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2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非盟第36届首脑会议的贺电中指出，中非合作不断向全方位、多层次、高质量发展，正推动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亲诚惠容、互利共赢、共建共享、共同发展的精神和共识为中非合作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也展现了中非双方加快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决心。

非洲各国摆脱西方殖民统治后始终坚定不移谋求真正的独立自主。《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自贸区)作为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区域合作协定，自2015年开始谈判到正式生效仅用时三年，但快速启动并未促进自贸区各进程的稳步推进，部分国家放慢了国内批准该协定的速度，各议定书的谈判进程也明显滞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近期呼吁加速其实质性步伐^[1]。自贸区建设初期即荆棘塞途、举步维艰，暴露出非盟内部本身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与撕裂。阻碍各方达成共识的内外部原因是什么，它在推动区内一体化进程中面临哪些挑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非洲作为中国外交布局的重要战略支点，我国该如何抓住关键问题并顺利破局，有效促进自贸区与“一带一路”倡议深度对接，最终实现非洲经济一体化和中非协同发展，服务于构建中非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对自贸区的文献梳理有助于抽丝剥茧，提出可谏、可行之策。目前国内外研究共50余篇，其中国内30余篇，国外20余篇，多形成于2019年自贸区协议正式生效后，成果主要从推动自贸区成立的因素、自贸区实施的效用以及对中非合作的影响三方面入手。

(一) 推动自贸区成立的因素

自贸区成立的因素主要分为历史和现实两方面。从历史角度考量，从非统至非盟，始终以泛非主义价值观和非洲一体化为主导思想，致力于谋求非洲国家政治独立和区域经济一体化^[2]。现实因素，自贸区的成立是基于提升非洲内生动力，促进经济转型的需求^[3]，它符合确定透明贸易规则、提高贸易政策透明度的诉求^[4]，也是在保护主义、强权政治盛行局势下，提高非洲话语权，维护多边主义的政治要求^[5]。

(二) 自贸区实施的效用研究

效用研究多来自于国外学者，通过不同模型分析了自贸区关税政策对区内国家贸易和经济的影响。多数学者认为自贸区将给协定内几乎所有国家带来积极福利收益，虽然短期内可能导致部分收入减少，但长期的社会经济效益将弥补这一短期损失^[6-8]。它还将增加区内贸易流动，构建、强化区域价值链，提升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规模和层次^[9]。但也存在相反意见，认为该协定只在4国(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马达加斯加、纳米比亚)取得积极成果，其他国家收效甚微^[10]。仅仅依赖取消关税壁垒不足以使非洲内部贸易的份额翻番，只有减轻非关税壁垒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11]。

(三) 自贸区成立对中非合作的影响

自贸区对中非合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层面。首先，将显著促进中国对非投资体量，提升双边贸易水平^[12]，拓展中非经贸合作领域，特别是在工业、农业、金融服务、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等领域^[13]，有利于实现中非合作转型升级^[14]。其次，自贸区将助力非洲减贫发展、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发展中国家共同繁荣、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成为中国对外传播技术、发展经验的新机遇^[15]。

综上，当前研究较为完整地梳理了自贸区的发展历史，并验证了自贸区及不同关税政策对贸易的潜在影响，同时从宏观上分析了对未来中非合作的作用。然而，现有成果忽略了当前自贸区的建设进程以及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更鲜有基于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难窘困的自贸区建设现状，中国应采取的应对之策。因此，本文将尝试立足自贸区建设初期这一特殊发展阶段，结合现阶段非洲所面临的挑战，就中国如何协助自贸区破局并与其开展深度合作进行论述。

二、非洲大陆自贸区的建设进程与挑战 (一) 自贸区启动迅速但建设缓慢

2020年在新冠疫情冲击下，非洲经济出现25年来的首次衰退。非洲多数国家贸易水平大幅下降，甚至出现“去工业化”现象^[16]。据世界银行预测，2023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增长率为3.6%，经济复苏持续放缓^[17]。作为非盟《2063年议程》的旗舰项目，自贸区的启动被视为非洲寻求发展的一剂“良药”。从2015年6月第25届非盟首脑峰会正式启动谈判至2018年3月21日通过生效，仅用时3年。协定的快速生效体现了区内各国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强烈意愿以及联合自强、团结振兴的坚定决心，为非洲大陆实现经济转型、互联互通、融合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图 1)。

