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在前进道路上，“必须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1]。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从根本上扭转了近代中国任人欺凌的命运，彻底摆脱了中国人民贫穷落后的面貌，全面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从哲学辩证法的高度去理解和把握斗争精神是应对前进道路上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重大考验的重要思想准备和方法论支撑，对夺取伟大斗争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斗争精神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领域出发，聚焦于以下主要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和阐释。(1)聚焦于斗争精神内涵与特点。主要观点有：斗争精神是与中国共产党相伴而生，并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百年实践中不断演进而成的独特精神样态，它内蕴知重负重、苦干实干、攻坚克难的精神，经历了孕育形成、曲折推进、恢复发展、守正创新四个阶段^[2]；斗争精神具有勇于抗争、甘于奉献、勤于奋斗、乐于开拓四个方面的共同内涵^[3]；斗争精神是体现事物矛盾运动规律，既唯物辩证又坚毅能动的意志思维，其内涵包括形成斗争认知、发扬斗争豪情、坚定斗争意志^[4]；斗争精神的基本内涵是直面劲敌的亮剑精神，普遍内涵是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具体内涵是迎难而上的英雄精神，深层内涵是自我革命的改革精神^[5]；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具有目的性、策略性、群众性、持久性特点^[6]，等等。(2)聚焦于斗争精神形成与发展逻辑, 主要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实践逻辑)出发对斗争精神的生成与发展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主要观点有：从发展历程上看，学者们普遍认同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阶段；要从中国共产党100多年奋斗史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风云激荡中把握斗争精神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必然，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紧密结合中把握斗争精神形成与发展的理论意蕴，从伟大自我革命同伟大社会革命的相互促进中把握斗争精神形成与发展的实践要求^[7]；新时代伟大斗争前所未有地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主体、对象、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基本范畴，也是构成新时代伟大斗争的必备要素，能从结构上比较完整地回答谁来斗争、斗争什么、怎么斗争等重大问题^[8]，等等。(3)聚焦于斗争精神意义及弘扬路径。主要观点有：斗争精神具有三重价值意蕴，是实现“天人和谐”的有效杠杆，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保障，是寻求人类解放的有力支撑，并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实现民族解放之路，以建设斗争的精神创立中国社会主义之路，以改革斗争的勇气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以伟大斗争的气魄赓续民族复兴之路^[9]；有学者从价值论、本体论、方法论的哲学高度分析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要明确为何斗争，斗争什么以及怎样斗争^[10]；也有学者认为，不仅要运用矛盾分析法来把握斗争的方向，还需要运用唯物辩证法来把握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坚持问题导向和价值取向、战略勇气和战术智慧、战略部署的全面性和突破性、战略规划中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的辩证统一^[11]；还有学者从思想淬炼、政治锤炼、实践锻炼，把握斗争规律、激昂斗争情怀、昂扬斗争意志、增强斗争本领等角度对新时代发扬斗争精神的逻辑理路和实践进路进行了分析。除此之外，一些学者选择更为新颖的视角对斗争精神进行了阐释，如：李夏、屈健把黄河图像作为民族斗争精神的视觉化表征, 根据党和国家面对的不同现实境遇与价值追求, 分别表现为家国情怀的“革命斗争精神”、治理黄河水害的“建设斗争精神”和应对黄河环境危机的“生态斗争精神”^[12]，等等。学者们的既有成果为斗争精神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深厚的理论积淀和视角借鉴，本研究尝试从辩证法的视野出发, 进一步研究斗争精神的科学内涵、生成逻辑、价值意蕴以及方法启示。

辩证法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13]，作为最抽象的规定，它是“关于矛盾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主要教导人们“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14]。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精神是在长期斗争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而形成的，主要体现在目的维度、对象维度、方法维度、精神维度以及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维度的辩证统一。

斗争不是没有目标而造反，没有纲领而拒绝，没有未来应当如何的理想而又不接受现状，斗争蕴涵着对理想世界的渴望，有着强烈的价值追求。我们讲的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而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知重负重、苦干实干、攻坚克难。斗争的具体目的千差万别，从哲学意义上讲，斗争的根本任务是实现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辩证统一。毛泽东同志指出，“世界是美丽的，但也不是美丽的……希望一切都是好的，这是我们的主观，而现实是客观。世界上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15]。正是因为世界上有坏的东西，所以才需要我们进行改造。

