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从话语权到学术期刊话语权

党的二十大庄严宣告，今天我们的时代，“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1]。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就要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自主的话语权。

话语权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是新时代新征程上基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突出表征。其一，话语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标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以对外开放的态度学习西方发达国家，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七大报告均未明确强调“话语权”问题。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到“话语权”，指出中国外交工作“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进一步增强”^[3]。其二，话语权是中国实现由富变强的新征程标识。通过多年努力，中国自然科学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SCI论文数量和全球占比不断提升，“国之重器”核心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但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相形见绌。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必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4]。其三，话语权是新时代中国坚持自主道路的新征程标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5]；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要“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1]。在新征程上，要对外形成国际话语权，对内构建自主话语权，共同构成话语权上的“双循环”。

“话语权”问题迅速得到学界热烈回应。在研究主题上，“国际话语权”和“意识形态话语权”作为两大支柱性议题，回应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贡献：前者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后者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自主的“四个自信”和自主的知识体系。两大主题形成了分别面向国际和国内的话语权“双循环”。话语权研究的问题域，涉及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网络话语权、制度性话语权、学术话语权、媒介/媒体话语权、文化话语权等不同领域。其中，经济、科技是话语权的硬实力，意识形态、体制机制和学术文化是话语权的软实力。

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党的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5]。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要“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1]。政治原则和思想认识相对易于把握，学界现有研究多从正面立论，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网络话语权、文化话语权研究方面成果较为丰富。学术观点问题相对复杂，“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包括学术期刊、学术议题和研究体系等受制于西方，许多研究只是引进、复制、吸收、接轨西方研究理论、框架和成果”^[6]，这方面研究相对薄弱，大部分还是技术指标性和实务操作性研究，对于学术话语权的基础性问题和实质性问题涉及较少。

在现有中文文献中，“学术期刊话语权”研究按时间顺序可分四类：第一，期刊常规工作探讨。第二，学术期刊话语权变迁研究，“在数字出版时代，学术期刊话语权被让渡给‘技术优先’和资金雄厚的数据库”^[7]。第三，学术期刊话语权国际化研究，目前直接切入学术期刊话语权研究的主要成果均从社科期刊入手。如：梁小建认为，“我国学术期刊缺乏国际话语权的根本原因在于公信力、期刊质量和传播能力等方面与国际领先期刊尚有差距”，“现有主流期刊评价体系难以催生人文社科名刊”^[8]；姜志达认为，“将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国际化的方法套用到社科学术期刊上，并不管用”，需要“加大对英文编辑的国际化培训力度，提升编辑素质；挖掘中国崛起所提供的学术议题、提升期刊的议题设置权，充分利用各类传播平台、提升传播效果”^[9]。第四，学术期刊话语权量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成果几乎只集中在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赵蓉英团队及其主要成员王旭2021年以来的研究中，在最近的研究中，王旭尝试建立评价模型，“从多指标、多要素、多方法融合、比较和评估视角对中国英文学术期刊话语权进行评价研究”^[10]。

目前，学术期刊话语权研究出现了六个偏向。其一，重学术话语权，轻学术期刊话语权；其二，重国际话语权，轻国内话语权；其三，重英文期刊话语权，轻中文期刊话语权；其四，重量性指标式话语权，轻质性内容式话语权；其五，重科技期刊话语权，轻社科期刊话语权；其六，重现实和形式话语权，轻历史和本质话语权。上述偏向形成闭环链条，使得中国社科学术期刊话语权研究长期受到忽视。朱剑曾对国际化提出质疑，即SSCI和AHCI的公正性、文化的差异性、规范的合理性、语言的多元性，“虽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国际化就是接轨，但在某些学科，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就可能有程度不同的对国际规则的修改。谁掌握话语权，谁就能以自己的规则部分乃至全部地替代已有的国际规则，故国际化不一定就是单向的，也可以是双向的”^[11]。然而，这一问题并未引起重视。

对学术期刊话语权的界定，目前可见两种描述。一是张楠在传统意义上的界定, “学术期刊的话语权主要体现在拥有科学文献进入传播渠道的把关权、经营权及学术影响力、学术成果评价功能”^[7]。二是王旭基于量性模型研究的界定，“学术期刊话语权是指学术期刊以学术质量为基础的内容生产、传播交流过程中对学界、业界和社会产生直接和间接的话语影响力和话语引导力”^[12]。以上两种描述，对于如何运用到实践中还显得有些抽象。学术期刊话语权研究的流变与现状，给学术期刊话语权问题蒙上了迷雾、带来了焦虑。张楠讲的传统学术期刊话语权，主要是一种单向话语权，使学术期刊自身存在丧失主体性的风险。王旭从量性模型出发，依据的是外在可统计的传播数值，以貌似统一的标准取总额和均值，而对特定个例和分段数值则基本无法纳入计算之中，在进行量性研究的同时忽略了质性评价，这就无法从长时段历史结构中具象化地对中国学术期刊话语权进行质性考察，对中国社科学术期刊话语权的研究整体缺位。

学术期刊话语权是话语权的一种，同时又因其对象的具体情况而与其他话语权有所不同。在话语权的普遍意义上，笔者认同赵蓉英对话语权特性的归纳，即在话语权产生过程中具有主体性、传播性、影响性、引导性四个特点，按不同分类方式划分话语权类型，“学术话语权是指在学术交流中拥有学术成果或学术资源的学术主体，通过各种话语表达形式对外传播其学术成果所产生的足以影响乃至引领其他行为体认识和行动的能力”^[13]。由此，学术期刊话语权可视为机构话语权的一种特定类型，可从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二、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话语权的中国自主性与独特性

学术期刊话语权因不同期刊个体与类型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比如就有国际与国内、中文与外文、科技与社科等不同。相对而言，对于国际期刊、外文期刊、科技期刊的学术话语权问题已有一些研究，中国社科期刊的话语权研究目前还很少，其重要原因是中国社科期刊自身的特性所致。

