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Vol. 29
表1(Table 1)
b. 浙江大学 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58;
c.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b. China Academy of West Region Develop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P. R. China;
c.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P. R. China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被列为国家区域重大战略，进一步提升了以重庆和成都为核心的成渝城市群在全国大局中的战略位势。其中，2022年发布的《重庆都市圈发展规划》明确将四川广安纳入重庆都市圈，成为全国第二个、中西部第一个跨省域都市圈。重庆都市圈在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的同时，也在省际交界一体化上先行先试、大胆探索，为跨省域协调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省际交界地区是一种常见的区域类型，我国共有66条省际陆路边界，总长5.2万公里，按边界两侧15公里计算，总面积达15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1/6，边界两侧分布着849个县级行政区，占全部县级行政单位的39%。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呈现较强的行政区划特征，一般来说，省际交界地区的发展相对滞后。从国家公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看，全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中有11个位于省际交界，在2012年公布的国家级贫困县名单中，位于省际交界的贫困县占比超过一半。以河北省为例，河北与北京、天津、山西、山东、辽宁和河南6省市的交界区域共计有60个县级行政区，其中贫困县的数目高达27个，占河北全部贫困县数目的近70%。
省级行政区的划分主要遵循“山川行便”与“犬牙交错”两大基本原则[1]，部分省份以山川大河等地理阻断作为自然边界，恶劣的自然条件加之闭塞的地理环境，不仅不利于开展生产活动，也阻碍与外界的交流，严重制约当地的经济发展①。
① 例如江西和湖南边界的一部分与罗霄山脉重合，两侧共计24个县级行政区，其中有23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县、16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23个革命老区县(市)。类似的还有河北与山西交界的太行山区、安徽与河南交界的大别山区等，这些地区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贫困人口占比和贫困发生率高，人均可支配收入低，脱贫任务繁重。
然而并非所有的省际交界地区都如同天堑，例如江苏和山东的交界地带，虽然地势较为平坦，但是经济发展水平仍然相对滞后②。
② 江苏—山东交界处包括徐州、连云港、临沂、枣庄、济宁和菏泽，共计6个地级市。2021年，徐州和连云港人均GDP分别为8.94万元和8.11万元，低于江苏平均的13.73万元，在江苏省位列第11、12位。济宁、枣庄、临沂和菏泽的人均GDP分别为5.38万元、4.49万元、4.36万元和3.96万元，低于山东平均的7.26万元，在山东省位列第11、13、14和15位。数据来源：《江苏统计年鉴》，http://tj.jiangsu.gov.cn/col/col86293；《山东统计年鉴》，http://tjj.shandong.gov.cn/tjnj/nj2021。
当主要经济形态是农业经济时，自然地理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省际边界很少对区域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但是随着地区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就需要重视省际边界作为一种重要区位因素对省际交界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方面，在存在地方保护的情况下，省际边界两侧城市存在严重的市场分割，会减少地区间贸易与合作的机会，降低市场运行效率；另一方面，省际边界两侧城市由于行政归属不同，在政策协同上存在较高成本，更容易遭受区域竞争引发的负面影响，难以营造经济发展的有利环境。因此，从理论解释力的角度讲，行政区划可能是与自然环境、交通通达性同样重要的区位因素。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三角一体化等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陆续上升到国家高度，高质量一体化与跨省域协调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省际边界是否会阻碍省际交界地区经济发展？又借由何种影响机制发挥作用？回答上述问题，不仅有助于探究省际交界地区陷入发展困境的成因，对制定未来的区域发展政策也能提供有益参考。本文以1997年设立重庆直辖市作为自然实验，采用合成控制法构建合成对照组，通过对比出现“重庆—四川”省际边界后实验组与反事实对照组发展路径的差异，探究省际边界对省际交界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使用《全国地县市财政统计资料》《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库》等数据检验省际边界影响省际交界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研究省际边界对省际交界地区的影响时，关注行政边界对下一级辖区经济活动的影响，将分析的对象从省级层面细化到市级层面，拓展了研究视角；第二，将城市宏观数据与企业微观数据进行匹配，从微观层面给出省际边界影响省际交界地区经济活动的经验证据；第三，从“反事实”视角，使用合成控制法验证省际边界的经济效应，避免了使用虚拟变量带来的样本选择问题。
