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说过，必须‘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1]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十四大将“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写入大会政治报告，此后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先后对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积极发展”“繁荣发展”“充分发挥”等表述。2014年以来，世界进入“前所未有的大变局”^[2]，“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而“支撑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没有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就没有话语权”^[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最终将从各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4]，在这一历史剧变中，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要有大变革。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论断，党的十九大将这一论断写进大会报告，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哲学社会科学发表了大量重要论述，提出在战略布局上要“着力加快构建”，在构建内容和方向上要坚持“中国特色”，明确制定了路线图和任务书。学界对此积极回应，主要从六个方面进行了研究。(1)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论述(以下简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研究。比如：王伟光提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是指导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5]；刘同舫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中国特色”归纳为三点，即超脱“以西释中”的主体意识、融合“中西马”思想资源的文明意识、以当代实践为导向和内容的问题意识^[6]。(2)主体内涵研究。李诚等提出，“中国特色”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积极成果”所形成的全方位多领域的社会科学体系^[7]。(3)建构路径研究。学界基本形成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批判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吸收西方文明、立足现实推进各方面创新的建构路径共识^[8]。刘峰等认为，具体要做到“大众与小众、‘高峰’与‘高原’相统一”，“‘个人游击’与团队攻关相配合”，“‘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9]。(4)“三大体系”研究。谢伏瞻提出，学科体系是基础，学术体系是核心，“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反映、表达和传播方式，是构成学科体系之网的纽结”^[10]，阐明了“三大体系”之间的辩证关系。还有不少成果从具体学科和领域角度论述了“三大体系”的构建。(5)评价体系研究。“三大体系”的构建效果需要科学的评价体系进行验证，在“加快构建”与“三大体系”共识形成之后，需要系统、科学、公平地构建多指标“三大体系”建设评价体系^[11]。叶继元从六大要素、三个维度、八项推论构建学术“全评价”体系^[12]；周光礼通过破“五唯”立新标来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13]；殷忠勇从评价范围、评价内容、评价对象、评价方法、评价主体五个维度着手，建构“一个以中国实际为前提、以中国特色为关键，兼顾政府评价和社会评价的结构丰富、形式多元、内涵包容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体系”^[14]。(6)学术期刊研究。学术成果需要学术平台进行有效传播，学术期刊研究也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十分重要的环节。韩云波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提出从中华性、精品性、传承性、引领性四个方面入手，以中国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15]；刘曙光提出，学术期刊在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发挥着政治方向、体系构建、问题导向、学术导向、人才引领、国际化、学术评价、媒体融合、学术生态九个方面的引领作用^[16]。

学界对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方面，目前均已有所涉及，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为指导，对由“理论指南+三大体系”建构起来的“四位一体”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基本构架形成了共识，进而探讨了主体内涵和构建路径，关注了评价体系和传播体系，取得了不小成就。然而，现有研究中也存在明显不足，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从研究历程看，研究的持续性、稳定性不足，在2016年座谈会后形成了一个研究高潮，当年文献高达106篇，但2018年之后年度发文量锐减，最高未超过37篇。究其原因在于研究主体多以管理人员为主，主要从宏观角度进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阐释，深入具体学科和领域的研究成果不足。评价体系和学术期刊研究由于整体圈子较小，且在业界尚未形成“生产—传播—评价”的全流程共识，故其影响也较有限。其二，从切入角度看，问题意识仍有不足。哲学社会科学的西方化本来是一个老问题，学界亦有相关回应，但总体较为笼统，未能从具体学科的研究范式和学术惯性等方面进行全面清理。虽然在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错误思潮方面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一些学科领域仍然存在较明显的依赖西方理论模型和研究范式的问题，理论工具和研究对象南辕北辙因而无法得出正确观点和可行对策，未真正实现对“中国之问、时代之问”的良好解答。其三，从理论建构看，“中国特色”全面形成任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座谈会上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困境总结为“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创新理论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行了完备的顶层设计，但学术界的体系化、学理化建构和研究明显不足，检索中国知网CSSCI期刊篇名“党的创新理论”仅得到74篇，其中大部分是理论宣传文章，体系化、学理化研究相对较少。党的创新理论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特色”的理论武装和规律性认识，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化、学理化的先导性前提，就目前情况来看，其研究和实践还需要大力加强与着力推进。

