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经历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起大落。著名茶史专家朱自振总结道：“同光年间我国茶叶出口的这一起落，在我国茶业和茶叶生产上，就出现了一个先是一哄而上，盲目发展，接着又一风而散的曲折，使我国茶业蒙受了极其惨重的损失。”^[1]117对于这一现象，学者进行了比较多的研究，产生了一些相关成果。然而这些成果都没有将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兴盛的社会影响作为主题进行研究，至今尚无一篇相关专题论文发表。笔者很早就关注茶叶贸易影响的相关问题，并进行了长期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①，但有关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兴盛的社会影响这一专题也没有发表过相关专题论文。为弥补此一缺撼，兹从三大方面对此作出初步研究。

① 笔者数十年前已意识到茶叶贸易影响的重要性。在专著《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军事谊文出版1999年版)第四章“古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特点和社会影响”中专列一节“中国茶叶贸易开展的社会影响”进行了论述。嗣后在论文《论清代茶叶贸易的社会影响》(《史学月刊》2002年第5期)、《近代中国茶叶贸易衰落的社会影响》(《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加深了对这一专题的认识。但所有这些成果均未专门研究近代中国茶叶贸易兴盛的社会影响。

一、茶叶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不容忽视

茶叶贸易兴盛的影响首先表现为推动了茶叶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鸦片战争后，受国外市场需求强力刺激及茶价高昂影响，茶叶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至19世纪80年代中期前，茶叶对外贸易迎来了全盛时期。“夫茶叶一宗，上供税课，下系民生，为东南数省民命攸关”^[2]444。茶叶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一) 茶叶出口数量迅速增加

鸦片战争后，茶叶对外贸易保持持续增长，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达到顶峰。先看南方茶叶出口情况(表 1)。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茶叶贸易迎来了真正的兴盛期。1843年，广州茶叶出口17 727 750磅，折合为132 991.4担(133.3磅合1担)。翌年，上海加入茶叶出口行列，出口量增加到70 476 500磅，合528 705.9担，1853年，福州又加入茶叶出口城市中，出口数量增为105 081 000磅，合788 304.6担。嗣后，除1857年外，茶叶出口数量持续增加。

由表 1可知，1843—1860年，南方中国茶叶出口数量基本呈现持续增长。出口数量最多的年份是1856年，为980 322.6担，比鸦片战争前出口数量较多的1836—1837年度442 609担多出537 713.6担，是该年出口数量的2.2倍，由此可见增加数量之多。

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中国茶叶虽受到印度、锡兰、日本等茶的冲击，红茶在英国市场、绿茶在美国市场开始滞销，但中国茶叶外销总量继续保持增长势头。1888年达到历史最高峰的2 413 456担(表 2)。

再看北方茶叶出口地点恰克图茶叶贸易情况。据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载，19世纪前期，中国出口俄国的茶叶有了显著增长(表 3)。

另外，根据1801—1870年茶叶输俄10年平均数量(表 4)，也可见增长速度很快。

上述可知，鸦片战争后，茶叶出口数量有了很大增长。1888年达到历史巅峰的2 413 456担。这一数字是1843年广州、恰克图茶叶贸易量188 505.28担的12.8倍。19世纪60年代，中国茶叶年出口量在100万担以上^[3]281，这已经是1840年前出口最多年份的2倍以上。1877—1888年，除1878年略低于200万担，其他各年均在200万担以上。

(二) 茶叶出口价值高位运行

茶叶出口价值的多少取决于三个因素：茶叶出口数量、茶叶出口价格、当时汇率高低。一般来说这三者都高，茶叶出口价值就高。在茶叶出口价格、汇率稳定的情况下，茶叶对外贸易兴盛就意味着茶叶出口价值高昂。以1840年为界，茶叶出口价值差距很大。1840年前，茶叶出口价值一般年为千万银元^[4]254-255。鸦片战争后迎来了茶叶对外贸易的兴盛，茶叶出口数量不断攀升，茶叶出口价值达到新高(表 5)^[5]1218-1219。

由表 5可知，1868—1888年，茶叶出口价值达到近代巅峰，年平均超过3 000万海关两，仅有1884年低于3 000万海关两，为29 055 142海关两，1871年、1872年均超过4 000万海关两。

