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牧所是明代亲王府的军事组织之一，以千户所为编制，又称“群牧千户所”。有明一代，各王府设立过的群牧所至少有21个^①，这些群牧所参与到孳牧、屯田、供给柴炭、守御王城等多项事务中，对我们理解明代军事制度与宗藩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以往有关明代王府军事组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王府护卫^{[1-9, 12-14]}，鲜有学者关注群牧所。管见所及，仅有日本学者布目潮沨在对王府护卫的研究中随带论及了明代群牧所制度，他敏锐地指出，群牧所代替王府护卫而设，不过，由于群牧所隶属于王府长史司，而王府护卫与王府长史司没有隶属关系，因此二者的性质迥异^[1]。遗憾的是，该研究既没有深入到明代群牧所制度的实践层面，也没有针对明代群牧所进行系统的个案研究，并且在此之后，再无有关明代群牧所的研究问世。

① 正德《大明会典》记载了21个群牧所的名称，万历《大明会典》记载了16个，《王国典礼》记载了14个，《明史》记载了20个。

学界对于明代群牧所长期缺乏有深度的研究，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是典章文献对群牧所的记载或过于简略，或零散而不成系统。近年来，笔者在山西西南部的临晋县(今永济市、运城市临猗县)的曾家营、西阳朝、东阳朝等村落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意外发现不少记载晋府群牧所的族谱和碑刻。其中，族谱《赵氏世系伯仲次序》和碑刻《王氏世袭源流志》详细记述了两位晋府群牧所副千户的从军经历、立功升转、子孙袭替及武选流程，为了解晋府群牧所提供了宝贵线索。若能将上述民间文献与官方典章、地方志书等相关文献充分结合，并将晋府群牧所置于藩王军事权力变化和当地社会自身的历史进程背景下加以审视，不仅能够加深对晋府群牧所设立与运作的了解，有力地推进明代群牧所的研究，深化对明代王府内部军事制度的认识，而且有助于重新审视王府军事组织与一般卫所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而更加完整地理解明代的军事管理体制。

一、晋府群牧所的初设与晋藩军屯的开展

明代群牧所制度最早可以追溯至明王朝建立之初，万历《大明会典》云：“国初，设群牧所，牧养马匹”^②。

② 万历《大明会典》卷218《太仆寺》，第5册。

此时是否有群牧所设于王府之中，史无明载，隆庆年间的御史萧廪认为这一时期许多镇守边塞的藩王设立了群牧所，“国初，并边诸王多有群牧，盖王皆握兵，兵必资马，故其拨场以养马，实将选骑以防边”^③。遍检史籍，有明确记载的群牧所最早于洪武二十九年(1396)设立，《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九年，朝廷分别为庆藩、肃藩设立了宁夏群牧所、甘州群牧所^④。一年后，又为韩藩、沈藩分别设立安东群牧所、沈阳群牧所^⑤。其中，可以确定，安东群牧所和沈阳群牧所均设于王府中护卫下，这可能反映了当时群牧所的普遍情况^⑥。上述设有群牧所的藩王主要分封于北边地区，可以猜测，明代群牧所起初很可能主要为养马防边而设。《明宣宗实录》载，安东群牧所军士四百六十六人“乃恩赐畜牧之数”，亦可说明孳牧是群牧所制度设计中的一大考量^⑦。

③ 萧廪：《议处王府牧地以敕防裕饷疏》，《皇明疏鈔》卷41《赋役》。

④《明太祖实录》卷245，洪武二十九年四月戊申条。

⑤《明太祖实录》卷252，洪武三十年四月丙申条。

⑥ 《明太祖实录》载：“置安东、沈阳二群牧千户所，时韩府、沈府护卫官军先往东胜立卫，特置二所隶之。”这说明安东群牧所、沈阳群牧所分别隶属于韩王府和沈王府的护卫。《安东群牧所选簿》多将永乐年间到景泰年间的安东群牧所写作“安东中护卫群牧所”或“安东中护卫安东群牧所”，可见安东群牧所隶属于安东中护卫。沈阳群牧所隶属于沈阳中护卫，成化《山西通志》云：“太祖高皇帝第二十皇子……群牧所千户所宣德初隶沈阳中护卫。”