基于上述成就和不足，本文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和推进思路：其一，探究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进程中的成就与不足，核心在于对“中国特色”的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坚守这个魂和根。”^[17]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其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魂脉”和“根脉”的具体体现，就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8]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其建构关键分别表现于意识形态和文明形态，显现出两大形态特征。其三，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根本指引，谋划和部署了具体任务，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战略理论与战术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理论指南与根本行动遵循”^[19]。

总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是要在厘清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特色”的基础上，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批判“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终结论”等错误思潮，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下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助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意识形态“魂脉”与文明形态“根脉”，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定位与目标，检索中国知网全库，目前尚未见到从这两个方面进行研究的成果。我们针对这两个形态特征进行探讨，结合理论构建与具体实际进行阐述，以期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学术增长渠道和攀登路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两大形态内容丰富、结构复杂，需要较大篇幅，故本文先论意识形态，而文明形态则拟另文撰述。

“哲学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都是较早出现的概念。哲学社会科学或统称为社会科学，是与自然科学相对的概念。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说：“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20]意识形态一词，在最初出现的特拉西那里是与科学方法相对立的唯心的虚假意识集合，在马克思那里才变成一个客观描述主观世界的科学术语。

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形成的明显交集，导致二者关系长期存在着复杂的争议。有西方学者指出，“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意识形态正是我们为社会实践家提供的最有用的研究成果”。但这一趋势在20世纪中期的冷战形势下被高度政治化和极度扩大化，即“从1966年埃维昂世界社会学代表大会到1974年多伦多代表大会之间这段时期”，“这个期间召开的许多次世界代表大会全体会议都变成了发表意识形态宣言而不是分析研究问题的场合”，人们呼吁意识形态应回归其“另一种意义”，即“比较侧重于综合而整体的世界观，旨在诊断病情，提出或规定疗法，指出可能的和理想的实际行动结果”^[21]。意识形态的褒义和贬义两种相反甚至背离的理解，导致对意识形态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等同论”，认为二者就是同一事物；一种是“割裂论”，认为二者之间不应当发生任何联系，其理由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都旨在于“探索客观真理”，而意识形态则有明显的主观价值取向^[22]。

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意识形态”一词在顶层主流话语中较为晚出，基本上形成于西方“六十年代”的文化转型之后。检索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意识形态”一词始见于1969年党的九大报告，报告中追溯了毛泽东同志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其后，1977年党的十一大报告再次使用了“意识形态”一词，但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未提到意识形态问题。从党的十三大报告开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强调成为党的代表大会报告的固定表述。

由于出现“六十年代”意识形态认识严重分歧的全球语境，也由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顶层话语的晚出，导致改革开放初期一度存在意识形态工作软弱涣散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西方技术和资金的进入，各种社会思潮和理论也涌入中国，对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23]。1981年，邓小平同志在同中央宣传部门负责同志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中，使用了“杀气腾腾”一词来形容当时的一些反动言论，指出他们“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都需要改善，但是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无政府状态”^[24]。进入20世纪90年代，西方甚嚣尘上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广泛传播，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之际影响巨大，“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又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理论界有少数人大讲抽象的人道主义，宣扬社会主义异化论”^[25]，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形势空前复杂。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上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重要领域”，“政治斗争大量地经常地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理论斗争”^[26]。意识形态问题实际上密切关联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前途命运问题，意识形态斗争事实上已成为一场严峻的政治斗争。

