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逆全球化”浪潮与全球科技创新协作现实要求“悖论”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日益加剧的竞争和变革挑战。为适应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并提升国家竞争力，各国纷纷加大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力度，探索新生产力模式。正处于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中国，面临着传统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乏力、边际投资效益下降等现实问题，尤其需要进行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和转型升级^[1]。

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2]。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依靠信息技术创新驱动，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3]。2020年，习总书记进一步指示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抓紧布局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着力壮大新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4]。2023年9月，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5]。

从概念上看，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具有高效能、高质量的特点，区别于依靠大量资源投入、高度消耗资源能源的生产力发展方式，是摆脱了传统增长路径、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是数字时代更具融合性、更体现新内涵的生产力，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6]。第一，相比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侧重于科技创新，通过引入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等创新元素，推动生产力实现革命性跃升。第二，新质生产力被视为高效率、低能耗的生产力形式，通过鼓励创新技术的应用，推动绿色能源、清洁生产和环保产业的发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碳足迹。第三，新质生产力可以实现人民高品质生活，并且通过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发展，促使人们能够更加平等地获得各类公共服务。第四，新质生产力是数字时代更加融合且体现新内涵的生产力。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与传统行业的跨界融合，新的生产力形态得以形成，进而推动各个领域的升级和转型。第五，通过数字经济的兴起，政府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精准决策和科学治理，优化公共服务和资源配置。同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提供了便利，增强了民众的参与感和满意程度。因此，新质生产力具备“科技创新驱动”“产业高效低耗和环境可持续”“高品质生活和社会服务均等化”“数字赋能”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等特征。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充分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国内外复杂多变环境的审时度势。一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传统产业面临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资源成本不断上升等问题，经济增长动力不足^[7]。新质生产力旨在利用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等手段，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发展的新突破，使中国能够适应国际竞争环境变化，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是推动市场多样化、增强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动力源泉^[8]。二是国内外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越来越高，对资源和能源的需求正面临着压力^[9]。新质生产力追求的是如何利用科技手段，实现经济的高效、低碳、环保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符合国内外对环境友好型产业和绿色发展的需求。三是在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过程中，人们对于生活和社会服务的期望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渴望通过科技获得更高品质的生活体验，包括更智能、便捷、舒适的生活方式。同时，数字技术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发展，也使公众对于社会服务的均等化需求日益增长。四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科技进步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因为中国以人口绝对数量为标识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必将是人力资本红利，而人力资本红利最大化不仅取决于人均接受教育的程度，还取决于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技术应用效率的不断提高^[10]。国内外的科技发展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新技术的涌现对传统产业产生了巨大冲击。因此，中国需要跟进科技前沿、推动技术创新，以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趋势。五是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体现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新质生产力推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通过数字赋能，加速实现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各级政府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能力及效能，以促进区域、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增强社会服务高质量均衡化发展为重要抓手，不断提高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幸福感和获得感，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也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

新质生产力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一，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科技创新，要求中国提高科技研发投入，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培育和吸引高水平的科技人才，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推动中国经济迈向创新驱动型发展。第二，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培育新产业，要求中国加快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推动传统产业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和环境友好方向升级，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协同发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推动绿色生产方式和循环经济模式，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治理，推进低碳转型，促进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第三，新质生产力要求通过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包括交通、通信、能源、教育、医疗等领域，以支撑高品质生活和社会服务均等化。第四，新质生产力的兴起离不开数字化和信息化的支持，要求中国在推进“互联网+”行动的同时，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加强数据管理和隐私保护，推动数字技术在各行业的应用创新，提升经济发展的智能化水平。第五，新质生产力要求通过新技术和数字赋能，不断提高政府干预市场的精准性和效率，减少政策失误，增强政府服务人民的能力，降低管理成本，促进干群团结，支撑社会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通过引入新技术、新模式、新产品和新产业，新质生产力致力于提高生产效率、优化产业结构、扩大市场规模、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以及保护环境，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并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比较优势。因此，新质生产力是摆脱外部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干扰的生产力支撑，也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物质技术保障，同时是中国科学应对百年变局、重塑竞争格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11]。