⑦ 《明宣宗实录》卷115，宣德九年十二月丙午条。

明太祖朱元璋分封诸子为王，命诸王藩屏国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⑧。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先后为诸王设置了护军府、仪卫司和三护卫^⑨，并给予了诸王较大的军事权力^{[3, 9, 11-13]}。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封第三子朱棢为晋王^⑩。朱棢之国太原，镇守北方边塞，深受朱元璋器重，他拥有太原三护卫^⑪，而且能够节制武将，率军北征^⑫。虽然没有文献直接说明当时的晋王府设有群牧所，但我们在成化《山西通志》对武官周全的记载中可以发现晋府群牧所设立的蛛丝马迹，其文曰：“周全，直隶滁州人，洪武间累功升授太原中护卫右所正千户，卒官。子礼袭职，屡从北征有功，赐币奖劳，调注晋府群牧所”^⑬。可见，晋府群牧所最晚在洪武年间晋王朱棢北征不久后已经设立。山西临晋县西阳朝村赵氏族谱收录的《赵氏世系伯仲次序》佐证了这一点^⑭。该文称，洪武六年(1373)赵玉任太原中护卫右所副千户，其子赵兴承袭武职后，多次跟随晋王北征。永乐四年(1406)，赵兴之子赵福“告蒙本所保送赴京，六月内蒙兵部官引于奉天门奏准袭职，仍授晋府群牧所世袭副千户”^⑮，这说明晋府群牧所在永乐四年之前已经设立^⑯。

⑧ 《明太祖实录》卷51，洪武三年四月辛酉条。

⑨ 明初，诸王府设有护军府。洪武三年，设仪卫司，洪武五年，设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每王府置三护卫。洪武九年，罢护军府。

⑩ 《明太祖实录》卷51，洪武三年四月乙丑条。

⑪ 《明太祖实录》卷118，洪武十一年四月辛未条；《明太祖实录》卷121，洪武十一年十一月癸未条。

⑫ 《明太祖实录》卷199，洪武二十三年正月丁卯条。《明太祖实录》卷225，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丁丑条；《明太祖实录》卷226，洪武二十六年三月辛未条；《明太祖实录》卷226，洪武二十六年三月丙辰条。

⑬ 成化《山西通志》卷8《名宦》。

⑭ 《赵氏世系伯仲次序》与《中国明朝档案总汇》收录的《沈阳群牧所袭替世袭簿》的基本内容非常相似，很可能是赵氏族人根据晋府群牧所袭替世系簿重新组织而成的，其中涉及的武官袭替、优给、出幼、借职等内容，均可与制度两相对应，因此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⑮ 《赵氏世系伯仲次序》，《赵氏族谱》二门地字部，1916年，永济市虞乡镇西阳朝村赵正蒲藏。

⑯ 胡英泽根据《明史》中“山西都司：……老营堡千户所嘉靖十七年添设、晋府仪卫司、沈府仪卫司、代府仪卫司、晋府群牧所、沈府群牧所、代府群牧所”一句，认为晋府群牧所设立于嘉靖十七年。若细察原文就会发现，“嘉靖十七年添设”其实是老营堡千户所的设立时间。

手握重兵的藩王尾大不掉。为了避免藩王威胁朝廷的统治，建文帝朱允炆、永乐帝朱棣大力推行削藩政策，并大量裁撤王府护卫^{[2-4, 9, 13-14]}。朱棣登基不久后，就开始调拨晋藩护卫军随侍郡王，以分散晋藩的军事力量，“令于护卫内拨马步官军四千，随高平王、平阳王于平阳卫府暂居”^⑰。永乐十年(1412)，朱棢第四子庆成王朱济炫移居蒲州时，又拨太原右护卫中所官军随侍^⑱。不仅如此，永乐帝还多次命江阴侯吴高操练晋藩护卫军，以在军事上节制晋藩^⑲。此时晋王朱棢已经薨逝，继承晋王之位的是朱棢的长子朱济熺^⑳。永乐十二年(1414)正月，平阳王朱济熿、庆成王朱济炫、永和王朱济烺及晋藩护卫将校等向朝廷上奏，称朱济熺心怀忿恨，图谋不轨^㉑。朱棣见时机成熟，当年便将晋王朱济熺废为庶人，改封平阳王朱济熿为晋王^㉒。

⑰ 《明太宗实录》卷13，洪武三十五年冬十月甲子条。

⑱ 《明太宗实录》卷128，永乐十年五月辛卯条。

⑲ 《明太宗实录》卷35，永乐二年十月庚午条；《明太宗实录》卷96，永乐七年九月己丑条；《明太宗实录》卷101，永乐八年二月癸亥条。

⑳ 《明太祖实录》卷256，洪武三十一年三月己未条；《明太祖实录》卷257，洪武三十一年四月丁酉条。

㉑ 《明太宗实录》卷147，永乐十二年正月戊子条。

㉒ 《明太宗实录》卷155，永乐十二年九月辛未朔条；《明太宗实录》卷158，永乐十二年十一月庚戌条。

永乐二十一年(1423)，朱济熺之子朱美圭被封为平阳王，朝廷“命锦衣卫拨校尉五百，太原护卫拨官军一千以备从卫”^㉓。晋府群牧所副千户赵福就在此次随侍平阳王朱美圭的行列中，“二十一年九月内调拨本所随侍平阳王，就彼随住”^㉔。赵福随王来到山西西南部的平阳府后，在蒲州临晋县曾家营定居^㉕。