进入21世纪，西方意识形态阴魂不散，仍然有人鼓吹“非意识形态化”，以意识形态是“阶级的、功利的、规范的”而社会科学是“科学的、描述的、解释的”的荒唐理由，主张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脱钩^[27]。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不同社会形态中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有着根本不同，社会科学研究必然反映为不同社会中不同社会现象背后的意识形态。如果把社会现象仅仅当作一种所谓“客观”的简单研究对象而不究其根源，社会问题的解决永远都只是暂时甚至饮鸩止渴的，人类历史将停滞甚至倒退。如果把社会科学当作一种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纯粹的所谓“客观”研究，只能是一种天真的幻想。只要当下社会仍然存在阶级对立，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就必然存在，也就必然反映到社会科学研究之中。只有实现了共产主义，人类社会发展到阶级消亡的理想阶段，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才会消失，社会科学才可能不再具有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才有可能成为所谓“客观”研究。

社会科学是意识形态表达客体的载体，意识形态是社会科学研究主体的立场。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二者始终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互为属性的特征。党的十一大报告指出：“中国和美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存在根本的分歧。”^[28]中美两国虽然在一些问题上有共同点，但其哲学社会科学必然因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不同而存在差异。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提出将“求同而存异”作为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和平共处”的出发点，这也是我们在哲学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处理上应坚持的原则。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从“求同而存异”出发，就可以按意识形态立场把哲学社会科学区分为两类不同形态，一类是“求同”的即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哲学社会科学，一类是“存异”的即基于不同意识形态立场和社会制度及其运行规律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求同的部分体现世界历史进程，在存异的部分体现民族和国家特色，在两个部分之间以及存异的不同部分之间，通过文明交流互鉴而共同发展。但也要注意到，在不同哲学社会科学之间并非都是平等交流的，也存在文化霸凌甚至文化侵略。哲学社会科学因其意识形态性质而事关国家安全和文明传承，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意识形态，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论断的提出，对哲学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强调，就是坚定文化自信、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应然之举与实然选择。

树欲静而风不止，意识形态斗争将长期存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错误思潮，比如：散布政治谣言；攻击歪曲我国政治制度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散布历史虚无主义，攻击抹黑党史、国史、军史；散布煽动性信息，鼓动“颜色革命”“街头政治”；宣扬错误思潮，鼓吹“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西方宪政民主、质疑改革开放等错误言论；热衷传播腐朽没落思想、低俗媚俗内容，败坏社会风气；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等。还有人利用哲学社会科学进行意识形态错误引导，比如以“非意识形态化”之名宣扬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而进入西方和平演变之彀中，以“心灵鸡汤”之名虚构事实企图摧毁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以“客观”研究之名以西方标准试图强行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运行轨迹等。意识形态错误倾向还反映在文学艺术和大众文化领域。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集中指出文艺领域存在“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29]等问题。2014年前后，在大众文化领域，出现了以历史虚无主义“诋毁英雄”的错误思潮^[30]。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也有人以“学术观点”名义宣扬错误观点。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1]。在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中，有学者指出，“部分经济学学术期刊一直被西方经济学所‘占领’，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导向的经济学学术期刊在核心期刊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所刊发的文章主要是宣扬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思想，研究范式、论证方法等同样遵循的是西方经济学的范式与逻辑”，甚至“从学术期刊评价机制嵌入引导和扶持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导向的学术期刊成为主流期刊来限制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学术期刊发展”^[31]。甚至有人利用哲学社会科学“非意识形态化”行逆历史潮流之举，“比如，《天府新论》2016年第6期发表了3篇以‘回到康有为’为主题的座谈会纪要，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32]，他们“以一种轻佻的口气嘲弄新中国和毛泽东，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攻击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质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的合法性，要求‘全盘否定革命’，‘回到康有为’，‘回归孔孟道统’，重新‘将儒教立为国教’”^[33]。

