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中国历^[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以及在党的二十大报告等不同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以不同方式重申这一主张。尤其是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3]。这些主张既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现象，又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来源。

由此而来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怎样的结合？具有什么样的理论指向呢？面对这样的现实问题，有研究者从文化思想的视角出发，解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内容来看，主要观点有两类：(1)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一致性。一方面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相通性”“亲缘性”^[4]，甚至是“共同性”^[5]，表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6]，体现为“应用层面上的结合”和“思想文化层面上的结合”^[7]，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的哲学依据^[8], 是产生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具体形式^[9]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改造性”一致，即马克思主义用扬弃的方法，合理性地选择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0]，改造和提升^[1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契合性”。契合性不是无差别的同一，而是以差异性为基础，结合并不是单向的，而是互相成就^[12]。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者相互成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13]。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不仅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了新的生机活力，还使马克思主义本身获得丰富的文化滋养^[14]，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华文化的现代化^[15]及其两者“辩证的统一”^[16]。

无论是“一致性”主张，还是“契合性”主张，它们都表达了深刻的理论洞见。然而，它们也遇到了挑战。比如，“相通性”“亲缘性”这两个概念的基本含义没有清晰界定，其逻辑也不能自洽——以儒学要义来说明社会主义，认为儒者率先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些证据没有说服力，若读儒家书的人率先接受马克思主义，何以打出反儒的旗帜？同样，“共同性”的主张也存在不足。如果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共同性而相结合，那二者就没有相结合的必要。与之相类，“改造性”也存在逻辑问题，即从自身理论的前提出发，去改造另一理论，往往会忽略了理论的条件性，导致被改造理论的扭曲。“相互成就”观点虽然承认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不同，但其论证却比较宏观和抽象。显然，这一系列理论挑战对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消极作用，也反映了当前理论研究的困境，这与认识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主张性质密切相关。事实上，从时空情境来看，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主张，其性质并非仅指文化理论本身，而更是指向党和国家的文化发展政策。这项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概括中国本土历史文化经验和世界其他地区发展经验，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最终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中国理论的丰富储备与供需平衡。

为此，本文致力于梳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背景，从文化思想视角解读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不能局限于文化本身，进而指出两者的结合在本质上是新时代的文化政策，揭示出这一新政策的理论指向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表明中国文化理论匮乏以及西方文化理论带来的竞争压力，如何形成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忧患意识——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回应新时代文化理论需求的动力；分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创见，包括基本架构、理论功能、理论话语、中国视角、文化凝聚力方面的创新，以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这一新时代的文化目标。

由上可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文化政策蕴含着明确的理论方法意义，这将有利于认识和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守正创新特征，也有利于认识和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并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推动国内外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度出现“国学热”现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制定了专门的文化政策，以公开正式的方式提出了全新的时代命题：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传承者。党的十八大报告则高度评价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凝聚力、创造力，并将其评价为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17]，因此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主流政治话语体系，成为中国文化强国建设^[17]目标下频繁出现的文化概念。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述及其历史评价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自信，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根本地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系统梳理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间的历史文化脉络。这份报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为基础，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间建立了历史逻辑下的承接、融合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18]。党的十九大报告表明，从属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够产生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绝非偶然，而这三种文化共同的传承者、弘扬者、引领者以及实践者^[18]是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将中国历史文化作为现实文化，使之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要求二者相结合，实现二者的贯通^[19]，以期在新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党的二十大报告的这一表述表明，中国共产党越来越看重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相结合，以此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后者能为前者提供诸如“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19]等丰富的政治文化理念)，才能有更大的发展。此外，党的二十大报告直面中国历史文化的现代价值，将中华传统美德作为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发展方案的重要内容。

在2023年6月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高到规律性认识^[3]的理论高度，由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以及发展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的文化主张和文化政策。