㉓ 《明太宗实录》卷262，永乐二十一年八月乙亥条。

㉔ 《赵氏世系伯仲次序》，《赵氏族谱》二门地字部，1916年，永济市虞乡镇西阳朝村赵正蒲藏。

㉕ 《续修家谱补小引》，《赵氏族谱》二门地字部，1916年，永济市虞乡镇西阳朝村赵正蒲藏。按：《续修家谱补小引》中记载“始祖姓赵，讳玉……紮屯于虞邑曾本营，即今之曾家营。”不过，根据《赵氏世系伯仲次序》可知，赵玉和其子赵兴、赵才均未曾驻扎曾家营。驻扎曾家营一事应该是自赵福随平阳王来到平阳府的封地后才发生的。

临晋县位于运城盆地的西南角，涑水河、姚暹渠自东向西蜿蜒而过，附近的居民可引河灌溉，是较为适宜开展农业耕种的地区。然而，在元明鼎革之际的战乱、明初居民大量外迁等种种因素的影响下，临晋县有不少土地抛荒，吸引了许多屯军来到此地屯种，“临晋值元末丧乱，抛荒独多，故屯营视他州县为伙”^㉖。晋藩军士也在此列，临晋县申家营《申氏族谱》载：

㉖ 康熙《临晋县志》卷4《建置志·屯营》，《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

恭惟我申氏祖讳月，盖河南开封府祥符人也，随明太祖起义，以清海宇。迨明祖尊居九五，余祖为御林军。嗣后王子分封于晋，余祖又为晋所属。晋王车驾自汴梁北幸太原省城，余祖随驾仝诣太原。当时与余祖同随驾者盖数十余营焉，特以粮草不继，奉钧旨在该州县公占无主荒地。余祖始见临邑之名胜有峨嵋二嶷之环在于后，条峰叠翠之峙在其前，左顾涑水，右凭西河，因择于姚暹渠之南，与临邑相去四十余里，立寨栅以屯集，即以本姓名之，曰申家营。其同余祖入临邑者，盖十三营焉^㉗。

㉗ 《本族自序》，康熙三十四年，王店村《申氏族谱》，永济市开张镇王店村申元山藏。

由于太原“粮草不继”，这些晋藩军士“奉钧旨在该州县公占无主荒地”。与申月一同来到临晋县的晋藩军士在当地足足建立起了十三个营，可见人数之多。申家营碑刻《申氏历世祖先灵主》透露了申月来到临晋县的时间：“明成祖靖难北还，散军屯居，姓申名月者下居于此，是为申氏鼻祖”^㉘，可知，申月大约是在永乐年间来到临晋县的。

㉘ 《申氏历世祖先灵主》，乾隆十六年，现存于永济市虞乡镇申家营村广场右侧。

临晋县常旗营的《李氏创建家谱》，讲述了先祖李普通从太原来到临晋县开展屯田的过程，“永乐初仿古屯田法分拨，晋主令占无主荒地，随拨居于古虞永丰渠北，名曰太常营，以旗铭功旗常焉，后因称之为常旗营”。与申月不同，李普通来到临晋县的原因，是太原“立寨不便，养马不给”^㉙。这侧面说明晋藩军士还在临晋县牧养马匹。清人崔炳撰写的《潘侯滩地口岸碑记》证明了这一点，其文曰：“南界本邑西张，北界临晋姚庄，时未有浪店、夹马口两村，故滩地尽为潘侯有。至明永乐间，晋府借为草场，秣马其中，始立浪店、夹马口两营”^㉚。临晋县西北部的黄河滩地野草茂盛，地势开阔，适宜牧马，晋藩军士遂抢占了潘侯村的滩地。

㉙ 《李氏创建家谱》，康熙五十八年，转引自常旗营村史《沧桑六百年》。

㉚ 崔炳：《潘侯村滩地口岸碑记》，光绪《永济县志》卷20《艺文》，《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

在上述族谱和碑刻中，“永乐年间”是一个标志性时间。如果暂将这些民间文献中的种种建构、传抄的痕迹存而不论，“永乐年间”对当地人的意义何在, 这个问题或许更值得追问。如前所述，太原三护卫三次调拨护卫官军随侍郡王来到平阳府，第一次调拨发生在洪武三十五年，调四千马步官军随侍高平王朱济烨和平阳王朱济熿。第二次调拨发生在永乐十年，调太原右护卫中所官军随侍庆成王朱济炫，不过不久后，朱济炫就从蒲州移居到了汾州^㉛，这些官军很可能也去往汾州，离开了平阳府。第三次调拨发生在永乐二十一年，调一千官军随侍平阳王朱美圭。可以初步判断，洪武三十五年和永乐二十一年的调拨为晋藩军士进入临晋县开展屯田和牧马活动提供了契机。