王伟光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理论学术观点，对意识形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5]。针对意识形态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复杂关系，我们就是要理直气壮、光明正大地在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时，牢固树立和高度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立场。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政治经济学时指出：“对国外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我们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其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价值观念的内容，对其中具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不能照抄照搬。”^[4]合理内核可以采他山之石、行“拿来主义”，但意识形态立场则绝不可模糊混淆。黄旭东认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有鲜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属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领域，是我们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战线”^[34]，意识形态立场就是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特色”的核心呈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意识形态工作要“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35]。学界也认识到，“厘清学术与政治问题界限，避免学术问题政治化或政治问题学术化的倾向”^[36]，重点就是要克服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对西方的盲目崇信，解决改革开放以来沉渣泛起的意识形态错误倾向问题，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立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比较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的二十大报告，可以看到意识形态工作形势的根本好转，明确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重点工作，准确定位了意识形态工作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关系。

其一，意识形态工作形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经受住了一系列风险挑战考验。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35]，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不少挑战”^[18]。从“斗争依然复杂”到“存在不少挑战”，标志着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18]。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确立为“根本制度”并得到始终坚持，是意识形态工作形势发生根本转变的原因，确证了马克思主义“魂脉”的根本地位始终贯穿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个方面。

其二，意识形态工作定位。党的十九大报告在“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部分，将“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放在“(七)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小节，这是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定位。在具体工作中，“七、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部分“(一)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小节，提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十年来意识形态工作成就的基础上，在“八、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部分“(一)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小节，提出“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同时在“十一、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部分“(二)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小节，提出“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根本好转，工作定位随之发生变化，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着力建设意识形态的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这既是质性层面的巨大提升，也是量性层面的范围拓展。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根本制度”确立之后，进一步提出“党的创新理论”并将其确立为“工作体系”，标志着意识形态工作进一步“落地落细落实”。

其三，意识形态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两次大会报告都在意识形态小节中提到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35]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18]比较两次报告可以看到党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推进部署，在确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属于意识形态工作大范畴的基础上，在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地位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在智库建设取得初步成功之后，建构重点随即转移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三大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上来。

两次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论述，为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一是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根本好转，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具备了形成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历史机遇和基础条件，进而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并“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18]。二是意识形态工作在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根本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党的创新理论“工作体系”，为意识形态工作确立了具体的制度遵循。三是将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组成部分，以“马工程”深入实施为引领，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和人才培育上着力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的顶层设计，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指明了方向，形成了“指导思想—三大体系—人才队伍”总体布局下的全方位推进。

202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202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两个结合”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进一步强调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37]。2023年6月30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17]习近平总书记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一系列谋划和部署，正在使其从蓝图变为现实，其线路图和任务书逐步清晰，核心就是“两个结合”。其中，“第一个结合”规定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定位，是其“魂脉”；“第二个结合”规定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文明形态定位，是其“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坚守这个魂和根”^[17]。

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持‘两个结合’的必由之路”，提出明体达用、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坚守马克思主义之‘魂脉’”，“‘创新’就是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脉’”^[38]。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具体构成中，从“两个结合”揭示的“魂脉”和“根脉”出发，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十四个强调”和文化工作布局的“十六个方面的谋划和部署”(以下简称“十六个部署”)中，可以将哲学社会科学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具有人类共同价值的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国语境中体现为基于“友好交往合作”的“文明互鉴对话”^[39]；第二个层次就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国语境中体现为文化建设方面的“十四个强调”和文化工作布局的“十六个部署”中的“阐释中国道路，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是在观照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上，坚持“两个结合”，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基本内核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由“两个结合”进而构建“两个形态”，从而充分突显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

遵循习近平文化思想，确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以“两个结合”为指导思想，在战略谋划与工作部署层面，从健全党的创新理论工作体系、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打造全媒体主流传播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七个方面入手，从广义意识形态层面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坚守好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魂脉”。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任务观就是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以科学理论引领社会”^[40]。2013年8月和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签署命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授予荣誉称号和接见全军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代表时，都提到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官兵。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推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41]。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小节中提出“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18]。

