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人的自然本性，是指人作为灵长类动物出于生存和繁衍的本能而具有攻击方面的行为，只是这种攻击行为的强弱显隐与性别有关。学者赵鑫珊、李毅强从生物学的角度研究发现，在生物界雄性动物勇猛好斗是普遍现象，是因为体内的“雄性激素”(荷尔蒙)作用的结果，“男性荷尔蒙既使男人有性冲动和生殖功能，又使他勇敢好斗”^[1]。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人类历史上主宰战争、格杀于战场的多是男性。人类早期的蒙昧时代，人类彼此之间的暴力行为、人类与野兽之间的格杀拼搏更多是受自然本性的驱使，随着文明时代的开启，人类的暴力从个体行为逐渐演化为群体行为，于是战争降临。“战争是人类共同体之间围绕以生存为核心的各种具体利益，有目的、有组织、动员一切共同体社会内外资源，以暴力方式坚持自己的意志，并将这种意志强加于冲突对方的行为，因此可以说，战争是人类暴力行为的最高表现形式”^[2]2。作为人类自然本性的一种显在力量，中西战争传统具有同源性。中国远古神话和古希腊战争神话都不约而同赞颂生命、勇气和力量之美，盘古开天辟地、夸父追日、后羿射日和古希腊荷马史诗中健硕、凶残、嗜血的战神阿瑞斯，力大无比的希腊联军优秀将领阿基琉斯，特洛伊统帅赫克托耳等都无不充分显示了男性荷尔蒙的雄风。

人类的自然本性虽然一样，但自然界赋予人类的生存环境却大不一样，这直接影响了人类之间的关系，是导致人类群体发生冲突的根源之一，中西战争传统的分野于是从兹开始。让我们分别检视一下中国和西方部分国家的地理环境，进而探寻中西战争文化的源头。

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华夏民族是从黄河流域繁衍发展的。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的黄河是世界第五大河、中国第二大河，其流经地域既有山脉、丘陵，也有纵横的河谷平川，十分适宜农业耕种。生活于黄河流域的华夏先民自古安于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农耕生活，世代定居一隅，不善迁徙，不为流民，由此铸就了汉民族安稳、内敛、平和、保守的民族性格。但是，黄河又是一条经常发生水患的大河，特别是其中下游流域曾因洪水多次改道，祸患无穷。因此治理洪害就成为先民战胜自然保卫家园的头等大事之一，但治理洪灾需要群体的力量，在滔滔的洪水面前，个人、家庭、小团体的力量都显得微不足道，只有将人们组织起来分工协助才能与大自然的灾害力量相抗衡，于是，“严密的组织原则、金字塔结构原则、统一的原则、服从的原则和权威的原则”^[2]84成为中华文明雏形的几条基本线索。“治理洪水和战争有着惊人的相似，主要的区别在于对手不同，一个是自然现象，一个是自己的同类……这一巧合赋予华夏民族自古以来善战却不好战的历史特征，也造就了以防御性为基础的军事传统”^[2]87。

与黄河流域的华夏农耕民族绝不相同，广袤的草原、凶险的森林、无边的大海赋予欧洲陆地和海洋不同民族不同的生活习性和民族性格。草原的游牧民族剽悍、迁延不居，总是勇猛精进；常年与阴鸷神秘的森林为伍的狩猎民族嗜血、残忍，崇尚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航海民族喜好探险和扩张，对浩瀚大海外的世界和财富充满想象。且以古希腊民族和日尔曼民族为例。古希腊半岛上曾先后经历过亚该亚人、多利亚人、波斯帝国的入侵统治，为了抵御入侵，半岛古希腊人自古崇尚暴力，为摆脱被奴役的地位不懈追求自由。又由于岛域地理环境的局促窘迫，古希腊民族又有强烈的向外扩张征服的欲望，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所描述的就是一次征服性质的战争。“培罗斯刻文”记载：希腊半岛上的亚该亚人远征小亚细亚克里特人的特洛伊战争，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194年至公元前1184年之间，历代诗人们对这次征服性战争倍加颂扬，并将之神化，逐渐演绎成一部战争史诗，世代传颂。来自森林的日尔曼民族具有典型的猎人性格。与草原的敞亮辽阔和大海的浩瀚深沉不一样，原始森林中潜藏着无数的猛禽巨兽，许多猛兽是人类的体能难以匹敌的，人类要战胜它们只有凭借高度的智慧、坚强的意志和无畏的勇气。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原始森林中走出的日尔曼民族具有高超的猎兽本领，在与凶禽猛兽的长期周旋中练就了魁梧的身材、敏捷的四肢和足智多谋的大脑，又由于围猎野兽需要群体的配合、协调的行动，于是形成了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日尔曼民族“纯种亚利安人”的种族优越感就来自森林。相较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满腹经纶却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和守着金钱财富的商贾，当野兽袭来时必定只有猎人迎头而上，在与群兽的长期搏斗中，日尔曼人成为“森林之王”。可以想象，“一个由猎人组成的民族面对农民、商人或书生组成的民族时，又怎么不会油然生发出一种优越感呢？只是这种猎人的优越感起初是对动物的，以后在其他因素刺激下，逐渐发展成对其他人种了”^[2]76。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残酷屠杀犹太人便是日尔曼人种族优越感的极端肆虐。

