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中获得旅顺、大连租界特权，控制“南满铁路”及其附属地，成立关东都督府、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极力增设领事馆。“日本在南满洲行使行政权范围合计240余方里，包括租借地，即辽东半岛南端224余方里，以及长春以南至关东州的南满铁路干线和安奉、营口、抚顺等各支线的州外附属地16余方里。”^①东北爆发鼠疫后，日本以各领事驻地、“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为据点，对此次瘟疫进行了详细调查，以日本领事馆、满铁、关东都督府、旅顺镇守府等调查为代表，其调查报告最后上报外务省、海军省、大藏省、拓殖局及内阁等机关。目前，日本馆藏相关档案有关东都督府的《鼠疫防疫设施报告书》，满铁的《南满洲铁道关系杂纂/社报》，外务省的《满洲鼠疫病势及预防措施报告》《满洲鼠疫一件/普通防疫设施》《满洲鼠疫流行时各海港检疫之件》《扑灭鼠疫万国会议一件》，海军省的《满洲鼠疫一件》及大藏省发行的《官报》等，均详细记载了东北鼠疫疫情及各国应对措施。

① 關東長官官房文書課編『關東州と滿鐵附屬地』，1925年，1頁。

以往学界关于清末东北大鼠疫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1-7]。然分析既往研究，鲜有利用日俄乃至其他国家档案资料，导致相关研究难以深入。清政府的防疫对策及其效果如何；日俄及其他国家对清政府防疫的态度如何，他们又采取了哪些具体行动；各国围绕防疫事权如何博弈，诸如此类问题仍值得探究。事实上，东北发生鼠疫后，日本不仅详细调查了此次疫情的全过程，还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措施，其目的绝不只是防止疫情在东北蔓延，更主要的是防止鼠疫“祸及”日本本土、“危及”日本人，同时在政治上抢夺东北的防疫主权，在外交上收买人心、促进“中日亲善”，在经济上尽快恢复中日通商、攫取经济利益。本文主要利用日本档案，梳理东北鼠疫发生及蔓延情况，论述日本的全面应对措施，并进一步分析、评述日本的防疫动机和根本目的。

一、中国鼠疫疫情调查

日本主要按鼠疫发生的时间和区域，分别调查了满洲里及其附近地区、哈尔滨及其附近地区、“南满铁路”沿线地区及华北地区疫情，并按天、按周、按月分析和报告了此次鼠疫的全过程。

(一) 满洲里及其附近地区疫情

1910年10月底，满洲里发现鼠疫患者，后鼠疫向中东铁路沿线扎赉诺尔、海拉尔、布哈图等地蔓延^②。这次鼠疫缘起于部分官商贪图暴利，大肆招募苦力捕杀旱獭，鼠疫从“中间宿主”旱獭传染至人体，最后酿成瘟疫肆虐之“惨祸”。“此次鼠疫病毒源自蒙古特产旱獭，旱獭毛皮可加工成贵重兽皮，近年来颇受德国市场欢迎，因此吸引大批当地人及俄国人猎杀旱獭，他们去年(1910)组织大规模狩猎，以满洲里为据点，深入蒙古内地大肆猎杀旱獭，结果有狩猎者染病，实为鼠疫。” ^③这次鼠疫被称为肺鼠疫，病菌直接侵入肺部，使人出现寒热头晕、神色昏迷、咳嗽吐血等症状，潜伏期最长不过10天，短则2—3天发病致死，一旦感染无法治愈，其凶猛程度难以言喻，而且传播速度极快^④。11月9日，日本驻齐齐哈尔副领事藤井贯一郎电告外务省，“自10月下旬满洲里发生鼠疫后，疫情极为猖獗，一时间清国人、俄国人死亡达180人，海拉尔亦发现相同病例，渐次向中东铁路沿线地区蔓延” ^⑤。11月初，扎赉诺尔、扎兰屯、海拉尔、哈尔滨及附近的傅家甸等地发现鼠疫患者。至11月底，满洲里、扎赉诺尔、海拉尔、扎兰屯、杜尔齐哈、布哈图、哈尔滨、傅家甸共确诊486人、死亡468人^⑥。此次鼠疫传播迅速，而且病死率极高，染疫者十有八九死亡。

② 大蔵省印刷局編「満洲里駅ペスト発生」，『官報』1910年11月2日。

③「北満洲ペストノ蔓延状況竝ニ其ノ影響ニ関スル件」，『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一巻』，JACAR，Ref.B12082369600。

④「ペスト予防心得」，『南満洲ペスト1件(1)』，JACAR，Ref.C07090215800。

⑤「斉々哈爾」，『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一巻』，JACAR，Ref.B12082369500。

⑥ 大蔵省印刷局編「滿洲里及附近ペスト状況」，『官報』1910年12月14日。

1910年12月上旬，满洲里及其附近疫情实际上有所减退。“12月初新增患者人数明显减少，傅家甸以外地区未发现新增患者。” ^⑦至12月中旬满洲里仅发现个别患者，当地疫情逐渐结束。如此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则完全可以遏制疫情。然清政府对疫情研判不足，缺少充分防疫准备，导致鼠疫迅速向四周扩散。其时，中俄正围绕傅家甸防疫权进行激烈博弈，俄国要求派遣医生主导当地防疫事务，并且单方面宣布阻断哈尔滨与傅家甸之间的交通，在哈尔滨与傅家甸的中间地带配置哨兵，在两地间交通要道设监视所，排查中国行人^⑧。俄方此举明显侵犯中国主权，引起傅家甸官民强烈反对，当地政府以保护主权为名拒绝俄方要求，并于次年1月奏请东三省总督急派医员防疫。然而，“当地医院拖延1个月仍未建成，在此期间无法开展防疫事务，错失最早防疫时机，导致鼠疫不断向周围扩散” ^⑨。“在西线鼠疫向对青山及齐齐哈尔两地蔓延；在东线从哈尔滨扩散至阿什河、滨州、横道河子等地，渐次蔓延呼兰、海伦、绥化、巴彦等松花江以北内地；在南线不仅侵入双城堡、石头河子、窑门等地，而且向长春以南、乃至满洲全境传播。” ^⑩

⑦ 大蔵省印刷局編「滿洲里及附近ペスト状況」，『官報』1910年12月21日。

⑧「東清鉄道庁頒布ノ哈爾賓市ト傅家甸トノ交通遮断規則ニ関スル件」，『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一巻』，JACAR，Ref.B12082369600。

⑨「当地最近ペスト病状況ニ関スル件」，『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一巻』，JACAR，Ref.B12082369600。

⑩「北満洲ペストノ蔓延状況竝ニ其ノ影響ニ関スル件」，『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一巻』，JACAR，Ref.B12082369600。

(二) 哈尔滨及其附近地区疫情

1910年11月底，傅家甸发现鼠疫患者7人、死亡5人，到12月下旬疫情明显加重，平均每天新增患者10~20人，累计患者数百人^⑪。1911年，傅家甸死亡人数已达上千人。“1月初，傅家甸每天新增患者140人左右，尤其近日疫情极为猖獗，其惨状可谓磬笔难书。傅家甸累计死亡2 341人、哈尔滨累计死亡380人、中东铁路附属地累计死亡531人，中东铁路附属地以外、北满洲内部鼠疫到处蔓延。” ^⑫ 1月下旬临近春节，人流量激增，鼠疫传播速度加快，哈尔滨及傅家甸疫情不断恶化，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川上俊彦电告外务省，“1月份最后一周，哈尔滨平均每天新增患者27人、死亡26人，傅家甸平均每天新增患者157人、死亡150人。哈尔滨累计患者587人、死亡566人，傅家甸累计患者3 570人、死亡3 422人，中东铁路附属地累计患者538人、死亡537人” ^⑬。川上曾记载傅家甸之惨状，“以往热闹非凡的大街小巷现在行人极少，显得格外寂寥，大小店铺大多停业，附近房舍门窗全部封闭，呈现满目凄凉、阴气逼人之光景，平均每天死亡150人以上，不少是整个家族全部染疫死亡，其危险性难以名状” ^⑭

⑪ 大蔵省印刷局編「滿洲里及附近ペスト状況」，『官報』1911年1月10日。

⑫ 大蔵省印刷局編「哈爾賓ニ於ケルペスト状況」，『官報』1911年1月31日。

⑬ 大蔵省印刷局編「哈爾賓及附近ペスト状況」，『官報』1911年2月3日。

⑭「在留本邦人側ノ防疫ニ関スル件」，『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一巻』，JACAR，Ref.B12082369600。。

