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及学术背景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城市治理作为实现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已经成为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抓手，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内在目标驱动。围绕城市治理这一主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城市是人民的城市”“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等一系列富有重大理论创新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城市治理提供了指导思想。在擘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蓝图的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得以进一步凸显，同时明确提出了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为新时代城市治理指明了前进方向。

城市不仅是人类实现现代化的地域构成单元，也是同时承载国家公共权力和社会市场力量的空间场域。为此，城市作为承载叠合社会关系和复杂利益格局的地理空间深受学者关注。系统梳理城市研究的相关理论体系可以发现，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是最值得关注的蕴涵重大理论价值的成果，究其原因在于现代城市的形成发展与资本增殖逻辑存在高度一致性，现代城市的一切社会矛盾根源都离不开对资本增殖逻辑的关注，这为社会主义城市治理提供了充裕的理论质料。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资本在社会主义城市建设和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一方面，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快速推动了城镇化进程，满足了人民群众对城市美好生活的诉求；另一方面，资本在房产等领域的无序扩张也造成了众多影响人民实现在城市追求美好生活权益的现实问题。在推动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了与资本主义城市治理存在本质差别的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道路及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关涉的是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发展变革，是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原则应对快速城市化、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引发各类发展问题的社会治理方案。毫无疑问，新时代中国已在事实层面实现了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历史性巨变，城乡面貌发生了天翻覆地的变化，中国城市建设成就创造了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上的奇迹。城市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提供了便捷服务，人民对城市生活的满足感、幸福感不断提升，这一切成就都离不开城市治理的贡献。就当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本质来看，西方城市治理难以触及城市发展本质，要解决现代城市发展问题必然要借鉴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方案^[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既为人民实现美好城市生活提供了必要保障，也向世界各国展现了支撑中国城市发展奇迹的治理奥秘。

回溯学界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在以下三个层面有助于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和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之间的关联逻辑：一是聚焦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研究，主要包括从内涵和外延界定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部分^[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拥有人民主体优势和价值立场等^[3]，这构成了以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深化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理论前提与基础；二是关注为什么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研究，主要研究成果有城市面临社会主义空间生产拥有扬弃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三重逻辑^[4]，城市是服务于实现人民全面发展的空间范畴，其治理现代化是适应国家治理、城市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等^[5]，这是用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阐释为什么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深层机理；三是围绕怎样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研究，主要包括变革理念、创新治理结构^[6]，人本理念、智慧工具以及精细治理^[7]，创新范式选择和路径构想^[8]，加强政党功能调试^[9]，以及提升城市治理绩效等^[10]，这是在实践层面用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成功范例。显然，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可以深刻把握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之于中国城市治理的重要理论指导价值和实践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实现了从乡土社会向城乡社会的历史转变，以此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的价值功用得以进一步凸显。尽管现有研究已解释了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的关联逻辑，同时也不同程度触及了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价值，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仍需进一步发掘，即需要在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指导下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核心议题，并以此在直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挑战基础上，进一步指明城市治理的实践方向，这无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需要重点阐释和研究的理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城市与资本逻辑存在紧密相关性，现代城市的发展起源以及治理都需要在资本增殖逻辑中寻求解释。换言之，城市为资本增殖提供了空间场域，同时资本增殖逻辑内含的矛盾借此展现在了城市发展进程中。为了最大程度获得剩余劳动价值，资本无所不用其极地从全球、城市和生态中汲取增殖所需要的自然力，由此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城市病”。这也就是说资本是现代城市发展起源的动力，同时现代城市面临的住房紧张、环境破坏等问题的根源亦内含于资本增殖逻辑之中，忽视人民群众生命发展的城市发展必然会陷入失序状态^[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形成的，其核心是坚持人民至上价值理念，有力化解了资本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带来的负面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以城市治理为基础对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12]。可以认为，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理论基础，它们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实现了内在关联，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领域“科学把握实践成就与历史经验的辩证关系”^[13]，创新发展了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从核心议题层面看，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提供了全球化、城市化和生态化议题；从现实挑战层面看，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为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面临的失衡、滞后和低效问题提供了理论视角；从实践进路层面看，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贡献了辩证性、价值性和平等性的实践逻辑。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是以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为指导，立足社会主义城市发展事实形成的全新城市治理理论，是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在21世纪的新发展、新篇章。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核心议题：全球化、城市化和生态化