㉛ 《明太宗实录》卷130，永乐十年七月庚子条。

二、以五所隶平阳等卫

宣德元年(1426)，汉王朱高煦起兵谋反，以失败告终^㉜。宣德二年(1427)，晋府中内使刘信等、太原中护卫百户黄能镇抚、刘浩舍人、旗军余丁李能等数十人奏晋王朱济熿“其擅取官仓屯粮积之王府及操练三护卫将士，给与官粮十万余石，欲接应高煦并发其宫中咒诅等事”。宁化王朱济焕“始知嫡母之死密为毒药所弒，即驰奏之”，内使又连奏其谋杀朱济熺父子及不忠不孝十数事^㉝。当年，朝廷将晋王朱济熿废为庶人，安置于凤阳。

㉜ 《明宣宗实录》卷20，宣德元年八月壬戌条；《明宣宗实录》卷20，宣德元年八月甲申条。

㉝ 《明宣宗实录》卷27，宣德二年四月甲子条。

将朱济熿废为庶人后，宣德帝朱瞻基似乎无意再立晋王，他直接革去了晋王府的太原三护卫和晋府仪卫司：

其护卫官军除旧拨侍各郡王者不动，其原在大同守备官军四千人，令总兵官武安侯郑亨就彼分拨卫所，家属随住。见在太原护卫官军内调三千人，连家属住宣府，听总兵官都督谭广分拨卫所。其余官军、校尉取勘明白，仪卫正、副改为正、副千户，典仗改百户，校尉、妳公、女户悉改充军，就彼分调太原。缘边各卫家属随行，凡调去官军及家属，缘途悉给口粮，毋令失所^㉞。

㉞ 《明宣宗实录》卷27，宣德二年四月甲子条。

宣德帝对晋藩官军的安置如下：其一，以前拨侍各郡王的护卫官军不动。其二，原在大同守备的晋藩护卫官军四千人，令总兵官武安侯郑亨就彼分拨卫所，家属随驻。其三，调晋藩护卫官军三千人，连家属一起驻宣府，听总兵官都督谭广分拨卫所。其四，将仪卫正、副改为正、副千户，典仗改为百户，校尉、妳公、女户改为充军，分调太原。自此，太原三护卫和晋府仪卫司被解散，设于护卫之下的晋府群牧所自然也就不复存在。

《明宣宗实录》为我们了解这些官军的具体去向提供了线索。宣德二年五月，武功中卫已有军匠万余，调来的太原三护卫和振武等卫的军匠不宜再置于武功中卫中，因此另设武功左卫^㉟。《明宣宗实录》宣德二年十月己未条也透露了太原护卫官军的去向，其文曰：

㉟ 《明宣宗实录》卷28，宣德二年五月甲寅条。

命宣府左、右二卫官还宣府。永乐中，以二卫官军屯定州，后以口外少军守备，令悉还宣府，而二卫掌印指挥、千、百户、经历等官及新收太原护卫官军三千人尚皆在定州。至是，指挥黄辅等言：“不便于行事。”遂命俱还宣府莅事^㊱。

㊱ 《明宣宗实录》卷32，宣德二年十月己未条。

据此可知，宣府左、右二卫中也包含新调拨过去的晋藩护卫官军三千人。无论是武功左卫，还是宣府左、右二卫，都并非王府军事组织，而是一般的卫所。

宣德三年(1428)，随侍郡王的晋藩护卫官军也被纳入了一般卫所中。《明宣宗实录》宣德三年四月辛巳条载：

辛巳，造平阳卫中左所，太原左、右二卫中左、中右所印。先是，太原三护卫内五千户所官军随侍平阳、广昌、永和、宁化、庆成五王，后革各护卫，而各所仍用旧印。至是，以五所隶平阳等卫，遂改造新印给之^㊲。

㊲ 《明宣宗实录》卷41，宣德三年四月辛巳条。

由此推知，随侍平阳王、广昌王、永和王、宁化王和庆成王的五个千户所归入了平阳卫和太原卫中，成立了平阳卫中左所、太原左卫中左所、太原左卫中右所、太原右卫中左所和太原右卫中右所。

在晋藩武官后人编纂的族谱中，笔者恰好看到了这一政策落实的情况，随平阳王“就彼居住”的武官赵福，于“宣德二年六月内改宿卫千户所，三年闰四月改添平阳卫中左千户所”^㊳。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赵福改宿的卫千户所指，但平阳府境内的卫所除了蒲州守御千户所外，只有平阳卫，加之文中“三年闰四月改添平阳卫中左千户所”一句，足以推断文中的“卫千户所”指的正是平阳卫下的千户所。这说明，早在太原三护卫被下令裁撤的两个月后，已出现将随侍平阳王的晋藩护卫官军纳入平阳卫的迹象。不过，这些官军似乎继续随侍郡王，成化《山西通志》载，太原左卫中左、中右二所俱带管随侍宁化、广昌二王府，太原右卫中左、中右二所俱带管随侍庆成、永和二王府^㊴，平阳卫中左所很可能也是如此。