为系统讨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和必然性，本文第二部分通过数据图表分析，客观描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基础与现状；第三部分从对内和对外两个角度提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科学解读新质生产力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蕴藏着巨大的战略价值；第四部分论述新质生产力是推进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国家安全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条件；第五部分总结并提出政策建议。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技的飞速进步，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创新竞争中，中国正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展开着激烈的竞争，争夺新质生产力的制高点^[12]。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对于中国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全面了解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有必要分析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基础和潜力，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教训，比较中国与其他主要国家新质生产力水平，了解中国在全球创新竞争中的地位、优势及挑战。

在科技创新方面，中国持续加大投入，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的研发经费支出高达3.1万亿元，约占GDP总量的2.6%，教育经费占GDP总量的5.1%，专利授权数量达到432.3万件(图 1)。2022年高等教育普及率高达59.6%，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超过2.4亿人，人才储备雄厚，为推动创新和现代化提供了坚实支持^[13]。代表性科创企业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对世界科技进步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例如，华为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多个5G商用合同，并在5G技术标准、专利申请数量等方面名列世界前茅。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公司在人工智能、语音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比亚迪、长城、吉利、长安、奇瑞、理想、宁德时代等汽车和新能源电池企业，正在对全球汽车产业链条产生翻天覆地的冲击。

图 1(Figure 1)

图 1 2003—2022年中国研发投入、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及专利申请授权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在产业高效低耗和环境可持续方面，中国致力于推动产业高效低耗绿色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工业能源消耗强度为0.93吨标准煤/万元，比2003年下降63%，这意味着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降低，表明工业部门在相同水平的经济增长下减少了能源使用量。此外，能源结构调整日见成效，碳排放得到了有效控制^[14]。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为代表的化石能源占比由2002年的71.8%下降至2021年的61.3%，以风电、核电、光伏、天然气为主的清洁能源占比由2002年的7.4%增加至2021年的25.9%(图 2)。碳排放强度持续降低，在2019年提前完成了2015年提出的“202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到45%”的目标，意味着在获得相同经济产出的情况下，排放的二氧化碳越来越少，碳排放控制成效显著^[15]。并且，中国环保产业在过去的五年里年均增长率超过10%，已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绿色亮点和新增长点^[16]。

图 2(Figure 2)

图 2 2002—2021年中国能源结构与碳排放强度 数据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世界银行数据库。

在保障高品质生活和促进社会服务均等化方面，中国致力于加强基础设施的公共服务能力，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条件^[17]。铁路总里程、高速公路总里程和城市轨道交通总里程持续稳定增加。截至2021年，中国轨道交通运营里程、铁路营业里程、高速公路里程分别达到0.9、15.1和16.9万公里，均位居世界第一。此外，全国公路桥梁达到96.11万座、7 380.21万米，包括特大桥梁7 417座、1 347.87万米；全国港口货物吞吐量总计156.85亿吨，集装箱吞吐量2.96亿标箱；民用航空机场达256个。

在推动数字转型，助力数字赋能方面，中国在互联网普及、移动支付、电子商务、人工智能应用、5G通信等方面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6.4%；是全球移动支付领域的领头羊之一，根据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发布的数据，2022年全年非银行支付机构转移支付交易总量为348.06万亿元人民币；电子商务市场规模庞大且持续增长，2022年中国网络零售交易额达到13.79万亿元人民币；在人工智能(AI)领域，中国拥有8 0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排名全球第二，2022年市场规模为64.68亿美元，在相关政策引导和扶持下，中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仍在不断扩大^[18]；在5G通信技术方面，截至2022年，中国已建成231.2万个5G基站，总量占全球60%以上，全国有110个城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5G用户达5.61亿户，在移动电话用户中占比接近一半，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75倍^[19]。

