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1](简称《决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沉淀下来的十条经验，自我革命是其中之一。在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导向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自我革命，加强自身建设，始终保持思想的纯洁和组织的强大，从而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功。中国共产党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自我革命的主要方法，并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可为将来推进自我革命提供重要借鉴。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品格和最大优势，有着深刻的历史、理论及现实逻辑。

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有改造自我的自觉。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声称：“我们与其大声疾呼‘改造政治’，不如大声疾呼‘改造政党’！”^[2]之所以有改造政党的自觉，与陈独秀等人对近代中国政党政治的体察有关。民国初建，在共和思潮影响下，以政党参与选举从而参与政治成为一种风尚，于是“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3]。然而，这些政党良莠不齐，大多“不过一二野心家借政党名目，以为争权夺利之具也”^[4]。如此乱象之下，选举的结果是当选者多为不学之徒、投机倒把者，康有为气愤地将之喻为“众乱政治”“众恶政治”。除了政党为人所恶外，民主共和的另一载体——国会也运行不利，或落入党争窠臼，效率低下，或沦为不懂议事规则的“政治精英”们的打骂场，乌烟瘴气。真可谓“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经历民国初头几年的政党乱象，人们对政党热情逐渐消解甚至心生厌倦。这样的结果是，政党逐渐减少，政治人物遁入思想文化领域，力图启蒙救国。到1919年以后，许多先进分子比如陈独秀等人认识到思想启蒙行不通，再次拾起政治救国的理想。欲谈政治，则避不开谈政党，加之此时苏俄布尔什维主义政党的成功，提供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模范。此种局面下，尽管陈独秀等人对民国初政党感观不佳，但也坚定了组党救国的决心，同时也清醒认识到，自己要组建的政党必须摒弃民国初政党的种种弊端，必须进行积极的自我改造。改造政党便有了自我革命之意。

改造政党如同基因生长于中国共产党的肌体内，但如果要落实到行动中，还需要更持久的动力与勇气，这种动力与勇气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是人的学说，致力于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自己的根本价值追求，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列宁指出：“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5]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它才能跳出政党私利的藩篱，才有了检视自己缺点、改正自己错误的决心，才敢于与党内一切不符合人民利益的言行作斗争。

此外，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百年奋斗历程，成为一支拥有九千多万名党员、近五百万个基层党组织的世界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已经执政70余年，掌握了大量的执政资源，并且取得了骄人的执政业绩。历史悠久，成绩斐然，加之长期执政的地位与掌握的庞大资源，给中国共产党带来荣耀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松懈与惰性，容易使中国共产党出现忽略自身不足、忽略自身问题，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克服执政可能带来的懈怠，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以实现长期执政，需要中国共产党不断回答好、解决好这一问题。一方面是可能陷入执政业绩光环出现松懈，另一方面则是严峻的现实环境带来严峻的挑战。世情、国情的深刻变化下，弱化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纯洁性的因素日益增多。种种因素下，中国共产党正在并将长期面临复杂的“四大考验”及严峻的“四种危险”。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刀刃向内，以刮骨疗伤的勇气和壮士断腕的决心，进行自我革命，淬炼自己，防止祸起萧墙。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克服大党地位及执政多年可能带来的骄矜与惰性，并成功应对复杂尖锐环境带来的考验与危险，永葆先进与青春，为长期执政提供最坚实的组织基础，并以强大的组织力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改造政党、建立新型政党的意识，使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初便能够自省与自我改造，成就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自觉。此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的观点，使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对人民的尊重与敬畏，坚持以人民利益检视自己的不足并加以改进，铸就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勇气和动力。此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理论根据。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与所面临的日益复杂现实环境，使之必须保持清醒与自制，加强自身建设，以应对各种挑战与危险，造就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紧迫性与必然性。此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植根于历史、理论及现实之需，这就促使中国共产党在每个历史时期、在每个重大历史关头，都能刀刃对内，进行自我革命，提高自己的纯洁性、战斗力。在自我革命锻造的坚实组织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才能刀刃向外，与各种强大的敌对势力进行坚决斗争，不断克服革命、建设、改革道路上的障碍与矛盾。自我革命也在长期坚持和实践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1]70，成就中国共产党从其他政党中脱颖而出并取得巨大成功。

