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3年6月30日^①，从阿卡普尔科驶向马尼拉的西班牙大帆船“科瓦东加圣母”号(Nuestra Señora de Covadonga)在菲律宾海域被英国军舰“百夫长”号(Centurion)俘获，成为英西詹金斯之耳战争(War of Jenkin’s Ear)期间的一个著名事件。事发前英舰将中国作为休整地，事发后英舰又携大帆船返回中国沿岸且西班牙派舰队前往中国寻仇，使清朝官府介入到此次纠纷中，与英、西两国人员展开了频繁的互动。这些风波可以充分反映出18世纪全球联系愈加密切的背景下欧洲全面战争对中国的影响以及清朝应对国际争端的方式，颇具研究价值。

① 当时包括西班牙在内的多数欧洲国家已经使用如今通行于全球的格里高利历(新历)，而英国还在使用儒略历(旧历)，两种历法在1743年相差11天。英国档案记载该事件发生在旧历1743年6月20日。由于大帆船海员在跨越太平洋时未及时处理日期变更问题，西班牙档案普遍记载事件发生在新历6月30日，且被公众广泛接受，因此本文沿用这一日期。全文所涉日期均采用格里高利历。

对于相关问题，国外学界聚焦英西两国角力，探讨了大帆船被俘的背景、过程及影响^[1-4]，但较少论及事件前后中国扮演的角色以及中国人与英、西之间的交流，几乎未采用中文史料。国内学界则聚焦中英关系，评述了“百夫长”号来华的前因后果^[5-6]，未介绍西班牙舰队来华寻仇等后续事件，未参考西语档案。本文力图首次综合利用三国原始档案，以全球史的视角系统地厘清“科瓦东加圣母”号被俘事件与中国的关联，考察清朝应对国际纠纷的方式，探讨事件前后的中、英、西三方互动。

15世纪地理大发现开始后，西班牙作为欧洲殖民扩张的先行者，对美洲大片地域宣示主权，并在非洲、亚洲开拓殖民地，力图建立全球性的贸易网络。16世纪后半叶，西班牙大帆船贸易应运而生。随着大帆船在马尼拉与阿卡普尔科之间的往返，大量中国丝绸和瓷器运往西属美洲，美洲的白银流入中国。逐渐地，大帆船贸易声名远播，成为西班牙帝国辉煌的缩影，也成为连接东西方经济的重要纽带，使中国愈加深入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

在大帆船贸易运行期间，荷兰、英国等新兴殖民强国迅速崛起，为该贸易航线带来了挑战。早先，威胁主要源自于热衷海盗行为的私掠船。例如，1587年和1709年，英国航海家托马斯·卡文迪什(Thomas Cavendish)和伍兹·罗杰斯(Woodes Rogers)分别俘获了大帆船“圣安娜”号(Santa Anna)和“恩卡纳西翁”号(Encarnacion)。而到了18世纪中叶，英国殖民扩张的战略转向使英国皇家海军成为打击西班牙太平洋贸易的主力军。

1739年10月，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爆发詹金斯之耳战争。英国政府不仅图谋打破西班牙在加勒比水域的商业垄断，而且希望向广阔的太平洋进军。首席财政大臣罗伯特·沃尔波尔(Robert Walpole)一度支持东印度公司前大班詹姆斯·纳什(James Naish)的计划，即派海军攻占马尼拉，进而“以国王陛下的名义向中国皇帝赠送适当的礼物”^[7]，开拓中国市场。虽然海军部最终搁置该方案，将西印度群岛作为主攻方向，但同时决定委派海军准将乔治·安森(George Anson)率舰队绕过合恩角攻击西属南美沿岸。海军大臣查尔斯·韦杰(Charles Wager)在致安森的训令中指出，可以考虑“北至阿卡普尔科，留意阿卡普尔科帆船”^[8]8r。这些计划彰显了18世纪中叶英帝国势力介入西班牙太平洋地区贸易网络的野心，为后来七年战争期间英国攻占马尼拉等行动埋下伏笔。

