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是衡量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准。党的二十大报告高度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明确提出了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任务要求^[1]。新时代新征程，推进落实好这一使命任务，应首先深化理论研究，在学理阐释中引导人们正确理解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深刻意蕴，准确把握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重点任务及其时代要求，从而不断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使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自信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任务要求，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1]。历史地看，这是对以往文化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也是对我国文化建设未来发展方向的重点谋划。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是新时代新征程上一项重大的实践课题，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在学术研究中深入探讨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相关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研究阐释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重大课题，既需要整体性探究其深刻内涵、意义价值和实践要求，也有必要以重点任务为牵引，回应好相关理论问题，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具体实践提供指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向国际社会传播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重点任务之一。自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2]以来，国内学界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相关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许多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必须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精髓及其国际传播的时代要求。目前，围绕以上两个问题，学术界已有许多精彩的对话与交流：(1)集中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精髓。一是对精神特质的总结。有观点认为，讲仁爱、重民本是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之核心和灵魂；守诚信、崇正义是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之基石；尚和合、求大同是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之精髓^[3]。二是对思想资源的挖掘。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厚基础，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民族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和有效实践，如大同理想、民本观念、平等意识、道德尊崇、刚正追求、和平理念等思想认识以及相关制度规范等紧密相连、息息相关^[4]；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之一的“中和位育、安所遂生”理念与实践正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在底蕴和传统文化基因^[5]。三是对内容体系的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它包含中国哲学智慧、治国理政经验，以及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的众多思想成果^[6]，应从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等三个方面整体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精髓^[7]。四是对文化特色的揭示。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柔性的智慧，主要表现在尚文不尚武、为仁由自不由他、重德不重法等诸多方面^[8]，它还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体现为我们民族文化和而不同的理念和海纳百川的气度^[9]。(2)学术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时代要求。主要观点有：要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不能取代也不能弱化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10]；重构传统思想文化的逻辑体系^[11]；找准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既展示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展示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12]；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实现人类文明创新发展，让文化为人类进步助力^[13]。

承前所论，学者们的探讨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研究提供了积极的借鉴启示，但已有成果大多是不同研究视角下的分散性探讨，没有直接聚焦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时代课题，也没有从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研究视域出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进行审视定位，相关研究有待继续深入。为此，本文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线，整体阐释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深刻意蕴，同时立足于向国际社会展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点任务，提炼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精髓，并着力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时代要求，以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回应好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关键问题。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是党和国家在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各种文明交流互鉴不可阻挡的时代大势中提出的目标任务。所以，理解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深刻意蕴，不能仅仅从阶段性、策略性的层面来看待，而要从中华民族历史长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人类社会前途命运的全局性、战略性高度加以把握。具体而言，着力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是续写中华民族辉煌历史的使命自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迫切需要，更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

五千年悠久灿烂的文明发展史，积淀出中华民族善于从历史联系中看待当下、审视问题的思维方式，孕育了中华民族在致敬历史中书写新的历史的独特文化传统。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长期同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无、交流互鉴，中华民族卓越的文明成果和思想体系走向世界，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张骞出使西域、日本遣使入唐、鉴真东渡、郑和七下西洋等可靠史实，都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典型案例，它们有如丰碑般铭刻着中华文明的深远影响力。近代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文明的巨大影响力在中华民族被欺负、被压迫、被奴役的屈辱遭遇中不复存在，中华文明不仅成为西方人眼中腐朽、落后和保守的象征，甚至也被很多中国人视为社会发展停滞的根源。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从此，实现文化繁荣、文明兴盛，变革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奋斗追求的宏伟目标。在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自信，忠实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创造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华文明再次焕发出无比强大的生机活力，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也无比坚定、无比昂扬。“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正是有了来自历史的辉煌和现实的底气，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重要任务，为我们续写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新时代十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不仅站在了更高的发展起点，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但当今世界并不太平，我国发展也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经受和战胜前行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的力量源泉。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文化建设放在全局工作中的突出位置，把建成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既是对内提升文化凝聚力的过程，又是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的过程。新时代新征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使命任务，要求我们不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运用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好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从而为我国的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既充满希望，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成为世界各国都在思考的时代之题。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主张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只有坚持推动人类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才能促进民心相通，汇聚智慧力量，使世界各国人民在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中共同建设一个命运与共的美好世界。中华文明是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发展壮大的，它历经无数次历史和实践的检验，蕴藏着不少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就是要传承弘扬中华文明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优良传统，着眼于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把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弘扬出去，把我们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一系列创新创造的文化成果介绍出去，推动中华文明同其他文明一道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为应对人类的共同挑战贡献中国智慧，让各国人民开创更有选择的未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就要重点挖掘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精髓，并将其展示出来、传播出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上述十个方面的思想内容，揭示出中华民族古老独特的宇宙哲思、邦交之道、治国理念和精神追求，不仅推动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绵延发展，对促进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进步也具有重要价值，可以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集中表达。