反观近代中国最具影响、最有前途的国民党，尽管有类似自我革命的提法，也认识到加强自身建设、改造自我的重要性，但在落实和执行层面，都难以真正实行自我革命。实际上，蒋介石等国民党领导人对国民党存在问题的认识不可谓不深刻，对国民党弊端的批判不可谓不尖锐。蒋介石的日记便充斥着对国民党方方面面问题的反思与改进设想，国民党其他官员也在很多场合忧心忡忡讲到国民党内部的问题并试图给出解决方案，这些都可视作国民党“自我革命”的努力。但反观现实，国民党“自我革命”的理念与举措都成效甚微，甚至不了了之。

当然，国民党内并非没有“反躬自省”之人。1947年3月，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根据“党内同志对于党务革新颇多建议”，国民党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和秘书长吴铁城整理汇编了《党务革新方案》。方案警醒地指出，国民党若不革新，便会丧失未来。方案也抓到了国民党问题所在，即党内官僚资本根深蒂固，形成枝枝蔓蔓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只顾自己利益，枉顾国家、人民利益，应为现时国民党内种种问题负责。于是方案提出，国民党应该从党内开始，彻底清理官僚资本。这说明国民党人已经有了自我革新、痛改前非的决心。然而，这只是部分国民党人的一厢情愿，蒋介石及其他国民党高层并不热衷革新运动。自我革命某种程度上遵循自上而下的路径，需要党内领导人物下决心推进，蒋介石的冷漠导致了这场革新运动的不了了之。进一步说，少数国民党人革新的“一厢情愿”也并非公心驱使。他们之所以发起革新运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自己谋求一定的话语权。他们给出的革新方案也流于空洞，没有切实可行的建议与意见。历史学家傅斯年曾指出，“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6]历史已经证明，国民党言过于行，始终没法做到自我革命，最后自己成了革命的对象。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和最大优势，成就了中国伟大革命实践的成功。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自我革命史。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便有自我革命的实践。共产党地方组织成立后，北京、广州等地组织中有很多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着相同的目标，在实现目标的手段上却大相径庭。思想分歧必然表现为组织冲突，共产党地方组织中常常出现二者龃龉的现象。为此，尽管此时无政府主义者在党内比例不小，已经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毫不手软地将之清理出去，以保证组织的纯洁。中共正式成立后，因为缺乏实际革命的历练，党内因此“常常表现出很幼稚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行动”，一些共产党人“很少懂得党的纪律，一切偏重于感情”^[7]。到中共二大，以严格的纪律和严密的组织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和战斗力成为共识，于是通过了《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提出“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能有革命的愿望而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8]，并对组织纪律做出了严格的规定。

一方面是从组织纪律方面提出具体要求，为共产党改造自我提供依据，另一方面是随着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体察，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任务和性质，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并在此认知引导下决定与资产阶级国民党合作，共同举起反帝反封建国民革命的大旗。到大革命后期，由于对国民党力量认识的不足，因此放松了警惕，不争领导权，由此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抵抗，致使大革命在强大的敌人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1]4。中国共产党被逼上梁山，开始武装反抗国民党。1927年召开八七会议，在承认错误的基础上纠正错误。会议坦诚中国共产党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并从上至下反省了出现失误的原因，指出“过去错误的责任问题，中央的领袖陈独秀同志有许多问题……但此责任应政治局大家来负”。“以后我们党的指导要集体化，不要族长化……我们对此应用党的纪律去与之实行坚决的斗争”^[9]。同时，为了彻底纠错，会议决定自上而下进行组织上的革新，提出从“改组中央政治局”开始，“不仅是讨论过去错误，还应实行改组指导机关”，并对“改造各级党的机关”作出分层部署。以严格纪律改进党的指导，以组织改造除旧布新，自我革命在组织纪律层面得到具体落实。知错而后勇，中国共产党逐渐恢复过来，各地农村根据地也得到蓬勃发展，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显示了强大生命力。然而就在星火渐成燎原之势时，王明、博古等人囿于苏联经验和理论的教条，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自我革命源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坚持。长征途中的湘江战役，博古、李德等人不切实际的错误的军事领导使共产党和红军遭受空前损失，全党上下、全军上下也因此认识到纠错纠偏的必要性。遵义会议适时召开，批判了冒进的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等人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正确的领导带来了革命的生机，红军取得了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从1942年春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广泛深入的延安整风。整风采取学习文件、检查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方法，彻底清除了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使全党获得了空前的团结统一，为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仍然秉持革命的精神，对内自我革命，对外社会革命，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整风整党，解决了建立新中国之后出现的思想松懈、精神散漫等问题，改进了工作作风，纯洁了党的组织。1951年底开始的“三反”运动，也是一场清除党内贪污腐败分子的自我革命。毛泽东为“三反”运动作动员时号召，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揭露党内的一切贪污事件。在不惜刀刃向内、保持廉洁自律的决心下，“三反”运动有力惩治了党员干部违法违纪行为，纯洁了党政干部队伍，尤其是对张子善、刘青山的处理，对当时以至于以后几十年有着较强的震慑作用。

