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唐宋时期，随着民间神灵人格化趋势的加剧，出现了民间诸神大兴庙貌的局面，官方、地方士人、释道人士和普通信众围绕民间祠庙的兴建、庙貌的形制进行角力与妥协，存在着庙貌“正”与“不正”的整肃和平衡^①。由于庙宇修建所需动员的人力、物力与时间周期远超庙会和日常的祭祀活动，讨论祠庙修建所形成的官民关系、人群关系，是考察民间信仰的重要角度之一^[1]281。

① 皮庆生《宋代民间信仰中庙貌问题的初步考察》(《江汉论坛》，2012年第8期104-111页)；崔梦一分析了北宋祠庙的各类建筑，见氏著《北宋祠庙建筑研究》(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杨俊峰认为，唐代的神灵一旦纳入地方祀典，其祠宇修建多为官方发起，很少出现官民合修的情景，呈现出很强的官方色彩^[2]26-29。宋代国家对民间祠神信仰的政策，神灵一旦纳入祀典，也就意味着成为官方水旱祈祷的场所，地方官府往往还会出钱修葺、维护祠宇。有趣的是，我们遍检元明以降的相关政策和文献，官方多局限于例行的祭祀活动，关于庙宇修建的规定和行为并不多。那么，唐宋以降的民间祠庙修建活动中，官与民的关系如何？其变化轨迹与原因颇有值得探讨之处。

下面我们以祠山张大帝的祖庙修建为例，来讨论这个问题。祠山张大帝信仰发源于今安徽省广德县，唐末五代兴起，在宋代曾盛极一时，明清时期成为苏皖浙一带广泛传播的区域性信仰。学者对其传说的源流、宋代张王信仰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宋明张王信仰的传播问题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②，但一直缺乏贯通宋代和明清的分析，本文尝试将朝代更替、地方社会和官民关系变化等要素纳入讨论的范围，探讨张王祖庙修建中形成的官民关系、修建模式的变化与原因。

② 关于祠山张王信仰的主要研究成果有：美国学者韩森对张王信仰传播的研究，见氏著《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第六章(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茆耕茹《胥河两岸的跳五猖》(台北：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1995年)；皮庆生《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第二章、附录一；广德县文化体育局、广德县祠山文化研究会编《祠山文化溯源》(安徽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陈颖莹《宋代张王信仰研究》(“国立”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李甜《民间信仰的地域传播与人文分化：以明清以降宁国府的汪华、张渤信仰为中心》(《民俗曲艺》，2015年第188期251-294页)。

二、唐末、五代的张王庙：以民间修建为主

在唐宋时期的民间祠祀中，祠山张大帝的祠庙记录最为完整系统。南宋就有三部祠山神的祠庙志，其中南宋周秉秀编写的《祠山事要指掌集》尚有明刻本传世。元明清相继有信众对《指掌集》修订、改编，今存《祠山事要》《祠山志》《祠山小志》三种明清的祠庙志。在几部祠庙和《广德州志》等地方文献中，有对祠山祖庙修建最完整、系统的记录，从唐末五代以来，文献记载的张王祖庙修建行为共44次，张王信仰有很连续的文献记载，这个数据应该没有太大偏差，我们先来看祠山庙早期的修建情况。

《指掌集》卷五《祠宇》记录了唐末、五代共6次张王庙的修建活动，其中唐末3次，皆为信众自发修建。咸通三年(862年)，贾人王殻将广德的茶叶贩卖到庐江寿阳，“绘像于舡中”，在澧江遇风涛，“同济五舡，四已倾覆，唯殻祷王之像虔切，忽见王乘白马，戈戟耀日，旌旗满川，指麾阴兵，殄戮江兽。又鹢首见两人肩其舡迤逦至岸，于是获免，殻后亟至兹庙祷谢”。王殻修建庆福楼，并召画匠绘了“澧江遭风，王战江神”的壁画^③。第二次为广德县录事刘象修建西庙堂，是为了还愿。此前江南地区发生孙儒之乱，豪民富室，纷纷逃走，而作为县吏的刘象“以为神明可托，遥启至诚，幸不为狂贼所掠，当以缗钱十万修神之堂”。家室得以相保，遂出钱十万修神堂，以答神恩，由于工程浩大，亲友濮阳、吴建等共襄其事^④。在修庙的过程中，还发生了县宰建感应亭之事，亦属个人行为^⑤。第三次发生在乾宁二年(895年)，吴国将领田赟感梦擒敌，打赢了平孙儒的重要一战，事后，田赟捐钱十万，差万敬忠重修所祈祷的庙宇^⑥。

③ 周秉秀《祠山事要指掌集》(以下简作《指掌集》)卷三《祠山广德王事迹》，第2-3页，卷五《祠宇》，第1页，明宣德八年刻本。又，今存张王信仰的祠庙志有《指掌集》《祠山事要》《祠山志》《祠山小志》(补充了部分民国时期的资料)，通行的光绪本《祠山志》(周秉秀辑，周宪敬重辑)是在《指掌集》的基础增补了明清的数据，并调整了原书篇卷，因其文字多有窜改、篇卷结构亦有不合理之处，本文讨论明清张王信仰时才征引《祠山志》，讨论宋元张王信仰主要引用《指掌集》。

④ 周秉秀《指掌集》卷三《祠山广德王事迹》，第3页；卷五《祠宇》，第1页；卷九《唐新修西庙堂记》，第9页。

⑤ 周秉秀《指掌集》卷九《灵济王碑》，第21页。

⑥ 由于文献记载模糊，田赟所祷之庙已无法详考，从《指掌集》的体例来看，应该是广德本地的张王庙。因为这一功绩，事后吴国“赠王为司农少卿，仍赐金紫，恭展祈事，以谢威灵”。见周秉秀《指掌集》卷三《祠山广德王事迹》，第4页。

