程中，始终把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同时又兼顾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思维为世界谋大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所以绝不会陷入西方霸权国家所宣扬的大国崛起强而必霸的“修昔底德陷阱”。其次，民族复兴之所以一定能够实现的根本，在于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与实践上的先进性与革命性，使其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主心骨、顶梁柱、定盘星，中国共产党的“能”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儿女对实现民族复兴的信心，同时这种必胜的信心又反过来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朝向民族复兴的目标前进。再者，硬实力与软实力的整体提升使中华民族离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来越近，中国共产党人更有信心实现民族复兴。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让中国人民从经济上、政治上站了起来；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走到一个新的里程碑；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接近伟大复兴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曾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问题，“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15]。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16]，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重大任务，脱贫攻坚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因为有“更接近”复兴目标的时空定位和“更有能力”实现复兴的综合条件，所以我们“更有信心”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马克思曾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17]3567。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征程的伟大图景，是一个个鲜活的中国共产党人矢志奋斗、接力奋斗的生命展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整体精神形象的彰显，更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精神乐章。展望“十四五”，奋进新征程，依旧要发挥中国共产党人的个体精神、群体精神、民族精神所蕴含的精神动力作用。

马克思说：“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18]一方面，人类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个体精神动力产生的依据。各个阶级救亡图存活动的惨遭失败，使早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比较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现实境遇和历史任务造就了中国共产党人挽救民族危机、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具体精神追求，为着共同的理想与夙愿，无数的仁人志士自觉将个人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连接起来。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现实和实践需要基础之上形成的“革命理想高于天”“人民利益至上”的精神追求成为他们做出是非辨别、价值选择、行为决策的重要尺度，也是支撑中国共产党人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内在精神动力。

马克思认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17]356-357。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中国共产党人就受到现实的触动、理想的感召，无数的革命先烈、英雄人物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精神、斗争精神、革命精神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年代前行的精神动力，他们用生命挽救了民族的命运与前途，用鲜血和生命开创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兴国之要、时代强音，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创新精神、拼搏奋斗精神、开拓进取精神的激励之下开启了富国强民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之旅。其间涌现了“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永做革命螺丝钉”的雷锋、人民公仆焦裕禄、“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铁人”王进喜等榜样典型与先进模范，他们将个人奋斗与国家发展、人民利益紧密联系，彰显的无私奉献精神、为民服务精神、开拓创新精神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表率与精神养料。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协调统筹两个大局、协同推进两种革命的形势与要求之下，中国共产党人向着强国梦奋勇向前、接续奋斗、接力奋斗。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体共产党人守初心、担使命，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勇气，全身心投入民族复兴大业中。追寻“禾下乘凉梦”与“杂交水稻遍布全球梦”的袁隆平，谱写脱贫攻坚青春之歌的黄文秀，教书育人楷模张桂梅等共和国功勋获得者、优秀共产党员、先进模范将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统一起来，铸就了劳模精神、工匠精神、新时代奋斗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成为提升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境界的营养剂。

马克思指出，“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19]。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体精神动力体现在群体的认知、情感、意志所彰显的精神力量，是群体智慧与群体精神的作用彰显。

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体认知动力主要是满足群体的求真需求，以规律性的认识指导合目的性的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规律性认识，集体认知的智慧结晶体现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不仅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根本性问题，还为中国共产党人指明了前进方向，找到了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撑。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体认知还体现在重要关头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以及破除西方国家对我国发展道路的误解、偏见和抹黑，从理论上阐释马克思主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与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人的情感动力是他们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体现的喜怒哀乐等真情实感所产生的精神推动力。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正是民族的劫难、国家的动荡、人民的艰难，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并且触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为民情怀，并将这种责任感与使命感化为前进的动力，也促使个人积极投身于国家发展之中，使个人与国家、民族的联系更加紧密。随着国家的一步步强大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得到极大增强，国家认同感得到极大提升，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深厚的情感与真切的认可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感召力与共情力，激励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而奋斗。此外，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涌现的英雄先烈、光荣典范、榜样先锋，他们的英雄事迹、精神品质让一代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受到精神情感洗礼，成为情感动力的重要来源。