1911年1月下旬，伍连德在傅家甸厉行交通遮断、火化尸体、检疫消毒等措施^⑮。2月以后，伍连德防疫措施奏效，傅家甸疫情得到控制，单日新增、死亡人数逐渐下降。2月1日至2月7日，哈尔滨新增患者124人、死亡126人，累计患者747人、死亡731人; 傅家甸新增676人、死亡696人，累计患者4 404人、死亡4 356人^⑯。傅家甸平均每天新增、死亡病例已降至100人以内，哈尔滨平均每天新增、死亡病例不足20人，较春节前明显好转。日方也承认傅家甸防疫效果明显，“清国派兵封锁傅家甸，严格执行火葬、消毒后，当地疫情骤减，以往每天死亡150人以上，2月15日后减至40人，哈尔滨四五天前每天死亡20人以上，现在不足5人，形势明显好转” ^⑰。2月中下旬傅家甸疫情持续减退，至3月初接近尾声，其他地区亦明显缓和。“2月下旬，傅家甸仅发现2、3具旧尸体，哈尔滨市内疫情缓和，中东铁路沿线以外地区亦呈现减退的趋势。” ^⑱3月中旬，傅家甸鼠疫彻底结束。3月16日，傅家甸内各区间的交通封锁解除，哈尔滨只有个别新增病例，中东铁路沿线地区疫情基本结束，黑龙江省北部疫情也接近扑灭的状态^⑲。4月初，哈尔滨及其附近地区疫情完全结束。4月4日撤去哈尔滨与傅家甸通道上的俄国监视所，4月8日恢复傅家甸对外交通。截至4月11日，哈尔滨及其附近地区累计患者6 640人、死亡6 639人^⑳。

⑮「傅家甸ニ於ケル防疫施設」，『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一巻』，JACAR，Ref.B12082369600。

⑯「ペスト患者ニ関スル報告ノ件」，『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一巻』，JACAR，Ref.B12082369600。

⑰「在留本邦人側ノ防疫ニ関スル件」，『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一巻』，JACAR，Ref.B12082369700。

⑱ 大蔵省印刷局編「哈爾賓及其他ペスト狀況」，『官報』1911年3月8日。

⑲ 大蔵省印刷局編「哈爾賓及其他ペスト狀況」，『官報』1911年3月28日。

⑳ 大蔵省印刷局編「哈爾賓及附近ペスト週報」，『官報』1911年5月3日。

(三) “南满铁路”沿线地区疫情

1911年前后，鼠疫逐渐向“南满铁路”沿线的长春、奉天、铁岭、大连等地蔓延。日本驻长春领事松原一雄电告外务省，“1910年12月31日，长春附近火车站的火车内发现2名乘客死亡，疑似感染鼠疫，当地政府强制隔离该火车所有乘客” ^㉑。1911年1月3日，奉天城内1名巡警确诊鼠疫，次日在当地卫生医院死亡^㉒。1月5日，大连发现1名从“北满”来的旅客死亡，疑似鼠疫患者^㉓。至1月下旬，“南满铁路”沿线地区疫情迅速恶化，长春平均每天新增患者40~50人，奉天每天新增30人，大连每天新增近10人。至1月26日，满铁沿线各地累计患者731人、死亡468人，附近农村累计患者126人^㉔。2月上旬，长春、奉天等地接近疫情峰值，长春平均每天新增患者超过100人，奉天超过40人。2月12日，长春新增患者达205人^㉕。比较满铁沿线各地疫情，长春尤为惨烈，尤其2月初“每天患者达到100人以上，城外墓地到处堆积着尸体，其惨状难以言表，当地有近3 000人死亡” ^㉖。当地政府为缓和民怨，下令将隔离的苦力全部释放，致使鼠疫患者逃散、疫情迅速恶化。

㉑ 大蔵省印刷局編「長春附近汽車中ペスト嫌疑患者」，『官報』1911年1月6日。

㉒ 大蔵省印刷局編「奉天ペスト患者」，『官報』1911年1月7日。

㉓ 大蔵省印刷局編「锦州駅及高橋甸駅ニ於ケルペスト狀況」，『官報』1911年1月31日。

㉔ 大蔵省印刷局編「關東州及南滿洲鐵道沿線附近ペスト状況」，『官報』1911年1月31日。

㉕ 大蔵省印刷局編「關東州及南滿洲鐵道沿線附近ペスト狀況」，『官報』1911年2月14日。

㉖「長春発東京第48号」，『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二ノ二巻』，JACAR，Ref.B12082371400。

1911年2月中下旬，各地采取严格防疫措施，疫情得到控制，“拐点”即将到来。如“长春重新隔离流浪者和苦力，并采取严格的消毒方法，鼠疫死亡人数呈现减少的倾向” ^㉗。2月底，“关东州”及“南满铁路”沿线各地新增患者减少到100人以内。2月23日“南满铁路”沿线各地新增患者128人(含附属地1人)，至2月28日降至51人(含附属地1人)，单日新增患者减少一半以上^㉘。3月以后，“南满铁路”沿线地区疫情持续减退，3月下旬每天新增患者不到10人，4月以后疫情基本结束。据日本临时防疫部调查，至4月13日“关东州”及“南满铁路”沿线地区累计患者5 841人^㉙。

㉗「長春発東京第60号」，『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二ノ二巻』，JACAR，Ref.B12082371400。

㉘ 大蔵省印刷局編「關東州及南滿洲鐵道沿線附近ペスト状況(内閣)」，『官報』1911年3月2日。

㉙「ペスト患者日别表」，『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乙巻』，JACAR，Ref.B12082374700。

(四) 华北地区疫情

1911年1月中下旬临近春节，关内大量劳工返乡，鼠疫因此从关外扩散到关内，其中烟台疫情尤为严重。“山东各地数万劳工年终从满洲归来之际，鼠疫因此扩散开来，现已蔓延至烟台、德州、章丘、淄川、潍县、长清、胶州、即墨等地。” ^㉚1月13日，烟台首现鼠疫患者，日本驻烟台副领事土谷久米藏电告外务省，“4、5天以前(1月13日)，从满洲返回烟台的旅客，有4、5人染疫死亡，当地政府开始采取预防措施，要求所有从大连来的船客一律从烟台岛上岸，而且必须在岛上隔离观察10天后方可进入市内，然相关防疫设施的完善和实施大概要2、3天” ^㉛。不久，天津、北京、山海关等地也相继发现鼠疫患者。1月21日，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小幡酉吉电告外务省，“几天前天津奥租界发现2名鼠疫患者，其中1人死亡，目前正在调查死因” ^㉜。几天后天津奥租界累计患者达11人，天津城内发现疑似鼠疫患者7人，津南村落也出现疑似病例。不久，北京也发现疑似病例。日本驻北京代理公使本多熊太郎电告外务省，“1月20日晚从奉天来北京的1名苦力疑似感染鼠疫，后送入外国医院确诊鼠疫，另外在北京前门外发现4、5名疑似鼠疫患者” ^㉝。至1月下旬，保定附近及京浦铁路沿线地区相继发现鼠疫患者及死亡病例。

㉚「芝罘発東京第11号」，『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三巻』，JACAR，Ref.B12082372500。

㉛ 大蔵省印刷局編「烟台ニ於ケルペスト狀況」，『官報』1911年1月31日。

㉜ 大蔵省印刷局編「天津ニ於ケルペスト発生」，『官報』1911年1月31日。

㉝ 大蔵省印刷局編「北京ニ於ケルペスト発生」，『官報』1911年1月31日。

1911年2月以后，烟台疫情日益严峻，每天新增患者达数十人。“2月16日至22日，新增患者218人、死亡206人，累计患者573人、死亡556人……本周平均每天新增患者31人，较上周多9人，单日新增患者最多38人、最少17人。” ^㉞至2月底，烟台累计死亡706人，山东各府县共死亡2 219人^㉟。3月中下旬，烟台疫情逐渐减退，每天新增患者四五人。“由于预防消毒见效，加之气候变迁，临近自然的扑灭季节……山东内地没有出现预想的惨状，烟台亦呈现减退的迹象。” ^㊱ 4月以后，烟台疫情渐次结束，山东其他地区疫情也接近扑灭的状态。“4月15日烟台最后发现2名患者死亡，当地累计死亡1 070人，4月27日烟台道台宣告当地为无病地，山东省内检疫所、留验所及其他设施也随之废止。” ^㊲对比山东，京津地区疫情相对缓和。北京较早控制疫情，至2月6日累计16人染疫死亡(含疑似患者5人)，其后鲜有报道死亡病例^㊳。3月下旬天津疫情基本结束，至3月20日累计死亡73人，其他各国租界和附近村落未再出现患者。4月14日，直隶总督宣告鼠疫结束^㊴。

㉞ 大蔵省印刷局編「烟台ペスト週報」，『官報』1911年3月4日。

㉟「芝罘及山东内地ペスト状況報告ノ件」，『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三巻』，JACAR，Ref.B12082372500。

㊱ 大蔵省印刷局編「烟台ペスト週報」，『官報』1911年3月25日。

㊲ 大蔵省印刷局編「烟台ペスト及痘瘡週報」，『官報』1911年5月10日。

㊳ 大蔵省印刷局編「ペスト狀況」，『官報』1911年2月16日。

㊴ 大蔵省印刷局編「直隸省ペスト終熄」，『官報』1911年4月20日。

综上，此次鼠疫从满洲里传至哈尔滨傅家甸，其后蔓延东北全境，并向关外扩散，至1911年4月底完全被扑灭，前后历时6个月，累计死亡五六万人^[6]。据日方调查，“明治四十三、四年之交在南北满洲流行的鼠疫，实为人类有史以来一场大灾厄，其传播区域达六万公里之广，疫死者有四万余人之多” ^㊵。对比各地疫情，以黑吉两省最为严重。“至2月12日，哈尔滨及傅家甸、中东铁路附属地死亡7 029人，加算路旁死者，达到17 000人。铁路沿线以外地区因通讯不便，没有确切情报，但疫情颇为猖獗……前述各都市以外北满洲内部疫死者，保守估算不下于5 000人，而北满所有城市疫死者总数至少达22 000人。” ^㊶吉林省则有22 140人感染鼠疫，其中滨江厅、双城府及长春府均超过3 000人^㊷。