(一) 主体上的意识形态导向

《期刊出版管理规定》(2017年修正)第一章总则第三条明确规定：“期刊出版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出版方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14]这一条例规定了中文社科学术期刊的舆论导向和出版方向，决定了涉及中国问题的大多数学科领域不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所接受，直接结果就是中国英文社科期刊较少，相当数量学科还是空白。然而，坚持中国主流舆论导向则不为西方所深层次接受，迎合西方导向则永远无法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二) 传播上的渠道与文种特点

从Scopus数据库2020年收录情况看，中国人文社科期刊83种，其中英文期刊69种，在余下的14种中文期刊中，除了4种人文社科期刊之外，“其他均为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交叉期刊”；同时，83种期刊中有56种英文期刊由国外出版机构出版传播，而14种中文期刊皆由国内出版机构出版发行^[15]。相对于《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2021年收录的1 680种期刊来说，“走出去”的中文期刊占比不到1%。目前，中国社科期刊的传播主体基本以中国知网等国内数据库为主，文种基本以中文为主。这与自科领域创办大量英文期刊并主要依托国外出版商而实现国际化的情况不同，其话语权特点迥异。

(三) 影响上的评价与对话特征

根据布拉德福文献集中与分散定律和加菲尔德定律研制的SCI、SSCI、A & HCI等国际期刊引文数据库，相继被作为期刊评价工具，形成了以文献被引为核心指标的量化评价方式。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期刊并无固定的量性评价模型，主要采用评委定性评价方式。1992年，北京大学编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一版发布，形成了“北大核心”以影响因子为核心同时辅以其他次要指标的量性评价模式；1998年，南京大学研制的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开始发布，形成了“C刊”以影响因子为主，以被引频次为辅的量性评价模式。自此，“北核”“南核”并立的期刊评价格局基本形成，表征被引均值的影响因子和表征被引总量的被引频次成为期刊评价的核心指标。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今评价研究院)发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蓝皮书，后来升级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入选期刊简称“A刊”。与“北核”“南核”不同的是，除期刊文本指标之外，A刊大量引进了对期刊社或编辑部的评价指标。2021年5月，以A刊评价指标为基础，发布了国家标准《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GB/T 40108—2021)》并于2021年12月1日实施。A刊评价指标将期刊分为侧重人文学科、侧重综合期刊、侧重社会科学三大类别，分别就吸引力、管理力、影响力三个一级指标按相应权重赋分。值得注意的是，吸取多年来学界对量化评价的反对之声，A刊评价标准吸引力一级指标以巨大权重引入了“同行评议”二级指标，在三类期刊中分别占总权重的28%、32%、36%，这一权重超过了包含期刊发文量、即年影响因子、影响因子、五年影响因子、论文转载量等五个三级指标在内的学术影响力二级指标31.5%、28.0%、24.5%的权重，回应了多年来学术共同体对同行评价和质性评价的呼声，体现了学术共同体内部特定方式的学术对话。

(四) 引导上的问题与方案特征

学术期刊的引导性在于通过发布最新成果来引导科学研究，这在自然科学中表征为一直向前的矢量进步。由于社会科学总是基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而发展，则进步与退步共存，因而社会科学必须在促进历史发展的同时兼有回击错误思潮的功能。“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社会正站在十字路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16]。面对当下，立足未来，中国社科期刊不仅有责任澄明“真正的共同体”，同时还必须回击错误思潮以揭穿“虚假的共同体”^[17]，从而研究中国问题、呈现中国方案以回应人类共同关切，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做出贡献。

中国社科学术期刊的上述四个特性，决定了不同于科技期刊的话语权特征，也决定了中国社科学术期刊将具有以国内“内循环”为主、国际“外循环”为辅的话语权特征。

三、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话语权的现状

中国社科学术期刊总体发展水平还不高，不仅与全球性国际期刊相比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就是在中国国内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也较为有限。在一般意义上，话语权由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三大方面构成，中国社科学术期刊也不例外。

(一) 中国社科学术期刊的传播力现状

中国社科学术期刊的传播渠道主要有四类：(1)传统纸刊传播。除少数专业期刊和顶刊有其特定读者群之外，传统意义上的纸刊主要是报送材料和馆藏陈列功能，阅读功能已相对弱化。(2)数据库传播。以中国知网为代表的学术期刊数据库，已成为中国社科学术期刊传播的主渠道，极大地改变了读者阅读方式，进而改变了读者对期刊的认知，由“读刊”变成了“读篇”，数据库呈现给读者的不再是期刊的整体形象，而是根据读者需求由主题、篇关摘等检索出来的单篇文章。对期刊而言只留下期刊层次等级化和个刊特色模糊化的两极，由此，期刊对数据库的态度陷入既离不开又充满焦虑的爱恨双杀境地，有人甚至将这种由于读者阅读习惯的改变而带来的学术期刊传播中心地位的旁落，形容为“与狼共舞”“与魔鬼签约”，描述为“学术期刊人在万分焦虑中为生存而挣扎”^[18]。(3)期刊网站传播。大多数中国社科学术期刊已采用在线投审稿系统进行内容生产，同时提供全文免费下载。这相当于OA方式，且比OA更优惠的是多数期刊并不要求作者提供发表费用。但由于单刊文章数量和选题的有限性，且期刊网站只收录本刊论文，并不满足学术写作型读者搜集资料过程中“穷尽文献”的严谨学术写作需求，期刊网站上的论文同样能在数据库中以包库方式由个人免费检索到，因而期刊网站往往只能吸引投稿者，可见其传播力十分有限。(4)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传播。微信公众号传播便于转发，且可以让枯燥的学术论文图文并茂，提升感官吸引力。“位序靠前的学术期刊善于把握新媒体时代发展机遇，抢占学术期刊发展先机和首发权，引领学术话语权”^[19]，但也存在微信公众号由于其媒体特征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短板，比如更新较快而导致过往文章难于查询、发布过程中为简便起见往往省略参考文献等重要信息而不符合学术引用规范、手机阅读屏幕较小导致大型图表不够清晰等问题，故新媒体传播的中文社科学术论文主要用于传播最新信息，但由于其完整性和规范性不足则不能作为学术写作的引证文献。这为中国社科学术期刊在媒体融合途径中如何兼顾最新信息传播和学术写作需要提供了新的议题。