五代共修庙3次。天祐十年(913年)，广德城免遭敌骑侵扰，据云是张王显灵，驱使阴兵守城，吴国主杨渭派使者祭谢，重修祖庙，祭文中特别强调：“兼闻祠庭浸圮，栋宇阙修。苟隳壮观之仪，曷显翕张之道。今已命其邑尹，出彼帑金，抡杞梓之良材，役班倕之哲匠，重新邃宇，大焕灵居。”^⑦则此次修庙是县令奉命使用公帑。吴天祚三年(937年)，修祠宇，创新亭，所撰《张仆射庙记》为《指掌集》多次转引，是认识早期张王信仰的重要数据。可惜的是，《指掌集》节引的碑记中没有关于修庙的原因、出资方的记载。周显德五年(958年)，勇廷隐与其子昌运，以及乡民邓虔裕、周光胤共建新廊十七间，李益中记，已佚。这次修庙应该是以勇廷隐父子为主，邓虔裕、周光胤等信众协力完成，与官方无涉^⑧。

⑦ 周秉秀《指掌集》卷三《祠山广德王事迹》，第8页。

⑧ 周秉秀《指掌集》卷五《祠宇》，第2页；卷七《正讹》引《世家编年》的考订，第4页。

根据杨俊峰的研究，纳入唐代地方祀典的神祇，通常是官府重要的祭祀对象，其祠宇修建，乃是地方官酬神的重礼，多为官方发起，很少出现官民合修的情景，呈现出很强的官方色彩，且地方祠祀活动“具有深厚的惯习色彩”^[2]26-29。唐末五代张王祖庙共6次修建活动，只有天祐十年(913年)因保佑整个地方安全的灵应，县令奉命使用公帑修建，随后显德五年(958年)的大举修庙，又由地方民众所修，其他修建活动皆为个人酬神发起。张王在唐代中期可能就获得了朝廷的封赠，至五代更是持续获得官爵加封，直到封为广德王^⑨，这说明宋代各地对待纳入祀典与获得封号赐额的神祇的政策不完全相同，是渊源有自^{[2]113-115, ⑩}。

⑨ 周秉秀《指掌集》卷一《封爵次序》。

⑩ 杨俊峰对唐宋之间的封神运动有很精彩的分析，并指出受封神祇具有特殊地位，如闽国由命官任庙祝的现象，未言及是否如祀典一样具有官修庙宇的待遇。

三、天子出钱：宋代的官修张王祖庙

宋代张王祖庙的修建最为频繁，《指掌集》记载的就有24次，这也是目前所知文献记载宋代地方祠庙修建资料最为详尽的。皮庆生对此曾有过讨论，认为张王庙自从成为吴国祈祷雨旱的场所以来，进入地方祀典，地方民众逐渐成庙宇修建的配角，“仅有三次修建是由地方社会自发完成的，其他修造都由地方官发起，并管理整个修庙事务，至南宋后期更有朝廷的经常介入，这也反映了张王官方化色彩的日益增强”^[1]84。陈颖莹进一步统计了各地张王祠庙的60次修建活动，指出官员修建者60%，乡里父老26%，僧道7%，商人7%，并将修庙分为官方出资、官员捐献、民间捐献、官民合作四种形式，认为官方拨款并不稳定，“重要经费来源仍是以民间，即地方势力团体、乡里父老为主要来源”，并指出记文多为官员所撰，会强调自身在修庙中的贡献和重要性^[3]。如果从整个宋代祠庙的修建情况来看，陈氏的看法大体成立，但是宋代张王信仰经历了一个从民间的“张大郎”到加封为八字王的过程，其庙宇修建与普通的民间祠庙有些不同，还需要做一些具体分析。

在讨论官方修庙之前，先要对“仅有三次修建是由地方社会自发完成的”一说略加说明。我的这个结论是根据《指掌集》的记载，并搜检了宋代文献得出的，现在看来并不严谨。《指掌集》所载张王祖庙纳入地方祀典之后，庙宇修建明确由地方民众自发完成的只有3次：第一次是在周显德五年(958年)，勇廷隐与其子昌运，以及乡民邓虔裕、周光胤共建新廊十七间，李益中记，已佚。这次修庙应该是以勇氏父子为主，邓、周等信众协力完成，与官方无涉^⑪。第二次在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广德王庙后殿重修。据记文，赵宋克南唐之后，“屡除字人僚佐理是邑，虽百里禀声教，法令日新，而时祭奠之事未谨也”。似乎没有沿袭南唐对祠山的祭祀传统。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广德建为军，这时张王庙可能纳入了地方祀典，“爰以兹庙灵应不泯，每阳之偶亢，阴之稍霖，精结至诚，躬申虔告，未尝不踰日而应。其四时荐享，非时酬赛，皆肃严其事，曾无慢色”。我们无法确定记文是实录，还是文饰，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次重修庙宇，负责的人士包括庙祝陈德胜，明教院主僧朗玄，以及张王的信众衙前押衙、勾当商税务郭进。郭氏“素敦善行、闾里所称”，应该是广德本地人，而押衙、勾当商税务无疑属于胥吏。在他们的主持下，“抄化金帛，牧市梓材，精求郢匠，盖造后殿”^⑫。政权更革，张王信仰一如既往，只是从地方政权的关注之下变为纯粹地方社会的信仰，官方循南唐传统，管理庙中事务，而地方民众继续崇奉张王，成为维持张王继续存在的主要力量。撰记者为本地人士乡贡进士何夷素，代表的是当地民众的意愿，祈祷张王保佑地方“积岁无愆于雨泽，崇年有望于丰登。商佑通流，遐迩安泰”。第三次是在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僧智通率合众助，重建妃庙，至七年落成，周承勋所撰记文已佚，已经无法得知建庙的具体情况，将之判断为地方民众建庙应该没有问题。不过，《指掌集》还记载了5次未留下具体人名或群体的张王祖庙修建活动，分别是：绍圣五年(1098年)重建永佑公殿，绍兴十三年(1143年)初建二祖殿，淳熙十二年(1185年)重建显应阁，淳熙十四年(1187年)重建妃庙正殿，庆元元年(1195年)八月初建烧香亭。按照当时的惯例，如果有官员主持或参加，会尽量记载下来，《指掌集》依据的又是南宋时期编撰的《显应集》《世家编年》等文献，所以这5次修庙由地方民众发起的可能性很大。另外还要提到嘉泰三年(1203年)直秘阁张宗愈出钱百万重修诸殿，出资者为官员，但没有他在广德任官的记载，应该属于个人的酬神行为，此前不久临安霍山张王行祠得以修成，出资最多的判院张宗况，很可能是其亲属^[1]66。