伴随着自我革命的推进，改革开放拉开了帷幕。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纠正了组织、思想、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开启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在激发活力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新的挑战。邓小平曾说：“开放、搞活，必然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对付它，就会走到邪路上去。”^[10]改革开放积极引进世界上先进技术与理念时，很难完全避免泥沙俱下，杜绝其他不良因素随之而来。此外，改革开放也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因为它必然引起利益的重组与思想的多元。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利益交织中保持清醒而不被裹挟，在纷纭复杂的思想图景中保持思想纯洁而不走入歧途，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自我革命精神，加强自身建设，通过整党整风及反贪腐等方式实现组织的自我洁净，通过学习教育等活动提高党员及党员干部思想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通过制度建设为党员及党员干部言行提供规范与准则。

党的十八大以来，自我革命愈显重要，且成效斐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自我革命，加强自身建设，把自己锤炼成为一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此种自觉意识下，十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多举措推进自我革命。一是在作风建设上，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以上率下，巩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整治“四风”，反对特权思想和现象。二是从制度建设上，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建组织监督、民主监督、同级监督、日常管理监督构成的监督网络。着力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现对公职人员监察的全覆盖。三是从队伍纯洁上，坚决进行反腐败斗争。腐败是政党肌体上最大的“脓疮”，不仅有碍于人民对政党的评价，也有损肌体的健康。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采取一系列高频度、高强度的反腐措施，“打虎”“拍蝇”“猎狐”成效卓著，取得了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概言之，十八大以来，正是在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精神的引导下，中国共产党永不自满，永不懈怠，刀刃向内，勇敢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以全面从严治党，淬炼坚强组织。

百年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1]70。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命中纯净了思想、清洁了组织、增强了力量、保持了朝气，“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1]70。

《决议》指出，“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1]70。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从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史看，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党内产生不同意见和倾向时，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解决党内思想矛盾、统一思想的武器。以毛泽东和朱德关于党与枪关系的讨论为例，毛泽东和朱德带兵向赣南闽西开进过程中，在党和枪的关系问题上，产生了思想分歧。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党指挥枪的原则得以确立，不同意见也得以统一。在对这场思想斗争做结论的古田会议上，批评也明确列为党内教育办法之一。当党内出现了错误倾向时，批评与自我批评则发挥纠错纠偏功能，除旧布新，使党走上正确的轨道。在八七会议、遵义会议等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都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实现拨乱反正，否定了错误思想倾向，树立了正确思想的指导。到抗战时期，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实践上进一步成熟，留下了延安整风这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秀范例。实践成熟也体现于制度上。批评与自我批评在1945年中共七大写入了党章，成为了全体党员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新中国成立后，批评与自我批评得到传承和发展。20世纪60年代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充分发挥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继延安整风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另一个范例。对于过去出现的种种问题，毛泽东恳切地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11]毛泽东还告诫全党要批评和自我批评，严厉指出：“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12]296在这次会议上，除了毛泽东，其他中央领导人及与会者都做了诚恳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可惜的是，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尤其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得到正确的运用，没有发挥它应有的功能。

