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周期率指的是国家政权通过兴衰治乱、循环往复呈现出的周期现象。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中西方思想家通过不同视角，揭示了治乱兴衰的现象，中国古代思想家曾用“气数论”“时势论”研究历史变迁规律，西方思想家从文明生命周期角度研究各类文明的兴衰，如汤因比把国家兴衰原因归结为生物学意义的生老病死周期规律等。1862年，马克思在《中国记事》中把中国称为“活的化石”，指出“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1]。我们可以将这一论断视为马克思对中华文明“历史周期率”的最早表达。

面对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这一时代之问，毛泽东同志、习近平同志先后分别提出了“人民监督”“自我革命”两个答案，这两个答案是总结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奋斗经验的重大论断，尤其是“自我革命”答案，是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和独特优势对这一时代之问进行的回答。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在深刻阐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基础上，发出了要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实践的伟大号召。显然，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必须从“第二个结合”的视角进行思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2]。可以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重大理论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利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论述党的自我革命相关思想，如从“固其根本，浚其泉源”谈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培植，从“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强调领导干部教育培养和队伍建设的重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学界对于“党的自我革命”论题开展了多层次、全方位研究，取得了丰硕的阶段性成果，作出了突出的思想贡献。如：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话语体系、鲜明品格和行动方向，从而深入讨论“党的自我革命”概念内涵^[3]；通过目标体系、动力体系、行为体系、评价体系，构建“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系统^[4]；从方法论的角度阐述“党的自我革命”思想内涵^[5]；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底蕴谈“党的自我革命”的新时代实践及其重大意义^[6]；从党内法规层面探讨“党的自我革命”的制度规范体系^[7]。已有研究对本文写作有一定启发，但从“第二个结合”看“第二个答案”视角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内涵的研究还需深入。基于此，本文试图把握“第二个答案”与“第二个结合”内在关联，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进路。

人类历史上各个王朝的兴亡交替，总是伴随着周期性的社会治乱、国势盛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问题：“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8]541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给出答案，“自我革命是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9]14。从中西文明角度来看，兴衰问题本身就是如何应对变局，把握时代规律的问题。面对执政考验，迫切需要从文明视野分析“党的自我革命”的语义内涵。

按照《辞海》的解释，“革命”是指“古代以王者受命于天，故称王者易姓、改朝换代为‘革命’”^[10]。《辞海》的这一段解释，出自《易·革·彖辞》中“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从字形来看“革”字上下端分别是“三”“十”，许慎在《说文解字》一书解“革”的含义为“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命”的含义是“君主用口下令，以形成某种秩序”。“革命”在中国古代语义的内涵包含了两种：一是(革)政权在一定时期内必然要发生的周期性更替；二是(命)要“顺应天命”，主动重新塑造新秩序。从“革命”词源来看，本身就是“历史周期率”的体现。黄炎培表述“历史周期率”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取自《左传·庄公十一年》“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无论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司马迁的《史记》、杜牧的《阿房宫赋》，还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文献，无不是在考察政权兴衰历史规律，思考如何避免重蹈衰亡覆辙的怪圈。

西方话语体系中的“革命”(revolu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词根revolere，该词意义更加贴近天文学意义上“星体循环”“周期运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第五篇专题讨论“革命”问题，并对革命作出分类，一种是“metabole kai stasis”伴随具有暴动性质的变革，一种则是“metabole”非暴力的新陈代谢和变革^[11]。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用anakykloois(kyklos，意为“环”或“轮”，是英文“cycle”一词的词根)来形容从共和政治—僭主政治—贵族政治—寡头政治—民主政治的更迭。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用“循环”(conversio)指代社会政治的“变革和动荡”，也用“orbis”(意为轮子，环状物，圆形物，循环)来表示“旋转的”或“周期”，政体如四季中周期性变化之意。

启蒙运动意义上的“革命”一词开始具有“变革”“革新”之义，正如亨廷顿在《变化中的政治秩序》指出，“革命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它是一种使一个传统社会现代化的手段” ^[12]。16世纪以马基雅维利、恰尔迪尼等为代表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以“revoluzon”一词来指代“旧政权的覆灭与新政权的诞生”。从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推翻了英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到1783年美国独立运动胜利，再到1798年法国大革命摧毁君主制，欧洲范围内的民主运动蓬勃发展，这三场运动赋予了“革命”进步意义，其核心是通过“革命”改善社会秩序。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以往全部社会形态，都是一个“特殊阶级”取代另一个“特殊阶级”的运动，导致的结果是“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13]。世界历史“周期率”表达的是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人类社会的全部活动归根结底追求两个目标，一是不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二是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最终促进了社会形态的更替。马克思最具有代表性的论断是他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14]。在马克思看来，“革命”区别于传统资产阶级的叛乱、改造、民变等概念，而是重构经济结构。