一、文献评述与机制分析 (一) 文献述评分权改革提高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同时也加剧了地区间的竞争，地方政府存在通过设置行政壁垒谋求竞争优势的激励[2-4]，其策略行为通常被用于分析中国的区域经济问题。已有研究在地方竞争背景下，从政府行为和市场效率两方面就行政区边界与交界地区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探索。
在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对辖区经济存在很强的干预作用，形成了具有分割特征的“行政区经济”[5]。经济区与行政区交错会对区域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交界地区正是行政区与经济区矛盾最为突出的部分。一方面，边界两侧的市、县级行政区在行政归属上存在差异，较高的协调成本导致交界地区难以内化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地方官员发展经济动力不足，大型基础设施、重大项目投入相对较少[6-8]。另一方面，行政力量对辖区的干预使辖区内部联系更为紧密[9]，即使相邻地区间具备分工的基础与合作的意愿，囿于跨省域合作很难绕开上级政府独立开展，难以取得显著成效[10]，交界地区污染超排、省际断头路等都是跨区域合作失败的典型现象[11-12]。
地方政府通过经济、行政、司法等各种渠道制造省际贸易壁垒以谋求本省经济增长的相对优势[13-14]，形成了若干个和行政区重合的分割市场。虽然建立区域性统一市场有助于提升总体经济效率，但是市场分割是地方政府在竞争背景下的占优策略，部分地区主动消除市场分割的激励不足，诸如在行政审批中对外地企业设置不合理条件、要求履行繁琐的非必要手续、提供多余的证明材料等隐性壁垒仍然存在[15-16]。不同地区对贸易壁垒的反应程度会因其空间位置而异，靠近边界的城市由于无法以较低成本与相邻地区进行互动，失去了邻近的贸易伙伴，经济发展受到阻碍[17]。相比之下，尽管非交界地区同样面临区域间的市场分割，但是由于与邻省市场的地理距离较远，失去潜在贸易对象的损失相对较小。以德国的分裂为例，二战后德国内部出现了一条新的国界将德国分为东德和西德两个国家，靠近边界的西德城市由于无法以较低成本与相邻的东德城市互动，在分裂的四十余年中，城市规模增长减少了约三分之一[18]。
通过上述梳理，本文认为现有文献在以下方面有待改进：在理论研究方面，已有研究主要将地方政府合作失败作为解释交界地区发展困境的成因，偏向于使用博弈论方法分析地方政府的策略行为，较少关注地方竞争影响省际交界地区经济绩效的具体机制和作用途径，在分析层次上也主要停留在省级层面，缺少市级或者县级层面的研究。然而市、县级行政区的决策逻辑与省级行政区存在较大差异，有待进一步展开分析。在实证研究方面，现有研究集中于在宏观层面给出经验证据，缺少微观层面的研究，虽然有文献指出交界地区不利于形成新经济地理所强调的集聚效应，但是主要停留在理论陈述，缺乏相应的实证依据，在研究方法上也大多使用虚拟变量“是否位于省际交界”作为识别边界经济效应的手段，可能会存在样本自选择问题及内生性问题。基于此，本文拟作如下补充：一是在行政区经济背景下提出省际边界阻碍省际交界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和作用途径；二是通过研究城市的财政支出和投资行为将分析的视角从省级延伸到市级层面；三是从“反事实”视角使用合成控制法验证行政区划边界的经济效应，避免使用虚拟变量带来的样本选择问题。
(二) 机制分析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竞争而非合作、分割而非整合是地方政府的占优策略，加之下一级地方政府很难直接影响上一级政府的决策，省际交界地区只能被动接受省际竞争带来的不利后果。从政府层面看，行政归属差异会增加地区间政策协调的成本，边界两侧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管理职能存在较大区别，较高的协调成本不利于内化经济发展的收益，难以构建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不利于提高地区生产力。从市场层面看，边界两侧的市场存在市场分割，跨边界的经济活动存在较高成本。虽然市场分割保护了本地企业在省内市场的份额，但是省际交界地区距离省内市场相对较远，存在较高的运输成本。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省际边界会通过影响省际交界地区的政府行为和市场效率，使省际交界地区难以形成有利的区位条件。接下来，本文就边界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具体机制进行分析。
1. 投资抑制效应新经济地理学使用“市场邻近”的概念在空间层面将需求市场与地区间的交易成本联系起来，用于衡量某地区潜在的市场需求规模[19]。国际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的经验研究也表明，市场邻近与经济绩效存在正向相关关系[20-23]，企业的生产区位会尽可能选择市场需求大的地区(或者是与自身存在紧密的投入产出关联的地区)，节约贸易成本以获取更大的利润。虽然省际边界两侧城市在地理空间上相邻，但是受到市场分割影响，商品、要素流动存在阻碍，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交界地区的市场邻近相对较小，难以吸引企业前来投资设厂生产。即使存在新进入的企业，企业的投资意愿和投资规模也相对不足。此外，行政归属差异带来的协调成本使省际交界地区经济活动的收益难以被内化，理性的省级政府更愿意将重大项目和资金投入到非交界地区，在省际交界地区的投资意愿相对较弱。上述因素共同导致了省际交界地区投资不足。