从党的十八大报告，到党的十九大报告，再到党的二十大报告，以及2023年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中国共产党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体系之中，继而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主张，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0]的重要内容。对于二者逻辑关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行了理论阐释——马克思主义融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成为中国的”^[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借助马克思主义而变为现代的文化力量。研究者们也加入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主张的探索和阐释，但是他们常常受到基本理论问题的困扰，如局限于对“契合”和“契合性”等概念的阐释，以及受到传统文化的经验和教训^[21]等影响。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但常常被学术界一部分人解读为孤立的文化思想现象，即片面地从文化思想视角解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典型主张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亲缘性”“相通性”“亲和性”。具体地说，该主张简单地将共产主义与大同理想、辩证思维与中庸之道、实践观与知行合一、人的本质与人伦观、唯物主义与多神崇拜、革命暴力与起义逻辑、群众史观与民本思想、解放世界与修齐治平^[22]等思想联系起来。与此类似的还有“亲和论”，这一观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为两种文化，并认为两种文化具有“亲和性”。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中国本土的“道”“经世致用”“均贫富，等贵贱”“大同理想”^[23]等概念，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实践观、平等观以及共同理想。

事实上，上述文化亲缘论其来有自。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人主张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与孔子的大同世界“不谋而合”，甚至认为需要借助孔子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变为“天下公器”^[24]。由此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存在水土不服，它与传统儒家思想“一致”^[25]。也有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孔孟思想并非完全“一致”，而是在表达差异基础上的“趋同”，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理念改造传统的儒家思想^[26]。

无论是“亲缘性”“相通性”还是“亲和”性，姑且统一称为“亲缘性”。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亲缘性”关系的观点并不科学。因为在“亲缘性”关系论举证的要点中，存在明显违反理论融贯的证据——如唯物主义和多神论并举。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因此唯物主义必然反对有神论。无论是一神论，还是多神论，都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相悖。既然马克思主义和“多神论”在理论本质上相悖，又怎么会有“亲缘性”呢？再比如，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革命暴力”是指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革命活动，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生产力基础上的，“起义逻辑”则是指中国历史上由各个阶级参加的推翻封建王朝政权的政治运动，它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条件的。因此无论是在生产力上，还是在文化观念上，“革命暴力”和“起义逻辑”都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亲缘性”关系无从谈起。关于“亲缘性”关系的其他观点，诸如将本土的“道”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相关联，也存在逻辑上的背离。尽管它们都可以被看作解释历史发展的变量，但却不能由此认定唯物史观和道具有亲缘性。

以上分析表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视为纯粹的或孤立的文化思想之间的关系，运用了某种格义特征的方法，却无法解读出二者相结合的本质特征。格义是魏晋时期的学人运用中国本土玄学概念理解、阐释佛教思想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佛教思想依附于玄学的局面。直到创造出了自身话语系统，佛教思想才从格义中走出来，并由此而奠定儒、释、道鼎足而立的文化格局。格义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一定的消极作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必须摆脱某种不当的格义方法，避免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某种历史文化的依附文化。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缘于“亲缘性”关系的观点已暴露出理论上的逻辑困境。它表明仅从文化思想视角孤立地解读其关系，已然偏离了二者相结合的初始意义。这就不得不让人反思，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否是一个纯粹的文化问题？回答是否定的。事实上，二者相结合不仅仅是一个文化问题，从性质上说，它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的一项新文化政策。

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理解为一项文化政策并非空穴来风。从性质上来说，无论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关系列重要讲话，还是党的二十大报告的相关内容，都可以视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新时代文化发展政策。从党的二十大报告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列于这份政治报告的第二部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中。这一明确的内容安排表明，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其他未来规划一样，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项新文化政策。

党的二十大报告制定的这项新文化政策，其发展目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是自毛泽东同志开始就始终坚持的理论追求。长期以来，毛泽东同志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27]，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历史经验结合，并融会中国优秀文化精华^[27]，形成毛泽东思想。这进一步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需要立足于中国具体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原则和方法，选择和重构中国历史文化要素，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满足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需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继承了以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政策立场和要求，包含了二者相结合的基本要素：(1)中国历史文化并非孤立的历史化存在，而是要把它还原为现实的文化力量，广泛地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2)突出中国历史文化的载体——国家和中华民族，即把历史文化当作国家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成国家、中华民族与历史文化相一致的文化共同体。这就意味着，中国历史文化与国家和中华民族融为一体，成为支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在场文化条件，“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19]，这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存在状态和样式的新定位。(3)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中国历史文化视为理论，有其自身的文化逻辑，且主张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要相结合，实现二者的贯通、融通^[19]。