在英帝国向太平洋扩张的历史趋势之下，中国与国际战争的距离被拉近了。英国海军部在给安森的训令中提到，若夺取大帆船，“你可能会认为最好经由中国回国”^[8]8r。英国人认为，中国作为东方贸易聚集地，具有港口安全性高、获取物资便利且信息通达等优势。而安森远征的实际进程，的确使中国与大帆船被俘事件产生了直接关联。1740年9月，安森率六艘军舰组成的舰队从英国出发。提前获知英方计划的西班牙政府派上将皮萨罗(José A. Pizarro)率领五艘战舰前往马德拉(Madeira)附近截击安森，却未能相遇。皮萨罗一路追击至合恩角，终因风暴与坏血病的侵袭被迫放弃。英军侥幸逃过一劫，但境遇较之西班牙方面更加悲惨。在疾病与风暴的影响下，英国舰队减员严重，驶至合恩角时已有三艘军舰离队。安森只得对西班牙商船和一些较小的沿海城镇展开袭击，并将攻击大帆船的计划提上日程。1742年2月，安森抵达阿卡普尔科附近，却发现一艘大帆船已于不久前入港^②，且英舰的动向已被觉察，于是驶往中国休整，待大帆船出海后再寻找攻击的机会。横渡太平洋时，舰队仅剩“百夫长”号。1742年11月，“百夫长”号抵达澳门，标志着中国正式成为英国海军夺取大帆船的中转站。

② 这艘大帆船名为“皮拉尔圣母”(Nuestra Señora del Pilar)号。它本应于1742年3月从阿卡普尔科起航，但安森舰队的到来使其被迫滞留港口数月，直到12月7日才出发，于1743年3月19日到达马尼拉。

抵达澳门后，“百夫长”号停泊于氹仔港口。随即，多股力量围绕英舰的休整问题在华展开博弈。

对英国海军而言，能否顺利实施攻击大帆船的计划，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尽早获得清朝官府授予的购买物资、修缮船只的许可。为实现该目标，安森将夺取大帆船的计划严格保密，因为他意识到“该港口和马尼拉之间有着密切的往来和共同的利益”，“如果他的计划被发觉，情报会被立即送往马尼拉，那边会采取措施阻止大帆船落入他的手里”^[9]371。安森进而联同广州的英国大班，与中国行商、官员展开积极沟通，并施以贿赂。

与此同时，西班牙在华商人对英舰的动向保持高度警惕，也通过向行商进言、贿赂地方官等方式阻碍英舰休整。一位行商曾向菲律宾当局透露：“我的西班牙朋友们在这里努力阻止‘百夫长’号整修。”^[10]7r作为西班牙人的盟友，法国人也参与其中。据英方史料记载，有一名法国散商“不仅通晓汉语，而且对地方官的腐败并不陌生，因此不可能不知道如何阻碍安森先生获得想要的援助”^[9]365。

面对各种流言，中国行商的立场明显偏向西班牙人。他们担忧“百夫长”号会危及中外商贸稳定乃至损害他们的切身利益，因而并未积极协助安森联络总督，致使安森不得不放弃通过行商转达意愿的方式，转而直接向两广总督写信。此时，携有维护海疆安全与商贸稳定之责的广东地方官表现出谨慎的态度。他们虽不知晓安森劫夺大帆船的计划，但清楚地认识到英舰可能对别国来华商船构成威胁。于是，官府对沿海地区加紧巡查，严防英舰惹是生非，并派一名高级官员登上“百夫长”号了解英舰的来由及损坏情况，确认该舰是在“出洋巡哨”时“遭风坏船”，从而“飘至澳门海面”^[11]194。令英国人庆幸的是，官府中支持“百夫长”号在华停泊的声音占据了上风，因为当时英舰境况糟糕，在华滋事可能性较小，官府有充分的理由以抚恤外夷的名义对落难船只予以优待。若不给予许可，英舰反倒可能长期滞留中国，徒生事端。1743年1月，官府“准令寄泊采买木料”^[11]194，宣告着西班牙人阻碍英舰休整的愿望落空。

随后，英国人着力于整修船只、探查敌情。但凡在近海发现疑似西班牙船舶，或是收到相关讯息，安森都要派小船前去探查。一天，安森收到一名中国渔民的情报，“有3艘船驶离老万山群岛”^[12]。安森怀疑这是来自马尼拉的西班牙船队，于是荷枪实弹，并派出船上的中型艇打探虚实，最终发现渔民之言并非事实。好在，外科医生约瑟夫·阿伦(Joseph Allen)从马尼拉传教士处收集了大帆船的情报，一位曾在马尼拉为西班牙服役的英国船员也带来了许多大帆船的信息，建议安森按照原计划前往菲律宾拦截大帆船^[2]160。随着时间的推移，密切监视英舰动态的海防官吏不时催促它尽快开行。1743年4月，“百夫长”号出海。