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将欧洲的科学知识、方法和精神引入中国，“革命”一词东渡进入日本后，将英语和法语的revolution/ révolution译为中国古汉语的“革命”，这时“革命”还具有一种“渐进性改良”之义^[15]。梁启超根据英文reform和revolution的构词含义在《释革》中对“革命”释义为，“此二者皆《大易》所谓‘革’之时义也。其前者吾欲字之曰‘改革’，其后者吾欲字之曰‘变革’”^[16]。梁启超在这里强调的是“改革”意味着“改良”，而“变革”则是带有“暴力”的革命。

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吸取了中国古代传统意义上的“革命”观念，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观。但面临不同的社会矛盾，“革命”语义的内涵也不尽相同，如1927年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7]。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期间曾深刻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18]。1980年，邓小平同志认为，“革命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19]。

新时代新征程，在伟大的社会革命历史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之前加一个“自我”，意味着是“革命”主体“革”主体自身的“命”，中国共产党清楚意识到，如果没有敢于自身否定、敢于自身扬弃的自我革命，革命者无法淬炼思想、纯洁队伍、健全肌体、保持活力，最终无法达到超越自我的目的。显然，中国共产党将自我革命置于前所未有的战略新高度，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开辟了百年大党革命理论的新境界。

“自我革命”一词在我党的历史文献中并不多见，但有意思相近的表述，比如“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和“批评与自我批评”。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从“打铁还需自身硬”到“打铁必须自身硬”，从“党的自我革命”到“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不断发展与丰富，梳理其发展脉络和轨迹，包括六个重要时间阶段反映和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理论生成。

1.首次提出“自我革命”概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2016年首次提出“自我革命”概念，但更多指向“全面深化改革”。其中有代表性的是2015年5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共同把全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20]。这是目前已公开的党的重要文献中，可查到的第一次提到“自我革命”概念。

2.“自我革命”纳入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将“自我革命”纳入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之中，提出“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21]。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22]21的重要论断。此后，自我革命最普遍的含义指的是“全面从严治党”，强调以自我革命精神实现党的革命性锻造和重塑。

3.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论述

2017年10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第一次同时提出“自我革命”“社会革命”概念，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23]。此后又在多个重要讲话中对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和党的自我革命进行深刻论述，如：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仪式的讲话中，阐述了党的自我革命与党领导的社会革命的辩证关系^[24]。

4.明确提出“自我革命作为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2019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明确提出了党的自我革命的目标任务，论述了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内涵要求^[25]。2019年6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总结了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经验^[26]。2021年1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坚持自我革命”作为党的十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之一被写入决议，而且在全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将“自我革命作为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22]559。

5.提出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战略思想

2022年1月20日，党的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战略思想的重大概念，“战略思想”的内容包括“九个坚持”的规律性认识和“六个必须”的原则性要求^[27]。2022年6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进一步归纳了反腐败斗争的“六条经验”。这就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基本框架和科学体系。

6.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重要命题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的重要要求，并且将“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等内容写入党章^[28]52。2023年1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对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用“六个如何始终”进行了深刻阐述^[29]。2024年1月10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重要命题^[30]，由“战略思想”表述发展递进为“重要思想”，标志着“党的自我革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也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理论形成。

“党的自我革命”既是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并基于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成果，也是“两个结合”实践的产物。尤其是“第二个结合”为我们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考“党的自我革命”重要思想的文化内涵提供宝贵资源。党的自我革命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革故鼎新”“自省克己”“民为邦本”“正身率下”思想的赓续传承，本文从“党的自我革命”的四个内涵考察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开启了缔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31]，“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32]。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古代圣贤善于从历史的发展与变迁中探求社会历史规律和自然规律。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延绵数千年至今仍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乃至引领历史变化、发展与进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中华文化基因里蕴含的“革故鼎新”“求新求变”意识。如“革新”一词取自《周易·杂卦》，内有“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此外，《周易·系辞下》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诗经·大雅·文王》中的“天命靡常”都体现了古人除旧布新、守常求变的思想意识，正如我们引用的“易”学本身强调的是关于世界万物大化流行、发展变易的道理。中国古人将这种永不停歇的恒久奋斗精神概括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从而强调刚健自强、破旧立新、主动求变、革新图强的精神追求，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和革命性以及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使命担当形成内在契合。