然而，自贸区快速启动的发展趋势未能延续至初期建设阶段。首先，成员国对加入自贸区的准备程度总体水平仅为49.15%^[16]8，各国批准协定的速度和自贸区谈判进程都不如预期。正式启动时，非盟55个成员国中36个国家批准了该协定^[18]，但截至2023年2月，共有46个(85%)成员国启动国内程序并批准了该框架协定，两年中仅新增10个。这表明成员国在履行国内相关立法程序时遇到了一定阻碍，各国对自贸区的预期效益持观望态度。

自贸区谈判进程明显滞后。第一阶段《货物贸易议定书》虽然已于2019年生效，但涉及核心问题的原产地规则谈判仍未达成一致，截至2022年7月仍有约13%的商品关税细目在协商^[19]。第二阶段知识产权、投资和竞争政策的议定书按照预期，谈判书本应于2022年底完成，但目前仅拟定了相关议定书草案。第三阶段谈判至今尚未启动。此外，直至2022年10月7日，自贸区秘书处才允许代表非洲五个次区域的8个国家在该协定框架下进行试点贸易，这表明自贸区协定下尚未开展全面交易。

差异化立场导致了谈判滞后，非盟内部本身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与撕裂。发达经济体偏向主张制定更严格和针对具体产品的原产地规则以维护本国产品竞争力，在加入自贸区时不得不思考在多大程度上准备让渡经济主权权利，而其他缔约国偏向于出台简化性或实操性强的原产地规则，以加速普惠性贸易的落地。域内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自贸区谈判从一开始就矛盾重重。南非、埃及、尼日利亚等重要经济体的缺席导致自贸区“雄心壮志”成为空中楼阁。

(二) 自贸区建设初期的挑战 1. 政治意愿不坚定

非洲大陆领导人及区内各利益集团缺乏促进自贸区落地的政治意愿。一方面，长期以来财政收入高度依赖贸易关税，难以放弃短期利益。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科摩罗和中非共和国的政府总收入的5%以上来源于区内贸易关税。2025年全面实施自贸区时，非洲将有24个国家的净收入损失超过财政收入的1%^[20]。此外，部分非洲国家仍不愿放弃进口替代政策，以保护国内幼稚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以边境程序冗杂、透明度低下和海关“惯例”为主要内容的非关税壁垒也是政治意愿不坚定的重要原因。非洲是世界上非关税贸易成本最高的地区。据世行统计，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出口手续平均需31.5天，进口手续平均需37.1天，而经合组织国家仅为10.5天和10.7天^[21]。成员国与自贸区之间存在着“小我”与“大我”、“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部分国家领导人在一体化问题上徘徊犹豫。自贸区的建立和完善需要遵循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会一蹴而就，更不会一帆风顺。

2. 经济结构性障碍

殖民时期对宗主国依附的惯性以及独立后发展战略的短视造成了非洲各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

首先，区内各国多属于资源型经济，出口贸易集中化明显。以2019年撒哈拉以南地区产品出口的结构为例(图 2)，燃料、石材玻璃、金属、矿石等制品占总出口额70%以上^[22]，且前10位国家占全非洲出口总额的73.8%^[23]。区内贸易水平低下，严重依赖区外贸易，加剧了经济的脆弱性。区内国家之间可供交换的产品较少，难以形成产业和贸易互补，竞争大于合作，各国各次区域贸易政策的协同性较低。据统计，非洲大陆区内贸易仅占其贸易总额的约16%，而同时期欧洲为69%、亚洲为59.4%、美洲为55%^[24]。