(三) 茶叶出口比重平均占据半壁江山

从18世纪20年代起，茶叶成为西方来华贸易核心商品，长期占据出口货值首位，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1900年。1840年前，茶叶出口价值占土货出口货值比重大体在60%左右^[4]255。1840年后，茶叶出口货值比重缓慢下降，这主要是土货出口货值扩大所致(表 6)。

从表 6可知，1875年前，茶叶出口货值比重在50%以上，嗣后到1886年，比重降为40%以上，1887年、1888年降为30%以上。虽然这样，茶叶出口货值占土值比重仍然很高，最低时为三分之一左右，最高时超过60%，表明茶叶地位十分重要。

二、茶叶对外贸易兴盛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茶叶对外贸易兴盛推动相关产业发展，主要表现为推动了植茶业快速发展，活跃了资本金融业，促进了相关行业发展。

(一) 推动了植茶业快速发展

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兴盛，直接刺激了服务于外销的植茶业的发展。“我国产地之地，惟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四川、两湖、云贵为最”^②。以台湾、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福建、安徽、浙江为代表的外销茶区呈现一派繁荣，新茶区不断涌现，老茶区扩大生产，植茶面积在原有基础上迅速扩大。各类茶均有较大发展，尤以红茶最为典型。一方面是需求的强烈刺激，另一方面是植茶业的兴盛，双方互为条件，相互促进。1872年的史料说：“去年显著的特点就是欧洲茶叶消费惊人的增长，其速度超过茶叶生产的发展。”^[6]1474 “因为茶叶消费以如此惊人的速度扩张着，以至要迅速发展茶叶的种植以适应面临的需要，这就够中国努力的了”^[6]1462。当时，植茶业兴盛的史料比比皆是。

② 赵尔巽.《清史稿》第124卷《食货五·茶法》，《二十五史》第1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481页。

安徽“皖南茶悉销外洋”^③。夏燮《中西纪事》卷二十三载，整个徽州地区，“而自五口既开，则六县之民无不家家蓄艾，户户当垆，赢者既操三倍之价，绌者亦集众腋之裘”^[7]375。植茶业极为发达，“居民恒借养茶为生”^[8]198。

③ (清)曾国荃.《请免加茶课疏附片》，《曾忠襄公奏议》卷25，第47-48页，光绪二十九年刻本。

五口通商，福建掀起一股植茶浪潮。清代丁绍仪《东瀛识略》载：“茶固闽产，然祇建阳、崇安数邑。自咸丰初，请由闽洋出运，茶利益溥，福、延、建、邵诸郡种植殆遍。”^[9]413

台湾植茶兴盛始于1861年后。“兹者该境人心幕业茶之利，而又审厥风土甚宜于茶，乃改植茶树，凡高陇平壤多艺此焉。今该境生理渐广于前，实由此巨宗之所致也”^[2]449。

广东受到需求刺激，茶叶生产不断扩大。“1870年后茶叶的生产量异常地增加了，但是把巨大的外国作为尺度，还可以盼望继续增加”^[6]1463。鹤山县植茶业发达，在广东具有显名。陈兴琰调查：“清道光间，为中国茶叶之全盛时期，全年出口有二百万担之多。时该县无论土著客家，多以植茶为业。”^④

④ 陈兴琰.广东鹤山之茶业[J].国际贸易导报, 1936, 8(5).

浙江茶叶生产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浙东四明山横跨余姚、鄞县、上虞、奉化、嵊县、新昌诸县，本产著名日铸茶。19世纪中叶，外销畅开，茶叶供不应求，“采购人员，接踵上山，刺激了山上农民种茶的劲头。于是大片荒山与部分林区，披荆斩棘，除石松土，开拓平整，尽皆栽种了茶树。就此以后，茶叶便成了四明山区的主要生产”^[10]34-36。

江西植茶发展很快，几个茶区出产的茶闻名遐迩。赣东茶产无论在制法还是规模上都有很大提高。1852年，“在玉山及河口镇一带，即是在武夷山的北面，栽种着大量茶树并制造着大量茶叶，以供外销。上万英亩的土地都种着茶树，而且大部分的土地显然是最近几年内开垦栽种起来的”^[6]1473。这里所制的红茶与铅山县等赣东北各县所产红茶并称为河红，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声誉。这种茶运至伦敦后，深受欢迎，甚至被认为“比武夷山的红茶细些，品质也好得多”^[4]518。