无论是男性荷尔蒙赋予人类的自然本性，还是大自然的生存环境造就人类或安稳或精进或暴虐的不同习性，人类历史上的战争萌发于自然本性冲动和环境逼迫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受政治经济利益的驱动。18世纪普鲁士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3]30是对古今战争性质的精辟概括，又说：“社会共同体(整个民族)的战争，特别是文明民族的战争，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的，而且只能是某种政治动机引起的。因此，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3]29所谓政治是人类进化到文明社会后的产物，文明社会的战争是暴力的政治，不管是内争还是外斗，只是中西社会政治观念、国家发展历史的巨大不同，形成了迥然有异的战争传统。

中国是一个政治早熟、拥有历史悠久的稳定疆域的国家，“汉族的前身华夏族，至迟在春秋时期(前722—前481年)已经成为中国的主干民族，秦汉以后汉族作为中国的主干民族一直持续到今天。即使在其他民族成为全国性的统治者时，这种状况也没有改变。世袭的君主制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夏朝，商朝(约公元前17世纪—前11世纪)的制度更已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自从秦始皇确定皇帝的称号直到清朝的末代皇帝，沿用了二千一百年”^[4]5。大约距今7 000年左右，中华民族开始了民族融合的文明进程。传说中的黄帝族和炎帝族是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华夏族团，他们与生活在南方长江流域的伏羲族和女娲族等苗蛮族团之间屡次发生战争，最后，华夏族团战胜了苗蛮族团，后者部分向南方山区迁徙，部分被前者同化融合。除了北方的华夏族团和南方的苗蛮族团外，东方还有一个影响很大的族团，这就是东夷族团，这个族团善用弓箭，他们居住在山东泰山周围，羿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华夏、苗蛮、东夷三大族团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三大族团内部、大族团与周边其他小族团之间不断发生战争，中华民族就在战争中不断融合发展壮大。

中国远古神话传说中最著名的氏族战争是黄帝战蚩尤。被誉为“兵主”的蚩尤是与黄帝、炎帝齐名的中国远古战争英雄。关于蚩尤的身份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蚩尤原是炎帝的重臣，后发动叛乱，应炎帝请求，黄帝出兵帮助炎帝打败了蚩尤，平定了叛乱；另一种说法蚩尤是黄帝的儿子，是近期清华大学根据战国竹简《五纪》中记载“黄帝有子曰蚩尤”得出的结论^[5]。无论是炎帝的叛臣，还是黄帝的儿子，总归蚩尤被后世视为犯上作乱的叛逆之神，黄帝战蚩尤是平叛战争，是典型的胜则王，败则寇。这一战争的千古政治定律在远古中国就开始初露端倪。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实质是华夏民族内部的融合战争，其政治道义是后人的附加。

经过漫长岁月的氏族战争，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大体稳定占据了黄河中下游地区。距今约4 300年，传说中的夏朝建立。又过了500年左右，始有文献记载的商朝出现。武王伐纣建立周朝发生在公元前约11世纪。公元前770年至前256年，经过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激烈争战兼并，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的中国封建王朝终于建立，“秦朝拥有了北起河套、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流域，南至今越南东北和广东大陆，西起陇山、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东至于海的辽阔疆域”^[4]44。此后二千多年，中国封建王朝虽历经朝代变更、江山易姓，但汉民族在人口数量上、在文化传承上始终居于中国的主体地位。相对于周边的少数民族，汉民族由于政治上的成熟、行政制度上的完善、文化思想上的先进、农耕文明的发达，奠立了其在东亚区域的核心地位。但是，也因为农耕经济文化思想的求稳求安心态，使得汉民族整体上缺乏向外扩张的野心，在军事上基本处于守势，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则不断南下入侵中原，使得汉民族统治者总在经年累月疲于应对外族入侵，加上内部的争权夺利，常常导致国家四分五裂，乃至于政权彻底沦丧。“中国的农业区即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对外界的需求很少，在人口没有相对饱和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只要游牧民族不侵略骚扰，就不会主动打破这一平衡的态势，满足于封闭圈之中”^[4]141。相反，由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的元朝和清朝则呈现向外扩张态势，由蒙古族统治的元帝国疆域扩张到了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到满清王朝的鼎盛时期，“中国终于形成了一个北起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拥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的空前统一的国家”^[4]76。

与中华文明发展的稳定性、包容性略有不同，欧洲文明的发展具有流变性、交融性的鲜明特征，是与欧洲大陆三千多年来的战争传统分不开的。

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在古希腊，因此古希腊最著名的战争特洛伊战争便成为欧洲战争史的源头。公元前12世纪末，当时北方的多利亚人入侵希腊，希腊人决定向黑海方向迁移去建立新的国家，然而要到达黑海就必须经过达达尼尔海峡、马尔马拉海和博斯布鲁斯海峡，而特洛伊正处在达达尼尔海峡要塞，因此要占领这条交通要道就必须首先攻占特洛伊。特洛伊战争历时10年，最后以希腊人的胜利结束。此后大批希腊人通过这条交通要道进入黑海地区，建立起了诸多城邦国家。到了公元前6世纪末，黑海和地中海周围几乎被希腊的城邦覆盖，向东到达小亚细亚地区，向北延伸到黑海沿岸，向南到达北非、利比亚一带，向西到达意大利南部、西西里、科西嘉岛，并最终触及法国南岸和西班牙东海岸。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以人神混杂、战争与爱情相交融的浪漫神话故事艺术呈现了特洛伊战争的全过程，使这一战争故事流播全世界，家喻户晓，《伊利亚特》因此成为欧洲文学的源头。这场战争中著名的“木马屠城”故事更成为世界战争史上以智取胜的最早案例。