在加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中国政府致力改善政府效能、公共服务、法治建设、社会稳定等，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保障。2020年，国务院推动企业开办时间压至4个工作日以内，而部分省市的企业开办时间更是缩短至1个工作日，审批时间和流程大幅缩减，政府办事效能大幅提升；2022年中国义务教育普及率高达95.5%，城乡居民医保覆盖率稳定在95%以上，公共服务能力不断加强；根据《中国司法文明指数报告2020-2021》，中国司法文明的发展趋势是向上的，总体是进步的，法治建设正不断完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报告，中国2022年起诉暴力犯罪人数为近二十年来最低，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

数字经济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通过数据的快速传输、存储和分析，推动了经济的创新、增长和转型，已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20]。第一，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已初具规模，从总量指标来看，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在2021年达到7.1万亿美元(表 1)，仅次于美国(15.3万亿美元)，为德国和日本的2倍，韩国的6倍，并远超印度、加拿大、意大利、巴西和俄罗斯等国家。第二，从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看，2021年美国、德国和英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均超过65%，位居世界前三；日本、韩国和法国紧随其后，数字经济规模在50%左右；而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仅为39.8%。可见，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虽然庞大，但在GDP中的相对比重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第三，从数字经济规模的变化趋势看，全球主要经济体数字经济规模在2020—2021年均保持着增长趋势。其中，中国同比增速最快，印度和加拿大次之，而美国和日本的增速相对较慢。第四，从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的变化看，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占比总体由2020年的38.6%增长至2021年的39.8%，相较其他主要国家，其增速处于第一梯队。

表 1(Table 1)

表 1 2020—2021年全球主要国家数字经济规模 国家 数字经济规模(万亿美元) 同比增速 数字经济规模占比GDP(%) 占比变化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美国 13.6 15.3 12.6 65.0 65.7 0.7 中国 5.3 7.1 32.3 38.6 39.8 1.2 德国 2.5 2.9 13.3 66.7 67.5 0.8 日本 2.5 2.6 3.7 49.4 51.3 1.9 英国 1.8 2.2 21.2 66.0 69.4 3.4 法国 1.2 1.4 14.9 45.6 46.1 0.5 韩国 0.8 1.0 13.6 52.0 53.2 1.2 印度 0.5 0.7 25.5 20.7 21.6 0.9 加拿大 0.4 0.5 24.7 26.7 21.8 -4.9 意大利 0.4 0.4 13.5 20.0 17.9 -2.1 巴西 0.3 0.4 12.9 21.5 18.9 -2.6 俄罗斯 0.3 0.3 21.5 18.6 18.2 -0.4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世界银行。

表 1 2020—2021年全球主要国家数字经济规模

事实上，上述成就主要得益于中国政府将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发展重要推动力的战略决策。在推动智能制造、促进物联网、发展数字商务等政策引导下，可以预见的是，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还将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且在国民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高科技产品的生产和出口需要拥有相应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一个国家能够大规模地出口高科技产品，表明其在技术研发、科学创新和高端制造等方面具有较高的能力和优势，进而反映出该国拥有高水平的新质生产力，以满足国际市场对高端技术产品的需求。从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规模看(表 2)，2009年高技术出口仅为3 592亿美元，2021年达到9 423亿美元，实现了快速增长，并领先美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1 692亿美元)，是日本的8倍、英国的15倍，并远超美国、日本、英国、印度和俄罗斯等发达经济体的高技术出口规模总和。从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成品比重来看，中国高技术产品在制造业出口中占比超过30%，美国、日本、英国这一比重在20%左右，印度和俄罗斯在10%左右(图 3)。现阶段，中国主要出口的产品种类包括手机、计算机及零部件、航空航天设备、高铁设备等^[21]。

表 2(Table 2)