马克思将城市纳入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借此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城市批判的思想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提供了指导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实践过程中创新发展的理论范式。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不仅在本质属性层面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定向，而且立足社会主义城市发展现实和具体历史国情，践履了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内核。立足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来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不仅有助于深化总结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而且为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议题提供了理论参考依据。马克思关注到了资本扩张从城市空间到全球空间的样态，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资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问题，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核心议题^[14]。

(一) 城市治理的全球化境遇

全球化是洞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内在机理绕不过去的历史发展境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呈现出了鲜明的全球化指向，对外开放的纵深推进与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相互交织，为用马克思资本批判思想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全球化议题提供了现实支撑。资本的全球空间生产助推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东部基础设施较好的城市和城市群在吸纳外资、承担全球产业分工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依托城市形成的大规模产业集群和城市集群，为中国推进高质量的城市化贡献了强大牵引力量^[15]。城市和城市群是资本全球分工的核心空间场域，是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撑节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和事实深刻校验了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的科学性，资本全球性空间生产和国内资本介入城市空间生产明显呈现出双重效应。资本介入城市空间生产既对中国城市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也为中国城市化发展带来了负面问题，这是把握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全球化议题的现实基础。

在马克思理论语境中资本是现代城市形成发展和治理的关键范畴，全球化和城市化是资本增殖空间布局的基本空间单元，资本借助全球化和城市化为自身扩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空间支持，即资本增殖建构起了全球化与城市化的强关联逻辑^[16]。资本为最大程度占有剩余劳动价值实现自身增殖目的，需要源源不断将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纳入生产系统，由此快速构筑起了为资本大工业生产提供服务的城市空间。随着资本规模的扩大，一国城市空间难以满足资本增殖需要，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剩余劳动价值来源成为资本大工业生产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负载资本增殖意志的枪炮和商品全面建构起了世界历史版图，在这一进程中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比发展中国家更具有领先的资本、产业、技术等优势，建立起了“中心-外围”分工结构并深刻投射到了全球城市空间格局中。在全球产业和城市空间的互释逻辑中，资本通过全球地理空间延展吸纳劳动力和资本进行自我修复^[17]。从马克思关于城市与全球空间的观点来看，资本全球布局迅速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同时由于“中心-外围”分工结构的掣肘，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呈现出高度的功利化特质，即服务于全球资本的城市空间由于缺少人本价值而表现出了空间不平衡、产业不稳定和质量不全面的问题。总之，现有的城市化发展事实证明，全球化并不是简单正向推动现代城市发展，这既是理解全球化与城市化深层关联逻辑的现实契合点，也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全球化议题的理论基点。

全球化将中国城市纳入了世界经济竞争格局，既相互关联又相互竞争，既注入发展动力又构成严峻挑战的全球化，塑造和定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畴。立足全球化视野辩证审视中国城市治理范式可以发现，资本全球化对城市治理的影响并不是简单自外而内或自上而下，它深刻影响了中国城市形成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治理的社会基础，作为对立面的资本主义城市治理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贡献了智慧。