其次，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对提高域内物流运输效率、打通域内产业链、促进制造业发展产生重要制约作用。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表现在两方面，现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以及建设成本居高不下。以公路运输为例，非洲路桥承担了80%的货运与90%的客运，但现有路桥密度仅为8km/100km³，远低于欧洲(163km/100km³)和美国(67km/100km³)的路桥密度^[25]。此外，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居高不下。以高速公路建设成本为例，中铁建为阿尔及利亚贝佳亚港口修建100公里连接线耗资13亿美元^[26]，约9 000万元/公里，远高于同时期中国国内平均建设成本。基础设施的落后，直接影响到非洲各国向区内外运输商品的能力和效率。物流绩效综合指数(LPI)显示，撒哈拉以南地区评分仅为2.45/5，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87/5)^[27], 排名世界末位。高昂的运输成本限制了人员和货物的流动，影响了区内企业的生产和投资，制约着非洲国家打通产业链。

3. 建设资金缺口庞大

非盟和非洲各国的发展长期缺乏资金，影响了自贸区建设进程。新冠疫情和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进一步加剧了资金压力，再次凸显了非洲“低增长、高债务”的问题。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为例，2010—202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平均每年需投入933亿美元，资金缺口达到每年300亿美元。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中2012—2020年优先发展项目需要融资680亿美元，缺口达380亿美元^[28]。部分已经亮起债务红灯的国家难以为内部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或担保，资金问题的掣肘将无限期推迟部分大型基建项目的实施进度，也将严重影响自贸区的建设进程。

三、中非命运共同体视角下中国与自贸区的合作依据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契合人类共同发展需求的世界价值观，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应对挑战、共创未来提出的中国方案。早在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坦桑尼亚时就提到，中非是命运共同体，有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在中非命运共同体视角下，中国参与自贸区建设主要基于以下方面。

(一) 中非合作形成了牢固稳定的建设机制

多年来，中非形成了以“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非合作论坛双联动的建设机制以促进新时期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与除毛里求斯外的52个非洲国家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还与非盟签署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规划，为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中非合作论坛成为中非双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论坛成立20年来，中非双方实现了从“新型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飞跃，成为南南合作机制建设的典范，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自贸区目标高度吻合。两者在促进域内经济要素有序流动、构建一体化建设、助力地区健康发展等战略目标上高度契合。都是以各领域重点项目为抓手从而实现区域一体化，根本路径是对接各国政策和发展战略，促进联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自贸区通过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加快非洲区域经济和贸易一体化进程、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平衡，推动共同发展。其二，已经建立了成熟的合作路径。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形成了以《中非合作愿景2035》为代表的中长期合作规划，为中非合作提供了现实可行的合作路径。它将中国的发展规划与非盟《2063年议程》有机结合，为中非未来合作明确了新内容、新方向。

(二) 中非经贸成果丰硕、互补性较强

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非经贸合作稳步增长，成果丰硕。新冠疫情再次凸显了双方合作的稳定性和韧性。以撒哈拉以南非洲为例，2021年双方贸易额突破2 100亿美元，实现历史性新高(表 1)。自2012年起，中国已连续12年成为其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出口中国的贸易份额稳定在10%~17%之间，中国占其进口总量的17.98%，均远高于其他贸易伙伴(图 3)。此外，中国对非投资总体保持活跃，2021年达到49.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8%。截至2021年底，对非投资存量超过441.9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五大对非直接投资存量国，遍及50多个非洲国家^[29]。

在进出口类别上，中非贸易显现出较强互补性。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为例，2019年向中国主要出口矿物、燃料、金属等能源、矿石类初级大宗产品，占总出口额90%以上，进口机器及电子产品、纺织品等制成品(表 2)。非洲大陆自贸区的建立将助力中国对非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中国的产业升级和产能转移创造空间，也为中非产能合作创造更多红利。非洲也需要通过投资为当地带来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带动产业发展。

