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观念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突出和强调“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深化和发展，是新时代新征程上党的思维方式变革的重要方向。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该建议明确提出要“坚持系统观念”^[1]。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建议》的说明中，明确阐述了系统观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基于“系统谋划、统筹推进”而总结出来的“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2]。“系统观念”作为“十四五”规划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一经确立之后，进一步扩展到社会发展的各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领域的专题会议中，多次强调解决实际问题要“坚持系统观念”。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提出了六个“必须坚持”，其中第五个“必须坚持”就是“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并由此将其上升到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高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把系统观念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以系统观念统摄“七大思维”(即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进一步明确了系统观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方法论重要地位，由此引发了学界的研究热潮。

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学界关于“系统观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系统观念”的重要论述研究。如：马丽等从提出过程、思想意蕴、实践要求三个方面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同志关于“系统观念”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3]；赵浚等从逻辑缘起、逻辑继承和逻辑展开三个环节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系统观念重要论述的逻辑理路进行了阐释^[4]；王香平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从系统观念出发统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既体现了对运用系统观念治党治国治军、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融会贯通和娴熟驾驭，也彰显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战略眼光、理论思维和哲学素养^[5]。此外，张文显论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系统观念^[6]，刘飞论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中的系统观念^[7]，等等。

第二，关于“系统观念”原理的研究。如：闵家胤以“什么是系统观念”为题，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进化论四个方面深刻阐释了“系统观念”的丰富内涵^[8]；辛鸣从方法论意蕴与实际运用两个维度解读“系统观念”，认为“系统观念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思想工具”，而“系统观念的思想方法集中体现为系统思维”^[9]；齐艳霞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系统思想、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现代系统科学中的系统理论这四个维度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系统观念奠定了深厚的理论根基^[10]；张维真认为，坚持系统观念既是对唯物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更是党在总结实践基础上做出的重大理论概括^[11]；范冬萍等从系统科学方法论出发，提出系统观念是一种关于一般系统的整体论科学思维，关于自组织系统的非线性科学方法论，关于复杂适应系统的生成论科学方法^[12]。

第三，关于运用系统观念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运用系统观念解决实际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历来重视的工作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生态、经济和党建三个领域。首先是关于运用系统观念改善生态环境的研究。比如：龚万达、周宏春、李国英等均立足系统观念研究生态环境问题^[13-15]。其次是关于运用系统观念加强经济建设的研究。杨玉成、张梦阳、范卫红等以经济建设为目标，运用系统观念进行广泛研究^[16-18]。再次是关于运用系统观念加强党的建设的研究^[19]。比如：彭东光提出要以系统观念推动基层党建^[20]；杨润聪等强调以系统观念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21]；罗亮提出赓续红色血脉要坚持系统观念^[22]；陈沉提出聚焦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要“开展整体性探讨，依据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积淀，以系统思维为引领”^[23]，在此基础上，陈思思强调坚持系统观点和系统方法，既关注庞大的精神谱系系统，又聚焦精神谱系中具体精神形态^[24]。最后是关于运用系统观念加强党的建设的研究。贺夏蓉认为系统观念是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理论依据，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多方同向发力的系统工程，因此提出要以系统观念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要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19]；彭东光提出要以系统观念推动基层党建，从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整体性四个方面分析了桂林市运用系统观念推进基层党建的具体举措，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组织保障^[20]；杨润聪等强调以系统观念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认为基层党组织可以依托党的领导优势，构建“一体化”的基层党建系统、基层工作系统、基层治理系统^[21]；罗亮提出“赓续红色血脉要坚持系统观念”，“从红色血脉内部如红色基因、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等要素构成出发，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红色血脉的文化滋养”^[22]；陈沉提出聚焦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要“开展整体性探讨，依据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积淀，以系统思维为引领”^[23]，在此基础上，陈思思坚持系统观点和系统方法，既关注庞大的精神谱系系统，又聚焦精神谱系中具体精神形态，从三个维度系统梳理当前学界关于精神谱系的研究成果，为新征程上增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提供理论依据^[24]。

综观关于“系统观念”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到，学术界目前已经大致形成一个包含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系统观念重要论述、系统观念基本原理、系统观念实践应用三个方面在内的总体框架，其中的主要问题均已“破题”，但还处于全面系统研究的初始阶段，有待进一步深化拓展。关于“系统观念”研究目前存在的不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系统观念重要论述的研究目前虽然已从多个方面展开，但在成果数量上还远远不够，在涉及领域上也远未完备，在理论深度上有待提升；二是对系统观念基本原理尤其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系统观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基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和新时代新征程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理论研究也还有待深入展开；三是对于具体实践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生态、经济、党建等方面，研究方法以理论阐释为主，对于具体实际应用的研究有所不足，对于实践案例的研究较为少见。