㊳ 《赵氏世系伯仲次序》，《赵氏族谱》二门地字部，1916年，永济市虞乡镇西阳朝村赵正蒲藏。

㊴ 成化《山西通志》卷4《宗藩》。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王府护卫裁撤后护卫官军的调动与安置问题。川越泰博对护卫裁撤后蜀藩护卫官军的调动进行了研究，认为宣德帝允许蜀藩归还成都中护卫和成都右护卫后，原则上的移卫形式是将成都中护卫官军调入豹韬左卫，成都右护卫官军调入龙虎左卫，但实际上除了这两种形式外，还存在将成都中护卫官军调入成都左护卫，成都右护卫官军调入成都左护卫，成都左护卫官军调入豹韬左卫的形式^[7]。张程娟对楚藩、蜀藩和鲁藩护卫军的调动进行了考察，认为改调漕运卫所和同城分立卫所是裁撤藩王护卫军后的两种安置方式^[10]。本节的研究则表明，朝廷裁撤太原三护卫后，以化整为散的方式将晋藩护卫军分拨多个卫所安置，此前随侍郡王的晋藩护卫官军后来也被调入了一般卫所，但仍与原先随侍的郡王纠缠不清。

三、晋府群牧所的复设及其运作结构

晋王之位长达八年绝封。直到宣德十年(1435)二月，明英宗朱祁镇初登大宝，封朱济熺之子平阳王朱美圭为晋王^㊵，命他仍居太原，“府中旧有房屋、器皿、田地、园林仍皆收掌”_㊶。不久后，朱美圭奏称，山西三司和巡抚侍郎不肯照旧拨与房屋、田地。为处理此事，朝廷派礼部侍郎章敞往会各官，“从公查照王府官旗军校多少酌量拨与，永为定额”^㊷。章敞的墓志铭对此事有详细记载：

㊵ 《明英宗实录》卷2，宣德十年二月辛亥条。

㊶ 《明英宗实录》卷2，宣德十年二月辛亥条。

㊷ 《明英宗实录》卷7，宣德十年七月己卯条。

圣天子嗣位之初，平阳王复封晋王，即以故护卫官军田庐为请，君受命往理之。至则较其军数量，以田庐归之，余给于民。王不悦。君启曰：“国中先三卫，今止一千户所，以三卫田庐而归一所之人，得无过乎？且朝廷以藩屏，望殿下国内军民宜均爱之，庶副皇上至公之意。”王悟曰：“使方面诸官早有此言，吾岂敢上烦朝廷哉？”还奏，上嘉之。未几，迁左侍郎^㊸。

㊸ 杨荣：《故嘉议大夫礼部左侍郎章君墓铭》。

这段材料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即朱美圭复封后只有一个千户所，而且朝廷没有恢复太原三护卫之意，更不愿将故太原三护卫的田庐全部赐予朱美圭。万历四十三年(1615)周府刻天启增修本《王国典礼》云：“(晋府)护卫，宣德年间俱革”^㊹，这也说明朝廷没有复设太原三护卫。

㊹ 朱勤美：《王国典礼》卷8《兵卫》。

朝廷在晋王府中只复设了晋府仪卫司和晋府群牧所这两个军事组织^㊺。其中只有晋府群牧所是以千户所为编制的，这说明上引文献中的“今止一千户所”指的是晋府群牧所。平阳卫中左所的官军很可能调入了晋府群牧所，这些官军长年随侍朱美圭，在朱美圭受封晋王后，自然也就成为了新任晋王的军事力量。赵福的调动证明了这一点，宣德十年三月，平阳卫中左所副千户赵福“改晋府群牧所到任管事”^㊻。不过他并未跟随朱美圭前往太原就藩，而是留在了临晋县，直至嘉靖年间，承袭该武职的赵氏族人才离开临晋县，前往蒲州河津县连伯滩，“奉令旨差往连伯滩管屯”^㊼。成化、嘉靖和万历《山西通志》只记载平阳卫有左、右、中、前、后五所，没有任何关于平阳卫中左所的记载^㊽。可见，平阳卫中左所确实已被革去。康熙《临晋县志》将永乐年间进入临晋县开展屯田的晋藩军士驻扎的十三个营称作“晋府群牧营”，这亦说明这些军士调入了晋府群牧所，并大量留在了临晋县^㊾。进而推知，章敞给晋府群牧所军士分配的“故护卫军田庐”，很可能包括他们作为护卫军时曾在临晋县占据的屯田及牧马地。这些留在临晋县的官军距离晋王府较远，晋藩控制他们的难度势必有所增加。