天人合一体现着中华民族对于宇宙的构想和理解，是中国历代思想家关于人与天地万物关系的独特阐释思路，也是中华民族社会政治理想和精神追求的哲学基础。它蕴含着人与天地万物一体同源的基本观点，先哲老子曾用“道”将人与天地万物统一起来，他指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14]孔子继承采纳了老子的“道”本体思想，此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思想家，又先后提出了“无极—太极”“太虚即气”“天理”等不同概念，来说明人和天地万物在存在论意义上的一体同源。千百年来，历代思想家一致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和谐共生、有机关联，人不是一个孤零零的存在，而是与他人群体乃至草木沙石、飞鸟走兽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天人合一思想还主张，人的独特性使自身能够从天地万物中挺立出来。人“最为天下贵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15]。与天地万物相比，人独具情感感知和理性思维能力，所以，人能够了解、掌握和效仿天地运行之大道，应像天地生养哺育万物那样，把亲人四邻、百姓万物都当成人类的伙伴和朋友，“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6]360。进而在泛爱同胞万物中显露“仁”心、贯彻“一体之仁”，不断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履行人对自然万物的伦理责任。天人合一思想传递出人与天地万物共生共存的生命共同体意识，它的当代价值在于以人与天地万物有机统一、人类文明与自然生态紧密相关的基本思路，引导人们善待万物并与其和谐相处，这对化解当前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解决生态环境恶化、气候变暖等全球性问题意义重大。

讲信修睦、亲仁善邻是中华民族对于理想社会图景的构想描摹，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始终遵循和追求的邦交之道。讲信修睦出自《礼记·礼运》，是大同社会的典型特征。它主张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应该讲求信用、和睦相处，中国古人屡屡提及“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17]，“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18]28，主张无论个体还是国家，只有彼此间恪守信用，才能形成和谐友好的关系。总之，“信之为道大矣”，诚实守信是结交天下的根本所在。亲仁善邻是讲信修睦的推进与扩充。《左传·隐公六年》提出“亲仁、善邻，国之宝也”^[19]，中华民族始终主张国家间应该亲爱仁义、和平相处。历史上，中国长期处于世界的大国强国之列，却没有留下殖民侵略他国的记录，不仅如此，面对邦国间的纷争，中国古人也总是首倡以德治、集会、协商等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事实证明，扩张从来都不是中国的立国意图和行为动力，爱好和平的基因已深深渗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在当今世界，传承和弘扬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邦交之道，对于世界各国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以对话协商的态度应对和缓解存在的隔阂和冲突，在携手前行、合作共赢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重大。