(二) 城市治理的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是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内在机理需要直面的现实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城市化道路，由此可以进一步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缘何能成为城市发展道路核心组成部分的因由。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从农业生产领域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是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主体力量来源，也是城市治理范式形成发展的关键依托。这也就为满足人民群众对城市美好生活愿景的期待，平衡好物质和人口两种生产之间关系为城市有效运转提供保障，必然要对城市化进程中大规模劳动力流动引发的各类社会问题做出系统回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中，党的领导和人民中心价值追求属于顶层设计的制度安排，为在根源上避免各类市场主体跨越边界侵犯人民实现美好城市生活现象提供了充要支持。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深刻揭示了现代城市形成发展过程中种种问题的根源，资本为最大程度占有剩余劳动价值是造成城市居住空间拥挤、疫病流行等种种问题的根源所在，这为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化和城市治理范式提供了前瞻指导理论。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城市是解释资本和资本主义种种问题的空间场域，借助城市批判可以有效凸显出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借助城市空间，资本和资本主义获得了维持自身发展的空间场域，马克思获得了批判资本和资本主义的物质载体。从现代城市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来看，城市在为资本和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便利条件的同时，也造成了日益制约劳动者发展的城市问题。换言之，马克思以城市批判为视角揭示了城市与大工业生产方式存在的紧密关联逻辑，阐明了人类终将扬弃资本主义城市进而走向理想共产主义城市的必然。尽管马克思没有围绕城市化形成系统论述，但梳理马克思文本中关于城市的论述可以发现，城市化和乡村变革是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可以实现语义互替的历史环节，资本扩张迅速变革了城市和乡村空间样式，即任何城市发展问题的分析都离不开对资本增殖内在节律的把握。现代城市问题正是源于资本至上的目标追求，为最大程度占有剩余劳动价值，资本将劳动者规训为工具般存在，劳动者生活发展权益被严重压制，这是导致无产阶级陷入贫困化状态的原因所在，也是马克思借助城市批判澄清资本主义必然被扬弃的依据。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投射的场域，城市为资本发展提供了汇集各类生产要素和流通消费各类产品的空间，这是现代城市种种问题的症结所在以及开展城市治理的原因。为更好服务于资本增殖，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行政力量来化解城市发展的种种问题，由此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治理。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城市治理范式在终极价值和目标指向上存在本质差别，与资本主义城市治理服务资本不同，社会主义城市治理服务的是人民群众，就此资本主义在对立面上为社会主义城市提供了经验支持。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形成发展于社会主义城市化进程，其要彰显出自身的独特价值和优势，不仅要秉承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精髓，以内外兼具视野充分汲取资本主义城市治理经验教训，而且还要尊重中国城市发展实际和历史探索，为世界城市治理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

(三) 城市治理的生态化语境

生态化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内在机理必须要高度正视的战略议题。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城市治理旗帜鲜明地践履了生态环境治理要求，“五位一体”中的生态文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型塑了领先世界的现实生态语境。现代城市形成发展过程内在隐含了工业生产快速扩张和人口快速集聚带来的城市环境资源紧张、城市废弃物处理等问题，这是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着重关注的现实问题，也是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生态向度的前提。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暴露出诸多生态环境问题，究其根源在人口增长与生态意识不足之间的张力，因此将生态文明理念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成为理论和现实的必然要求。立足新时代城市生态治理现实可以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体制化、法治化和国际化水平得到了系统提升，以此全面建构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生态语境。

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解释了资本主义城市发展种种问题的症结在于资本为实现自身增殖而罔顾其他。事实确实如此，为维护资本大工业生产效能，劳动力和各类生产要素被源源不断纳入到了生产过程，同时生产和生活过程形成的废气、废渣、废水等并没有得到有效处置，由此城市发展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雾都”伦敦正是这一现象的生动写照。资本主义通过大工业生产方式建构起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无产阶级在城市获得了比以往更具有便利性的生活条件、更强大的改造自然能力，但生活环境却更为窘迫、更为贫困。被框定为资本生产工具的劳动者，在生活中面对的是受到工业生产污染的空气、水源和拥挤的住宅、交通等问题。马克思在城市批判中澄清了现代城市制约无产阶级生存发展的深层机理，并揭示了资产阶级优化城市公共事务管理的目的在拓展资本增殖空间。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城市治理不会因劳动者发展需要而关注生态治理，其具有明显虚假性特征。事实证明，不到万不得已他们的确不会考虑生态治理问题，城市使人们生活更加美好的生活预期只有进入理想社会形态才具有实现的社会基础，即社会主义城市治理形成发展的前提中蕴含着鲜明的生态目标指向。