中国社科学术期刊的以上四类主要传播渠道和方式，总体来看仍是传统传播方式的延伸。其中最重要的变迁是所谓“知网模式”，这种模式产生了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是为学术写作者提供了极大的检索方便，不再受限于纸刊来源和阅读空间制约，极大节约了金钱成本和时间成本，也能方便做到“穷尽文献”以避免重复劳动并站到学术前沿；但另一方面却是期刊个体形象日渐模糊，正如朱剑所说：“被拆解成单篇文献后，学术期刊早已迷失在知网之中，连基本形象都不复存在，又如何吸引作者并走出国门？”^[20]由此导致的期刊传播力削弱，无疑反过来会降低个体特定期刊对作者和读者的特定吸引力，从而削弱个体特定期刊的话语权。

提升期刊话语权，其本原性主体是期刊自身学术内容的话语权，而学术内容则是由期刊作为平台与作者作为内容生产者的聚合，从而形成为学术意义上有意味的形式。畅通、高效的传播力固然重要，但终究只是形式要素；更重要的是要有值得传播的内容，这就涉及期刊的引导力问题。

(二) 中国社科学术期刊的引导力现状

迄今为止，尚未见到关于学术期刊引导力的专门研究成果。游滨将“舆论引导力”“信息传播力”“品牌影响力”并列^[21]；郝俊杰等将“文化感召力”“形象亲和力”“话语说服力”“舆论引导力”“宣传影响力”^[22]并列；王旭则认为，“学术期刊话语引导力由政策话语引导、社交媒体话语引导、新闻话语引导、百科话语引导、同行评议话语引导以及视频话语引导等要素组成”^[10]。可见，现有研究中的“引导力”并未强调“学术”，那么是否说明目前尚无法证明学术期刊对学术研究有着引导作用呢？学术的引导作用固然以学术共同体自身为主体，学术期刊是否可以在其中起到一定引导作用呢？

长期以来，中国社科学术期刊往往被当作“发表园地”或“展示窗口”，相当部分期刊主要是某些学科领域的论文集，缺乏主体性的议题设置和对学术资源的主动聚合，即便一些文章产生重大影响而起到学术引导作用，但期刊的学术引导力并不能由此得到延续。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发布后，学界提出了学术期刊引导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孙麾提出，“学术期刊不能仅仅满足于尽量发表水平高的学术成果，它同时还要自觉担当起学术组织和学术引导的重任”^[23]。孙麾认为，学术期刊引导力就是充分发挥学术期刊的问题意识、学科融合两个特长，调动和组织分散的学术资源，形成研究议题，集中产出高水平成果。可以认为，学术期刊引导力问题是学术期刊主体性的高扬。在管理部门“以刊论文”的评价方式助推下，高水平学术期刊和拥有引导力、影响力的高水平学术论文同时成为紧缺资源，出现了期刊感叹缺论文、作者感叹发文难二者并存的怪象。为了提升引导力和影响力，在页码不变甚至有所增加的情况下，精简栏目结构、减少发文篇数成为学术期刊界的普遍做法，从而使学科领域更加凝练，问题特色更加突出。

从总体看，学术期刊引导力始终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首先，历史大势的战略需求和体制力量的项目指南对学术研究拥有支配力量，学术研究遵照项目指南选题成为主要配置，战略需求和项目指南不仅是引导力更是“指挥棒”。其次，基于学术机构和学术共同体的各类学术平台、学术团队作为学术生产的主体，“学术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没有禁区”^[24]，除了因应战略需求和项目指南之外，学术机构及平台的特色打造、学术团队及个人的研究兴趣也是学术引导力的重要因素。最后，作为学术成果发表平台的学术期刊，其议题设置首选项必然是在战略需求和项目指南大框架内，其次是寻求优质团队资源进行聚合，也可以是编辑个体的学术兴趣和领域特色，同时还必须遵守舆论导向的刚性规则。学术期刊并非学术生产的主体，其作为学术发表阵地的平台本质不会改变，其引导力始终不会等同于学术共同体自身以及更大层面的历史大势战略需求、体制力量项目指南对学术的引导力。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朱剑将“引领学术”作为学术期刊编辑“身份建构走向极致”进行论述，他承认确实存在过学术期刊引领学术的现象，但“对于现实中可能存在的学术期刊引领学术的现象，我们只能说，除了编辑有超常能力之外，一定还有非学术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比如科研体制和学术评价机制”^[25]。

可以认为，中国社科学术期刊在学术引导力上始终进行着不懈努力，也取得了一系列不小的成就，但其整体定位始终只能是处于聚合、协调、优化学术成果的次要位置，并非整体学术引导力的核心主体，对此需要有清醒认识。

(三) 中国社科学术期刊的影响力现状

国家标准《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对影响力的描述是，“对外传播、实践应用，以及对学术理论、公共政策等产生作用的能力”，“影响力涵盖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实践影响力”。其中，学术影响力“是期刊在学术领域的影响和传播能力，主要通过影响因子、论文转载量、办刊宗旨和学术质量来衡量”，社会影响力是“期刊论文对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和学术共同体的影响情况，具体体现为期刊出版发行量和显示期刊网络传播力的网络显示度^”[26]。在具体的指标体系中，学术影响力二级指标分为即年指标、影响因子、五年影响因子、论文转载量、办刊宗旨和学术质量五个三级指标。由此可见，虽然近年来反对唯影响因子的声音此起彼伏，但论文被引仍然是期刊学术影响力的核心指标。