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任人唯贤、革故鼎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治国理念，也是理解中国何以长期保持团结统一政治局面的重要密码。天下为公是儒家大同治世的典型特征。它主张天下为全体人民所公有，要求公而不偏，还强调无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每个人都能“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20]58，共同享有社会发展的成果。天下“公有”“共享”的价值理念，推动中国古代政治形成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21]，“天立王，以为民也”^[22]的理念共识，也孕育了中华民族胸怀天下的文化基因。民为邦本的思想源远流长。《尚书》指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强调“德惟善政，政在养民”^[23]，《汉书·食货志》也提倡“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24]。这些思想观点共同强调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和基础，主张在实践中施行仁政以养民爱民、发展生产以安民富民等。为政以德是民为邦本在政治统治中的具体落实。民众为国家之本，所以，统治阶级不能一味地使用强力来统治民众，而应以道德教化为底色，采用“德主刑辅”的治国方式。中国古人倡导，为政者必须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8]15。只要统治者修己正身、率先垂范，民众自然就会上行下效、崇德向善，推动形成安定的社会政治秩序。任人唯贤是重道德的政治传统在官员选拔培养环节中的具体体现，有十分深刻的思想渊源。孔子最早强调“选贤与能”，墨子提出“尚贤”思想，主张用人不计出身，把从政的大门向一切贤能之人开放，孟子也提倡“尊贤使能，俊杰在位”^[16]82。在实践层面，任人唯贤也切实反映在上古时期的禅让制、汉代的“举孝廉”、隋唐以降的科举制等中国古代政治实践当中。革故鼎新是中华民族又一重要的政治传统，它来源于中国古典典籍《周易》中的“革”“鼎”二卦，启示人们要遵循客观规律，在恰当的时机变革旧的事物、建设新的事物。孔子曾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25]301，《诗经·大雅·文王》记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26]，讲的都是在变革求新中开辟光明未来的道理。穷变通久、革故鼎新的思想精华，激励着中华民族在困境挑战中披荆斩棘，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当前，吸收借鉴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任人唯贤、革故鼎新等治国理念，对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对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对世界各国的治国理政实践也具有启示价值。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精神追求，深刻影响和塑造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完整表述出自《周易》的“乾”“坤”二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25]13, 35}，强调君子应效仿天地运行之大道，像天一样健动不息、积极进取，又如大地一般宽容博大、化育万物。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前后贯通、互相成就，集中反映出中华民族立己达人、内圣外王的崇高追求。自强不息要求人们，只要一息尚存，就应该奋斗不止，不断完善自身。在儒家看来，加强内在修养是个体完善自身最直接的途径，“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20]2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究反求诸己，主张人们在经常性反躬自问、内察省思中提升道德修养，形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彰明美好的德行。同时，由于个体总是和他人群体、天地万物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人们奋斗进取不单单是为了立己，而是为了更好地达人成物，这便是厚德载物的要义所在。厚德载物指引人们回到天地万物的有机联系当中，以宽厚包容的道德品性善爱他人、化育万物，在辅相裁成万物的道德践履中支撑起自己的人生价值。中国古人留下的“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修己以安人”^{[18]91, 221}等嘉言懿行，都是对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的生动概括。历史长河奔腾不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已深深融入中国人的精神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典型标识。当前，传承和弘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能够引导人们在道德修养中持续完善自我，在立人成物中不断增强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实现个人“小我”和国家“大我”的有机统一，从而形成更加理想的道德人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以上几个方面的内容，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形成的智慧结晶，体现出个人与他人群体、天地万物一体贯通的文化特色。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点，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显现出很强的文化弹性与普遍适用性，其所蕴含的思想精华，既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还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挖掘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精髓，是为了摸清文化家底，在实践中更好地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27]。新时代新征程，对外展示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必须首先解决好指导思想的问题，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8]。这一重要论述表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才能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一方面，明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旗鼓相当、平分秋色，也不是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取代马克思主义，而是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置于指导地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其中的不少重大创新理念和思想，都闪烁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芒。当前，对外介绍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主动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运用，注重体现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激活作用。