2. 产业同质化效应新经济地理学强调需求和成本关联对产业布局和产业集聚的决定作用，在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等假定条件之下, 随着运输成本下降及市场规模提升，在市场力量作用下，地区间会出现专业化生产[24]。反之，当商品、要素存在较高的流动成本时，地区间难以形成合理有序的空间产业布局。省、市一级专业化程度的研究表明，地区间的行政壁垒会阻碍要素流向效率更高的地方，造成区域间产业结构趋同，不利于相邻地区根据比较优势开展专业化分工[25-26]。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对当地的产业发展具有较大影响，如果在制定地方发展规划时，地区间的重点产业过于相近，容易出现产业同构现象[27]。省际交界地区在地理上临近，地理区位和要素禀赋往往相差无几，在制定产业规划时由于缺乏统一的上级政府进行协调，地区间在发展定位、发展导向上存在较多的雷同之处，不可避免地陷入同质化竞争，不利于形成优势互补的空间发展格局。
3. 支出替代效应一般来说，地方政府倾向于扩大生产性支出增加资本的边际回报，通过吸引资本流入以求在引资竞争中胜出[28-29]，但是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支出的比例会受到区位因素的影响③。
③ 财政支出可以简单分为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两类：生产性支出主要包含基础设施、研发支出、教育培训等项目，有助于提高企业绩效及投资回报率；非生产性支出的典型代表是行政管理费用，主要为维护日常秩序的开支。
一方面，边界两侧的城市在行政上归属不同省份管辖，缺乏上一级政府统筹谋划，跨区域公共管理项目上存在较高的协调成本，难以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增加了非生产性支出。例如，在跨省域的环境治理问题上，由于行动过程缺乏统一指挥、协同合作，通常出现下游治理、上游污染，或者是一方治理，另一方无动于衷的现象，显然会增加至少一方在公共事务上的治理成本[30-31]。另一方面，交界地区的资本回报率低于非交界地区，即使当地政府提供生产性服务，也无法达到与非交界地区相当的水平，难以吸引外来资本流入，使生产性支出的边际收益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理性的地方政府会增加非生产性支出作为替代[32]。在存在预算约束的情况下，省际交界地区的生产性支出份额会被挤占，形成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负反馈效应。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 研究设计长期以来，我国省级行政区的空间范围和地理边界较为稳定，缺少外生政策冲击，难以有效识别省际边界的经济效应。为应对这一问题，本文实证部分思路如下：如果一座城市由非交界地区变为交界地区，除行政区划发生变革外，其他诸如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等影响因素均保持不变，可以认为其经济发展路径的变化是由行政区划调整导致。因此，可以将行政区划调整后实验组与对照组经济发展路径的差异视为区划调整引起的变化，即省际边界的经济效应。
我国最近一次省级行政区划调整发生在1997年，重庆、涪陵、万县与黔江四地市从原四川省整建制划出，组建重庆直辖市。省级行政区划调整后，原四川省内部出现了“重庆—四川”省际边界，四川一侧的泸州、遂宁、内江、广安、达州五地市变为重庆和四川的交界地区。设立重庆直辖市的主要目的在于统一规划、安排、管理三峡工程建设和库区移民，行政区划调整没有改变上述地区的地形地貌、自然条件和要素禀赋，但是改变了相邻地区间的经济互动状态[33-34]，④，因此设立重庆直辖市可被视为外生的自然实验。本文将泸州、遂宁、内江、广安、达州五地市视为实验组⑤，通过观察实验组在出现“重庆—四川”省际边界前后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推断省际行政边界对交界地区经济绩效的影响。
④ 具体来说：从商品市场看，重庆的烟摊可以贩售云南、上海、湖南等地生产的香烟，但是成都生产的香烟却鲜有出售。在产业布局上，原四川省的汽车制造业主要分布在重庆，设立重庆直辖市后，四川省没有根据比较优势培育汽车配套产业，而是大力扶持四川汽车工业集团公司，在重庆长安集团近300家配套企业中，除去重庆本地企业，也极少就近选择四川省的配套企业。在基础设施方面，重庆是原四川省主要的水陆联运港口，设立重庆直辖市后，四川和重庆没有在陆港联运领域实现合作，四川重点推出了功能、定位类似的泸州港国际集装箱码头。虽然形式不尽相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出现“重庆—四川”省际边界后，边界两侧城市的竞争有所激化，不利于相邻地区间的市场整合以及根据比较优势展开分工合作。
⑤ 设立重庆直辖市后，原四川省的重庆(地级)、涪陵、万县、黔江四地被划入新设立的重庆直辖市，虽然上述四地也受到新出现的“重庆—四川”边界的影响，由于上述地区被重组为38个县级行政区，且重庆升格为直辖市后，享受到一系列优惠政策(例如税收上缴减免)，所涉政策较多，可能会导致边界的政策效果无法被准确地识别，因此本文仅使用四川一侧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