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要实现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新社会，即“自由人联合体”，这就要求超越追求剩余价值为根本动力、利润最大化为根本标准的旧文明，实现经济运动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相统一、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新文明。要实现这一文明形态，就必然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与一切旧社会、旧世界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也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3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魄、坚忍不拔的毅力推进改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坚决冲破思想观念束缚，坚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坚决清除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2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深化改革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遗余力地推动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许多改革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大幅提升，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党和国家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28]576。中华民族是善于修身自省的民族，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关于自省、修身的论述，其本质强调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审视过程。古代圣贤孔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曾子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荀子说：“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孟子强调“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34]。《礼记·大学》所引“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仅指每日沐浴时要涤清自己身上所沾染的尘垢，更指每日从朝堂退下后，反躬自省所作所为，所谓“日新其德”。程颢的“学者须先知仁”，朱熹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王阳明的“养之以善，心日以智”等都强调要拥有直面错误和问题的勇气与格局，坚持不懈地进行检视、反省的诚意与良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自省”“克己”“勇于改过”等鲜明品格，与中国共产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光荣传统形成内在契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基础上确立起来的，批判性和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列宁同志说：“全部关键在于，先锋队要不怕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要不怕公开承认自己素养不够，本领不大。”^[35]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支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36]1004-1005}。毛泽东同志还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36]1096。百年奋斗历程中党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地对主观世界进行反思和批判，利用刀刃向内刮骨疗毒，去除污垢和毒素，最终实现自我疗愈强健肌体，持续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能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出发，坚持性质宗旨、坚持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及时发现、着力解决“七个有之”问题，不断纯洁党的思想、纯洁党的组织、纯洁党的作风、纯洁党的肌体，谱写了中国历史未有、世界历史罕见的反腐败斗争新篇章。

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把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贯穿于治国理政实践。《尚书·五子之歌》提到的“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古代最早的“民本思想”的阐述。春秋时期孔子在《论语·学而》中提倡“仁者爱人”“泛爱众”；孟子在《尽心下》中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思想；老子提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管子明确提出“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再到汉唐之时，如贾谊总结秦亡的教训：“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唐太宗李世民鉴于历史认为，“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再到明清之际，黄宗羲、唐甄等有识之士秉持“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本思想。我国传统民本思想经过千年流传，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演化发展至“民贵君轻”“君舟民水”，在“宽以养民”的基础上进一步嬗变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本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惟邦本”“仁者爱人”“民贵君轻”，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形成内在契合。

马克思主义秉持的唯物史观，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7]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也是革命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38]。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通过政治革命推翻少数人的统治，把一切剥削者改造为劳动人民，从此建立了由绝大多数劳动者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在延安窑洞，面对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之问”，毛泽东同志给出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民主新路”的“第一个答案”，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我们党对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这一历史难题的认识逐渐深化，既吸收了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合理养分，又结合了党的初心使命，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8]9的全新表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强调“为政先正己、修政先修德”，所谓“正身率下”，从“率”字本义来看，它指的是用绳索牵引物体，表示的是牵引、带领之义，《诗经》有云：“率时农夫，播厥百谷。”“率”更多在日常含义中指的是起“表率之义”，比如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孟子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荀子也说：“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史记》有言：“夫三公者，百寮之率，万民之表也。”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领导者“以上率下”的行为楷模作用，要求政治治理者打铁还需自身硬，正人先正己，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为官者道德修养的重视与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求自身先进性和纯洁性形成内在契合。

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党存在、发展和壮大的根本条件，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鲜明特质。列宁同志在建立和巩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特别强调，“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39]，无产阶级政党“吸收了这个阶级的一切优秀代表，集中了经过顽强的革命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的、完全觉悟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40]。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新的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严密党的组织体系，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38]。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少数’，对全党全社会都具有风向标作用”^[41]，“领导干部是党的执政骨干，只有管住‘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干部和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全面从严治党才有震慑力和说服力”^[42]。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坚持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做起，从高级干部严起，层层传导压力，把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一贯到底，形成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的示范效应，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从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衰、政权嬗替，再到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说明了历史周期率不仅反映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的规律，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并长期执政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正是基于“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清醒认识，在新征程上面对“六个如何始终”的大党独有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锚定自我革命这一重要任务，突出强调“九个以”的实践要求，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重大问题。本文试图从以下四个维度理解把握“九个以”的实践要求，以此用“第二个结合”把握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实践路径。