⑪ 周秉秀《指掌集》卷五《祠宇》，第2页；卷七《正讹》引《世家编年》的考订，第4页。我前述观点旨在讨论地方祀典庙宇的修建情况，从《指掌集》所载南唐和宋初的张王加封册文和庙记内容来看，张王庙应该在南唐已纳入地方祀典，所以五代末年的这次修建活动纳入讨论范围。

⑫ 周秉秀《指掌集》卷九《宋朝重修广德王庙后殿记》，第12页。

除了民众修庙，陈颖莹所说的另外三种情况，在张王祖庙的修建中很难区分，这说明地方官修建张王祖庙，既是官方事务，更是公共事务^⑬。根据《指掌集》所载，24次修庙中有16次是由地方长官主持，与陈颖莹根据各地张王庙修建活动统计出来的60%大体相当。但是，她认为这60%之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完全由官方出资的^{[4]142-143, ⑭}，这与张王祖庙的情况不同。我们发现，至少有12次修庙只谈到官方出资，没有提及民众的参与，详见表 1。

⑬ 《指掌集》记载了知军感梦修庙一事，元祐元年(1086年)，知军邵材“夜梦谒者报云：王及门矣。既觉且睡，辄复唤取。邵惊，不觉下榻，出门，见浴室大火，急救灭焉，始悟王所警也”。于是立张王祠于宅堂之右，这属于地方官本人酬谢张王之恩，所建祠宇不在祖庭祠山之上，应该由个人出资。见《指掌集》卷五《祠宇》，第2页。

⑭ 陈氏特别谈到官方很少拨付现钱，而是多次发给度牒抵充，说明官方财政之窘迫，在祠庙修建上难有太多投入，亦间接左证了作者的观点。

此外还有四次由地方官发起的修庙：(1)元丰四年(1081年)，知军杜翊重修庙庭，“此邦之人，默谕公意，于是合志同谋，靡然信向，经其费之多寡，相与输私钱巨万，而有大兴作。咸取成于心，穷日之力以为之，损益变改，皆有宜适。拓其旧基，正前后圣像之位与献奠之所，合三殿而新作之。考之度程，华实以称”。则知军杜翊只是倡议修庙，可能也有捐俸之类的举动，但真正出力的是“此邦之人”，是广德地方的民众集体捐助，输“私钱”数十万，方能大举修庙^⑮。(2)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知州曹绂、通判钱肃之重修庙，二人“捐秩奉以为之先。郡人劝趋，争出力以自效，遂得以益治其庙”^⑯。(3)淳熙六年(1179年)，赵希仁重修庙宇，“于是会其用度，鸠聚奇羡，凡公帑之储，罚罪之入，皆隶焉。达宦行商，亦稍捐金以佐费”^⑰。应该是以公帑为主，官员和行商的捐助为辅；(4)庆元四年(1198年)，承烈王殿灾，守曾重建殿及四公殿，烧香亭，其经费来源不明^⑱。

⑮ 周秉秀《指掌集》卷九《灵济王庙修造记》，第24-25页。

⑯ 周秉秀《指掌集》卷九《重修广惠庙记》，第29-31页。

⑰ 周秉秀《指掌集》卷九《广惠庙兴修记》，第31-32页。

⑱ 周秉秀《指掌集》卷五《祠宇》，第3页。

根据以上分析，我认为宋代的张王祖庙修建主要由官方发起、承担经费，而民众发起、参与修庙的次数也有一些，这说明唐代地方祀典基本由官方修建模式到了宋代发生了一些变化，民众的参与度有所增加。需要讨论的是官方修庙的出资方式。

表 1的官修庙宇建的事例中，有6次是由朝廷直接下发度牒。第一次是北宋末政和四年(1114年)应知军陈禾之请，此时张王神的封号仅二字王，妻子李氏也刚刚获得朝廷的封号，在获得朝廷封赐的神灵中地位并不突出，拨度牒充修庙之资，这是徽宗朝的民间祠祀政策所致。值得注意的是绍定、景定年间频繁赐予度牒，大兴庙宇，这在宋代民间祠祀中很少见。在范镕所撰《重建祠山庙记》中说，“国家时分御府之香，遣郎官祷谒，其应如响，王之功亦大矣。功大者报崇，爵尊者仪盛，不如是无以为称”。此举乃是“循景德故典而加惠焉”^⑲。范镕所言乃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南宋中后期是张王信仰与朝廷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从乾道六年(1170年)至绍熙五年(1194年)，由信众发起，最后得到官方认可的临安霍山张王行祠终于建成，成为临安最重要的外郡行祠之一^[1]66-67，几部描写南宋临安的笔记小说都会提及从二月八日开始的张王圣诞，这是临安士民最热闹的节日之一，“倾城士女咸集焉”^[4]3301。霍山行祠推动了张王信仰的传播，也直接影响到祖庙的地位。与此同时，张王祈祷雨旱的灵应也得到朝廷的重视，绍兴九年(1139年)，朝廷命临安府差官至广德军祈雨，淳熙七年(1180年)，应知军耿秉之请，朝廷“差快行亲从周均，吕胜降御封香四合，往广德军祈雨供烧”^⑳。据《宋会要辑稿》所载，从淳熙十三年(1186年)至嘉定十四年(1221年)朝廷便8次遣官往广德祈雨，而绍熙五年(1194年)至嘉定十七年(1224年)的30年间，朝廷曾24次命侍从官到霍山行祠祈雨，其规格与上天竺灵感观音寺相同，而比所有首都和地方性神祠的待遇都要高，朝廷对张王信仰之重视由此可见^[5]。朝廷拨给度牒，大兴庙宇，是本着“功大者报崇”的原则，是一种施与报的人神关系。绍定年间三次共拨给度牒132道，根据黄敏枝的研究，此时每道度牒的价格约在800贯左右^[6]，修庙总价约10余万贯，数目惊人。