中国共产党人的意志动力是他们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蕴藏的坚忍不拔、乐观向上、顽强拼搏等意志品质，这种坚毅的意志力量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曲折前进、攻坚克难的信心，并驱动着他们朝着共同理想、远大理想而奋斗。革命时期，共产党人随时面临生死考验，支撑他们的是“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视死如归、革命到底的坚定信仰，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意志力。站在结束十年“文革”动荡等重要关口，社会主义中国将要向何处去时，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造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道路意志力。从追求人民解放到实现人民富裕，再到实现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动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为民意志力。中国人民曾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曾落后挨打，尽管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巨大飞跃，但依然尊重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动摇，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和平意志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20]。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蕴含着中华民族深刻而独特的思维方式、道德规范、价值取向、精神气质等。它在塑造中国共产党人的品格，孕育中国共产党人的性格，锻造中国共产党人的气质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维持和支撑中国共产党人在艰难中生存、困难中发展的内在精神力量。

其一，民族精神激发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动力。自古以来中华儿女就崇尚自强、刚毅，“女娲补天”“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等神话故事体现了中国古代对人自身主体能力的重视。这让中华民族在遭遇自然灾害、外族入侵、亡国灭种等种种危机时，都能始终怀揣昂扬向上的奋进心态，坚持不懈寻找出路、谋求发展，这种乐观进取、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激励着一代代人激流勇进、顽强奋斗。也正是这深厚的民族精神培养了中国共产党人顽强乐观、奋发有为的品格与性格，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在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时代，担起民族独立与民族复兴的使命任务，并且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气概与“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政权、建设新社会、建功新时代。

其二，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共产党人的磅礴力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将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进分子团结起来，构成了推动民族复兴的命运共同体。“道不同，不相为谋”，中国共产党人与其他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都坚守着同一个“道”——朝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因此，全民族精诚团结、勠力同心、和衷共济、守望相助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历程的信心和底气所在。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独立自主、倡导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形成了包括农民、工人、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积极政治力量在内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局势与任务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人主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革命统一战线发展为一条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既加强了民族团结，又为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争取了人心、凝聚了力量。

其三，民族精神坚定中国共产党人的必胜信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民族气质与民族风貌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拼搏进取、勇于改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政治品格。毛泽东同志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强调，“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21]。中国共产党人也一定能在实现站起来、富起来之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精神创造力、精神凝聚力、精神约束力是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动力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创造力使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理想一步步变成现实并继续向前推进；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凝聚力将中华儿女的精神力量汇聚到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约束力即党的自我革命在百年奋斗实践中的作用体现，它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初心和使命刻在心里、担在肩上。

“人类的精神创造力不仅表现为能动地反映客观世界, 而且表现为使观念形态的事物满足实践主体的新的需要, 实现主体实践活动的预期目的”^[22]。人们在从现实向理想靠拢的过程中，发挥人的意识、精神等主体因素，创造性地把观念形态的事物变为客观形态的事物，把理想变成现实所形成的巨大精神力量就是精神创造力。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创造力，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念、指导思想、理论体系等在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的过程中，为推动各项事业深入发展，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作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创造力，一方面体现在对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形势、主要矛盾、历史任务等方面的正确认识与规律探索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提供的精神动力。正是基于对三座大山压迫的现实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理想之间的矛盾，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现实与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的理想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现实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间的矛盾的科学判断，中国共产党人确定了各个历史阶段的具体目标与实践方式，向着开天辟地推翻三座大山压迫、改天换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惊天动地实现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创造力还体现在精神力量向物质力量的转换。人们现实状态的有限性、不美好性与未来理想状态的完满性、美好性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差距，为了实现人的发展目的、社会的发展目标，人们总会努力缩小或消除理想与现实之间差距，建党百年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正是由于社会现实的有限性而对美好未来满怀憧憬。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历史是创造性精神与创新性实践相结合的奋斗历程，创造性精神点燃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憧憬，而创造性实践把美好憧憬变成现实。例如，“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找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改革开放的关键一招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科学构建了治国理政的新框架，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四五”规划引领着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正是精神力量向物质力量的转换，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实现了在卑躬屈膝中站起来，在一穷二白中富起来，在挨打受骂中强起来的一步步飞跃，越来越靠近民族复兴。精神创造力带来的物质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生动有力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行”等问题。