数百个大大小小的希腊城邦国的存在，终于招来东边强大的波斯帝国的觊觎，公元前492年到前449年，波斯帝国先后三次远征希腊，希腊城邦在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带领下组成同盟共同抗御波斯军队。公元前490年夏天，波斯军队第二次远征希腊，两万多波斯大军在距雅典城东北约40公里的马拉松平原登陆，雅典人派了一名叫斐力庇第斯的长跑能手向斯巴达等城邦求援，斐力庇第斯在48小时跑了240公里。当雅典人取得马拉松战役的胜利后，为了让城内的人们尽快获得胜利的喜讯，斐力庇第斯又接受了以最快的速度传递捷报的任务。刚刚从斯巴达送信回来的斐力庇第斯体力不支，当他一口气跑了40多公里到达雅典中央广场时已经筋疲力尽，只说了一句“我们胜利了！”便倒地而亡^[6]。人们为了纪念马拉松战役和斐力庇第斯，每年举行同样距离的长跑竞赛，并定名为马拉松长跑。这便是今天马拉松赛的由来。

希波战争是世界上第一次跨欧亚两洲的国际性战争，是人类历史文化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融合，其影响远远超出波斯、希腊的范围。它大大加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促进东西方文化发展，促进科学、艺术的进步，打破东西方几乎完全隔绝的局面，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这是希波战争最重要的影响。希腊在希波战争中获胜，使得西方世界的历史中心由两河流域向地中海地区推移，希腊文明得以保存并发扬光大，成为日后西方文明的基础。

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内战使希腊城邦各国元气大伤，北方邻国马其顿乘虚而入，于公元前338年大败希腊联军于喀罗尼亚城下，取得了在希腊的霸主地位。在马其顿征服希腊、东征波斯的同时，位于地中海西部的罗马人开始悄然崛起，在先后打败了北意的伊达拉里亚人、中意的萨莫奈人后，罗马人统治了整个意大利中部，为后来的扩张打下了基础。为争夺西地中海的霸权，罗马人又与隔海而望的迦太基人爆发了一场长达118年的战争。公元前146年，迦太基城陷落，罗马人最强大的对手被彻底消灭。与此同时，罗马人又通过发动三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215年—前168年)和叙利亚战争(公元前192年—前188年)，先后征服了马其顿王国及其统辖下的希腊，兼并了小亚细亚等地区，建立起横跨欧亚非的强大帝国，欧洲历史进入了古罗马时代。

罗马人虽然在军事上征服了希腊，但在文化上却被希腊人征服。罗马人进入希腊城邦后完全被希腊古老先进的文化迷倒，自愿接受希腊文化。欧洲从此形成了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核心的西方古代文化，成为后来西方一切文化的渊源和基础。

罗马帝国东征西伐达500年之久，在欧洲、亚洲、非洲发动了无数次战争，其内部也经历了残酷的内斗，其中罗马共和国时期爆发的斯巴达克奴隶起义加剧了罗马奴隶制的危机，促使罗马政权由共和制向帝制过渡。公元359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罗马定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西罗马定都罗马。公元476年，日耳曼人消灭了西罗马帝国，东罗马(拜占庭)帝国依然存在，虽然领土在不断缩小，但还是存续了将近一千年，直至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入侵，君士坦丁堡陷落，东罗马帝国才最后灭亡。

欧洲大地上每一个大帝国的灭亡，就会伴随着一次文化的大迁徙，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使东罗马帝国的许多著名学者和拜占庭收藏的众多希腊、罗马的古籍流散到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的欧洲各地，从而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大发展，迎来了“文艺复兴”时代。

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后，又先后占领了贝尔格莱德、布达、维也纳，夺取了地中海东岸和红海要道，庞大的奥斯曼帝国领土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称雄三百年。16至18世纪奥斯曼帝国还与伊朗为争夺控制欧亚两洲之间重要战略和贸易通道进行了长达三百多年的土伊战争，最后两败俱伤，为西欧资本主义强国占领近中东创造了条件。

以东西罗马帝国先后灭亡为标志的中世纪约一千年，西欧大地上先后有西哥特王国、法兰克王国、东哥特王国、汪达尔王国、勃艮第王国、苏维汇王国、伦巴德王国、盎格鲁撒克逊等国建立。王国之间战争不断，其中盎格鲁撒克逊、法兰克王国存在的时间比较长。法兰克王国鼎盛时征服的国土范围到今法国、德国、荷兰、瑞士、北意大利、波希米亚、奥地利西部、伊比利亚半岛东北角的领土。843年，法兰克王国国王路易一世去世，王国分为了三部分：中法兰克王国、东法兰克王国、西法兰克王国，分别由其三个儿子领有。911年，东法兰克王国向德意志王国转变。962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在罗马由教皇约翰十二世加冕称帝，称为“罗马皇帝”，德意志王国便称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直至1806年被拿破仑一世推翻。神圣罗马帝国极盛时期疆域包括近代的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捷克、斯洛伐克、法国东部、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瑞士。

1337年至1453年，英格兰王国和法兰西王国之间，为了争夺法兰西的统治权爆发百年战争，法兰西王国获胜，实现了法兰西民族的统一，为日后在欧洲大陆扩张打下了基础。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1792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建立。1799年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结束了督政府的统治，建立执政府，自任执政。法国大革命结束，开始拿破仑时代。1804年12月拿破仑自任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1813年10月拿破仑兵败莱比锡，1814年4月拿破仑退位，波旁王朝第一次复辟。1815年3月拿破仑的第一帝国复辟，6月18日拿破仑兵败滑铁卢，1821年拿破仑病逝。此后法国经历了专制与共和的多次反复，今天的法国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1815年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一帝国被欧洲各国组成的第七反法联盟击败后，欧洲进入了大英帝国主导的时代。1914年英国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21年，根据巴黎和会英国夺取德国的前殖民地，领土面积达到3 400万平方公里，覆盖了世界陆地的四分之一，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国家，领土遍布包括南极洲在内的七大洲、四大洋，在大英帝国的领土上永远有太阳照射之地，所以有“日不落帝国”之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属各殖民地纷纷独立，摆脱英殖民统治。现今的英联邦是一个松散的国家联盟，“日不落帝国”之日终于衰落。