⑲ 周秉秀《指掌集》卷九《重建祠山庙记》，第32-33页。

⑳ 周秉秀《指掌集》卷六《事始》，第10页。此年逢南宋大旱，“(淳熙)七年，湖南春旱，诸道自四月不雨，行都自七月不雨，皆至于九月。绍兴、隆兴、建康、江陵府、台、婺、常、润、江、筠、抚、吉、饶、信、徽、池、舒、蕲、黄、和、浔、衡、永州、兴国、临江、南康、无为军皆大旱，江、筠、徽、婺州，广徳军、无锡县尤甚”。见脱脱《宋史》卷六十六《五行志四》，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443页。

不过，朝廷直接下拨度牒、钱米修庙还是不如地方政府出钱修庙的次数多，后者的钱物来源也有值得注意之处。范镕在庙记中提及的“景德故典”在宋人所撰碑记和后世方志中不断被人提起，“天子出钱”修庙成为一个象征性符号，令人回想起张王昔日的荣光。但“景德故典”是否通常所说的“天子出钱”呢？《指掌集》卷五《祠宇》对此次修庙的记载为：“景德中，朝廷累命出钱六十万修庙，成悦记。又诏成悦出公帑崇饰祠宇，仍令备录灵应以闻。”成悦所撰《重修广德王庙记》也说“天子继命出钱六十万，以整庙之不完者”^㉑。明清时期的《祠山志》或碑记，都强调此次修庙是由朝廷出钱。然而，从张王与宋朝的关系来看，当时祠山庙只是普通的地方祠庙，也无特殊的灵应事迹，朝廷拨专款修庙可能性不大。据《长编》卷六十景德二年(1005年)六月壬午条，监察御史临川崔宪云：“前知广德军，有祠山庙素号灵应，远近之民多以耕牛为献，自伪命已来，听乡民租赁，每一牛岁输绢一匹，供本庙费，近者绢悉入官，望给四百匹完葺祠宇。”上曰：“如载在祠典，有益于民，则当官为崇饰，何必租绢。”因令本军葺之^㉒。信众所献之牛大约有二百头^㉓，按照每年一匹的租赁钱，每年可得二百贯左右^[7]，㉔，三年之费即可得六十万钱。所以，真宗强调“如载在祠典，有益于民，则当官为崇饰”，实则地方官府已控制张王庙的主要经济来源，所谓官方出钱六十万，只是名义上的“公帑”，更不可能朝廷直接下拨。崔宪所说“供本庙费”，也就说祠山庙的耕牛以及由之产生的租赁钱，是用于维系庙宇的日常开支，应该包括庆典祭祀与崔宪提到的“完葺祠宇”，他向朝廷请求的也只是将原本为庙产收入的绢帛之部分返还，用来修葺庙宇，也就是说，在其观念中这部分钱物乃庙宇的修葺费用的主要来源之一。

㉑ 见《指掌集》卷五《祠宇》，第2页；成悦《重修广德王庙记》，见《指掌集》卷九，第13页。又，元丰五年(1082年)，张贲撰庙记，则称作“章圣朝尝给钱六十万，兴复故庙”，章圣乃真宗之谥号，见《指掌集》卷九《灵济王庙修造记》，第25页。

㉒ 并见《宋会要辑稿》礼二十之八五，第807页。

㉓ 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二，天禧二年(1018年)五月壬申条，广徳军言：“管内祠山庙，承前民施牛二百头，并僦与民戸，每岁一牛输绢一匹，或经三十年牛毙而犹纳绢，欲望历十五年已上者并除之。”诏可(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116页)。