在“百夫长”号休整的同时，中国、西班牙、法国等多国人士都在打探它的休整进度，利用往来于广州与马尼拉之间的商船传递着情报。其中，一名中国行商的情报颇具前瞻性。1742年12月12日，他细致地描述了“百夫长”号航行沿途的遭遇，并向菲律宾当局审慎地发出警告：“采取预防措施是明智的，因为如果他们离开时经过你们的海岸附近，他们不会放过途中遇到的任何船只。”^[13]遗憾的是，此时菲律宾的官员被“百夫长”号的悲惨境况所蒙蔽，未及时做出预案。不久后，该情报人士再度向菲律宾当局预警安森的野心，精准地指出：“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打算驶向进港或出港的大帆船。”^[10]7v在种种信息之下，菲律宾当局决定派遣内夫拉(Juan Domingo de Nebra)率领武装后的“皮拉尔圣母”号大帆船承担护卫任务^[14]1v，但它船体状况不佳且动作迟缓，未起到实际作用。

可以看出，中国在大帆船遇袭前便成为各方博弈的场所，对事件此后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英国人的谋略、西班牙人的阻挠、清朝官吏对英舰的防范、行商的通风报信都彰显出多方基于各自利益所作出的决策。

“科瓦东加圣母”号大帆船于1742年7月22日从吕宋岛的甲米地(Cavite)港口出发，于1743年2月17日抵达阿卡普尔科港，移交了多种多样的商品。1743年4月15日，它满载着财宝，在葡萄牙籍船长蒙特罗(Gerónimo Montero)的指挥下驶向马尼拉。据蒙特罗自述，该船载有530人，包括266名船员、40名士兵、3名军官、24名罪犯、20名在阿卡普尔科登船的乘客以及177名仆役。船上的人半数来自被西班牙殖民的菲律宾本地，部分是黑人与印第安人，西班牙人仅有120名^[15]。尽管如此，英国人通常还是将他们统称为西班牙人，中国官员则称他们为吕宋人。

“科瓦东加圣母”号重新出海后不久，“百夫长”号驶离澳门，开启了追击大帆船的旅途。由于安森并不知晓前一年滞留美洲海岸的“皮拉尔圣母”号大帆船已经驶抵马尼拉，他做好了一起攻克两艘大帆船的准备。当安森将夺取大帆船的计划告知全部船员并号召他们英勇作战时，“他们就按照海军惯例，用三次热烈的欢呼表达了支持，并且所有人都宣称，机会出现时他们拥有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9]372。

在海上航行一个月后，“百夫长”号抵达圣埃斯皮里图角(Cape Espiritu Santo)附近。士兵每日训练使用火炮与轻武器，为拦截大帆船进行最后的准备。此时，“科瓦东加圣母”号的船员却并未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危险。1743年6月17日，他们在关岛收到消息，1742年9月安森仅率一艘军舰到达天宁岛，下属饱受疾病困扰，还缺乏补给品。这让船员们放松了警惕，认为“百夫长”号难以继续行动^[4]154-155。于是，大帆船径直向圣埃斯皮里图角驶去。

1743年6月30日清晨，“百夫长”号见习军官查尔斯·普罗比(Charles Proby)在东南方向瞭望到了一只帆，军舰随即开始追击。大帆船误将英舰视作友船，继续向前行驶。中午，安森作好了战斗部署：选出约30名优秀的炮手，将他们安排在船的上部；下层每门炮配备两人，负责为枪炮装载弹药；剩余的人分成10组，每组12人，在甲板上不停地走动，发射填充好弹药的枪炮^[9]377-378。下午1点，“百夫长”号接近大帆船，用大炮开火，大帆船也用船尾的火炮予以回击。安森在事后描述道：“我看见它，追逐它，它迎风向我快速逼近。在距离我不到两英里时，它便停船与我作战。”^[16]87r据一位化名为约翰·菲利普斯(John Philips)的英国军官描述，安森在战斗期间持剑伫立在甲板的滚滚浓烟中，准尉奥古斯塔斯·凯佩尔(Augustus Keppel)向军官们传递安森的指令，“他们以最规范和有效的方式予以执行”^[17]175。不久后，“百夫长”号在手枪射程范围之内与大帆船并排前进，保持在下风向。在英舰猛烈的攻势之下，大帆船最终缴械。

