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学者的清史书写中，“近三百年”成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段或历史单元，当时出现了很多以“近三百年”命名的论著，如梁启超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先生的同名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蒋维乔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陈安仁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概论》、许造时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岁计表》、龙榆生先生的《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等，相关论文亦不在少数^①。“近三百年”虽然不能完全和有清一代划等号，却是民国学者论述清代史事，尤其是清代学术史，使用较多的一个词汇，是一种全新的历史叙事模式。有清一代享国268年，而以“近三百年”书写清代历史，将有清一代的兴衰史迹、思想变迁拉伸、拓宽，追源竟流，比简单的断代叙事脉络更为清晰。“近三百年”历史叙事反映了当时学者思考和解决中国社会历史诸问题的一种方式，有着特定时代的重要学术和理论价值，很值得关注。学术界虽然有所涉及，但多将其视为一种固定表达，而未专门探究其产生的历史根源、概念界定、叙事特色、理论价值等。有鉴于此，本研究将“近三百年”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以梳理、探讨其内涵和别具特色的叙事模式。管窥之见，敬祈方家教正。

①相关论文如王钟麒《近三百年学术变迁大势论》、胡适《中国近三百年的四个思想家》、张星烺《近三百年斐律宾华侨状况》、许地山《近三百年来印度文学概观》、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谈月色《近三百年书法变迁谈》、方龙伯《近三百年蜀中书画家小传》、杜耀光《近三百年来我国人民移殖概况》、王纪贞《近三百年来我国民族运动之概观》、杰人和方豪《近三百年来之浙江主教》、郎擎霄《近三百年来中国南部之民间械斗》、张健甫《近三百年来的广西》、张健甫《近三百年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演进：为纪念国父逝世十七周年》、刘仁成《近三百年来中缅外交关系》、复明《近三百年江苏学者生卒年表》、郑鹤声《近三百年来中华民族融合之趋向》、马櫆隆《近三百年中国政治思潮源论》，等等。

讨论“近三百年”历史叙事，我们不得不提梁启超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该书最初是1923—1924年间，梁先生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课程的讲义，是以“近三百年”进行清史书写的典范。“近三百年”之所以能够广泛出现在当时及后世学者的著述当中，被学界所接受并形成一种固定表达，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梁启超先生此著的影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虽然只是研究清代学术史的著作，但实际上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清史书写模式，是梁先生反对封建史观，试图建立新的史学体系的一次尝试。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以传统的学案体体例行文，而是按章节排布，以“反理学”思潮为经，以各家学说为纬，描绘了一幅全新的清代学术发展脉络图。梁先生在书中对“近三百年”的概念界定、运用、解释等都比较清晰，也引发了学界研究清代学术史的热潮。因此，说梁启超先生是“近三百年”历史叙事的实际开拓者，当不为过。

梁启超先生的“近三百年”历史叙事方式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将“近三百年”作为一个固定的历史单元进行界定。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先生开篇就对“近三百年”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他强调：“为什么题目不叫做清代学术呢？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史》。今年是公历1923年。上溯三百年前之1623年，为明天启三年，这部讲义，就从那时候讲起。若稍为概括一点，也可以说是17世纪、18世纪、19世纪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1]1也就是说，梁先生将“近三百年”作为“一个时代的单位”，准确来讲是从1623年到1923年，模糊而言则是17世纪、18世纪、19世纪三个世纪，时间跨度正好都是三百年。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所以未将清代开国的1644年作为论述的起点，是因为在梁启超先生看来，“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来龙去脉”^[1]2。如果我们以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历史，就会发现，任何历史事件、历史问题的出现都要经过酝酿、成熟、衰落、消亡的过程，这也与梁先生借佛教“生住异灭”所讲的学术思潮分期相吻合^[2]2。“近三百年”学术史论，正是包含了清代学术从启蒙到全盛直至衰落的全过程。这种叙事方式，比简单的断代叙事，更能反映有清一代学术的兴衰史迹。

第二，为“近三百年”赋予政治内涵，具有反对封建史观的意蕴。20世纪伊始，梁启超先生便发表了《中国史叙事》《新史学》两篇宏文，旗帜鲜明地批判传统史学，倡建“新史学”，反对以帝王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倡导进化史观，由此掀起了一场“史学革命”。基于此一历史观，其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有清一代学术的论述，基本摆脱了传统史观的束缚，将时代思潮作为贯穿其中的主线，并与西方的启蒙运动进行比较，从更为宏观的视角将清代的经学、史学、地理学、科学等的发展演变、成就与不足呈现出来，使得中国历史不再是帝王将相的家族史，开辟了专门史的新领域。这也是“五四”以来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意识进一步觉醒的标志。