以下通过两个数据来说明中国社科学术期刊的影响力现状。

1. 中国社科学术期刊与国际期刊的对比(表 1、表 2)

本文数据来源为中国知网发布的《世界学术期刊学术影响力指数年报(人文社会科学)》(WAJCI)，由于该机构2021年仅发布了科技期刊报告，故2020年版即为社科期刊最新数据。WAJCI人文社会科学2020年版收录全球期刊3 674种，其中中国期刊468种，占比12.74%。

分析表 1、表 2可以发现：第一，中国期刊与JCR期刊在绝对值上存在较大差距，刊均被引频次仅及JCR期刊的38%，影响因子仅及49%，均不到一半。第二，在被引来源数据方面，可从两个角度观察：一是刊均引用频次，中国期刊互引在中国期刊总被引中占比91.23%，而国际期刊互引达到96.92%，这说明中国期刊互引相对较低；二是刊均影响因子，中国期刊互引在中国期刊影响因子中占比91.38%，而国际期刊互引达到96.94%。

以上说明，中国社科学术期刊与JCR国际期刊几乎是两个互相割裂的阵营。国际期刊引用中国期刊很少，中国期刊的引用者主要仍是中国期刊。其中既有文种的原因，也有根本理念尤其是意识形态不一致的原因，这些原因造成了中国社科学术期刊被JCR期刊接纳度较低，而低接纳度又造成了中国社科期刊影响因子低，进而导致非良性循环。经过综合计算得到WAJCI指数，中国期刊与国际期刊同台竞技的结果，“我国共有5种社科期刊进入全球前5%，进入全球Q1区期刊40种，进入全球Q2区期刊82种”^[27]14。由此来看，中国社科学术期刊虽然整体影响力还不够强大，但潜力十分可观。

2. 中国社科学术期刊的国内现状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2021年总第19卷。统计口径为中国知网5个专辑中的学术期刊，按复合影响因子降序排列，分段统计。统计结果为：(1)哲学与人文科学，共589种期刊，影响因子5~9.9的2种，10~19.9的1种；(2)社会科学I，共632种期刊，影响因子5~9.9的25种，10~19.9的5种；(3)社会科学II，共1 195种期刊，影响因子5~9.9的16种，10~19.9的1种；(4)经济与管理科学，共1 191种期刊，影响因子5~9.9的29种，10~19.9的4种，超过20的1种；(5)信息科技类社科及交叉学科，共197种期刊，影响因子5~9.9的1种，没有超过10的期刊。据近期正在陆续发布的2022年影响因子年报，又有一批期刊影响因子得到迅速提升，超过了10.000。

(四) 中国社科学术期刊话语权现状的总体评价

以上梳理了中国社科学术期刊话语权现状的三个方面，各有其特色与长短。

第一，在传播力方面，单刊传播力大多较弱，数据库成为传播的主要模式，虽然中国知网屡次被推上风口浪尖，但由于绝大多数学术读者的主要资源获取方式是机构包库，并不存在个人支付费用的问题，故对知网的垄断并不敏感，相反，他们可以从知网得到“穷尽文献”的便利。由于包库方式的存在，可以预期，对于以写作论文为目的的阅读者来说，知网式传播在将来仍然是极其重要的方式。在知网模式下，单刊固然被割裂成单篇，但并不会弱化单刊对知网读者的影响力，这就是当读者面对海量文献时，原发期刊就会成为读者选择论文的遴选尺度，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知网提供了全文献的比较式呈现，原发期刊对于读者的影响力反而会得到强化，如果原发期刊持续关注某一话题，读者就会进入期刊导航界面进而浏览整刊，并以中长时段连续性的方式获得对原发期刊单刊的深刻印象。

第二，在引导力方面，实际上存在着两对范畴，一是社会引导力与学术引导力，二是引导与被引导。王旭等的体系构建主要是社会引导力，而学术引导力则与学术影响力有较大的交集。引导是学术期刊以平台效应引导学术研究行为，但目前人们探讨较多的学术期刊国际化实际上并非是对学术研究行为的引导，更多是讨论如何适应国际规则，讨论较多的是社科期刊英文化过程中“被引导”从而在国际期刊方阵中分一杯羹而不是中文社科学术期刊的整体引导力，更不是中文社科学术期刊对国际学术和国际社会的引导。总体上看，在引导力方面是国内引导力较强而国际引导力较弱。

第三，在影响力方面，同样可以看到由于文种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国际和国内实际上被割裂成两个联系相对较少的区域。即便是相对于WoS收录数量要多得多的中文期刊与国际期刊同台竞技，进入前5%的中文期刊仅占全部5%期刊的2.72%，和中文期刊占总刊数量的12.74%相差甚远。但这并非中文期刊的影响力不足，而仅仅只是中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不足，从国内数据看，已经出现了一大批高影响因子中国社科学术期刊，影响因子水平已经远远高于中文科技学术期刊。

多年来，“SCI崇拜”“影响因子崇拜”等现象一度愈演愈烈，实际上期刊评价已经潜在地成为某些国际期刊垄断学术话语权和海量吸金的手段，即使越来越多的中国英文期刊进入国际期刊前沿方阵，但也仅仅只是量的变化而很难真正占据主导份额从而获得规则制定权和话语主导权。中国社科学术期刊话语权的确立，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倾力打造中国社科期刊的自主知识体系，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上实现全面突破和提升。同时，强力打破目前仍然隐性存在并在某些机构愈演愈烈的“SSCI、A & HCI崇拜”，也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形成中国社科学术期刊话语权的当务之急与必要之举。

四、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话语权体系建构的尝试与预期

中国社科学术期刊话语权的建构，仍然可以从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和设计，本文将结合中国社科学术期刊界的已有尝试，提出建构预期。