㊵ 関東都督府臨時防疫部編『明治四十三、四年南満洲ペスト流行志』，1912年，序言。按，该统计尚不包括关内地区，如加算关内地区疫死者人数，总数将超过5万人。

㊶「北満洲全体ニ於ケルペスト病死亡者総数ニ関シ報告之件」，『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一巻』，JACAR，Ref.B12082369700。

㊷「吉林省ペスト患者死亡表」，『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一巻』，JACAR，Ref.B12082370100。

二、日本在东北的应对措施

日本在“南满洲”的殖民统治机构相当复杂，除了陆海军机关，还有关东都督府、满铁及领事馆。关东都督府管辖“关东州”租借地及满铁附属地的警察行政，满铁掌管满铁附属地的普通行政，领事馆管辖租借地及满铁附属地以外地区的日本侨民，而满铁附属地的卫生警察事务由关东都督府民政部管辖^㊸。此次鼠疫期间，关东都督府联合满铁成立临时防疫部统一管理“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防疫事务，其他日本领事驻地防疫事务由其领事馆管理。

㊸ 関東都督府臨時防疫部編『明治四十三、四年南満洲ペスト流行志』，45頁。

(一) 哈尔滨及傅家甸地区

为防止鼠疫“殃及”日本侨民，日本领事馆联合居留民会一方面紧急撤离傅家甸等地日侨；另一方面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

满洲里发现鼠疫不久，日本驻齐齐哈尔副领事藤井请示外务省，鉴于齐齐哈尔鼠疫不断蔓延，当地政府防疫措施极为缓慢，是否考虑将日侨撤至适当地区避难。外务省方面支持其紧急撤侨方案，但要求做到妥善保护侨民、提前选择适当地区避难、及时报告当地疫情及俄国领事行动等^㊹。傅家甸疫情急剧恶化后，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川上与日本居留民会会长协议，将傅家甸日侨撤至比较安全的中东铁路附属地，得到俄方的许可。1910年11月17日至18日，日方将107名日侨迁移至哈尔滨埠头区的日侨公会堂、学校教室及俱乐部避难，另外8名日侨迁至郊区，此次撤侨人数占傅家甸日侨总数(169人)的68%，迁移及避难期间的各种费用由日侨承担^㊺。鼠疫向南蔓延后，长春、吉林、铁岭等地日侨也开始撤离。例如在长春，12月初，日本居留民会召开会议，决定成立防疫委员会，负责消毒、撤侨、救助贫民等事宜^㊻。次年1月初，长春城内日侨开始撤离，至1月底有22户100名日侨迁到附属地，三井、正金等会社亦迁往附属地^㊼。

㊹「在长春松原領事宛第四十号」，『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一巻』，JACAR，Ref.B12082369500。

㊺「在留本邦人側ノ防疫ニ関スル件」，『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一巻』，JACAR，Ref.B12082369600。

㊻「在留本邦人ノ防疫状態ニ関シ報告ノ件」，『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一巻』，JACAR，Ref.B12082370100。

㊼「長春発東京第24号」，『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二ノ二巻』，JACAR，Ref.B12082371400。

傅家甸发生鼠疫后，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立即委派居留民会，向当地日侨发放“大清洁法”防疫规则，派遣警察、医生检查日侨实行“大清洁法”情况；向居留民会发放除鼠药，分发抗血清、疫苗及其他预防药剂，要求日侨接种疫苗或注射抗血清；采取紧急隔离措施，关闭所有日式餐馆、旅馆，避免与中国鼠疫病患接触^㊽。这些措施起到了一定效果，至1911年1月底当地只有2名日侨染疫死亡。哈尔滨疫情加重后，日本领事馆宣布禁止中国人进入日式饭店、旅馆，严禁日本艺妓、女服务员外宿，哈尔滨日侨学校停课，防止学生接触鼠疫患者^㊾。1月底，哈尔滨埠头区2名日本女服务员确诊鼠疫，日本领事馆立即隔离密接者，厉行健康诊断和消毒措施，关闭所有日式餐馆，派遣检疫医生对所有经营者进行健康诊断，每户日侨实行“清洁消毒法”。事实证明，隔离、检疫、消毒等措施很快奏效，此后未发现日侨染疫^㊿。2月初，日本领事馆收到东京传染病研究所的抗血清、疫苗及其他预防药剂后，联合居留民会对哈尔滨、傅家甸日侨实行预防接种。日本领事馆还联合日侨成立防疫委员会，实现“官民协力防疫”，由有权势的日侨及医生担任委员，居留民会会长担任会长，哈尔滨总领事馆警察署长担任执行部长，居留民会理事、医生及领事馆医生担任部员，在部长的指挥监督下厉行隔离、消毒、检疫等措施。

㊽「哈爾賓市内本邦人酌婦中ペスト患者発生ニ関スル件」，『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一巻』，JACAR，Ref.B12082369600。

㊾「在留本邦人側ノ防疫ニ関スル件(第二)」，『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一巻』，JACAR，Ref.B12082369700。

㊿「哈爾賓市内本邦人酌婦中ペスト患者発生ニ関スル件」，『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一巻』，JACAR，Ref.B12082369600。

「在留本邦人側ノ防疫ニ関スル件(第二)」，『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一巻』，JACAR，Ref.B12082369700。

「在留本邦人側ノ防疫ニ関スル件(第二)」，『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一巻』，JACAR，Ref.B12082369700。

日本领事馆除了在傅家甸、哈尔滨采取防疫措施外，还在长春、“间岛”、吉林、奉天、安东、牛庄、辽阳、新民屯、铁岭、北京、天津、烟台等领事驻地采取了一定的防疫举措。如在“间岛”，日本驻“间岛”总领事永泷久吉提出，“禁止图们江沿岸清国劳工进入，禁止输入旧棉花、旧衣服等货物，由朝鲜会宁宪兵队严格封锁，要求吉林及宁古塔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对间岛至会宁、庆兴的往来马车及车夫厉行检疫” 。在北京，日本公使馆成立防疫委员会，厉行清洁法、除鼠法、健康诊断等措施，通过外务省购得疫苗、抗血清及其他预防药剂，要求公使馆官员及日侨一律实行预防接种。综上，日本领事馆主要通过撤侨、检疫、隔离、消毒、预防接种等措施，防止鼠疫“危及”其侨民。

「間島発外務省第三号」，『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一巻』，JACAR，Ref.B12082370000。

「日本公使館ノ防疫」，『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三巻』，JACAR，Ref.B12082372300。

(二) 满铁附属地及关东州

日俄战争后，日本将“南满”视为重要“势力范围”，成为其“经营”东北乃至整个中国的“大本营”，因此非常重视“南满”的防疫，不惜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采取全面应对措施，严防鼠疫蔓延至满铁附属地及“关东州”。

1.成立统一的防疫管理机构

东北发生鼠疫伊始，日本关东都督府和满铁随即着手防疫准备事宜。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小池张造认为，“附属地防疫事务应由关东都督府及满铁掌管，急需派遣医生开展防疫事务” 。1910年12月初，关东都督府提出，尽快成立统一管理机构，统辖“南满”防疫事务。其后，日本高层也提出加强“南满”相关官厅与会社间的联络，采取统一防疫措施，举全力扑灭鼠疫。次年1月16日，关东都督府联合满铁在大连民政署内设置临时防疫事务所，以加强对“南满洲”鼠疫的预防和监管。1月20日，关东都督府委派民政长官白仁武负责指挥防疫事务。1月28日，日本防疫部门与满铁协议在拓殖局内设置临时防疫系，并决定将临时防疫事务所从大连迁到奉天，改称临时防疫本部，事务所建在警务署内。防疫本部成立防疫委员会，由关东都督府警务总长担任委员长，关东都督府官员、满铁社员及日本驻华领事担任委员；设置监视员，统一监管“南满”各地防疫事务；设置旅顺、大连、营口、辽阳、奉天、铁岭、长春、安东等防疫支部，各支部设有检疫科、治疗科、除鼠科、隔离科、消毒科等，由民政署长或警务署长担任支部长，在民政署或警务署管辖区内设置办事处，支部委员选自都督府官员、满铁社员及满铁附属地与领事馆管辖区内有势力的日本居留民。各支部及办事处配备检疫医生，负责巡查当地卫生状况、对中国苦力实行健康诊断。

「奉天発外務省第1号」，『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二ノ一巻』，JACAR，Ref.B12082370900。

「関東州及南滿洲鐵道附属地ニ於ケル防疫措置」，『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甲巻』，JACAR，Ref.B12082373500。

「南滿洲ニ於ケルペスト」，『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甲巻』，JACAR，Ref.B12082373500。

