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日益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是带动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和动力源；另一方面，广袤的中西部内陆腹地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中具备特定优势的战略回旋余地，能够为国民经济运行注入不竭动力并提供坚实保障。因此，中心和腹地的发展必须统筹兼顾，既要重视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为代表的增长极培育，又应着力推动经济区域中的广大腹地建设，增强区域发展的协同性和整体性，从而更快更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1]，这一部署深化了党中央对加快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落实，彰显了统筹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的重大战略考量。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位于西部陆海新通道和长江经济带交汇处，在国家发展大局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视察期间曾明确“四川是我国发展的战略腹地”，提出要坚持“川渝一盘棋”^[2]，并在重庆考察时进一步提出“重庆、四川两地要紧密合作”，“共同唱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记’”^[3]。作为国家明确的国家战略腹地，同时叠加城市群成为区域发展的空间极核点与要素承载地的发展趋势^[4]，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提升现有产业转移承接能力，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沿海地区产业新布局，服务全国大局和国家重大生产力布局优化战略方面均肩负重要使命。2024年，川、渝两地均提出了要建设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的战略目标，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进一步落实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提供了战略保障。其中，四川省委将“努力打造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写入十二届五次全会公报，并提出要“服务和融入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工作”^[5]；重庆市委六届五次全会则强调要“打造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重大牵引……主动承接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重大任务”^[6]。

目前，学术界关于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及其建设的研究甚少，针对以城市群为空间单元的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研究更少，聚焦成渝地区落实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现实分析研究基本处于缺失状态。蒲清平和马睿系统梳理了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内涵与意义，认为国家战略腹地应具备区位枢纽性、经济强韧性、创新引擎性和文化凝聚性等基本特征，并据此提出推进策略，为理解和推进国家战略腹地的落实提供了理论借鉴与政策启示，但缺乏具体到地区层面的现实分析^[7]。

基于此，本文在尝试理解新时代建设国家战略腹地的理论逻辑和现实要义的基础上，梳理并总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支撑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方面的地位演进和现实基础，按照“锻长板”“补短板”的思路为成渝地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更好支撑优化国家重大生产力布局及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理论参考及政策启示。

一、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理论内涵与现实要义 (一) 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及核心承载区的内涵解析

“国家战略腹地”是从国家政策层面首次提出的，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实践性与时代性。值得关注的是，关于国家战略腹地的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创造性地提出“新时期、新时代还是有一个大后方的概念的”，“这个后方的意义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8]，赋予了建设国家战略腹地独特的时代内涵。由此，解析国家战略腹地的内涵就必须将“新时期、新时代”与“国家战略腹地”作整体理解。首先，“新时期、新时代”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语境，反映了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和后方建设的动态性和实效性，特别凸显了党中央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的战略考量。其次，“战略”和“腹地”构成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内核，“战略”是建设导向，“腹地”是空间载体，而“国家”则限定了腹地的从属层级与目标指向。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示意，“战略”是指导战争全局的计划和策略，泛指决定全局的策略，新时代语境下的战略应主要理解为后者。“腹地”意为靠近中心的地区或内地；相应地，“中心”则指代在某一方面占重要地位的城市或地区。因此，本文认为，“国家战略腹地”是邻近国家级的极核或先行地区，拥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产业承接能力，能在一般或特殊时期支撑总体经济运行、承接产业转移、提供资源供给及保障生态安全，服务国家战略全局发展的内陆纵深区域。新时代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能有效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带来的挑战，既是应对美西方逆全球化思潮的战略举措，也是抵御突发极端事件冲击的战略选择，更是支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迫切需要。

“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是伴随“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又一关键概念。由于战略腹地具有层级性、功能性、协同性，在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过程中亦存在核心承载区和一般建设区。其中，核心承载区担负着以自身率先发展带动实现全域高质量发展即“以一域谋全局”的价值追求，凝结了党中央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价值属性。对于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而言，它并非一定落后于中心地区或前沿发展区域，而是在全局发展中具有某一方面或多方面战略优势的要素集聚区与交通枢纽点，是局部性和系统性并存的关键空间，是带动广大战略腹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应具备经济组织活跃、产业部类齐备、要素供给充足、基础设施完善等发展优势(见图 1)。

(二) 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对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的应用创新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对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的现实应用，是运用区域经济理论解决实际发展问题的探索创新。