湖北茶产大发展也是近代的事。1871年的英国领事商务报告指出：“湖广两省茶的种植近来有了扩张，几乎较十年前增加了50%，只要生产者能够得到他们现在所得到的价格，茶的种植也许会继续扩张。”^[6]1472

湖南在粤商推动下，植茶业迅速崛起。总计全省茶产额，极盛时据说有百万担^[11]707，从事茶叶制造茶厂有千余家^⑤。茶产区域以安化、桃园、长寿街、平江、蓝田、高桥、永丰、聂家市、醴陵、浏阳、湘潭、云溪“最为著名。其销路甚广。该处一带人民多赖此为生活”^[12]707。

⑤ 实业部国际贸易.《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六章“茶”。南京：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5年版，第68页。

以上内容阐述了外销茶八大主产区的植茶发展情况。所有这些史料都一致说明，鸦片战争后咸丰同治至光绪初年，受外销旺盛影响，植茶业兴旺发达，尤其是红茶生产跃上新台阶。这也为内销茶区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空间，推动了内销茶区植茶业的发展。

(二) 活跃了资本金融业

茶叶对外贸易的兴盛对茶税征收带来促进作用，同时又活跃了茶区金融，推动了资本流动。

一般而言，出口茶税为7.5%，即出口税则5%，外销时加征2.5%的子口税，共计7.5%。这是海关税。内地通行时，华商仍须另有负担，这主要是厘金。因此，从茶叶出口价值也可窥见海关税的多少(表 7)。另外，茶厘的多少没有固定的标准，茶叶海关税及茶厘总数也没有明确的统计数据，只能揣其大略。现以茶叶出口价值乘以7.5%，得出茶叶关税大致情况。

从表 7可知，1869—1888年，茶叶关税一般年入200余万海关两，1871年、1872年最高，均超过300万海关两。

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兴盛时的茶叶厘金数量也没有具体的统计。先兹以主要茶叶对外销省份福建为例，说明茶厘的变化走势(表 8)。

由表 8可知，福建茶厘税每年收入20万~30万两，平均年入20多万两，1880年、1881年为高峰时，年入数量迅速超过30万两，比重平均超过2%(福建茶税1862—1868年为：253 002、253 172、240 604、259 607、259 245、244 340、307 704两)。这是一省茶税的情况。全国产茶省超过10个，主要有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福建、浙江、四川(含重庆)、云南、贵州、陕西、广东(含海南)、广西、台湾，主要外销茶产区有8个。由此可见，全国每年茶厘、茶税收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估计年入数量在5 000万两左右。