作为新时代“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作为新征程上“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而必须坚持的立场观点方法，对系统观念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针对当前学术界系统观念研究的不足，拟从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其一，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阐明系统观念的理论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哲学原理高度对系统观念进行理论阐明；其二，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系统观念的重要论述和治国理政具体实践出发，对习近平总书记运用系统观念创造性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行理论阐明；其三，总结习近平总书记系统观念思想方法对唯物辩证思想方法的深化和发展，阐明系统观念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明确提出“系统观念”这一概念，也没有将其作为一个明确的哲学范畴进行论述。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辩证法，已经明确包含了系统观念的思想。

马克思在1867年撰写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25]。研究者将其总结为“社会有机体”思想，认为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总体性方法论”，立足于社会有机体原理的矛盾论，构成了系统观念的“动力学”机制，进一步，“在总体论和矛盾论的基础上，回归社会有机体中介范畴的方法论本质”，则可以建立起“基于中介范畴的生物学隐喻”，即基于“‘阶段性+多样性’的系统观念分析框架”^[26]。

恩格斯在1873年至1882年撰写的《自然辩证法》中说：“我们所接触到的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27]在1886年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进一步强调说：“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28]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从社会和自然出发，确立了“有机体”和“集合体”的观念，实际把自然和社会不仅当作一个整体，而且是“有机”“集合”的“相联系的总体”，这实际上就是把自然和社会当作一个系统的整体。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习近平同志也强调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方法。理解系统观念必须将人类社会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从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26]，进一步，“坚持系统观念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观，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29]。

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的统一体就是“系统”。邓小平同志也曾就现代化建设各项任务的普遍联系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30]事实上，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已走过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观念，系统观念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提出并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把它们作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改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举措，从而形成“四个全面”协调推进的战略布局，是坚持系统观念和系统思维的重要原创性成果。“从局部现代化到全面现代化，从不大协调的现代化到全面协调的现代化，从全向度发展的社会到全向度发展的人”^[31]，系统地构建起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党中央致力于推进全面深化改革，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32]509的战略任务。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强调“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32]512，“全面协调就是系统方法的集中体现”^[33]。从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任务的提出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确定，都蕴含着系统观念的创造性运用。2014年，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对于为什么要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作了进一步说明^[34]。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等13个方面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明确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这个总目标的确立是坚持系统观念的成果，它所明确的是一个系统性任务。即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35]163。由此可见，无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都是系统工程，都需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习近平同志把党的领导看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强调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筹协调，这本身就是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各项工作、确保全面依法治国系统工程良性运行的重要体现。

2014年10月，习近平同志首次提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重大命题，并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从而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36]。所谓“全面”就是管全党、治全党，就是管所有党员和党组织，管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建设，重点是抓住“关键少数”。所谓“严”就是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所谓“治”就是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党组织都必须承担抓好党的建设的主体责任，真正做到常抓不懈。显然，无论是从责任主体看，还是从工作对象和工作范围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都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整体谋划、统筹推进。

总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每一个“全面”都是一个系统，它们又共同组成一个更大的系统。坚持系统观念是习近平同志谋划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基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2020年10月，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提出了“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思想，以此作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性思想和工作方法。

习近平同志指出，新发展阶段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37]5。新发展阶段要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37]13。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整体进程中，系统观念是其中“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其主要内容就是“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要“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这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的“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37]39。显然，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系统观念进行系统谋划的重要理论创新和重大理论成果。这五大发展理念的功能各有侧重^[35]827。基于五大发展理念各自侧重点以及它们的整体综合效能，坚持系统观念要求我们要坚持整体谋划、统筹推进^[38]。

贯彻新发展理念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2020年4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财经委会议上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年10月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十四五”规划建议，把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作出全面部署，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谋划”^[37]10。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系统观念谋划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又一个重要范本。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格局反映的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总体运行态势，其本身就是一个由国内循环系统和国际循环系统组成的大系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系统观念来看待和处理这个经济大系统。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这个时期，由于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我国形成了以国内循环为主、基本自给自足的发展格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扩大对外开放，逐步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外向型发展模式。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形成了以国际大循环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格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的国际循环要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在“防范系统性经济风险”的同时也要“解决关键环节的‘卡脖子难题’”^[39]。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和深刻变化的内部发展条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深刻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基础上，深刻把握发展大势，作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决策。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正确处理发展格局中的各种重大关系，特别是要正确处理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关系以及国内大循环中的整体和局部的关系，确保整个发展格局系统高效平稳运行。一是要正确把握整个发展格局中的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这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国内外市场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是内在有机统一于世界市场的系统”^[40]。尽管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但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方向，任何国家都无法完全离开世界市场而发展。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所要构建的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41]，我们必须保持国民经济循环的开放性，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堵点，使两个循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二是正确处理国内大循环系统中的整体和局部的关系。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以全国大循环为主体，不要求也不允许各地搞省内、市内、县内的自我小循环。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破除有形无形的地方保护、部门保护和市场分割壁垒，共同致力于构建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促使国内大循环畅通无阻。