(一) 中国社科学术期刊传播力的尝试与预期

建构和强化传播力，其核心目的是让期刊有人看、论文有人读。第一是期刊有人看。目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共2 256种，其中综合性期刊626种，专业期刊1 630种。且不说综合性期刊包含了众多学科，即使是专业期刊也包含了众多领域，这对学术型尤其学术生产型读者来说，“单篇”比“单刊”更加重要和高效。第二是论文有人读。论文是承载学术信息的独立主体，论文传播和期刊传播之间具有相关性，一般来说，高下载论文所依托的期刊大多具备高传播力。以中国知网全库下载超过10万次(2022年10月9日检索，下同)的11篇期刊论文中的7篇社科论文来看，按降序排列，分别发表于《金融研究》《心理科学进展》《中国法学》《心理学报》《经济研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这6种期刊全部是“北核”“南核”“A刊”三核期刊，影响因子均在2.000以上，可见单篇传播与期刊声誉具有正相关，单篇传播同样会促进期刊传播。

2003年，教育部启动名刊工程，提出“专、特、大、强”目标，并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办专业刊，中策是若干高校联合起来集群化办刊同时进行专业化分工，下策是各刊自主设计内涵式发展道路。朱剑认为：“上、中、下三策各自的功能是不同的，上策追求的是调整结构，中策追求的是加强协作，而下策追求的是刊社内部素质与质量的提升，核心目标还是体系化的专业期刊建设。”^[28]最后实施的结果，上策有部分实施，但主要并不在名刊工程范围之内，而是一些实力中下的学校；中策基本未能实行，不同高校期刊的产权结构和体制机制不同，尤其是刊号资源的所有权问题几乎成了一个不可能克服的障碍；下策则为绝大多数期刊所选择。需要指出的是，一些期刊出现了“刊出期次、发文量与优质文章有所减少，服务社会与推动所在刊物整体质量的功能发挥不够的情况，遭遇了难以持续发展的瓶颈”^[29]等问题，“名刊工程”“名栏工程”并未发挥预期效应。

从实际情况来看，在以综合性期刊为标志的高校社科学术期刊阵营中，实力较强的综合性高校几乎都很难走出将学报改为专业期刊的“上策”，中策存在几乎不可克服的障碍，因而目前要提升社科学术期刊的传播力，就几乎只剩下“下策”了，就是在现有体制机制内如何挖掘潜力、进行改革。其路径有三：一是不断优化数据库主渠道传播；二是做好做强融媒体社会面传播；三是探索深化集群化共同体传播。

1. 不断优化数据库主渠道传播

如上所述，数据库已成为社科学术期刊传播的主渠道，问题在于这一主渠道如何更加有效。鉴于中国知网传播模式中期刊被拆解的现象以及高校期刊专业化转型的尝试，2011年知网上线了“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即按不同学科和问题域对入选期刊的单篇论文进行重组，聚合为诸如《文学学报》《三农问题研究》等专业网刊。网刊上线后在短期内单篇论文下载量明显增加，但效应并不持久；2015年提出“域出版”方案，“以学科细分为基础的‘专业化’，转换成了‘专栏’‘专题’或‘专域’”^[30]。后来改为与超星合作，但到2018年“域出版”项目因为效应不显著而实际上被超星边缘化了。通过数据库渠道对“单篇”进行聚合进而实现专业化转型的尝试，主要还是学术期刊界内部团队的推动，始终未能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并得到学术期刊写作型读者的广泛使用，这一尝试至此基本宣告失败。由此，社科学术期刊的主渠道传播，就仍然回到了中国知网。

显然，在知网主渠道的大框架内进行颠覆性的变革，既需要巨大的期刊自身几乎不可能具备的雄厚实力，也需要传播技术和学术体制机制的重大变革，目前这些条件都不具备。对于中国社科学术期刊的数据库主渠道传播来说，要做的就只剩下优化内涵一途。优化数据库主渠道传播的效应是可以用数据来进行衡量的，即单篇论文的下载量和被引量。如何能够被读者检索到，进而下载和引用，下载量和引用量进而反馈成为期刊的质量表征，提高期刊对作者来稿的吸引力，形成期刊品牌，提升期刊传播力，乃是不断优化数据库主渠道传播的主要工作。

(1) 提高检出率。论文要有引人注目的议题设置和丰富博大的内容含量，前者可以使论文进入热搜，后者则使论文可从多渠道检出。一般情况下，读者多选择主题或篇名检索，主题则包含篇关摘，因而在篇名、关键词、摘要上用心，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尤其要注意关键词的功能，一是要有一定数量，二是要避免不可能作为主题来检索的词语，三是要注意文中有重点或集中论述但在篇名和摘要中没有出现的内容可进入关键词，总体来说可以设身处地设想作者或编辑自己作为读者会用怎样的词语去进行检索。通过对议题设置的精心策划和对篇关摘行文的精心设计，分别达到从内容和形式上提高论文检出率的目的。

(2) 提高下载率。当检索出来的文献达到一定数量级时，读者就会对文献进行筛选。一般来说，影响读者筛选的因素主要有五个：一是题名因素，题名体现作者对问题域的认知度和涵盖面，也体现处理题材的角度和创新，同时也体现对读者的检索需要的相关度。二是被引因素，高被引文章会被置于筛选优先级甚至被置顶，因而对于当年文献，要对即年指标高度重视，提上议事日程。三是期刊因素，即是否CSSCI或核心，以及期刊声誉口碑。四是作者因素，即作者的学术声誉和在某一研究领域的集中度。五是下载因素，下载量高的论文将被置于优先级，但低于被引优先级。