有关区域空间中经济中心、经济腹地及经济网络等组成要素的空间分布和动态演化，尤其是经济中心和经济腹地的协调发展问题，始终是区域空间结构理论关注的焦点。根据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经济中心是特定空间范围内吸聚较多经济要素而具有较高经济能量的“点”，经济中心向外虹吸与扩散的可达空间域“面”即为经济腹地，而经济网络是桥接经济中心和经济腹地间经济组织交流的“线”，“点—线—面”的空间要素组合及其相互作用关系构成区域空间结构。在极化、涓滴、扩散、回流等多种效应影响下，生产要素在经济腹地中会自发形成空间圈层分布格局并最终构成中心—外围结构。在此基础上，新经济地理学搭建的以空间集聚中离心力与向心力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空间结构分析框架，将中心—外围模型广泛运用到城市等级演化与区域空间分布的研究中^[9]，核心思想是区域普遍由经济中心辐射带动经济腹地发展的空间模式构成。

由此，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蕴含了新阶段下统筹中心腹地协调发展的理论逻辑。一是伴随区域空间形态的动态演化，腹地与中心的关系逐渐从单向依附转为相互依存、相互赋能。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能更好推进腹地与中心的一体化建设，促进全域的良性发展。随着“中心—外围”空间结构的不断完善以及空间功能分工深化，外围地区并非仅仅处于被动地位。中心虽作为发展极核，但其要素资源均依赖于腹地支撑，故处理好中心和腹地的协调关系对全域发展至关重要。研究证实外围地区亦可能通过技术互补^[10]、市场获得^[11]、生产要素供给^[12]等方式，为中心地区发展提供有力支持。这种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中心—外围”格局逐渐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特征之一。二是协调好腹地与中心在发展上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将影响整个区域经济网络和区域经济韧性。新经济地理学启示我们，资源禀赋、规模经济以及运输成本等客观因素会影响市场主体的最优区域选择，引致空间集聚的多峰分布。进一步地，在借用规模等网络外部性影响下，合理的空间组织结构可通过要素流动、产业分工等途径，驱动区内中心及腹地间的互动融合和经济利益渐进分享式增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13]，并在长期上提振区域经济韧性^[14]。由此，加强国家腹地建设能更好通过强化腹地经济质量增强整体经济韧性，从而提高风险化解能力。

总的看来，在新发展阶段下，作为支撑国家安全发展全局，追赶东部中心区域发展水平且保障沿海地区发展物质基础的中西部内陆区域，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后，融合“中心—外围”的综合角度推进内陆战略腹地及其核心承载区切实发展的战略实践应用。它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深刻蕴含了党中央汲取区域经济结构理论精髓，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战略考量。

(三) 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是新时代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题中之义

梳理“国家战略腹地”在国家政策文件中的表述可以发现，“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被写入国家政策文件，均是与“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一同提出的，充分体现了二者间的相互作用与依存关系。其实，早在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便已显现“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的宏观构思。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既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还是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的基础^[15]。其中，经济布局是指社会生产力在空间上的分布与组合，是经济活动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形式。着力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并非对既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推翻，而是一以贯之地确保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的精准落地以及区域协调发展举措的顺畅实施。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区域经济空间布局发生了巨大变化^[16]。党中央遵循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的昭示，结合国家发展实际进行了一系列关于重大生产力布局的实践探索。包括“一五”“二五”时期协调沿海与内地关系的均衡布局、“三线建设”时期的分散布局、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的集中发展、21世纪初期的协调发展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布局，总体上是实行“均衡发展”与“非均衡发展”交错的空间开发模式。由于长期的发展导向和实际国情，重大生产力布局多次调整叠加不同地区在资源禀赋、历史积淀与区位条件，客观造就了我国不同区域在经济增长阶段和发展模式上的差距，导致了四大板块的非均衡发展。现阶段，我国仍存在重大生产力和重点产业链关键环节过度集中布局于东部沿海的问题，在面临重大突发性事件和极端应急情况下，容易引发“一锅端”“全局瘫”的系统性风险。伴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17]，将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推向新的战略高度。

因此，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正是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题中之意，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对长期实践探索得来的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发展道路的贯彻落实，是优化我国区域经济重大生产力布局的重要战略举措。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以国家战略腹地为主要空间载体，推动重点产业和重大生产力备份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最优选择。一方面，战略腹地建设能通过集约化的资源配置和区域开发，为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物质保障和空间场所。另一方面，以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为牵引，可从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入手，加快培育形成具有区域比较优势和重大战略意义的新质生产力。