第三，将“近三百年”置于中西启蒙运动的比较中进行研究。17－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发展，启蒙运动席卷西方世界。同一时期，中国正在经历明清易代，清政权统一全国，但在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上，仍是传统的模式。中西历史由此分野，中西差距开始加大。梁启超先生曾逃亡日本，又亲历欧洲，所以，他在论述有清一代学术时，遂将中西“思潮”或者说中西“启蒙运动”进行比较。因此梁启超先生的著作或多或少都有些中西比较的意蕴。20世纪初年，梁启超等人开始改变由原先对西方器物和制度层面的锲入，进而深入到文化思想层面的认识，从而看到了西方近代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差异，发表了《新民说》，提出了国民性改造术语。梁先生撰写《清代学术概论》，有意识地将清代学术与欧洲文艺复兴进行比较。他说：“文艺复兴者，由复古得解放也，果尔，吾前清一代，亦庶类之。”^[2]167在他看来，清代学术同欧洲文艺复兴一样，也是“以复古为解放”的。又指出：“‘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2]5

“以复古为解放”的观点最早见于梁启超先生1902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他在文中指出：“本朝二百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年之学术，倒影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3]这是“以复古为解放”的雏形。后来，他又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阐释：“纵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2]9在中西“思潮”或启蒙运动的比较中，梁启超先生探讨了清代学风与欧洲文艺复兴之异同、清代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原因等问题。萧萐父先生曾经指出，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将明清之际以来的思想学术潮流与宋明理学相比较而察其异，再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思潮相对照而见其同”^[4]，洵称的论。梁启超先生之所以重视中西文化的比较，乃在于通过学习西方启蒙思想，破除中国传统观念的束缚，以促进思想解放。

第四，通过“近三百年”叙事模式，将历史与现实紧密连接。关注现实是历史学家的责任，研究历史就是要为现实服务，梁启超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正是这样一部著作。该书的书写范围截至1923年，这也是梁先生开始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时间。因此，他在书写清史的同时，也在书写当代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专辟三章讨论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关系，正是试图通过学术史书写影响政治，其服务现实的用意不可谓不明显。梁先生将“我自己和我的朋友”纳入清代学术史的脉络之中，视为清末思想界的一大重镇，并指出其时的任务是“继续我们从前的奋斗，鼓吹政治革命，同时‘无拣择的’输入外国学说，且力谋中国过去善良思想之复活”^[1]36。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姊妹篇《清代学术概论》中，他更专门讨论了其学术思想。显然，这是需要一定胆识和自信的。此外，梁先生之所以浓墨重彩地描绘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更在于说明他们对清末民初资产阶级学者的思想诱发，挹彼注兹，古为今用，为思想启蒙助力。

可以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既是一部清学史，也是一部当代史。梁启超先生通过建构“近三百年”叙事模式，打通历史与现实，试图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提供借鉴与指导。“近三百年”所蕴含的反对封建史观、倡导思想解放、服务社会现实等史学观念也被当时学者广泛接受，直接影响了民国时期的清史书写。

“近三百年”历史叙事作为一种全新的清史书写方式，是在民国时期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又经历了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广泛出现在那个时代的清史研究当中，尤其在学术史研究领域大放异彩。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清代之前，“近三百年”大多作为时间概念出现，并没有固定的或特殊的含义。如元代何中曾说：“自邵子以来，至今近三百年间，未见再有邵子也。若从事于邵子之学，则世岂多邵子哉？”^[5]明末吴应箕在《启祯两朝剥复录》中说：“本朝近三百年，其间大礼、大狱，争者不一，受祸者亦不一。要，无如三案之酷。”^②孙承泽在《山书》中说：“高皇帝自洪武十八年定设制科以来，迄今近三百年，从无废弛。”^③以上所提到的“近三百年”都只是一个时间概念，且在史籍中并不多见。