在大英“日不落帝国”之前，欧洲第一个“日不落帝国”实际上是西班牙。大约从16世纪中叶起，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开始欧洲环球探险和海外殖民扩张，在各大海洋开拓贸易路线，从西班牙横跨大西洋到美洲，从墨西哥横跨太平洋，经菲律宾到东亚。西班牙征服者摧毁了阿兹特克帝国、印加帝国和玛雅文明，并对美洲大片领土宣称主权。到18世纪初，随着法、英、荷等殖民帝国的崛起，西班牙殖民帝国走向衰落。

欧洲三千多年的战争历史既是一个弱肉强食、强国争霸的历史，又是一个文化融合、推动文明发展的历史。从古希腊的特洛伊战争开始，欧洲土地上先后经历了波斯帝国的入侵，马其顿王国、罗马帝国的先后崛起，奥斯曼帝国的入侵，罗马帝国的分裂，神圣罗马帝国的辉煌，西班牙帝国、大英帝国的大肆海外扩张盛极一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德国、意大利的覆灭，欧洲的和平时光迄今才历七十多年。遗憾的是，这七十多年的时光里其实也并不和平，小规模战争时有发生。2022年伊始，俄乌战争爆发震惊全世界，战争的灾难再次降临欧洲大地。毫无疑问，这场战争将深刻改变欧洲和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其影响之深广甚至决定着人类未来的走向。

人类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爆发的战争较之政治、经济因素而发生的战争更难分难解。在宗教战争上，中西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历史上极少爆发宗教战争。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的儒教、道教之间相互包容性大于冲突性，加上历代中国都是封建帝王专制的大一统社会，政教分离，宗教无法干预政治，因此，中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宗教战争。欧洲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宗教的力量十分强大，甚至可以通过国家的力量发动战争，1096年至1291年的十字军东征就是由罗马天主教教皇乌尔班二世最初发动的、持续近200年的大规模宗教性军事行动。这场战争源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矛盾的积蓄。穆斯林在636年于约旦击败了拜占庭军队，638年占领了圣地耶路撒冷，这块原属于罗马天主教的圣地落入伊斯兰教手中，使得欧洲的基督徒们耿耿于怀，加上阿拉伯人对欧洲人的残酷统治，加剧了宗教矛盾，于是罗马天主教以收复圣地耶路撒冷的名义进行了九次东征。那些参加东征的基督徒身上缀有红十字标记，故称十字军。在200年漫长的九次东征中，基督徒和穆斯林各有输赢，但基督徒输多赢少。700多年后的今天，圣城耶路撒冷依然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激烈交锋的热点地区，可见宗教战争对于世界和平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所谓战争哲学观，是人们对于战争现象的形而上的思考。中西战争历史发展不同，对于战争的思考也大相径庭。

众所周知，主导中国思想文化意识的主流思想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创始者是孔子，经由孟子发扬光大。孔孟学说实际上是一种维护封建伦理纲常的政治学说，其核心内容，如孔子的“礼制”和孟子的“仁政”在现实政治层面上亦可视为儒家的战争哲学观。因为这一思想的出笼正是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的战争动乱时代，其中的不少言论就是针对当时的政治、战争事件而发的。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国争雄争霸，相互兼并，战祸连年，或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似师出有名，实为大吃小，强并弱。孟子感慨“春秋无义战”“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孟子·尽心篇下》)。因此，先秦诸子对战争的态度是一致的，都主张“慎战”。孔子说：“子之所慎：斋、战、疾。”(《论语·述而》)老子说：“虽有甲兵，无所陈之。”(《老子·第八十一章》)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孙子·始计第一》)诸子虽然都主张对战争取审慎的态度，但他们并不一概反对战争。孔子认为战争是否合乎“礼”至关重要，他把“礼”作为衡量战争的最高标准。他对武王伐纣的态度就鲜明地反映了其“礼战”思想：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论语·八佾》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论语·季氏》

周武王对殷商纣王发动战争是以臣伐君，故孔子认为是不合乎礼制的“无道”行为，应予谴责，自然，歌颂周灭商武功的《武》在孔子眼里也就“未尽善”了。相反，如果是君主对臣子发动战争则是“有道”的合乎礼制之举。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时就曾对违反礼制的郈、费、成三邑发动了一场战争。因为按照周礼，天子、诸侯、大夫的城邑建造都有各自的规格，下不逾上，而郈、费、成三邑都超过了“百雉”，且私自拥有军队，孔子对此类“非礼”“胁君”行为便坚决用武力加以解决。孔子把战争视为维护周礼的工具，固然是出于捍卫奴隶制的政治目的，但以礼制战客观上也给战争这一“自然野性之物”套上了人类理性的缰绳，使战争暴力有了最初的社会性规范，有利于社会的文明进步。但孔子这一带有鲜明君本位特点的战争观也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利用，成为镇压人民起义的圣典。每当下层民众起来反抗暴政时，就被上层统治阶级斥为“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必予剿灭。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与欣赏也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如《水浒传》就被历代封建统治者视为宣扬“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的作品而屡遭封杀。