二、成渝地区服务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历史演进与实践逻辑 (一) 成渝地区特殊战略地位的形成与演进

成渝地区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是由历史长期选择和宏观政策推动形成的，其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具有明显的历史积累优势与空间战略引导。

首先，川渝地区自古便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唐宋时期的“扬一益二”，抑或抗战时期及“三线”建设阶段的“战略大后方”，其战略地位均十分突出，也为新时代成渝地区服务和融入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奠定了政治、产业、教育、文化等多方面的基础条件与建设潜质。川渝在历史上长期是一个整体，自公元1271年以来，重庆便是四川下辖的一个地区。因物资储备充足、战略纵深明显，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综合权衡后部署并构筑了以川、滇、黔为核心的战略大后方，所形成的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主的西南大后方承接了大批来自沿海地区的政府、工厂、金融、教育等机构的迁入，成为全面抗战时期全国资源汇聚地和战略中心，为成渝地区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满足战备需要，改善工业过度布局在沿海地区等问题，党中央作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使得以川渝为代表的内陆腹地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参与全国产业分工布局。期间陆续建成了一大批国家重点大型骨干企业，如冶金装备行业的攀枝花钢铁厂、西南铝加工厂和中国二重等，军工行业的中物院、核动力研究院、长虹机器厂等一批机械厂，化学工业方面的四川维尼纶厂、重庆氮肥厂、重庆磷肥厂，提升了川渝在全国战略大后方建设的重要地位，并为改革开放后成渝地区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工业建设基础和物质资源条件。

其次，从“重庆直辖”到“成渝经济区”及“成渝城市群”再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空间组织结构演化为成渝地区建设国家战略腹地提供了空间实践方向。1997年，基于更好发挥重庆的历史及现实优势、减轻四川的行政管辖与财政支出压力、统筹三峡工程建设与库区移民等考量，党中央决定将重庆以直辖市的形式从四川省分立^[18]，从而使川渝两地能各自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然而，非合作竞争状态虽在短期内刺激了两省市的经济增长，但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川渝文脉相通、地缘相近的一体化优势。重复建设与过度竞争的损失迫使两地政府开始思考并进行了由竞争转向合作的尝试^[19], 共同签署了包括《川渝合作共建成渝经济区的协议》等在内的多项区域合作协议，正式开启成渝地区区域一体化的探索之路。此后，成渝经济区、成渝城市群以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规划相继获得党中央和国家批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成为中国经济第四极。总体来看，从川渝一家，到重庆直辖形成川渝竞合格局再到相继提出的“成渝经济区”“成渝城市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空间战略，成渝地区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形成了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全域发展的空间演化方向，增强了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空间综合承载力。

(二) 成渝地区打造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的实践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四川、重庆考察调研，并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成渝地区承载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提供了战略指引和实践方向(见表 1)。

值得强调的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与建设雄安新区单列，明确要“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设立雄安新区，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历史性战略选择，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除了作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党中央对雄安新区的战略定位还包括“要建设成为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一极、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引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20]。由此看来，雄安新区不仅是支撑国家首都发展的腹地，更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往何处去的先行地。因此，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与“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并列，映射出党中央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高度期许，也构成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的实践逻辑。

一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需要构建兼具全国重要增长极功能和较强战略纵深优势的关键空间载体。对此，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作为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核心承载区便是最优选择。一方面，针对成渝地区的几次国家战略内涵的变化充分体现了其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分量，加之中央赋予的“两中心两地”战略定位，成渝地区正成为中国经济第四极，未来还将肩负向世界级城市群跨越的国家使命。另一方面，成渝地区的“战略大后方”地位具有较强的历史溯源，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成渝地区维护国家国防、能源、生态等安全的特殊重要地位将进一步凸显。

二是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需要发挥成渝地区的多重战略叠加效应，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策源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对外具有沟通东亚与东南亚、南亚的独特优势，对内则是连接西南西北、培育强大国内市场的主战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了重要纽带作用。其与“一带一路”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等叠加共振，将对西部及全国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巨大效应。

三、成渝地区打造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的现实基础 (一) 成渝地区打造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的比较优势

对标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必备特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具有发展基础扎实、产业体系完备、科研实力雄厚、能源资源丰富、战略回旋余地充足等突出优势，具有新时代推进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建设的良好基础。