党的创新理论，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不断丰富拓展及其体系化、学理化。在方法上，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等，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等。在构成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即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六大思想”、五大重要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其他重要论述等。党的创新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的深化，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党的创新理论全方位指导各领域的理论建构与工作实践，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在两个方面发挥作用。第一个方面是党的创新理论自身的体系化、学理化建设，也就是将党的创新理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进行“三大体系”的学理化建构并不断丰富发展。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着力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17]。学界认为，“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就要缜密思考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尚未得到回答的客观问题”，“‘魂脉’与‘根脉’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的理论创新中的重要地位，明确了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两个着力点”^[42]。第二个方面就是以党的创新理论指导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具体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不仅要坚持系统观念解决“有理说不出”的“立”的工作，同时也要解决与“非意识形态化”及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的“破”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夯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根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斗争起来才有底气、才有力量”^[43]。在“破”与“立”的辩证斗争中，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将意识形态工作摆在极其重要的地位。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44]。

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期以来充满复杂的斗争，中国长期面对“大国竞争泛意识形态化风险”，“西方意识形态联盟对抗风险”，“意识形态妖魔化污名化风险”，“策动颜色革命风险”，“错误思潮消解主流意识形态风险”^[45]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在强调以意识形态责任制、强大的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提下，还要特别强调以敢于斗争的精神和善于斗争的能力“破”西方意识形态对中国的侵蚀和攻击。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始于“中体西用”和“新文化运动”，“西化”甚至“全盘西化”的声音长期把持重要地位，一度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形成了对西方理论的习惯性崇拜，比如“民国学术”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理论大量涌入中国，并与对“民国学术”的推崇合流，形成了新的西化学术，进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造成了负面影响，在一些学者那里形成了西化学术的惯性思维，他们从根本上未能清楚认知西方学术背后的意识形态。比如，有人论述乡村振兴中的村级党建，却将其套进西方组织行为学模式中，其结果或者是理论与实践脱节，或者是以理论扭曲实践，进而得出错误导向的结论和脱离实际的对策。进入新时代，境外势力仍在“通过植入美国价值符号体系的商品进行具象化渗透，运用议程设置、热点话题进行炒作性渗透，借助利益输出、美色诱惑实施诱导性渗透，打着学术名义、构造学术陷阱进行学术性渗透”^[46]。

针对这些情况，不仅要从思想上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也要在实践中形成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针对西方意识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3]这种思想意识不改变、不清除，就会“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就会“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1]。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哲学社会科学“既是一种科学的知识体系，也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价值体系”^[47]，认识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正是这种价值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既具有鲜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属性，同时又具有鲜明的科学性”^[34]，使意识形态属性意识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意识，同时又在构建、传播上切实把好意识形态关，要“传播主流思想价值，集聚社会正能量”，要“坚持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48]。

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共产党人如果没有理想信念，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49]。理想信念涉及对未来社会目标和人生目标的设计，涉及价值判断和道德自觉，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观”的体现，深入广泛地反映在人的精神和行为的方方面面，也是意识形态的集中映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针对理想信念问题提出了相应要求，实现了理想信念的强化和升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35]，明确了理想信念的具体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持续抓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引导人民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18]，指明了培育理想信念的有效路径，并强调将其常态化制度化。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弘扬革命文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35]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鲜红历史印记，包括“四史”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守望历史、研究历史，才能“不忘本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新征程上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的精神原动力”^[50]。陆卫民等提出，“要重视‘四史’教育，弘扬党和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使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以先进的文化武装起来，共铸全体人民精神文化的共同体”^[51]。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既要大力加强革命文化和精神谱系的研究，也要在研究历史和现实问题时秉持革命推动历史进步的系统观念，将中国现代化历程放到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的双重变奏之中，清晰认知中国式现代化^[52]。另一方面，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促进中国梦深入人心，“面向未来”，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目标引领当下的努力方向，拒绝历史倒退，拒绝文明凋丧，顺应历史潮流，突显中国特色。