另外，从福建省茶厘情况来看，数量远比茶税数量要多(表 9)。

茶叶对外贸易的兴盛活跃了资本市场，对金融活动起到刺激作用。由于笔者已有成果可参考，故不作专门论述^⑥。

⑥ 陶德臣：《外国侵略者对茶业的资本输出及后果》，《农业考古》1995年第4期。

(三) 促进了相关行业发展

茶叶对外贸易是一条产业链。茶叶从采、制、销均需不少生产、服务环节及工具，涉及不少行业^⑦，它们与茶叶对外贸易兴盛息息相关。

⑦ 陶德臣：《近代中国外销节流通环节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开山、采工、制工主要分布于茶产区、通商口岸，涉及茶山开垦、茶叶采摘及制造等工作。茶叶对外贸易兴盛时，这类人工需要甚众。1887年，闽海关税务司汉南申谈到福建瓯县洋口庄“靠茶度活者不少，有开山者，有摘茶者，有开茶庄采装者，有做茶贩者，有筛茶拣茶者”^[2]447。这基本上包括了茶区种植、采制、运销过程中除茶农以外的几个行业人的活动。福建全省茶厂林立，招工众多。鸦片战争前，福建“茶厂既多，瓯宁一邑，不下千厂，每厂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千厂万人，兼以客贩担夫，络绎道途，充塞逆旅，合计又数千人”^[12]304。武夷山茶产发达，“清明后谷雨前，江右采茶者万余人”^[9]424，许多人都来自江西。鸦片战争后更见发达。通商口岸因茶业兴盛，出口兴旺，茶栈大量雇工，当然以拣茶工为多。1884年3月8日《申报》称：“九江每值春夏之交，以茶商生意为大宗，城内外之开茶栈者共四十余家，各栈促以及诸色人等应用千余人。”^[2]450湖南平江因兴贩外洋之茶，大量雇用拣茶女工。“贫家妇女，相率入市拣茶，上自长寿，下至西乡之晋坑浯口，茶庄数十所，拣茶者不下二万人，塞巷填衢，寅集酉散，喧嚣拥挤”^[12]482。光绪初，台湾茶兴盛，台湾茶发展后，福建每年有数万人来台制茶。“洋商所集之处曰大稻埕，为茶庄大市。每年三月初起，至十月底止，妇女赴庄拣茶者，日有三四千名”^[9]418。同治《崇阳县志·物产》载：“自湖北崇阳海客入山，城乡茶市牙侩日增，同郡邻省相近州县各处贩客云集，舟车肩挑，水陆如织。木工、锡工、竹工、漆工，筛茶之男工，拣茶之女工，日夜歌笑市中，声成雷，汗成雨，食指既多，加以贩客搬运，茶来米去，以致市中百物一切昂贵，而居民坐困。”^[13]99说明茶市之盛，雇工之多，商贩之众。江西南丰“民自耕种外，惟以闽山摘茶，省会业箔为生”^[13]153。1884年，“九江茶栈较往年减半，而邻县及本处妇女拣茶者转比往年加多，现在约有万计”^[6]1579。19世纪50年代，广州河南岛的手工制茶工场很发达，雇工很多。当时访问制茶工场的外国人写道：“现场上挤满了妇女和儿童都在忙于从红茶中拣剔茶梗和黄色及棕色的叶子……男工们的工作是发出毛茶及收回经拣剔后的茶叶”，“还有许多人在用大小不同的筛子，忙于筛茶。为的是选出‘珠兰’茶，并把各种茶叶分开。这作工作中，有一部分使用扇车(其构造与英国农户用的相似)”^[12]483-486。茶行里使用大量儿童、妇女拣茶，还有不少的制茶工制造着外销花薰茶。宁波茶行20多家，雇佣大量工人。1871—1872年的中国海关贸易报告说：“在宁波从事烘茶拣茶的男女工人人数，估计约有9 450人，每家茶行平均雇工355人。男工主要来自邻省安徽，并且多少是好乱成性的。女工来自绍兴附近各县。”^[6]1581