1. 拥有“扎实完备”的发展基础及产业体系

近年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抢抓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共建、长江经济带建设等机遇，经济社会取得长足发展。2022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7 587.99亿元，占全国的6.4%，西部的30.2%^①，增长极能级稳步提升。产业体系完备，是全国工业体系最完备的经济区域之一。初步建立了以电子信息、汽车制造、高端装备、食品轻纺、能源化工、先进材料、医药健康等特色优势产业为主体，涵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的现代产业体系。产品供给丰富，在全国统计的62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生产面超八成。水电、天然气、微型计算机产量占全国的20%以上，在全国城市群中均居第一(见图 2)；原盐、化学农药原药、汽车、空调、移动通信手持机产量占全国的10%以上。扎实的发展基础以及完备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足以支撑成渝加快落实国家战略腹地建设。

①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计算所得，如无特殊说明则下同。

2. 领有“保链稳链”的关键科技创新实力

科技脱钩、产业断链已成为美西方打压遏制我国发展的主要手段。其中，脱钩点位和断链环节具有高技术壁垒和重资本特征，凭借个别企业或研究机构的单打独斗难以实现突破。成渝在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等诸多领域拥有一大批战略研究机构和重点企业，歼20、运-20、C919、华龙一号等国之重器都拥有“四川基因”，多项空天探测关键铝材及航天员出舱专用转送椅皆为“重庆造”。产学研用资源雄厚，具备构建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产业基础和创新基础。区内集聚了成都高新区、成都科学城、中国(绵阳)科技城、重庆高新区(重庆科学城)等一批优质创新载体平台，一批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也在不断布局落地。人才资源总量突破1 730万人、在校大学生超317.16万人、各类科技研发人员55.5万名，在川、渝两院院士83名^②。当面临关键技术卡脖子、核心领域断供等特殊情形时，成渝已具有“保链稳链”的高新产业攻关实力和人力资本支持体系。

② 数据来源：根据川渝两省(市)科技厅(局)官网公开资料整理所得。

3. 具有“服务大局”的产业备份承接能力

服务国家全局、体现成渝特色的现代化产业备份系统进一步强化。成渝地区已具有支撑国家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工程机械、重要化工等涉及安全稳定大局的重大生产力，以及无人机、卫星互联网、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占据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的新型及未来产业新质生产力的基础实力。2022年，成渝地区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达30%和16.5%，拥有世界500强企业5家、中国500强26家，建成3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③。其中包括全国首个跨省域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渝地区电子信息先进制造集群。2022年，集群规模达到1.68万亿元，占全国的比重达10.9%，已成为全球前十的电子信息制造业聚集地^④。

③ 分别为成都市软件和信息服务集群，成渝地区电子信息先进制造集群，成都市、德阳市高端能源装备集群。

④ 数据来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发展指数报告(2022—2023)》，https://scjgj.sc.gov.cn/scjgj/c104474/2023/12/15/3a7b08e5084341aa90033d7a177831c9.shtml。

此外，在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东南亚及西部内陆转移分流过程中，成渝地区已能发挥“蓄水池”“拦水坝”作用，有效借力动力电池、晶硅光伏、大数据等产业的市场规模效应，确保了国家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链关键环节留在国内。因此，深入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在成渝落实，能起到推动重点产业壮大、重点区域协调发展以及重大生产力备份的“一举多得”效果。

4. 富有“平战结合”的要素供应和设施支撑

无论平战时期，满足经济运行的市场供求以及应对战争或重大突发事件均需要国家战略腹地提供有力的要素资源供应与基础设施保障。

首先，成渝地区作为西部最大的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正积极建成保障国家重要初级产品供给的战略基地。成渝物产丰饶、地质条件优越，能源及主要矿产基础储量丰富且种类齐全，是我国钒钛储量最高的地区(见图 3)，对我国清洁能源和战略性矿产资源的生产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粮食等农产品产量充足(见图 4)，马铃薯、油菜籽等产量供给占比更是超过20%，将进一步通过打造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在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上发挥更大作用。