但是，世界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改造，它呈现出一种阻力，抗拒人们用另一种形式代替它自己的形式，因此改造世界的过程自然是充满斗争的过程，只有通过生产斗争才能实现物质的极大丰富，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协调好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通过科学实验的斗争才能实现生产与社会的跨越性发展，而承认矛盾和抗力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是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首要前提。党的二十大对十年前我们所面临的客观形势进行了剖析，深刻揭露了影响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如：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突出问题，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不足问题，网络舆论乱象丛生问题，民生保障存在不少薄弱环节问题，应对各种重大风险能力不强问题，国家安全受到严峻挑战问题等，也直言不讳地指出当时党内和社会上不少人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抱有的忧心态度。新时代十年，我们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各个方面的风险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十六个方面对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进行了系统总结，指出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等，而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这归根结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义无反顾地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所取得的成果。

新时代十年，我们不仅通过斗争在“改造客观世界”上取得了傲人的成就，在“改造主观世界”上同样谱写了一部共产党人坚持不懈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精彩华章。我们党在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的斗争实践基础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作出了科学总结，创立了以“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实际上，辩证法可以分为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前者是外在于思维的物质世界本身固有的辩证法规律，后者是人类精神的或思维运动的辩证法，是客观规律在人脑中的自觉反应。关于辩证运动规律，恩格斯认为，“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规律硬塞进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出发加以阐发”^[16]15。这种“找出规律”，进而使思维与存在相统一的过程，不能单纯地依靠思维本身或与之对立的客观存在，而是依靠能将二者联系起来的中介——人类的斗争实践。从认识规律的角度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17]8。同时，“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17]19，主观世界的真理性往往需要经过物质—精神—物质, 实践—认识—实践, 胜利—失败—胜利, 正确—错误—正确等反复多次的斗争才能完成，且除此之外再无别的检验和实现办法。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也不要简单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而是要从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出发，将之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从而更好地指导中国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实践上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不仅是“改造客观世界”上取得的成功，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它为人类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方法、形式上提供了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而这也正是“改造主观世界”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

与“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的形而上学不同，辩证法是“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是科学全面理解斗争这项最具辩证性质的互动之关键所在。从斗争对象上而言，斗争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是斗争与联合的辩证统一。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18]3，即没有搞清楚斗争对象与团结对象的问题。甚至在一定阶段，由于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错将党内同志作为斗争的主要对象并对其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斗争对象和斗争任务，但每一次斗争的胜利都离不开“斗争谁”和“联合谁”的问题。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党的斗争对象和团结对象进行科学明确的划分：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中对斗争和团结的对象加以明确：一切抗战派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一切投降派是我们斗争的对象，一切顽固派是我们既团结又斗争的对象。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成为斗争的主要对象，而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广大华侨、各界民主人士及其他爱国分子和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地方实力派成为了团结的对象。可以说，正确处理“斗争谁”和“联合谁”是取得斗争胜利的基本前提。

当前，我们国家已经进入到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为了有效应对国内外空前艰巨和复杂的斗争形势，就必须对斗争的对象和任务有清醒的认知。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开创性地使用“五个凡是”对新时期我们必须坚决斗争的对象进行了高度概括，指出, “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都必须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19]。这为新时代开展伟大斗争指明了方向。

伟大斗争离不开伟大的团结。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要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构建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是实现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就国内而言，要通过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坚持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以共同奋斗的政治引领，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等，实现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国内各个民族、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党外知识分子以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等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大联合，形成共同致力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就国际而言，要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交流合作，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

同时，不同性质的斗争对象需要通过不同性质的斗争方法才能有效解决。“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不能到处套用这个公式”^[18]336，斗争的性质可以区分为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的，“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20]，因此，不同质的斗争需要通过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对错误思想的斗争，“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21]166，“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22]；对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23]291；对于党内斗争，应充分发扬民主集中的精神，秉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而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付敌人可以这样，对付同志，对付朋友，绝不能用这个方法”^[24]185。当然，同一种性质的斗争也可以根据具体形势来对斗争方法予以创新，如解放战争时期对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斗争方式，可以是天津模式，也可以是北平模式，还可以是绥远模式等。同时，斗争的性质并非一成不变，有些斗争由原来的对抗性发展成为后来的非对抗性，有些斗争则由原来的非对抗性演变成为后来的对抗性，即斗争的性质是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的辩证统一，需要在实际斗争过程中加以判断并精准施策。