表 2 2009—2021年全球主要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百亿美元) 年份 中国 美国 日本 英国 印度 俄罗斯 2009 35.9 15.1 10.4 4.9 1.1 0.5 2010 47.4 16.6 13.0 6.7 1.1 0.5 2011 54.0 16.6 13.3 7.6 1.5 0.6 2012 59.4 16.9 12.9 7.3 1.4 0.8 2013 65.0 16.9 11.1 7.5 1.8 0.9 2014 65.4 17.6 10.7 7.6 1.8 1.0 2015 65.2 17.5 9.8 7.5 1.5 1.1 2016 59.5 17.4 9.9 7.4 1.4 1.1 2017 65.4 15.5 10.6 7.4 1.5 1.0 2018 73.1 15.4 11.1 7.6 2.0 1.0 2019 71.5 15.4 10.4 7.7 2.3 1.1 2020 75.7 14.2 10.3 5.8 2.2 0.7 2021 94.2 16.9 11.7 6.7 2.7 1.1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表 2 2009—2021年全球主要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百亿美元)

图 3(Figure 3)

图 3 2009—2021年全球主要国家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比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由此可见，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且通过不断完善政府管理体系给予相应政策保障，并在以数字经济和高科技产品生产为例的新质生产力领域中取得了不错成绩，但数字经济占比GDP总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略显欠缺。

中国经济在经历四十多年持续而强劲的增长后，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环境治理等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2]。然而，随着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世界主要经济体“逆全球化”现象愈演愈烈，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着内部与外部并存的一系列结构性挑战。

“中等收入陷阱”主要体现为一个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难以进一步实现高收入水平的困境，有的国家在短暂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以后，也会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而重新回到中等收入经济体之中^[23]。因此，“中等收入陷阱”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综合症”，具体体现为无法长期持续地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并最终成为发达国家的一种特殊发展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有一百多个国家曾经成为像中国目前一样的全球中高收入经济体，但最终能够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和发达国家的数量只占这些国家总数量的10%左右，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中国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没有任何成功的先例可以模仿，因此，中国如何破解“中等收入陷阱”魔咒，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命题，也是全球瞩目的最大命题。在中国经济保持四十多年持续强劲的增长后，中国人均GDP出现缓慢增长特征，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美国脱钩等各种外部因素冲击之下，尽管中国GDP总量持续增长，但是，2022年和2023年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度贬值，使得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从2021年的77%，下降到2022年的71%和2023年前三季度的66%左右，这是中美GDP比值经过长期的提升以后首次出现大幅度下降的情形。可见，中国要超越美国，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和发达国家行列是一个复杂而严峻的过程，需要通过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也才能彻底破解“中等收入陷阱”魔咒。

具体来说，中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内部挑战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产业升级滞后与创新能力不足。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中以出口导向和低成本劳动力为基础实现了快速增长^[24]。然而，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全球产业结构变革，中国面临着产业升级滞后的挑战。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7.5%，而美国同期的数据为10.7%，英国仅为8.7%(图 4)。这表明中国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传统的制造业和重工业，这些行业具有较低的附加值和创新性，难以带动整个经济升级，导致了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不足。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最新数据，2019年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得分为54.82，排名仅为第14。

图 4(Figure 4)

图 4 2003—2021年全球主要国家制造业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第二，资源与环境约束。经济高速发展使得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严重制约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25]。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然而，中国的能源资源相对稀缺，煤炭、石油、天然气人均剩余可采储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58.6%、7.69%和7.05%，人均能源资源储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6]。即便如此，中国的能源结构仍然依赖于传统的化石燃料，如煤炭，导致严重的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并且，能源利用效率相对较低，能源浪费现象仍然普遍存在。此外，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和消费国之一，人口众多，对粮食的需求持续增长。然而，中国的土地资源有限，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频发，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等问题的客观存在导致中国粮食产量难以完全满足需求，因而依赖进口。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已成为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