㊺ 万历《大明会典》卷124《兵部七》。

㊻ 《赵氏世系伯仲次序》，《赵氏族谱》二门地字部，1916年，永济市虞乡镇西阳朝村赵正蒲藏。

㊼ 《赵氏族谱》二门地字部，1916年，永济市虞乡镇西阳朝村赵正蒲藏。按：连伯滩位于平阳府蒲州河津县。

㊽ 成化《山西通志》卷6《土产》，《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74册；嘉靖《山西通志》卷29《武备下》，《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第76册；万历《山西通志》卷25，明万历刻后印本。

㊾ 康熙《临晋县志》卷4《建置志》，《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7册。

之所以采用这样的处理方式，实应置于洪武到宣德年间朝廷对藩王军事权力的打压以及王府军事制度变化的背景中加以理解。自建文朝始，多数藩王的护卫都被削去，朝廷几乎不再为新受封的亲王设王府护卫，只设群牧所和仪卫司^㊿。诚如周藩宗正朱勤美所言：“国初，诸王得与征伐，故各拥重兵，有事用于边隅，无事归于藩邸。上下相维，颇资捍御，而渐削于高庙。……仁宣以来，留仪卫及群牧所供使令而已”。学者布目嘲沨也注意到，明太祖诸子中有的有群牧所，但明仁宗诸子之后，大部分都有群牧所^[1]。可见，群牧所渐成王府定制，普遍设于各个亲王府中。“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而群牧所以千户所为编制，军士人数大约在一千一百二十人左右。仪卫司校尉的人数更少，约为六百到一千人^[15]。可以想见，若只设群牧所和仪卫司，藩王的军队规模将大为缩减，很难再对朝廷造成军事威胁。

㊿ 唯有襄王朱瞻墡是例外，他深受明英宗朱祁镇器重，在天顺元年被赐予襄阳护卫，由襄阳卫左所、安陆卫右所，及襄府群牧所改成的中千户所组成。

朱勤美：《王国典礼》卷8《兵卫》。

《明史》卷116《诸王》。

“一千一百二十名为一千户所。”见万历《大明会典》卷137《兵部二十》。

原太原中护卫右所副千户王斌也调入了晋府群牧所中，临晋县曾家营王富神道碑《王氏世袭源流志》云：

二十七年，二世祖讳原赴京袭职，为从军年深，屡有战功，除授世袭武略将军。是年封建同姓，俾扈从晋藩王，敕封太原中护卫右所世袭武略将军，自是家太原。三十四年，二世祖蒿城阵亡。三世祖尚幼，不能袭职，太祖念两世勤王，亲谓天石捐躯疆场，复诏始祖到任。至永乐元年，三世祖讳斌，年一十五岁，赴京袭职。宣德十年，改晋府群牧千户所世袭武略将军。

《大明敕封太原中护卫右所世袭武略将军讳富王公神道》，乾隆五十一年，原立于永济市虞乡镇曾家营村王氏祠堂，现存于永济市虞乡镇曾家营村王野青家后院。

天顺五年(1461)，四世祖王塘承袭晋府群牧所副千户之职。成化十九年(1483)，“晋藩王以世有勋劳，赐服物，令屯田于河东曾本营，因徙是邑”。自此，王塘也来到临晋县。

《大明敕封太原中护卫右所世袭武略将军讳富王公神道》，乾隆五十一年，原立于永济市虞乡镇曾家营村王氏祠堂，现存于永济市虞乡镇曾家营村王野青家后院。按：“曾本营”后来改称曾家营。

除了晋府群牧所副千户赵氏、王氏，还有一名晋府群牧所副千户胡氏也有管理屯庄的职责。明代时，一些晋府官屯分布在太原晋祠的周边，“资汾河晋溪灌溉之利，务种稻、陆等田，办纳粳米籽粒，公私咸仰给也”。嘉靖三十二年(1553)，汾河水涨，“将稻、陆等田尽淤沙滩，且高积者若阜，水不能溉，虽种旱田，碱薄不收”。隆庆、万历年间，为了疏通河利，晋王府捐银在当地修建石桥过水，立碑记之，从碑文落款中的“群牧所管庄副千户胡荣”一句可知，晋府群牧所副千户胡荣负责管庄。

《重修中河石桥记》，万历三年，收入《晋祠碑碣》。

晋府群牧所位于太原府城内东南方向的晋王府王城内。宣德十年七月，晋府群牧所正千户周礼出城，假称赴晋祠行香，实则赴京奏事。山西巡按御史及三司官将此事上奏，“上命晋王治其诈伪之罪，王引咎自责”。皇帝后来称此事是门禁关防之职，可见晋府群牧所正千户很可能是不得擅自出城的。