资本工业生产过程中要素汇聚和处理方式阻断了传统城乡物质循环机制，不仅使得乡村难以获得维持自身稳定发展的生态环境，而且让城市生态深陷无法实现自我修复的“怪圈”，城乡皆难以为劳动者提供实现美好生活预期的良好生态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生态化语境不是悬浮在城市发展现实的空幻，它的发展基础来自马克思的城市批判思想、资本主义城市生态问题的教训和社会主义城市治理实践。新时代城市治理将生态文明作为实现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最具体、最直观、最有力的衡量标准，在社会主义城市治理实践中进一步拓展了生态语境，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进一步创新发展了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的生态维度和议题。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面临的挑战：失衡性、滞后性和低效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对城市资源配置和行为方式进行变革的理论基础，是反映中国城市发展思维方式和发展阶段的重要指标，对提升城市发展水平和质量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为深化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提供了核心议题，同时也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面临的挑战提供了诊断依据。作为后发国家的城市化，一方面，中国具有快速发展且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经济基础，为推进城市化建设、优化城市治理水平提供了充裕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由于体制机制不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化发展要求相匹配的制度设计没有得到系统优化，在现实层面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挑战。系统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面临的挑战，可以将其概述为城市治理内容的失衡性、过程的滞后性以及效果的低效化。需要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面临的挑战与资本主义城市治理面临的挑战存在本质差别，这些挑战主要是对治理现实问题的总体抽象概述，是新时代城市治理需要正视和改进的方向，决不能以此掩盖或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为中国城市发展做出的重大历史贡献。

(一) 城市治理内容呈现出失衡性

城市空间是城市治理的现实基础，城市空间生产失衡是导致城市治理内容失衡的依据所在。快速的城市空间生产在人民群众生存发展空间的改善、新型文化空间的营造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造成了城市发展空间、生态空间以及情感空间失衡等问题。上述失衡问题是影响城市治理的现实，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内容呈现出了明显的失衡性。寻根究源，城市治理内容失衡可以在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中得到深刻的理论回应，商业资本介入城市空间生产，经济理性试图超越人民中心价值，由此造成了城市空间结构、生态空间以及情感空间的失衡问题。可以认为，正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内容呈现出的失衡特性，是优化城市化进程和城市治理范式的内在规定。

1. 城市治理面临城市空间失衡性

城市空间的失衡主要原因在资本为实现自身增殖带来的结构性矛盾，其鲜明地体现在同一城市内部和不同区域城市之间。一方面，城市内部功能分区存在较大差异。人口的持续涌入使得同一城市内部空间呈现分化态势，承载不同功能和公共服务的城市空间明显存在差异，资本更倾向于选择能够获得更多剩余劳动价值的空间进行投资，如城市中心城区居住空间立体化水平和人口密度明显高于城郊区域，由此带来了中心城区交通拥挤、住宅紧张等问题，这是城市治理面临的城市内部问题。城市要获得可持续发展空间必然离不开来自政府主导对多方力量参与的引导优化，这是重视城市治理的意义所在。另一方面，资源禀赋和人口规模差异决定了城市间的空间差异。无论是何种规模的城市，其内部都需要进行城市治理，而一旦超出城市边界就涉及城市之间如何联动发展。由于地域和资源差异，不同地区城市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和发展失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不仅关注城市内部，而且还关注超出城市边界的治理内容，超出地域边界的城市协调发展、城市群内的城市发展协调等都指向了城市空间失衡。

2. 城市治理面临生态空间失衡性

城市生态主要是指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介入，其失衡原因是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废弃物超出了生态环境自我循环处理能力，根源在资本介入城市生产最大程度地吸纳各类自然资源而不顾其他。城市更新进程有着明显物化现象^[18]，各式各样的新材料不断涌向城市空间，切断了原城市生态环节的联系，城市生态和城市环境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城市与自然、城市与人之间难以形成同生共长的有机体，城市对自然的无节制干预使城市失去了维系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尽管以有公园城市为代表的城市生态建设不断推进，但城市生态建设依然面临较大挑战^[19]。城市生态空间失衡表现在生物多样性锐减、城市第一自然空间压缩、城市生物安全风险大等，上述失衡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生态空间治理挑战。

3. 城市治理面临的情感空间失衡性

人民是城市的主人，人的发展和情感体验是城市文脉得以传承的历史基础。情感是链接人民创造参与城市治理的“软环境”^[20]，城市情感空间本质是人民生活在城市区域的情感体验，是以亲缘“机械团结”和分工“有机团结”积淀的城市命运共同体根基。问题在资本介入城市空间生产后割断了城市情感的传承机制，在宏观层面城市成为独立运转的空间体系，建构起了符合现代城市发展需要的文化空间，隔断了凝结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历史文脉及其基础之上的情感认同；在微观层面上以门禁为代表的各式各样空间治理技术将主体框定在私密空间中，制造了情感隔离。经济理性重塑了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情感体验，诱发了日益严重的城市空间情感失衡问题，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情感失衡挑战。