中国共产党发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意义，因此以政策的方式表达出来，确立了二者之间“相结合”的关系。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扎根中国历史文化——中国历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文化条件^[28]，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亟需的本土历史经验和文化资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可缺少的文化要素。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

前述表明，中国共产党制定新时代文化政策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目标。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非抽象概念，而是立足中国实际的理论形态。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从中国历史经验和当代实践经验抽象出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由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以不同的概念表达出来。在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就已经指出，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大量亟待解决的新现实问题，建构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29]、中国理论^[29]变得越来越迫切。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提出，要形成“与时俱进理论成果”^[19]，“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19]，充分地表达了中国的社会文化理论需求。在2023年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对中国理论的期待，希望能在中国经验基础上提炼出中国理论，以实现精神的独立自主^[3]。这些新概念及其新思想的出现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文化思想，即习近平文化思想。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新文化政策的理论指向为习近平文化思想。

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常无的心态”^[30]，概括中国的历史发展经验和社会主义发展经验，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开放性理论形态，具有开放性、民族性与普遍性的特点。开放性是指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而不断丰富和发展；民族性是指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于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经验，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文化的气质风貌；普遍性是指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体系的理论功能，对中国和世界范围的发展现象有更广泛、更合理、更有效的解释力，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既让马克思主义融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马克思主义展现中国文化气质，又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生成新的文化生命体。

所谓文化忧患意识，是指在全球开放多元文化条件下，一种强势理论文化会挑战另一种弱势理论文化，从而导致后者产生强烈的竞争压力感，造成弱势理论文化一方的理论危机意识。在思想市场上，一种强势理论文化的社会影响力会给另一种弱势文化支持者带来文化压力，致使弱势文化支持者产生强烈的文化危机感。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忧患意识主要源于西方文化竞争下的社会主义理论需求，这可以从前提条件、文化挑战以及核心要素等方面进行说明。(1)思想文化的开放与多元是形成忧患意识的前提。在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背景中，中国社会的文化谱系至少包括三大系统：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本土历史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三种文化之间是一种共存、交流和竞争的关系。从目前的态势来看，三者的关系相对比较清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旗帜下，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中国历史文化已开启紧密交流与“相结合”的过程，而马克思主义文化正处于不断超越西方文化的干扰与影响之中。(2)马克思主义文化面临着西方文化影响力的严峻挑战。在多元的中国社会文化中，马克思主义固然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但西方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仍具有较大的干扰性能量，西方文化及其理论知识对中国学者和社会仍然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在部分人群中出现了“思想和思维被殖民”^[31]现象。这虽然是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单向度文化输入或渗透，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忧虑、深思”^[32]，马克思主义文化正在受到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3)马克思主义文化遭遇西方文化挑战的核心是理论知识之间的竞争。竞争的一方是欧美等北大西洋文化，一套基于欧美历史文化经验的国家和社会发展理论，从近代后逐渐向中国渗透，以求中国步入欧美式的国家发展之路。这和近代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的选择是一致的，后者主张学习“泰西”和日本、美国，但是皆以失败而告终。

面对西方理论的入侵、渗透和挑战，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破解中国理论的供需矛盾与难题^[33]。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告诫我们，“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34]。在当今中国社会，无论是在意识形态、文化建设、经济发展、国内民生、社会公平正义上，还是在参与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提高中国话语竞争力上，都出现了严重的话语权缺失，产生了强烈的理论知识需求。尤其是学术原创力不强、有数量没质量、有专家缺大师^[34]的客观现实严重制约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