(二) 研究方法合成控制法是一种基于数据驱动的政策评估方法，通过对所有控制组的数据进行加权合成一个与实验组高度相似的“反事实”样本作为对照组，然后对比政策实施后实验组和反事实对照组的差异，评估政策的影响[35]。本文使用未受到“重庆—四川”省际边界影响地区的样本数据，使用合成控制法构造反事实对照组，为实验组一对一寻找反事实情形。通过对比实验组和反事实对照组经济增长路径的差异，推断出现“重庆—四川”省际边界对实验组造成的影响。结合本文的具体案例，简要思路如下。
设立重庆直辖市后，出现“重庆—四川”省际边界，原四川省J个城市成为“重庆—四川”交界地区。Yjt为城市j在第t年的经济指标，j∈J。Yjt0P
表示设立重庆直辖市前城市j在t0年的经济指标，t∈T0(T0为设立重庆直辖市前的期数)。
| K∑k=1ω∗kYk=Yj | (1) |
| K∑k=1ω∗kXk=Xj | (2) |
式(1)中的
| ^ajt=YCjt−YCj′t=YCjt−K∑k=1ω∗kYk | (3) |
使用合成控制法进行政策评估具有以下优点：第一，完全基于数据推动构建反事实控制组，避免选择控制组时的主观性和随意性；第二，以多个单位的权重组合构建控制组，反映每个个体对反事实组的贡献；第三，贡献权重被严格约束为正且总和为1，避免PSM-DID方法可能存在的过度外推问题；第四，对每个研究个体提供与之对应的合成控制对象，避免出现平均化的评价。
合成控制法通常被用于研究单一(或数量较少)案例。后续关于企业和产业的研究中，由于受到外生冲击影响的企业数量众多，合成控制法的思路不再适用，而加总到城市层面的数据无法进一步甄别行政边界对不同产业的作用效果。基于此，后续涉及产业和企业的实证内容将会使用回归方法开展检验分析，模型设定如下：
| Yit=β0+β1bd+β2X+μit+vit+ηit+εit | (4) |
其中：Yit是因变量，表示城市i在第t年的企业设立情况，以新注册企业数量衡量。bd是自变量，表示企业所在城市i 在第t年是否受到“重庆—四川”边界的影响。1997后泸州、遂宁、广安、内江、达州五座城市对应的bd赋值为1，1997年之前为0。X为控制变量，其设定与数据来源将在下文进行介绍。μit、vit与ηit分别为时间、省份与产业层面的固定效应。
(三)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对数值衡量。为了对最优权重组合进行计算并以此构造反事实对照组，选取以下解释变量：城市经济增长率、人口规模、第二产业占比、第三产业占比、人口密度、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一般预算支出占比、一般预算收入占比、经度、纬度、到省会城市距离、地形起伏度(见表 1)。地级市经济指标的数据选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各省市历年统计年鉴。城市经纬度坐标数据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公布的中国县级行政边界数据矢量图，使用ArcGIS软件进行提取得到，使用两地球面距离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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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行政管理费支出用于度量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属于非生产性支出，包含了各级政府机关、共产党机关、人大和政协的日常支出，其支出规模通常与地方公共事务的管理效能有关，在财政一般预算有限的情况下，行政管理费用的增长将挤占生产性支出项目。数据来自1993—2006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由财政部财政部预算司编著，其中各地市县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平衡表报告了每年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费用，由于2007年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后，预算科目中不再出现行政管理费科目，因此涉及行政管理费用的部分，样本期间为1993—2006年。
企业和产业层面的数据来自于1993—2019年《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库》，根据企业成立年份与注册地信息计算各城市历年新注册的企业数量。由于《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库》没有报告企业所属的产业，本文按照企业的主营业务与国民经济行业代码进行匹配，为了保证跨年度数据的可比性，将行业代码按2012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进行统一。
三、实证结果分析：行政边界与地区经济发展 (一) 基于合成控制法的结果分析 1. 合成控制结果与最优权重矩阵本小节使用未受到出现“重庆—四川”省际边界影响的地级市单元，采用合成控制法构建实验组的反事实情形。表 2汇报了设立重庆直辖市之前(1993—1996)，反事实对照组与实验组实际值的对比状况：基于最优权重组合构建的反事实对照组与实验组几乎一致，而控制组(266个城市的均值)与实验组的差异相对较大，说明相较于未经处理的控制组，通过合成控制法构建的反事实对照组能够更好地反映出现“重庆—四川”省际边界前实验组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表 2的结果再次证明了使用合成控制法作为政策评估思路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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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合成控制法构建的指标对比 |