「白仁民政長官発大島関東都督」，『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甲巻』，JACAR，Ref.B12082373500。

「ペスト防疫施設報告書其五」，『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甲巻』，JACAR，Ref.B12082373900。

「南滿洲ニ於ケルペスト」，『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甲巻』，JACAR，Ref.B12082373700。

2.封锁满铁附属地及“关东州”

疫情向南蔓延后，长春、公主岭、四平街、昌图、开原、铁岭、奉天、抚顺、本溪湖、辽阳、营口、海城、安东等附属地驱赶中国流浪者，并设置监视所、检疫所，要求进出附属地者厉行检疫和消毒。如长春附属地边界建造8处检疫所，制定《检疫所办事员须知事项》，规定禁止普通中国人进入附属地；派遣检疫医生对进出附属地人员进行按诊或望诊，发现疑似鼠疫患者立即送往隔离所收容；禁止普通马车、人力车进出附属地。公主岭附属地颁行《交通管理方法》，禁止所有中国人进入附属地(雇佣的中国人除外)；附属地旅馆禁止中国人投宿；派警察、调查员巡查，严格搜查外来中国旅客；在附属地边界设置监视所、望诊所；派遣骑兵队封锁交通，严防中国旅客，尤其防止“北满”苦力进入附属地。开原附属地周围架设铁丝网，建造12处监视所，配置警察、宪兵防守，严格管理进出附属地者，禁止“北满”苦力进入附属地。另外，在出入口设置消毒所，配置警察及消毒人员，对进出的运货马车及普通旅行者进行消毒。直至1911年4月14日，疫情彻底结束后，日方才撤掉开原附属地周围的铁丝网和监视所。

「ペスト防疫施設報告書其五」，『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甲巻』，JACAR，Ref.B12082373900。

「ペスト防疫施設報告書其四」，『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甲巻』，JACAR，Ref.B12082373900。

「ペスト防疫施設報告書其五」，『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甲巻』，JACAR，Ref.B12082373900。

“关东州”方面，为防止“北满”苦力徒步南下，关东都督府设置南北两道封锁线：在“关东州”最北端的普兰店设置一道封锁线、建造监视哨、派遣40名官兵防守，在金州地峡设置另一道封锁线、建造监视哨、派遣40名官兵防守。此外，在旅顺背面设置一道封锁线、建造监视哨、派遣53名官兵防守，严防徒步南下者进入。1911年2月底，大连、旅顺防疫支部为加强海上防疫，在沿岸建造监视所，配备巡查、巡捕及壮丁，严格监管进出港船舶，外来船舶必须在指定场所停泊1周以上，驶往鼠疫流行地的船舶必须向支部长报告、批准，严禁健康状况异常的船员、乘客登岸。其后，金州、普兰店、貔子窝防疫办事处为加强沿岸防疫，建造40余处监视所，配置巡查、巡捕及壮丁，严格管理进出港船舶，至3月底共对588艘进出港及停泊的船舶实行检疫和消毒。3月中旬，旅顺、大连民政署发布告示，发现、报告鼠疫患者或疫死者尸体及擅闯水陆交通封锁线者，防疫机构奖励其10元。3月底，大连、旅顺防疫支部决定开始实行“沿海警逻检疫”，派遣巡查和检疫人员，从长山列岛、貔子窝沿海到大连支部、旅顺支部及各防疫办事处辖区沿海开展警逻检疫。

「南滿洲ニ於ケルペスト予防措置概要」，『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甲巻』，JACAR，Ref.B12082373800。

「ペスト防疫施設報告書其十四」，『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乙巻』，JACAR，Ref.B12082374700。

「ペスト防疫施設報告書其十七」，『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乙巻』，JACAR，Ref.B12082374900。

「ペスト防疫施設報告書其十五」，『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乙巻』，JACAR，Ref.B12082374800。

「ペスト防疫施設報告書其十七」，『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乙巻』，JACAR，Ref.B12082374800。

3.实行紧急隔离措施

1910年12月，日本开始在“南满铁路”沿线各地建造临时隔离病房，在列车上发现患者时，立即送往隔离病房收容。次年1月初，日本在长春、奉天、营口、大连等地建造大型隔离所，长春隔离所可收容数千人，用于隔离从“北满”南下的中国旅客，奉天、营口、大连等地隔离所可收容上千人。不久，日本又将大房身的兵营改建为隔离所，可收容两三千人，用于隔离中国三等旅客。1月中旬，安奉铁路、“南满铁路”沿线地区开始建造临时隔离所，用于收容列车上的鼠疫患者及其接触者。随着隔离设施的完善，关东都督府发出命令，要求从鼠疫流行地出发或经过的旅客及其密接者，必须在隔离所隔离7天以上。满铁方面也发出通告，禁止输送一定区间的列车乘客，要求其他南下乘客必须在隔离所隔离一定时间，严防鼠疫传播。3月初，长春、奉天、营口等防疫支部印刷数千册汉译宣传册，介绍隔离所设备及经营状况，减少隔离人员的误解和谣言。此次鼠疫期间，日本建有长春、范家屯、公主岭、四平街、双庙子、昌图、开原、铁岭、新台子、奉天、抚顺、石桥子、火连寨、本溪湖、桥头、下马塘、草河口、秋木庄、旧鸡冠山、鸡冠山、安东县、烟台(辽宁)、辽阳、汤岗子、海城、他山、大石桥、营口、太平山、盖平、熊岳城、大房身、瓦房店、南山、谭家屯、滨町、旅顺等数十处停留所、隔离所及隔离病舍，总共可收容21 025人。经统计，1月7日各隔离所累计隔离2 885人，至2月15日累计隔离3 780人，至3月5日累计隔离4 256人。

「南滿洲ニ関スル防疫措置」，『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甲巻』，JACAR，Ref.B12082373500。

「南滿洲ニ於ケルペスト予防措置概要」，『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甲巻』，JACAR，Ref.B12082373800。

「南滿洲ニ於ケルペスト」，『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甲巻』，JACAR，Ref.B12082373700。

「ペスト防疫施設報告書其一」，『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甲巻』，JACAR，Ref.B12082373500。

「ペスト防疫施設報告書其十七」，『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乙巻』，JACAR，Ref.B12082374800。

関東都督府臨時防疫部編『明治四十三、四年南満洲ペスト流行志』，170頁。

「ペスト防疫施設報告書其十二」，『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乙巻』，JACAR，Ref.B12082374500。

4.加强水陆交通检疫

铁路交通方面，日方制定《列车检疫条例》《进入列车实行检疫条例》，派遣医生和警察对进出站列车实施检疫，或者派遣检疫医生直接进入列车车厢，对中国三等旅客进行健康诊查、体温查验，发现鼠疫患者立即隔离。1910年11月25日，满铁在长春、奉天、瓦房店3站各配置2名检疫医生，进入长春到昌图、铁岭到辽阳、瓦房店到大连的列车车厢，对中国三等旅客实行“车内诊查”，发现鼠疫患者立即送往隔离所收容。12月底，部分列车车厢发现鼠疫患者后，满铁不仅加强车厢内部检疫，还在各车站厉行检疫。次年1月8日，旅顺、大连、瓦房店、大石桥、辽阳、奉天、铁岭、公主岭、长春等车站开始实行检疫。1月12日，千金寨、开原、昌图、四平街、孟家屯、本溪湖、草河口、沙河镇等车站开始实行检疫。1月21日，金州、普兰店等车站开始实行检疫。2月11日，大房身车站开始实行检疫。满铁不仅厉行列车检疫，还加强铁路运输管控。“南满铁路”各站禁止输送中国、朝鲜三等乘客，严禁输送粗布、旧棉、旧衣、牛骨、皮毛等有传播疫病风险的物品。安奉线各站禁止输送中国、朝鲜二三等乘客，中国乘客购买一、二等车票必须得到站长批准。至疫情减缓后，满铁规定在隔离所隔离一定时间的乘客可自由购买车票，但中国三等乘客仍须乘坐“专列” 。

「南滿洲ニ於ケルペスト予防措置概要」，『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甲巻』，JACAR，Ref.B12082373800。

関東都督府臨時防疫部編『明治四十三、四年南満洲ペスト流行志』，74頁。

「南滿洲ニ於ケルペスト」，『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甲巻』，JACAR，Ref.B12082373800。

「ペスト防疫施設報告書其十二」，『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乙巻』，JACAR，Ref.B12082374500。

水路交通方面，对进出港口船舶及乘客、货物等厉行检疫。1911年1月中旬，关东都督府发布《出港船舶检疫规则》，规定从“关东州”往日本(包括经过朝鲜)的出港船舶、船客及货物一律实行检疫。关东都督府还在大连及旅顺设置“大健康诊断所”，要求从“南满洲”及旅大租借地驶往各国的船舶及货物厉行消毒，禁止运输有传播疫病风险的货物，所有船员、乘客实行健康诊断。2月中旬，鼠疫蔓延至关内后，关东都督府发布“入港船舶检疫规则”，规定从山东省及渤海沿岸各地驶往大连或旅顺的船舶在指定场所停泊、卸货，船员、乘客及货物一律实行检疫和消毒，乘客必须隔离7天并持有健康证明后在指定场所登岸，船员非特殊情况禁止登岸，旅顺港禁止从鼠疫流行地来的船客或疑似鼠疫患者登岸。3月初，关东都督府又发布《入港船舶取缔规则》，规定从鼠疫流行地来的船舶必须在指定场所卸货、停泊，隔离1周以上并经警察批准后的船员和乘客在指定地点登岸，违反者处于200元以下罚款或拘留。此外，大连、旅顺、金州、貔子窝、普兰店等民政署在沿岸设置船舶监视所，配置警察、官员及壮丁，严格监管从山东及渤海沿岸各地来的中式帆船。