斗争策略是相对于斗争战略而言的，战略的胜利有赖于策略的胜利，但策略的胜利并不一定能够确保战略的胜利。战略规定了斗争所应遵循的基本方向，沿着这一方向应最有利于对敌人进行最大效果的打击，从而实现纲领所提出的目标，因此，战略的目的和方向具有坚定性与不可妥协性。但是，“在策略阶段上就不同了，就有妥协了。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又善于妥协”^[25]。斗争策略是斗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属并服务于战略的，它最重要的任务是在某个具体时期，为局部斗争的胜利提供最适合的斗争方法、斗争手段、斗争形式和斗争路径，其最大特征在于灵活性和效用性。如列宁指出的，“在原则上避开一切妥协是幼稚的”^[26]260，“不妥协、不停顿地前进是知识分子的孩子气，而不是革命阶级郑重的策略”^[26]261。我们党还将这一斗争策略的辩证法创新性地运用于党内团结，指出“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21]252。当然，斗争策略的妥协性并不是无原则的妥协，而是“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的妥协，即是为了确保战略的最终胜利而妥协，在某种极端情况下，还必须有意识地承受策略的劣势和失败，以确保战略优势的取得和最终目标的达成。

斗争战略与策略要围绕社会的主要矛盾来制定。辩证法认为，矛盾是非均衡性的存在，不能对所有的矛盾予以平均看待，要善于对矛盾进行主要和次要的区分并着重抓住主要矛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紧紧围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推进各项工作，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着领导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其他矛盾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在实际斗争中，必须通过主要矛盾来判明对全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斗争方向，只要“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27]。同时，次要矛盾、次要方向上的斗争会影响主要矛盾和主要方向上斗争的发展和解决，并且二者能够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虽然斗争的主要方向在一定时期内是固定的，但是“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28]，当主要矛盾发生了改变，那么“就连这种大方向也得变更了”^[18]509。因此，既要以主要矛盾来确定斗争的主要方向，避免被非本质、非主流的东西所迷惑而导致方向的“漂移”；还要防止“单打一”，并以恰当的力量妥善解决次要斗争方向上的矛盾。

斗争战略与策略要既反对“左”也反对右。我们党是在同各种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获得锻炼并取得伟大革命胜利和建设胜利的。斗争中存在两种错误路线，一种是“‘左’得要命，自己整自己，使自己孤立”^[29]，典型表现为排外主义、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激进主义、冒险主义等；另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典型表现为思想上的保守主义，行动上的逃跑主义，以及组织上的投降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严重危害了革命和建设的进程，因此，“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23]403。“左”与右是两个极端，是“道”之一偏，究其本质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在斗争路线上的具体体现。既反对“左”也反对右是动态纠偏的过程，因为在实际斗争过程中，“错误还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30]，关键在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转危为机，即要从同错误路线反复斗争的过程中恢复起实事求是的斗争路线。

斗争战略与策略要有理、有利、有节。斗争不是无限制、无原则的“乱斗”，而是有理、有利、有节的辩证统一。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了与顽固派斗争的三大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即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做到斗争要有理；第二是胜利原则，即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做到斗争要有利；第三是休战原则，即适可而止，适时休战，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做到斗争要有节。这三大原则的辩证统一不仅适用于对顽固派的斗争，同样适用于其他斗争形式。斗争的“有理”性要求斗争的目的和理由必须具备道义性与正当性，只有得“道”才能获得“多助”；斗争的“有利”性要求“非利不动，非得不用”，即斗争的手段和方法必须能够确保有利可图以及胜利的实现；斗争的“有节”性要求斗争欲望必须有所节制，由于斗争通常存在着一个“胜利的顶点”，即斗争双方的力量达到了某种均势，一旦越过了这个“胜利顶点”就会陷入失败和损失的境地，因为其最初的力量和优势已被其他多种因素给抵消掉，胜利已无法再向前推进，因此，斗争的节制性实质上是确保胜利结果不会得而复失。所以，有理、有利、有节的辩证统一本质上是斗争在目的、手段、结果上的辩证统一。