与孔子君本位的战争观相对立，孟子建立了一套民本位的战争哲学观。儒家的最高道德原则“仁”在孔子和孟子那里有不同的归宿，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把维护周礼视为仁的至高境界。孟子则主张行仁政，反对纯粹以功利为目的的战争，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战争深恶痛绝。但孟子与孔子一样并不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对于合乎“仁政王道”之道德准则的战争，孟子给予了道义上的明确支持。如对武王伐纣，孟子的态度就和孔子截然不同，他不但不认为周武王是“以臣弑君”，而且赞扬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的正义行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上》)，并且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离娄上》)。显然，孟子以民心得失为取向的战争观符合汉民族农耕社会最广大民众的愿望，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古代民众推翻暴君、反抗暴政的思想武器，同时也为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提供了伦理道德依据。总之，儒家内部两种对立的战争观在中国古代漫长的战争史上各为所用，此消彼长。我们在中国古代战争小说中可以形象地看到这两种战争观怎样让世人惊心动魄地上演了一场又一场战争悲喜剧。

如同中国古代的战争哲学观主要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一样，西方早期战争哲学观受基督教教义的影响比较明显。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教义之战争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圣奥古斯丁(354—430年)，在其所著《上帝之城》中对战争也是取既审慎又不反对的态度，他说“战争多是残酷的，是对善良无辜者的毁坏暴力，是充满罪恶欲望的产物”(《论神之域》)，但又说“特别要注意的是人们发动战争的原因，及其是否有权威如此做。如果是为了自然秩序，即为了追求人类的和平，一个君主只要认为是恰当的，就有权发动战争”^[7]414。为此，他提出了合乎正义战争的两种评判标准：一是防御性战争，即为了抵抗外敌侵略而使用武力；二是对一个已经腐败堕落失去民心的国家发动进攻性战争。显而易见，第一种战争是反侵略战争，合乎正义原则，并无疑义；而第二种战争则界限不甚清晰，由于各个国家民族历史、文化、价值观各异，所谓失民心、不公平，其间的是非曲直很难有统一的判断标准，这就给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了借口。

14—16世纪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人马奇维尼(1463—1526年)著《君王论》，一反中世纪的传统思想，提出“但论目的，不择手段”为评判战争的唯一标准，即只要能达到战争胜利的目的，可以使用任何手段。他在《佛罗伦斯历史》中说：“若人们不互相砍杀，城市不遭受焚掠，领土不夷为废墟，那就不能称为是战争了。”在《讨论集》中又说：“假使所作的决定是国家安危所系者，那就不必考虑到是否合于正义、人道和荣誉了。”“为胜利者带来荣誉的即为胜利本身，并不是怎样获得胜利的方法。”因此，作为国家元首，君王“除了战争和它的组织与纪律之外，一个君王就不应再有其他的目标，也不应该再研究其他的任何东西”^[7]417。君王的战争责任被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

16世纪西班牙著名神学家兼哲学家苏亚雷(1548—1617年)提出公道战争论，即认为战争并不都是罪恶的，世界上存在公道的战争，他提出了公道战争的四方面标准：一是公道战争必须由合法的权威来发动；二是发动战争的理由必须是真正公道的；三是战争的手段要公道；四是战争得胜的公道方君王有权对战败方提出战争赔偿的要求，并可以用死刑来惩罚敌方。这一公道战争理论对后世的战争影响很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战败国的战争索赔和对战犯的极刑判处，即是对此理论的实践。

中世纪与近代之交的荷兰著名思想家革洛底乌斯(1583—1645年)著《战争与和平法》从法律角度看待和评判战争。他认为这个世界最普遍有效的法则是自然法，是万物都要遵守的。追求自己的利益是人与动物的本性，但人是万物之灵，人组成的社会必须靠法律来维持社会秩序，因此不该发生战争，如果发生战争也应该遵照法律进行，他说：“除了增进人的权益外，不该发生战争。即使有战争，也必须在遵守法律和对神的良好信仰中进行。”^[7]421

18世纪英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2—1790年)的《国富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其中谈到了军队武力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人民大众的尚武精神和一支纪律良好的常备军是一个国家赖以安全的基础。他把战争视为一门艺术，而且是“一切艺术中的最高贵者”，主张军人专业化，并且认为军人作为专业人才比其他专业人才更值得尊重，因为医生、工程师、学者等专业人才，他们的专业知识更多是为个人利益，只有军人，其专业是为了保卫国家，是使国家获益，因此政府要高度重视军事训练。亚当斯密极大提高了军人的社会地位。

黑格尔(1770—1831年)作为19世纪德国最有影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也可以说是一个战争的鼓吹者。他认为不时发生战争是一件好事情，和平是僵化，国与国的争端只能由战争来解决，因为国家彼此之间处于自然状态，它们的关系既不是法的关系，也不是道德关系。各国家的权利在它们个别的意志中有其现实性，而每个国家的利益就是它自己的最高法律。道德与政治不成对比，因为国家是不受平常道德律约束的。因此，他不认为有解决国家之间纠纷的国际权威，只有战争才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最后法宝。德意志民族之所以崇尚战争，原来黑格尔是教父。“铁血宰相”俾斯麦以铁血战争统一普鲁士、纳粹元首希特勒用战争毁灭德国，都可以说是遵从了黑格尔的战争理论。