「ペスト防疫施設報告書其二」，『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甲巻』，JACAR，Ref.B12082373500。

「南滿洲ニ於ケルペスト」，『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甲巻』，JACAR，Ref.B12082373800。

「ペスト防疫施設報告書其十一」，『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乙巻』，JACAR，Ref.B12082374700。

「ペスト防疫施設報告書其十三」，『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乙巻』，JACAR，Ref.B12082374600。

関東都督府臨時防疫部編『明治四十三、四年南満洲ペスト流行志』，109頁。

日方不仅加强水陆交通检疫，还在满铁附属地及“关东州”实行“按户查疫”。日方认为，此次鼠疫主要在“北满”南下苦力之间流行，遂联合其警察官员、医生、医务助手成立“检病班”，重点排查“下等支那客栈”“支那贫民窟”等处，每日进行数次“按户查疫”，及时发现鼠疫患者。从1911年1月至同年4月，实行“按户查疫”总人数达8 850 150人，其中发现鼠疫患者172人，其他传染病患者及普通疾病患者32 460人。

関東都督府臨時防疫部編『明治四十三、四年南満洲ペスト流行志』，197頁。

5.奖励除鼠

日本医学界泰斗、著名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考察东北疫情时发表演说，“今日之鼠疫安知其不流行于鼠类间，复由鼠类而传及人身，其害靡所底止，今日者乘此鼠类间鼠疫未流行之际，对于扑灭鼠类之事项，仍不能稍用其懈怠，须十分注意以冀杜绝其病源” 。对此，关东都督府、满铁、日本领事馆联合清政府在“南满”奖励除鼠。1911年1月初，关东都督府规定“关东州”、满铁附属地及大连在港船舶奖励捕鼠，并将其送往大连民政署进行细菌检验。同时在海城、瓦房店、大石桥、辽阳、奉天、铁岭、公主岭、长春等地配置捕鼠器、灭鼠剂。1月14日，关东都督府制定奖励捕鼠条例，明确奖励标准，即捕鼠1只奖励3钱或5钱，部分地区采取抽签奖励制，一等奖励100元，其余奖励2元。不久，大连、旅顺、奉天、长春、辽阳、大石桥、瓦房店、海城、铁岭、公主岭、四平街、昌图、盖平、熊岳城、柳树屯等地实行奖励捕鼠政策，捕鼠1只奖励5钱。至1月31日，大连民政署共对12 941只鼠进行细菌检验，未发现有菌鼠。2月初，满铁从日本聘请专业防疫人员，联合中国防疫人员成立捕鼠队及消毒班，厉行除鼠，执行除鼠的消毒方法和清洁方法，并对鼠疫患者、死者房屋、器具、物件等进行消毒。从1911年1月至同年4月，满铁附属地及“关东州”共计除鼠70 556只，其中购鼠36 437只，进行细菌检验鼠35 225只。

「ペストニ関スル北里医学博士講話笔記」，『公文備考医事巻91』，JACAR，Ref.C07090215800。

「南滿洲ニ於ケルペスト」，『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甲巻』，JACAR，Ref.B12082373700。

「南滿洲ニ於ケルペスト予防措置概要」，『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甲巻』，JACAR，Ref.B12082373800。

「ペスト防疫施設報告書其五」，『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甲巻』，JACAR，Ref.B12082373900。

関東都督府臨時防疫部編『明治四十三、四年南満洲ペスト流行志』，104頁。

三、日本在朝鲜及本土的防疫措施

“目前东北各地发生鼠疫，因为朝鲜与满洲接壤、陆海交通频繁，疫病极有可能传入朝鲜，疫病一旦传入、扩散，不仅毒害整个朝鲜，还有殃及日本本土的危险。” 鉴于此，日本不仅在东北采取应对措施，还在朝鲜及本土采取防疫措施。

「朝鮮ニ於ケル防疫方法ニ関スル件」，『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一巻』，JACAR，Ref.B12082370200。

(一) 朝鲜方面防疫措施

东北发生鼠疫不久，朝鲜总督府随即制定防疫办法，禁止“满洲”和其他鼠疫流行地的粗布、旧棉布、旧衣类、旧纸类、旧皮革类、旧羽毛类、陈年谷物及其他有传播疫病风险的物品输入朝鲜；新义州、平壤等主要车站列车一律实行检疫；进入新义州、仁川、木浦、群山、釜山、镇南浦、元山、清津、城津等港口的船舶一律实行检疫，并开展消毒、除鼠等措施；从“满洲”来的普通旅客必须在指定场所隔离后方可入境；新义州海关分署管内龙岩浦海关办事处、四幕海关监所北下洞海关办事处及义州海关监视署中止办理普通进口手续，禁止鼠疫流行地来的旅客登岸；奖励除鼠，尤其在京城、平壤、釜山、新义州、仁川等地收购鼠类；除以上防疫方法外，还可采取一些临时措施，以期扑灭鼠疫、防止其扩散。朝鲜总督府欲通过隔离、检疫、除鼠等措施，严防鼠疫蔓延至朝鲜境内。

「朝鮮ニ於ケル防疫方法ニ関スル件」，『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一巻』，JACAR，Ref.B12082370200。

东北疫情加剧后，日本将防疫重心放在中朝边境地区。1911年1月18日，平安北道警察部长发出预防鼠疫通知，来朝鲜的中国人一律实行健康诊断，在特定场所隔离3天并获得当地政府颁发的通行证后方可入境，从中国来的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人也要隔离3天。然而当地隔离设施并不完善，新义州只是将旅馆改为隔离所，隔离费用全由隔离人员自行承担。1月底，新义州海关中止办理出入境事宜，禁止从鼠疫流行地来的旅客登岸。日本还加强对进口商品的防疫监管。2月3日，朝鲜总督府发布通告，从东北、华北等鼠疫流行地来的船舶必须在朝鲜各海关停船10天并接受强制检疫，禁止从鼠疫流行地输入有传播疫病风险的物品，其他食品或原料品必须经过充分消毒才能输入。不久，朝鲜总督府还发布加强消毒措施的通告。检疫人员、旅客及其他密接者必须进行药液消毒，从鼠疫流行地来的、在新义州等隔离所的隔离人员被服一律进行药液消毒；政府机关等入口处放置靴底消毒盆；对所有海陆输入货品进行药液消毒；货物中混入毙鼠或有鼠类侵袭形迹者必须消毒。

「ペスト防疫施設報告書其二」，『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甲巻』，JACAR，Ref.B12082373500。

「ペスト防疫施設報告書其五」，『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甲巻』，JACAR，Ref.B12082373900。

「ペスト防疫施設報告書其六」，『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甲巻』，JACAR，Ref.B12082373900。

「ペスト防疫施設報告書其十三」，『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乙巻』，JACAR，Ref.B12082374600。

1911年2月27日，朝鲜总督府举行防疫会议，鉴于东北疫情日益严重，决定采取新的防疫办法：禁止健康异常的中国人入境，中国雇工得到朝鲜总督府批准，在隔离一定时间且健康正常者方可入境；从鼠疫流行地或来路不明者，途经鸭绿江、图们江时必须隔离7天以上，其他远离鼠疫流行地者必须持有健康证明方可入境；从旅顺、大连、胶州湾来的船舶，其船员、乘客必须接受检疫，持有健康证明后方可登岸，但小型帆船、中式帆船到港后必须停泊10天进行隔离；从旅顺、大连、胶州湾到日本、途经釜山及其他各港者，必须进行健康诊断，健康正常者方可上陆，从其他地区来的旅客必须隔离7天以上；小型帆船、中式帆船等停泊后，必须对其船员进行健康诊断，未发现疑似感染者时，才能允许其卸载货物，其船员和苦力采取统一管理办法；禁止输入有传播疫病风险之物品，输入其他货物时必须厉行灭鼠后方可卸载货物，同鼠疫患者接触或有鼠类侵袭痕迹的货物必须充分消毒；从新义州到安东县者必须当天返回，滞留者须持有当地警察签发的证明方可通行，强制隔离疑似接近鼠疫流行地者。由此可见，防疫新办法更为严格、详尽，主要通过隔离、检疫、交通管制、消毒、除鼠等方式严格管控从中国疫区来的船舶、旅客及货物，严格限制朝鲜人员出境，强制隔离密接者。

「朝鮮ニ於ケルペスト防疫措置」，『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乙巻』，JACAR，Ref.B12082374300。