②吴应箕《启祯两朝剥复录》卷3(清初吴氏楼山堂刻本，第4页)。

③孙承泽《陈言求进》卷9《山书》(清抄本，第8页)。

清末至民国，“近三百年”出现的频次明显增多，以之称名的论著也不断涌现。继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后，钱穆的同名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蒋维乔《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陈安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概论》等相继问世。这些著作主要出现在学术史领域，在当时的学者看来，近三百年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学术成就。如王国维先生指出：“自汉以后，学术之盛，莫过于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经学、史学皆足以凌驾前代。”^[6]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撰作，受梁启超的直接影响，他不同意梁启超把清代学术视为“王学之反动”的观点，提出清学是对宋明理学继承发展的“每转益进说”。钱先生将宋明以迄清代的社会与学术视为一个整体，提出“理学本包孕经学为再生”“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7]等观点，后经其高足余英时阐发而形成“内在理路说”^[8]。蒋维乔《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所论，上自顾炎武，下及王国维，试图构建清初以至民国初年近三百年的哲学谱系。他认为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可以分为两大时期：一是复演古来学术，二是吸收外来思想。因此，他将中国近三百年哲学思想也分为两大时期：前期包括理学派、考据学派、公羊学派，后期则为介绍西洋思想派^[9]1-3。是著初版于1932年，虽以“哲学史”命名，但实际上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史，而更偏向于学术史。因为该书既没有对“中国哲学”作出界定，也没有以中国哲学家们所特有的问题统摄全书，如天人问题、体用问题、动静问题等。无怪乎有学者指出，该书“与其说是一本哲学史，不如说是一本中国三百年来几个学者的治学概要与处世态度记”^[10]。不过，这正体现了那个时代学者对“中国哲学”的一种态度。

其实，早在梁启超、钱穆、蒋维乔等人之前，就已经有学者以“近三百年”为题开展清代学术研究。1906年10月19日，《申报》开始连载《近三百年学术变迁大势论》，署名“僇”。“僇”为晚清著名小说批评家王钟麒在担任《申报》主笔时使用较多的一个笔名。王钟麒通过对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变迁史的勾稽，提出“学术代衰”的论点：“泰西之学术，历久而愈盛，中国之学术，历久而愈衰。”也就是说，近三百年的中西学术，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在文中，王钟麒不仅着重阐述了清代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而且对清代学术进行了分期和分派。他认为学术与政治紧密关联，指出：“立国之要道有二：曰政治，曰学术。二者若形影之相附，不可须臾离。凡各国学术之盛衰，无不与政治有关系者，而中国其尤著者也。中国历代学术之盛衰，无不与政治有关系者，而近三百年其尤著者也。是故欲言近三百年之学术，当先言近三百年之政体。”在他看来，清代学术“所以变迁之故，则皆以政治问题为总因”。基于此，他将清代学术变迁分为三个时期：顺康一变、雍乾一变、嘉道一变。在这三个时期中，顺康之时实学最盛，经学门径初开；雍乾之世，考据学最盛，能绍东汉之家法；嘉道之世，是经学学派大变之时代，今文之焰既张，古文之势遂绌，思想界亦渐次发舒。关于清初学术，他分为“四大宗”：以孙奇逢、吕留良、刁包为代表的道学；以顾炎武、阎若璩、张尔岐、胡渭为代表的经学；以万斯同为代表的史学；以黄宗羲、颜元、李塨、王源、刘献廷、彭士望、王夫之、孟远为代表的经世学。这四派之中，他最为推崇的是“经世学”，认为“非三家村学究所能比”。在清代学者中，他认为“其人最著名，足为当时代表者”为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李颙四人。此外，他还重点表彰了毛奇龄，认为他“以汉学独树一帜而俯视千古”^[11]。除《近三百年学术变迁大势论》之外，王钟麒尚撰有《论欲救中国当表章颜习斋学说》《近世学术思想变迁大势论》等，对清代学术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

在清末民初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学术与政治往往纠结在一起，当时讨论学术问题往往以政治为归宿。他们之所以急切地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乃在于学术与政治密切相关，乃在于“学术思想，常为社会之前导，一国学术思想之销沉，即为民族文化坠落之见端”^[12]1。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提出，不仅与中国传统学术自身的变革有关，更与近三百年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态势密不可分。