(三) 世界格局大变革为中非合作提供新机遇

世界主要力量深入非洲，各势力竞逐更加激烈。当前地缘政治冲突日益加剧，世界大国纷纷调整在非政策，扩大在非影响力，为中非合作带来挑战与机遇。拜登政府上台后，布林肯三访非洲，2022年12月美非峰会美国政府承诺3年向非洲投资至少550亿美元，同年2月第六届欧非会议欧盟宣布1 500亿欧元的对非投资计划，都凸显了美欧企图重返非洲的动向。然而，由于殖民因素和多年来的援助实践，非洲已清楚认识到美欧企图维护自身在非利益为真，乐意投资为假；控制非洲、主导非洲的思维为真，促进和平发展的愿景为假。多年来美欧在关注非洲民主化进程、打击恐怖主义的幌子下维护其能源安全和利益，同时挤压了发展中国家在非洲的发展空间。

中国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与非洲拥有相似的历史，秉持“独立自主”的发展理念，不干涉别国内政，支持非洲独立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赢得了道义和民心。自贸区作为非洲寻求独立自主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点，需要中国的参与和支持，也是中非扩大深化合作的重要机遇。

四、中非命运共同体视角下中国与自贸区的合作路径

新时代十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这一根本性的变革体现在我们党对世界发展的历史主动性的把握，体现在我们党对中国国际角色转变的认识和实践，体现在我们党引领中国人世界观念的觉醒重塑。在自贸区建设的初期阶段，我国应该抓住历史机遇，密切关注自贸区建设进展，主动参与构建自贸区的框架与机制，争取参与制定规则并把握发展的主动权，为自贸区发展提供破局动力，也为自贸区框架下的中非合作提供新的机遇。

(一) 努力实现中非更高水平政治互信，引领中国与自贸区迈向务实合作

基于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难窘困的非洲发展现状，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非盟《2063年议程》全面对接，努力实现更高水平政治互信，引领中非务实合作。

第一，坚持“中非命运共同体”，在后疫情时代正确引领中非关系和国际经济新秩序。新时期中非需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同心协力、合作共赢，将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作为双方合作发展的根本理念，维护中非合作的优势地位。同时，要正确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目标，在中非全面合作的基础上，破除局部性和排他性思想，建立世界各国参与共建的格局，推动形成公平合理和共商共建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第二，在《合作规划》的框架下，加速搭建中国与自贸区的对接平台。《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规划》是中国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签署的第一个共建“一带一路”规划类合作文件，也是促进中非双方优势互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非盟《2063年议程》全面对接的纲领性文件，它是中非高水平合作的最新蓝图。在此框架下，加速搭建与自贸区覆盖面更广、更稳定的合作对接平台，一方面能够有利于制定贸易便利化的相关政策，促进中非贸易平衡，另一方面有利于鼓励、资助中国企业专注于增值制造业，实现投资多元化，助力非洲制造能力提升。

第三，积极做好宣传，驳斥“能源掠夺”“债务陷阱”等不实言论。中国与自贸区合作是驳斥不实言论的良好机遇。首先，官方途径进一步通过对话磋商机制展开交流与沟通，增进互信与理解。注重发挥报纸、电视等媒介正向引导舆论的作用，敢于并善于开展舆论引导，做好宣传解释工作，积极讲述惠及民众的“万村通”、城市电网与饮水等民生建设项目，让非洲普通民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其次，拓宽民间交往沟通渠道。通过标语宣传、多样化人文交流、留学生赴华学习等途径，树立普通民众特别是青年人对华的正确认识，消除不实言论造成的消极影响。

(二) 建立与自贸区的长效联络机制，关注和支持自贸区相关法规的制定和实施

第一，建立常设机构，确保中非双方保持良好的沟通与互动渠道。当前，非洲大陆经济一体化进程缓慢，不确定性增多，但仍应以“一带一路”倡议与自贸区对接为基本思路，在此基础上中方可以依托常设机构与非洲自贸区秘书处对接，加强中非自贸区合作的良性沟通。部分多边国际援助机构已与自贸区秘书处进行了第一轮接触。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例，其非洲区域办公室已与秘书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向秘书处提供了300万美元现汇援助。