三、茶叶对外贸易兴盛促使茶区面貌发生变化

茶叶对外贸易兴盛势必对农村种植结构、就业来源、思想观念产生深刻影响，对茶区面貌改变具有推动作用。

(一) 改变农村种植结构

产业结构是农民面对市场选择的结果。在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及森林树木比较效益低于植茶的情况下，农民往往受茶利透惑，改变产业结构，在适宜植茶的地区废林开荒，使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让位于植茶。台湾茶业兴盛时，开荒植茶、废蓝靛植茶的例子就很突出。1872年《申报》报道：“淡水地方向多种植靛树，参天黛色，一望如染。顾居人之艺此昔，其利虽薄，然较之栽植龙团雀舌者诚未若也。兹者该境人心幕业茶之利，而又审厥风土甚宜于茶，乃改植茶树。凡高陇平壤多艺此焉。今该境生理渐广于前，实由此巨宗之所致也。”^[2]449说明种茶仍比种其他作物有利。湖南茶业兴繁时，改其他作物以种茶的现象也很普遍。同治《平江县志》卷二十载：“第近岁红茶盛行，泉流地上，凡山谷闲向种红薯之处，悉以种茶。获种虽丰，然饥不可以为食，一遇歉收，即有鲜饱之患。”^[12]482湖南经济作物让位于植茶的例子以浏阳为代表。谭嗣同《浏阳麻利述》载：“浏阳家家种麻”，但“咸同间增开五口，互市便利，西人需茶急，茶船入泊汉口。收茶不计值，湘茶转运近捷，茶者辄抵巨富。于是皆舍麻言茶利矣。浏阳以素所植麻，拔而植茶”^⑧。福建为著名外销茶区，植茶业发达，其他作物让位植茶的情况也很常见，主要原因仍是植茶更为有利可图。刘世英《芝城记略》谈到“近来各属茶山，日渐开广，茶捐日盛，各村乡接连开捐”的根本原因，有于“夫茶与稻相较，是茶利厚于稻多矣。故种稻皆改种茶。夫建属七邑，向种之稻，本人敷食，仍藉他方运来，贴补不足，尚无大害。若茶山倍于稻田，均仰他省之谷而食，一遇荒年，他省不收，无米运来，岂非又一山西省乎？思之令人可怕。故禁种尚可恃乎”^[9]440-441。此处谈到了改稻植茶的根本原因是业茶利益远高于种稻。虽然作者表示对粮荒深为忧虑，建议禁止种茶，但却是不现实的。这反映了植茶兴盛带来种植结构必然发生变化。关于植茶业兴盛引起改粮植茶的担忧也发生于福建其他地区。如福建瓯宁“近来茶山蔓延愈广，瓯辖四乡十二里几遍，西乡在万山深处，亦有茶山……今开茶山……而乡遇嗜利，不知远图，可为浩叹”。由于“田不加辟，而岁多此万数千人耗食，米价安得不贵”^[12]304-305。这说明，在茶叶对外贸易刺激下，植茶兴盛，农民对种粮的积极性大受抑制，追逐茶利成为他们的兴奋点所在。台湾、湖南、福建作为茶叶对外贸易兴盛的主要省区，其放弃种植其他作物改种茶叶而引起种植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的现象是一种常态，反映了当时的普遍现象，不足为怪。

⑧ (清)谭嗣同.《浏阳麻利述》，《农学报》第12期，光绪二十三年九月。

(二) 改变了人们就业来源

茶叶对外贸易兴盛促使依茶为生，靠茶生活，因茶获益的人员增多，各种相关产业随之发展。除了前文涉及的茶工、挑夫外，还包括茶农、茶商、钱业经营者、外国洋行等，这些人都从茶叶对外贸易兴盛中获益匪浅，尤其是外国洋行取得了巨大利益。

1. 茶农种茶制造毛茶出售，或采摘茶菁售买

作为小生产者，茶农处于茶产业的最低层，虽然获利甚难，但在茶叶对外贸易兴盛、植茶有利可图的整体环境下，经营效果尚可，取得了一些收益^[14]。从中国历年植茶面积，茶产量茶农数估算，可概知茶农的经营状况(表 10)。

从表 10可知，1886年的中国茶园面积、茶农数量相比于鸦片战争前，净增大约80%。这一发展速度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快。如此，可以得出结论，近代中国60多年植茶业兴盛带来的茶园增量抵得上以前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发展成绩。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茶农的经营状况比较好。