战斗总共持续了约一个半小时。当英国中尉菲利普·索马里兹(Philip Saumarez)携10名船员登上大帆船时，甲板上一片狼藉，“杂乱地堆着死尸、内脏和被割断的四肢”^[18]。安森致纽卡斯尔公爵的报告称，大帆船有58人死，83人伤^③[16]87r。英军仅阵亡两人，分别为乔治·沃尔顿(George Walton)和托马斯·里奇蒙德(Thomas Richmond)，还有包括少尉皮尔西·布雷特(Peircy Brett)在内的15人受伤。大帆船船体在战斗中严重受损，“桅杆和索具被打成碎片，150发子弹穿过船体”^[16]87r。相对而言，“百夫长”号的情况要好不少。虽然其前桅、主桅、船首斜桅以及舰载艇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但“只有15发子弹穿过船体”^[16]87v。

③ 《环球航行记》中的数字是大帆船67死84伤，英方2死17伤。参见Richard Walter,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740 to 1744, London: Printed for the Author, by John and Paul Knapton, in Ludgate-Street, 1748, p.380。

如此悬殊的战斗结果充分反映出两船军事实力的巨大差距。据蒙特罗陈述，大帆船主甲板和后甲板共有32门炮，甲板之间有4门炮，实力远不如“百夫长”号^[15]。索马里兹也表示，考虑到枪炮数量，“必须承认我们在与敌人交战的过程中拥有很大的优势”^[18]。数月后，菲律宾总督对该事件进行了总结，他认为“百夫长”号在实力和气候因素方面占据优势，赞扬了大帆船船员“在这次行动中英勇地履行了他们的职责”^[19]17r。

战斗结束后，安森将大帆船命名为“‘百夫长’号战利品”(Centurion Prize)，并将其交由索马里兹管理。英国船员还统计了幸存俘虏的信息。虽然安森后来报告称俘虏共有492人^[16]87v，但他航行期间所列俘虏清单标注了483人的姓名^{[20]141v-143r}。为管理他们，安森将“百夫长”号船员安置在甲板上，将除军官和伤者之外的俘虏安排在船舱中。大帆船船长蒙特罗有两处受伤，经过休养有所好转，被安排在安森的船舱居住。据清点，大帆船上有“1 313 843个八里亚尔银币(piece of eight)和35 682盎司纯银”^[9]385，足以令安森一行人欣喜若狂。返回英国前，他们还需找到一个适合军舰停泊的优良港口进行休整。由于季风改变后氹仔已不适合军舰栖身，安森决定将进入珠江作为航行的首选，将厦门、宁波作为靠岸的备选地，使中国与此次英西纠纷产生了更加密切的关联。

1743年7月，“百夫长”号携俘获的大帆船穿越虎门，暂泊狮子洋面。对安森而言，他不仅盼望修缮船只、补充物资，也希望尽快摆脱西班牙俘虏，管理他们既折损精力又消耗粮食。抵达虎门前，安森允许一些西班牙军官在澳门上岸，“与官府协商接收其余的人”^④。当晚几名葡萄牙牧师乘舢板小船来到“百夫长”号上，接走72名俘虏，并答应尽快把剩余俘虏带走^[21]。但此时“澳门总督和中国官员就他们的接待问题存在一些争议”^[22]，使英方不得不停止运送俘虏的进程。各方史料都没有说明争议所在，但从情理推断，数百名外邦人士突然降临澳门，给官府带来了一定的管理压力。地方官需要先调查清楚西班牙俘虏的身份，再用一段时间商议如何妥善处置这些俘虏。

④ THOMAS P. A true and impartial journal of a voyage to the South-Seas, and round the globe, in His Majesty’s ship the Centurion,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George Anson[M].London: printed, and sold by S. Birt, J. Newbery, J. Collyer, and most other booksellers in Great-Britain, 1745:296.