合成控制法为本文提供了构成合成控制组的最优权重组合。表 3汇报了使用合成控制法构建泸州、遂宁、内江、广安和达州的合成对照组时权重贡献前五的城市⑥。以泸州为例，设立重庆直辖市前，泸州的发展路径可以通过毕节、普洱、桂林、商丘和临沂等城市加权拟合得到，其中毕节贡献的权重最大，为0.535，说明在考虑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地形地貌等因素后，毕节与泸州的发展环境较为相似。此外，实验组城市均为内陆城市，表 3中权重贡献前五的城市也大多位于内陆地区，权重矩阵的地理分布从侧面说明，合成控制法得到的反事实对照组能够较好地反映实验组的现实情形。
⑥通过合成控制法得到的权重矩阵中，大部分城市权重为0或小于0.01，对构建反事实对照组影响不大。限于篇幅，文中未汇报所有城市的权重，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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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合成控制法构建的最优权重矩阵 |
本小节逐一评估设立重庆直辖市后，泸州、遂宁、内江、广安和达州发展路径的变动情况。图 1实线部分为上述地区的真实人均GDP，虚线部分为通过合成控制法合成得到的虚拟人均GDP，垂直虚线在1997年的位置，表示当年设立重庆直辖市，原四川省内部出现了“重庆—四川”省际边界。比照实线和虚线的轨迹不难发现，实线和虚线在垂直虚线左侧基本重合，说明反事实对照组在设立重庆直辖市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实验组较为接近、拟合程度较好，能够作为实验组在设立重庆直辖市后的反事实情形。在垂直虚线的右侧，实线的纵坐标均低于虚线的纵坐标，说明出现“重庆—四川”省际边界对省际交界地区经济绩效存在负面影响，在自然地理环境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非交界地区成为交界地区后经济发展水平会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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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省际边界对省际交界地区经济绩效的影响 |
本小节在前文最优权重矩阵基础上，通过加权进一步计算反事实对照组每一年的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对反事实情形与真实情形做差，计算出现“重庆—四川”省际边界后，实验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所受影响。从表 4报告的结果看，出现“重庆—四川”省际边界后，实验组城市每一时期所受的经济效应均为负，说明省际边界对交界地区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是长期存在的。从相对效应看，大部分地区经济绩效所受的负面影响长期保持在5%以上，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意味着如果能够有效弱化省际边界的负面影响，激发省际交界地区的发展潜力，能为区域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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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省际边界的经济效应 |
为确保研究结论准确性，本文在使用合成控制法之前，在样本中剔除了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辖区范围发生变更的城市。为确保剔除上述样本不会影响结论的可靠性，本小节基于全样本数据，重新使用合成控制法构建反事实对照组，比较实验组和反事实对照组在设立重庆直辖市前后发展路径的差异。图 2呈现了基于全样本的估计结果，在出现“重庆—四川”边界前，实验组与反事实对照组的经济发展路径基本重合，在出现“重庆—四川”边界后，实线的位置均低于虚线的位置，与图 1呈现的内容基本保持一致，即出现“重庆—四川”边界对实验组城市的经济发展存在抑制作用。图 2的结果证明，在更大的样本范围内，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前文结论并非是特定样本选择下得到的偶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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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稳健性检验：基于全样本的估计结果 |
存在如下可能：重庆升格为直辖市后，凭借较高的行政层级进一步吸纳、集聚资源，对周边地区形成虹吸效应，导致实验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下降。如果上述可能成立，那么出现图 1所示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城市行政级别的虹吸效应，而非省际边界带来的影响。本小节选取与重庆直辖市地理接壤且不属于四川省的城市(具体包括十堰、张家界、遵义、铜仁、安康)作为虚假实验组。上述地区在设立重庆直辖市前，为所在省份与原四川省的交界地区，在设立重庆直辖市后，所在省份与原四川省的交界地区变为所在省份与重庆直辖市的交界地区。例如张家界由原来的“四川—湖南”交界地区变为“重庆—湖南”交界地区。如果是直辖市的虹吸效应导致出现前文的结果，那么虚假实验组在重庆升格为直辖市后，其发展路径会呈现图 1所示的结果。反之，如果虚假实验组的经济发展路径与实验组呈现出不同的走势，有理由认为重庆直辖市的虹吸效应并非是阻碍实验组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稳健性检验结果如图 3所示，在设立重庆直辖市后，虚假实验组的增长路径与图 1所示的结果并不一致，证明省际边界的经济效应是存在的，其他干扰因素的影响效果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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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设立重庆直辖市对毗邻城市的影响 |