㉔ 北宋时绢价虽有波动，但每匹绢的价钱基本维持在一贯以上。

如前所述，按照宋朝的制度，民间祠祀一旦纳入祀典，可获得官方祭祀(包括定期的春秋二祀与不定期的雨旱灾疫祈祷)和官府出钱修葺祠宇的权利。例如，庆历七年(1047年)三月二十三日，朝廷就下令：“诸处神庙，不得擅行毁拆，内系祀典者如有损坏去处，令与修整。” ^㉕南渡之初，朝廷亦不忘重整祀典，下诏曰：“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历代圣帝明王，忠臣烈士，载于祀典者，委所在长吏精洁致祭，近祠庙处并禁樵采，如祠庙损坏，令本州支系省钱修葺，监司常切点检，毋致坠坏。” ^㉖我曾指出祀典与封赐祠祀的区别，一般只有前者能得到官方出资修建，但没有进一步分析官方的钱到底从哪里来？现在看来，除了前面谈到的朝廷直接下拨度牒，其他钱物都应该是系省钱。按照当时的惯例，留州钱物尽数系省，不得妄有支用^㉗。地方政府若要动用系省钱，必须向三司或户部请示，而朝廷也有用系省钱修庙的事例，如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三月，重修岳州巴陵县的洞庭湖神祠，就是以“系省钱充用” ^㉘。张王祖庙从宋初就由地方政府管理，故其收入亦入公帑，支用必须向朝廷申请。所以，“景德故典”和“天子出钱”，用的其实是庙中的收入，是出自地方信众平时的捐助，前面提到的官修庙宇，很多都应该属于这种情况。比如，天圣九年(1031年)，潘悦在《重修祠山庙记》中谈到知军袁旦出“私钱”建庙，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后面一段话，“先是，邻国善良之家，吾乡清信之侣，乞灵徼福，日森罗于庭下，喜舍务施，大充韧于帑中。经此谋新，了然度费” ^㉙。这应该是此次修庙的主要经费来源，是信众平时的施舍，由于入宋之后庙中经费由官方控制，所以记文会用“帑中”一语。嘉祐中(1056—1063年)，刘俊民重修寝殿，也是“因子百里之民禬禳之赀” ^㉚。淳熙六年(1179年)，知军赵希仁重修祖庙，他发现每年二月的张王圣诞会，“四方民大来会，声伎工巧，仪物服御，皆费千金，甚者敛缗钱，丰牲币，耦射角力，逐胜相夸，悉瓜分云散而去”。并且批评四方信众和当地民众“未有输财以崇饰祠宫之为事者”，于是以“公帑之储，罚罪之入”作为修庙之资^㉛。而元初广德民户许文彬等三百二十六人联名向地方政府请求官方出钱修庙时，也在文状中声称，“照得庙宇三百余间，旧系国家气力建造” ^㉜。这说明官修张王祖庙乃是南宋中后期的事实，已为各地信众所接受，而所谓的官修，主要经费来源之一乃是庙中收入，与宋代地方财政制度有关，也是官方对地方祀典实体性控制的反映。

㉕ 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二十之二，第765页。

㉖ 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二十之四，第766页。

㉗ 关于宋代州军的财政制度，参见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第二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㉘ 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二十之一一四，第821页。

㉙ 周秉秀《指掌集》卷九《重修祠山庙记》，第17页。

㉚ 周秉秀《指掌集》卷九《重修灵济王庙寝殿记》，第19页。

㉛ 周秉秀《指掌集》卷九《广惠庙兴修记》，第31－32页。

㉜ 周秉秀《指掌集》卷一《至元广德路民户告乞加祠山封号》，第5页。

四、不费公帑：元明清的张王祖庙

元代以后，张王祖庙一直是广德的地方祀典，既有《指掌集》《祠山志》为证，明清时期的《广德州志》也有相关记载^㉝。但是，明清的修庙情况，与宋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修庙次数减少，出资方式也大不相同。

㉝ 明清《广德州志》都载有地方官春秋二季祭祀张王的仪式。

宋元易代，广德乃元兵进攻临安的重要通道，与宋军在广德有过多次交战，杀伤颇多，对地方应该有相当破坏^㉞，广德人许文彬等人在给官府的文状中也提及本地曾受“兵火焚燎”，张王祖庙旁边的天宁寺化为灰烬，所幸本庙得存^㉟。不过，元代近百年，张王祖庙只有一次重修的记载，这是相当值得注意的现象。据邓文原所撰庙记，修庙的过程为：

㉞ 据《宋史》卷四十七《瀛国公纪》，德祐元年(1275年)三月，丙戌，知广德军令狐概以城降，徙浙西提点刑狱司于平江府。张世杰遣其将阎顺、李存进军广德，谢洪永进军平江，李山进军常州。丙申，顾顺攻广德军，复取之。四月乙巳，大元兵入广德县，知县王汝翼与寓居官赵时晦率义兵战斗山，路分孟唐老与其二子皆死，汝翼被执至建康死之。但似乎没有长期占领广德军，因为六月己酉，宋廷尚有“免广德军今年田租及诸郡县未纳纲解”之令，至十一月戊寅，大元兵破广德军，不久，独松关告破，元兵直驱临安，宋廷投降。见《宋史》卷四十七，第928、929、931、935页；另《元史》卷一二三《阿必察传》《察罕传》，卷一二九《阿刺罕传》，都提到元兵在广德作战。

㉟ 周秉秀《指掌集》卷一《至元广德路民户告乞加祠山封号》，第5页。但梅应发却说“乙亥(德祐元年，1275年)兵火，三书板皆焚毁散佚，无有存者，庙中古碑，或断或弃”。似乎祖庙也为兵火波及，见《指掌集》卷首梅应发《旧序》。

大徳壬寅(六年，1302年)庙毁于火。越明年，鸠工庀具，采木惟良，断石用坚，陶甓畚锸，佣役具举，为殿周阿，翼以修庑，子姓群从，灵官羽卫，各有攸处，涂塈丹垩之工，视昔益绚丽靓好。逮延祐丙辰(延祐三年，1316年)，凡十有三载，郡四易守，至今高昌敖侯始克有成绪，费皆资诸四方之来助者。^[8]

高昌敖侯，即偰文质，高昌人，延祐元年(1314年)任广德路总管，有兴学之举^㊱。他上任之时，“谒庙以礼，事神以敬。神亦以公之聪明正直佑之。适六七月间旱，苗则稿矣，公独职思其忧，会文武宾僚致祷祠山，继即感应，田禾润泽。乃命郡博士马元寿修辞立诚，具职衔公状，亲致瓣香，焚白祠下” ^㊲。前后几任官员，在地方父老或汉人幕僚沈天佑的推动下，遇旱都向张王祈祷，而沈氏还奉命“督庙会”，这说明入元之后张王仍应是广德地方的祀典，是官方祈祷雨旱的重要场所，并延续了宋代由官方管理其庙会事务的传统^[1]85-86。

㊱ 见胡有诚、丁宝书修纂：光绪《广德州志》卷二十五《守令一》，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474页，卷三十一《宦绩一》，第587页。