成化《山西通志》卷4《宗藩》。

《明英宗实录》卷7，宣德十年七月甲戌条。

以上，我们对晋府群牧所的运作结构有了基本的了解。晋府群牧所正千户居于王城内。此外，至少有三名晋府群牧所副千户负责管理屯庄，其中的两名副千户率军在晋西南开展屯田、牧养马匹。那么，其他的群牧所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据《沈阳群牧所袭替世袭簿》记载，嘉靖三十七年(1558)，沈阳群牧所副千户国柱“自承袭祖职，冠带回所，蒙本府推委前往屯田，牧养、进贡马匹在外”。可见，沈阳群牧所副千户也在地方上屯田、牧马。据嘉靖《威县志》记载，沈阳群牧所在北直隶广平府威县有六个马房，也可证该群牧所的军士在地方上牧马。此外，肃王的甘州群牧所也有一定数量的屯田，《万历会计录》记载该所的屯田数额为2891顷91亩。不过，也并非所有的群牧所都开展屯田和孳牧活动，如安东群牧所在宣德九年(1434)由屯守兼具改为供给柴炭。嘉靖年间设立的鲁府群牧所还代替鲁王府的护卫守御王城。群牧所之所以广泛参与到孳牧、屯田、供给柴炭、守御王城等多项事务中，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其一，随着削藩政策的实施，藩王出征及镇抚保卫国家的军事职权被削去^[12]，军队规模也大为缩减。在这种情形下，群牧所自然也就基本不再肩负养马防边之责任，况且许多分封于内地的王府也设有了群牧所。其二，自建文朝始，大量王府护卫被削或因种种原因暂时无法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形下，渐成定制的群牧所便承担了更多事务，职能趋于多元化。

据万历《太原府志》记载，晋府群牧所副千户共有四名，囿于史料，我们只能了解其中三名的情况。

源自《沈阳群牧所袭替世袭簿》。

嘉靖《威县志》卷6《武备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

《万历会计录》卷38《屯田》。

韩王冲奏：比蒙优免护卫旗军一千八十五人屯种三年，今已满限。陕西都司俾与群牧所旗军皆如例二八屯守，缘群牧所军士四百六十六人乃恩赐畜牧之数，乞循永乐间各王府事例，免其下屯，专令供给柴炭。护卫屯军亦乞循安府旧例，三分守城，七分下屯。从之。

鲁王府的兖州护卫旗军实在二千六百六十四名，除漕运及临清操备一千一百名外，其余一千五百六十四名旗军、八千六百一十五名余丁俱在鲁王府私令辦纳钱物，还被各府和承奉司私自占用，无一人守城实操。在这种情形下，鲁王府设立了群牧所：“合无遵照祖训内事理，将兖州护卫五所旗军共摘拨七百二十名，并前项金皷手旗军一百一十二名，共八百三十二名，坐委正、副千户各一员，百户十员管领，专在本府宿卫。惟复查照德、衡等府事例，设立群牧所管理。”

宣德到弘治年间，群牧所制度发生了较大变化。群牧所在设立之初隶属于王府护卫，然而，在削藩政策的推行下，朝廷裁撤了大量的王府护卫，也几乎不再为新封的亲王设置护卫。不仅如此，在一些得以保留护卫的王府中，也出现将群牧所从护卫中分置出来的情况，譬如沈阳群牧所在宣德初年隶属于沈阳中护卫，“后分置”。《安东群牧所选簿》对景泰年间以后的相关记载中，也几乎不再将安东群牧所写为“安东中护卫群牧所”或“安东中护卫安东群牧所”，而是直接写为“安东群牧所”或“韩府群牧所”，这说明安东群牧所很可能从安东中护卫中分置了出来。

“群牧所千户所，宣德初隶沈阳中护卫，后分置”(成化《山西通志》卷4《宗藩》)。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6册。

最晚在弘治三年(1490)，亲王出府后群牧所和仪卫司官校开始由王府长史司带管，《明孝宗实录》弘治三年十二月己未条载：

岐府左长史朱绶等奏：“臣闻为治有体，内外不可侵越，王府外设长史，职专辅导，选自进士，假职翰林，任亦非轻。内设承奉，谨按《皇明祖训》，承奉掌管王府杂事，有事呈长史司发落。顷者兵部奏请，亲王出府，仪卫司并群牧所等官校俱属长史司带管。承奉副陈伟乃传送令旨，令承奉斟酌拨用，变乱祖法，背违圣旨，意欲擅专国政。乞赐明断，使内外各有定守。”时承奉正信保亦奏绶等擅回私家。上下礼部议，以为王府内外官职守旧制具存，兼有兵部题奉近例所宜遵奉，绶及信保等俱奉恩命，不能协和办理，互相奏讦，宜逮治其罪。得旨，俱宥之，谕令协和办事，勿蹈故辙。