综上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忧患意识，构成了生成中国理论的推动力。因此，中国共产党通过文化政策的方式，鼓励中国理论的生产、积累和更新，以不断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需求，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影响力^[19]和国家话语权。

习近平文化思想要解决的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遇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今天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给理论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我们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30]。

在解决上述理论与实践问题中，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文化发展的中国理论，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严谨的创新理论系统，它包含着文化问题域、文化主体论、方法论、知识论和功能论等。(1)从文化问题域来说，习近平文化思想是解决新时代中国实践过程中遇到的新课题，特别是国内建设、发展上的重大课题，既包括政治任务、文化使命，又包括不同领域的文化发展。这些待解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难题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问题域。(2)在文化主体上，习近平文化思想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魂脉”和“根脉”——“魂脉”是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它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两仪。(3)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方法论包含着目标和方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目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魂脉”和“根脉”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即将“两个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将“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方法，体现了文化创新的自觉。(4)在知识论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系化和学理化，以完备的逻辑化体系揭示和展现理论的科学性，形成了“经济思想、法治思想、生态文明思想、强军思想、外交思想”等多方面的理论成果，形成日益丰富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章，是新时代我国文化领域的重大理论创新^[35],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具有丰富的理论创见性。(1)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政治社会功能。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党理论创新的根本遵循，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还具有解释功能，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出现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多个领域的重要现象。“社会科学理论贡献的大小决定于被解释现象的重要性”^[36]。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国重大社会现象的理解和解释奠定了其在社会文化中的核心地位。(2)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了中国的理论话语，如“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带一路”“全球文明倡议”等话语系统。只有中国理论不断产生和发展，才能向国内外讲好中国故事。相反，如果没有这种理论知识体系，就不存在文化软实力及其文化影响的功能^[37]。“由于缺乏一套知识体系支撑，结果总是事与愿违。我们所讲的‘中国故事’，外界听不懂。用西方外交官的话来说，讲好‘中国故事’的最终结果却是‘唤醒了中国在西方的敌人’”^[38]。这一文化现状正在改变，中国的话语体系正在被世界认识和接受。(3)习近平文化思想确立了中国理论知识的中国视角。中国视角是生产中国理论的重要条件，包含两个基本维度：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历史维度即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的“本国、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包括中国的历史以及在历史过程中出现的理论、思想和观念；现实维度即“中国具体实际”，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待解的重要问题。中国视角是自毛泽东同志之后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基本认识原则，比较典型的表达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等，这些蕴含了“中国视角”方法论原则传承至今，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基本实践方法。(4)习近平文化思想激活了中国历史文化资源，使之参与到国内外的政治实践中。例如，在国内方面，中国历史文化中存在治国理政需要的哲学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列出了包括“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19]十项政治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中国历史文化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资源，为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供基本框架和具体内容^[19]。在国际上，中国历史文化是文化交流的基础——它包含中国和中华民族“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是“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19]的文化资源，发掘和重构中国历史文化资源是构建中国知识体系和中国话语的关键。(5)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中华民族文化政治共同体理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家和中华民族直接联系起来，表明了中国和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政治共同体。这就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也是中国社会的文化之根，它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一道成为中国不同地区共同遵循的生活样式，是中华民族同一思想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文化之源。因此，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华民族的时代文化形态。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观点，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面对新时代的实践问题而制定的新文化政策，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目标，其文化理论体系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理论架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路径和方法，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方法内容^[39]。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突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是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守正创新的关键线索。

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方法内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在理解和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过程中，需要有一个整体观念，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系统化的动态理论，是包含文化问题域、文化主体论、方法论、知识论、功能论等多角度、多层次的理论体系，并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而丰富和发展，形成愈加完善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理论成果。其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理论创新的方法，纠正了以往不当格义的思路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向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理论发展前景。

作为实现习近平文化思想目标的文化政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凸显了其实践意义。一方面，这一文化政策所指向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将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根本目标，并以“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作为理论方法，成为党和国家文化发展的遵循指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和实现路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政策效应是巨大的，它将引导中国文化走向新发展方向，使中国文化孕育和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化生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