其次，成渝地区陆海联动、四向拓展的大通道轮廓初显，进一步深化“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国家战略腹地枢纽地位。具体而言，成渝世界级机场群加速形成与郑渝高铁、成渝中线高铁等“八纵八横”干线的建设和运行，将拓展成渝地区内外基础设施网络，加强与其他城市群的区域联系；此外，西部陆海新通道和中欧班列枢纽功能不断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现已覆盖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0个港口，中欧班列(成渝)累计开行超过1.4万列^⑤。陆海空多维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的织密与延伸促进成渝内外连通，有力推动了成渝地区向全方位开放、多元互联的方向发展。

⑤ 数据来源：新华网-重庆频道，http://www.cq.xinhuanet.com/20231126/98e2380ebd0149e4aad60dab240df50b/c.html。

最后，成渝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辐射能力持续强化，足以有效衔接并支撑“东数西算”发展格局。2022年，成都和重庆均位列《中国数字经济城市发展百强排行榜》前十，区内还有绵阳同时登榜^⑥，能通过“双核策源，多点承接”提升整体数字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两地共同发力促成了成渝地区获批包括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成渝国家枢纽节点、成渝地区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等在内的重要战略工程布局，帮助其在数字生产力布局方面赢得先手棋，从而更好协助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功能发挥。

⑥ 资料来源：《2022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https://view.inews.qq.com/qd/20221120A00LC700?refer=wx_hot。

(二) 成渝地区推进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薄弱环节 1. “极核式”空间结构状态制约一体化增长极功能发挥

城市群既是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主阵地，又是支撑我国参与全球竞争新格局的地域单元。成渝地区区内的不平衡空间结构和非合作式发展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打造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一是要素极化问题明显，区域一体化趋势尚未明晰。经济资源呈现核心—边缘分布，主要集中在成都和重庆主城以及绵阳等地区，其他地市州的资源较为缺乏，未能突破“集聚阴影”。从核心地区来看，成渝双核体量与北、上、广、深等差距依然较大；就边缘地区而言，次级城市和低等级城市的生产要素流失多、经济发展难等问题明显。二是行政壁垒依然存在，区际竞争大于合作。成渝地区的合作较多集中在两地地市(州)及行政主管部门之间，宏观层面的协调统筹推进较少，在促进资源有效流动、地区间优势互补、利益联结机制构建等方面仍缺乏实质性成效，协同有效的政策管理体系和制度保障暂未建立。

2. 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区域创新模式尚未形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能不强

以推动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要义，强调了区域在关键领域与核心技术上的自主创新能力。成渝地区虽已汇集较为丰富的科技创新资源，但尚未形成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区域创新模式根据现有政策文件与学术研究，本文认为现有的区域创新模式包括自主创新、技术引进与模仿创新三类。分别采用R&D内部支出占GDP比重衡量自主创新，用引进技术经费支出占GDP比重量化技术引进，用技术改造经费支出与消化吸收经费支出之和占比表征模仿创新。。具体而言，表征地区尝试自主独立研发的自主创新水平有较为明显的提升(见图 5)，但截至2022年与全国科创中心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见图 6)；而对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引进与模仿创新水平均在低位徘徊，反映出当前成渝地区获取外部高技术支持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较弱。此外，就区域技术转移与科技成果转化规模水平而言，成渝地区与京津冀等地区还有显著差距，仅基本与全国平均持平(见图 7)；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率低，主要通过在长三角等地区进行异地转化，未能较好将“科学技术转变”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有效衔接。总体来看，成渝地区的高科技成果转化效能还未能对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和国家战略腹地的战略目标起到策源驱动效应。

3. 区域产业同质化、显示度弱等问题导致“延链”“固链”“强链”难

作为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大后方，“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战略部署不仅要求国家战略腹地具备良好的“保链稳链”功能，更要在“延链固链强链”方面作文章。然而，成渝地区当前面临的区域产业同质化与显示度低等问题，不利于提高其双链韧性。

一是同质竞争问题突出，区域产业分工体系不完善。与国内主要城市群相较，成渝地区内产业结构相似度高，两省市的高技术产品投入均集中在医药、电子等领域，但全国占比依然不高(见表 2)。区内产业布局未能形成差异化和互补性发展，会引致经济结构的低水平趋同与互补融合性差等问题的凸显，不利产业链“延链”。二是龙头培育不够充分，高技术领域缺少标志性产业与链长企业。成渝地区虽已培植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比较优势产业，但缺乏本地品牌引领，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不多。大部分产业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如汽车产业多集中在“装配”环节、电子信息产业基本扎根于“加工制造”环节)，产值高利润低，产业根基不牢，难以协调区内及周边产业进行“固链”“强链”。