㊲ 周秉秀《指掌集》卷首沈天佑记。

邓文原庙记中说“今高昌敖侯始克有成绪”，似乎修庙是在地方长官的主持之下，实则此次修庙与地方官关系不大，“费皆资诸四方之来助者”，更重要的是修庙负责人，“建庙始末，郡人陈友谅司其任，章邦宁相协厥成，董役者戴天佑皆宜牵连得书” ^㊳。此外，《指掌集》的刻版在元朝大军进入广德之后毁于兵火，祖庙亦遭破坏，“有报恩禅寺主祀僧嗣长老，出备木植，劝请寺邻陈友谅并力募缘，重新庙貌，旁求旧本，复锓诸梓，用广其传”。广德士人梅应发入元不仕，重刊《指掌集》以续宋末之张王信仰事迹，梅氏在序中特意点出“里人陈氏友谅、章氏邦宁裒集众资，督工锓梓” ^㊴。我们虽然无法确定陈友谅、章邦宁的身份，但他们在地方社会应该很有影响力，而且与官方有一定关系，陈友谅在殿宇修建完毕之后，就出面邀请广德路总管府知事沈天佑撰题梁语句^㊵。

㊳ 邓文原《重建广惠庙记》，第53页

㊴ 周秉秀《指掌集》卷首，梅应发序。

㊵ 周秉秀《指掌集》卷首，沈天佑记。

广德民众在入元之初曾向新朝请求赐予张王封号，“本庙神圣，归附之后，尚乃旧号，未沐真封”，虽然行中书省给朝廷的建议是“如蒙参酌祀典，照依历代加封体例，褒崇封号，修严庙貌，以振威灵，礼亦宜之”。但是，直到泰定元年(1324年)，张王才被加封为“普济”，可见元代的张王已完全成为广德的地方性信仰^㊶，文献记载中仅见一次修庙，或许与其地位有一定关系，也透露出宋代由官方修建地方祀典祠庙的传统并未延续下来。

㊶ 元代对张王的加封见《元史》卷二十九《泰定帝本纪一》，中华书局点校本，第644页。

明清张王祖庙的修建活动稍多，明代共有4次^㊷，清代9次，以下先略述修庙缘起、经过，再概括修庙之方式。

㊷ 明代的庙宇修建不计入御诗碑，及覆碑之亭的修建，因为其建筑形式简单，且非宗教性建筑。

明代第一次修庙的记载就很含糊，据《广德州志》和《祠山志》，成化十六年(1480年)，祠山庙灾，后重建正殿，颜曰广惠殿，殿前之献殿名近斗阁，另有凝香亭，亭外立有铁神二，共两万觔^㊸。至于修庙的具体时间和主持人、出资方式，只能寄希望于今后进一步发掘资料了。第二次修庙发生在万历初，留下了一篇本地士人撰写的庙记。修庙缘于知州钟振到祖庙的报谢之礼，“道众诡请修理。余适侍侧，语及志载真君状，侯以葺为事，而复以赀力莫措虑，余以募告，侯然之，遂召荆溪干缘盛员操暨其徒方明德伻，三往而始至，仰承侯指，亟率道众募，遐迩获赀粮凡若干。易木于江洋，购瓦于吴门，鸠工办艺，期岁而庙宇楼阁垣墉垔砌焕焉改观矣”。钟振离任之后，继任的吴同春“念切仁民，恤祀于庙，工未完者注意欲为之，心政材节与钟侯一揆”。在庙记的最后，还提到一些参与其事的地方僚佐，“二守云程向君大贤，三守聚石杨君一复，幕宾少源江君鸿渐，学师平坡方君炫，平湖龚君浣，芝山李君，嘉禾龙峰周君谐，春秋奉例册，举殿祀甚虔，且襄助有差，皆宜书”。地方人士在写庙记时，特意强调官员的作用，可以理解。但从记文来看，知州钟振对“赀力莫措”的担忧很耐人寻味，而大力推动修庙的是庙中的道众与退休还乡的地方人士，具体操持其事的则是信众“荆溪干缘盛员操暨其徒方明德伻”，远近信众积极捐助，共襄此举，所以庙记最后要说，“捐赀宣力之士夫耆俊名氏，并悉于石，其垂不朽”，这些广德和周边地区的张王信众，其姓名当书于碑阴^㊹。第三次修庙在万历十二年(1584年)，《祠山志》与州志均称知州陆长庚修复庙宇及礼斗台。然据乾隆《广德州志》卷十二《坛庙》所载濮阳涞《建复横山古迹记》，这一年夏旱，知州陆长庚“咨于有众”之后赴祠山祈雨有应，随后赴山巅酬神，“步阶础遗迹，见丛中仆碑，悚然曰：噫，此天语，固朗朗也。蔑神之功，而没君之荣，一至于此，伊谁之责与，其复之。即日谋及僚友，谋及诸士诸民，属僧慧容任其事，耆民濮阳佃、葛珂、沈科、王伋、戈守元、周桐、时标、王宪、濮阳倅、葛铭等督率之。自捐俸资倡之，士民无遐迩慕声气应之。不费公帑，不烦约束，数月而财用集，朞岁而事成。增置亭宇，视昔加倍焉，焕然为一方胜境矣”。知州捐俸钱，还有发起之功，但主持其事的是僧人慧容，以及广德地方父老濮阳佃等人，发动信众捐助，庙宇得以修成，而请濮阳涞写记文的也是慧容。陆长庚说的“伊谁之责与”，从庙宇修建的具体经过来看，应该是地方人士任其责，所以濮阳涞在记文中才会特意强调“不费公帑，不烦约束”，修庙基本上民间的行为^㊺。明朝最后一次修庙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至三十九年(1611年)，知州邵圭重建近斗楼，根据李得阳的记文，邵圭建楼是“俯从舆请”，他本人和“僚属人士”都有捐助，“人士”当指广德地方民众。