(二) 城市治理过程表现出滞后性

城市治理过程之所以呈现出滞后性，原因在于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基础和城市治理现代化架构之间存在张力，即城市治理主体、城市治理架构和城市治理文化方面的存在不足是导致城市治理过程滞后于城市发展的原因。资本介入城市空间生产目的在于更多更快地获得剩余劳动价值，为此必然会竭尽全力推动城市空间变革、塑造有助于自身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治理主体、架构和文化难以有效匹配城市经济发展速度，由此导致城市治理过程表现出了滞后性特征。

1. 城市治理主体滞后于城市发展现实

在现代城市治理结构中，行政主体和公民主体是城市治理的关键主体力量。而在实际城市治理过程中，行政和公民应发挥的应然作用与实然作用出现断裂，行政主体在城市治理进程中创新不足、角色模糊，公民主体在城市治理进程中参与不足。惯于大包大揽的行政主体在城市治理中角色和定位模糊，具体治理实践缺少创新意识，难以匹配快速的城市化要求；惯于被动引领的公民主体在城市治理中参与度不足、参与形式化，难以为城市善治提供多元主体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可依靠可信赖的主体力量在人民，行政主体理应在充分激活全体人民参与城市治理主体能动性基础上，建构起多元协同的城市治理主体行动结构。

2. 城市治理架构滞后于城市发展现实

治理的制度化水平是衡量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识，一旦城市发展速度过快就会造成城市治理制度建设不足问题，此即理论界解释的“制度堕距”现象。城市治理架构是一个缓慢变迁的历史过程，在治理实践中很难及时形成与城市发展现实紧密相扣的制度体系，导致支撑城市治理的制度存在缺陷甚至缺失现象；同时治理权力结构存在单向性、强制性问题，严重制约了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一方面城市治理的原则性、条理性制度规则要求多，过程性、操作性要求少，严重制约了城市基层治理的效力和权威；另一方面城市治理权力结构僵化，权力本位使得公众缺少制度化组织化参与城市治理机制，同时大规模人口涌入进一步放大了传统城市治理权力的僵化问题。

3. 城市治理文化滞后于城市发展需要

文化是对城市治理的精神文化层面的反映，是衡量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识^[21]。城市治理可以快速助力实现城市人口、经济等方面的现代化，却难以快速建构起城市发展需要的城市文化。城市越美观通透，城市功能越齐全完善，就越对城市人民群众文化素养和城市文化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一方面，从乡村涌入城市的人民群众并未建构起符合城市发展需要的文化意识，部分民众依然留有传统文化习惯，这影响了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另一方面，新兴城市治理理念与城市人民群众原有城市治理认知之间存在失衡现象，导致部分民众缺少参与现代城市治理的主体能动性。

(三) 城市治理效果表现出低效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是全新的理论范式，作为正在形成发展的理论体系，它在现实层面还面临着治理效果低效化困境。城市作为汇集大量人口和各类生产要素的空间，同时面临着来自自然、人和治理体系应变失灵的种种风险挑战。避免城市治理过程中各类风险带来的严峻挑战和矛盾，提升城市治理质量和效率，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需要直面的现实课题。

1. 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低效化

提升城市人口生活品质，加快城市更新发展速度，是新时代城市治理需要着力关注的焦点。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大，城市交通、住房、环境等问题明显，实际这是城市基础设施配套承载能力与人口需求之间的错配问题，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低效化体现。城市基础设施并没有兼顾好外来人口规模和城市发展实际，由此给城市治理带来了现实挑战。快速流动的人口与公共服务之间亦存在诸多矛盾，新型城镇化实施的居住证制度与户籍享受的公共服务之间存在差异，相当数量的流动人口依然因户籍制度被困在城市公共服务之外。现有城市治理制度和架构对非户籍、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关注度不足，由此降低了城市公共服务的灵活性，导致城市治理需要的公共服务呈现出低效化状态。