实际上，清朝官员同样迫切地希望英国人能够释放俘虏。如两广总督策楞所言，虽然官府的一贯态度是“化外夷人在于夷境犯事，天朝例不究问”，但是“倘准其暂为停泊，不令将羁縻夷人释放，现在广州、澳门俱有吕宋夷商，亦不足以折服其心”^[11]195。东莞知县印光任也表示：“而粤省擅东南市舶利，举事当否，诸夷辄视为向背。”^[22]可见在管理外夷过程中，如何协调各国商人的利益一直是地方官府的重要课题。解救西班牙俘虏有助于减轻外国商人的不满情绪，弘扬天朝威名。

于是，广东地方官对西班牙俘虏的处置问题非常重视。为了解俘虏的情况，清朝官吏不仅多次前往“百夫长”号上进行调查，还直接将六名西班牙俘虏召至广州问询。安森远征的官方叙事《环球航行记》大篇幅地介绍了一处情节：地方官在广州传见俘虏时，仔细询问他们是怎样落入安森手中的。俘虏们回答说，因为英国和西班牙正在交战，所以他们想要夺取“百夫长”号，但是没有成功。同时他们承认自己受到了安森的优待。于是该书作者总结道：“这段来自敌人的陈述对中国人来说很有分量。”^[9]389不难看出，这段描写夸大了英国人的形象，存在虚假之处，因为大帆船并非主动同“百夫长”号作战，且俘虏没有动机在中国人面前大肆夸赞英国。但该情节能够说明，广东地方官府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充分倾听俘虏的声音，从而了解“科瓦东加圣母”号被俘事件的全貌。

1743年7月31日，东莞知县印光任登上“百夫长”号与安森会面，斡旋俘虏处置一事。在此期间，印光任申明大国怀柔之道，并且表示：“两广总督担心，如若皇帝得知来自友邦、与他的臣民进行大量贸易的人在他的统治疆域中被关押，可能会感到不满。”^[9]390有趣的是，安森作为代表英帝国形象的皇家军官，希望获得清朝官员的尊重与更好的在华待遇，便在交涉中“一开始提出了一些难处，然后允许自己被说服”^[9]391，清朝官员却将这视作对方的负隅顽抗。英国人表现得越为难，越能体现出官员的伟岸形象以及清朝抚恤外夷的气度。因此，印光任骄傲地记载道：“酋以主命谢不敢，意颇狡黠。余反覆责以大义，始頫首省悟，爰解吕俘。”^[22]

随后，清朝官员通过与驻我国澳门的葡萄牙官员协商，确定了处置俘虏的具体方针。1743年8月8日，地方官派两艘帆船从“百夫长”号上接走299名俘虏。安森给“百夫长”号事务长下令：“特此要求并指示你立即在上述船上为上述人数按照各类补给品定量的三分之二提供八天的食物。”^[20]144v这些俘虏先被送至澳门，聚集在葡萄牙富商曼努埃尔·罗萨(Manuel V. Rosa)的宅邸，后被分配到各住所，自费维持生计^[4]163。当时在澳门准备参加祝圣礼的新卡塞雷斯候任主教阿雷瓦洛(Isidro de Arévalo)拿出大额资金援助俘虏，并向菲律宾当局报告了安森劫掠大帆船一事以及他对船上俘虏的救济情况^[23]。在葡萄牙地方官的协助下，俘虏最终乘船返回菲律宾。

值得注意的是，中方文书遮蔽了一些关于这场风波的真实信息。首先，它提及被释放人数是“凡二百九十有九人”^[22]，但据英国军官日志，安森还强行留下了95名俘虏为英舰服务^[24]，包括“二副、一些木匠、敛缝工人和其他十人”^[17]193。安森离开中国前释放了其中的大多数，但是“20名未婚的俘虏被派往‘百夫长’号上增加船上的人手”^[18]，随军舰返英。阿雷瓦洛主教曾试图营救被安森留下的俘虏，却并未成功。这主要源于大部分俘虏已被释放且留下的俘虏身份低微，官府已达成了宣扬天朝威名的目的，不需过分担忧西班牙商人产生不满情绪。加之英舰有较大的军事威胁且姿态强硬，官府并不想激化与英国人的矛盾，于是顺水推舟，对俘虏问题不再追究。其次，广东督抚奏报时称，英舰在小吕宋洋面“适遇大吕宋巡哨兵船，两相攻杀，当将大吕宋人船抢掳”^[11]194。该表述掩盖了大帆船的商船性质。考虑到大帆船与中外贸易密切相关，广东地方官府如是汇报，是一种规避责任的做法。