“近三百年”并非仅见于学术史书写领域，在政治史的论述中，也是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汇，这在革命者笔下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张健甫在《近三百年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演进》中，按民族革命的发展，将近三百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南明福王继位南京，至“鸦片战争前后，回疆与猺(瑶)民之乱先后平定止”，第二时期从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三元里抗英，至“光绪二十年唐景崧在台湾独立止”，第三时期从甲午战败，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到“现时抗战为止”。他认为，这三百年间，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清朝的失政与帝国主义的侵略，二是各民族为争取中华民族和国家的独立而进行的持续的革命运动^[13]。马櫆隆《近三百年中国政治思潮源论》一文认为，近三百年的政治思潮可以纳入三大主题范畴：“一是‘固族自保’的民族思想，由此而生出‘兵制’与‘边防’(以篇幅所限均未引入)的国防观念；一是以‘天下为主’也可以说是天下为公的政治思想，由此而生出对于‘藏天下于筐篋’的‘国法’或‘王法’以及‘以宦官宫妾为心’的‘臣道’之狠命痛击底崭新的‘法律’思想和‘伦理’观念；一是‘平均’‘共生’的经济思想，由此而有‘均地利’与‘复井田’的主张；这三种思想可以说是为了‘富天下’‘强天下’与‘安天下’(均颜习斋语)所必由的大道，也可以说是在‘天崩地解’时代的时代先觉为了未来之新世界出现，而共同拟定的粗略图案。”^[14]王纪贞《近三百年来我国民族运动之概观》主要介绍了近三百年间的四次民族运动的发展演进：明末清初民族运动、太平天国民族革命运动、义和团民族运动、国民革命及中国国民党革命^[15]。张健甫、马櫆隆、王纪贞等站在清王朝的对立面，昌言“民族革命运动”“政治思潮”等，很明显带有强烈的“反满”倾向。

此外，在宗教、外交、外国文学等学术领域也出现了以“近三百年”命名的论著，如杰人、方豪《近三百年来之浙江主教》，刘仁成《近三百年来中缅外交关系》，张星烺《近三百年斐律宾华侨状况》，许地山《近三百年来印度文学概观》等。这表明，“近三百年”叙事模式，得到当时学者的普遍认可和使用。

“近三百年”之所以广泛出现于当时学者的论著之中，是有着深层次的时代根源的。首先，“近三百年”是在中西政治文化比较中产生的叙事模式。自明中叶以来，西方传教士开始不断涌入中国。特别是到清代中后期，西学强势输入与中西文化的强烈碰撞，使得民族危机加深，有识之士开始倡导向西方学习，自强求富。“近三百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可以说，“近三百年”是西方与中国接触、碰撞的三百年，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深刻自我反思的三百年。正如廖平所言：“予以春秋以前之中国，即今日之西人。西人通商已近三百年，耳濡目染，渐革旧俗。今日之西人，实较春秋前之中人为文明，是古非今，俗说与情事正相反。”^[16]

其次，“近三百年”的提出，与清季民初兴起的“反满”思潮有很大关系。清朝末年开始，政治局势和社会主要矛盾都已发生变化，历史书写者的政治和学术立场随之而变，很多学者从属革命阵营，在叙述清代历史时，有意识地淡化了“清代”的影响，转而以“近三百年”指代有清一代。随着革命浪潮席卷全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广泛传播，“近三百年”历史叙事也得到当时学者的普遍认可。

最后，“近三百年”被广泛接受，在于这一理论本身具有的合理性。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众多因素长期积累的集中爆发。因此，我们研究某个朝代的历史，既需要追溯其发生的“序幕”或“前奏”，也需要了解其造成的“结果”或“影响”。梁启超先生提出“近三百年学术史”而非“清代学术史”，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近三百年”历史叙事本身包含着清代历史的“前因”和“后果”，消弭了朝代更迭造成的历史隔阂，较为清晰地展现了清代历史发生、发展、兴盛、衰亡的完整图景，这比以“断代”叙事更具合理性。“近三百年”历史叙事改变了传统的断代叙事模式，标志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开始有意识地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近三百年”历史叙事是在东西文明强烈碰撞的刺激下而产生的叙事模式，它广泛存在于学术、政治、外交、宗教等诸多研究领域，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史学解释体系，标志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无论是从中华民族文脉传承看，还是从清史研究的当代价值看，我们都必须重视清代历史研究。现阶段清史研究虽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重实证、轻理论，重微观、轻宏观，重研究、轻应用的倾向比较明显”^[17]。如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清史研究体系，发挥好清史研究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是摆在清史学界的一个重要问题。“近三百年”历史叙事的提出及其对清史研究的理论建构，恰恰为当代清史书写提供了理论借鉴。