从当时的史料看，鸦片战争后至20世纪20年代前，茶农的经营状况最好。这一时期，外销十分旺盛，茶叶售价在高位运行，茶农业茶一般有利可图，这是茶农努力扩大茶叶生产规模，兴植茶树的关键驱动因素。夏燮《中西纪事》卷二十三说：著名外销茶区安徽皖南，“赢者既操三倍之利；绌者亦集众腋之裘。较之壬寅以前，何翅倍蓰耶”^[7]375。福建的情况类似。“自开海禁以来，闽茶之利，较从前不啻倍蓗”^[12]408。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百七十八《实业一》也有类似说法，云：茶业“系闽民之生计”，当时“闽之业茶者，获利甚丰”，这当然包括了茶农。由于种稻及其他作物收益不如种茶，人们认识到只有业茶才是“大利所在”^[9]413，对茶倾注了更多精力，这样福建茶区农民与茶有了更多关系，“靠茶度活者不少”^[2]447。这些“靠茶度活者”取得不错的收益。著名茶产区政和县，咸丰同治年间，“制茶者获利甚厚”，茶叶售价颇昂^⑨。台湾茶发展过程中，植茶成为有利可图的一项事业，“植茶土地，每英亩可提供纯益10镑以上，没有什么困难或风险。鉴于中国和欧洲货币价值的差异，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项巨大的利润”^[6]1470。“兹者该境人心幕业茶之利”^[6]1470，台湾农民从此从北到南掀起了一股植茶旋风。1881年，英国领事商务报告还说：“本岛茶树的种植正在广泛而迅速地扩张中”^[6]1471。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前，台湾茶业一直处于向上发展态势，茶农经营状况比较好，经营不善、收益减少的情况比较少见。光绪间，茶区集中的北部，茶“利与糖埒”^[9]429，糖与茶“岁产所值略可颉颃，皆巨款也”。而茶“运售外洋，岁值巨万，亦台产一大宗也”^[13]263。1878年左右，广东新会县，“本境茶业极盛，因通商之初，西人运茶本在广东，邑人辟绿护屏迤西数十顷山地种之，获利甚厚”^[13]278。这当然包括茶农受益在内。清末海关资料说，广东“凡茶务之人，不惟尽失从前得大利，且不得不改图他业”^⑩，说明在茶业兴盛时茶农植茶取得过良好的收益。湖南巴陵县“与外洋通商后，广人每挟重金来制红茶，土人颇享其利”^[13]116。茶农当然也收益颇丰。这些资料说明茶农植茶获利颇丰，茶业对维系生计帮助很大。

⑨ 佚名.《福建政和之茶业》，《科学》，1926年，第11卷第8期。

⑩ 《光绪十九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101页。

茶利丰厚从根本上说还是需求刺激，造成茶价高昂的结果。19世纪70年代前，中西茶叶贸易中盛行抢购风，茶叶出口“其价颇昂，所有商人业此者，无不大为获利”^⑪。因“西人所购者以丝茶为大宗，其利最厚”^[12]474。“因价高利厚，于是各县竞相仿制”^[12]481，“其时茶价甚好”，“商人获利尚厚”^[5]974，“咸同年间，申汉两处所售红绿洋茶，日销日广，售价逐高”^[2]445。抢夺货源在所难免。其结果是茶农所制毛茶货源紧俏，价格持续上涨，茶农因而分享了茶叶对外贸易带来的部分好处。据海关统计，出口茶平均价，1876年前每担价格均在20两白银以上。道光末到咸丰同治间，茶价基本一路看涨^[6]1654。皖南茶在上海每担可售五六十两白银，低的也有三四十两白银每担^[2]553。光绪十一年(1885年)，卞宝第也说，羊楼洞茶“从前每百斤售银五六十两，商贩园户获利尚厚”^[2]552。1862年，著名买办徐润所售温州白毛茶每担高达80两白银，翌年所办宁州乌龙细茶、红茶，“初得价银一百二十两，继之涨至一百六十两，大得其利”^⑫。

⑪ 《光绪十六年福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77页。

⑫ (清)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第1-15页，民国刻本。

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茶农业茶利益大减，个别年份、个别地区出现亏本现象，茶农业茶积极性有所降低，但盈亏情况互见。茶农经营状况的复杂性表明，茶业在茶农生计的地位下降，茶农经营收益减少，这主要是茶价下跌带来的结果。

2. 茶商收购毛茶，精制出售给洋商

以19世纪80年代中期为界，茶商经营业绩截然不同，前期收益良好。后期亏损严重。由于笔者已有专题论文发表^[15]，为避免重复，不再赘言。

3. 洋行收购成品精茶，运销海外

洋行是筹得一定资本的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开办的进出口业务机构。它高居茶叶对外贸易诸环节之颠，主宰了中国茶叶市场，榨取了大量茶利。尤其是在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兴盛时，它获取的利益更难以计算。这方面笔者也有专文发表，可资参考，不再重复^[16]。

(三) 影响了人们思想观念

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兴盛也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比较明显的有三个变化：对种植粮食态度的变化、对环境保护态度的变化、对经商态度的变化。