第三，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巨大。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和政策实施均不相同，在过去几十年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俱乐部收敛趋势^[27]。东部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越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经济基础，吸引大量人口和投资，形成了较为发达的经济体系，因而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领先于中西部地区。此外，城市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较快，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农业生产规模小，农民收入水平偏低。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9 283元，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20 133元，尽管最近几年两者差距逐渐缩小，但目前城乡人均收入之比依然高达2.45倍。

第四，人口结构老龄化与劳动力成本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4.9%，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35%左右。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将面临老人小孩抚养比增加、养老金、医疗保健等社会福利压力加大。同时，妇女生育率持续下降，将导致劳动力供给逐渐减少。劳动成本不断上升，劳动力市场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28]。与2022年同期相比，2023年第二季度，包括工资和社会缴款在内的每个工人和每月的平均劳动力成本增长了5.8%，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攀升使得中国在一些传统制造业领域面临着竞争力下降的问题。

第五，政府治理体系还需完善，治理能力有待提高。首先是我国市场准入过程中存在门槛过高、行政审批繁琐等问题，限制了市场竞争和创新的空间。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2020》数据，中国营商环境总体得分排名全球第31位，首次进入全球前40位。尽管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中国在纳税(排名第105)、获得信贷(排名第80)和跨境贸易(排名第56)等领域仍显滞后。中国企业财税合规年平均耗时138小时，而新加坡仅为64小时。其次是我国一些领域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虽然制定了，但在执行过程中存在问题，制度执行效果不够明显。最后是我国政府在跨部门协同方面仍然存在问题，影响了政策协调和推动的效率^[29]。

“修昔底德陷阱”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伯罗奔尼撒战争得出的结论，雅典的崛起给斯巴达带来恐惧，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借用此概念揭示一个新兴大国必然会挑战守成大国的地位，而守成大国必然会采取措施进行遏制和打压，两者的冲突甚至战争在所难免^[30]。在中美贸易争端持续的国际大环境下，中国所面临的“修昔底德陷阱”压力不言而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对华演讲时提出“投资、拉盟、竞争”六字方针，以对抗和打压中国的发展^[31]。

首先，“投资”主要指美国将加大对本国基础设施、供应链、教育、科研等领域的投资，以确保其自身竞争力。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拨款将达到2 500亿美元用于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旨在确保美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过去几十年，许多美国企业将生产业务外包到海外，导致供应链中的许多环节离岸化。然而，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动荡以及新冠疫情的冲击，揭示了对供应链的依赖性和脆弱性。美国政府通过加大对供应链的本地化投资来减少对外部不稳定因素的依赖，提高美国制造业的韧性和竞争力。为此，2021年3月，美国总统拜登高调推出为期8年、总投资高达2万亿美元的“重建美国”基建计划。

其次，美国计划加强与盟友合作，“拉盟”形成一个联合阵线以阻挡中国正常的影响力扩张。例如，美国积极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等国建立所谓的“印太联盟”，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威慑中国的军事影响力。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三国举行海上联合演习，旨在加强对南海的军事存在，不断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在经济方面，美国与盟友加强经济合作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并形成更强大的阵线。比如说，美国通过与盟友合作，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并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以在经贸方面对其进行打压。2019年新冠疫情期间，美国拉拢其盟友国家减少对中国的粮食和能源的出口，企图引发中国的粮食和能源安全问题。此外，美国政府还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等国家共同制定了关于中国新疆维吾尔族人权问题的制裁措施，试图煽动中国内乱。

第三，在具备资金投入和盟友支持后，美国还将计划有选择性地与中国在科技、经济等多个领域展开“竞争”。中国在科技和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美国意识到了这一点，并通过资金投入和盟友支持来加强自身的竞争能力。美国推出了“全面封堵华为”政策，限制了华为在美国及其盟友国家的发展，此举反映了美国在科技领域与中国展开竞争的态势。关于经济方面的竞争，2019年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美国政府通过征收关税和实施贸易制裁来遏制中国的海外市场。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2019年美国对中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其中，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同比下降了20.6%左右，对中国的进口额同比下降了12.5%左右(图 5)。