改革开放的开启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复苏与恢复密切相关。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开诚布公，各抒己见，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在不断的讨论与反思中，中央工作会议打破了“两个凡是”方针的束缚，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邓小平指出，“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13]。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3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陈云同志高度评价两次会议的召开，“开得很成功。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增强了团结。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4]。伟大历史转折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序幕，中国由此进入新时期。

批评与自我批评固然重要，但应用于实际工作却并非易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我批评难，相互批评更难。难就难在为人情所困、为利益所惑，怕结怨树敌、怕引火烧身”^[15]。就此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调研时强调，“批评上级怕影响提升，批评同级怕影响感情，批评下级怕影响票情”，民主生活会往往是“对上级放‘礼炮’，对统计放‘哑炮’，对自己放‘空炮’，最后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16]。因此，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重新擦亮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利器，“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防身治病的有力武器，通过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不断洗涤每个党员、干部的思想和灵魂”^[17]。习近平总书记从理论与实践上提出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具体要求，为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指明了方向。

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丰富实践中，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本规则逐渐清晰起来。

首先，从性质上看，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内的思想斗争。对于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方法去解决，党内的矛盾要用思想斗争的方法去解决，而思想斗争使用最经常、最普遍的方法便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既然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意味着批评和自我批评有自己的限度，即在党的领导下在相应的党组织内进行。具体来说，对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组织有意见，向相应党组织提出；对其他党员和党员干部有意见，要当面批评，或在一定党组织中批评；对上级党组织有意见，向上级党组织提出，不能向下级传达；如果发现其他党员不正当行为及危害党的利益的行为，向相当的党组织报告^[18]214。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在组织内进行，就需要反对随便批评、发牢骚、小广播、说闲话、告密等非组织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其次，从内容上看，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指出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上的错误和缺点。前文提及，毛泽东和朱德曾展开了关于党和枪关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但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批评意见偏离了原本的主题，开始指责个人做派和个人生活，流于小事琐事。于是在古田会议决议上，毛泽东同志专门提出，“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19]。张闻天论述领导群众艺术时曾指出，“应该具体指出我们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使我们以后能够更好地领导群众”^[20]。这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着眼于大，着眼于根本，着眼于原则，指出政治、组织和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不要去指摘无关紧要、非原则性的缺点和错误，否则就沦为庸俗化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第三，从目的来看，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为了解决矛盾，统一思想，团结队伍。恩格斯曾在各国工人阶级政党会议上强调，“团结并不排斥相互间的批评。没有这种批评就不可能达到团结。没有批评就不能互相了解，因而也就谈不到团结”^[21]。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为了实现团结。因此，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注意限度，不能为批评而批评，不能夸大错误、乱戴帽子、无可限制批评下去。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讲到了过去党内思想斗争的不足，即“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的”。于是在组织上排除犯错的同志，赶走了陈独秀，还是跌筋斗；中央政治局赶开了李立三，结果六届四中全会也跌筋斗^[22]162。因此，不能图痛快而否定犯错的同志，“要下决心不怕麻烦，下决心和犯过错误的同志合作，要在犯错同志认识和改正错误的原则下与他合作，实现团结^[22]176。

第四，从保障上看，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党内民主做根本保证。刘少奇在回顾建党初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时遗憾指出，当时“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同志间客观地相互商讨问题的作风未形成，粗糙地主观地判断与处理的作风仍然严重存在着”^[18]207。导致此时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产生了一些偏颇，少数同志受到打压排挤，一些人甚至因此脱党。毛泽东也讲过, “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12]293。从历史上看，批评和自我批评进展顺利，并能充分发挥作用，与当时充分的党内民主密切相关。

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命伟大实践中沉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成功经验，批评和自我批评又为自我革命伟大实践提供了最基本的方法。随着自我革命的不断推进，批评和自我批评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古人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23]。自我革命成就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功，也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风华正茂。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前行，中国共产党总结百年历史经验时充分强调自我革命，彰显了继续坚持自我革命的决心和勇气。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及居安思危的自觉，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重要精神支撑。民族复兴任重而道远，中国共产党只有继续传承自我革命的精神与传统，刀刃向内净化组织，练就共产党人的“金刚不坏之身”，才能以昂扬的姿态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