“九个以”的第一项“以”就是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将其放在第一位，充分彰显了这项实践行动的重要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君王能否保民爱民、天与人归，建立一统天下的文治武功，成为其君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自上而下的“政德”与自下而上的“忠德”本质上是双向互动，即《左传·桓公》讲到“上思利民，忠也”，只有一国之君忠于百姓，为百姓利益所想，才有《国语·晋语》中的“杀身赎国，忠也”。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只有君王善修“政德”，才能“譬如北辰”，实现“众星拱之”。后汉马融著《忠经》提出：“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人之所履，莫大乎忠。”士大夫品格要求的“忠德”是对国家之忠诚，对百姓之忠诚，后来宋明理学把“三纲五常”上升为天地至理，将“忠德”异化为“忠君”“愚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更多强调的是作为党员个体对集体组织决定的服从，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明确提出加入同盟的条件就包括：“不得参加任何反共产主义的(政治的或民族的)团体并且把参加某团体的情况报告有关的领导机关；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保守同盟的一切机密。盟员如果不能遵守这些条件即行开除。”^[43]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看，只有坚决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实现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根本目的。要深刻意识到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互动关系，如“延安整风运动以思想理论教育推动自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改革开放时期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恢复确立党的思想路线的自我革命，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进入新时代，党的中心任务转向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必须做到“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过硬，就能有力推动新时代新的伟大社会革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生机和活力，这也是九个“以”第二项——“以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题中之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正所谓“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恩格斯指出，“一般说来，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44]。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探求救国真理，伴随着各类思想纷纷涌入，各类不同政党犹如走马灯似登场，导致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愈加严重。究其原因，是没有找到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指引中国走向正确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具有崇高和远大理想的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能够不断战胜千难万险、化解种种危机，就在于这个政党从成立伊始就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当作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45]。正所谓“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用好、用活、用对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推动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要形成坚强有力、无坚不摧的战斗堡垒，这是九个“以”第三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的核心内容。中国古代先贤常说知易行难，强调知行相须、知行合一，如王夫之说：“盖云知行者，致知、力行之谓也。唯其为致知、力行，故功可得而分。功可得而分，则可立先后之序。可立先后之序，而先后又互相为成。”中国共产党要永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就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九个“以”第四、第五项——“以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只有把战略筹划、力量汇集、资源投放的重心始终放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这个重要方向上，才能有效牵引和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的全部实践，通过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更好带领人民完成一个个艰巨的历史任务，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古语“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强调要“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46]，“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47]。几千年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华文明创造出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等国家治理制度。九个“以”的第六项“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明确了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举措和实现途径，要站在全局性的角度构建内涵丰富、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不断提升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党的自我革命才能有良好的体系支撑环境，做到行稳致远、长远有效。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中遭受的曲折历程以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经验看，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不能掀起最为彻底的自我革命，不能锻造最为坚强的组织、建设最为过硬队伍，步入苏东党亡政息的后尘并不是危言耸听，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就是为了实现锻造坚强组织、建设过硬队伍的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高度重视组织建设问题，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列宁同志强调，“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48]。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组织规模有限，但十分重视组织体系建设，党通过创建组织体系，壮大了组织力量，锻造了革命队伍，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组织体系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全党建设成为坚决听从党中央指挥、管理严格、监督有力、班子团结、风气纯正的坚强组织，锻造出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这是九个“以”的第七项——“以锻造坚强组织、建设过硬队伍”内涵的关键所在。

“治国莫大于惩贪”，壁垒最易内部攻破，腐败因之应运而生。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无法破除“历史周期率”魔咒，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统治集团“贪图享乐、穷奢极欲，昏庸无道、荒淫无耻，吏治腐败、权以贿成”^[49]。九个“以”的第八项——“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是衡量党的自我革命成效最直接的标志、衡量人民群众是否满意的重要窗口。中国历代都有一系列措施来应对腐败问题，比如：制定相应法律规定、设置相应巡视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应对腐败问题。如作为最早的刑法夏朝“皋陶”中提出“贪以败官”，即要对犯有贪腐之罪的官员处以死刑，秦汉时期制订了官吏赏罚“五善”与“五失”的标准，颁布《诸路监司互察法》《庆元条法事类》等条例，明代《大明律》中吏治内容占总条文的三分之二以上，清代颁布的《大清律集解附例》《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大清律例》对贪污犯罪有明确的规定。巡视方面，如《尚书·尧典》记载，舜帝开始就有“五载一巡狩”的天子对地方的巡视制度，秦汉时期以刺史制度为代表的多重巡视监察制度，隋唐时期发展出“一台三院”制度，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网络，再到宋元时期以“纠劾百官，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宪之司”为工作职责的监司制度、提刑按察使制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9]70。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不断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推进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先后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同时还出台了相关配套实施制度，这些制度建设为推进反腐败治理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当前中国面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叠加的时代背景，作为拥有9 800多万名党员、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我们党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才能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新形势下，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仍然存在，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这就要求我们把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坚持内因外因兼修、自律他律并举，对外靠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对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形成强大合力，释放强劲动能，共同服务于党永不变质的目标。九个“以”的第九项——“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展现的就是党的自我革命的双动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