一是对粮食的重视程度下降。中国古代对粮食安全十分重视，对粮食种植十分热心。然而，在茶叶外销旺盛，茶价高昂的情况下，植茶有利可图，农民自动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压缩甘薯、水稻、杂粮等粮食生产规模，甚至放弃粮食生产，将经营重心部分或全部转移到业茶上来。这种经营重心的转移，并不一定是解决了粮食问题才出现，也可以从其他产粮的地区输入。“轻本重末，大妨农业”^[9]413，这种对粮食重视程度的下降虽然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忧虑，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他们因担心发生粮食危机，造成饥荒流行而心怀不满，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外销茶区多少都有对粮食重视程度下降的现象存在。例如在台湾，“我们随处都可见到：中国人拔掉他们的甘薯”^[2]449，改种茶树。湖南平江在植茶“获利虽丰”的状况下，也“凡山谷闲向种红薯之处，悉以种茶”，“然饥不可以为食，一遇兼收，即有鲜饱之患”^[12]482，则不为人们所考虑了。福建大力弃稻植茶的原因也是受茶利影响，人们根本顾不上粮食安全问题了。“夫茶与稻相较，是茶利厚于稻多矣。故种稻皆改种茶”^[9]440。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武夷山区由于大力发展植茶业，忽视粮食生产，每年又涌入上万外地人制茶、贩茶，造成“田不加辟，而岁多此万数千人耗食，米价安得不贵”^[12]304的局面。这些现象引起了有识人士的忧虑，为此，有人提议禁开茶山。当然这种提议最终是不可能实现的。受茶叶外销盛衰的影响，近代中国茶叶生产的大起大落也就成为必然的现象。

二是对环保的重视程度下降。近代中国植茶业的兴盛主要体现在南方的外销茶区中。这些地区多山，水土保持不易。过度开山植茶会造成植被减少，土地板结，水土流失严重，甚至严重破坏生态平衡，产生水旱灾难。这些现实问题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已经产生，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忧虑。但是，就追逐茶利的茶农来说，他们根本顾不着这些，也不会管这些，更不会考虑到长远发展问题。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根本不考虑什么环境保护问题。鸦片战争前，蒋蘅在《禁开茶山议》中讲了三点福建“茶山诚不可以不禁”的理由，其中有一点就是“损坏田土”。他说：“建多山泉，田不畏旱，古有大旱大熟小旱小熟之谣……自开茶山，寸草不留，泉眼枯竭，雨泽偶愆，田立干涸。当春雨时，山水湍急，沙土并下，壅塌旁田，旋加修治，而粘土在下，砂土在上，遂变硗确。又水无树叶草根浸渍，气不膏润，亦不能肥田，年来即不遇旱涝虫螟，而田土较昔薄收，皆以山光之故。”^[12]431以上论述切中有害，但这种情况在近代中国茶业兴盛时的其他茶区照样存在。卞制军在谈到五口通商后福建茶“漫山遍野发，愈来愈多”的后果之一是“苍崖产为赤壤，清溪汎为黄流”，他说“筹良田于硗确，置耕织为绥图，逆料数年后，工本徒抛，衣食无出，势将坐困”^[2]446-447。之所以不可能从根本上将环保问题加以解决，就是一味追逐茶利。

三是对商品经济的宽容度上升。中国封建政府一向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对商品经济具有天然的抗拒心理，因而对茶区商品经济总是想加以限制。但茶业兴盛后，茶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成为必然现象。雇工的增加、茶叶的外销，各种商品的注入成为必然。因此，人们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但予以容忍，而且还可以说从中起到推动作用。湖北崇阳茶业兴盛后，呈现一派兴旺景象，市场繁荣，贸易发达。“自海客入山，城乡茶市牙侩日增，同郡邻省相近州县各处贩客云集，舟车肩挑，水陆如织。木工、锡工、竹工、漆工、筛茶之男工，拣茶之女工，日夜歌笑市中，声成雷，汗成雨，食指既多，加以贩客搬运，茶来米去，以致市中百物一切昂贵，而居民坐困，至于乞丐、无赖、奸民、盗贼溷迹其中，为害益不可胜言矣”^[13]99。这种情况在台湾、福建、湖南等各个外销茶区均程度不同地存在。说明随着茶叶对外贸易的兴盛，商品经济观念以其强大的影响力、穿透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区域兴旺的助推力。

总之，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兴盛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它使茶叶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并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也促使茶区面貌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近代中国茶业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