(3) 提高引用率。影响引用的因素有三：一是选题和概念的重要度和首发度。尤其是概念的率先提出和早期探讨，大概率会被后续文献引用。二是话语和观点的清晰度和可引度。话语结构要清晰易懂，才能在海量文献中给人深刻印象，让人记得住、记得牢；同时，观点要能够给人以启发，有独特的实证材料可以作为其他论文的间接论据，有可行措施可以作为其他论文的借鉴参考。三是文献和对话的丰厚度和前沿度。文献和对话反映了对学术共同体的融入、对学术史逻辑的洞察、对同行现有成果的借鉴，要有逻辑清晰、文献丰富的文献综述并依据现实针对性和学术现状针对性提出问题，要在正文部分充分展开与学术同行的对话讨论，将简单的问题通过对话而丰富，让复杂的问题通过对话而明朗，通过对话促进学术共同体形成共识，共同促进学术发展，为现实实践和理论创新提供借鉴。

检出才有可能下载，下载才有可能引用，引用才有可能导向话语权，一般来说，这是一个渐次递进的过程。在中国社科学术期刊向着“专、特、大、强”改革创新的进程中，如果说上策“专业化”是调整优化学科体系的战略行为，中策“集群化”是调整优化学术体系的战术行为，那么，下策“内涵化”就是调整优化话语体系的个体行为。

2. 做好做强融媒体社会面传播

媒体融合是传播的大势所趋，其外延和内涵近年来都在不断拓展。根据“CSSCI源刊微信公众号传播力指数”2022年上半年榜单，以活跃度、覆盖度、专业度、认可度、流行度、互动度“六度模型框架”构成传播力指数，统计756种期刊微信公众号，分为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综合性社会科学、高校学报四类，公布各类前30名期刊。超过4 000分的人文学科期刊有《求是》《党建》《红旗文稿》3种，社会科学期刊有《东方法学》1种，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有《文化纵横》《人民论坛》《探索与争鸣》《中国社会科学》4种，高校学报传播力指数最高为《清华大学学报》，仅3 111分^[31]。从以上情况来看，以公众号为代表的融媒体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还是时政类和社会热点类，而且公众号不限于仅仅推送本刊文章，更接近于前沿热点或行业前沿的信息平台，除本刊文章外发布了众多各类前沿信息。就上榜门槛看，人文、社科两类专业刊分别为2 529分、2 853分，综合社科、高校学报分别为1 737分、1 606分，专业期刊拥有明显优势。

做好做强融媒体社会面传播，要做好以下五点：一是站位提升。要有比单刊自身更高的站位，要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战略高度，服务国家大局，关注现实问题，引领学科前沿，突显学术研究的现实价值与理论意义。二是内容重组。除大多数期刊公众号采用的论文原文正文发布之外，提供多种背景链接，包括相关选题前沿动态，作者及团队研究动态，采用增强版出版方式^[32]。三是界面美化。学术期刊论文大多以文字及图表为主，可在公众号发布时增加彩色插图，充分运用大众传媒图文呈现的成功经验，丰富相关背景内容，美化阅读界面，增强推文吸引力。四是原文链接。公众号推文不符合学术引用规范一直令人纠结，要做到对浏览型读者和写作型读者的两全，可以在推文中增加原版链接，完整呈现原刊版面及参考文献，既方便仅浏览内容的信息型读者对简明的要求，又方便写作型读者对引用的要求。五是形成系列。实体期刊通过栏目和专题对论文进行聚合，从目录页上可以看到期刊长期特色，以及期刊对某一问题域的整体探讨和认知，公众号同样可以设置话题分类及链接，既起到呈现期刊特色的作用，又方便读者搜集文献资料，相当于以专业问题域的方式通过公众号实施的“域出版”。

3. 探索深化集群化共同体传播

集群化传播是近年来谈论得较多的话题，集群化可能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企业市场行为的公司化集群，目前国际期刊大多采用这种方式，比如斯普林格-自然、爱思唯尔等，都是拥有上百种期刊的大型集团，可以共用平台进行整体传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甚至形成一定意义上的市场垄断；另一类是基于专业兴趣的松散化集群，以网站或定期会议进行聚合。目前，英文期刊较多依托国际大型期刊集团，科技期刊也形成了一批如中华医学会、中国化学会等以学会为依托的期刊集群，科技期刊集群建设已经成为热门话题。然而，目前国内社科学术期刊尚未培育出一批大型期刊出版集团，也未形成有影响力的专业集群。中国社会科学院拥有92种学术期刊，其中38种是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高水平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提出了“建设一流世界社科学术期刊集群”的设想，但目前还主要是从管理角度出发，尚未提出并实施具体的集群化运营措施^[33]。显然，中国社科学术期刊的集群化传播，还没有形成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集群，仍然任重而道远。

(二) 中国社科学术期刊引导力的尝试与预期

传播的目的是引导，中国社科学术期刊在形成强大传播力的基础上，更需要致力于形成引导力。学术期刊引导力是学术期刊作为与学术研究者平等的主体，在充分研判学术前沿和历史潮流的基础上，通过学术期刊共同体与学术共同体的良性互动来达到学术期刊对学术研究进行引导的衡量指标。在中国社科学术期刊引导力的建构中，“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4]。中国社科学术期刊的引导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通过议题设置以引导学术研究方向，通过规范设置以引导学术研究范式，通过话语设置以引导学术研究融合。

1. 通过议题设置，引导学术研究方向，优化完善学科体系

议题设置有广狭二义，广义是学科域设置，狭义是问题域设置。较早的中国社科学术期刊大多有追求大而全的倾向：综合期刊追求学科众多，尤其是高校学报的学科栏目设置几乎与学校的学科设置等同；专业期刊如果是一级学科则几乎涉及所有二级学科，二级学科期刊则几乎涉及所有研究方向。这样的学科域设置必然导致“全、散、小、弱”，无法聚焦重点发展方向，无法进行学术引导，因而综合性期刊必须对学科域进行精简，同理，专业期刊也必须对方向域或问题域进行精简。本文所称议题设置，不仅包含了具体问题和观点的狭义议题，也包含了学科和方向的广义议题。