虽然相关奏报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广东地方官府对俘虏的处置总体而言是成功的，不仅提升了地方政绩，也宣扬了天朝形象。在处置俘虏的同时，官府将“百夫长”号安置在水浅难行的四沙停泊，“庀材鸠工给以日廪，皆委员监视，而哨船防范尤严”^[22]，保障了广东的海防安全，令英舰不再滋事。“百夫长”号临行前，两广总督策楞和广东巡抚王安国还在广州城内的两广总督行署接见了安森，进一步彰显清朝对外邦的友好态度。1743年12月，安森观察到大帆船受损严重，已不适合出海，便以六千银元的价格将其卖给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之后，安森率“百夫长”号离开中国，绕过好望角返英^⑤。

⑤ 由于掠夺的巨额财富以及环球航行的传奇性，安森于1744年6月抵达英国后声名远播，成为帝国的英雄。1744年7月15日(旧历7月4日)，32辆马车在“百夫长”号船员的陪同下将财宝送到伦敦塔，得到民众夹道欢迎。

在“科瓦东加圣母”号被俘前后，西属菲律宾当局一直在打探英国海军的动态与大帆船的讯息，但情报颇为滞后。1743年7月2日，菲律宾总督加斯帕·德拉托雷(Gaspar de la Torre)在向西班牙国王汇报时称：“目前还没有关于敌舰是否离开广州的消息。”^[14]2r直到12月，菲律宾方面才收到中国传来的情报，称大帆船已被“百夫长”号俘获并带回中国^[19]16v。

对大帆船船员而言，此番经历可谓奇耻大辱。虽然船长蒙特罗在被释放后曾向索马里兹致信，感谢英国人对俘虏的人道对待^[25]，但这种礼节性的表态丝毫不能消磨船员们对英国人的怨恨。他们在12月返回菲律宾后讲述了遭到英军劫掠的悲惨遭遇，并表示截至他们离开中国前安森仍在广州，可能不会在本年度返英，甚至有可能洗劫马尼拉^[4]163-164。菲律宾各界一片哗然，纷纷要求复仇，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追击敌人，“以同样的手段冒犯英国，尽可能多地扣押每年来广州贸易的船只”^[4]170。

于是，菲律宾当局作出了一系列预防性措施，并派“罗萨里奥圣母”号(Nuestra Señora del Rosario)、“皮拉尔圣母”号携两艘全副武装的商船“雷梅迪奥斯圣母”号(Nuestra Señora de los Remedios)、“耶路撒冷”号(Jerusalen)来到中国沿岸，等待来华贸易的英国商船并发起攻击，尽可能为“科瓦东加圣母”号复仇。当局还向舰队指挥官基哈诺(Antonio González de Quijano)下令，一俟时机允许，就应带信给广州和澳门的地方官，通知他的来意，并且勤于操练，“准备好一切有利于强力防御和进攻的必要之物”^[4]169。被安森卖掉的大帆船后来被西班牙人购回，经过整修加入了船队^[19]20r。

1744年4月，香山县官员发现，西班牙舰船四只“寄椗于十字门外，并欲待英吉利国商船，以图报复”^[11]200，于是赶忙向两广总督马尔泰禀报。马尔泰为防止外夷滋事，命地方文武官员“多拔哨桨船只，分布巡防查办”^[11]200。左翼镇总兵官陈林每多次搜集情报，并受命调度巡船，相机弹压。已升任澳门同知的印光任也奉命前往澳门摸清西班牙人的来意。

据基哈诺讲述：“吕宋与英吉利国本属世仇，上年被夺人船，幸蒙天朝恩典，得以生还二百九十余人，今奉国王之令，整顿甲板复仇。”^[11]200-201他还向官府呈递了菲律宾总督的书函，其中诉说了前一年大帆船遭劫的历史，希望清朝官员“锄强恶，助远方革清凶虐，以体大清国天子仁爱之心”^[26]42。面对西班牙舰队咄咄逼人的态势，马尔泰为菲律宾总督写了一封回信。他延续了上任总督策楞的态度，强调前一年对英舰的处置以及解救俘虏是地方官府抚恤外夷的必然要求，并表示“今之不忍两国之生衅，是犹前之不忍坐视其仇杀也”^[26]41，希望舰队尽快归国。马尔泰命陈林每与印光任“差员前往夷船详悉晓谕，押逐出境”^[11]201。