《明孝宗实录》卷46，弘治三年十二月己未条。

从上文中的“顷者兵部奏请”和“兼有兵部题奉近例所宜遵奉”二句可以推测，“亲王出府，仪卫司并群牧所等官校俱属长史司带管”这一令旨，是在弘治三年十二月朱绶上奏前不久颁布的。也就是说，最晚从弘治三年开始，亲王出府后，仪卫司与群牧所官校由王府长史司带管。

布目嘲沨也注意到了兵部的这一奏请，从而认为群牧所隶属于王府长史司。

王府长史司的长史是文官，有辅导、规谏藩王之责。弘治九年(1496)，朝廷下令，“亲王有过，专罪辅导官”。将仪卫司和群牧所官校交由王府长史司带管，是将王府的军事组织置于王府长史司的监管下，以达制衡之效。据正德、万历《大明会典》记载，群牧所和仪卫司中还各有一名王府长史司的司吏，可见长史司与群牧所、仪卫司之间的关系。在实际运作中，也能看到长史司在王府军校事务中的角色，嘉靖十一年(1532)，德府仪卫司军校逃绝相袭，以余丁私补，山东巡抚都御史邵锡注意到此事，行长史司覈状，久不报。邵锡檄济南府知府杨抚，要求军校支领月粮时按籍名给之，非正役补充者不给月粮，仪卫副薛宁率官校军旗等千余人以巨石毁济南府署门，殴辱管粮通判刘知之。抚按官乃列上薛宁等凶恶状，并弹劾辅导官之罪。显然，长史司对仪卫司之事负有一定的责任。

《大明会典》卷57《礼部十五》。

正德《大明会典》卷7《吏部六》；万历《大明会典》卷7《吏部六》。

《明世宗实录》卷141，嘉靖十一年八月辛丑条。

群牧所还隶属于都司卫所系统。洪武年间刊印的《诸司职掌》在都司之下记载了护卫，只有燕王府和晋王府的护卫不隶都司，而隶后军都督府。可见，王府护卫不仅在王府系统中，也在五军都督府及所辖都司的管辖范围中。此时群牧所隶属于王府护卫，自然也被包括其中。正德、万历《大明会典》和《明史》将群牧所和仪卫司记于各都司或行都司下。综上，可以得知，群牧所和仪卫司直接分统于各都司或行都司不迟于正德年间，其同时隶属于王府系统与都司卫所系统。

《诸司职掌》，《皇明制书》。

正德《大明会典》卷108《兵部三》，第2册；万历《大明会典》卷124《兵部七》，第3册；《明史》卷90《兵二》。

四、结语

明代前期，晋王府设有晋府群牧所、太原三护卫和晋府仪卫司，宣德二年，晋王朱济熿被废为庶人，太原三护卫、晋府群牧所和晋府仪卫司不复存在。宣德十年，平阳王朱美圭被封为晋王后，朝廷复设了晋府群牧所和晋府仪卫司，但没有恢复太原三护卫。复设后的晋府群牧所，很大程度上由此前随侍朱美圭的官军组成，这些官军从晋王府的太原三护卫调入平阳卫，又从平阳卫调回晋王府组成晋府群牧所。永乐二十一年，朝廷从太原三护卫中拨出一个千户所的官军随侍平阳王朱美圭就藩，其中不少官军来到临晋县开展屯田、牧养马匹。晋王朱济熿被废后的宣德三年，随侍朱美圭的晋藩护卫官军被就近调入平阳卫中安置，成立了平阳卫中左所。宣德十年，朱美圭被封为晋王后，这些官军又调入了复设的晋府群牧所中，并有不少官军继承了护卫军时的屯田和牧马地，继续留在了晋西南。这在很大程度上使晋府群牧所在实际运作中表现出与太原三护卫相似的一面。进言之，群牧所与护卫之间的承接与替代关系，对群牧所的实际运作有着深刻影响。

考察晋藩护卫官军的调动与晋府群牧所复设的过程，不仅能够加深对明代群牧所制度的理解，而且有助于重新认识王府军事组织与一般卫所之间的关系问题。川越泰博对蜀藩护卫官军调动的研究，已揭示出藩王护卫官军在藩王归还护卫后被纳入一般卫所的调拨路径^[7]。而本文进一步说明，这些被纳入一般卫所的藩王护卫官军还有回归王府组成群牧所的可能。可见，王府军事组织与一般卫所之间的调拨与转换其实是双向的。本文的案例或可视作二者互动关系的一个缩影，提醒王府军事组织是明代军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王府军事组织与一般卫所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注意二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拘泥于其中一方，或将有助于更为完整地认识明代的军事管理体制，进而揭示这一体制的灵活性与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