2. 城市应急组织能力和体系低效化

城市是人口和各类生产要素高密度积聚的空间场域，由于城市规划和管理系统的前瞻统筹考虑不足，城市应急组织管理和应急组织体系内含了信息技术应用不足、灾害预警演练及应对不足的困境，由此导致了城市治理在城市应急组织能力和体系方面的低效化。全球极端气候变化在客观层面构成了城市治理的安全风险，台风、洪涝、暴雪等发生的频次和危害强度不断提升，是新时代城市治理必须要面对的现实冲击和考验^[22]。部分城市在应对处置极端气候过程中存在应急组织准备、灾后恢复等困难，严重掣肘了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3. 城市包容性可持续发展低效化

城市是多元文化多元主体共同型构的空间场域，正是多元要素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必要支持。来自不同区域的人口要在城市内部不同空间场合满足或交流或聚居的需求，这需要城市治理体系提供必要的包容性和个性化服务能力。在现实层面，城市治理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体现在如何对待老年群体、外来人口、外籍人口以及城市内部群体差异方面。适老服务、为老年人口提供智慧养老服务，适新服务、为新市民提供公共服务，适外服务、为外籍人口提供包容性支持，适弱服务、为城市低水平收入者提供必要生活支持，皆是城市包容性的重要体现。事实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在上述层面还有提升空间，城市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水平还要进一步提升。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实践进路：辩证性、价值性和平等性

立足于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不仅可以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议题和现实挑战，而且可以进一步确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实践进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的发展演进既有世界城市治理的普遍性特征，也有中国城市治理的特殊性指向。从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出发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可以得出有益于新时代城市治理的方法、目标和保障层面的实践启示^[23]。

(一) 城市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城市空间的辩证性

城市治理在深层机理层面属于借助空间实现城市公平正义的实践，它得以形成发展的社会基础在于通过一系列举措矫正市场经济发展对人民发展权益的疏离，即城市治理是保障人民群众在城市获得公平发展机会，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目标的范畴。空间对城市治理具有基础性意义，以空间视角度量城市可以发现，空间不仅是人与城市、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由此形成的城市发展过程，而且还是解说城乡发展失衡、生产要素不公等现象的理论依据^[24]。空间是嵌入城市发展演绎进程的内生概念，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向我们展示了空间的复杂关系属性，同时空间的复杂关系属性由空间生产的资本逻辑在社会实践中作了进一步说明。借助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的指导，城市空间范畴可以进一步获得人民群众生活的辩证性指征。这也就是说城市空间是兼具自然物质性和社会关系性、精神文化性和社会实践性的有机体，是理解空间社会属性的前沿空间场域。

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诠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创造资本增殖及获得剩余劳动价值的深层机理，同时也构成了诠释现代城市生活生产空间运转的逻辑机理。在这个层面城市治理成为支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至关重要范畴，它以制度为基础引导人们形成对城市空间的辩证把握，为如何在城市空间开展行动并创造城市美好生活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导。城市空间是城市治理需要直面的现实，也是影响城市治理的重要因素。换言之，城市空间是极其重要的范畴，一旦缺乏对城市空间与相关社会现实问题的辩证把握将会偏离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愿景。第一，城市空间与城市发展问题之间存在紧密关联逻辑，这是以辩证性思维为城市治理提供理论支持的前提。现代城市发展面临的种种发展困境有着明晰的空间指向，城市布局、人口迁移、生态环境变化等都阐释了城市空间的重要性，这构成了城市治理的理论和现实基础。第二，城市空间与城市治理范式之间存在互动逻辑。城市空间为城市治理和城市发展问题提供了分析框架，以此为出发点，城市治理可以更为深刻触及和解决城市发展的种种问题，即城市空间为提升城市治理效能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支持。第三，城市空间和城市治理具有共同的主体力量——人民群众。城市空间是人民群众创造出来为人民群众生活服务的范畴，城市空间的一切属性和问题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与此同时城市治理的主体亦离不开人民群众，二者在主体意义上获得了深层互动。为此辩证把握城市空间和城市治理的关联逻辑，有助于实现城市让人民生活更美好目标愿景。