朝鲜总督府还谋求与清政府合作，在中朝边境加强联合防疫。1911年3月初，朝鲜总督府举行防疫评议委员会，协议中朝边境联合防疫事项，决定在龙岩浦成立共同防疫部、制定防疫细则、配置警备船、双方协定禁运品等事项。具体办法是：“日清共管进出鸭绿江之船舶；从鼠疫流行地来的船舶在多狮岛或大东沟进行检疫、消毒；大东沟检疫由清国海关长监督，多狮岛检疫由新义州海关长监督；两国检疫人员乘坐检疫船加强对鸭绿江整个流域的监管；严禁搭载鼠疫患者或疑似鼠疫患者的船只航行；严禁运输有传播疫病风险之物品，禁运品管理参照两国相关规定；两国承担同等防疫费用。” 3月18日，中日两国在鸭绿江流域开启联合防疫。大东沟海关方面，要求沿鸭绿江溯流航行的船舶、沿海一带来的船舶、鼠疫流行地及其他疑似病源地来的船舶一律进行检疫，聘请1名日本医生担任检疫医生，至4月初共对483艘中式帆船进行检疫。朝鲜总督府则加强鸭绿江沿岸防疫监管，设置大量监视哨，派宪兵、警察封锁沿江流域，严格查验入境的中国旅客。朝鲜总督府设置监视哨，实行交通遮断，一度引起中国官民的“误解”，认为此举是“开战的前兆”，日方则解释为“朝鲜目前不得已采取的防疫办法” 。直到4月鼠疫临近结束之际，朝鲜总督府仍在中朝边境实行严格的检疫制度，而且出现歧视中国民众之行为。“近来满洲鼠疫已近扑灭，各地关闭防疫局、恢复交通，此时朝鲜方面仍然执行严格的检疫制度，而且明显区别对待满鲜人，朝鲜人可以随便出入境，而清国人必须厉行检疫，此前从间岛来到会宁的清国人遭受当地监视员非法殴打、虐待等不公平对待。” 嗣后，日本驻“间岛”总领事永泷认为此举“影响中日感情”“妨碍中日通商”，遂提出适当缓和检疫措施，允许健康无异常的中国人入境。

「ペスト防疫施設報告書其十四」，『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乙巻』，JACAR，Ref.B12082374700。

「ペスト防疫施設報告書其二十」，『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乙巻』，JACAR，Ref.B12082374900。

「ペスト防疫施設報告書其十八」，『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乙巻』，JACAR，Ref.B12082374900。

「国境防疫ニ対スル清国官民感想ノ件」，『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乙巻』，JACAR，Ref.B12082374300。

「清国人ノ朝鲜入境ニ関スル件」，『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一巻』，JACAR，Ref.B12082370000。

(二) 日本本土防疫措施

日本在历史上也是鼠疫多发国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就连续发生两次较大规模的鼠疫：一次是1899年鼠疫，神户、广岛最先发现鼠疫病例，其后蔓延至东京、大阪、神奈川、静冈、和歌山等地，累计鼠疫患者230人、死亡198人；另一次是1904年鼠疫，神户、大阪、东京、山口等地最先发现鼠疫患者，之后扩散至千叶、香川、和歌山、广岛、德岛、福冈、长崎、爱媛、奈良、福井、长野等地，累计鼠疫患者791人、死亡600人。为扑灭鼠疫，日本政府曾制定各种防疫规则、检疫规则、隔离规则等。东北发生大鼠疫后，日本国内也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措施。一方面，日本严格管控入境船舶、乘客及进口商品，要求“外来船舶一律在横滨、神户、门司、长崎、口之津、函馆、唐津、住之江、鹿儿岛、那霸等海港进行检疫，必须实行消毒、隔离、驱除鼠类等措施；禁止从清国各港口、香港、印度等地输入粗布、旧棉布、旧衣类、旧纸类、旧皮革、旧羽毛、旧草席、旧麻袋等有传播疫病风险之物品；卸货码头及其附近必须保持清洁，从鼠疫流行地来的随船搬运工及其他劳工必须进行健康诊断” 。另一方面，日本加强本土各种防疫措施，防止鼠疫蔓延。“此际应采取预防鼠疫方面的必要手段，严厉处罚不履行防疫职责之官员；随时派员考察各地疫情，对各地预防鼠疫进行指导监督；发现鼠疫患者或病鼠、毙鼠时，立即送往指定医院，相关物品一律实行严格消毒；鼠疫发生地实行交通遮断，当地居民必须隔离一定时间，同时采取消毒、除鼠等防疫措施，完善除鼠设施；奖励各地除鼠，对鼠类进行细菌检验，房屋、仓库等配备防鼠设施。”

柴山五郎作『日本伝染病小史』，東京：医海時報社，1912年，5頁。

「日本内地ニ於ケル防疫検疫概要」，『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一巻』，JACAR，Ref.B12082370200。

「日本内地ニ於ケル防疫検疫概要」，『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一巻』，JACAR，Ref.B12082370200。

四、极力推动“中日联合防疫”

东北发生鼠疫后，中日围绕防疫主导权展开激烈博弈。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小池曾向外务省提议，“防疫要区分铁路附属地内外，依次进行，附属地以外地区防疫事务要经过讨论后实行，目前最重要的是在附属地内采取措施” 。外务省则回复，“应预先考虑制定干预的方针，委派检疫人员负责附属地外的防疫事务，由都督府紧急支出必要费用，在大连设防疫本部，尽可能在奉天设支部” 。显然，外务省不仅要控制附属地的防疫权，还欲染指附属地以外地区的防疫权。1911年1月底，清政府在傅家甸颁行交通遮断规则，严格封锁傅家甸与外部的交通。然此举遭到日方反对，认为该规则不宜在“开放地”实行，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人不应当受到“约束”，要求清政府修改规则的适用范围，由中日“共管”傅家甸防疫事务。其后，清政府回应，“傅家甸所颁防疫章程系急欲扑除疫害，保救民生起见、事关公益，凡居留该地之人民均应一律遵守” 。清政府拒绝了日方要求，控制了傅家甸防疫权。长春发生鼠疫后，日本驻长春领事松原与清政府官员协议“联合防疫”，采取有力的防疫策略，但清政府“断然拒绝”其要求。不久，满铁总裁中村是公联合松原领事会见李澍恩道台，“劝说日清协力防疫之利，指出防疫一事区别于权利之争，实为人道主义大问题” 。东三省总督锡良则电告李澍恩，“附属地由日清两国共同防疫，附属地以外由清国单独行动” 。此后，整个东北疫情不断恶化，东三省总督府又自顾不暇、无力支援长春，日本领事趁机探访长春当局态度，“此际清政府态度稍有改变，认为两国有必要协力防疫、采取统一步调、成立联合防疫委员会” 。不过，长春当局并非完全信任日本提出的“联合防疫”，直到3月才召开“日清防疫会议”。

「奉天発外務省第1号」，『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二ノ一巻』，JACAR，Ref.B12082370900。

「外務省発奉天第11号」，『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二ノ一巻』，JACAR，Ref.B12082370900。

「傅家甸防疫規則」，『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一巻』，JACAR，Ref.B12082369600。

「傅家甸封鎖ニ関スル件」，『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一巻』，JACAR，Ref.B12082369600。

「傅家甸防疫新規則ニ関スル件」，『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一巻』，JACAR，Ref.B12082369700。

「当地ニ於ケルペスト情況並ニ其影響ニ関スル件」，『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二ノ二巻』，JACAR，Ref.B12082371600。

「南満洲ペスト1件(2)」，『公文備考医事巻91』，JACAR，Ref.C07090215900。

「当地ニ於ケルペスト情況並ニ其影響ニ関スル件」，『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二ノ二巻』，JACAR，Ref.B12082371600。

1911年2月初，关东都督大岛义昌访问东三省总督锡良，重提“中日联合防疫”问题。“日清两国不分彼此畛域，应成立共同防疫机关，为实现共同防疫，在奉天成立共同防疫局，日清防疫机关均在其指挥下活动。” 双方协定成立“中日防疫会议”作为“南满”共同防疫机关，制定《中日防疫会议规则》，规定“中日防疫会议以决议中日两国提议关于南满洲防疫设施为目的，且备总督或都督之咨询并随时答复；中日防疫会议决议之事项禀告总督及都督，由都督或总督饬知防疫本部及防疫总局，使其执行；中日防疫会议由都督及总督从中日双方各选派5名委员而组织之，其中1名委员应为医生；中日防疫会议设干事2名，照委员之指挥办理应交议决事项之调查及准备，并管议决事项之执行事务；中日防疫会议设书记及翻译若干名，由中日双方酌派但员数相同” 。该规则看似公平，实则存在许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中日两国防疫范围不明确，防疫主权归属含糊不清。其后，锡良请示清廷处理意见，清廷回复“有关防疫事宜，中日两国已有协议，没有必要成立新的中日协同防疫会议” 。显然，清廷意识到日本的真实意图，即利用“共同防疫”夺取防疫权，故反对成立“中日防疫会议”。与此同时，奉天省总商会选举代表向总督请愿，极力反对成立“中日防疫会议” 。2月下旬，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要求对领事馆周围居民(包括中国居民)实行“按户查疫”，引起清政府强烈反对，认为“此举实为发动战争作准备，奉天省城警务局遂张贴告示，拒绝日本警察、官员的户口调查……并发出警告，中止日清共同防疫计划” 。