从“全、散、小、弱”向“专、特、大、强”推进，主要有两个层面的议题设置。(1)对期刊栏目结构进行调整。栏目结构反映了期刊对学科体系的认知，既是对不同学科重要性的选择，也是根据期刊自身资源状况对建构期刊特色及引导力可行性的认知，形成对既重要又可行并能形成特色引导力的期刊结构议题设置。这种议题设置的具体措施，一是精简学科栏目数量，从大综合变成小综合，聚焦少部分学科集中发力，形成优势和特色性引导力；二是变更栏目设置形式，由学科式栏目变更为专题式栏目，而更多的期刊采用了“学科—专题嵌套式”栏目。许多期刊都经历了对栏目学科结构和设置形式的探索，最终通过精简化和专题化形成优势性和特色性引导力。(2)对具体专门问题进行聚焦。尤其是就创新性议题通过期刊出点子、学者出论文，写作过程中反复共商，一次成型，急速面世，引领学术。首先是通过主题出版进行专门聚焦。“主题出版”是新闻出版总署于2003年开始实施的出版工程，“是围绕党和国家重点工作和重大会议、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重大节庆日等集中开展的重大出版活动”^[34]，是以特定主题为出版对象的出版活动，最初主要面向图书出版。2016年，中国编辑学会发布《关于开展期刊主题宣传好文章推荐活动的通知》^[35]，主题出版活动正式进入社科期刊，至2022年已办六届，获奖文章数量从首届的18篇(组)扩大到2022年第六届的91篇(组)。这些获奖论文大多主题重大，站位高远，质量上乘，对学术研究起到了引领作用^[36-37]。

2. 通过规范设置，引导学术研究范式，优化完善学术体系

学术的发展是一个层累的过程，优化的学术规范对于学科发展具有重大作用。目前，学科体系的发展极不均衡，一方面是学科自身面对的理论与实践对象及学科自身历史积淀所致，另一方面也与学科内部学术规范的完善优化程度密切相关。我们发现，不同学科的影响因子存在巨大差异，比如根据中国知网数据，中国文学298种期刊影响因子最高值为《文学评论》1.168，哲学67种期刊最高值为《哲学研究》1.854，但经济与管理综合232种期刊最高值为《经济研究》达到了19.013，工业经济143种期刊最高值为《工业经济》20.793，政治军事法律综合208种期刊最高值为《法学研究》16.200，就上述五个门类而言，悬殊高达17.8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经济、政法类与现实结合紧密，热点题材多，研究队伍大，文献总量大；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学科规范存在差异。

由不同学科学术期刊组成的中国社科学术期刊共同体，在学术规范方面拥有天然优势，可以横向比较不同学科发展快慢的学术规范因素，进而借鉴优势学科的学术规范，补强劣势学科，优化完善“专业性”和“工具性”二者兼顾的学术体系。由期刊与学者关注点而形成的不同视野，使得二者对于学术规范抱有不同的态度。期刊在顾及学科规范的同时，更倾向于倡导以优势学科规范补强劣势学科；但学者在固守本学科规范的同时则可能对此抱有敌视态度，比如有学者谈到在政治学“三大体系”建设中的一种倾向，将以其他学科的学术规范来匡正政治学的研究作为当前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重大问题，进而得出结论认为“政治学研究主题的确定、资料的收集、观点的提出、理论的论证等等都要有意识地摆脱其他领域问题预设的前提”^[38]。不同学科学术体系与学科规范固然要突显学科边界，进而维护学科独立性，但不同学科之间亦有其共同性。如果过多强调共同性，显然就会泯灭学科的独立性；但如果过多强调独特性，则会导致不同学科之间差距扩大，轻者闭门造车，重者抱残守缺。

学术期刊对于学术体系的引导力，可以体现为吸取强学科长处，总结共同规范，提升弱学科实力。基于优势学科的学科规范，笔者提出五点建议：(1)将关于学科本质和关键选题的研究纳入录用指南，不强调意义价值不明朗的所谓“学术空白”，对于单一选题要有意义价值及站位提升的结构意识；(2)将问题意识包括学术针对性和现实针对性认证作为学术规范的内容，强化围绕主线解决问题的意识；(3)将尊重同行劳动作为学术伦理规范，强化研究现状的文献综述意识；(4)将前沿文献作为参考文献的必要部分，而不仅仅只是开列对象文献；(5)将研究成果置于学术史逻辑链条之中，强化学术创新和学术进步意识，避免重复劳动，避免将学术论文写成个人感悟。

3. 通过对话沟通，引导学术研究融合，优化完善话语体系。

学术进步是在学术共同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共同探讨中，在横向上形成对话沟通以达成共识，在纵向上形成层累叠加以达成接力，站在他人的肩膀上走向更高、更强、更大的学术新阶段。学术期刊通过对话沟通，形成不同学者甚至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对话，达成融合共识，发挥学术期刊引导力，优化完善话语体系。

学术期刊引导学术论文进行话语沟通，可在三个方面发挥作用：(1)通过呈现研究现状进行对话沟通，通过文献综述揭示问题域的纵向演进逻辑和横向结构逻辑，科学定位论文在问题域框架中的历史地位和结构地位，进而强化问题意识，提升贡献值和影响力预期；(2)通过引证经典文献和重要文献进行对话沟通，经典文献代表问题域中的最高学术水平，重要文献代表问题域中的逻辑节点，二者形成论文的学术水准参照系，对论文进行创新点定位，并通过与经典和重要文献的对话提高论文的学术水平；(3)通过对现有研究的对话与争鸣，相同相似者去粗取精，相反相异者去伪存真，求同存异，达成总体共识，形成问题节点，通过不断造就新的学术增长点推动学术发展。