㊸ 见朱麟修、黄绍文等纂(嘉靖)《广德州志》卷九《祥异》，《中国方志丛书》据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版，华中地方第706号，第83页；周秉秀辑，周宪敬重辑《祠山志》卷五，《重建》；张智、张健主编《中国道观志丛刊续编》第9册，据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朱立襄刻本影印，广陵书社2004年版，第339页，以下引《祠山志》径注影印本页码；胡文铨修、周广业纂(乾隆)《广德州志》卷十二《坛庙》，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刻本，第11页。《祠山志》卷十《重修祠山庙宇碑记》(万历三年，1575年撰)提及“庙至天顺中灾，复葺建，岁久圯甚，鲜克首倡”，第589页；然遍检州志和《祠山志》，皆无天顺年间祖庙火灾的记载，当为成化祠山庙灾之误记。

㊹ 周秉秀辑，周宪敬重辑《祠山志》卷十《重修祠山庙宇碑记》，第589-590页。惜原文无作者姓名，但记文中说“幼读书庙宫，继受任芝东”，应该是广德士人，曾外出为官。

㊺ 胡文铨修、周广业纂(乾隆)《广德州志》卷十二，第14页。

清代的9次修建，依次是：(1)顺治三年(1646年)总兵郭虎、知州闵以栋重建庙宇；(2)知州杨苞重修近斗楼，井山门、马房；(3)雍正二年(1724年)知州周在建重修庙宇；(4)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知州陈有光增建后殿，并重修正殿、献殿；(5)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知州胡文铨重修正殿；(6)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重修近斗楼；(7)同治三年(1864年)统领刘铭传克复广德，感神阴助，建造正殿三间；(8)光绪三年(1877年)候选训导陈芳翰、职员蒋志棂、董祥鸣等重建献殿五间，并砌头门及东西山门；(9)光绪四年(1878年)职员赵拱璧重建十王殿^㊻。这是《祠山志》卷五《重建》，乾隆、光绪《广德州志》之《坛庙》正文部分的记载，如果未阅读《祠山志》卷十《文记》和州志所录修庙碑记，我们很容易将清代张王祖庙修建都理解为官修。实际上，刘铭传重建庙宇肯定是官方出资，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知州胡文铨重修正殿的具体情况不详，地方官员在其他4次修庙都只是参与者或发起者，经费的主要来源都是地方民众。清初总兵郭虎、知州闵以栋重建庙宇，闵氏居然写了一篇《募建祠山庙文》，虽然也很客气地说了一句，“庙宇之不扬，余责也”，但紧接着就强调自己在广德任官，“仅传舍也”，真正要承担修庙之责的应该是“生斯长斯饮食于斯”的广德民众，号召大家“各殚其力” ^㊼。杨苞重建近斗楼，“使庙祝遍化十方，惟冀檀波少舒，涓滴宁无上器，可结善缘……特介管域，用循募铎” ^㊽。周在建上任伊始，曾捐建正殿，又倡建近斗楼、马坊等，“颁示遍谕给簿劝助，人情欢悦，互相乐输，总理有人，分募有人，教护属工有人，未匝期而楼已告成”，“尚以工程浩繁，经费不赀，惴惴是惧，何期人心不约而孚，踊跃乐捐，夫匠不戒而疾，勤敏赴工，计工有万，计费有千余两，自近斗楼以至合殿，罔不尽制尽饰，谓是首事之力与众姓之助欤” ^㊾。陈有光增建后殿、重建正殿等，依靠的是“诸绅耆募首及各捐户踊跃奉行” ^㊿。另外3次修庙，则完全是广德地方士人主导，道光年间修近斗楼，乃是“阖郡士庶捐资重建”，由于所费上万金，一时捐款未齐，迁延了十余年，先后有两批地方人士来承担其事，最终得以告成。而光绪年间的两次修建活动，《祠山志》特意标出其主持者的身份是候选训导、职员、监生等，实则汪昌鹏乃是祠山祖庙昭德宫的住持，也是广德州的道正，是陈芳翰、蒋志棂、董祥鸣、陈芬，监生王爵仁、陈兰翰、赵拱璧等人都是当地的绅商，还是祠山盔袍会、献殿排盖会的主要组织者 ，据光绪十二年(1886年)知州熊祖诒序，负责重刊《祠山志》者为“董庙事董君祥鸣、陈君兰翰” 。

㊻ 分见周秉秀辑，周宪敬重辑《祠山志》卷五《重建》，乾隆、光绪《广德州志》之《坛庙》部分。

㊼ 李得中等纂修(万历)《广德州志》卷十《募建祠山庙文》，清顺治三年(1646年)增刻本。同卷还有一篇闵氏的《募建佑圣阁引》，说自己“仅能捐俸，”呼吁“生长兹土”的广德民众“各捐笥囊，以佐此缘”。分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157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644-645页；649-652页。

㊽ 杨苞《近斗楼疏》，见高拱乾、戈标纂修(康熙)《广德州志》卷二十六《艺文》，第43页，康熙二十二年刻本。

㊾ 周秉秀辑，周宪敬重辑《祠山志》卷十《重修殿宇记》，第591-594页。记文之后附有修庙和重刊《指掌集》的“首事”濮阳梅所撰“修殿灵迹”，更可知这次长达三年的祠庙修建中，广德地方人士所起的主导作用。