斗争精神还包括了以何种精神状态进行斗争的问题。辩证法将矛盾和斗争视为发展的原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社会是在矛盾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31]。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到了新的动荡变革期，国家间的分歧、争端、冲突此起彼伏且日趋复杂，我国的改革发展稳定事业进入深水区，面临的新矛盾新挑战躲也躲不开，绕也绕不过，面对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各类矛盾，应该以何种正确的精神状态进行斗争则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体党员干部要“主动投身到各种斗争中去，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矛盾冲突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在危机困难面前敢于挺身而出，在歪风邪气面前敢于坚决斗争”^[32]，如果在斗争中没有这种大无畏的亮剑精神就要犯机会主义、悲观主义的错误；同时，在具体斗争上则需要谨慎，否则就会犯冒险主义、盲动主义的错误。因此，斗争精神需要克服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即正确的斗争精神要做到勇敢与谨慎、怕与不怕、藐视与重视的辩证统一。

勇敢精神要求在斗争中无所畏惧，敢于直面一切困难，敢于负起一切重担，敢于藐视一切强敌。谨慎精神要求在斗争中要重视每一个具体问题，切勿狂妄自大、骄傲轻敌。一方面，在本质上、整体上、全局上、长期上、战略上要将一切强敌和困难看成“纸老虎”，从而“藐视它，轻而易举，不算数，不在乎，可以完成，能打胜仗”^[33]，并以此英雄气概建立起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在具体上、局部上、当前上、策略与战术上又要将所面对的强敌和困难视为会吃人的“真老虎”，从而时刻保持“重视它，并非轻而易举，算数的，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不经艰苦奋斗，不苦战，就不能胜利”^[23]364的心态，并以此审慎态度建立起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由于缺乏勇敢精神而导致的“无斗争决心，敌来则躲入深山”的胆怯心理和软骨病，才能防止由于缺乏谨慎精神而致使斗争流于“盲目的暴动”。

斗争中常常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斗争的盲动主义，一种是斗争的悲观主义。二者都是主观、片面看待斗争前途的产物，前者只看到了斗争的光明性，夸大了自身的长处而采取轻敌、急躁、盲动的斗争策略；后者只看到了斗争的曲折性，夸大了失败的因素而导致悲观、恐惧、退缩、投降。在抗日战争中，这两种错误倾向典型地表现为速胜论和亡国论。实际上，斗争的前途是光明性与曲折性的辩证统一，“总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必然经过长期的斗争与曲折的斗争”^[34]。就其性质而言，一切新生力量由于符合客观规律的发展，其真理性决定了它的斗争前途是光明的，是不可战胜的。但是社会的敌人和自然界给予我们的困难同样是客观的，斗争对象通常有别于一般的客体或“死物”，它有着活泼的充满干劲和狡诈的对手存在，这也决定了“斗争是波浪式前进的”^[35]，“短期的与直线的胜利是没有的”^[24]216。辩证法的斗争逻辑遵循着“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的定律，因此，人民的斗争应该保持科学的乐观主义，在精神上“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36]；同时，鉴于斗争过程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则必须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做好充分应对更大困难的准备，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我们的目的。

新时代十年，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们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冲破了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了利益固化的藩篱，破除了体制机制的弊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在应对面对外部势力的讹诈、遏制、封锁和极限施压下，我们以不畏强权的斗争意志坚决捍卫了国家的核心利益；在面对“台独”分裂势力的挑衅，我们以反分裂、反干涉的重大斗争赢得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战略主动；在反腐败斗争中，我们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人民勇敢斗争取得的结果。但是，我们需要以如履薄冰的谨慎精神走好新的赶考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前景光明，越是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我们党面临的“两个大局”“四大考验”“四大危险”的严峻挑战将长期存在且更加尖锐复杂，而部分领导干部还存在斗争历练不够、斗争精神不足、斗争本领不强的重大短板，这就要求我们以更加谨慎的态度坚定斗争方向、掌握斗争艺术、磨砺斗争意志、提高斗争本领，以“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乐不忘忧”的思想清醒推动国家各项事业行稳致远、向好发展。