中世纪以来的欧洲战争哲学观总体上对战争持肯定态度，尤其是18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快速扩张，战争有益论更是甚嚣尘上，直至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人们才开始反思战争。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罗素(1872—1970年)是欧洲反战思想的代表人物。鉴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罗素强烈反对战后美国势力在世界的扩张，“他认为现在所谓之战争，乃根基于一特殊之经济和社会系统，而这种‘特殊系统’就是资本主义体制。于是罗素说当今世界之动乱，都是由于‘美国资本主义用武力来保护其投资’”^[7]431。罗素不仅在理论上阐述他的反战思想，而且亲身投入反战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就因反战言行被投入监狱。冷战时期，他和爱因斯坦联名发表《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反对核军备竞赛，呼吁世界和平。罗素的反战思想极大影响了战后世界，直至今日，他的反战思想依然放射光芒。

综上所述，中西战争哲学观异中有同，异大于同。中国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战争观，对战争取审慎态度，注重战争道德伦理，师出有名，战之有道，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战争的最高境界；西方战争思想比较博杂，早期的基督教战争思想倾向于“慎战”，中世纪后期好战思想逐渐抬头，18、19世纪主张以战争解决国家纷争的思想占了上风，直至20世纪下半叶，反战思想才逐渐有了市场，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成为世界潮流。

中西战争哲学观的差异势必影响东西方社会对战争的审美观照。这种战争审美观最集中体现在文学创作上。神话作为各民族文学的源头，也是考察战争审美观最原始、富具感性和形象的生动素材。在中西远古神话传说中，颂扬战争英雄是共同的母题。在中国，黄帝和炎帝是华夏民族最初崇拜的战争英雄。传说中黄帝和炎帝是兄弟，后来炎帝被黄帝消灭了。兄弟为什么发生内讧，是因为“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诛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新书·益壤》)。其他有关黄帝和炎帝战争的神话传说也多说黄帝是以“有道”伐“无道”，这提示人们一个重要的信息：华夏民族的战争英雄一开始就是具有政治伦理道德色彩的人物，换言之，华夏民族对于自己的战争英雄自始就注重政治道德标准。

崇力、崇智、崇德是英雄崇拜的三个具体方面，但是每一个民族基于各自的历史宗教文化传统和民族审美心理，对于英雄的崇拜可能各有不同的内容和标准，有的偏于崇力，有的偏于崇智，有的偏于崇德。比较中西战争神话就可以看出不同。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是西方最著名的战争神话，这部卷帙浩繁的战争史诗中所塑造的英雄与华夏战争神话中的英雄便迥然有异。

其一，在神的外在形象的构成上，华夏民族的战争英雄是人兽的“异体合构”。传说黄帝为“人面蛇身”的形象，炎帝是“人首牛身”，蚩尤是“人身牛蹄，四目六首”，其他如共工、相柳、窳、贰负、雷神、烛龙等，或为“人面蛇身”，或为“龙身人头”，等等。总之是“模糊人、神和禽兽的种类界限，以怪诞性或夸张性的想象重新组合异物形态，在人、神、兽的形体错综组接的形式中，容纳了人性、神性和兽性的杂糅”^[8]。与华夏神灵的人兽杂糅的外形相比，古希腊俄林波斯众神和凡世的战争英雄无不个个相貌俊美、仪表堂堂，具有突出的外表美。众神不时下凡与人间的俊男靓女结合，生下了许多半人半神的后代。这些神的后裔、天之骄子不但集中了人类外貌美的诸多优点，而且个个是人间俊杰。

其二，在神的行动层面上，华夏战神们肩负着特别沉重的政治伦理道德义务，他们总是师出有名，战之有道，决不会为争夺一个美女这样微不足道的情欲之事而大动干戈。黄帝作为华夏民族的战争元神，亦即第一位战争英雄，中国古代历史典籍并没有显现其个人有多么强大的武功或超人的勇力，而是把他描绘成一个“养性爱民、不好战伐”、德行很高、慈眉善目的圣君形象。倒是作为叛臣形象出现的蚩尤，被写成一个十分骁勇善战但无恶不作的坏蛋。由于道德上的缺陷，在华夏民族的英雄榜中没有蚩尤的位置，最多称之为“兵主”。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蚩尤是也。

古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战争，无论是战争的起因，还是战争的过程，或是战争英雄，都没有丝毫政治道义的色彩。《伊利亚特》全诗赞美的是生命、力量和勇气，而不是让人匍匐在某种先在的道德伦理的约束下。史诗在突出英雄们高贵的出身(神人结合的后裔)、俊美威武的外表美的同时，尤其不厌其烦地描述英雄们过人的勇力和嗜战善战的本领。如埃阿斯的战盾大得像一面围墙；而阿基琉斯“仅凭一己之力，即可把它捅入栓孔”的插杠，却需要三个阿开亚人方能拴拢和拉开。英雄们嗜战如命，“渴望着”冲锋杀敌，品味着“战斗的喜悦”。因为勇敢战斗是祖传的古训。英雄们价值观的中心是个人的荣誉和尊严，而不是什么政治道义和责任。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侵犯了自己的荣誉和尊严，英雄们便决不罢休。阿基琉斯被自己的上司、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夺走了战利品——美丽的少女布里塞伊斯，便愤而罢战，使联军遭受惨重伤亡，阿伽门农不得不拿出丰厚的偿礼，弥补过失，阿基琉斯才重回战场。凡世间的英雄们是如此崇尚个人的勇力和私利，俄林波斯山上的众神有过之而无不及。“荷马史诗里的众神，不是普渡众生的菩萨，也不是作为道德楷模的基督，亦不是作为凡人的精神寄托的穆罕默德。古希腊诗人以人的形象、性情、心态和行为方式为原型，创造或塑造了一个神的群体。在荷马史诗里，神们按人的心理动机思考和行动，有着人的七情六欲，沿用人的社群特点，人的交际模式。神们分享人的弱点和道德方面的不完善——神是不死的凡人”^[8]前言。宙斯之所以为众神之主，并不缘于其有无超乎众神的高尚德行，而是凭借其无与伦比的神力。他所管理的神界没有是非标准，一切凭兴之所致，他只享受拨弄权术带来的愉悦，而不真正解决任何争端。与之相比，东方汉民族的主神黄帝就太刻板了：黄帝日夜操劳，既要以德服人，又要对付蚩尤们的反叛，以至一张脸不够用，要用四张脸，才能把天下管理妥帖。