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将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要时时刻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既使理想信念教育融入全社会日常生活实施“三全育人”，也使之成为强制性力量、成为人民的责任和义务。强化理想信念教育，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价值判断和道德评判的学理深度和逻辑力量，将在这个方面大有可为。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部分首次提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并“引领社会思潮”，“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53]。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正式提出由三组十二个词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54]。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一项常态化工作，其基础是体现当代中国精神、凝结共同价值追求，其作用一是要发挥“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二是“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3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践行，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发挥“铸魂育人”^[18]的强大效能。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严肃对待学术研究的社会效果，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以深厚的学识修养赢得尊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风气，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1]。具体而言，学术研究要始终体现价值追求。社会科学“客观说”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旗号，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且不说西方学界自身也主张“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更早的柏拉图那里就以“洞穴喻”说明了人类自身认知的片面性，因而一切研究都必然带上研究者自身的立场从而体现其价值判断。价值高下的判断，在于为谁立言，在于将个人利益放在首位还是将社会责任放在首位。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判断，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以社会责任为首位，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支柱，并因而区别于其他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成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但也存在一些未能体现甚至有悖于和妄图破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错误现象。比如自媒体作者项立刚谈到社会学研究时就质疑说：“社会学应该不应该研究？我肯定不反对要研究，但是社会学脱离一个国家实际，弄一个外国人，或者是长期在外国待的人，到中国来推动社会学研究，他们自己的国家都搞不好，他们能帮助中国有改变？”^[55]这里所揭示的就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仍然存在盲目的西方崇拜甚至单纯的“唯SSCI”崇拜，从而未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承担当下中国社会责任。再如严重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比如2024年3月24日，成都市新都区一所中学初三试卷中，出现了一篇美化日军和侮辱八路军的小小说《杜鹃花落》，受到学生自觉抵制，舆论迅速发酵，而作者竟然是一所中学的书记兼校长。那么，就不禁要追问，这样明显为侵略者美化洗地的文章，是如何由一位书记创作并发表出来，又如何通过层层审核进入学生试卷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担起当代中国的社会责任。

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化建设方面的论述，“十四个强调”和“十六个部署”都在第五条的重要位置强调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将其具体内容概括为“阐释中国道路，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

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学界展开了广泛研究，在整体上、宏观上形成了共识，但“没有从学术研究的具体实践层面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一些问题长期未得到根本性解决，‘两头在外’仍然明显”^[56]。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重视以下方面：其一，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遵循“两个结合”，牢固树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定位，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其二，要全面清理当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早已认识到而迄今尚未全面解决的问题，比如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的问题，空洞无物泛泛而谈以及高度同质化缺乏创新的问题，过度依赖模型和软件自动计算数据而缺乏深入讨论和可行对策的问题，闭门造车而漠视历史逻辑与拒绝同行对话无法形成学术共识的问题，等等。其三，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既要发扬科学家精神的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精神，又要发扬教育家精神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弘道追求，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特色的形塑中，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的独特精神形态。其四，做好以议题设置为突出特点的引领工作，发挥以传播对话为突出特点的平台功能，形成同中国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强大话语权，通过阐释中国道路、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达到有理说得出、说了传得开、传开有人信的影响力，让世界了解中国、认同中国，共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都需要有效的主流传播。随着媒体技术的进步与升级换代，实现从传统的单一媒体传播到今天的全媒体传播转变，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可或缺的必要路径。

以全媒体主流传播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首先要认识到政治和学术二者相互关联，不可割裂。在政治层面是党的新闻舆论宣传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57]在学术层面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也就是要将政治理论转化为学术话语，学术话语以“三大体系”构建起政治与学术互动的宏大架构和格局，是政治理论得以深化、提高、拓展的主要途径。其次，传播与学术互为表里，具有高度相关性，二者都要坚持“导向为魂、移动为先、内容为王、创新为要”的基本原则，形成全媒体传播格局，坚定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调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58]。