第一，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反对封建史观。无论是梁启超等人的“近三百年”学术史论，还是马健甫等人的“近三百年”政治史论，“启蒙”或“变革”都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在启蒙思潮的引领下，在与西方启蒙运动的比较中，当时以“近三百年”称名的论著中，选取的往往都是在学术、政治或其他方面具有启蒙意识的学者，更加强调社会变革、思想解放有力地冲击了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的封建史观。民国时期的“近三百年”历史叙事，跳出英雄史观，以普通学者为中心书写历史，为史学领域的进一步解放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梁启超等人对“近三百年”叙事模式的探索和实践，不仅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自觉自醒的体现，更为当时的清史研究确立了范式，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的清史书写。

第二，以“时段”理论冲击“断代”叙事。梁启超先生将“近三百年”作为“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并概括为“十七八九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已经具备了“时段”的雏形，这与“断代”叙事已有明显不同。如果对“近三百年”历史叙事进行理论升华，跳出具体的历史脉络，“近三百年”代表的正是一个“时段”，它强调的是历史发展的源流、因果和内在逻辑。“时段”叙事与“断代”叙事相比，更能体现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可以说，“近三百年”以“时段”叙事冲击了传统的“断代”叙事，开创了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模式。谈到“时段”理论，我们不得不提法国“年鉴学派”。“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把整个人类历史发展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分别对应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体时间。布罗代尔虽然提出“时段”理论的三个层次，但他更看重“长时段”理论，更强调环境对人的决定作用，忽视“短时段”的事件史和当代史的研究。反观“近三百年”历史叙事，它以时代思潮为主线，突出个体在时代思潮中的重要作用，将学术与政治紧密结合，重视对当代史的研究和阐发，强调连接历史与现实。

第三，强调整体叙事方法。历史研究只有坚持正确的理论引导，把学术问题纳入一定的框架或体系之中，以大统小，以小见大，才能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但是，随着历史研究对象的日益精细化，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倾向愈益明显，这很容易造成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的片面解读甚至曲解。而“近三百年”历史叙事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纳入时代思潮当中，探究历史演进的大趋势和大问题，是一种强调整体性的历史解释体系。“近三百年”历史叙事，体现的是一种历史学的思维方式和整体研究方法，为克服历史研究中“碎片化”倾向提供了重要理论借鉴。

第四，更加注重以史经世。民国学者在描述“近三百年”时，时间范围各不相同，但时间下限则一致，那就是“今年”“当下”等。如梁启超所言“近三百年”指从“今年”(1923)上溯三百年至天启三年(1623)。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所说“近三百年”起自明崇祯元年(1628)，迄于“本年”(1928)。他在文中谈到：“从本年起倒推上去直到崇祯元年为止，恰巧有三百年。这三百年中，除却崇祯纪元十六年，中华民国纪元十七年外，其余百分之九十，都属于清代，自然，我的论文也以清代为主体。”^[18]陈安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概论》(1934)谓“中国近三百年历史，从明末清初以迄于今”^[12]1。许造时《中国近三百年岁计表》所述中国近三百年“岁计大数”，“起自清初，近迄见在”，分“前清顺治初年迄宣统三年”“民国二年至十六年”“国民政府成立(十七年)至本年(二十年)”三个时期^④。蒋维乔在《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的例言中对“近三百年”有如下说明：“本书叙述清初以至现代哲学思想之变迁，故名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9]1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近三百年”叙事，以“当下”作为时间下限，贯通古今，在古史叙事中发现当代、服务现实，以史经世。从某种意义上讲，“近三百年”历史叙事的提出，政治意义要大于学术意义。