从以上东西方战神形象的比较中，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尚内质而轻外饰、重德行甚于重勇力、以理制战，奠定了华夏民族英雄崇拜的基本标准。而尚力轻德、嗜血好伐、崇尚个人自由，则成为古希腊民族乃至西方世界判别英雄的标准。“古希腊民族尚力导致了对战争作无理性节制的纯粹审美观照，把战争审美推向极端。汉民族尚德导致了具有道德理性节制的战争审美观照(审美的前提是对战争首先进行道德‘过滤’)，对战争进行有限的审美观照”^[2]125。

由战争神话肇始的战争审美观照奠立了中西战争文学审美观的基础，沿着崇德和崇力两条不同发展路径，中西战争文学呈现了不同的样态。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同时也是中国战争小说鸿蒙开篇的《三国演义》，就鲜明、形象地演绎了崇德、崇智的战争审美观。中国古代的战争无非王朝争战、抗御外敌、剿寇平暴这三大类型。由于中国古代战争小说的叙角多为高视点，即把视点聚焦在帝王将相等高层人物身上，使人感觉战争是统治者的事，与平民百姓无关。因此所颂扬的战争英雄无一不是那些帝王将相，他们的美德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为君者要以“民为邦本”，为臣者须“忠君报国”。《三国演义》所塑造的战争英雄的代表人物是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赵云、黄忠等，而奸佞之徒是曹操、吕布、董卓等，小说基本是以他们道德水准的高下来论英雄的。刘备作为帝王英雄的代表，其英雄品质突出表现在保民而王、宽厚仁德上，他具备了儒家伦理道德标准所要求的贤明君主的几乎全部美德：对百姓，他有一颗仁爱之心，即使身处危境，也要与民共患难；对部属，他讲求人格平等，充分信任，关爱有加；对友人，他讲信义，不贪不暴，礼贤下士。而关羽被誉为“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固然与他神乎其神的第一流的武功有关，但其中最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文学家套在他头上的眩目的道德光环，就是他那以“义”为上的道德风范。同样，诸葛亮被誉为“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除了以他的绝伦智慧为蜀汉事业作出卓绝贡献外，更在于他为刘备的“三顾茅庐”所感，而对刘备的无限和绝对的忠诚。相反，吕布是《三国演义》中武艺最高强的人，却也是一个最没有道德信义的人，他先是拜荆州刺史丁原为义父，可是董卓的一匹赤兔马和若干金珠、玉带就把他收买了，于是，吕布翻脸不认人杀了丁原转而拜董卓为义父。司徒王允巧用一个连环计，又让“好色之徒”吕布为一个绝色美女而把“义父”董卓杀了。吕布是“勇而无谋，见利忘义”的小人的典型，遭到了人们的唾弃。沿着《三国演义》所奠立的道德标准，明清之际的许多战争小说，如《说岳全传》《杨家将演义》《说唐全传》《说呼全传》等都将忠君爱国树为英雄的道德标准。直至20世纪50、60年代的当代战争小说，典范的英雄人物无一不是道德的至高至纯者。

西方的战争文学总体上是以崇尚个人自由、实现政治目标为鹄的。古希腊城邦之战是侵略与反侵略、奴役与反奴役的战争，亚该亚人、多利亚人先后入侵希腊半岛。在这弱肉强食的战争中，推动文明发展的是血与火的暴力，而不是脉脉的道德温情，因此崇尚暴力、摆脱奴役、追求自由是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社会的战争传统，也成为西方战争文学的总主题。在英雄人物形象塑造上，俊美的外表、发达的肌肉、孔武有力的臂膀是古希腊英雄的标配，我们在古希腊罗马的雕塑作品中也处处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崇力甚于崇德、崇暴甚于崇智让从《伊利亚特》开始的西方战争文学中，智慧型英雄的地位远不及力量型英雄，至于道德型英雄几乎难觅其身影。如在《伊利亚特》中，足智多谋的俄底修斯的地位就远不及勇猛强悍的阿喀琉斯、赫克托耳。而东方的《三国演义》恰恰相反，在蜀国，诸葛亮只是一名军师，手无缚鸡之力，但胸有雄兵百万，其地位只在刘备之下，而居大将关羽、张飞之上，那些赳赳武夫无一不对他言听计从。诸葛亮的超群智慧使他成为蜀汉的灵魂人物。

在战争场面的描写上，西方的许多战争文学作品热衷于展示残暴和血腥，在《伊利亚特》中如下场景比比皆是：

它(一块石子)把他的两条眉毛都打得粉碎，陷进骨头，两个眼珠掉到他的脚下的尘土里乱滚……

两军终于接触了，盾牌、矛子和披甲战士们都冲突起来了。那些盾牌的肚脐互相碰撞，发出轰然巨响，临死者的尖叫混合着毁灭他们的人的大言，地上流着血，譬如冬天里两条泛滥的山涧，从高处的大源泉出来，滚到一个深潭里去汇合，远处有个牧人站在山上听见它的轰隆声。^[9]75