在传播领域，同样需要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一些人宣扬西方新闻观，标榜西方媒体是‘社会公器’‘第四权力’‘无冕之王’，鼓吹抽象的绝对的‘新闻自由’。少数人打着‘新闻自由’的旗号，专挑重大政治原则说事，公然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有的不顾起码的是非曲直，以骂主流为乐、反主流成瘾，怪话连篇，谎话连篇。”^[59]184必须认识到，“任何新闻舆论都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没有什么抽象的绝对的自由。我们要认清西方所谓‘新闻自由’的本质，自觉抵制西方新闻观等错误观点的影响”^[59]185。

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进程中，指导思想解决之后，“有理说不出”的问题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到解决，接下来就是“说了传不开”的挑战。全媒体无疑为“传得开”打开了一扇很大的窗，然而窗外的风景光怪陆离，我们既不能被窗外的光影甚至幻象所迷惑，又要把窗内的精彩让窗外看见，这就是要在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权的基础上，在窗内形成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而呈现出立体而精彩的充满文化自信的文明主体，让窗外看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精彩纷呈。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60]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份指示中说：“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问题值得高度重视。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59]22通过全网络综合治理，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加强网络伦理、网络文明建设，发挥道德教化引导作用，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滋养网络空间、修复网络生态”^[59]173。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强网上正面宣传，旗帜鲜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团结、凝聚亿万网民”^[61]。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作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极大改变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18]的乱象。

“当前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引领能力不能完全适应网络空间复杂性、引领机制不能充分调动客体积极性、引领方式方法缺乏实效性、引领资源整合力有限，不能完全形成引领合力等尚不能完全适应和满足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需要”^[62]。网络空间话语表达形式的多样特征，“消散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主体宣传的影响力，稀释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的阐释力，侵蚀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公信力，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作用力”^[63]。在国际层面，“技术封建主义”已成为“一种规范、扭曲和构建主体心理和行为的文化霸权”^[64]，进而导致“数字垄断寡头与西方发达国家以算法为手段，以数据为原材料”进行掠夺，“数字殖民主义”大行其道^[65]。在国内层面，由于网络意见几乎不设门槛，网络空间鱼龙混杂，各种势力交错角力，特别是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甚至出现了大量AI回帖机器人“占领”微博评论区，其中不乏恶意误导广大网民的现象存在。比如，在华为Mate 60手机发布之际，网上就出现了一大批诋毁华为的跟帖，有的网友故意用“中华为牙膏品牌”“刘德华为主角”这样内嵌“华为”二字的帖子“钓鱼”，钓出一大批诋毁华为的跟帖。再如有人将“大连造船厂”的拼音故意拼读为“达利安造船厂”，也钓出了一批“恨国党”和“美分党”。还有人“借助网络进行文化渗透，扰乱民众视听，美化侵略行径”，比如“网络小说《西北有高楼》中，作者以华丽的辞藻为南京大屠杀元凶朝香宫鸠彦王洗白”^[66]。这些现象的存在，要求我们必须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还网络一个风清气正的清朗空间，营造良好网络生态。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传统生产方式和传播渠道之外，网络话题已成为其十分重要的议题设置，网络空间已成为其十分重要的发布平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一方面要善用网络，一方面要研究网络，使网络更好地为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特色”的加快推进助力。

本文在全面梳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致力于以习近平文化思想推进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道路，担负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的文化使命，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两个结合”的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根脉”，分别指向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和文明形态，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魂脉”和“根脉”。在文化建设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十四个强调”和“十六个方面的谋划和部署”，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具体指向，包括健全党的创新理论工作体系、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打造全媒体主流传播格局、健全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七个方面的具体工作。深刻认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本质，明确认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工作措施，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既要在构建过程中体现意识形态立场，又要针对意识形态工作大力开展探索与研究，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紧密融合的“中国特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及其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会成为具有鲜明灵魂的璀璨明珠闪耀于人类文明新形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