④许造时《中国近三百年岁计表》(1936年铅印本)。

“近三百年”历史叙事深刻影响着当代的清史书写。由于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学术影响力，以及民国众多学者使用近三百年书写清代历史，“近三百年”逐渐成为一种习惯性表达，以至于当代一些学者在清史书写中，仍然以“近三百年”指代有清一代或那个时段的历史^[19-29]。这表明，“近三百年”历史叙事在当代仍然具有很高的接受度和认可度，深刻影响着当代的清史书写。如存粹学社1971年至1975年间曾分别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中国近三百年社会经济史论集》为名，编集有关清代学术思想、社会经济研究的论文多辑，收录范围从明代后期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与梁启超先生所论“近三百年”大致吻合。来新夏先生所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初名《清人年谱知见录》，但在实际撰写过程中，来先生发现，如果以“清人年谱”命名，像刘宗周、朱之瑜、张煌言等没有直接在清政权下生活、但对清代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以及一些卒于民国时期、致力于推翻清政权的人物，都不能笼统地称为清人，也就无法纳入年谱之中；而如果以“近三百年”命名，这些问题则会迎刃而解。因此，最终将该书定名为《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30]。这也说明，“近三百年”较之“有清一代”，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和容纳性。郑吉雄《近三百年历史、人物与思潮》一书则直接借用梁启超、钱穆两先生“近三百年”之“旧名”，他说：“自梁任公、钱宾四两位先生提出‘近三百年’一词概括晚明至清末中国学术思想的梗概，至今又已近百年。由于本书各篇讨论的内容，时间范围和两先生的两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相若，仅地理范围上略扩及东亚地区如韩国、日本，虽学殖荒落，弥用自愧，我仍乐于沿袭旧名，用为书题。”^[31]由此可见，郑教授所论，受梁、钱两先生“近三百年”叙事的直接影响，不同之处在于将地理范围扩大到东亚地区。也有学者开始反思“近三百年”的名义问题。鲍国顺先生提出清代学术的三种名义：一是以“清代”为名，二是以“中国近三百年”或“近三百年”为名，三是以“近世”或“近代中国”为名，并指出这几种称名各自存在的问题。他将“近三百年”视为一种固定表达，并充分肯定其价值，认为“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名称相较于“清代学术概论”，更“符合真实的情形”，但使用“近三百年”论述有清一代学术，如果不了解其特定含义，很容易望文生义，以为系由自己当时上溯三百年，引起时间断限的误会。因此，他仍用“清学”之名，来代表这三百年左右的学术思想^[32]。

需要指出的是，“近三百年”虽然大致相当于有清一代，但对于不同的历史书写者而言，其指代的具体时间范围又有所不同，导致对这一理论的界定和解释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在使用“近三百年”书写清代历史时，有必要对其重新进行历史界定。要明确“近三百年”的时间断限，说明“近三百年”与有清一代的关系。“近三百年”虽然主要描述的是清代史事，但不能完全和有清一代划等号，它的时间范围包含又不局限于有清一代。看似差别不大，实则相距甚远。这关系到晚明和民国初年学者应否纳入的问题。此外，还要关注“近三百年”在民国与当代的不同意涵。当代学者使用“近三百年”书写清代历史，显然是受到民国学者的影响，但由于时代不同，“近三百年”的内涵也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如其中蕴含的中西比较意蕴和“反满”倾向随着时代的变迁渐趋消失。重新界定的目的在于，明确“近三百年”的时间断限、研究范围、理论内涵等。

总之，“近三百年”和“有清一代”是既密切相关又有所区别的两个概念，在一定语境下，以“近三百年”书写清代历史更具合理性、弹性，更能建构起对清代历史源流的完整认识。回望梁启超先生等所处的时代，“近三百年”历史叙事显然代表的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它虽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但转而以中国历史为本位，以历史主动精神反思中国学术、政治与社会，寻求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根本途径，为清史书写探索出一条全新的解释体系，故而值得予以关注和进一步深入探讨。

20世纪80年代，萧萐父先生在《评梁启超的“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论》一文中曾感叹道：“近四十年来，尚未出现更新的以‘近三百年’为特定对象的思想史著作，学者们往往按社会史的分期，以十九世纪中叶为界，前后分成两段，致力于分头研究，虽分别有一些水准较高的论著问世，仍难以如实反映中国思想启蒙运动曲折发展的全貌。”^[4]萧先生此论，从思想启蒙的角度，倡导学界关注“近三百年”历史叙事。萧先生认为，思想史分期是不能与社会史分期完全等同的，以社会史分期为分界的清代思想史研究，有着明显的局限性，而以“近三百年”为特定对象，恰能克服清代思想史在分期上的不足。时至今日，距离萧先生发表此文又近四十年，我们欣喜地发现，“近三百年”历史叙事广泛出现在当代学者的论著之中，成为当下清史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充分说明这一理论与时俱进的品格。

沿着民国学者开辟的“近三百年”清史研究之路，在总结当代清史书写得失的基础上，我们应当继续深挖“近三百年”历史叙事的理论内涵，通过阐释、运用其所蕴含的“时段”叙事模式与整体研究方法，以史为鉴，以更为开阔的理论视野重新审视清代社会历史发展诸问题，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清史话语体系，牢牢掌握清史研究的话语权，才能不断将清史研究推向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