㊿ 周秉秀辑，周宪敬重辑《祠山志》卷十《重修殿宇碑记》，第600页。

周秉秀辑，周宪敬重辑《祠山志》卷十《重修近斗楼碑记》，第600-602页。

周秉秀辑，周宪敬重辑《祠山志》卷十，附记祠山产业与香会，第605-608页。

熊祖诒序，见《祠山志》卷首，第4页。

元明清的张王祖庙修建仅14次，而宋代就有24次，修庙方式也不一样。实际上张王一直是地方祀典，南宋中期之前，张王也主要是地方祀典，由于朝廷对地方祀典管理、控制的方式不同，也就使得修庙方式不一样。在整个宋代，张王祖庙的修建基本上是由官方主导的，而且十分频繁，地方信众也通过各种形式参与修庙活动，有时是自己发起，或响应地方官的号召捐助钱物，更多的是平时的香火和诞会的捐献。元明清三代的修庙活动次数不多，这应该不是记载阙失，而是真实情况。今存明清编撰的《广德州志》就有五部(嘉靖、万历、康熙、乾隆、光绪)，而祠山庙志自南宋至民国至少编纂、刊刻过九次，今存四种，即《祠山事要指掌集》《祠山事要》《祠山志》《祠山小志》，后面三种都是在《指掌集》的基础上不断补辑而成，祖庙修建事关重大，漏记的可能性很小。元明清的张王祖庙修建的总体趋势是官退民进，广德的地方民众，包括祖庙的日常管理者(早期以僧人为主，明代之后主要为道士)、地方士人(包括致仕返乡者)、商人、父老等，利用其在当地的社会动员力，越来越主动地参与祖庙的修建，而地方官虽然也会支持修庙、参与捐助，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行为。

五、结语

数百年中，一个地方神祇信仰随着朝代的更替，社会的变迁，地位几起几落，卷入其中的官民力量关系复杂，耐人寻味。无论是明刻的《指掌集》，还是清末的《祠山志》，都详细记录了张王获得朝廷封号、赐额的始末，从水部员外郎到八字王、真君，直至光绪五年加封“灵佑”二字。而民间对祠山神的称呼，也从五代时期“张大郎” ，一变而为宋末元初“祠山张大帝，天下鬼神爷” 。过去，学者们都强调地方精英、宗族、商品经济等因素对推动地方神灵信仰的作用，这种解释无疑有很大的适用性，但对于张王信仰而言似乎不完全适用。

周秉秀《指掌集》卷六《事始》，第7页。

无名氏《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后集卷二《神明门》，“祠山神显”条，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15页。

在五代至宋代的张王信仰中，官民互动的基调是双方的合作，而且是以官方为主导。宋初为祠山争取“正祀”的主要力量是地方官，出面为祠山神争取赐额、封号的也是他们，祠山神的早期记录多出自地方官员之手。在张王获得朝廷封号、纳入地方祀典之后，官方除了春秋二祀和不定期的雨旱灾疫祈祷，还积极修建祠庙。宋人撰写庙记虽然会表扬“郡人劝趋，争出力以自效”，但更以“天子出钱”修庙为荣，元初广德民众则直接说张王祖庙乃是“国家气力建造”，请求新朝拨款修庙。张王的个案说明，官方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在不同地区表现各异，要看各个地方双方力量的差异，甚至包括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地方官员个人的态度。影响民间信仰走向的既有地方社会中的精英、宗族、商业经济等要素，也要注意官方的作用、地方的自然、交通条件等因素。在张王从张大郎走向张大帝的过程中，宋代祠山祖庙修建之所以出现官主民辅的局面，首先是因为传统中国乃是官本位的社会，各级政治权力掌控着最主要的社会资源，也是民间信仰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从文献中反映的情况来看，广德地方社会本身组织力量的相对缺乏也是重要原因。

从我目前的阅读所知，三面环山的广德土地贫瘠，加之易受水旱之灾(这也是张王信仰在当地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农业生产落后，贸易只有小量的竹木等物资的短程贩卖，南宋后期真德秀到广泛赈济，称“广德军地素硗瘠，丰年民且狼狈，一遇旱歉，穷困可知。兼水路不通，米运益艰”。“广徳两县所谓丙者，殆不及它郡之丁，饥寒穷窭，往往相似”。几乎全县之人皆需赈济，参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六《申尚书省乞截拨宁国等上供米》、卷七《申尚书省乞再拨广德军赈济米状》。广德的文化也极落后，自天圣中修州学，两宋中进士者仅32人，和学者们研究的有些地区很不一样。地方人文条件的差异，可能是张王信仰中官民互动呈现的面貌同其他学者所说不同的根源，这是建立更具涵盖的解释所必须注意的。

当然，官方力量固然可以在某个时期(甚至很长时间)提高某个神灵的影响力，但民众祠神信仰潜在的、长久的动力还是来自民间。如前所述，宋初、宋元之际的挺身而出担当维系张王信仰大任的广德地方社会力量应该是一直存在的，只是因为宋代张王信仰与官方关系的特殊性才使得他们从前台隐向幕后，他们在信奉张王的过程中形成的惯例成为广德地方性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朝廷的更替、地方官员的改任都只能在此基础上对张王信仰发生影响。从某种角度而言，中国古代社会的延续性之一即体现在地方社会所维持的地方性传统之上。

明清时期的广德与政治中心相隔千里之遥，虽然有列入南京十庙的荣耀，终究成了区域性的地方神灵。随着祠山神在国家祀典系统中地位的变化，以及地方政府对公益事务态度的改变，明清时期祠山祖庙的修建出现一个总体趋势，文献记载上仍然以官方为主，实际修建过程中呈现官退民进的态势，广德地方民众中的各个群体，如祖庙的管理者、地方士人、商人、父老和普通信众等，成为修庙的主力，地方官员支持、参与修庙，更多的体现官方的态度，是一种象征性行为。地方官员会为了修庙写劝募疏文，声称自己将捐献俸禄，也会理直气壮地说，生长兹土的广德士人、民众应该担当起修庙的责任来，而广德士人写的修庙记，居然也会自豪地宣称修庙是“不费公帑，不烦约束”，地方士民已是修庙的主力。广德民众心理的这种变化，反映了唐宋以来张王祖庙修建模式的转变，也是朝廷对地方祠祀的政策和地方财政制度的变化在具体的民间信仰活动中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