“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重要思想的形成，作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性思想和工作方法，是新时代十年的伟大成就，同时也是新征程上贯彻系统观念的重要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42]。这一思想，深刻地体现了“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坚持系统观念的科学思想方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中的‘现实的运动’”，“五位一体”协调发展才能有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而生态文明建设恰是“五位”中的突出短板，补上这个短板“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它需要从思想观念、发展方式、体制机制等各个方面同时发力”^[43]。党的十八大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从战略全局出发，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制定了新时代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目标，充分体现了系统观念的方法论意义。

习近平同志坚持用系统观念看待生态文明，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系统观，坚持用系统观念谋划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提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他指出：“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有机链条。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44]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紧密相连的系统，它们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构成一个生命共同体。人本身也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生态循环的一个环节，人与自然也是生命共同体，是唇齿相依、共存共荣的一体化关系。

既然生态是一个内在要素有机联系的系统，我们就必须用系统的观点看待和对待它。“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系统观，本质上就是要求我们认识和遵循自然本身的运行规律，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看待自然，用系统治理的方式保护和修复自然。习近平同志指出，“要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看问题，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躯体，应该统筹治水和治山、治水和治林、治水和治田、治山和治林等”^[45]。“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32]507。因此，对于生态治理问题，我们必须从总体上改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管一摊、相互掣肘的状况，坚持系统观念，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将山、水、林、田、湖、草、沙作为一个整体给予统筹谋划、系统治理。

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主要体现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面，特别是体现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转化为党的思想方法方面。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转化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矛盾分析”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并运用的系统观念思想方法，进一步推进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

党的二十大报告以系统观念统领“七大思维”，即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清晰地表明了七大思维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所体现的前瞻性思考和全局性谋划特征。从哲学角度看，系统观念既是本体论观念，也是方法论观念，是我们坚持“七大思维”的重要支撑。显然，以系统观念统摄“七大思维”，更加突出前瞻性思考和全局性谋划的重大意义，无疑正是习近平系统观念思想方法对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深化和发展。

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辩证统一，是唯物辩证法思想方法的一个重要主张。习近平同志在运用系统观念的思想方法处理“两点论”与“重点论”的关系时，把坚持“两点论”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加突出统筹兼顾与综合平衡的重大意义。

尽管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已经包含关于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诸多重要论述，理论界学术界对系统观念和系统论也有大量的理论研讨，但习近平同志把系统观念正式引入党的主流话语并作出创造性阐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仍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个观念的正式引入标志着我们党的思维方式的重要变化，即从侧重抓重点突破转向更加注重统筹协调平衡。尽管传统的唯物辩证思想方法一贯主张“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辩证统一，但它又强调只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种思维方式的侧重点毕竟是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抓重点突破和以点带面，而把解决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放在兼顾的位置，放在“各方面工作都要点一点”的位置。习近平同志则把系统观念看作是基础性的思想方法，并用系统观念来统领“七大思维”，这进一步凸显了前瞻性思维、全局性思维和整体性思维在党的思维方式中的重要地位，这种思维方式更强调考虑事物的所有因素，更强调事物诸因素之间的协调、协同以及事物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其着眼点在于系统的整体功能优化，其侧重点更偏向统筹协调平衡。尽管坚持系统观念的思想方法也十分强调抓住重点突破，但抓重点突破终究是为了系统的协调平衡发展和整体功能优化，用习近平同志的话说，就是在重点突破中推动工作协调发展，因此这种思想方法的基调是统筹协调平衡。由此可见，在党的重要文献中正式提出并阐发系统观念，这是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党的思维方式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

总之，习近平同志关于系统观念的思想方法提升了前瞻性思维和全局性思维在唯物辩证思想方法中的地位，是对传统唯物辩证思想方法的重要深化和发展，成为新时代党的思维方式变革的重要标志。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深刻领悟新时代思维方式的这一重大变化，增强系统意识，强化系统观念，把系统观念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贯彻落实到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