斗争精神是目的性实践的有意识的产物，它需要回答实践主体在斗争中“为了谁”和“依靠谁”的问题。“为了谁”事关斗争的价值理性，“依靠谁”事关斗争的工具理性，二者的辩证统一则是确保斗争取得最终胜利的基础所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质上就是一部伟大的百年斗争史，而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在于我们党的斗争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斗争。

一切为了人民是我们党进行斗争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进行的斗争是为了推翻压在人民身上的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三座大山”，使人民得以翻身解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不是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去打仗，“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37]的斗争，如果离开了这一目标，武装斗争就失去了意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开展了“三反”“五反”、整党、整风斗争，进行了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斗争，推动了一体两翼、一化三改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最终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人民独立自主的初心使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在思想上进行了反对“两个凡是”，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斗争；在经济上，通过改革开放，建立并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活力得以极大释放和激发，解决了人民温饱问题，提前实现了人民生活小康的初心使命。进入新时代，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中国共产党人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斗争勇气，刀刃向内进行自我革命，加强了与人民的血肉联系，赢得了人民的广泛拥护；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统领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人民生活得到了全方位的改善，共同富裕取得了更大的成效，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个政党是否实现了自身的使命，不是根据它的意图、纲领或者发布的宣言来判断，而是根据它的具体行动以及取得的效果来决定。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无愧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

一切依靠人民是我们党赢得斗争的重要法宝和根本保证。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具有伟大的创造力，百年来我们党所取得所有斗争胜利无一不是执行群众路线的结果，可以说人民群众是斗争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人民是力量源泉”^[38]。一是正确的斗争思想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正确的斗争思想无法在纯粹思辨的领域内自在的存在，脱离了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斗争思想就会变成水中月、镜中花。事实证明，凡是正确的斗争策略都是实事求是的，都与人民群众的要求相符合，都是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并且能够动员人民群众的，相反，错误的斗争都是与群众相脱离的。二是正确的斗争思想需要依靠人民群众去落实。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思想活动可以改变人类关于世界、社会或人的观念，却不能直接改变现实，要想改变现实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人民群众是斗争的实践主体，党中央关于斗争的思想、政策和部署只有被人民群众广泛的理解、认可、接受并掌握才能转化成为改造客观世界的巨大力量，才能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39]。百年来，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进行的各类重大斗争，无一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通过艰苦奋斗完成的，如果仅仅依靠领导干部的积极性而没有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就会成为少数人的瞎忙，就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三是以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的动力需要人民来提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40]。当前，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了最复杂、最艰难、最关键的攻坚期，既没有现成的答案，也没有既定的模式，只能依靠党领导人民群众充分发挥首创精神，通过独立自主的探索、积极生动的创造去破解新难题、开创新境界。总而言之，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斗争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上的辩证统一，在斗争中需要始终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宗旨，只有了解人民群众的需要，解决人民群众的问题，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才能在斗争中获得最终的胜利。

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人类社会成功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都是在顺应事物运动发展规律和趋势的前提下开展的，斗争如果“离开了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就会只是胡闹一顿，决无好结果可言”^[41]。当前，新的历史特点催生出了新的斗争形势、新的斗争领域、新的斗争任务和新的斗争对象，我们党对斗争能力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得多，这就需要我们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去认识和理解矛盾斗争的规律，进而把握历史主动，推动事业发展进步。

一是要在承认矛盾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中坚定“敢于斗争”的意志。唯物辩证法认为，时时有矛盾、事事有矛盾，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只有通过矛盾斗争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因此，不回避任何矛盾和困难是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哲学依据，面对新形势下的各类风险挑战，我们需要牢记斗争的目的，坚定斗争的意志，为努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顽强拼搏。

二是要在化解矛盾的困难和挑战中锤炼“善于斗争”的艺术。在斗争实践中，要敏于发现矛盾、善于分析矛盾、勇于解决矛盾，要把握社会的主要矛盾，正确区分斗争的对象、性质、任务，抓住斗争的重点，注重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从而锻造出过硬的斗争本领。

三是要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斗争中站稳人民立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要始终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从而汇聚起斗争的磅礴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