图 5(Figure 5)

图 5 2003—2022年中国对美国的进口额与出口额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数据。

综上，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对内面临着产业升级滞后与创新能力不足、资源与环境约束、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巨大、人口结构老龄化与劳动力成本上升、政府治理效率还需提高等问题。对外面临来自围绕美国提出的“投资、拉盟、竞争”所引发的经济贸易争端、科学技术封锁、意识形态威胁、国家领土争端等一系列危害到国家安全的挑战。

第一，新质生产力可以推动产业升级提高创新能力。首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将推动传统产业向高附加值和高技术领域转型升级。通过引入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和新产品，可以改善传统行业的生产方式和效率，提高产品质量和创新能力^[32]。例如，智能制造技术的应用可以提升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制造转型。其次，新兴产业的发展也将为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新动力，例如光伏、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将促进经济的多元化和结构优化，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和发展潜力。最后，在结构调整过程中，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还有利于增加就业岗位，为新兴产业提供更多的机会^[33]。

第二，新质生产力可以推动资源高效利用促进绿色发展。首先，新质生产力提倡技术创新和应用，通过引入新技术、新材料和新装备，提高生产效率，减少环境污染^[34]。例如，推动智能制造和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提高生产过程的精细化和精准化，减少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其次，新质生产力倡导绿色发展，注重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和环境影响。通过推广清洁能源和清洁生产技术，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应对气候变化。最后，新质生产力推动环保产业的发展，通过创造绿色就业机会，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形成绿色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发展格局^[35]。

第三，新质生产力可以缩小区域、城乡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均衡发展。首先，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引入新的生产工艺、技术和管理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从而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促进区域、城乡发展的均衡和协调。例如，中国的高铁发展依靠科技创新，连接了许多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提供了快速的交通通道。高铁的引入使得这些区域的经济活力得到了提升，就业机会增多，促进了区域的平衡发展^[36]。其次，新质生产力强调产业高效低耗，通过提升生产效率和降低资源消耗，可以改善资源配置不均问题，减少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再次，新质生产力追求高品质生活和社会服务均等化，通过提供高品质的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改善农村和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提高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减少收入差距的扩大^[37]。最后，新质生产力借助数字技术，可以推动信息化和智能化发展，改善区域和城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数字赋能，可以提升农村地区的生产力和创造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减小城乡数字鸿沟，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38]。

第四，新质生产力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增加就业岗位。首先，新质生产力倡导技术创新和自动化生产，通过智能化、数字化和机器人等先进技术的应用，实现劳动力的替代与优化配置，这可以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缓解因劳动力短缺而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问题。其次，新质生产力强调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通过先进的管理和生产方式，实现生产过程的优化和效率的提升。这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劳动力的产出水平，缓解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的压力^[39]。最后，新质生产力也鼓励创新创业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发展未来产业和服务业，提供更多高附加值的就业机会^[40]，这可以有效吸纳劳动力，增加就业岗位，减轻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问题。

第五，新质生产力促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41]。首先，新质生产力的应用使政府能够更高效、快速地获取和处理大量数据，以支持决策和规划。以农村扶贫建档立卡为例，通过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分析，政府可以精确识别贫困户并建立档案，实现精准扶贫。全国贫困人口建档立卡数据显示，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由2015年的3 416元增加到2019年的9 808元，年均增幅达到30.2%。其次，新质生产力的应用提升了政府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例如，健康码应用提高了公共卫生防疫效率，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广泛使用健康码系统来追踪、检测和隔离病例，有效阻断了疫情传播。再次，通过信息技术和数字化平台的应用，政府可以提供更加便捷、快速和务实的服务，消除地域和资源的限制。比如医保和社保互联网应用提高了居民异地就医就学效率。最后，新质生产力促进社会服务一体化发展，减小了区域和个人获得高质量社会服务的成本，并实现了时间的节约^[42]。例如，中国的“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将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整合在一起，方便居民一站式办理各项服务需求，居民不再需要去不同部门排队办理不同的服务，节约了时间和精力。