「奉天発外務省第66号」，『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一件/一般的防疫施設』，JACAR，Ref.B12082376500。

「奉天発防疫本部」，『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一件/一般的防疫施設』，JACAR，Ref.B12082376500。

「奉天発外務省第84号」，『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一件/一般的防疫施設』，JACAR，Ref.B12082376500。

「清国防疫ニ関スル件」，『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二ノ一巻』，JACAR，Ref.B12082370900。

「清国人户口調査ノ件」，『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二ノ一巻』，JACAR，Ref.B12082370900。

日方并未就此放弃“共同防疫”。外务省电告北京临时代理公使，“为保护南满洲数万帝国臣民及在该地的重大利益，本邦须采取必要措施，尽快促成清国政府反省” ，并派要员前往北京交涉，“帝国政府、北京公使馆及陆军武官为推进中日防疫会议的成立，向清国当局者进行适当的劝告” 。满铁总裁中村主张采取强硬手段逼其就范，“要利用防疫问题制造事端达到更大目的” 。而此时中国疫情十分严峻，迫于“内外压力”，清政府稍作让步，同意成立“中日防疫会议”，但要求修改规则。1911年2月26日，第一次中日防疫会议召开，修改既定的《中日防疫会议规则》，明确了各自防疫范围。“所有既经两方面审议决定之事项应由东三省总督暨关东都督各饬所属官宪各在其权限范围内厉行。” 提出互不侵犯各自辖区的防疫权，“中日防疫会议决议之事项各由本国委员禀告总督及都督，由总督饬知防疫局、都督饬知防疫本部，使其执行不相侵越” 。日方虽然极力促成“中日防疫会议”，却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3月初，日方提出向奉天派遣赤十字社救护班，锡良回应“奉天附近疫情减退，暂不需要赤十字社救护班援助” 。日方抱怨清政府“缺乏诚意”，中日防疫会议徒具虚名。至4月14日，东北鼠疫接近尾声，中日防疫会议随之“闭会” 。中日防疫会议共举行8次，主要议决防疫办法、防疫设施、中日合作防疫等问题，没有多少实际行动，也缺乏足够的约束力，双方围绕防疫事权时有矛盾和冲突。3月10日，日本1名消防队员在抚顺遮断交通，与中国巡警发生冲突后死亡，日方随即派出20余名警察与中国巡警对峙，并引发冲突，致1名中国巡警死亡，日方却要求中国巡警对此次事件负责。

「外務省発北京第45号」，『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一件/一般的防疫施設』，JACAR，Ref.B12082376500。

「北京発外務省第83号」，『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一件/一般的防疫施設』，JACAR，Ref.B12082376600。

「奉天発外務省第96号」，『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一件/一般的防疫施設』，JACAR，Ref.B12082376500。

「日清共同防疫会議ノ根本義」，『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一件/一般的防疫施設』，JACAR，Ref.B12082376600。

「日清共同防疫会議規則」，『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一件/一般的防疫施設』，JACAR，Ref.B12082376600。

「日清共同防疫会議ニ関スル件」，『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一件/一般的防疫施設』，JACAR，Ref.B12082376600。

「奉天発外務省第177号」，『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一件/一般的防疫施設』，JACAR，Ref.B12082376600。

「奉天発外務省第127号」，『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二ノ一巻』，JACAR，Ref.B12082370900。

清政府虽然对列强借口防疫扩张势力有所忌惮，但没有完全放弃合作，而是采取较为灵活的外交政策，在不损害主权的前提下争取更多外援。中俄要员曾在中东铁路管理局召开防疫会议，提出成立共同防疫办事处，采取一致行动；俄方援助60辆货车，以救助贫民或充当隔离所；增派中国士兵及医员加强检疫，制定共同检疫法。不久，俄国政府提出，“中东铁路附属地防疫事务由中东铁路管理局负责，附属地以外完全由清国办理，俄国及欧洲各国组建医疗队协助其防疫” 。经过反复博弈，俄国不仅承认清政府防疫范围，还给予一定援助。“满洲防疫相关权力依然掌握在清国政府及其医官之手。” 中日两国也曾开展具体合作，双方在长春召开联合防疫会议，决定聘请日本医生协助防疫，成立“日清联合消毒班”，借用日本火葬场设施，从日本进口疫苗、抗血清及消毒药品，联合开展病理检查。清政府还从日本聘请医生，购买防疫药品及设备。如奉天从日本购买抗血清500份、注射器100个，要求防疫人员预先注射抗血清。新民府委托日本居留民会医生守川负责防疫，不幸的是守川及其夫人不久后染疫死亡。清政府曾慰问其家属并给予抚恤金，“锡良总督郑重向死者致悼词，并委托日本总领事向其家属发放慰问金1万元，计划2月初在奉天开追悼会” 。日本还派遣北里柴三郎考察中国疫情，发表预防鼠疫演说。其后，邮传部长盛宣怀电谢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贵大臣选派医学士铃木君等四员前来，派在榆关内外随车查验办理，甚为得力。并派北里博士亲莅北京，敝国上下无不欢迎足徵” 。

「露清両国当局者ノ防疫会議ニ関スル件」，『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一巻』，JACAR，Ref.B12082369600。

「露国中央政府ノ防疫会議ニ関スル件」，『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一巻』，JACAR，Ref.B12082369600。

「傅家甸ニ於ケル防疫施設ニ対スル露国官憲及当地駐在各国代表者ノ態度ニ関スル件」，『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一巻』，JACAR，Ref.B12082369600。

「当地ニ於ケルペスト情況並ニ其影響ニ関スル件」，『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二ノ二巻』，JACAR，Ref.B12082371600。

「奉天発外務省第15号」，『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防疫ノ為医師傭聘及薬品購送ノ件』，JACAR，Ref.B12082378000。

「奉天発外務省第39号」，『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二ノ一巻』，JACAR，Ref.B12082370800。

「盛宣怀発小村寿太郎」，『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防疫ノ為医師傭聘及薬品購送ノ件』，JACAR，Ref.B12082378200。

1911年1月20日，鉴于东北疫情日益猖獗，俄国政府提议从各国派遣专业医生赴东北调查鼠疫发生原因、流行状况并举行防疫会议，此举得到中日等国的支持。1月22日，清外务部通告各国公使馆，选派专门医生赴东三省考察瘟疫原因，研究防范救治办法，以期医学之进步，一切旅费即由清政府承担。不久，俄国公使还提出在北京成立中央防疫事务局，从清国皇族选1人担任总裁，各国医生担任委员，中央事务局有权指挥监督地方防疫。但各国围绕总裁人选、中央事务局权限及其防疫范围等问题争执不休，中央事务局最终没有成立。2月25日，清外务部通告各国，“防疫公会已定阳历四月三日在奉天省外举行，届时派外务部右丞施肇基莅会，各国所派人员应请于阳历三月下旬到奉” 。4月3日，中、美、法、荷、俄、德、奥、英、日等国代表在奉天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中国代表有伍连德、王恩绍，日本代表有北里柴三郎、柴山五郎作，俄、美、英、法等国均派出代表，会上选举伍连德担任会长，北里柴三郎为理化部长，主要研讨此次鼠疫因何流行，有何防治办法；此种疫病是否东北地方病，有何最善防治之法；肺鼠疫相较腺鼠疫传染性如何；此次鼠疫何以仅染及人而未染及鼠；此次鼠疫是否与气候有关；鼠疫杆菌存活时间如何；鼠疫期间当地大宗出口商品运输如何管理；各城镇乡村是否一律接种疫苗；鼠疫患者房屋是否焚烧或按法消毒等问题，为以后开展国际合作、共同应对鼠疫打下了基础。“将来以研究心得，为实地之措施，固不仅中国人民之福，亦环球各国人民之福也。”

「北京発外務省第32号」，『ペスト撲滅万国会議一件』，JACAR，Ref.B07080500300。

「北京発外務省第38号」，『ペスト撲滅万国会議一件』，JACAR，Ref.B07080500300。

「大清欽差出使大臣汪大燮发外務大臣伯爵小村寿太郎」，『ペスト撲滅万国会議一件』，JACAR，Ref.B07080500300。

「ペスト防疫施設報告書其十八」，『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乙巻』，JACAR，Ref.B12082374900。

《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记》，《中西医学报》1911年第13期。

五、结论

东北爆发鼠疫期间，日本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成立统一的防疫机构，在领事驻地、满铁附属地、关东州、朝鲜乃至本土开展防疫事务。以日本在“南满”地区防疫为例，从防疫经费看，日本政府支付防疫费170余万元，其他公共团体和个人支付防疫费80余万元，总共支付经费达260万元。从防疫人员看，日本驻华机构、团体、会社人员及其侨民几乎做到“全民防疫”，“此次防疫取得成功，不仅是防疫从事员之功绩，实为在满洲5万余全体同胞共同努力的结果”。此外，日方还从其本土聘请警察官员、医生、医务助手、护士、捕鼠及消毒人员达500余名。日本不惜花重金、投入大量人力防疫，其原因和动机有以下四点。