本研究涉及多个案例，便于相互佐证排除干扰政策影响。实验组中五座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变动趋势在1997—2020年期间保持一致，如果某一城市的经济增长路径变动是由其他干扰政策所致，所有实验组城市同时实施类似政策且都发挥作用的概率将会大幅降低。可以认为前文得到的结论是稳健的。进一步地，本小节通过寻找和实验组最为相近的城市进行虚假实验，将前文最优权重组合中权重贡献最大的城市作为虚假实验城市，在完全相同模型指标及“实验时间”设定下，使用合成控制法构建相应的对照组，其中对合成泸州和合成内江权重贡献最高的均为毕节市，因此只进行一次虚假实验。安慰剂检验的结果如图 4所示，在设立重庆直辖市后，虚假实验城市的经济发展路径的变化情况与实验组城市并不一致，说明即使是经济发展路径非常相似的城市，如果没有出现新的省际边界，那么在1997年后不会出现前文所述的边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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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安慰剂检验 |
本小节分析行政区划边界对地区投资水平的影响。基于1993—2019年各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数据，图 5呈现了设立重庆直辖市前后实验组城市投资水平的变动情况。在垂直虚线左侧，实线和虚线基本重合，说明出现“重庆—四川”省际边界前，实验组与反事实对照组的投资水平差异不大。在垂直虚线右侧，实线均处于虚线的下方，说明出现“重庆—四川”省际边界后，交界地区的投资水平会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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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省际边界对省际交界地区投资水平的影响 |
企业设立通常伴随着投资行为，本小节以企业的设立行为为切入点，使用1993—2019年《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库》，从微观视角检验行政区划边界对地区投资水平的影响。表 5第1列报告的结果中，bd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出现“重庆—四川”省际边界后，实验组新注册企业的数量明显减少。进一步地，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对注册企业的主营业务与所属行业进行匹配，按照产业大类进行分组回归。表 5第2—6列报告了不同产业大类的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bd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再次证明省际边界对企业的设立行为存在抑制效应。比较不同组别bd的系数估计值不难发现，从事农林牧渔行业的企业受到影响最小，制造业企业受到的影响最大。可能原因在于，相较于其他行业，制造业更依赖于商品市场的交割，更容易受到省际边界两侧商品市场分割的不利影响。相对而言，第三产业主要服务于本地的消费者和企业，受到的负面影响较小。本小节的结果为解释省际边界对城市发展的抑制作用提供了一条可能的影响机制，即省际边界会抑制省际交界地区的投资，不利于城市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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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省际边界对省际交界地区投资水平的影响 |
相邻城市间的分工与协作能够提升生产效率，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本小节以四位数行业代码为标准，使用1993—2019年《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库》，在城市层面对不同行业新注册企业的数量进行加总，在方程(4)的基础上加入表征地区比较优势的变量Com_Adv及其与bd的交乘项，如果重庆在某一行业占据比较优势，记Com_Adv=1，反之记Com_Adv=0。表 6第1列报告的回归结果中，bd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出现“重庆—四川”边界后，新注册企业的数量显著降低，与表 4的结论保持一致。Com_Adv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相邻地区的比较优势不会对本地区新进入企业的数量产生显著影响。然而，bd与Com_Adv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出现“重庆—四川”边界后，四川一侧的省际交界地区涌现了较多原先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企业。