眼珠掉到地上乱滚、临死者的尖叫、血流如泛滥的山涧……这些纤毫逼真的血腥场面和高度夸张的战争修辞体现了古希腊诗人对于野蛮残忍的战场格杀的一种非道德意识的纯粹审美态度。这在中国古代战争文学作品中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山海经》《诗经》，还是汉唐边塞战争诗，抑或《三国演义》等战争小说，涉及战争场景的描述多是粗线条泼墨写意式的，如《山海经》叙黄帝与蚩尤大战：“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完全是一种写意式的宏观场景的叙述。

不受伦理道德制约的尚武精神强化了西方战争文学的非理性，典型的如古代日尔曼民族史诗《尼伯龙根之歌》，史诗所描述的是一个崇尚暴力、充满尔虞我诈、血流成河的非理性的英雄式的神秘世界。史诗中的每一个英雄都不得善终，他们相互欺骗、冤冤相报，最后在一场自我毁灭的狂乱中化为烈焰，同归于尽。一千一百多年后，日尔曼民族的子孙继承了先辈的血腥和暴虐，纳粹头目希特勒在灭亡的最后时刻，下令毁灭德国所有的工业、军事、交通、运输设备，他自己也在柏林地下室中自杀化为灰烬，重演了古代日耳曼人的自我毁灭方式。

战争与死亡总是相伴相随的孪生兄弟，悲剧也就成为了战争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但中西战争文学对于死亡的态度却判然有别，汉民族对于战争的悲剧多从伦理道德的角度作美的升华，《三国演义》中的众多英雄都以悲剧结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他们的超凡武功和过人智慧固然受人尊崇，但严守儒家伦理道德才是他们成为盖世英雄的深层原因。诸葛亮对于蜀汉的无限忠诚、关羽和张飞的仁德义勇，使他们垂范后世，受到世代敬仰。“在一个充满伦理主义精神的国度里，赫赫武功、军人的卓越战绩并不是主要的，‘不以成败论英雄’这句格言具有意味深长的文化内涵，儒文化伦理意识仅仅关注的是战争过程中人的精神升华。换言之，汉民族传统的悲剧意识和崇高意识的落点并不在战争的结果上，而在于整个精神痛苦而非凡的超越过程上”^[2]117。西方文学对于战争的悲剧叙写大都将道德因素剥离，而突出悲剧本身造成的精神和肉体伤害。17世纪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塑造了一个沉迷于骑士文学、将幻想当作现实，从而做出种种荒唐可笑的所谓骑士英雄行为的典型人物。从表面看，《堂·吉诃德》是充满道德精神的。堂·吉诃德游走天下，铲除不公，匡扶正义，是为了实现他所理想的道德原则。然而，这一切却是建立在过时和虚幻的非现实基础上的，他用骑士的道德行之于当世，就是用昨天的思维做今天的事，用今天的头脑做明天的事，其结果必然是悲剧性的。塞万提斯通过堂·吉诃德荒诞不经的道德行为，嘲讽骑士道德的没落和荒唐，实际上解构了骑士道德。19世纪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名著《战争与和平》描写俄国人民反抗拿破仑的侵略战争，但作家既歌颂战争，又反对战争，凸显战争给俄国普通民众造成的巨大悲剧，充满了作家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博爱精神。直至20世纪上半叶的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和整个世界造成巨大的人道灾难，西方战争文学才开始彻底摈弃崇尚暴力的传统，对战争进行了深刻反思，欧美与苏联都出现了反战文学思潮，由此开始，西方对战争悲剧的思考超越了功利主义的现实层面，进入了人道主义和人性的深层。德国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凯旋门》、雷恩的《战争》，法国巴比塞的《火线》，美国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苏联肖霍洛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著名战争小说，都融汇了作者对战争与道德政治、战争与人道主义、战争与人性、战争与爱情的深刻思考。

中西战争传统与战争观念对于各自战争文学创作产生深刻的影响。从20世纪中国反侵略战争小说创作来看，这种影响至少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从创作主题看，20世纪中国反侵略战争小说体现了反殖民反侵略的鲜明主题。如前所述，特殊的地理环境、传统的农耕社会铸就了汉民族求稳定、尚和平的民族心态，我们的民族很少主动发动向外扩张的战争，而多是疲于应付外敌的入侵，因此中国古代战争文学，无论诗歌、散文，还是小说，很少颂扬那些无限扩张独霸天下的野心勃勃的人物，而更多歌颂的是抗御外敌入侵、保家卫国的民族英雄，谴责背叛国家和民族利益、屈膝投降的民族败类。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面对的最大外敌是东邻岛国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蛮入侵，因此，在20世纪中国反侵略战争小说中，以抗日为题材，追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小说创作占据了绝对主流。其二，从审美取向看，主张以德服人、化干戈为玉帛、不战而屈人之兵等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和中国古代兵家学说对20世纪中国反侵略战争小说的审美取向产生极大影响。不嗜杀戮，不渲染血腥，不刻意制造仇恨，恪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注重提高阶级意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等构成了20世纪中国反侵略战争小说的审美主调。然而，也由于过分强调战争的道德层面的审美取向，1949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战争小说热衷于颂扬战争英雄，沉浸于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战争叙事，却极少思考战争反人性的一面，更没有出现超越战争的现实功利进行人道主义深度思考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