四、成渝地区打造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的实现路径

作为国家部署战略腹地建设的优势空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要强化服务国家全局的使命担当，加快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高质量实施。要以国家重大生产力布局为指导，积极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沿海地区产业新布局，服务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争创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战略产业备份基地和重要初级产品供给战略基地，不断“锻长板”“补短板”，努力打造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

(一) 以战略思维建设国家重要战略产业备份基地

国家战略产业备份基地建设既是党中央优化区域布局、拓展回旋空间的重大战略，也是成渝地区服务和融入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主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必然使命。因此，成渝地区要以战略思维“把谋事和谋势、谋当下和谋未来统一起来”，从谋划提升双链自主可控性、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协同争取国家重大生产力布局等方面着手，加快打造国家重要战略产业备份基地。

1. 谋划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

坚决扛牢国家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赋予成渝地区的任务使命，以“保链稳链”为基础、“固链强链”为目标，统筹资源力量支持“链主”企业牵头组织区内企业参与任务攻关，推动国家任务配套企业在川渝布局，培育打造一批标志性产品和重点产业链；组织开展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揭榜挂帅”推动突破集成电路、轨道交通、新型显示等领域“卡脖子”问题；聚焦电子信息等川渝共同优势产业，在形成规模效应的基础上统筹产业差异化分工，深化川渝制造业协同与区域产业链协作，形成特色鲜明、安全可靠、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2. 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激发成渝产业转移承接备份功能

首先，要高标准实施国家级集群培养提升三年行动，整合提升区内优势产业，培育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先进材料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争创航空航天装备、钒钛稀土、卫星互联网应用、光电显示等国家级集群。其次，要高质量对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新布局，依托成都、重庆双核都市圈策源，结合区内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统筹建设四川广安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重庆沿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等国家级承接转移示范区，并依托东西部扶贫协作产业合作、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联合培育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合作示范园区，主动承接事关国家经济和国防安全的重大项目。

3. 加快形成具有川渝优势的新质生产力，协同争取国家重大生产力布局

川渝两地长期是国家重大生产力布局的重点区域，其产业发展带有明显的国家战略意图。要依据成渝在集成电路、航空航天、先进材料、新能源汽车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优势，针对性开展精准招商引资，配套部署一批政府主导类重大平台及工程，积极引导央、国企等国内头部企业进行重大生产力布局。重点支持川渝协同打造国家重要的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备份基地，积极协调对接一汽、长安、吉利等集团在成渝地区内投放更多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品，提高本地工厂产能利用率；支持川渝协同打造国家重要的轻合金先进材料产业基地，着力推动川渝分别建设钒钛产业创新高地、国内实力最强的铝镁加工产业基地，围绕提高钒钛精深加工能力和促进铝镁产业转型发展，助力成渝地区打造国家航空航天生产基地及国家工业母机重要研发生产基地，推动区内形成“原料提取—新材料制备加工—后向应用”全产业链群融合与循环互动。

(二) 以创新思维培育自主创新的区域创新体系与模式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国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最关键因素。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既明确东部沿海创新集聚区要率先实现原始创新并辐射驱动全域发展，又要求内陆战略腹地积极探索实现从“区外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创新模式向自主创新模式升级。因此，成渝地区要以创新思维不断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落实深度融合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升关键核心领域科技转化效能、推动区域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1. “内育外引”协同共振成渝地区创新能力，深度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一方面，对内坚持“双核共振、优势互补、联合攻关”，构建以成都和重庆主城为主要节点，德阳、绵阳、荣昌等为次要节点，其他城市为三级节点的协同创新网络。以西部科学城为核心，联结成都高新区、绵阳科学城、重庆两江新区等主要创新集聚区，发挥科创走廊溢出效应，将地方优势产业和科技创新平台紧密结合，提高成渝地区创新融通能力，共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另一方面，要以中国(绵阳)科技城、成都科学城、重庆科学城等为主要载体，向外吸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先进创新成果，并立足两横三纵节点，积极谋求与粤港澳、长三角等地区协同创新合作。