関東都督府臨時防疫部編『明治四十三、四年南満洲ペスト流行志』，232頁。

(一) 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

此次鼠疫期间，日本不仅在东北、华北开展各种防疫措施，还加强朝鲜及日本本土的防疫措施，尤为重视遮断交通、封锁疫区、隔离、检疫等措施，禁止鼠疫患者及有传播疫病风险之商品进入日本“势力范围”，防止鼠疫从东北蔓延至朝鲜半岛，进而扩散到日本本土，避免地区灾难发展成国际灾难。“此际，各自要保持冷静慎重之态度，采取周到的防疫策，以保全帝国臣民公共之安宁。” 疫情没有国界、不分种族，“传染病的流行与气候水土有关，但与人种无关”。事实上，此次鼠疫已蔓延至满铁附属地及“关东州”，累计发现229名鼠疫患者，而且有部分日侨确诊鼠疫。如此时日本不采取防疫行动，疫情极有可能迅速恶化、扩散，从东北蔓延至朝鲜，进而“危及”日本本土。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日本遂在东北、朝鲜乃至本土采取全面防疫措施。

「北京公使館諭告」，『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一件/一般的防疫施設』，JACAR，Ref.B12082376200。

「ペスト防疫施設報告書其二十」，『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乙巻』，JACAR，Ref.B12082374900。

(二) 基于中日外交的考虑

东北爆发鼠疫之时，距离甲午战争不过十余年，距离日俄战争不过五六年。日本攫取东北大量权益，给东北人民带来巨大灾难，遂引起东北人民强烈的反日、排日情绪。此次鼠疫期间，东北各地谣言四起，“各地屡屡谣传鼠疫的流行是因为日本人在井水中投毒，以引起排外风潮、动摇民心” 。日本领事随即向清政府交涉，要求制止排日谣言。其后，东三省总督命令民政使、交涉使在城内外张贴禁谣告示，严惩散布谣言者。“尚有造谣言生事一经拿获，定行重惩不贷。” 谣言之外，尚有各种误解和冲突，背后反映出东北民众强烈的排日情绪。如何“缓和”东北民众对日情绪，维系日本在满铁附属地及“关东州”的“统治”，并进一步扩张其在东北的利益？日本高层的态度是在维护既得利益的同时，“缓和”中日两国关系，应对其他列强的“竞争” 。此次鼠疫期间，日本不但在其“势力范围”内采取防疫措施，支援清政府防疫，极力“劝诱中日共同防疫”，满铁还向东三省总督府捐赠15万元防疫费，以加强日本在东北防疫事务的话语权，并且“缓和”东北民众的排日情绪，巩固其在东北的既得利益。可以说，此举是一种“缓和”中日关系的“外交策略”，“将来对于满洲之卫生设施，于日清提携之上，不可谓无多大效果也” 。

「奉天発外務省第36号」，『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二ノ一巻』，JACAR，Ref.B12082370900。

「疫病流行ニツキ生セル各種謡言ニ関シ取締リノ件」，『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二ノ一巻』，JACAR，Ref.B12082370900。

「帝国ノ対満政策明治41年6月22日閣議決定」，『対外政策並態度関係雑纂』，JACAR，Ref.B03030005300。

関東都督府臨時防疫部編『明治四十三、四年南満洲ペスト流行志』，7頁。

何焕奎：《论各国对于奉天鼠疫会议之隐情及其政策》，《医药学报》1911年第3卷第8期。

(三) 基于中日通商的考虑

“日本对华的直接事业投资，从历史上看，在日俄战争后，它有两个主要的发展方向：一是以大连为中心的满洲；一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华中地区。”^[8]日俄战争后，日本极力扩张、攫取东北的商业利益。明治40年(1907)，日本在东北的实业投资达784.5万元，超过在关内各地的实业投资总和。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满投资”总额超过16亿元，其中满铁投资额占据47.8%，投资领域涉及运输业、公共事业、矿业、制造业、金融业、农林业、贸易及其他商业。东北爆发大鼠疫，不仅造成数万人丧生，还“严重阻碍世界的交通与通商”。日本详细调查了鼠疫对各地的影响，尤其对商业贸易的影响。如在奉天，“疫情日益猖獗，交通机关悉数遮断，且各国禁止从满洲输入生产品，当地贸易势必蒙受极大的影响” 。在长春，“由于鼠疫的侵袭，当地蒙受莫大的影响和损失……城内外运输基本停止，日本三井和其他商社业务亦中止，不少日商惨遭倒闭破产之厄运” 。显然，出于通商的考虑，日本不愿看到东北疫情持续恶化，与之相反的是积极采取防疫措施，并极力推动“中日联合防疫”，以尽早扑灭鼠疫、恢复中日通商。

樋口弘『動く満洲経済』，東京：ダイヤモンド社，1937年，8頁。

「奉天発外務省第26号」，『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二ノ一巻』，JACAR，Ref.B12082370900。

「当地ニ於ケルペスト情況並ニ其影響ニ関スル報告ノ件」，『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二ノ二巻』，JACAR，Ref.B12082371400。

(四) 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

瘟疫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任何国家都不能等闲视之，如不能携手共同防疫，地区性瘟疫极有可能发展成为世界性瘟疫。日本拓殖局第二部长江木翼考察当地疫情发表演说，“帝国政府着眼于本国民众的安全、人类共同的福祉与世界交通通商，尽力采取最善之防疫办法，特派遣北里博士，以期成功扑灭恶疫” 。北里柴三郎亦指出，“此种疫病关系不在一国，各国俱有戒心，非合心一致、协力厉行其预防扑灭，实非易事也”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小池极力推动“中日联合防疫”，鼓吹“鼠疫病为人类之公敌，为防止鼠疫在满洲蔓延，日清两国当局各位有必要协力，此际应暂时搁置悬而未决、引起冲突之诸问题” 。为扑灭这次鼠疫，日本不惜投入重金、派出大量医务人员防疫，派遣北里柴三郎调查预防鼠疫办法，更甚有医生在防疫时付出生命代价。客观而论，部分日本医生为扑灭此次鼠疫提供了援助，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鼠疫进一步蔓延、恶化。

関東都督府臨時防疫部編『明治四十三、四年南満洲ペスト流行志』，381頁。

《日本北里医学博士演說鼠疫辞》，《四川警务官报》1911年第1卷第3期。

「奉天発外務省第12号」，『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一件/一般的防疫施設』，JACAR，Ref.B12082376500。

虽然日本医务人员为此次防疫提供了一定援助，但是我们更应当认清日本政府的扩张野心，更应当看到日本强行干预东北防疫事务、无视中国领土主权之行径。日本将“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视作“直辖地”，单独采取行动，严格实行封锁隔离，禁止中国民众进入其“管辖地” 。日本还将驻外领事馆周围区域视为“管辖区域”，单方面遮断交通，严禁中国民众进入领事馆及其周围区域，歧视、驱赶中国苦力，否定、反对清政府防疫等行为时有发生。日本不仅要控制领事馆周边地区、“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的防疫权，还想独占整个东北的防疫权，借防疫之名扩张“势力范围”。日本一方面极力攻讦、歪曲中国的防疫措施；另一方面大肆宣传其防疫措施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以便顺利抢夺东北的防疫权。这自然会引起中国民众的排斥和愤怒。伍连德愤于日本歪曲中国防疫、大肆渲染疫情，“傅家甸每天有100人死于瘟疫，在哈尔滨还有4 000具尸体等待火化，其他城镇亦是如此，堆积着如山一般的尸体” 。特向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发出英文通牒，予以反击，指出“日本报道是不合理的，我们为死者采取火葬，已火化3 000人，我们的墓地完全没有尸体和棺材……希望您能尽一切可能，为我们的工作伸张正义，防止您的政府怀疑以上事实” 。留日医学生何焕奎揭露日本“人道主义”之本质，“昔之灭人之国也，持铁血主义，今之灭人之国也，唱人道主义，所施之手段不同，其所抱之国家主义则一……如日本者更於学术名誉而外，豫图干预满洲内政之口实，以实行其侵略政策” 。

「ペスト防疫施設報告書其五」，『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四ノ甲巻』，JACAR，Ref.B12082373900。

「傅家甸清国医員長ヨリノ通牒写送付ノ件」，『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一巻』，JACAR，Ref.B12082369700。

「傅家甸清国医員長ヨリノ通牒」，『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第一巻』，JACAR，Ref.B12082369700。

何焕奎：《论各国对于奉天鼠疫会议之隐情及其政策》，《医药学报》1911年第3卷第8期。

要之，日本在东北防疫，不只是为了防止鼠疫在东北蔓延，更多的是防止其“祸及”日本、“危及”日本人，同时抢夺东北防疫主权，收买人心，“缓和”东北民众排日情绪，恢复中日通商以便攫取更大经济利益，防疫的背后是权益的激烈争夺。所幸的是，中国官民竭力保卫东北防疫主权，特别是傅家甸防疫取得了巨大成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防疫能力，从而挫败了日本的扩张野心。日本防疫范围主要在“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最终未能借机扩张“势力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