第2—4列分别使用就业人员数量、商品销售产值和增加值为依据，重新判定两地的比较优势后代入回归，关键变量的符号与显著性与第1列保持一致，说明前文所述的产业同质化效应是显著存在的。本小节从产业分工协调的角度提供了解释省际边界影响城市发展的作用机制，出现“重庆—四川”边界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入邻近市场受阻，新设立企业的数目有所减少，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市场保护下却获得了更大的市场份额。地方保护主义使省际边界两侧的相邻城市难以就近开展产业合作，产业发展偏离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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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省际边界对交界地区产业布局的影响 |
本小节讨论省际边界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的影响。行政管理费用是非生产性支出的主要形式，本小节使用地级市的行政管理费用作为结果变量，继续使用合成控制法，通过观察出现“重庆—四川”省际边界后生产性支出的变动情况，验证前文所述的支出替代效应。图 6的结果显示，设立重庆直辖市之前，实验组城市行政管理费用的变动路径与反事实对照组的情形基本一致。设立重庆直辖市后，实线位置均高于虚线位置，说明出现“重庆—四川”省际边界后，相较于反事实情形，实验组城市的行政管理费用存在显著提升。在存在预算约束情况下，行政管理费用上升会对生产性支出形成挤出效应，形成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负反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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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省际边界与省际交界地区行政管理费用变动 |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省际交界地区的发展问题未能引起足够重视，逐渐成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薄弱环节。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成渝都市圈上升到国家战略，区域一体化按下快进键，地区间的关系也逐步由竞争向合作转变，省际交界地区的高质量协同发展将是今后区域政策的重要着力点。破除省际交界地区发展困境，不仅是补齐发展短板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区域一体化的支撑所在。在此背景下，科学评估省际边界的经济效应，研究其对区域经济的作用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使用1993—2020年的城市面板数据，以1997年设立重庆直辖市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合成控制法构建合成对照组，通过比照实验组和反事实对照组经济增长路径的差异，验证省际边界对省际交界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得到主要结论如下：1997年设立重庆直辖市后，泸州、内江、遂宁、广安、达州五座城市变为“重庆—四川”交界地区，经济发展路径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说明省际边界对省际交界地区经济活动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且这种不利影响是独立于自然地理环境存在的。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省际边界会通过投资抑制效应、产业同质化效应和支出替代效应三条机制发挥作用，阻碍省际交界地区经济发展。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启示：地方政府应当摒弃以邻为壑的传统思想，加强省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减少省际边界对省际交界地区发展的不利影响。考虑到短期内省级行政区划不太可能有较大变动，应当积极进行机制体制创新，弱化行政区划因素造成的区位劣势，激发交界地区内生发展潜力。具体来说，以下建议可供参考。
第一，在省际交界地区探索行政区与经济区适度分离。建议在不打破行政隶属关系前提下让渡一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形成省际交界地区协同治理的区域协调机制，避免边界两侧城市出现职能重叠干扰的同时，又存在政府失灵的现象。
第二，创新省际交界地区利益共享、市场共建的新机制。建议以产业园区、双向飞地为空间载体，探索投入共担、税收共享、评价共用的合作体系，向上争取国家部委政策，化解省际交界地区在产业布局上存在一拥而上的问题。
第三，探索省际交界地区重大基础设施统一规划。探索建立跨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建设项目成本分担机制，通过重大设施统一规划、重大项目协调布局、重大改革统筹推进，加大省际交界地区基础设施投入，补齐省际交界地区发展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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