(二) 城市治理的根本性目标：城市正义的价值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不仅具有世界城市治理的普遍性特征，而且还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后发追赶性。正是这种特殊历史境遇为中国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的制度规范要求，单纯靠“硬保障”的法规制度体系难以有效实现为广大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服务的目标，只有坚持良法和善治结合，充分激活广大人民群众在城市治理过程中的主体能动性才能全面保障城市正义的实现。城市是人口聚集、生产要素汇聚且充满各种矛盾的空间，城市治理的意义在化解矛盾、服务人民^[25]，这是城市正义得以实现的根基。在城市运行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主体活跃在城市空间的角角落落，只有高扬城市治理为人民服务的正义追求，才能保障城市获得稳序发展空间^[26]。现代城市种种问题产生的根源在资本为实现自身增殖而不顾其他，由此形成了对劳动人民的主体僭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是基于人民与政府、人民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治理，要探索持续优化城市社会公平正义发展格局，进而以此为基础推动城市治理效能提升^[27]。

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之所以能彰显出城市为人民的正义价值，在于借助对资本主导生产、消费、流通和分配环节的学理批判，确立了扬弃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社会主义城市范式。社会主义城市要回归到城市的人本属性，需要实现各类要素的最佳组合以为人民美好生活提供空间支持^[28]。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原创性探索，不可避免会因体制机制不完善而带来各种问题。资本在创造形塑城市空间的同时造成了空间极化、空间异化、空间隔离等问题，这与社会主义城市的人民属性存在明显背离，城市治理就是要通过对城市空间使用价值的重构，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和健康发展提供持续动力支持，即人民是新时代城市繁荣发展的根本价值所在^[29]。第一，重视城市居住空间的正义实现。商业资本介入空间生产引发了房价高企、住房紧张等问题，坚持“房住不炒”的空间共享原则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居住空间、住房保障，是践行人民城市价值追求，解决城市住房紧张问题的核心指向^[30]。第二，重视城市生态空间的正义实现。摒弃牺牲城市生态环境维持城市快速发展的短视行为，实现生态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新型城镇化道路必须正视空间生态价值，以生态正义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生态空间保障。第三，重视城市发展空间的正义实现。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为改善生活、提升自我进入城市寻求发展空间，但受到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方方面面掣肘，为此以户籍改革为契机释放人民群众发展空间成为新时代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

(三) 城市治理的规范性保障：城市权利的平等性

权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核心向度，是认识缘何以城市治理涵养生命的关键指标^[31]。在快速的城市化和城市空间变迁过程中，平等享受城市发展权利是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内在要求，也是城市治理必须要实现的目标。城市权利是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工作过程中对各类资源、利益和空间分配形成的个体发展权益，它明确指向了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空间不平等。在现代城市形成发展进程中，城市权利对城市社会生活，特别是对城市人民群众社会生活、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关系，以及建构在此基础上的城市文明具有深远影响。城市化进程中的不平衡发展现象根源在资本和劳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还会进一步衍生出空间和社会关系的不平等，在经济层面主要体现为贫富差距。城市贫富问题产生的根源在资本介入空间生产，并凭借城市空间集聚效应进一步强化了资本获利能力，同时这种贫富不平等现象一旦产生就会被持续强化。资本增殖过程中可能牺牲人民群众空间利益和权利，并衍生出种种掣肘城市发展的问题，为此必然要引入城市治理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空间平等权利，进而实现空间利益共享。

在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化对城市和城市治理规律的认识，其成就鲜明地体现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规范程度持续提升和城市权利平等建构层面^[32]。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的精髓要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实践进程中被进一步确证，直面城市化进程中的人民发展权益问题，以平等城市权利为城市治理提供规范性保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核心。第一，城市权利是不断发展的范畴，需要在城市治理过程中接续式创构和完善。城市化进程是快速推进的，各式各样的新兴社会问题必然会衍生出新的城市权利，如将城市权利框定为一成不变的抽象范畴，就会逐渐偏离“城市为了谁”的价值立场。第二，城市权利要充分借鉴和吸收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支持。作为后发的城市化国家，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提供了必要经验支持，正视人民群众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凸显出的权利意识，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支持是中国城市治理的本质体现。第三，城市权利支撑的城市治理要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立场。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发展进程，经济意义上的现代化并不是现代化的全部指向，城市权利是支撑城市现代化和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维度，保障人民群众发展的权利同样是衡量现代化的重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