(三) 中国社科学术期刊影响力的尝试与预期

学术期刊影响力是指在学术领域的影响能力，从质性角度看是评价、阅读首选项及口碑，从量性角度看是数据化的影响因子系列指标。

1. 中国社科学术期刊质性影响力的尝试与预期。

质性影响力包括三个方面。(1)评价。这里的评价不是“三大核心”量化指标式的评价，而是学术机构用于科研工作绩效考核的评价，虽然有的机构直接采用了核心期刊概念用于评价，但更多科研实力较强的机构都制定了自己的期刊分级目录。就不同机构而言，虽然核心期刊是单位目录制定的重要依据，但一般均采用的是学科研究人员提名、科研管理机构汇总、学术委员会投票表决通过的程序，其全部流程均在学术共同体控制之下。由于各机构具体情况的差异，不同机构目录可能大相径庭，也并不完全等同于核心期刊目录。(2)阅读。虽然目前论文阅读以数据库和新媒体阅读为主要途径，但仍有部分读者订阅纸刊，一些期刊也致力于以多种电子方式呈现原貌整刊。这些读者之中大多是专业人士，整刊阅读对他们来说是了解前沿动态的重要途径，也是对期刊质性影响力的认可。(3)口碑。在除质性评价和阅读之外的语境中，读者及作者将期刊作为心目中的优先项。当然，口碑可能由于读者个人的偏好而形成学术界共识之外的个人误区，导致不同系统之间差异甚大。严格地说，“期刊定性评价法需理解期刊的学术性和社会性”，并“在知识社会学视野下理解同行评议过程”^[39]，但这在实际上很难做到。吴林娟曾选择20种文学期刊进行“基于专家视角”的评价，在她的评价结果中，《红楼梦学刊》排在第5名，而该刊CSSCI排在第16名、北大核心排在第14名^[40]。从这一结果看，该刊的“专家视角”远远超过了在许多机构目录中被列入更高等级的《文艺研究》《文艺争鸣》等期刊。以是之故，吴林娟在后续成果中，选择10种文学期刊进行分析，就没有再将《红楼梦学刊》列入^[41]。关于期刊质性影响力的研究与评价，至今未取得广泛共识，还处于各自为政的复杂状态，也说明质性影响力难于把握，需要与量性影响力结合使用。

2. 中国社科学术期刊量性影响力的尝试与预期。

量性影响力是通过可以量化的数据来考察的期刊影响力，学术期刊与市场化期刊有着不同的量性追求，市场化期刊追求经营指标，学术期刊则追求学术指标。学术指标中最重要且相对公平的是期刊论文被引情况，被引用的实质就是论文提出的见解等内容被其他学者在论文中采纳，大致相似于网购平台上的商品被浏览并被下单购买，是学术产品使用价值得以实现的标志之一。尽管目前关于被引指标受到种种诟病，比如人为因素、反向引用、过度引用等，从大数据、全数据角度看上述问题也确实存在，但这些都并非主流亦非大概率事件，真正的高被引论文是无法通过人为因素甚至学术不端来实现的，何况人为因素可以通过大数据的智能化监测予以排除。

通过被引数据呈现的量性影响力，主要问题并不在于量性方法本身，而是对于量性统计分类分层的精细化分析，比如“将进入重要作者的引用认同视为同行评议的肯定性结果”，进而“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法‘评刊’进而‘评文’与‘评人’”^[42]。就目前的人工智能进展来说，在技术上不难做到，而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要摒弃对量性评价的情绪化反感，同时充分估计专家问卷式同行评议中只能对同类期刊海量文献抽样个别认知可能带来的片面性，将量性与质性结合起来，并尝试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对重要作者、重要文献、重要期刊的正向评价性引用进行深度认知，尽最大可能在量性评价中引入同样可以量化的质性要素。

需要注意的是，影响因子作为期刊影响力的主要指标，其意义犹如衡量经济状况的GDP一样，虽然存在种种结构性缺陷，但大致能够反映其核心影响力。近年来，中国社科学术期刊影响因子普遍大幅度上升，说明期刊话语权问题已经得到高度重视，一批优秀期刊脱颖而出，从实质上推动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发展。

五、结语：建构基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话语权

话语权问题已经受到高度重视，就国际场域而言，学界对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43]、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44]、国际冷战场域中的意识形态话语权^[45]等进行了广泛探讨；也探讨了国内场域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权^[46]、生态话语权^[47]、政治认同语境中的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48]等问题；但对中国社科学术期刊话语权问题的研究还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本文从中国社科学术期刊话语权内涵与要素、现状与障碍、深度与预期出发进行论述，试图对这一问题有所揭示，并就目前关于此问题的一些误区进行澄明，就一些技术路线进行尝试。

从学术期刊整体的话语权而言，随着“双一流”建设的开展，中国科协出台了《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设立领军期刊、重点期刊、梯队期刊、高起点新刊、集群化试点、国际化数字出版服务平台、高水平办刊人才等7个子项目，已培育出了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高水平期刊。但对于社科学术期刊而言，却还缺乏相应的顶层设计。此前的教育部“名刊工程”“名栏工程”风头不再，国家社科基金期刊项目不温不火，显然并未起到相应的成效，而更显尴尬的是，一大批高校学术期刊似乎已经在“双一流”建设中被遗忘弃置^[49]。因而，中国社科学术期刊必须加强话语权建设，走出一条拥有自主知识体系的卓越之路。

中国社科学术期刊话语权的建设，必须基于社科期刊和科技期刊在目标定位及性质内涵上的差异，不盲目走“国际化”之路，而是要坚持中国本位，以“内循环”为主走“双循环”之路。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人员回信，要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50]。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要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2]。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话语权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话语权是中国国家话语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将其置于中国国家话语权的总体大格局中来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话语权建设的任务，就是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通过学术界和刊界的共同努力，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学术成果解决中国问题，回答时代之问，彰显中国之路，在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内循环”话语权的基础上，形成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社会科学学术“外循环”话语权，最终形成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国内、国际“双循环”话语权的新格局、大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