个体的精神因素有时候在价值取向、目标追求、方式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甚至是矛盾，在作用发挥上也有力量大小之分、正负之分，最终在作用方式上表现为精神离心力或精神排斥力，而非作用一致、功能向上的精神向心力、精神凝聚力。因此，为了发挥出精神动力更大的推动作用，就需要在共同思想理念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把分散的、多样的、无序的精神力量融汇整合成集中统一的精神力量，形成精神合力。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凝聚力，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人在精神活动过程中，基于指导思想的科学性、使命任务的人民性、目标方向的美好性而把不同个体的涓滴精神力量汇聚在一起，为推动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产生磅礴伟力。

其一，从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来看，科学的、人民的、实践的、不断发展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相统一，思想理论本身的魅力将群众掌握思想与思想掌握群众统一了起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帮助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主要观点、科学方法，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将个人的实践活动置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之中，成为保持团结、形成凝聚力的动力之源。

其二，从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任务来看，初心与使命“既在观念中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指针与精神寄托，又在实践中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遵循与实践向导”^[23]。除了为国家谋富强、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其他的私人利益和特殊利益，所以能够增强人民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能够将一切积极力量协调统一起来，形成足以推翻三座大山、完成三大改造、探索改革开放、开创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精神向心力。

其三，从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作路线来看，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既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又体现了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人赶考的阅卷人，还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形成统一战线开展民主革命，轰轰烈烈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摸着石头过河探索改革开放实践，共同奋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些都是在尊重人民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愿望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集中统一的行动。

社会实践主体的自我反思、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革命的积极精神力量是精神动力重要来源。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在领导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自我革命，促进党组织和党员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如果没有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没有严格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没有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就会丧失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就会丧失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就会严重脱离人民”^[24]。精神约束力是中国共产党人成长发展、保持纯洁的重要精神力量，也是当好主心骨、顶梁柱的重要精神保障。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约束力，一是体现在严于修身的精神自制力上。在百年历史中，我们党以正视问题的政治自觉和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曾三次开展大规模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1950年整风运动、1957—1958年整风运动，以及开展“三反”“五反”等整党运动，通过整党整风运动与党的作风建设，党内的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得到及时纠正，清除了党内的腐败分子，纯洁了党的肌体。中国共产党人还重视党性教育这一“心学”，通过党性教育培养党性、锤炼党性、坚守党性。党的十八大后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纯洁了党群干群关系。党的十九大后加强党员理想信念教育，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深入推进“四史”学习教育，补足共产党人思想上的“钙”，筑成中国共产党人避免精神腐蚀与精神瓦解的精神屏障。二是体现在坚如磐石的精神抵抗力上。百年奋进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等，在各个阶段都面临过资本主义糖衣炮弹等各种柔性包围圈，还得防范其他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侵蚀。中国共产党人以纯洁的党内作风、坚定的理想信念、铁的纪律所展现的精神抵抗力，成功突破精神上的困境和抵制精神上的诱惑。三是体现在攻坚克难的精神战斗力上。马克思曾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5]。正如理论的力量能转化为物质力量一样，精神力量也能转化为物质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自制力、精神抵抗力最终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战斗力。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发挥了精神对于改造现实世界的作用，不畏牺牲、顽强奋斗的革命精神使中国共产党人夺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敢闯敢干的改革开放精神书写了改革开放的伟大篇章，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推进民族复兴由最伟大的梦想一步步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