西班牙舰队不甘心就此离去，试图在中国海域游弋，令来华的英国商船倍感压力。1744年8月，英国商船“哈德威克”号(Hardwick)到达老万山时得到情报，从马尼拉驶来的西班牙舰队正在鸡颈角与大屿岛之间游弋。商船船长判断“不足以与如此强的军力交战”^[27]，已无法从两地之间的航路驶入黄埔，不得不改道前往厦门。几日后，在镇海洋面巡逻的官兵与该商船相遇。他们经过探查得知，“该船系英圭黎人管船，名喝律通，船一百三人载有哆罗呢番锡等货”^[28]，“带货要往广东贸易，船至澳门，遇见马狗番子报说，吕宋有船也收广东，小番们与吕宋有仇，恐怕作难，所以将船驾来厦门贸易”^[11]202。由于风浪太大，不能起卸货物，英国大班上岸请求地方官的保护，以免遭到西班牙人袭击。大班还发现厦门有进行自由贸易的可能，便求助于通事向地方官府提出请求^[29]。

对于此事，福建官府同样致力于兼顾夷商利益与海防安全。一方面，他们准许英商上岸，但前提是根据地方循例将船上枪炮拆卸并移出^⑥。大班回复道：“小番们带来的炮械是起不得的，若要搬起，小番们只在这里买些米水牛猪就要回去的。”^[11]202官府随即命英船速买伙食，尽快返回。另一方面，地方官考虑到，“吕宋夷船风闻尚在外洋游行，倘彼探知英圭黎船从粤至闽，亦恐其驾船追逐，在洋滋事”^[11]202，于是令海防官兵加紧巡哨。最终，西班牙舰队在清朝的严密防范下，未能如愿向英船复仇，扫兴地返回了菲律宾。

⑥ 如1737年两广总督鄂弥达所奏报：“查向例夷船到厦贸易，进口之日，将所带军械火炮一概收贮公所，俟贸易事竣，再行给还。”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编《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由于1744年中英贸易的不顺，一名英国船长不禁感叹：“这是十三个月航行后一次悲惨的事件。”^[30]次年，为防止西班牙舰队再度来袭，英国派遣一艘军舰为商船护航，于7月来到大头洲附近九澳外洋寄碇。据香山官员探查，英舰“因上年有吕宋船来复仇，故此奉差护送本国商船来广贸易，尚有商船两只在后未到，是以在此接护”^[31]。于是官府继续采取严密监视、加紧防范的态度。以上风波从侧面反映出18世纪中叶的国际冲突对中国海域的巨大影响。

“科瓦东加圣母”号被俘事件是英国与西班牙争霸过程中的重要事件，也是早期欧洲全面战争波及中国沿岸的典型案例。它表明在全球联系愈加密切的18世纪，中国不仅愈加深入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而且和欧洲殖民国家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政治上的关联。这种关联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源于英国海外扩张的野心使欧洲全面战争蔓延到了更广阔的地域，符合18世纪欧洲殖民争霸的历史趋势。同时，中国港口条件便利、国际贸易运行良好、信息交流通畅等特征，也增加了中国被卷入国际冲突的可能性。

当各方在清朝域内角力之时，以掠夺大帆船为目标的“百夫长”号和志在复仇的西班牙舰队流露出帝国争霸者的本色，具有挑战地方规则的倾向，却又都受到清朝秩序的制约，难以肆意行事。在这一过程中，清朝官员原则上不干涉境外的国际纠纷，但极为重视中外贸易秩序与海防安全，对管辖范围内的事务表现出了外邦不易撼动的绝对权威。他们一方面力图维系海防稳定，一视同仁地提防英、西两国军舰在中国海域作乱，另一方面秉持抚恤外夷、怀柔远人的原则，兼顾各国来客的利益，在保障“百夫长”号正常补给的同时，促成了大部分西班牙俘虏的释放并对其优待。虽然清朝官员对姿态强硬的英国海军作出了一定的妥协，未阻止英国人强留少量俘虏的行为，反而在奏文中过度歌颂地方政绩，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海防隐患，但总的来说，他们对保证海疆安宁、推动夷商和谐相处、弘扬大国形象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