第一，新质生产力在解决中美经济贸易争端中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为中国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并帮助它们进入国际市场。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中国企业可以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例如，中国的手机制造企业华为和小米，通过自主创新和高品质的产品，已经在全球市场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传音手机占据了非洲地区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并同时向拉丁美洲和南亚地区迅速扩展。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推动了全球贸易的便利和高效，通过电子商务和在线平台，中国企业可以直接进行全球贸易，在贸易伙伴和市场上实现多元化，降低对任何单一市场的依赖。不仅如此，新质生产力还可以提高农田生产力和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对粮食和能源的进口需求。

第二，新质生产力在解决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中国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5G等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具备了自主研发和生产相关技术的能力，这使得中国能够减少对外技术的依赖，降低了美国对中国技术封锁的影响。例如，华为在5G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上取得了世界领先地位，成为全球通信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之一。2023年9月，华为Mate 60系列手机及鸿蒙4.0操作系统的出现，展现了华为突破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芯片技术封锁的巨大破防能力和勇气。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促进了全球科技合作和知识共享。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科技交流。通过与其他国家共同研发和生产，中国不仅扩大了获取外部技术和知识的渠道，还能通过共享技术成果而减轻美国技术封锁的影响。

第三，新质生产力对解决美国对中国的人权和意识形态威胁具有重要作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的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通过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现代化建设，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权状况得到持续改善。中国通过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福利待遇，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物质基础和自由选择的空间，减轻了美国对中国的人权指责和意识形态压力。此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的文化自信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中国加强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提倡多元文化交流与对话。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在国际上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和认同，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第四，新质生产力在解决美国对中国的领土争端压力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首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带动了中国的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通过新质生产力的前沿技术和海洋技术的应用，中国能够更好地利用自身资源和技术优势，减轻了美国对中国领土争端的压力。例如，中国在南海岛礁建设方面使用了现代化的工程技术，提高了海洋领土建设的效率和质量，巩固了在南海的主权，减少了美国对中国的领土争端压力。此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加强了中国的国防实力和军事技术水平。中国通过自主研发和生产先进的武器装备，提高了军事能力和实力，这使得中国在处理领土争端时能够维护自身利益和权益，减少了美国的干涉和施压。例如，中国自主研发的歼-20战斗机和航母等先进军事装备的发展，提升了中国在领土争端中的谈判地位和军事平衡力量，降低了美国对中国的领土争端压力。

综上，新质生产力从狭义上重点强调通过科技创新、产业升级驱动经济增长，从广义上则涵盖了诸如保民生、保就业、保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其他维护国家长期安全在内的管理要求与内涵。

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为国家提供了强大的安全保障，有助于构建坚固的国家安全体系。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升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为国家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经济实力的增强不仅带来了更强大的资源保障和自主发展能力，而且为国防和军事建设提供了充足的财力支持；新质生产力的增强也提升了国家在科技创新和信息领域的实力，中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等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国际科技竞争中具备了更强的话语权和技术能力；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也推动了国家的全面安全建设和综合治理，综合安全构建需要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努力和协同作用，中国通过加强社会稳定、扶贫工作、生态保护、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努力，提高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指数，为国家的整体安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国家安全稳定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条件。国家安全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和保障，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新质生产力需要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国家安全可以确保社会的稳定和秩序，维护社会各界的合法权益，为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和发展提供安全保障；国家安全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持续的资源保障，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充足的资源支持，包括人力资源、物质资源、金融资源等，国家安全可以确保资源的稳定供给和有效配置，防止资源的过度损耗和浪费，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可持续的发展基础；国家安全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市场需求和拓展空间，国家安全可以提供一个稳定的市场环境，保障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稳定和扩大，为新质生产力的市场拓展提供保障，并增强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为新质生产力的出口和国际合作提供支持。