2. 统筹成渝高价值高精尖技术关联培育，提升核心关键领域科技转化效能

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先进制造等领域，聚焦关键维度和共性技术，建立高价值专利合作培育中心，支持成渝企业进行高价值专利技术合作研发，建设基础电子元器件、航空航天装备等高技术转化应用产业基地。根据技术关联性，选择国家战略全局发展亟需的、在成渝地区中有比较优势和高度技术关联性的重要科技领域，实施政策和投入倾斜，形成行业间技术协作关键节点，进行关联技术协同培育。

3. 推动产业与科技、教育和人才融合发展，增强区域跨主体协同创新联系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贯通产学研用领域、串联上中下游行业、协同大中小微企业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搭建企业技术合作平台，依托行业协会建立和完善成渝各项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加强行业产业链上下游、生产和应用之间的协作创新；鼓励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成渝双一流高校及研究院所开放大型研发设备及装置使用权，提高创新效率；推动实施教育资源服务重大产业战略匹配计划，在成渝地区部署更多国家级产教融合平台。

(三) 以底线思维打造保障国家重要初级产品供给战略基地

“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就是党中央在充分审时度势后，通过全面把握和准确判断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变化走出的关键一招，这也是坚持和体现底线思维的重要战略部署。成渝地区要打造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核心承载区就必须坚持底线思维，通过强化资源综合开发保障体系建设、推动产业与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相协同，做好随时应对各种新挑战的准备。

1. 加强资源综合开发保障体系建设，筑牢成渝地区要素供应的基础性地位

要充分利用成渝地区蕴含丰富多样的矿产、能源、粮食等资源优势，推动绿色化工、先进钢铁、有色金属、粮油加工、纺织服装等基础工业高质量发展，确保其在“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重大国家工程的实施中持续发挥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和粮食生产供应，促进钒钛、铝镁、稀土、锂电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力打造国家战略矿产资源保障基地。要加快协同共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川渝一体化能源保障体系。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聚力发展晶硅光伏、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产业，将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以四川建设全国优质清洁能源基地为依托，支持川渝加快共建全国重要清洁能源基地，着力形成水风光氢天然气多能互补发展格局，进而构建包含煤油气等传统能源及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多元化能源供应体系；探索构建新型跨区能源安全调配制度体系，积极打造成渝国家级能源安全示范区。

2. 推动产业与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协同发展，强化成渝地区战略运力承载力

支持打造国家综合立体交通极，发挥成都双国际机场优势和重庆沿江水运优势，加快成渝中线高铁建设，积极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主通道建设，提升中欧班列(成渝)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班列运输效能，内外发力强化成渝地区战略运力承载网络。适度超前布局新型基础设施，促进成渝地区数据流通与产业集聚。大力支持建设成渝地区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国家示范区，争创国家级“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和“数转智升”先导区。

(四) 以极限思维完善“平急转换”“平战结合”产业体系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迫使我们必须以极限思维随时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在推进建设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的过程中，成渝地区必须肩负维护国家安全使命担当，“从最坏处准备，向最好处努力”，以极限思维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形，通过完善形成“平急转换”“平战结合”的产业体系，最大程度缓解消除国家安全风险挑战。

1. 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革新，提升成渝地区平急转换能力水平

推动企业进行大规模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通过数据要素集成加强生产开发过程中业务互联技术及信息安全技术的跨领域、跨平台使用。抓住应急产业逐步向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转变的契机，依托成渝地区丰富的应用场景，支持在成渝规划部署一批智能应急产业园，大力发展智能无人应急救援及智慧通讯系统。支撑成渝地区防灾备灾体系建设，加强应急实训基地在川渝的布局建设力度，推广实施公共设施平急两用改造，提升平急转换能力，打造成为平急转换产业先行区。

2. 考虑断产断供等应急反应场景，重点提升产能保供恢复能力

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工程机械、先进材料、应急救援等重点产业，根据成渝地区内部已有产业布局基础，加大产业协同和招引力度，在成都、重庆主城都市圈外的其他地区布局建设一批生产项目，形成区内异地产业备份和二次建设能力，确保核心产业的保供恢复能力。

3. 围绕重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能规模化协同设计制造的工业标准体系

着力满足“平时”产业发展需要、“急时”产能切换需要和“战时”物资保障需要，提升产业柔性生产能力。培育形成规模式标准化设计、网络式协同化制造、远场运维服务等新模式；以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医药健康等新兴产业为重点，推动先进技术向标准转化；加强覆盖全产业链和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标准体系建设，形成以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为主体，地方标准、团体及企业标准为补充的协调一致、互为配套的先进工业标准体系。