另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分析筛选和补充完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创造的一切文化的总和，其中蕴含着不同的成分，必须严格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29]。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宇宙哲思、邦交之道、治国理念和精神追求，虽然是排除了封建糟粕的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但严格来说，仍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对其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和完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让世界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窗口不断走近和读懂当代中国。总之，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引领航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以正确的立场、自信的姿态更好走向世界。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应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转化。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兼具积累性与变革性的过程，传承积累保证了文脉的绵延存续，因时变革决定了文化能够生生不息，长期保持生机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28]可以说，这正是基于文化发展的积累性与变革性规律得出的科学结论，其实质就是要化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冲突与隔阂，根据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新的选择、诠释与更新，使其更好为现代社会发展提供思想支援和精神动力。今天，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就要坚持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更好回应时代诉求。

一是树立回应时代问题的自觉意识。向世界各国介绍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超越“解释历史”的局限，以现实问题为牵引，主动对标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挖掘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实际相印证的学术思想、概念范畴和理论观点，在中外文化的对话交往中，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转化和知识生产，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思想和价值供给能力，不断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的阐释力。

二是采用时代化的表达方式和传播路径。紧密结合时代特点和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以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和内容生产，借助衣食住行、文物遗产、文艺作品、传统节日和重要节展赛事等各类物质载体和活动形式，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国外民众看得懂、听得进、真正喜爱的方式途径传播出去。比如，《只此青绿》《唐宫夜宴》等节目顺应民众的审美需求，采用喜闻乐见的呈现方式，以虚拟仿真、抠像等现代技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成时尚前卫、颇具吸引力的文化“潮”品，受到了国外观众尤其是青年群体的广泛青睐，成功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隽永魅力。可以说，只有感知时代律动，着眼民众生活，才能不断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还应始终保有开放的视野胸襟。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今天，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同样要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顺应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30]。

一是尊重不同文明的平等地位。不同国家和民族，由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发展历程和现实国情，孕育形成的文明也各有其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这是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但各种文明都是平等的，彼此间只有姹紫嫣红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分，各国各民众珍惜和维护自身的思想文化，也要承认和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思想文化。但当今世界，以“西方文明优越论”为代表的等级性文明观依然具有较大影响力，不少人甚至以唯我独尊的优越感去攻击和贬损其他文明。可以预见的是，由于国际社会中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旧存在，文明优越论调短期内并不会消失。在这一背景下，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就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形式的文明优越论，用人类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前行发展的历史事实，戳穿文明优越论的唯心主义本质，阐明文明优越论造成的历史危害及其现实阻碍。以相互尊重的平等态度对待不同文明，推动形成不同文明和谐相处的良好局面。

二是承认和维护不同文明的多样性。中华民族历来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本源动力。因此，对待文明之间的差异，应该善于欣赏、相互学习，共同追求“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理想境界。但当今世界，企图以斗争对抗的强制手段来解决文明间差异的现象仍然存在，一些人站在价值制高点，大肆渲染文明间的绝对对立和不可调和，给不同文明的友好交流蒙上了阴影。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就要坚决反对文明冲突论，尊重和维护其他文明的自主性、多样性，在相互接纳和认可中开辟对话交流的新空间，帮助人们深化对不同文明的欣赏与理解。

三是深化与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人类社会面临众多的共同性挑战。各国各民族各地区都是人类社会的一份子，都承担着改善和解决全球性问题、促进人类社会繁荣发展的义务，只有加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才能凝聚起全人类的智慧力量，不断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但当今世界，一些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躲进了保护主义的黑屋子，企图以人为“筑墙设垒”“脱钩断链”阻断全球化时代的开放性文明交流。然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势不可阻挡，向世界介绍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鲜明反对文明封闭自守，以开放包容的胸襟与其他文明互学互鉴，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贡献中华民族的智慧力量。当然，强调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并不等于要取消文化的主体性，而是要在汲取其他国家和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中保持和增强本国本民族文化的生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