第二，注重规划谈判进程与路径，尤其关注中非自贸区合作的法律政策进展。一方面立足中国与非盟、次区域组织等既有的法律政策基础。《中国对非政策文件》《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等政策文件为中非自贸区合作在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另一方面参考中国提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以来所总结的历史经验，增加中资企业赴非投资的信心。目前中国已同28个国家和地区签订自贸协定，其中包括2022年全面生效的RCEP协定，在贸易自由化、贸易便利化、互惠原则、竞争政策等方面为中非自贸区合作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功范本。鉴于非洲严重的非关税壁垒，可将相关政策的谈判和实施作为优先跟踪事项，中方可协助非盟提供相应的技术和资金支持。

第三，持续关注自贸区与其他区域、次区域组织、国家的新动态。密切跟踪非洲主要区域及次区域组织与欧美等国的进展，立足中非经贸合作的现实，制定谈判策略，争取与自贸区缔结有效的双边投资协定，用强有力的法律和政策来维护中非双方的共同利益。中国与莫桑比克签署的投资促进与保护协定为中国企业在莫桑比克的投资提供了法律保护和稳定的投资环境，增加了中资企业赴非投资的信心。

(三) 采取多维度关税制度，推动产业调整和升级

自贸区涵盖了54个非盟成员国，涉及多方利益以及多个合作领域。它的建立必将对部分产业带来冲击，为了避免产业结构、发展阶段相似造成的恶性竞争，区域内部应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升级，拓展合作的广度与深度，最终实现互利共赢的互补格局。

第一，保护敏感性产品及产业。针对同类型产品及产业，建立行业统筹机构，推进资源整合。非洲多国属于资源型经济，出口贸易集中于以矿产、能源为代表的初级产品，自贸区成立易形成同类型产品产业的恶性竞争。行业统筹有利于聚集优势资源力量，提高自贸区内矿产、能源等行业的集中度。一方面可应对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确保政府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通过统筹规划，能够有序推进矿产、能源类行业的资源开发、冶炼加工、技术研发，实现产业升级，将劣势转变为优势。此外，行业统筹也将提高中非在贸易谈判、技术合作等方面的效率，促进经贸合作便利化。

第二，就幼稚产业建立阶段性开放的时间表。非洲制造业水平整体较低，但近年来部分国家通过发展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已逐步脱贫。尼日利亚大力促进食品、饮料、烟草、纺织服装等轻工制造业发展，埃塞俄比亚通过设立工业园区发展纺织服装业，出口额自2000年至今增长了10倍，肯尼亚、乌干达增长了约5倍。快速且完全开放将导致幼稚产业暴露在严苛的国际竞争下，中非双方可在产业细分的前提下，建立针对双方幼稚产业设立一定的保护期限和分阶段开放的时间表，通过增加科研投入、升级设施设备提高产品竞争力。

第三，设置针对农业的特殊保护期。农业是中非双方的支柱产业，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中非都必须做好在开放市场之时对农业的保护工作。以尼日利亚为例，其农业产值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2%，政府通过征税、配额和进口禁令等形式对家禽、牛肉、猪肉、大米等农产品实施进口限制。中国与自贸区的农业谈判可进一步细化产品类别，设置基于不同产品的异质化保护期限，但总体原则和进程可更加缓和，以保护中非农民的基本权利和促进国内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 依托技术变革，以企业为抓手，拓展中非合作新领域

非洲正处于工业化建设和技术变革的关键时期，中非合作应立足双方现实需求，以企业合作为抓手，积极拓展合作新领域、挖掘新增长点，助力非洲一体化体系行稳致远。

第一，鼓励中非跨国企业进行技术合作。吸引外资投资是快速实现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有效渠道。企业是外商投资的主体，也是中非合作的助推器。应积极引导中国企业根据自身优势及非洲资源禀赋优化投资格局，特别是发挥非洲在人口结构、市场规模和自然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海信集团深耕非洲多年，不仅满足了非洲消费者对高质量家电产品的需求，还实现了部分产业链的转移，有效带动了当地配套产业的发展，影响辐射至周边多国，充分发挥了企业在技术、装备和产能方面的优势。