可以认为，新质生产力是推进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而国家安全稳定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条件，两者相得益彰。

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创新驱动”“产业高效低耗和环境可持续”“高品质生活和社会服务均等化”“数字赋能”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征是解决我国内部产业升级滞后与创新能力不足、资源环境约束、人口结构老龄化等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抵御中美贸易摩擦、科学技术封锁、地缘政治冲突等困境的有力武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积累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坚实的政策制度保障，并在以数字经济和高技术产品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在高度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下，发展新质生产力并非易事。为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科学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还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继续努力。

不均衡发展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在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人民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相对不完善，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和不满情绪，甚至形成社会动荡和不安定的局面。因此，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一定要秉持均衡发展的原则。根据姚树洁所提出的“板链拉动”和“马阵跨阱”理论，我们可以优先发展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较为成熟的东部沿海城市，并在内陆地区布局新质生产力，打造新一批经济增长点，将新质生产力发展领先型城市定义为快马，而新质生产力发展落后型城市定义为慢马，让快马城市能够继续稳定向前发展，同时也要让快马城市的先进技术进步和管理方法扩散影响到慢马城市，激发慢马城市的潜能，使慢马城市以更快的速度去追赶快马城市，以实现区域间新质生产力的均衡发展^[43]。区域间生产力的均衡发展，可以减少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激发全国性、全域性、全要素性的最大发展潜能，为中国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增长打下坚实的空间地理基础。

一要促进创新驱动，增加科技研发投入，建立更加开放和良性的创新生态系统；支持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与企业深入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鼓励和引进创新型企业、高端人才和海外留学人才，提升创新能力。二要深化绿色发展理念，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和节约利用，加强生态保护和恢复；鼓励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降低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改善人民的生存环境，提高居民幸福感。三要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并促进社会服务均等化，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服务的投入，提高服务质量和均等化水平；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基本生活权利和社会公平；加强城乡发展一体化，促进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配套；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改变人口的流动格局，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为各个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提高劳动生产率，释放落后地区的发展潜能。四要加快数字化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传统经济的数字化水平；加强网络安全保护和信息化管理，防范信息安全风险；加快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引进人才和劳动力、鼓励生育、探索社会养老保险和养老改革，缓解中国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成本上升问题。五要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改革创新政府治理体系，提高政府决策和执行能力；推行效能优先、权责清晰的绩效管理制度；加强法治建设和司法体制改革，促进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

一要分化贸易伙伴，减少对美国的贸易依赖，提高对东盟国家、“一带一路”国家、中亚、非洲、拉丁美洲、俄罗斯等国家的贸易份额。二要加快国内技术创新，突破美国的技术封锁，争取在关键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解决“卡脖子”问题，减少对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技术依存度，争取在国际竞争中取得话语权和主动权。三要发展强大的媒体和宣传阵营，通过以事实为基础的媒体报道和宣传活动，展示国家的真实形象和立场，加强国际传媒资源和影响力，使真实信息得以广泛传播，从而减弱抹黑行动的影响。四要加强双边和多边关系，使得中国摆脱被脱钩的风险，通过加强双边贸易、投资、科技合作等领域与其他国家建立更稳固的关系，进一步提升自身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积极参与并推动建立稳定和可持续的多边机制和合作框架，使得中国与其他国家可以共同商讨解决全球性问题，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发展空间。五要冷静科学对待两岸关系，继续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六要加强军事国防建设，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敢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我们没有侵略他人的欲望，但是必须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信心和定力，以此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对国家安全和长期发展的威胁。有了安全稳定内外部环境，我们国内的经济增长才能保持可持续，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并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