第二，立足投资环境和现实需求，不断挖掘中非合作新增长点，特别是在数字创新、绿色发展、金融货币等方面。在数字创新领域，充分利用非洲海量的移动互联网的用户数量，发挥中国在跨境电商、移动支付等技术上的优势，推动非洲数字经济加速转型和中非数字经济合作。阿里巴巴旗下支付宝2018年进入肯尼亚市场，并与非洲最大的电子移动支付服务商M-Pesa合作，共同推出了数字支付解决方案。蚂蚁金服还与当地通讯公司萨法利着手移动支付合作，为肯尼亚小微型贸易商购买中国商品提供了极大便利，M-Pesa活跃用户已超5 000万。绿色发展历来是中非深化合作的重要领域，积极分享中国的现有经验，加强非洲在能源转型、低碳建设、气候变化、海洋生态保护、治沙防沙、野生动植物保护、自然灾害检测预警等方面的能力建设。

第三，加强金融领域合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非洲金融业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前景广阔。自贸区现已推行试点泛非支付结算系统(PAPSS)，以支持非洲国家使用本币交易和支付，并减少对第三方货币的依赖。自贸区的推行是人民币国际化、建立独立于西方的金融结算体系的重要机遇。首先，积极促进中非双方本币结算，最大限度提高进出口贸易便利化、自由化，打造更加稳定的金融环境。其次，积极推出多元跨境融资产品，包括结构化融资、跨境保函、跨境人民币等，提升跨境金融服务能力，为中非双方企业提供必要协助。

(五) 防范风险，借鉴经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一，加强多方合作，预防潜在风险。受多重因素影响，非洲风险形势依然严峻。首先，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加剧了合作风险。政治动荡以及恐怖暴乱仍然是非洲政治安全的挑战。选举引发的政治风险依旧很高。俄乌冲突恶化了非洲的营商环境。外溢作用蔓延非洲，推高了非洲粮食价格，直接导致高通胀，影响了非洲的营商环境。中国投资企业应时刻关注对象国的政治生态、经济环境，提高研判危机的能力。其次，严酷的债务风险。多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正陷于债务困境或面临高风险。经营主体一方面应加强对融资项目的风险管理和监控体系，通过多元化融资、与第三方市场合作等形式分担风险，提高面对突发风险的预警和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立足于现有的融资经验为解决融资问题提供科学依据。财政部发布《“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为破解自贸区合作中的融资风险提供了具体的解决方案。

第二，借鉴“一带一路”沿线自贸区建设的成功经验。我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13个国家签署了7个自由贸易协定，覆盖新加坡、巴基斯坦等发达及发展中国家，还拓展了以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国—中东欧自贸区为代表的区域贸易协定。以中国—东盟自贸区为例，它探索出一条符合发展中国家自身特点的建设之路，也为中国与区域合作组织建立自贸区积累了宝贵经验。首先，谈判采取的分步骤执行即先框架谈判后内容完善的方式，最大限度促成中国与东盟自贸区的合作落地。其次，充分考虑东盟区内国家的经济现状和产业结构差异，创造性地采用“早期收获法”，使得部分最不发达国家率先获益，大大减小了对区内落后成员国的冲击。非洲区内国家众多，涉及各方利益复杂，与东盟自贸区存在一定的共通之处，这为中国与非洲自贸区合作提供了新的路径参考，有利于合作协定内容走深走实。

第三，多措并举提升非洲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首先，进一步优化布局，优先与“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深化合作。加强对象国政策法规、业务效率、资金汇兑、电力配套、原材料生产能力等多方面评估，统筹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服务中非贸易便利化。同时，在基础设施项目周边建设现代化综合物流基地，形成和完善当地的产业园区、发展保税区以及道路修建等多种业态。其次，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小中非之间的“数字鸿沟”。发挥我国在5G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助力非洲网络互联和信息通信能力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